第一篇：薄熙来事件范文
薄熙来告别大连讲话
今天在这里讲话，心情很不平静，因为和同志们工作了十多年，今天要画个句号，最后一次在干部大会上讲讲心里话。昨天晚上想了很多事儿，跟过电影一样，想起过去我们一块儿走过的路，一块儿开创的事业。
刚才，春兰同志代表省委作了非常重要的讲话，有丰富的内涵和殷切的希望。既有对大连过去工作的充分评价，又有对大连未来的深切的期望、提出了许多非常现实的，符合大连实际情况的要求。
这次组织上安排我到省里工作，是中央和省委的信任，也正像春兰同志讲的，更重要的是中央对大连工作，对大连班子的肯定。也正因为如此，我特别感谢同志们所做的工作。我深深感觉到中央、国务院、省委、省政府对大连是关心的、信任的，在每一个关键的问题上，重要的时候，给我们非常及时的指导。
我35岁到金县，那时候的事我还记得很清楚，先是到省委组织部报到，由省委组织部同志从沈阳送我到大连，到大连以后住在大连饭店。我接触的第一个大连的同志是计委副主任施国良。当时，我跑到“天百”买了一个大皮箱，就到金县了。十几年前的事，现在想起来，就跟昨天一样。我还记得买完皮箱一出来，对面有一个卖海鲜烧烤的在那喊“不热乎不要钱。”这句大连话，我的印象很深，十几年都忘不了这个小镜头。今年我已过了51岁，到7月份就是52岁了，在大连整整16年。我觉得，一生中最难忘，最有意义，也最动感情的16年就是在大连度过的，今后无论走到哪我都忘不了大连。我跟一些同志讲，要讲感情，在地球仪上我最热爱、最喜欢的当然是中国这块版图了，在中国的版图上我最热爱的就是大连。今后，我得把辽宁加上。过去的16年，的的确确和大连的同志们有不解之缘。我1988年进到大连市内工作，1992年到政府大楼，1999年又到市委大楼，是同志们给予了我巨大的支持、理解和配合，没有大家的共同努力，通力配合，艰苦奋斗，我个人一事无成。有了我们这支队伍，而且众志成城，我们才能够无坚不摧，无远不届。同志们可以回想，我们走过了很多路，迈过了很请登陆原创网站：多坎儿，克服了很多困难，有一件算一件，想起来当时都挺难。1992年，政府就遇到几大难题，供水不足的问题，西太平洋炼油厂的事，已经花了5亿美金，上不去下不来，一天还得付20万美金的利息。当时，很多企业已经开始遇到很多困难，出现了停产、半停产的情况;还有乱集资的事情，先是孙洪翔，后来又出了一个刘家奎。想到这些事，老忘不了，当时觉得确实非常难，但是大家一使劲，也就过去了。正像毛主席诗中写到的“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我们大连在中国是一个很小的局部，但是我们尽了自己的责任，克服了很多困难。大连的干部确实是出力的，也是出活的，我深有体会。我经常跟外来的同志讲，你们不要表扬我，越表扬我越发烧，大连干部干了好活，我才受表扬。当然，怎么把大家拢在一块，也是要动脑筋的。今天要走了，我从内心感谢大家，感谢大家的支持和帮助，我给大家敬个礼。
讲到“谢谢”，现在很普遍，谁作完报告都得来一句：“谢谢大家。”但是我今天的内心感受是不一样的，是集16年的感受，离别前的一声“谢谢”。这是这些年的集中感受，这谢意有多深，有多长，也说不清，反正非常真实。曾经有位作家讲：同一句话出在一个涉世不深的年轻人之口和出在饱经风霜的老年人之口的感觉、体会，是完全不一样的。我现在算是步入中老年的行列了，我说这句话，品起来就非常有味道，就特别真实。今天早上有同志叫我“省长”，我一愣，还转不过劲儿，还很不习惯。我在沈阳开省里的干部大会，在省人大常委会议上讲话、表态，几次都不经意地把辽宁说成大连，嘴转不过来。有些同志讲，恐怕还得有半年的时间，才能校正过来。我觉得，我和在座的同志们不仅永远是同志，而且永远是战友。过去讲“情同手足”，其实回首人生，真正干工作能干到一块儿，想到一块儿，感情比手足情分还要深。我有好几个兄弟姐妹，但16年来每年就见一两次面，而我们班子里的同志，每星期都见，甚至每天都见，为了同一个目标，同一个责任，一块儿上火，一块儿使劲，一块儿研究问题，一块儿取得成绩，然后一块儿高兴，一块儿开心，感情是很不一样的。过去讲“远亲不如近邻”，其实近邻又远不如同志。“同志”这个词非常真切，就是讲的同一个志向，共同来工作，在工作中结成友谊。这绝不是官话、套话，是现实生活中非常真实的感情。我们的大家庭胜过很多小家庭。事实上，大连人民这几年一到春节，一到烟花爆竹晚会，都是走出“小家”来到“大家”，“大家”胜过了“小家”，这是大连非常可喜的、耐人寻味的现象。
我曾经讲过：“大连人民时时刻刻感动着我”，这里面有国企职工、下岗职工，也有中小学教师、医务工作者、环卫工人、街道居民委员会的老大妈、出租车司机，当然还有各条战线的同志，可以说每一个同志都有感人的事迹，没有大家的配合，大连的结构调整就是一句空话。过去的16年，我的脑子就像计算机一样存储了大量的图像和资料，这些大连人的图像、资料，平凡而又伟大，时时刻刻感动着我。我确实感到：有什么样的市民，就有什么样的城市;有什么样的干部，就有什么样的城市。小时候就知道人民是养育我们的母亲，今天我有特别深切的感受，大连人民的感情我是永志不忘的。
这几年，我们的干部累得不轻，有些同志说我有点铁石心肠。的确，在工作的流水线上，在政府、市委工作，来不及很细致地谈心，但是回过头看这段历史，我是挺感动的，我们这些同志可以很欣慰地说：我们没有虚度这段时光。中国沿海这么多城市都在谋求发展，但是有的发展起来了，有的没有发展起来;老工业基地有这么多城市，有的起来了，有的没有起来。现在
多干部已经有了比较新的对外开放、合作的观念。
这三件事怎么做成的，我想有主要四个原因：
第一，以江总书记为核心的党中央为我们创造了国内十来年安定、团结，健康发展的大好局面，没有这个大背景、大气候，大连想发展是不可能的，这一点非常重要，是关键性的。
第二，省委、省政府的正确领导。我跟同志们介绍过不少情况，省委、省政府对大连市的每一步发展都非常关切，给了很多指导和帮助。
第三，大连人民的共同努力，勤奋不懈，人民群众是真正的英雄，是原动力。
第四，各级领导干部，党委、人大、政府、政协以及驻军部队等方方面面的支持，区市县同志卓有成效的工作。有这样一支能够开拓进取、协调配合的队伍，才能形成今天的局面。“吃水不忘打井人”，饮水思源，我们不能忘记这方方面面的因素，要十分珍惜。从我自己来说，要正确对待群众，正确对待自己，并深感在这样的大环境下工作是非常幸运的。这几年，大连有了发展，领导们、同志们对我的工作给予充分肯定。但人贵有自知之明，我相信有些同志论本领、论能力可能比我强，比我还适合当市长，但是有一个机遇问题。现在作干部一个是看你的素质，一个是看你的业绩，还有个机遇问题。一些老领导曾有议论：我们建国以后封了十大元帅，其实在中国革命的历程中，有很多同志英年早逝，有很多同志战绩卓著、很有才华，但在战争年代被捕了、牺牲了，如果这些人能够活下来，封二三十个大元帅也是有条件的。中国革命是一个前赴后继的过程，有很多了不起的人。回到我们这么一个城市来说，也是人才济济，有很多同志有事业心，有对人民群众的感情，但是没遇到机会，也难以施展。正因为如此，大家把我摆在这个位置上，我就应该尽心竭力，不辱使命，不要辜负了大家的期望。不做好怎么对得起大家。这几年，我学到了很多东西，我在读研究生的时候，老师让我写篇论文，我苦思苦想找不到好题目，那是二十年前的事儿，当时脑子里比较空。但是到了大连，天天都有题目，好像天天都在作论文、写论文，在实践中有很多新的感受。大连就好比是我的一个大学，现在的感觉就好像我作为“大连大学”的毕业生正要走向新的岗位。
我自己了解，过去的工作中有很多的失误、遗憾，自己也有不少问题、毛病，回想工作初始的阶段，也有不少幼稚的做法，以我现在的认识，恐怕5年、10年前的有些事情我不会那么处置，可能会解决得更好一些。我对有些同志批评得过于严厉，让有些同志受不了。在“三讲”的时候，我已经讲了多次，在此我再向这些同志表示歉意，好在我们走得不远，来日方长，大家今后还是一块儿共事。不管有多少矛盾、问题，但是我深信“廉生威，公生明”。从任职那天我就要求自己做个清官，要公道正派。一要干活，二要“干净”，这是为官之本。今天，只是我们事业的一个阶段性的小结，今后大连还有很多困难要克服，很多事情要做，一个城市的事业是永无止境、没完没了、越干越多的，而且干得越好，事也会越多，压力也越大。新班子的担子非常重，永金同志这班人任重道远，责任很大，但是他在过去的工作中有敬业精神，有能力，有责任心，又有丰富的工作经验，我深信他能和大家团结一致，把大连的这方水土建设得更好，把大连的事业推向新的高峰。我也希望同志们都能真心实意地支持永金同志的工作。我自己的体会，做当家人不容易，矛盾高度集中，压力很大，俗话讲：“一个好汉三个帮，一个篱笆三个桩”，每一个人不管有多能，都需要大家的帮助。我也深信永金同志能发挥集体的智慧，群策群力，按照党的民主集中制原则，把经济建设搞得更好。
大连是辽宁的大连，大连应该在振兴辽宁省的大事业中发挥更大的作用。大连今后应该起一个更好的拉动作用，有更多的创造，更快的发展，不断找到新的差距。在座的同志要不负省委的期望，一定要励精图治，艰苦奋斗，解放思想，开拓进取。一个城市的发展规律是，平台越高，机会越多，但挑战也越多。想在挑战和机会中取得进步，麻烦事多，动脑筋也多。对于强者来说，在新的平台上可以越做越大，越做越好，但付出的精力也越来越大。今后的班子肯定是不会轻快的。现在各个城市的竞争就仿佛赛跑一样，但不是400米，800米，也不是1500米，是10000米，400米跑道要跑25圈，要像马家军那样绷住劲，一圈一圈地跑，要有长劲，也要有拼劲。总书记给我们题词“北方明珠生辉”，朱总理希望大连成为世界名城，大连有可能、有条件成为我们国家非常美丽的城市，而且是在重化工的基础上改造成一座清洁的城市。我们不能辜负江总书记、朱总理的厚望，一定要坚持“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努力把大连的事业办好，站在中国城市的前列。
春兰同志殷切地期望，说大连的事情办好，关键在领导班子，关键在在座的各位，而且还讲：中央、省委把大连托付给诸位。这句话说得很有感情，是语重心长。我们不论从党性出发，还是从做人的道德、对人民群众的感情出发，都一定要尽心尽力把大连的事情办好。
今年是2001年，是“十五”的开端年，又是新世纪，这些简单的数码字给人一个概念，仿佛我们一切都重新开始。大连的前途是辉煌的，但要做的事情很多。古人讲：“人非草木，孰能无情”。虽然离开了大连，但我会记住我们共同的事业、我们奋斗的历程，也会记住朝夕相处、风雨同舟的同志们，记住发展起来的大连。
年年搞春节团拜，同大家握手，今年不一定行了，今天大家都在这儿，我借这个机会给大家拜个早年，感谢大家!
第二篇：舍弃薄熙来：他们选择了刘源
刘源上将
1978年初的一天，北京起重机厂一车间铆焊工刘源，被工友告知：“有你的通知书他跑着去车间办公室。按惯例，车间办公室外边的窗台上，摆放着用皮筋扎着的一摞信。其中的一封，印着北京师范学院(现首都师范大学)的字样。
从这一天起，国家前任主席也是“最大的走资派”之子刘源，确定将迈入北京师范学院历史系的门槛。26岁的刘源历经跌宕的命运，在此再度转了一个紧要的急弯儿。
此时，距离刘源的父亲刘少奇辞世，已近10年。他的母亲，王光美，还被关押在秦城监狱。(1978年12月，刘少奇的子女联名写信给中央要求释放王光美。1979年1月上旬，王光美方从秦城监狱被释放。)
刘源等到的这份录取通知书，比厂里其他考生的到得都晚。这份拿在手里轻飘飘的信件，是他一生中和上学、读书有关的至关重要的第三封信。1960年8月，刘少奇、王光美(后排右一)与子女在北戴河，后排右二为刘源递信国家主席倡议废除高考制度距此大约12年，北京四中初二学生刘源，把一封同样轻飘飘的信件，悄悄搁在国家主席刘少奇的案头。信是四中高三(5)班的两位学长托送的。这两个当时的优秀生，把信交给刘源的时候很郑重，说是要造反，要造资产阶级教育制度的反，说当时的教育考试制度让白专的留下来了，把闹革命的、工农兵都挡在学校外面了。刘家有规矩，不允许捎信。刘源不敢把信直接交给父亲，只搁在桌上。
刘源1977年进入北京师范学院历史系学习，198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82年毕业后任河南省新乡县七里营公社副主任、副县长、县长。1985年任郑州市副市长。1988年任河南省副省长。1992年任武警部队水电指挥部第二政委兼副主任、政委，被授予武警少将警衔。1997年任武警总部副政委，2000年晋升为武警中将警衔。2003年任解放军总后勤部副政委。
没过几天，这封信就刊载在1966年6月18日的人民日报上。信的结尾，是“现在北京四中全体革命师生向全市革命的同志倡议：立即废除高等学校入学考试制度。和这封信同时刊载的，还有来自北京女一中的另一封抨击高考制度的信件，和《人民日报》社论《彻底搞好文化革命，彻底改革教育制度》。
新中国在1952年建立起来的统一高考制度由此而废。
史家论称：废除高考，是继1966年5月北京大学聂元梓等人贴出“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之后，“文革”的又一重要突破口。
1982年即将从北京师范学院毕业的刘源写信给邓小平要求参加高考提及当年亲手递出去的这封信，刘源摇头苦笑：1966年我递的信要求取消高考，11年以后，又是我写信要求参加高考。命运在这里向刘源，以及他们这代人，龇了龇牙，露出嘲弄的哂笑。这一次，刘源致信的对象，是“中共中央邓小平副主席”。
1977年7月，邓小平复出，自告奋勇主抓科技和教育工作。恢复高考的消息不久即裹挟着人们的兴奋和期待在民间迅速流传。“我们在工厂一般大的工人，平时都在一块谈论。这一拨人都感到特别振奋”。或许还有机会，刘源想。
当年8月21日清晨，北京长安街沿途的高音喇叭里传出头条新闻：恢复高考。
北京起重机厂召开正式会议传达相关文件，报考条件就张贴在车间的墙上。刘源经过仔细研读，发现报名的政审条件中不涉及出身，只说了本人不能有历史问题、政治问题。
他决定报考。但内心深处，对会不会被允许参加考试，非常怀疑。毕竟，他的父亲刘少奇头上，还压着“全国最大走资派”的帽子。
刘源的不安很快被证实不是没来由的。
他的报名被厂里组织部门退回，理由是超龄。刘源26岁，非正式的传达里，恰好有“最好25岁以下”一说。刘源不服气。他初二辍学，是老三届的初中生，是年的高考，对老三届的高中生都是放开的，“他们的年龄肯定比我大”。
30年以后，阅历丰富的刘源分析当年拦他的原因时，已经很释然：实际上就是出身问题，但人家不说。也不能说我本人有什么问题，就说我年龄不行。当时的环境中，不让我考，不会犯错误，让我考，就可能冒风险。
以刘源的年龄划线，厂子里9个年龄大过他的工友，一律被卡下。
“我挺生气，所以就给邓小平写了封信”。30年岁月烟尘之后，刘源仍然能很清晰地复述信的内容：
我管他叫小平叔叔，开头就自报家门，说我是刘少奇的儿子刘源。我这几年从农村又到工厂，听说您恢复工作抓高考，很高兴，大家都很振奋。我想考大学，现在厂子里不让考，如果因为我父母的原因、我的出身不让我考，我很不服气，何况你这个招生简章并没有这么讲。让我考我考不上，是我自己的事情，谁也不怨。
信不长，就一页纸，钢笔书写工整。刘源在信封上写就“中共中央邓小平副主席”，贴了4分钱邮票，在自己的住处北京永安里附近随便找了一个邮筒投进去。
1978年高考阅卷语文组老师合影
他不知道会不会有结果，又会有什么样的结果，属于有枣没枣打三竿子。但如果没写这封信，后悔是一定的。
10余天后，来了回音。刘源和9个情况相近的工友，全部被放行。
报考的时候，刘源填了政审表。父亲一栏，填“刘少奇”，母亲一栏，填“王光美”，本人成份一栏，填“战士、学生、农民”，“现在是工人”。籍贯、政治面貌、社会关系等等，一概填了一个“众所周知”。
刘源他们拿到的，是当年北京市高考考场里最后10个考号。离高考举行，仅余一个星期。
这最后一个40人的考场相对空荡，只坐了不到20个考生，10名来自北京起重机厂。他们中的7位，后来成为幸运的77级。
小平叔叔的批复，刘源至今没见过，“具体怎么批的不知道”。只知道邓小平批给当时的北京市委书记吴德，吴德转批给北京市负责高招的同志，最后是厂教育处通知刘源可以报考的消息。
许多年以后，刘源推测这封信流转和送达的过程：这个情况比较特殊，下面拆信的人看，也会觉得很有意思，“我要把这个信递给邓老，看他怎么表态”。下面当个事情一级一级报上来，他就不好压了，越往上走越不好压。信就这样到了邓小平的手里。
这当然是个未经证实的过程。可以确切知悉的，是1979年1月，刘源的母亲王光美出狱。在和邓小平的一次碰面中，王光美提及儿子要求参加高考的信，和邓的亲自批复。邓小平微微笑了一会儿。
刘源和薄熙来二选一，北京师范学院录取了前者
师院历史系77级班主任周兴旺第一次见到刘源，是在北京崇文门内旅馆。周兴旺就代表北京师范学院历史系在此招生。
他住的房间里，床上摊满档案袋。在周兴旺的记忆里，他所能接触到的档案，都经北京市高招办筛选，高招办当时掌握着一份20个典型“可教育好子女”的名单，都是被打倒的中央一级领导人的子女。高招办领导让他在刘源和薄一波的儿子薄熙来这两份档案中选一份。他想：那就选个大的吧。拿了刘源这一份。
“就几页纸，但拿在手里觉得重。”他知道自己不能做主，必须带回学校汇报。因为怕丢，这份档案就在他家防震棚里架高的双人床上，过了一夜。
1977年新生开学典礼
录还是不录?考生刘源的问题，一直报到当时师院的领导机构“北京师范学院革命委员会”，并为此专门开会研究。革委会主任是军人，副主任崔耀先是老干部，被“三结合”进去的，经验丰富。在讨论会上，崔耀先展现了四两拨千斤的功力。
他看着刘源的档案，说，这个学生在农村插队，是因为肝炎被退回北京养病的。这个身体呀，能过关吗?得让他去医院复查。身体行的话，没有理由不让他上吧?
一个可能被上升到政治层面的、大是大非的问题，就此降到了一个很普通的、可度量也能执行的标准上。政治问题，变成体质问题。
刘源因此有机会去崇文门内旅馆，找周兴旺老师。
周兴旺在见到刘源的一刻，内心酸楚。眼前的小伙子，一身紧袖口灰蓝色工装，已经显旧了。周想：怎么也是个国家主席，干了一辈子革命，家里人落到这样。
周兴旺带着刘源去了同仁医院。这是一场只有一个学生的特殊体检。
直到此时，刘源开始相信，上大学，真的“可能有戏”。
周兴旺在1979年年初被借调至北京市委办公厅信访处工作，其间处理了一封吴晗之子的来信，反映考大学不被录取。周兴旺想，连刘少奇的儿子都录了，吴晗的儿子有什么不能录的?就把信递到时任北京市委书记的林乎加手里。经林批示，吴晗之子顺利入学。
这算是北京师范学院录取刘源的一个附加成果。
1978年3月8日，刘源入学。起点公平的高考，让他的命运曲线重新划出上升的轨迹。
刘源的大学之路，似乎充满着偶然。偶然的信，偶然的送达，偶然的批示，偶然地遇到崔耀先„„30年以后，忆及这些偶然，刘源非常肯定地说：那仍然是一个必然的结果，“再早，想都别想;再晚，就不存在不让你报考”。
刘源的妹妹刘亭亭，78级考生，顺利考取中国人民大学。小妹刘小小，79级考生，以当年北京市总分第
二、两门单科第一的成绩考入北京大学。
这些偶然，只可能发生在197
7、1978年。“四人帮”粉碎了，“两个凡是”还在，多年的禁锢未除，但松动已经萌芽。那是中国的惊蛰期。
在师院东风楼101教室，崔耀先有过一次迎新讲话，他说：我们这届招了997个学生，996个都是劳动人民子女，1个是“可教育好子女”。
同学们就相互打听，哪个?谁?谁是刘少奇的儿子?
十几年不见的小学同学、初中同学都在师院77级碰了面。开学第一天，同班的王宏治一进教室就看见了妹妹的小学同学刘源，俩人一通猛聊之后，王宏治还冲着来打听的同学说“不知道”，本能地替刘源遮瞒身份。
刘源在大学一年级领到的历史教材，扉页上还印着“打倒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老师讲课，也会在批林彪、批“四人帮”的时候，批一下刘少奇。这种时候，低调的、规矩的大学生刘源，最通常的反应，是“不反应”。
1980年5月17日，刘少奇同志追悼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中国共产党历史上最大的冤案彻底平反。
此时，刘源的大学生活，已经持续了大约800天。
师院历史系不是刘源的第一志愿。他最想上的，是北大哲学系，考分也够，但未被录取。他的父亲平反后，北大曾经派一位老师专程找到刘源，问他：你还想上北大吗?这是你原来报考的大学。
那位老师话说得很真诚：当时没收，确实不对，现在也许可以补救一下吧。原来你报的哲学，现在上的历史，你愿意上哲学还是历史?
刘源没有选择转校。对北京师范学院，他心怀感激。
在纪念恢复高考30周年的今天，当年的直接受益者、目前已是解放军中将的刘源表示，恢复高考决策的英明和意义，怎么评价都不过分，“它挽救了这么多人”。他提醒，更应该回头看之前荒唐的10年。
“历史证明，正确的东西总会回来。”但一个国家和一代人所付出的代价，都太过惨痛了。
对目前饱受抨击的高考制度，刘源也认为确实是有问题，需要改革。但他反复说，“不是没有砸碎过，全砸碎了更完蛋。”
1966年，刘源亲手递出的信里，就有“不破不立”的话。建议对高考作“彻底的改革”，“立即废除高等学校入学考试制度”。
都是这几年看着挺眼熟的言语。
历史的螺旋式上升中，有必然重复的节点吗?
第三篇：薄熙来受审体现中央“打老虎”决心
25日，山东省济南市人民检察院就薄熙来涉嫌受贿、贪污、滥用职权犯罪一案向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公诉。起诉书指控，被告人薄熙来身为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他人谋取利益，非法收受他人财物，数额特别巨大;贪污公款，数额巨大;滥用职权，致使国家和人民利益遭受重大损失，情节特别严重，依法应当以受贿罪、贪污罪、滥用职权罪追究刑事责任，并予以数罪并罚。
无论是谁无论官居何位，一旦触犯法律必将受到严惩，薄熙案展示了中国维护司法公正的决心。司法公正是法治建设的重要目标，也是社会正义的最后防线。只有真正做到“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才能维护社会主义法制的尊严和权威，也才能给人以希望和力量。从之前公开审判王立军、薄谷开来，到现在审判薄熙来，都是这种法治精神的具体体现。
反腐败没有特权和特区，薄熙来案提起公诉更体现了中央“打老虎”的决心。总书记在中纪委十八届二次全会上强调：要坚持“老虎”、“苍蝇”一起打，掷地有声的承诺体现了中央反腐败的坚强决心。从刘志军被判刑到多个省部级高官落马，中央一系列反腐新举都体现出对腐败的“零容忍”，此次公布审判薄熙来的相关信息，是中央“打老虎”的一个有力举措，这是时代所向、群众所盼。
第四篇：坚决拥护中央对薄熙来的处理决定
9月28日，中共中央给予薄熙来开除党籍、开除公职处分，对其涉嫌犯罪问题及犯罪问题线索移送司法机关依法处理。中央对薄熙来严重违纪问题的查处，充分体现了我们党从严治党的根本要求和依法治国的执政理念，彰显了我们党对反腐败的鲜明立场和坚定决心。
薄熙来的行为严重违反了党纪国法，在国内外产生了非常恶劣的影响。党中央对薄熙来严重违纪的处理，充分体现了我们党从严治党的根本要求，我们要以薄熙来严重违纪案作为反面教材，加强党风党纪教育，时时警醒自己，时刻牢记党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和人民赋予的权力。不断增强党性修养，在工作和生活中要时刻以一个共产党员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从之，作为党员干部，不仅要在工作上不计个人得失而埋头苦干，更要注重品行道德修养，不断提高拒腐防变能力。身为党员干部，要严守党的纪律，加强自身学习，增强法纪观念，始终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
中央对薄熙来违纪问题的查处，彰显了我们党对反腐败的鲜明立场和坚定决心，再次说明无论是谁，无论职务有多高，权力有多大，只要触犯党纪国法，就要受到查处。在中国没有“特殊公民”，党内没有“特殊党员”，作为党员干部，只要触犯党纪国法，就注定会受到法律的严惩，我们一
定要以薄熙来违纪问题为鉴，不能因工作中有一点成绩而居功自傲，藐视党纪国法，享受一点“特殊待遇”是也没什么，甚至认为自己手中的权力、地位是自己努力创造的，权不为民所用，利不为民所谋，有这样的思想和观念就是一种危险，就会失去党性，必将受到党纪国法的制裁。作为党员干部，我们应该通过中央对薄熙来的查处，深刻地反思自己，努力查找自己存在的问题，及时纠正错误，统一思想，严格党纪，在重大问题上保持头脑清醒，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保持与党中央一致。不断为推进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而努力奋斗。
中央对薄熙来违纪问题的查处，得民心，顺民意，当前正处于落实科学发展，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关键时期，我们要以更加奋发有为的精神状态，求真务实的工作作风，为经济社会又好又快、更好更快发展服务;发扬“坚定信心、艰苦奋斗、攻坚克难，永不退缩”的贵州精神，为推动跨越发展新进程而努力工作，以优异的成绩向党的十八献礼。
第五篇：刘胜军：反思薄熙来案的标本意义
作者:刘胜军 2013-08-23
2013年8月22日8时30分，中国济南中院第五法庭公开开庭审理被告人薄熙来受贿、贪污、滥用职权一案，引发全球关注。此案备受瞩目，既是由于薄熙来曾身居政治局委员的特殊背景、英国人海伍德被杀案、王立军叛逃案，也是因为薄熙来‚唱红打黑‛引发的巨大社会争议。因此，此案的观察可以有两个视角：一是刑可以上大夫、坚决打虎的决心;一是薄案对推动法治建设乃至经济与社会转型的积极意义。笔者以为，后一视角更有意义，但也很有可能被忽视，‚浪费‛一次法治教育的绝佳案例。
就案件本身的情况来看，薄熙来并非第一个被起诉的政治局委员,此前已有陈希同、陈良宇，也不是贪腐金额最大的高级官员。起诉书指控薄熙来收受唐肖林和徐明2179万余元。相比之下，前铁道部长刘志军受贿达6460万余元，且不包括他帮助丁书苗牟利近40亿元。仅仅在2009年以来，就有深圳市长许宗衡、铁道部长刘志军、国家能源局局长刘铁男、四川省委副书记李春城等一大串高官落马。因此，就从贪腐角度看，此案并无太大标本意义。在贪腐日趋常态化的社会背景下，薄的落马不过是多了一个贪官而已。如果仅仅以贪腐罪名起诉，甚至有些民众会认为薄只是‚选择性执法‛的不幸者而已。
其实，薄案贪腐之外的标本价值更值得关注。正如在薄熙来唱红打黑期间被捕的律师李庄所言：‚或许，仅仅是或许，他的贪腐数额不是国内最大的，但他对改革开放的摧残，对民主与法治的践踏，对民营经济的打击、对律师制度的伤害，对民众价值观的误导，对传统民族文化的颠覆……所犯下的罪行，比以往任何一个腐败官员都大‛。
当然，起诉书中涉及到了‚滥用职权‛的内容：‚薄熙来作为中共重庆市委书记，在有关人员揭发薄谷开来涉嫌故意杀人及时任重庆市人民政府副市长王立军叛逃前后，违反规定实施了阻碍对薄谷开来涉嫌故意杀人案重新调查、批准对外发布王立军接受‚休假式治疗‛的虚假消息等一系列滥用职权行为，其行为是导致上述案件不能及时依法查处和王立军叛逃事件发生的重要原因，并造成了特别恶劣的社会影响，致使国家和人民利益遭受重大损失，情节特别严重‛。
但这些只是薄熙来‚践踏法治‛的冰山一角。正如中国法学会宪法研究会副会长童之伟在《重庆打黑型社会管理方式研究报告》中所总结的，‚打黑型社会管理方式则是公权力组织以打黑为契机、以公安等强力部门对刑法第294条做极端的运用为基础，对社会进行管理的方法或策略。社会管理型打黑是对刑法第294条的滥用，其本身即具有‚黑打‛的性质‛。
薄熙来在重庆期间所引发的法治倒退是惊人的：
1、大量企业家家破人亡，或判死刑或亡命天涯，财产充公;
2、肆意抓捕、劳教，钳制言论自由，尤其以因‚一砣屎‛案被劳教一年的方洪为代表。
3、市委的机构和官员直接统一指挥法检公行使职权，变相合署办案，设立了数百个‚专案组‛，直接继承了‚文革‛的专案组体制;
4、对刑辩律师进行了全面打压。打黑运动伊始，重庆有关部门就要求本地律师‚配合‛、‚讲政治、顾大局‛、不要纠缠‚细节‛，标志性事件是李庄案。
薄熙来操控公检法体系，将国家机器作为‚个人的私器‛，为达到个人政治目的，肆意践踏公民权利甚至生命，一定程度上是一次‚局部的文革‛。即使像王立军这样的他的身边人物都只能以叛逃美领馆的方式来保全性命，普通民众和企业家的处境可想而知。
薄熙来操控司法的行为尽管比较极端，但类似的现象并不少见。由于还没有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地方官员干预司法的现象相当普遍。这也是导致‚企业家移民潮‛的最重要原因。在中国，由于法治不健全、政府部门权力太大，企业家很难做到百分之百的干净。而一旦有了把柄，在缺乏司法透明度的情况下，就很容易‚挨整‛。律师陈有西指出，‚中国企业家只要经营五到十年，列上五个罪名，量刑搞到死刑一点问题没有。如果想用公检法的力量来剥夺一个企业或富人的财富，只是分分钟的事。比如下面这十条罪，立法上就似乎是说不清道不明，莫须有却可以有，执法实践中，就可大可小，可有可无‛。
由于缺乏安全感，企业家纷纷选择‚用脚投票‛移民海外。此种‚弃船效应‛危害甚大，它不仅导致财富的流失，更导致企业家精神的沦丧。而对中国当下的经济转型而言，创新至关重要。没有企业家精神，何来创新?而连生命安全都难以保障，更不消说企业家精神。
商界领袖王石先生沉痛反思说：‚这些年来，我经常去探监那些入狱的企业家，有一种兔死狐悲的感觉。官员犯罪很少有死刑立即执行的，达到一定级别后，‘刑不上大夫’，这个阶层是有人文关怀的，但企业家没有。例如重庆打黑，企业家配合的，就可以不死，判个15年;不配合的，本来10年的可能就死刑立即执行了……在唱红打黑期间，一大批重庆工商业者被强制关进牢房、没收财产，生命尊严也失去了法律保护，甚至为被告辩护律师亦被冤屈判刑入狱。我采取了不吭气的态度。反思：是懦弱错误的行为。对违反法律，侵犯财产、侵犯生命的权力部门应该明确态度：不!……薄曾邀请我前去见面，并开记者发布会。自己因不愿为‚唱红打黑‛背书，便选择了拒绝。后来反思，觉得并不明智。薄出事有一定的偶然性。如果薄不出事儿，进了中央，‘我躲得了他吗?’所以，自己应该和他见面，告诉薄存在不同的声音。躲是躲不过去。让自己的声音成为时代洪流的一部分，才能安全。‛
由是观之，薄熙来案原本可以成为推动法治社会建设的绝佳案例教材。如果能起诉薄熙来操控司法、侵犯公民宪法权利的种种细节，不仅可以让大批的受害者得到合理的正义，而且可以警示官员权力的边界、法律的威严和宪法的神圣。
前总理温家宝在2012年的两会记者招待会上说，‚粉碎四人帮以后，我们党虽然做出了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实行了改革开放，但是文革的错误和封建的影响并没有完全清除。‛薄熙来案为反思文革提供了历史性机遇，但愿中国不会白白浪费这样的机遇。以美国历史上最具争议性的辛普森杀妻案为例，该案通过电视转播而家喻户晓，引发了旷日持久的全面大讨论，但藉此人们对司法程序和法治的具体制度有了直观的了解，成了普及法律知识的最大课堂。尽管该案引发的争议至今依存，但‚司法程序正义‛的理念从此深入人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