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小编为大家精心挑选了关于《剩余劳动力经济环境论文(精选3篇)》仅供参考，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提要]从中国目前的劳动力资源配置来看，春节前后“两荒”现象所凸显的，实质上不是一个“三农问题”，而是一个关系现代中国城市化、工业化的“真问题”。所以，改善认知环境，重新评估中国农村剩余劳动力价值，提高剩余劳动力主体特质在多元领域的全面展现，当是实施转移工程之前的必要“补课”。
剩余劳动力经济环境论文 篇1：
发达国家制造业回流对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影响
摘要：
在世界经济增长乏力，国际金融市场动荡，投资持续低迷，失业率不断上升的局势下，发展制造业成为各国缓解经济危机的焦点。目前，部分外国企业正在撤出我国，将制造业迁回本土发展。然而，我国是制造大国，农村剩余劳动力通过外向型企业转移。由此，发达国家制造业回流，给我国广大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带来巨大的影响。本文将具体研究这些影响，分析这些现象对我国的启示，并提出如何改善这种局面的措施与对策。
关键词： 发达国家；制造业回流；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
前言
在全球金融危机之前，我国依靠丰富且资本廉价的劳动力占据国际市場，许多发达国家来我国投资建厂，大力发展制造业，促进我国经济发展。随着经济危机的爆发，发达国家开始重振制造业，号召制造业回国发展。欧美国家率先提出“再工业化”战略，美国启动了“先进制造伙伴”计划，紧接着德国提出“工业4.0”。这给我国制造业带来冲击，尤其是对那些在外向型经济体内的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就业构成威胁。针对国外的举措，我国出台了相应的政策。李克强总理提出“新经济”的概念，加强培育新动力，促进经济转型；“一带一路”的战略选择，构建全方位对外开放新格局和国际合作新框架，实施更为主动的开放性政策；G20峰会也提倡构建创新、活力、联动、包容的世界经济，鼓励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面对发达国家制造业回流，给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带来了哪些影响，如何趋利避害？值得深入探讨。
Petre Prisecaru（2014）[1]从科学技术进步对欧盟再工业化的影响角度出发，总结出工业政策成功的基本条件是国家干预和欧盟产业政策的互补。BengtA°ke Lundvall（2016）认为世界其他地方的去工业化只是相对于中国快速工业化的反映，在2000年到2009年之间，发展中国家三分之二的制造业份额已经低于平均国民生产总值的10%，他认为在非洲必须要实施积极的工业化政策，扭转这种趋势，为年青人创造更多就业机会。国内有些学者认为在发达国家制造业回流的背景下，我国必须要推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建立完善的现代产业体系[2]；部分学者针对美国再工业化进行剖析，表明美国通过政府干预，使中国与美国的制造业成本差距缩小，加之贸易保护措施，严重抑制了中国制造业的发展[3]。
国内外学者大都从产业结构升级和制造业成本差距等角度研究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问题，发达国家制造业回流对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影响有待深入研究，虽然也有学者研究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但仅仅是单纯研究劳动力转移问题，很少有人关注发达国家再工业化对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影响。世界经济危机的影响尚未结束，从这个角度研究意义重大，我国正在实施“创新驱动发展”、“走出去”战略、“一带一路”的措施，在这背景下针对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问题研究，对于我国这一农村人口比例相对较大的国家而言具有深远意义。
一、发达国家制造业从流出到回流
（一）发达国家制造业的流出
20世纪五六十年代，以日本、韩国为代表的东亚国家制造业在不断崛起，发达国家制造业正在逐渐流出到发展中国家。在经历了去工业化的过程之后，美国劳动力逐渐向服务业转移，制造业逐渐流向发展中国家。在1980年到2010年间，美国总就业人数增加了3609万人左右，其中，制造业就业人数不增反减，一直减少到877万人[4]。如表1所示以三年为一个维度，研究了1994—2016年发
达国家的工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数据显示发达国家工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随制造业流出整体呈下降趋势，变动幅度较小，2012—2016年有所上升，这可能是由于发达国家再工业化所致。
（二）发达国家制造业的回流
制造业回流是跨国公司通过关闭海外工厂，回本国投资，将制造业转移回本国发展的现象[5]。评判一个国家的综合实力，不是制造业的规模有多大而是制造业水平的发达程度。大多数发达国家在金融危机的影响下将本国的制造业召回，以促进本国就业，改善本国经济。美国政府提出了“新经济战略”，重新把制造业视为解决就业问题和经济问题的主要措施，改变经济过度依赖金融业的错误理念，重新重视实体经济的发展。
据相关数据分析，美国重拾制造业后，企业回归美国的总产值大约占美国从中国进口额的30%左右。自2015年底，东莞约10家为沃尔玛供货的制造企业由于美国政策补贴转而回国发展；2016年3月，诺基亚宣布将其在上海的工厂转给EMS合作方Jabil，关闭了在北京、东莞、苏州和上海的工厂[6]。市场上许多商品也由“中国制造”变回到“美国制造”。种种迹象表明，发达国家制造业将不断地迁回本土生产，这不可避免地影响我国制造业的发展，同时对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带来一定影响。
由表2可以明显看出，1995—2009年发达国家制造业产能利用率逐年下降，可能是制造业流出所致；2009年以后发达国家制造业产能利用率逐年提升，这说明发达国家开始重新重视制造业，制造业开始回流。
二、发达国家制造业回流的类型及原因
（一）发达国家制造业回流的类型
1.成本导向型企业。近年，我国劳动力成本不断上升，同一时间发达国家经济发展放缓，工资增长缓慢，导致我国与发达国家劳动力成本差距缩小。并且，发达国家政府通过调整税收、货币宽松政策等吸引企业回国发展，导致这部分企业为了追求利益选择回国发展。数据显示，从2012年1月开始，对我国的投资在13个月里均处于负值，在2013年1月里更是创下史上最低，达到727%。产业的转移不仅把工作岗位带离中国，也将投资带走。
2.高端制造业。高端制造业意味着制造业中含有高技术成份，并且能够给企业带来高附加值的制造业[7]。发达国家“再工业化”并不是简单的恢复制造业，而是变革传统制造业，促进新兴产业的发展。发达国家政府通过各种政策甚至采取强制措施使这些高端制造业回国发展。利用这些企业的高新技术，带动本土就业，同时迅速占领国际市场，加快经济发展。
（二）发达国家制造业回流的原因
1.我国经济发展的新常态
在我国经济起步阶段，我国为了发展经济，对外商实施优惠政策，吸引外商来我国投资建厂。随着中国经济的崛起，中国经济环境有了巨大的变化，使得外商在中国发展受阻。
第一，我国要素成本提高。我国居民生活水平大幅度提高，工资水平相对于改革开放初期大幅度上涨，劳动力成本提高使外商在中国建厂的成本增加，使得中国的廉价劳动力吸引外国企业投资的优势丧失，导致发达国家资本流出。
第二，我国加强产业转型升级，从低端向高端转变，因此政府取消对外国企业税收的优惠政策，削弱了我国外资吸引力，同时也导致一部分外资企业回流。
第三，我国环境指标提高促使那些低端制造业转移。在我国经济发展初期，中国往往是那些发达国家的“避难所”，近年来我国可持续发展理念客观要求发展经济不能牺牲环境，那些高污染、高耗能的外资企业被迫撤离[8]。
2.发达国家经济发展的新变化
第一，发达国家“再工业化”政策的驱动以及发达国家产业结构和产业布局的重构。发达国家在去工业化后经济逐渐衰退，尤其在经济大萧条后显得尤为严重。于是他们开始恢复实体经济，重返制造业。通过技术创新，开发新能源，提高能源使用率，极大程度上减少了污染物的排放，从根本上解决发达国家对发展制造业引发的环境污染问题。通过技术创新和产业结构升级发展高附加值产品，以智能制造为主导，将制造业向智能化转型。
第二，美国“页岩革命”降低了制造业成本。2008年中期开始，美国天然气的价格就开始大幅下降。同样在欧洲，天然气的价格是美国的5倍左右[9]。据相关人士分析，美国制造业回流的最主要的原因就是这种成本优势导致的。这种优势不光吸引了美国企业的回归，还吸引了国外企业重新到美国建立工厂[10]。
第三，高失业率和经济危机双重作用促使制造业回流。经济危机后，发达国家经济受到严重损伤，失业率急速上涨，造成社会动荡。在高失业率和经济危机的双重作用下发达国家领导人开始向海外本土企业申请援助，鼓励海外企业回国发展。
三、发达国家制造业回流对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影响
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中国的发展与世界各国的发展紧密相关，发达国家制造业回流对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影响具有两面性，这里我们从以下四个方面来具体说明。
（一）对农村剩余劳动力就业的影响
我国人口基数大，就业本身就存在很多困难，一方面，外资回流使我国劳动力需求减少，直接导致我国失业人数大幅增加，严重阻碍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另一方面，外资流入时带动了我国能源、钢铁等行业的发展，从而为失业人口提供了更多的就业岗位。随着发达国家制造业回流，我国基础产业需求减少，产能过剩，间接导致从事这部分制造业的工人失业，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进一步受阻。如图3，我国农村就业人数从2005到2016年逐年递减，2008年往后递减尤为明显。
（二）对农村剩余劳动力的生产率的影响
短期内，发达国家制造业回流使我国劳动力闲置，导致我国劳动生产率降低。从长远来看，发达国家制造业回流可以提高我国劳动生产率。目前，我国与发达国家劳动力成本差距正在逐渐缩小，依靠廉价劳动力吸引外资的优势正在逐步丧失，只有提高我国劳动生产率，才能有助于我国制造业恢复增长。如图4，可以明显看出受2008年经济大危机的影响，2009年劳动生产率增加幅度明显减小，随着我国政策的不断调整，劳动生产率增加值开始恢复，尤其在2011年增加幅度明显升高。
（三）对农村剩余劳动力就业形式的影响
发达国家制造业回流短期内导致我国失业人数增加，这迫使一些专业技术人员不得不回乡发展，寻找其他的就业机会。部分失业劳动者凭借自己的专业技术进行自主创业，改变了他们原有的就业形式。这不仅使他们自己有了工作而且还带动了当地其他剩余劳动力的就业，同时进一步带动地方经济的发展和产业升级，能够缓解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就业问题。外资回流改变了我国单一的就业模式，使我国就业形式更加多元化，为我国解决就业问题提供了一个良好的基础。如图5可以明显看出我国私营企业户数在不断增加，带动就业的人口数也在逐年递增，尤其在2012年往后带动的就业人数增长率比往年都高。
四、应对发达国家制造业回流促进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对策
我国虽然是制造大国，但仍然处于世界制造业低端。尽管我国的加工贸易占出口总额近一半的比例，但由于企业技术水平的限制，导致我国无法站在价值链的高端。为此，我国要采取相应措施来克服这种阻碍。
（一）深化制造业转型，倡导创新驱动发展
G20杭州峰会倡导创新驱动发展，鼓励全面创新，打造经济新增长源。首先，要对制造业进行转型，从生产低端制造业向高端制造业转型，在技术上创新，加强对新兴产业的技术研发，以创新带动制造业发展。其次，企业要树立全新的制造理念：数字制造，智慧工厂，深度两化融合。
（二）提高劳动生产率，增强企业竞争力
发达国家制造业回流一部分原因是我国劳动力成本增加，我们要降低劳动成本，重新吸引外商投资，只有通过提高劳动生产率来实现。通过加强对劳动者技能的培训、改善管理者的管理方式等，激发劳动者的创造性和积极性，提高劳动生产率。
（三）鼓励多元化就业
由于当前我国很多农村剩余劳动力缺乏多元化就业观念。社会上农村剩余劳动力找不到工作，同时企业又招不到人的现象并存。因此，鼓励农村剩余劳动力多元化就业，转变失业者的就业观念，拓宽就业渠道，保障农村剩余劳动力权益，增强企业岗位吸引力，这样才能最大限度的促进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
（四）加快农业现代化建设
实现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最关键的就是要推进农业现代化建设。通过促进农村一二三产业联动发展，带动就业人数和质量上升。以城带乡，实现城乡一体化机制，使农村又好又快地发展，从而促进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缓解国内就业压力。
参考文献
[1]Petre Prisecaru.EU Reindustrialization on the Coordinates of Scientific and Technical Progress[J]. Procedia Economics and Finance，Finance， 2015（22）：485494.
[2]姚志，谢云.新型城镇化发展指标体系构建与影响因素分析——以湖北为例[J].商业经济研究，2016（09）：202204.
[3]游德升.中国农村劳动力转移研究[J].农业经济，2015（08）：7576.
[4]李如潇.吉林省城镇化建设中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问题研究[D].吉林：吉林大学，2015：16.
[5]尚涛.全球价值链与我国制造业国际分工地位研究——基于增加值贸易与Koopman分工地位指数的比较分析[J].经济学家，2015（04）：91100.
[6]易也嵘.中部地区制造业集聚对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影响分析[D].湖南大学，2015.
[7]韩东，王述芬.中国对中亚五国直接投资影响因素实证研究[J].商业经济研究，2015（04）：7577.
[8]王婷，谭宗颖，谢光鋒.从发达国家制造业回流看中国制造业的发展[J].科学管理研究，2014（03）：113116.
[9]马景超.美国再制造业化及对中国制造业影响研究[D].山东：山东师范大学，2014：27
[10]王云平，蓝海涛，涂圣伟，等.加快推进产业新体系建设[J].经济研究参考，2016（28）：415.
作者：吕靖烨 丁周香 文启湘
剩余劳动力经济环境论文 篇2：
中国农村剩余劳动力价值亟待重估
[提 要] 从中国目前的劳动力资源配置来看，春节前后“两荒”现象所凸显的，实质上不是一个“三农问题”，而是一个关系现代中国城市化、工业化的“真问题”。所以，改善认知环境，重新评估中国农村剩余劳动力价值，提高剩余劳动力主体特质在多元领域的全面展现，当是实施转移工程之前的必要“补课”。
[关键词] 农村剩余劳动力；用工荒；城乡二元结构；价值评估
2003年以来，春节前后“保姆荒”和“用工荒”，年复一年地周期性变动，既催生出一个富有中国特色的“准刘易斯拐点”一一占全国劳动力比例高达60％的农村普通劳动力工资水平的上升，激起一波又一波的劳动力“回流”。此一变化与中国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早期表现形式——“民工潮”已成为中国发展进程中的新课题。这一经济现象，无疑又为基于中国劳动力资源配置角度研究中国经济发展提供了契机。这样一种与当代中国劳动力供求市场背道而驰的非“常态”现象，超越常理，难于捉摸，既让用工方焦头烂额，也令中国学界正反纷扰，真假难定，莫衷一是。
一、问题的提出：基于春节前后“两荒”的再解读
目前，人们普遍认为，社会伦理需求是春节前夕“民工回乡”的主因。在中国传统“家”观念的驱动下，同家团圆、联络宗族等，皆是离城回乡的首虑。不过，经济方面的诱因相较于精神文化层面的解读，更显而易见，诸如处理债务、安排来年农事、料理子女入学等事务，自然也是举步故乡的初因。另外，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进程中的诸多政策调整、减免农税后农民收入的逐步提高等等，无一不是重要因子。基于以上分析，多数用工单位已相继出台一系列应对“民工回乡”、挽留劳动力的举措。如设计“民工夫妻房”，在异地重构传统“家”观念，以温情留人；增加待遇，调高薪水，靠金钱留人；强化规章，完善预警机制，借制度留人……但是，总体上来讲，效果极不明显。节前“回流”，义无反顾。同样，一种“家春秋效应”亦与日俱增。受传统“家”观念和“回家”文化吸引，农民工历经多次春节返乡——“家”，个体心态已从初出打工的新鲜感——“春”，转向谋求一种稳定性的发展——“秋”。丁是，节后“滞留”农村，亦日盛一日。长此以往，“两荒”共振，中国经济发展进程中最大的受害者将会是谁?谁将为此日积月累的“民工荒”买单?
显然，面临劳动力资源配置的非“常态”变动，首受其害者并不在于中国农民，也不是农村结构或农业形态。相反， “三农”可以借助“准刘易斯拐点”、 “回流”乡村的精英劳力和日益趋好的政策，获得充足的缓和空间。中国农村剩余劳动力“非体制性”的自由流动，已令中国近年的经济发展预测措手不及。换言之，在当下的工业化、城市化和现代化进程渗入传统乡村之际，由于农村剩余劳动力价值未能提前予以合理发现与充分利用，终致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问题，以新的形态，再次凸显为关键性制约因素。所以， “两荒”现象所暴露的“真问题”，非如有些学者眼中的一个简单的“三农”问题，相反，它更是基于中国城市化和工业化的现实问题。
二、转移的前提：优化中国农村剩余劳动力价值的评估环境
中国学界就“民工荒”问题，已多有讨论。总体上，从发生学层面上，他们就其成因作出探析之后皆已出台了诸多期于实践的对策与修正方案。但是，笔者认为，先知后行，进一步透析所要认知的对象，方为良策。因为认知上的缺失必将会导致不可预知的不良后果。所以，借助“两荒”现象，弥补盲点，增进新知，重新评估中国农村剩余劳动力价值，理当是一切行动的开端。换言之，认知阶段上的“补课”，不无必要。
1．打破一元化评估体系，大力改善农村剩余劳动力价值的评估环境。自从“城乡二元结构”在中国构成以来，城市以其强大的政策优势和地缘优势不断地弱化中国农村，单向性的城市一元化评估体系，由此亦应运而生，并衍生出相关的户籍、务工、教育、劳动力价格等偏向性的系列制度。对此，目前中国学界已多有揭露，无须赘引。总之，抛弃“富人经济学”，走出城市一元化评估体系，建构基于城乡的双向评估体系，已成共识。
2．建构多元化的评估标准，全面彰显农村剩余劳动力的价值属性。在目前城市居民的话语系统中， “打工仔”、 “农民工”、“民工”等经济性称谓，相较于往昔视农民为“盲流”、“土包子”、“地佬”等说法，虽有所改进，但是，根源上的“贱农”、 “惧农”乃至“仇农”观念，仍然让农村剩余劳动力所蕴含的一般性经济属性一一“工”，还牢牢桎梏在一系列附加的社会学词汇及其内涵之中。可以说，在“城乡二元”对峙格局下，仅仅依赖一种纯粹经济学上的解剥、宣传和鼓动，而未能提炼出综合社会意识、民族文化、身份底蕴、经济属性等方面的多元标准，势必不能营造出一个广阔的大众化社会认知与承接层面，亦不能有效拓展农村剩余劳动力价值的容身之地；终究不能谋求到一种平等对话、城乡互动的社会机制以合理促进农村剩余劳动力作为“说者”表达自身价值属性的能力；更不可能在其他“非经济领域”多角度彰显中国农村剩余劳动力诸多“非数量化”价值的现代性意义。
3．合理调整中国现代经济结构，增进农村剩余劳动力价值重估的科学指数。目前，作为现代化“后发生型”国家，中国农村剩余劳动力主要投向劳动密集型产业。所以，中国制造、服务等行业中的“两荒”现象最显突出。但是，此类产业领域，对于准确评估农村剩余劳动力价值极为不利。其中，多数制造企业的运行模式、 “为世界打工”的订单生产，皆以高劳动成本为代价来换取利润。同样，以“消费拉动”为经营理念的服务性行业，在尽其所能地满足了消费的绝对主体——城市居民的享受需求时，一个庞大的资源浪费——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巨大耗费，也随之而至。所以，简单劳动的机械性重复，虽则可以换来短期经济效益，但最终既有损于提升中国农村剩余劳动力价值，又不利于中国整体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有些学者认为，依托第三产业是推动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跳跃转移”的现实选择。又有学者指出，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转移，就会把原有的城市劳动力从低技术部门挤向高技术部门，接着，又在一种由厂商、城市劳动力和农村劳动力三方共建的议价模型中，引入技术水平，最终整体实现低技能到高技能的全国性技术进步。其实，无论是“跳跃转移”，还是“新自由主义式”的议价模型，它们皆以“城市劳动力的优势论”为其潜在的理论支撑，对农村劳动力的巨大消耗已视而不见。幸运的是，已多有学者提出反驳。同时，2006年我国
实施“压经济增长、保体制改革”策略，相关部门也注意到以往粗放转移盲目运用的弊病。
4．比照国外经验，遵从国际规律之外，更多彰显民族性的劳动力价值特色。西方国家在处理农村剩余劳动力问题上，多有可取之处。效法他人，与世界接轨，在同一性问题方面，首先决计不能搞双重评估。例如，英国以“羊吃人”的圈地运动推动工业化进程，倍受中国教科书的诟骂。难不成在中国“城乡二元结构”下，城市居民吸剥农村剩余劳动力，倒是一件值得称道的“人道主义”的经济伦理学?另外，引入国外经验，建立参考系，就优化评估环境而言，重要的还远远不是“洋为中用”，其目标更在于寻求一种比较，以此发现中国农村剩余劳动力独一无二的资源特质。众所周知，现代化是一个全球化进程，“只有是民族的才是世界的”。学习西方，一定要关照中国农村剩余劳动力资源的实际，以我为主，做好因地、因时的“本土化”。
三、“两荒”与中国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资源特征
透过春节前后“两荒”事件，大体还可以洞察出中国农村剩余劳动力作为“理性的经济人”而为往昔所忽视的若干特质。
1．具有强烈的经济主体意识。首先，在这一事件中，面对中国目前的现代工厂制度、面对工业化、面对城市，中国农村剩余劳动力依然可以毫不犹豫地说“不”。相反，萌生于现代城市经济环境下的人文关怀、物质诱惑、制度限定等皆是无效的试验。中国农村剩余劳动力参与了城市体制下的“经济游戏”，对此我国并未表示认同。从自我认识上来讲，他们并未将自己的经济属性视为城市经济体制下的“必然”的劳动力资源。所以，“为城市打工”这一通行的说法，纯属城市“想当然”的一厢情愿。而就农村剩余劳动力而言，他们“只为自己打工”，是一群“自利”的“理性人”，与城市的经济属性无关。基此，中国的“打工经济”很有重新认定的必要。其次，中国农村剩余劳动力具有极强的经济适应性和处理复杂事务的能力。面对不合理的“经济游戏”，他们已开始“用脚投票”，并不断演绎出农村剩余劳动力“炒老板”的新篇章。例如，就转移区域来看，“民工潮”主体已从初期的“南下”转向“东进”，昔日“东西南北中、打工到广东”的丰华时代地位，已为上海、大连、青岛等东部沿海城市所取代。这其中之因，尽在于开发农村剩余劳动力资源的环境指数的此消彼长。可知，中国农村剩余劳动力对于转移进程中所膨胀的“新贫困化”等问题，同样已长成一个“经济主体”足堪“自为”的理性选择。最后， “移而不转”更是当代中国农村剩余劳动力共有的社会经济心理。虽则生活空间、生产领域屡有变动，但是，改革开放以来，最初外出打工的20多岁劳动力，已进入到30～40岁的成熟期，其社会属性、心理认同、家庭结构等皆与农村暗接连理。所以，守候家园的传统经济人，从一开始就未曾积极主动谋求一种向现代经济人的突变。
2．使用周期上的年度更变性。相较于中薪阶层任职期限的“七年之痒”，目前中国农村剩余劳动力的使用周期，普遍受传统农业经济形态的影响，大体皆以1年为限。换言之，在技术含量、劳动力成本等因素的制约下，中国农村剩余劳动力资源还不具备长时效使用的周期性。这一特性决定了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过程中“候鸟式”的行为模式。春节前后“两荒”现象，皆源于此。最近以来，正是基于“两荒”所显现的以上特质，有些学者在考察劳动力转移问题时，已开始注意到中国农村剩余劳动力的经济主体因素，提出一种新的“三力模型”取代传统“推拉模型”——在市场、政治与行政制度之外，为劳动者经济能力本身找到了不可缺失的主体地位。所以，从诸多新经济现象中再次认识、归纳中国农村剩余劳动力的价值属性，依旧是一场远未终结的战争。
作者：杨天保 张壮强
剩余劳动力经济环境论文 篇3：
浅谈安徽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政策建议
一、研究背景
安徽一直以来就是一个传统的农业大省，总体经济发展水平不高，“三农”问题一直是制约我省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近些年来，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导致地区发展不平衡和城乡收入差异加剧，再加上农村劳动力个人原因、制度因素等诸多因素的影响，农村劳动力开始向第二、三产业，省外和省内其他地区等方向转移。随着科技的进步，农业机械的广泛使用，使得农业劳动生产率不断提高，因此农业生产所需劳动力数量大大降低，再加上经济的不断发展和农村人口的持续增加，人均可耕种面积缩小，导致农村出现大量剩余劳动力，如果这些剩余劳动力滞留在农村，不能得到及时有效的转移，将会严重阻碍安徽省农村经济和全省整体经济的发展。
二、研究结果
（一）安徽省农村劳动力转移的现状
据《安徽省统计年鉴（2012）》的统计数据显示，截至2011年底，安徽省总人口为6876万人，其中农村人口为5388.07万人，占全省总人口的78%，农村人口中的从业人数为3085.09万人，其中转移到城市就业的人数约为1132万人，剩下的劳动力共有约1800万人仍然滞留在农村内部。全国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约为6977元，安徽省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约为6232.21元，占全国水平的89%o这些剩余劳动力如果不从农村内部转移出去，农民的收入将很难提高。2011年安徽省生产总值为15300.65亿元，其中第一产业的贡献率只有13.17%。农民人均纯收入不高，农村劳动力过剩，这些问题已严重制约我省经济的发展，所以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有效安置和转移工作显得极为迫切。
（二）安徽省农村劳动力转移中的问题及其原因
1、问题
（1）劳动者自身素质不高。农村劳动力普遍表现为受教育程度低，专业技能缺乏。大多数农村剩余劳动力文化程度较低，又没有擅长的手艺，因此，即便转移出去也只能从事脏、苦、累的工作，工资水平低，生活条件差。
另一方面，由于我省农村劳动力外出务工的人数逐年增多，过度集中于某一地区或某一行业，导致出现转移失衡，农民工市场供过于求的现象，农民工市场就会出现恶意竞争，导致农民工的工资低于其劳动价值，甚至低于在家务农的收入，所以部分农民工就会选择返乡务农。
（2）农村劳动力转移质量不高。由于政府，特别是基层政府在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方面所起的作用不大，造成安徽省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质量不高，外出人员收入水平偏低，甚至权益都得不到保障。大多数外出务工的农村剩余劳动力从事的都是建筑业、家政服务、餐饮服务员等劳动强度大、劳动时间长，且工资水平较低的工作，从事技术岗位的很少。
（3）大量农村劳动力向外转移，带来了一系列社会问题。其中以空巢老人和留守儿童等问题最为突出。一方面，随着我国人口的老龄化，老年人，尤其是农村老年人的养老问题引起了社会的高度关注，虽然我国推行了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和正在试点推行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但我国仍然是以家庭养老为主。农村老年人精神生活单调、就医难、就医贵等问题急需得到有效解决。
另一方面，由于农村劳动力在城市大多从事的是劳动强度大、劳动时间长的工作，他们根本没有太多的时间和精力来照顾自己的孩子，而且，农民工的工资和福利水平远远无法与城市职工相比，城市里高昂的生活成本，使他们根本无力承担一个家庭在城市的生活，所以很多农村儿童都被父母留在农村和爷爷奶奶或其他亲戚一起生活，由于这样的生活状况，导致留守儿童面临很多问题，如留守儿童的生活问题、教育问题和心理问题。
2、原因
（l）政府行政方面原因。这些年来，安徽省政府也在积极寻找有效解决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问题的方法，但都没有取得实质性进展。笔者认为，首先，政府在思想认识上还不到位，在解决农村劳动力转移的问题上一直是以提高农民收入为目的，想方设法清除劳动力转移障碍，但很多部门还没有树立起“人力资本是经济增长的源泉”的理念，没有认识到人力资源可以转化成人力资本的潜力，也没看到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市转移是我国实现城市化发展的必然要求，也是市场经济发展的必然选择，认为农村剩余劳动力外出务工是农民自己的事，却没有看到农村劳动力转移对农民收入的增加和对农村经济发展的巨大推动力。目前安徽省劳动力市场发展相当缓慢，专业的中介组织发育程度低，政府对农村劳动力市场管理缺乏对其供求信息的掌握和宏观调控，从而导致农村劳动力盲目无序的流动。
（2）制度方面的原因。制度因素主要包括现行的户籍制度和土地制度两个方面。在户籍制度方面，我国现行的城乡分离的二元户籍制度，是在计划经济时代背景下形成的，是一项以牺牲农民的利益来实现城市工业发展的制度，结果导致我国农业发展一直滞后，城乡差距不断扩大。而在市场经济环境下，农村剩余劳动力为了获得更高的经济收入，开始大量的从农村向城镇转移，这必然与户籍制度产生矛盾。虽然近些年来，国家逐渐放宽了户籍制度的限制，但是并没有从根本上得到改变，受户籍制度的影响，农村劳动力虽然可以进入城镇，但是因户籍制度所带来的一系列问题依然存在，无法享受和城镇居民同等的社会保障和福利待遇，尤其是近几年被社会广泛关注的进城务工人员的子女教育问题、社会保障问题和医疗保障问题；在土地制度方面，我国实行的是集体所有、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根据土地的面积大小、土质肥力多少平均分配给每个农民。虽然我国提出了农村土地制度改革，但农村土地在实际流转过程中存在很多问题，且土地转出的补偿少，很多农民不愿意自己的利益受损，所以他们就选择在从事非农业生产的同时兼营农业，牵制了农民长时间或长距离的转移。
三、解决安徽省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问题的政策建议
1、深化制度改革，破除转移障碍
户籍制度和土地制度是制约农村剩余劳动力有效转移的两个重要方面。首先，要加快户籍制度改革，解除城乡分离的二元结构，取消附加在城市户口上的特权，使得城市和农村户口享受同等的权益，让户口成为一种国家人口管理的登记制度。其次，我国现行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土地制度，由于经营规模小、经济效益低，已经严重阻碍了农业的发展，同时也将农民束缚在土地上，制约了农村劳动力的有效转移，所以要加快农村土地制度改革，建立健全农村土地使用权的流转机制，实现农业发展的规模化、集约化和专业化。一方面，政府通过各种优惠政策的扶持，培育起一批种植大户和农产品加工企业，带动对土地的需求，同时也缓解了当地的就业问题；另一方面，政府要建立起专门的土地流转管理机构和专业的中介服务组织，专门为农民土地使用权流转进行登记、办理相关手续等服务工作，实现一站式服务，有效提高农民进行土地转移的效率和解决了农民的后顾之忧。
2、提升政府职能，完善劳动力市场
目前，安徽省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方式仍然是通过亲戚或朋友介绍，完全不了解外面的就业信息和形势，处于一种完全盲目、无序的状态，由于就业信息的不对称，在有些城市出现很多农民工进城找不到工作，而有些城市却招不到农民工的现象，而且安徽省劳动力市场初步形成，并不完善，专业的中介机构比例较低，成效不大。所以，政府要充分发挥自身的服务职能，建立起城乡统一的劳动力市场，既要为农村劳动力提供及时、有效的就业信息，使农村剩余劳动力合理、有序、高效的转移，降低盲目、重复转移的成本，实现农村劳动力与城市劳动力享受同等待遇，消除对农村劳动力的歧视。
3、努力提升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自身素质
安徽省是一个劳动力资源非常丰富的省份，那么如何将安徽省从一个劳动力资源大省变成劳动力资源强省，就必须从根本上不断提升劳动力的自身素质。受教育水平可以帮助农村劳动力获得更多非农就业机会，而且决定着农村剩余劳动力在城镇非农产业就业的稳定性，特别是在经济不景气时期，转移出去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受教育程度越高，越能够避免被解雇的风险。在转移的农村剩余劳动力中，受教育程度越高，农村劳动力转移的质量就越高，所以说教育在劳动力转移的过程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因此，政府需要做好两个方面的工作，一方面，政府要继续对农村义务教育的投入，提升农村义务教育的普及率，不断提高农村劳动力的文化水平，缩小城乡之间的教育水平的差距；另一方面，重视对农村劳动力的职业技术教育，由于市场经济的不断深入发展和经济增长方式的逐渐转变，第二、第三产业对劳动者的素质和职业技能要求越来越高，如果要想实现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有效转移，就必须通过对农村劳动力进行职业技术教育，让他们能够满足市场需求，提升职业竞争力。
4、消除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后顾之忧
要想解决安徽省农村留守老人、儿童问题的根本途径是大幅提升安徽经济发展水平，尤其是农村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只有农民的经济收入达到一定水平，农村留守老人和儿童的生活才能得到保障，但短时间内这一目标还无法实现，所以要采取一些措施来缓解这一矛盾。首先，针对留守老人问题，政府不仅要根据当地实际情况，发展特色产业，并营造良好的政策和市场环境，吸引更多农民工返乡就业、创业。其次，针对留守儿童问题，需要做好以下几方面工作：一是建立健全留守儿童工作机制，形成政府、社区、学校、家庭等协同工作的格局；二是完善和落实相关法律政策，保证农民工子女在工作地享有同等的受教育权利；三是使儿童成长的社会环境得到净化和优化；四是充分发挥民间的力量，通过政策等方面的支持，使得民间组织开办一批农村留守儿童服务机构。
结语
安徽省作为一个传统的农业大省，虽然近些年安徽省在推动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但成效有限，政府还需在推动城镇化建设、实现产业一体化、发展特色农业等方面多做工作，大力提升我省经济发展水平，实现将劳动力资源大省转变为劳动力资源强省，才是解决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根本之道。□
（作者单位：安徽省土地勘测规划院）
责编：姚少宝
作者：郑红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