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写好一篇逻辑清晰的论文,离不开文献资料的查阅，小编为大家找来了《外汇政策环境改革论文(精选3篇)》，仅供参考，大家一起来看看吧。摘要：随着我国黄金市场逐步放开并与国际接轨，商业银行作为黄金市场主体其交易量所占市场份额不断扩大，为国内黄金市场的繁荣发挥了重要作用。但商业银行的黄金业务非常单一，而且与货币市场业务脱节，还远未发挥其通过黄金市场配置市场资源、避险保值和增强核心竞争力的作用。
外汇政策环境改革论文 篇1：
外储投资市场化之变
高额的外汇储备是央行资产负债表中“甜蜜的负担”，尤其是在全球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环境中，为其寻找一条合适的投资渠道显得尤为重要。在这样的背景下，外汇储备委托贷款办公室应运而生。
1月14日，国家外汇储备管理局（下称“外管局”）对外宣布成立外汇储备委托贷款办公室（SAFE Co-Financing），负责创新外汇储备运用工作，国家开发银行成为首家外储委托贷款银行。
外管局表示，外汇储备贷款办公室成立的主要目的，是创新运用外汇储备业务，包括通过商业银行向企业提供外汇融资，从而盘活外汇储备，相关操作均按市场化原则和条件开展，各项安排符合一般行业惯例和规则，尊重市场选择和意愿，维护并促进市场公平竞争。
以市场化的手段进行投资选择，是此次外储投资的一个变化。业内人士称，这是与国开行以往进行的外汇委托贷款的最大不同，将直接利于“走出去”的企业。同时，亦有相关银行人士希望能够允许更多的商业银行加入到委托银行的行列中。
谋变
事实上，早在2010年，国开行已经从事此类外汇委托贷款业务。
当年出于政策性外汇贷款改革，外管局与国开行签订了委托贷款协议，国开行为此新设“外汇管理局委托贷款项目”，针对一些特定的“走出去”海外投资项目，委托国开行代理贷款业务。
一位国开行的相关人士向记者指出，此前的委托贷款多集中在政府间合作项目，贷款多投向能源、基建等项目。而这次成立外汇储备委托贷款办公室，是外汇储备开拓新投资渠道的一种尝试。
近十年来，中国外汇储备加速增长，2011年末突破3万亿美元，达到31811亿美元，较2002年增长约10倍。但过高的外储规模，开始面临投资渠道有限的问题。国际金融专家赵庆明向《财经国家周刊》记者指出，中国外汇储备已经超过了适度的规模。外汇储备以应对国际货币危机为主要任务，同时也要讲究流动性、安全性和收益性。
在我国外汇储备投资中，美元资产占比一直较大。美国财政部1月16日公布的月度资本流动报告显示，2012年11月中国增持2亿美元美国国债，持有的美国国债为1.1701万亿美元，高于前一个月修正后的1.1699万亿美元。中国依旧是美国国债的全球最大单一持有国。
受到美国不断推出量化宽松货币政策、美债收益率持续走低的影响，为高额外汇储备另觅一条投资渠道显得意义深远。
据了解，根据外管局与国开行签订的委托办理贷款协议内容，涉及国家战略的长期用汇项目贷款将作为国开行的中间业务，国开行收取1%～2%的手续费用，利息收入归外管局。
不仅是国开行，一些海外业务比较成熟的国有商业银行，也有协助外管局“放一部分外汇储备”的操作。某国有银行高管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指出，由于没有明确的业务操作规范，商业银行在从事这项政策性任务时还面临商业考量。
目前，国开行也面临着商业化转型，尤其是海外业务迅速扩张发展的这几年，政策性贷款的收益率远不如商业化贷款更有吸引力。
正是更加市场化的需求，成为外管局成立外汇储备贷款办公室的动力，此次按照市场化原则和条件开展委托贷款，各项安排符合一般行业惯例和规则，尊重市场选择和意愿，支持金融机构服务实体经济发展和“走出去”战略。
双赢
“一般而言，外汇收益率要低于人民币收益率，海外收益率要低于国内收益率，外汇储备不能不考虑保值增值的问题。”上述国有大行高管指出。
如何处置超过3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中国央行无先例可循。
赵庆明认为，外汇储备大体可以分为两部分，一部分用来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属于适度规模内的外汇储备；另外一部分应该更加讲究盈利性，外汇储备委托贷款办公室的成立正是对部分外汇储备追求收益的角度出发的。
外管局介绍称，开展委托贷款工作以来，通过调节外汇市场资金供求，为中国金融机构及外汇市场参与主体扩大对外经贸往来，提供了良好的基础条件和融资环境，较好地促进了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扩大了外汇储备投资范围与领域，进一步促进了多元化经营管理；同时，始终把防范风险放在首位，实现了外汇储备保值增值。
中国银行国际金融研究所副所长宗良认为，外管局将外汇储备委托给银行来进行贷款，而不是自己来做，是出于分散化的考虑，利用银行和外管局的各自优势来实现外汇储备更有吸引力的投资收益。
这也给外汇头寸一直紧张的商业银行带来了一些机会。由于人民币升值预期强化，商业银行和企业都不愿持有过多外汇资产，银行和企业在收到外汇之后尽可能马上结汇，从而导致银行持有的外汇头寸紧张。
宗良认为，商业银行在支持中国企业“走出去”的情况下，外汇资金来源有限。外汇储备委托贷款如果向更多的银行开放的话，将有效解决银行的资金来源问题，同时也可以适当避开资本金和贷存比的压力。
同国内已有的委托贷款模式相比，外汇储备的委托贷款模式可能会有些特殊。某国有银行的相关业务人士认为，外管局未来可能会采用市场化招投标的方式来做，由于同普通委托贷款一对一的模式不同，外管局的委托贷款是一对多的形式，管理起来会有难度，因此商业银行可能会多承担一些风险把控方面的职能。“外汇管理局更多的可能是对银行的监管，而不是对项目的监管。”
藏汇于民
对于外汇储备委托贷款办公室的成立，业界还存在另外一种看法，即中国将加大“藏汇于民”的力度，将外汇储备转为外汇资产，转为企业和民间投资。
显然，高额的外汇储备继续快速增长，对中国来讲并不是一件好事。且从今年的增长情况来看，外汇储备已有季度性规模减少的情况出现。
交通银行金融研究中心最新发布的研究报告指出，从外汇储备变动看，2012年外汇储备累计增速继续放缓，全年外汇储备基本呈现个位数低增长的态势，且在7月份当月出现了1994年汇改以来罕见的累计同比负增长。
在累计增速放缓的同时，中国外汇储备的波动性有所放大。考虑到2012年经常项目下贸易顺差累计值迭创新高、贸易顺差在GDP中占比提升的事实，交行金融中心认为，2012年外汇储备的波动反映了短期资本流入流出的冲击有所增大。
随着外汇储备贷款办公室的成立，有业内专家指出，未来还会有更多的鼓励藏汇于民的政策出台，由此出现的巨大变化是，2013年国家外汇储备可能第一次出现年度减少，从此出现外汇储备下行的拐点。
一位不愿具名的专家指出，外管局通过委托贷款的方式支持中国企业走出去，也有能源储备的意图。“外管局要更加站在政治安全和能源安全的角度去配置外汇储备。我国传统能源对外依赖度很高，将一些外汇储备通过商业化手段换取更多的能源储备可行。”
该专家认为，过多的外储给经济的方方面面带来了巨大的压力，不论是保值增值，还是有效投资与利用，都成为未来中国需高度重视的问题。因此，当前中国的外储余额既有现实的拐点需要，也有自身调控的需要。
野村证券在《中国即将到达顶点的外储》报告中预测，中国的经常项目顺差将持续收窄，并在2014年转为赤字。中国的外汇储备将从2000年初的1500亿美元增加至2014年底前的3.68万亿美元，在2015年出现下降。
交行报告中也指出，中国外汇储备改变了以往持续高速增长的态势而趋于稳定，有利于降低人民币升值压力和保持人民币汇率基本稳定。
作者：王丽娟
外汇政策环境改革论文 篇2：
我国商业银行发挥黄金市场主体作用研究
摘要：随着我国黄金市场逐步放开并与国际接轨，商业银行作为黄金市场主体其交易量所占市场份额不断扩大，为国内黄金市场的繁荣发挥了重要作用。但商业银行的黄金业务非常单一，而且与货币市场业务脱节，还远未发挥其通过黄金市场配置市场资源、避险保值和增强核心竞争力的作用。
关键词：金融市场；黄金市场；商业银行；主体
文献标识码：A
上海黄金交易所2002年lO月开业以来，仅短短三、四年，市场交易规模不断扩大，交易量逐年呈几何级数递增。据统计，尽管场外还存在非标准金和饰品金市场，但从市场份额、交易规模、交易主体数量和实力及市场发展速度和影响力看，金交所更具有代表意义。回顾国内黄金市场的发展，离不开商业银行的积极参与，以上海黄金交易所黄金市场为基础，研究商业银行的黄金市场定位，对促进我国黄金市场和商业银行的健康发展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一、促进商业银行发挥黄金市场主体作用的必要性
1．是完善我国黄金市场体系、提高黄金市场流动性的需要。商业银行将发挥市场中间商的职能，提高黄金市场的流动性。由于黄金交易所成立后，黄金不再由人民银行统一收购，黄金生产企业也必须考虑产品的销售和资金的回收，黄金的贵金属特征仍将会使黄金供需双方在数量结构、期限结构上存在较大差异，导致黄金阶段性的积压。而商业银行凭借其资金实力和信誉可以担负起中间商的职能，对黄金的市场流通起到“蓄水池”和“加速器”的作用。如商业银行可从产金企业买入黄金，将“阶段性剩余”的黄金蓄积起来，又可以直接销售或租赁的方式将所蓄积黄金出售给黄金加工企业，从而既可有效地解决市场开放后产金企业将面临的阶段性积压及货款不能及时返还的问题，又可使加工企业以租赁等方式获得黄金原料，有效地降低占用资金，加速资金的周转速度。
2．可以减少黄金流通成本，降低交易费用。黄金交易除资金清算、结算外，还将涉及黄金实物交割。如遍布全国的产金和用金企业通过市场交易的黄金都运往交易所进行实物交割，势必大大增加交易成本。而商业银行可发挥其机构网络优势，协助交易所建立和完善黄金仓储和配送网络，实现交易双方“就近提货”，从而有效地降低交易成本。
3．是建立黄金市场价格发现和价格风险转移机制的需要。黄金市场价格风险主要来自于国际黄金市场价格波动对黄金企业成本、收益和生产经营的影响。要规避此类风险，就必须借助于一系列黄金衍生交易工具(如黄金远期、掉期、期权、期货等)，而衍生产品的复杂性、高技术性及高风险性决定了对它的合理、有效运用并非一般工商企业所能驾驭。而商业银行在衍生金融产品交易方面已积累了较丰富的经验，可资借鉴和移植，如可为黄金市场交易双方提供以价格风险转移为核心的套期保值服务，帮助黄金企业有效地规避市场价格风险。
4．是平抑市场供求和沟通国际国内市场的需要。黄金是国际清算银行认可的一种国际结算工具，且是世界各国国际储备资产的组成部分。我国对黄金进出口还未全面放开，对用于满足市场缺口、平抑市场需求的黄金进出口实行严格的管制和监管。中国人民银行作为黄金市场的监管主体，选择由商业银行作为黄金市场供求平抑的操作主体从事黄金进出口将是监管成本最低的一种选择。而且，商业银行可借助黄金进出口及套期保值业务的开展，为国际、国内黄金市场的沟通起到桥梁作用，并以其丰富的网络机构、资金、人才及信息资源，为黄金供求双方提供优质服务。
二、商业银行涉足黄金业务的具体途径
1．代理经纪和清算类业务。一是代理仓储，代理收购。作为黄金交易所代理会员，商业银行可凭借其丰富的机构网络资源向黄金企业提供安全、方便的黄金代理仓储服务。二是交易结算。商业银行可以凭借其资金结算系统，为黄金市场交易主体提供快速、便捷、安全的黄金交易资金结算服务。三是自营和代理黄金交易。在开展黄金自营业务的同时，可以代理非会员企业买卖黄金。
2．投资和咨询类业务。黄金市场向个人投资全面放开后，商业银行可凭借其覆盖各城市的营业网点资源，为个人黄金买卖投资提供平台；商业银行可借助国际黄金市场信息平台，向黄金企业及时提供国际黄金市场动态，依靠国际金融市场信息优势，为企业设计黄金投资品种；商业银行可发挥其专业和信息优势，拓宽中间业务范围和理财产品设计区间，为居民个人提供黄金理财服务。
3．进出口类业务。商业银行可经人民银行授权，在限定额度内直接进行黄金进出口业务，如以寄售方式从国际金商那里进口黄金后，在国内黄金市场销售，以弥补供求缺口，平抑黄金市场供求余缺。
4．金融类业务。一是黄金抵(质)押贷款，贷款企业可以其所有的标准黄金为抵(质)押物，向商业银行申请短期流动资金贷款，以获得短期资金融通便利；二是黄金租赁，商业银行可以从黄金交易所买入的标准黄金为租赁物，向用金企业提供黄金租赁服务，以帮助用金企业降低原材料库存上的资金占压，缓解企业流动资金压力，提高流动资金周转速度。
5．避险类业务。商业银行可借助黄金期权、黄金远期、黄金期货等衍生工具，帮助黄金企业规避市场价格风险，以使黄金企业得以锁定成本，稳定收益。
三、商业银行发挥黄金市场主体作用的瓶颈
1．商业银行市场参与度不均衡。金融机构参与黄金市场的数量仍较少，而且存在交易量过度集中的现象。不但股份制商业银行普遍参与程度不高，积极性有待于进一步提高，甚至连四大国有商业银行成交总量也相对悬殊，如最早完成股份制改革的建设银行，其2004年全年的成交量也不及中国银行的4％。
2．商业银行个人理财业务设计先天不足。一些商业银行敏锐地捕捉到了理财业务的商机，根据市场需求开发了针对个人投资者的黄金理财业务，如工商银行可提取实物的“金行家”，及建设银行的“账户金”、中国银行的“黄金宝”和“汇聚宝”等纸黄金业务。尽管“金行家”在操作银行性质、报价和交易方式、交易成本和投资操作方式上已超越了“纸黄金”的账面虚拟特征，可提取实物，但由于没有解决回购问题，抑制了个人投资意愿，因此仍未能成为真正意义上的个人实物黄金理财产品。此外，现有的黄金理财产品动辄需要十几万元资金，交易门槛过高，交易操作和风险控制还不适宜中小投资者。
3．商业银行拓展黄金业务缺少法律支持。目前，中国人民银行仅批准四大国有商业银行开办包括黄金现货买卖、黄金交易清算、黄金项目融资、黄金交割、黄金拆借、黄金租赁、黄金收购和居民个人黄金投资零售等8项黄金业务，而对众多的股份制商业银行尚有诸多限制，而且《商业银行中间业务暂行规定》也未授予商业银行开展黄金
套期保值、黄金寄售、黄金质押贷款等中间业务的经营许可权。
4．商业银行进口黄金缺少相关配套政策。国内黄金供求长期存在着较大的负缺口，且随着市场开放程度扩大，缺口还会进一步扩大，需从国际黄金市场进口黄金以弥补缺口。鉴于黄金的特殊属性，一般性的市场缺口的弥补可由若干家商业银行来进行市场运作，大的市场缺口的平抑应由人民银行进行市场运作，因此中国人民银行等主管部门应授予商业银行黄金进出口权，但根据现行的《黄金制品进出口管理办法》，商业银行不具备进出口企业资格和对外贸易经营权，无法取得黄金进出口权。
5．商业银行的外汇政策环境需要改善。商业银行向黄金企业提供套期保值服务时，需要黄金企业向商业银行交纳风险保证金，而目前黄金企业只能交纳人民币保证金，与商业银行间的套期保值交易只能以人民币清算，但商业银行与国外交易方进行平仓的套期保值交易则需以外币清算，因此商业银行会面临如何解决外汇平衡的问题，需要制定相关政策保障商业银行开展该项业务的购、结汇。
四、充分发挥商业银行作为黄金市场主体作用的路径选择
1．健全法律法规体系，加快培育黄金市场。对与我国在黄金“统购统配”时期高度计划管理体制相适应的相关法律、法规应进行清理和废止，按市场经济规律制定黄金流通的原则性法律和秩序性法规，以规范黄金流通秩序，为黄金市场提供一个规范有序、公平交易的环境，使黄金市场充分发挥其功能。同时，在黄金市场发展的初级阶段，对黄金投资品和市场交易还应通过必要的税收优惠政策措施体现对黄金企业和黄金流通的政策支持，以增强市场吸引力，加快市场培育。
2．扩大个人投资需求，增强商业银行市场竞争力。虽然目前市场交易份额仍以珠宝首饰用金和工业用金为主，但从我国居民储蓄总量和增长势头及平均个人拥有黄金数量来看，个人黄金投资需求将有巨大的发展潜力，个人投资黄金需求的增长和潜力挖掘是未来个人黄金投资市场长远发展壮大的关键，也是商业银行开展个人黄金投资理财业务、增强市场竞争力和盈利能力的保证。因此，管理层需要未雨绸缪，在进一步降低个人黄金代理业务门槛、激发个人投资黄金的需求的同时，培育和引导个人投资者掌握黄金投资基本知识，如影响黄金价格的政治、经济因素和分析价格走势的技术方法，合理设计盈利预期和资产配置比例，增强其风险承受能力。
3．发展做市商，增强商业银行抵御市场风险能力。随着黄金市场投资观念的培育及风险意识的加强，黄金极有可能成为银行机构投资者首选避险工具，其市场交易份额甚至可能大大超过工业用金和个人投资份额。管理层需要在完善有关法规和相关配套措施的前提下，首先在商业银行中积极探索建立做市商制度，使做市商间实现相互对冲、套利保值，或由同一个做市商利用境内两个市场进行套利，以极大地增加市场的流动性。实际从去年开始，各种境外背景的机构投资者作为二级会员单位已开始进入国内黄金市场，加拿大丰业银行、英国汇丰银行、瑞士银行、美国摩根士丹利投资银行、德国商业银行、南非标准银行也已向中国人民银行正式提出会员资格申请，应尽快从中选择首批黄金银行和国际金商，参与交易所报价交易试点，以提升交易所的国际化水平，拓宽与国际黄金市场连接的渠道。
4．创新投资工具，增强商业银行灵活参与配置市场资源的能力。上海黄金交易所自2004年9月开办黄金延期交割业务以来，日成交量增长迅速，已成为市场第二大交易品种，但与国外成熟的黄金市场相比，交易品种和模式仍较为单一，需在完善现货交易的基础上，进一步突破实物交易的局限，加强与上海期货交易所的合作，引进国外成熟先进的黄金期货、期权、个人保证金等新的交易方式和交易品种，延伸交易平台，积极开发黄金衍生品交易市场，促进股份制商业银行参与的积极性，引进投资型的交易所会员，推动市场的活跃和交易规模的扩张，逐步建成以金融投资业务为主的金融市场。
(责任编辑：文 逸)
注：本文中所涉及到的图表、注解、公式等内容请以PDF格式阅读原文。
作者：周 彤
外汇政策环境改革论文 篇3：
我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政策环境制约因素研究
[摘要]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经济取得了举世瞩目的高增长，但同时也面临着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突出问题。在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过程中遇到的许多制约性因素往往可以归因于政策环境。因此，政策环境是阻碍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主要障碍。然而，改革政策环境不存在一步到位的方案，必须深入政策环境内部分析，充分考虑既得利益者的抵制与人民群众的支持。
[关键词]经济发展方式；政策环境；要素价格
自1979年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被誉为世界经济增长的奇迹。过去的30多年中，我国实际GDP的年均增长率高达9.4%，比世界同期发达国家的增长率高出3倍以上。然而，长期以来，我国经济走的是一条粗放型的增长道路，经济增长的同时也带来了经济效益低、资源浪费严重、生态环境问题突出、产业结构不合理、技术进步缓慢和产品质量偏低等一系列问题。
这些问题引起了党和政府的高度重视。早在“九五”规划中党中央就提出要转变我国的经济增长方式，经过“十五”和“十一五”的实践与探索，虽然取得了一定的成就，比如：截至2002年年底，单位GDP能耗下降66.8%，到2011年年底单位GDP能耗下降到0.814吨/万元，但并不理想——“十二五”期间单位GDP能耗还要再降低16%（“十二五”规划），这说明国民经济中粗放型的经济还占有相当比重。对此，许多学者认为，这是企业自主创新能力弱、人力资本匮乏以及资源配置缺乏效率等因素造成的后果，并主张“十二五”期间主要从这些方面入手才能“加快”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
其实，企业自主创新能力弱、人力资本匮乏以及资源配置缺乏效率等制约因素内生于政策环境。也就是说，经济发展方式转变过程中遇到的障碍根源于宏观经济政策环境。因此，我们必须深入到政策环境的内部进行分析：阻碍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是哪些政策环境因素，它们是如何形成的，又是怎样阻碍了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要根除经济发展方式转变过程中遇到的障碍就得改革目前的政策环境，那么，应该采取哪些措施呢？
一、传统经济发展战略和政策环境
我国早在“一五”和“二五”时期就确立了资本密集型的重工业优先发展的经济发展战略。在当时资本极为稀缺的情况下，要迅速发展资本密集型的产业。必须有一个和这个战略相配套的政策作为保障。这套政策的基本内容是实行人为压低利率、汇率、工资、原材料价格、农产品价格，以及扭曲其他生活必需品和劳务价格的政策。而1979年开始的经济改革只是在经济管理体制上做文章，并未深入到政策环境内部：放开对信贷的计划控制而不放开利率；放开对外汇管理的控制，给地方、企业外汇留成，而不改变低汇率的政策；放开对某些农副产品和生活必需品的统购控制，但不放开城市居民的工资；对企业微观经营机制进行了改革，却没有改变传统经济战略的政策环境（林毅夫等，1989）。
这样就形成了低利率、低汇率、低工资、低原材料价格及低农副产品价格的政策环境，也就是通过政策，人为压低生产要素价格。
二、政策环境对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阻碍作用
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主要是将原来“高投入、高消耗、高排放、低效率”的粗放扩张的增长方式，转变为“低投入、低消耗、低排放、高效率”的集约型增长方式。可是，在现有的宏观经济政策环境下扭曲的生产要素价格不能反映资本、劳动、原材料、农副产品、能源甚至是人力资本的稀缺性。政策环境中的低生产要素价格必然会造成经济增长过分依赖投入，导致创新惰性、资源配置低效率的后果。而这一后果显然阻碍了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
（一）经济增长过分依赖投入，导致创新惰性
由于生产要素价格偏低，投资的资本成本极为便宜，因此，对投资的质量要求并不高。这就意味着，即使投资所形成的生产手段落后、生产率低下、产品质量差，依靠价格竞争，企业盈利的空间也仍然存在。在比较优势格局没有根本改变的条件下，产业竞争压力将迫使大多数企业致力于进行现有业务的扩张，即最大限度地发挥现有优势以获得当前的竞争利益，而不热衷于技术的改进和创新。所以，我国经济的高增长是一种需求拉动型的经济增长，即经济增长由投资需求所拉动（龚刚、陈琳，2007）；经济增长主要建立在物质投入的基础上，而较少依靠生产率的提高（蔡昉，2005）。
政府直接参与的地区间竞争的基本规律是：最大限度利用不可流动的要素去吸纳可流动要素（降低价格）。不可流动的要素主要是税收、基础设施、土地、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等；可流动的要素主要是资本、企业家和技术等。在地区间，劳动力流动性也较强（金碚，2006）。目前，各地通过建立高新技术开发区等方式，提供非常便宜的土地资源来吸引投资。
企业缺乏技术创新的积极性。我国大中型企业中技术开发投入占销售收入的比重仅为0.75%，有2/3的企业没有技术开发活动，3/4的企业没有技术开发机构。我国工业企业普遍缺乏创新动力，重引进、轻消化吸收，用于消化和再创造的费用和购买国外设备费用的比值为0.08%，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10%，很多行业陷入了“引进-落后-依赖”的恶性循环（高梁，2007）。
专业化人才的创造性贡献不能在收入中体现。由于增长本身并不要求先进的生产技术和高水平人力资本，因此，经济社会对专业化人才的需求与经济的高速增长并不相称，而这显然会压低专业人才的相对收入，使其创造性的工作不能得到承认，造成人才的外流，导致人力资本匮乏。
（二）资源配置低效率
首先，扭曲的生产要素价格增加了企业对生产要素的需求，这不利于生产效率高的企业在市场上获取生产要素，阻碍了资源的配置向边际产出高的产业和部门流动，降低了资源配置的效率。
其次，寻租行为也会造成资源配置的低效率。一般来讲，当市场决定的要素均衡价格和管制价格之间存在差额的情况下就会出现寻租行为。在低利率、低汇率、低原材料价格等政策没有变化的情况下，各种生产要素的生产价格和管理价格之间存在一个差额。物质管理的双轨制以及个人对物质利益的强烈追求欲望，使不择手段地获得平价物资和资金配额的“行业”成为低风险高收入的“行业”，也成为某些人的“致富之路”。各种寻租行为由潜在的、局部的现象，变为显性的、普遍的现象，这些现象造成了社会资源的严重浪费。
三、消除政策环境因素障碍对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推动作用
消除政策环境因素障碍主要是消除对生产要素价格的扭曲，使之反映资源的稀缺性。这样可以带来两个好处：第一，生产要素价格会在原来较低的水平上不同程度地上涨，从而降低生产对投入的依赖，迫使企业不得不创新和提高生产率；第二，就目前我国的实际情况来看，消除政策环境因素障碍符合比较优势发展战略的要求，进而可以促进经济发展稳步提速。这些好处对于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有积极的推动作用。
（一）消除对生产要素价格的扭曲
利率自由浮动反映资金的相对稀缺性。在我国资本属于稀缺要素，放开后利率将保持在一个较高的水平。而效率较高的部门或企业对资金有较高的评价和支付能力，在浮动利率的情况下，资金将流向边际收益较高的部门或企业，使整个社会的资源利用得到提高。
汇率自由浮动，由市场供求进行调节。在外汇紧缺情况下，汇率浮动将提高汇率的价格，从而提高用汇成本，减少企业对外汇的需求，抑制不适宜物品的进口，使宝贵的外汇为有效益和竞争力强的企业和部门所用。当然，现在我国外汇储备丰富，适当放开外汇价格，使人民币缓慢升值，可以抑制依靠国内生产要素价格优势参与国际竞争的低水平出口企业的生产，逼迫其创新、提升产业层次。
工资变动水平由劳动力市场决定。在劳动力相对丰富的资源结构下，工资水平与利率相比，将处于较低的水平，这种要素相对价格信号引导企业采用劳动密集的技术，大量吸纳丰富的劳动力。当经济发展水平提高，资本积累的速度快于劳动力增长的速度，劳动力将由相对丰富变为相对稀缺，工资水平也将随之上升，与不断降低的利率水平相比，劳动力变得昂贵。此时，要素相对价格信号将引导企业采用资本密集型技术，以资本替代劳动力。市场决定工资增长率，还能为人力资本的合理流向提供指示器。
能源、原材料及农副产品的价格自由形成。自由形成价格的结果是提高短缺资源的价格，一方面，限制了社会对这些资源的需求，减少浪费；另一方面，促使资源的配置向边际产出高的产业和部门流动。以能源为例，随着经济的发展，一些能源变得日益稀缺，这些能源的价格也将上涨，一方面，减少了这些能源的浪费；另一方面，会出现对这些能源的替代，从而有利于这些能源的利用率提高。
（二）消除政策环境因素障碍顺应比较优势战略
实行充分利用比较优势的经济发展战略，要求形成相应的政策环境与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的政策环境正好相反，它要求各种生产要素和产品的价格都由市场的供求自由决定，以反映资金、外汇、劳动和各种要素和产品的稀缺程度。这恰恰是消除政策环境因素障碍的目标所在。而在比较优势战略及其相应的政策环境下，可以消除资源配置的低效率、寻租行为和创新惰性等问题（林毅夫等，1992），这对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具有积极的意义。
四、改革措施
如果一下子放开利率、汇率、工资、原材料价格及农副产品价格，在生产要素价格自动调整到合理水平，整个社会都感受到政策环境改革的好处之前，既得利益者的抵制和群众承受力的不堪，有可能使改革流产。所以，并不存在一个一步到位的改革方案。同时，考虑到改革政策环境的目标与比较优势战略对政策环境的要求一致，因此，可以参考比较优势战略对政策环境的改革思路（林毅夫等，1989、1993）。
（一）利率改革
利率全部放开，由资金市场上的供求决定，并发挥其调节资金供求的功能。对一些基础产业如能源、运输、公共设施等，可能负担不起开放后的高利率，这是正常的，因为这类产业具有外部性很大的特点，对此可以采取国家进行直接投资或财政贴息的办法予以解决。至于一般产业的企业，由于其成本中银行利息净支出的比重目前较低，所以放开利率不会对企业成本产生很大的影响。
（二）汇率政策
汇率的改革方向也是汇率根据汇率市场的供求自由的浮动。但与利率改革不同，汇率放开太快并不能产生一个全社会同时受益的效果。所以，我国对汇率施行逐步放开的政策——现在采取有管理的浮动汇率政策，但还是应该选择适宜时机适当扩大汇率浮动区间。至于选择什么时机适当扩大汇率浮动区间，只有在进一步推进金融体系改革和外汇市场改革的基础上，在基本吸纳和消化已经采取和准备采取的一系列市场化改革因素后，在产生新的市场供求因素的刺激与推动下，才会出现适当的时机。但是，推出的仍是遵循“有管理”目标的“适度的”浮动区间（夏斌、陈道富，2006）。
（三）工资改革
工资改革是关系到群众对价格改革的承受能力以及改革能否获得广大群众支持的关键。较为合理的工资制度应该实行双挂钩：即生产单位职工工资基金的增长率与企业实现的净产值的增长率挂钩；非生产性单位职工如国家行政、军队、医院、学校等工作人员的工资基金的增长率与国家现实的财政税收的增长率挂钩。在这种双挂钩条件下，如果生产性单位的生产率提高快，其净产值的增长与工资增长同步，有利于增强企业改进管理、提高生产率的积极性。对非生产性单位的职工来说，国家财政税收与国民经济的增长成正比、工资与实现的财政税收挂钩，可以使非生产性单位的职工分享国家经济增长的果实，而且同样不会刺激物价上涨。并且，当发生通货膨胀时，企业实现的名义净产值和国家实现的名义财政税收都会增长，从而职工的工资收入也会随之提高，生活水平不会因物价上涨而下降。
（四）价格改革
在放开价格之前，要有配套的价格调补措施，使比价接近于合理水平。在调价中，挤兑抢购的原因是利率太低，居民的货币不能保值。所以，为调价创造条件就是要保持群众对币值的信心，必须坚持对一年以上的储蓄实行保值，并在适当时机，放开利率，以使居民手中的现金从对商品的需求变为对资金的供给。
政府在政策环境改革中的职责是：建立市场规则，运用行政的、法律的手段执行严格的反垄断措施，维护市场的自由竞争秩序，使市场交易在较为稳定的环境中进行；对教育、运输、能源、科学研究等需要大规模长期建设而又具有外部效应的产业进行直接投资，为企业和个人的经济活动创造基本的环境条件。
作者：刘郭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