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整理的《马克思辩证法与哲学论文(精选3篇)》，供大家参考借鉴，希望可以帮助到有需要的朋友。摘要：中国传统哲学与马克思主义哲学有诸多可会通之处，这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提供了思维方式方面的助力。这种会通的建构首先基于二者于客观世界社会的接触与实践之中，马克思主义哲学以对阶级矛盾的斗争分析作为切入点，揭示了人类社会规律以及客观世界辩证法原理，将辩证法和本体论相统一。
马克思辩证法与哲学论文 篇1：
超越“纯粹哲学”的马克思主义哲学
摘 要：在《马克思主义和哲学》一书中，柯尔施认为马克思主义是彻头彻尾的哲学，其哲学观隐喻在其整体思想之中，是理论与实践的辩证统一。他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作辩护，强调马克思主义与哲学之间的关联，恢复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革命性。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马克思并没有打算取消一切哲学而是在批判以往哲学的前提下建构一种新的哲学。这种哲学却不同于以往的纯粹哲学。马克思主义哲学有其自身内在的独特性，这种独特性表现为彻底的革命性和开放性。马克思主义哲学是总体性的、革命性的哲学。它坚持理论与实践相统一的总体性方法;坚持批判的革命的原则;坚持哲学的现实性原则。马克思主义哲学超越“纯粹哲学”在理论和实践上都是可行的，它孕育在未来的社会主义革命运动中。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哲学;柯尔施;马克思主义和哲学;纯粹哲学
二十世纪头二十年，围绕“回到马克思主义”还是“发展马克思主义”“坚持马克思主义”的问题，东、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对马克思主义产生了不同的理解。在东方，正统派马克思主义理论家考茨基强调马克思主义是一种实证科学，从二元论立场发展马克思主义。同时，列宁也强调意识形态灌输论，主张通过知识分子向工人阶级灌输革命思想，武装工人阶级头脑，用唯物主义理论反对资产阶级的哲学。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卢卡奇通过批判庸俗马克思主义实证化的理论倾向，创造性地提出了物化、总体性辩证法，重新激活了马克思哲学思想的源头。柯尔施在1923年发表了《马克思主义和哲学》，提出了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一个无比重要的问题——马克思主义是哲学吗？马克思到底有没有自己的哲学？柯尔施认为马克思主义是彻头彻尾的哲学，他为马克思哲学作辩护，重建马克思哲学的思想纬度和彻底的批判的革命性。
本文首先要论证马克思主义在本质是一种哲学，但是这种哲学却不同于以往的任何哲学，马克思主义哲学有其自身内在的独特性，这种独特性表现为马克思主义哲学既是德国古典哲学的继承者，又是近代以来整个哲学的批判者、改造者，具有彻底的革命性和开放性。其次，既然马克思主义是哲学，那么它有哪些具体的内容？它的哲学观是什么？最后，说明马克思主义哲学对以往旧哲学的超越，它第一次在历史上给予哲学以辩证唯物主义的基础，指出马克思主义必须走出体系化的哲学世界，在理论和实践的辩证运动中去变革整个世界。
一、马克思主义在本质上是哲学
马克思到底有没有自己的哲学？马克思主义是哲学吗？仔细思考一下确实很难回答。造成难以回答的原因至少包含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在马克思一生所写的文本中，马克思从来没有明确表示自己的理论学说是哲学性质的，没有文本上的依据。甚至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提出要消灭哲学，遑論把自己的理论界定为哲学的;另一方面即使承认马克思没有明确定性自己的理论是哲学性质的，但我们却从马克思、恩格斯批判资产阶级哲学家的错误观点中体察到马克思的哲学观，他的哲学观隐喻在其思想整体之中。
如果马克思主义理论没有哲学上的内容，从一般常识来看这显得有些不合常理。马克思肯定是为他的学说提供了一种哲学上的支撑，否则这一学说不可能会产生如此巨大的世界影响，直到今天人们仍在研究它、解读它。一个很明显的证据文本便是《德谟克利特的自然哲学和伊壁鸠鲁的自然哲学的差别》。马克思在博士论文中论述了哲学与世界二者之间的关系：
世界的哲学化同时也就是哲学的世界化，哲学的实现同时也就是它的丧失，哲学在外部所反对的东西就是它自己内容的缺点，正是在斗争中它本身陷入了它所反对的缺陷之中，而且只有当它陷入这些缺陷之中时，它才能消除这些缺陷。与它对立的东西、它所反对的东西，总是跟它相同的东西，只不过具有相反的因素罢了。[1]76
在这里，马克思把哲学看作是观念化、精神性、非实证性的存在物，哲学的对立面是世界，世界与哲学具有相反的性质。哲学只是一种理论上的实践，它需要冲破自身体系，打破自身内在性和自足性，将世界这个实体囊括进来，从而实现哲学的彻底化。在哲学与世界的相互作用中，马克思已经开始渐渐地把哲学作为一种武器，试图将世界从非哲学当中解救出来，把哲学看作是实现自我意识的一个批判武器，这是青年马克思对哲学功能的一个创造性阐释。马克思把“哲学”视为一个斗争性的武器。哲学要想实现自身，必须与世界及其自身的缺点作斗争。哲学的斗争不仅是与其对立面作斗争，还要和自己的缺点作斗争，通过斗争使自己向更高层次迈进。
哲学的斗争性功能还体现在马克思借助哲学批判宗教。“哲学并不隐瞒这一点。普罗米修斯的自白‘总而言之，我痛恨所有的神’就是哲学自己的自白，是哲学自己的格言，表示它反对不承认人的自我意识和最高神性的一切天上的地上的神。不应该有任何神同人的自我意识相并列。”[1]12宗教和神都是世俗的产物，是人把神秘性的东西强加给神，造成了表面上神的不可亵渎性。神是宗教迷信崇拜的产物，是人头脑的虚幻反映。马克思就是要批判神的现实基础，把哲学的地位抬高，拉低神在社会生活中的地位。哲学的主观承担者是自我意识，自我意识具有自由精神的内核，它表现的是人的自由、解放。青年马克思从浪漫主义的视角解读哲学的社会功能，与鲍威尔和其他青年黑格尔分子的主张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如果说早期在博士论文中，马克思对哲学是一种积极性的评价，把哲学看作是浪漫主义的诗意和一种富有斗争力量的武器。那么在后来《〈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马克思则从否定性的层面考察了哲学的其他功能。在1843年之后，马克思开始思考社会经济问题，并逐渐意识到物质利益与国家、法之间的关系。在费尔巴哈《关于哲学改革的临时纲要》的唯物主义观点影响下，马克思分析社会问题的立足点逐渐地转向了唯物主义。
我们重新关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思考马克思提出“消灭哲学”的口号是否意味要消灭一切哲学（包含自己的哲学）？哲学是否从此要从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当中彻底排除出去？如果不是，那么消灭哲学的确切含义到底是什么？
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提及“消灭哲学”的地方有两处：一是针对德国的实践政治派，提出“你们不使哲学成为现实，就不能消灭哲学”[2]10;二是针对德国的理论政治派，提出“它以为，不消灭哲学，就能够使哲学成为现实”[2]10。马克思认为，实践派虽然提出要否定哲学、废除哲学，但实践派没有意识到这种哲学本身已经达到了很高的水平，以为只需要通过简单的方式就可以取消它。这表明实践派企图将哲学世界化，把高贵的哲学下降到世俗人间。问题的关键恰恰在于要把这种哲学的内容实现出来，德国现实应该和德国的法哲学和国家哲学保持在同一水平上。马克思指出，理论派也犯了同样的错误，只不过这种错误具有相反的性质罢了。理论派在哲学上和世界作斗争，企图将世界哲学化，把现实世界纳入到无所不包的体系中来，而它却没有意识到哲学本身是属于世界的一部分，应该首先对自己的哲学采取批判的态度。实践派和理论派都没有正确地处理好哲学与现实、理论与实践之间的关系。那么马克思所说的哲学的真正含义到底是什么呢？
从消灭哲学的对象来看，此处的哲学主要关联的是以黑格尔哲学为代表的近代以来的资产阶级哲学。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所说的哲学主要代指的就是黑格尔哲学：“我们德国人在思想中、在哲学中经历了自己的未来的历史。”[2]9“因此，当我们不去批判我们现实历史的未完成的著作，而来批判我们观念历史的遗著——哲学的时候，我们的批判恰恰接触到了当代所谓的问题之所在的那些问题的中心。”[2]9德国人要在自己的哲学中把握未来现实，批判哲学正是抓住了批判德国问题的要害。这里的哲学即黑格尔哲学在观念上把握到了同时代的整个资产阶级的变化发展。
从消灭哲学的性质来看，此处的哲学是指观念化、超验化的、非辩证的哲学。柯尔施认为，马克思这里所说的“哲学”主要是指完全观念形态的资产阶级哲学，他们把哲学思想的发展完全描述成观念的历史发展过程。这种哲学观有三个局限性，“其中两个表现在那种或多或少完全处于观念的历史的领域内的批判性修正上”[3]8。第一个局限是纯粹哲学的观念，他们否认哲学的实证性和科学性，只把哲学当作观念领域内的纯粹思辨;第二个局限是地域性，德国哲学教授只是在本国宣判了黑格尔哲学的死亡，没有看到黑格尔哲学在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发展;第三个局限是资产阶级的立场，资产阶级学者只是站在自己的哲学立场思考问题，没能与具体历史发展阶段相联系，他们这样一种先天存在的哲学立场是不能在内部被克服的。
从消灭哲学的结果来看，马克思并没有取消哲学的合法性而是为了要建立自己的哲学，是在废除以往旧哲学的前提下建立自己的新哲学。正因为以往哲学没能理解哲学与现实之间的辩证关系，没有理解理论与实践革命之间的关联，它就不可能作为一个精神原则把握现实的历史。马克思对以往旧哲学失望透頂，决心建立一种辩证和唯物的哲学，它既脱胎于德国古典哲学，吸收了黑格尔辩证法的合理内核，又产生于十九世纪上半叶波澜壮阔的革命运动之中，转变成了一种新的科学哲学。
在此，我们可以断定，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马克思消灭哲学的对象是德国资产阶级哲学，而不是要消灭一切哲学。消灭哲学的性质是消灭过去的旧哲学即唯心主义哲学，而消灭哲学的结果是要确立一种不同于以往旧哲学的新哲学，这种新哲学是辩证的、历史的唯物主义哲学。
如果马克思不是要完全消灭一切哲学，而是要建立一种新的哲学，这种说法是成立的话，那么马克思是怎么阐明自己学说的哲学性质的呢？或者说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哲学内容是如何暗含在马克思的文本之中的。
柯尔施认为，“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辩证唯物主义按其基本性质来说，是彻头彻尾的哲学，就像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的11条中和其他出版过和没出版过的那个时期的著作中系统地阐述的那样。它是一种革命的哲学，它的任务是以一个特殊的领域——哲学——里的战斗来参加在社会的一切领域里进行的反对整个现存秩序的革命斗争。”[3]37-38马克思主义在本质上是一种革命的哲学，它不仅在理论水平上达到了德国古典唯心主义哲学的高度，而且在理论上把握了整个世界，具有一种现实的关怀。柯尔施从以下两个方面说明马克思主义为什么是一种哲学。
从原初形式方面来看，“这个理论的最初形态却是完完全全为哲学思想所渗透的”[3]22。这个理论指的是马克思主义理论。马克思主义理论最初产生于德国唯心主义哲学之中，德国唯心主义哲学是资产阶级革命运动的反映，马克思主义理论是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反映，两者之间具有内在的联系。无产阶级是从资产阶级革命运动中发展壮大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是无产阶级现实运动的理论成果。这些彼此之间的相互联系构成了历史过程具体的整体。柯尔施依据辩证的方法将其划分成四种不同的趋势：“资产阶级的革命运动、从康德到黑格尔的唯心主义哲学、无产阶级的革命阶级运动和马克思主义的唯物主义哲学——作为一个历史过程的四种要素来把握。”[3]13从形式上看，这段话可以概括为“运动-哲学-运动-哲学”，马克思主义的唯物主义哲学是这一时代链条上的必然发展环节，马克思主义的原初形式是哲学性质的。
从哲学内容方面来看，德国工人运动在社会主义革命中继承了德国古典哲学的遗产，继承了哲学作为批判现实社会的一种理论武器。哲学作为时代精神的精华必须渗透到现实世界中去，理解现实的发展变化。马克思并没有把黑格尔哲学简单地抛弃在一边，他吸收了黑格尔哲学中的积极因素。马克思在早期作为青年黑格尔派的一员，坚持哲学的概念和原则的规定，要求世界哲学化。黑格尔的哲学思想带给了青年马克思许多独特的思考，尤其是黑格尔辩证法，马克思正是在批判黑格尔哲学体系的道路上走向了哲学道路。
由此我们可以得出，马克思主义在本质上是一种哲学，马克思所要终结和消灭的哲学是资产阶级的哲学，他并没有打算取消一切哲学而是在批判以往哲学的前提下建构一种新的哲学。以往的旧哲学是一种知性形而上学，是17至18世纪市民社会展开的简单呈现，它并没有把握住市民社会背后深刻的动因。马克思主义哲学既立足于市民社会的坚实土壤，又跳出市民社会的地平线思考现实世界最根本的样子，是一种立体综合式地把握现实。
二、马克思主义哲学是
理论与实践辩证互动的总体性理论
上文笔者根据柯尔施的观点已经论述了马克思主义在本质上是一种哲学。既然马克思主义是一种哲学，我们很好奇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具体内容是什么。在叙述之前，我们先来看一看所谓的正统、第二国际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是怎样界定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内容。
第二国际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否认马克思主义具有哲学上的内容，认为承认马克思主义的哲学性质会损害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科学性和实证性，马克思主义理论要和哲学内容划清界限。“最正统地依照导师指示行事”的马克思主义者梅林认为，马克思“抛弃所有的哲学幻想”[3]3，马克思主义理论与哲学内容毫无联系，以至于关心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认识论和方法论基础相关的哲学问题，变成了纯粹的浪费时间和精力。在柯尔施看来，对于这样的马克思主义者来说，马克思主义是静止不变的、没有特定的哲学立场，这将导致“一个第一流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在他的个人哲学生活中不是不可能成为一个叔本华的追随者的”[3]4。另一方面，第二国际代表鲁道夫·希法亭认为，科学性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优于资本主义科学的显著特征。马克思主义理论不作价值判断只研究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要绝对客观中立的、以描述因果联系为目标。
如此一来，马克思主义理论就变成了一种专门化的理论公式和启发式原则，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变成了书斋式的、纯粹思辨的理论，丧失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革命性。也就是说，在正统的马克思主义那里，理论和实践、哲学与现实是割裂开来的，他们研究出来的社会学、经济学、哲学等成果不再必然地发展成为一种革命的实践，要么转变成一种改良的企图，要么只会偶然地导致革命。革命的问题已经不再成为这些理论家思考的问题，已经从他们的头脑中完全移除了。
柯尔施写《马克思主义和哲学》的目的就是为了批判资产阶级哲学理论家和“正统的”、第二国际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把马克思主义庸俗化、教条主义化的歪曲解释，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作辩护，连接马克思主义和哲学之间的关系，恢复马克思主义学说的革命性，建立理论和实践的总体性原则，重新激活马克思哲学的思想源头。通过梳理《马克思主义和哲学》《关于“马克思主义和哲学”问题的现状——一个反批判（1930年）》，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哲学内容如下：
（一）坚持理论与实践相统一的总体性方法。与费尔巴哈的直观唯物主义不同，马克思主义哲学是辩证的历史的唯物主义，它不只停留在对单个事物的直观，“它的理论认识了社会和历史的整体，而它的实践则颠覆了这个整体。”[3]38在柯尔施看来，马克思、恩格斯的辩证唯物主义认识到了意识形态是现实社会的一个组成部分，尽管是观念上的组成部分，必须在理论上加以把握并在实践当中对之消灭。把全部理论归结为物质世俗世界，或者只是單独地反对现存的物质世界，都是片面的非辩证的做法。马克思主义哲学不是单线的经济决定论，经济基础并不能决定所有观念上的意识形式。社会的每一个意识形式既在各自层面上发挥着功能性的作用，又相互交织与构成整个社会的精神结构相互联系。庸俗马克思主义者总是将马克思主义哲学肢解成理论上和实践上两个互不搭界的部分，他们否认社会意识对社会经济结构具有积极的作用。作为一个总体，资本主义社会是由政治、法律、经济、文化、物质等多种要素构成的统一体。马克思主义要在理论和实践上贯彻到底。这种总体性的看法与后来卢卡奇在《历史与阶级意识》中提出的总体性辩证法不谋而合。卢卡奇认为：“只有在这种把社会生活中的孤立事实作为历史发展的环节并把它们归结为一个总体的情况下，对事实的认识才能成为对现实的认识。”[4]
（二）坚持批判的革命的原则。柯尔施十分担心马克思主义被歪曲成实证主义科学和教条主义的理论。以考茨基为代表的庸俗马克思主义者把马克思和恩格斯早年期间的《共产党宣言》到晚年的《资本论》都看成是实证性质的科学。考茨基在《唯物主义历史观》中割裂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无产阶级革命之间的联系，否认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革命性质。俄罗斯的马克思主义者把真理定义为与表象完全一致，把这种真理规定为唯物主义ABC等原则。他们完全把哲学当作一种理论公式，一种脱离实际生活的先验法则，用这些既定的结构填充社会现实。柯尔施重塑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批判性和革命性，认为把握了资产阶级社会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有能力对这些僵化的各种形式进行无情地批判，在实践中将这些虚假的非实在性的观念彻底铲除。黑格尔哲学固然把握住了整个欧洲历史，但这种把握是在个人观念上的实现，没有冲出思维，是在为现存制度做合理性辩护。这就是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的第十一条中说的，“哲学家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5]柯尔施将这条原则概括为，理论批判和实践革命是相统一的。
（三）坚持哲学的现实性原则。这主要表现为意识与现实的一致性。资本主义时代的物质生产关系是在诸多意识形式的反映中被认识的，从而在社会中表现为一种现实产物。哲学作为一种观念性的存在物，并不只是一种虚假的幻象，作为对现实社会的观念补充，也是归属于世界的一部分。在柯尔施看来，思想、意识可以作为世界客观而真实的一部分处在世界之中，“在理论上要把哲学和其他意识形态体系当作现实来把握，并且在实践上这样对待它们”[3]35。辩证唯物主义肯定精神作为一种现实的观念，经济学、法学、哲学、宗教学等观念形式都有具体的内容，可以对现实生活产生世纪影响，比如国家对某项劳务贸易法律的修改和废除，会直接影响人们的日常经济生活和贸易往来。柯尔施指出，马克思并没有将所有的精神、观念统一规定为意识形态（虚幻的东西），而是根据现实情况的复杂变化区分它们的不同地位。只是在后来，马克思在深入研究资本主义社会物质生产关系的时候找到了更加有力的批判武器，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地位才更加凸显。政治经济学不仅包括对资本主义诸多意识形态的批判，也包括资产阶级社会整体上的全面批判。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一个重要流派法兰克福学派，在世界大战结束之后，反思法西斯主义，着重发展了哲学作为社会批判理论的一面，强调哲学对现实的批判性，可以从柯尔施这里找到一种理论上的回应。
综上，马克思主义在本质上是一种哲学，但是这种哲学却不同于以往的任何哲学。马克思主义哲学有其自身内在的独特性，这种独特性表现为彻底的革命性和开放性。革命性体现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始终是一种批判的理论，它一直在向前行走，从不盲从任何既定法则，它对现存的一切保持高度的警惕。开放性表现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坚持理论与实践相统一的总体性方法，全面理解现存世界，更重要地是将理论“反哺”实践，现实地改变世界，理论与现实始终保持着开放的联系。
三、马克思主义哲学对“纯粹哲学”的超越
马克思主义哲学以前的哲学都是一种“纯粹哲学”，仅是用概念、理念来把握现实世界，将感性的具体上升到理性的抽象，这仍然是一种认识论意义上的哲学，是用哲学克服世界、用思维把握现实、用理论塑造实践。这是一种典型的知性形而上学。马克思主义是一种哲学，它也用概念把握现实，从感性的具体上升到理性的抽象，看到了事物原本应该呈现的样子。更进一步的是，它又从理性的抽象上升到理性的具体，抓住了事物内在本质的必然规律性，看到了事物表象之下最根本的样子。这使得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以往纯粹哲学分道扬镳。
纯粹哲学意味着片面性、局限性、狭隘性、未完成性等，如果马克思主义作为这种哲学形态存在的话，其仍然保持自身的体系化特征，那么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革命性将会被遮蔽。马克思主义哲学只是在思想内部打转，没有作为一个革命理论指导无产阶级革命运动。柯尔施之所以辩护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哲学性，是为了说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革命性。但问题的关键在于，当马克思主义变成一种带有片面性的哲学的时候，马克思主义理论革命的彻底性是否能够得到充分保证呢？换句话说，哲学性只是马克思主义理论革命性的一个充分但不必要的条件。这种革命就变成了一种理论视域下的革命。马克思主义理论一旦与哲学内容纠缠不清，其批判性和革命性必定会打折扣。如果我们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定性为彻头彻尾的纯粹哲学，无疑会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真精神窒息在体系化的纯粹哲学之中，无法使马克思主义哲学拥抱现实生活，与革命变革发生联系，也将会使马克思主义哲学降低成为一种思考、描述、表达现实的某种词句。如此一来，马克思主义哲学和以往的纯粹哲学一样仅仅是哲学家头脑中的脑力竞技，哲学成为一种道德哲学、修养哲学，像黑格尔一样在哲学思辨的海洋里尽情嬉戏。
为此，马克思主义哲学必须反思哲学、反思自身，对哲学也要进行一种批判。须知，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哲学性和革命性是有界限的，革命性是哲学性的更高环节。马克思主义理论作为一种辩证的历史的哲学，虽说本身包含了哲学所固有的非现实性、观念性、抽象性等缺陷，但马克思主义哲学本身却超越了这种局限，它要求走出体系化的哲學世界，试图将自己世界化，凭借自身向外实现自己，把自己“燃烧成为现象”。当马克思主义哲学发现自己的片面性之后，它将自己要求自己把完整性、自足性打破，融入到无产阶级工人运动此起彼伏的浪潮中去。
那么，在什么意义上，马克思、恩格斯超越了以往全部的纯粹哲学？在我们看来：其一，在理论上达到纯粹哲学的思辨高度。以黑格尔为代表的德国古典哲学是整个纯粹哲学发展的顶峰，无疑这种哲学在观念上达到了历史的最高峰，在精神上已经把握了整个历史。马克思主义哲学必须在理论上也能真实地把握整个历史，才能很好地指导现实运动。正像一位学者所指认的：“对马克思来说，可作为批判标准的超越性的价值判断和精神祈向，构成了其理论更为根本的内容。”[6]马克思主义不仅仅只是一种理论哲学，它还包含着努力使自己成为实践的东西，马克思主义哲学具有某种形式的形而上学，它超拔的精神气质肩负着历史的担当和精神的慰藉。其二，达到理论与实践的辩证互动。即把理论与实践当作总体性的内在部分，把主体和客体当作内在的统一。马克思主义哲学包含着理论与实践的内在一贯性，实践要在理论上被批判，理论要在实践中被消灭。马克思主义哲学超越纯粹哲学的现实途径存在于社会主义运动之中，“社会主义，无论从其目的还是从其手段上说，都是一场实现自由的斗争。”[3]91当无产阶级作为一个普遍的阶级，认识到自身既是革命运动的主体，又是革命运动的客体，达到理论与实践相统一的时候，无产阶级步入历史的舞台，掀起社会主义革命运动的浪潮。马克思主义哲学超越纯粹哲学的历史地平线孕育在未来的社会主义运动之中，实现在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的共产主义社会当中。
马克思主义哲学在扬弃纯粹哲学优点和缺点的同时，把自身哲学理论融入理论革命和实践革命之中，融入到世界无产阶级革命运动中。马克思主义哲学从批判政治革命运动转向了人类社会的全面批判，从理论走向了实践，从观念走向了现实，从哲学王国走向了人类王国。
参考文献：
[1]马克思.德谟克利特的自然哲学和伊壁鸠鲁的自然哲学的差别[M]//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上）.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
[2]马克思.《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M]//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3]柯尔施.马克思主义和哲学[M].王南湜，荣新海，译.重庆：重庆出版社，1989.
[4]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关于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研究[M].杜章智，任立，燕宏远，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58.
[5]马克思.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M]//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502.
[6]李佃来.“柯尔施问题”的政治哲学求解[J].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12（6）：102-108.
作者简介：杨紫秋，硕士，湖北文理学院文学与传媒学院教师。
作者：杨紫秋
马克思辩证法与哲学论文 篇2：
论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传统哲学辩证法思想的会通
摘要：中国传统哲学与马克思主义哲学有诸多可会通之处，这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提供了思维方式方面的助力。这种会通的建构首先基于二者于客观世界社会的接触与实践之中，马克思主义哲学以对阶级矛盾的斗争分析作为切入点，揭示了人类社会规律以及客观世界辩证法原理，将辩证法和本体论相统一。中国传统哲学主张天人合一，强调万物一体与物相融，突出自身主体能动性，通过实践理性法则以自我修养的形式对自身的道德行为进行约束，形成一种道德价值哲学，这种道德价值与社会政治和人伦关系密不可分。中国传统哲学的辩证法在矛盾观上强调两一、万物一体、“复”等观念，与马克思主义哲学有一定的会通之处。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传统哲学;辩证法;会通
一、引言
马克思主义哲学以实践作为沟通主观世界与客观世界的桥梁，创造性地对辩证法进行改造，突破了以往黑格尔辩证法仅站在自我意识层面思考的局限，将人的主观世界与客观世界相连接，把过去仅站在自我意识思考的人从主观世界拉向了客观世界，以此揭示出客观世界辩证法的本来面目。因此，从世界观的层面来看，马克思主义哲学以独立于人主观意志之外的物质作为其概念基础，以实践作为沟通主客体的中介，肯定了人的意识能动性。这种实践并不是仅停留在意识层面的实践理性，而是处在现实世界中的客观存在。人可以通过实践作为贯通主客观世界的桥梁，以去认识世界改造世界。马克思主义正是通过实践达到了思维和存在、主观与客观的统一。这种实践同时也植根于人类社会之中，以劳动的形式得以体现，而资本主义对工人阶级劳动的剥削引发了马克思对于阶级矛盾的思考，他站在无产阶级的立场上对阶级矛盾进行了分析，揭示出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他的思考是源于客观社会的，其目的是为解决社会矛盾关系。
中国传统哲学虽多表现为一种道德价值哲学，是对内在生命和道德世界的超越性追求，但它为什么注重对道德的追求？作为支撑道德追求的根源为何？其来源便是对天道、对本根的遵循，人道的作用是为了彰显天道，而天道同时需要人来体现，故《中庸》中讲“道不远人”[1]。天道并不是人无法把握的超越性存在，而是蕴含在人的真实生命过程体验之中，通过自己的道德实践，从而尽心、知性以知天，以此达到与天道同齐的层次，修身成圣。由此可见，在中国哲学中人的主体性地位尤为重要，哲人将对天道的敬畏通過道德修养的形式下贯到人的主体上，落实在自己的生命体验中，转化为对内在超越的价值本体追求。但是道德的实现却必然要以落实在客观世界中的形式，在社会政治的关系中以实践的方式才能得以体现。中国哲人的实践虽然也是立足于客观物质世界，立足于社会关系，但其目的并不是如马克思主义一样着眼于认识世界改造世界，而是致力于通过道德实践的礼法对自己的实践行为进行规范，从而正心诚意，以此来明内在的明德之心，提升人的内在道德修养，建立起道德自律法则，实现对内在道德的超越性追求。同时，中国哲人主张只有通过内圣才能外王，牟宗三先生曾指出“实践的活动即政治的活动”[2]，他认为这种活动是从人本身出发连接着人、事、天这三方面，政治活动的成功离不开对这三者的调和，而要达到这种调和便必须先培养德性主体，中国哲人的实践必由德性实践以达政治实践。
因此，马克思主义哲学和中国传统哲学共同的出发点首先都是将人放在客观世界中，放在社会政治之中，以实践作为贯通主客观世界的中介，而正是基于此种共性之上，使得二者哲学有会通之可能性。但由于二者的立场不同，马克思、恩格斯站在无产阶级的立场上对社会阶级矛盾的分析，揭示资本主义的劳动生产规律，发现了无产阶级被残酷剥削的事实，主张通过革命的手段推翻资产阶级，实现社会变革促进社会发展。中国哲人们多主张“内圣外王”，通过对自身道德本体的修养和追求从而实现治国平天下的政治理想，将中国哲学多引向一种道德心性的哲学。正是基于此种背景之下，二者的辨证法既有相似性又有其差异性。但二者哲学的出发点皆是立足于实践，此正是马克思主义哲学能在中国生根发芽的原因之一。
二、普遍联系观与万物一体观之会通
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看来，世界上的万物都是由物质构成的，万物共处在时间与空间之中，以运动的方式共同构成了变化不息的物质世界。
首先，万物是存在于世界之中并与世界相接触着，都是构成世界的组成部分。因此马克思主义认为：世界上的一切事物、现象以及它们内部各个部分都不能孤立的存在而是与周围的事物有着密切的联系。各种事物构成了不同层次的系统，低层系统组成高层系统，各层系统纵横相连构成了整个统一的宇宙，由此马克思主义站在科学的层面上系统地揭示了客观物质世界的联系。然而，若在中国古代哲人看来，这种仅落实在具体物质层面的观点被称为形而下的，并不是中国哲人所关注的重点。中国哲人讲万物一体，更多的是从形而上的最高道德本体上来讲的。万物何以能够一体？皆是源于一理而已。《通书·理性命第二十三》云：“二气五行，化生万物。五殊二实，二本则一。是万为一，一实万分。万一各正，大小有定。”阴阳二气与五行化生万物，“五行之殊实即二气之实，而二气之本则是‘一’也。”[3]一便是指太极或天道神明之诚。阴阳二气统一于太极之理，化五行，生万物，万物禀含太极之理，故又万而归一。
可见，不同于马克思主义联系的构成系统，由低级到高级构成物质宇宙，中国哲学的万物一体是一种创生的系统，不是从下至上讲的，而是从上至下讲的，一而万，万而一。由一理而生万物，万物又复归一理，这便是万物一体的建构模式，体现了中国哲学圆融的特点。宋明理学虽然是围绕着心性之争而展开的，但关于万物一体的思维模式却是同一的，只不过他们争论的便是这一理究竟是源于心还是源于性？是源于外还是源于内？王阳明在《传习录》中指出，人的良知便是草木瓦石的良知。草木瓦石为何能与人同体？就是因为共具一理，这一理便是来自于我心中的良知，万物皆由我心而发，皆在我的本心中得以呈现，故万物本与我一体。可见王阳明强调的“理”虽是从内在的道德本心出发，但是其关于万物一体的思维模式还是与理学趋于一致的，都是从最高的本体出发来思考人、万物与自然的联系，同时赋予其道德价值的色彩，这正是中国哲学万物一体思考的独到之处。
所以，总体来看，马克思主义哲学从科学的层面揭示了客观物质世界的联系，从低级到高级，层层递进构成整个宇宙系统，而反观万物一体的思路，其以人作为思考的主体，将道德伦理价值上升到本体的高度，由一理而万殊，万殊又实为一理。相比马克思主义哲学来说，中国传统哲学的联系观是朴素的，缺乏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系统性，但是这种将人和自然万物、人伦社会以及人内在的道德世界相联的思路，却是真正地将人的内在价值和外在自身与万物相贯通，正是中国哲人思维独有的境界，在当今的时代仍然具有不可或缺的价值意义。正如“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提出，正是体现了传统辩证法思想与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融合与创新，人类的命运是共存的，是普遍联系的，天下皆家，万物一体，整个人类之间的命运是一体的，人与整个世界是不可分离的。
三、矛盾观与两一观之会通
顺着这种联系观的思路，我们接下来分析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哲学辩证法思维的异同。首先，无论是中国哲学还是马克思主义哲学都承认宇宙及世间万物都是以运动变化的方式而存在的。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概念里，矛盾作为贯穿事物发展始终的存在，为事物的发展提供动力，矛盾双方对立统一且在一定条件下相互转化。马克思主义的这种矛盾观是在实际社会阶级分析中而逐渐形成的，马克思、恩格斯关注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关系，看到了在这种矛盾的背景下虽然推动了西方资本主义的发展，但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已经到了不可调和的地步了，必须通过暴力革命的手段推翻资产阶级，让被剥削的无产阶级站立起来，转化矛盾力量，实现社会的变革。所以，从这种角度看来，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出发点首先是根植于人类社会之中的，并且认为社会是在矛盾双方的对立斗争的过程中发展的，矛盾在变化过程中实现质变，产生新质，这一新质可能表面上复归于初，但其实质却已经与过去不同，但它的发展趋势总体上是前进向上的，是进步的、进化的。这与中国哲学的矛盾观有着较大的不同，那么在中国哲学之中的矛盾观特点又是如何？
对于这一问题，张岱年先生在《中国哲学大纲》中做了总结，他将中国哲学的矛盾观称为“两一”，将其性质总分为“五项”：“对待之必然、对待合一关系、对待之综合、对待合一与变化，对待与合一之关系。”[4]在其对待合一关系之中又细分为“五项”：一为对待而相依，即对立双方相互依存而存在的;二为对待之交参，即对立面的双方相互包含，矛盾对立的双方都蕴含着其对立面的属性，此中有彼，彼中有此;三为对待之互转，矛盾双方之间相互转化，正如马克思主义哲学里所说矛盾双方在一定条件下可以互相转化，对于这转化的条件，中国哲学则更为细致;四为对待之相齐。即对待无差别，此观念本出自庄子的齐物，认为一切对立区别都可以消除，此即是彼，彼即是此，这其实是没有正确地认识到矛盾的对立含义，矛盾是相互对立的，互相具备对立面的属性。但不能把矛盾对立的分割线给模糊，完全消除矛盾对立的界限;五为对待之同属，实际上则是，对立包含在统一之中为统一之所属。
张岱年先生对对立的论述明确地揭示出中国哲学矛盾观的主要特点，在其归纳中，可以看到马克思主义中关于矛盾双方相互依存与中国哲学中的对待之交参颇有相似，都承认对立统一。以马克思主义矛盾观看来，对立是矛盾双方排斥相分离的属性，统一则是由于二者相吸引、相联结的属性。这实际上是将对立的双方看作两个独立的个体属性，由对立双方联结组合才形成对立统一这一属性，具有主客相分的含义。在中国哲学看来，对立双方实际上只是事物的一体两面之显现，即对待之综合。如老子的“有无相生”便向我们揭示出矛盾双方虽然互相对立，但二者任意一方的存在都不能离开对立面而存在，其任一一面的概念之所以能存在就是因为对立面的存在才能成立，正如有无二者相互对立又互相依存，但最终都统一于最高本体的道。故老子又说道：“二者同出，异乎其名。”（《道德经·第一章》）认为有无二者便同出于道，都只不过是道之不同显现而已。由此可见，在中国哲学中矛盾双方看似对立，其实是彼此相互依存、互相转化，共同统一于一体的，也就是一物两体之体现，这便是中国哲学矛盾观最主要的特点。
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其实也有矛盾在同一体内的论述，即内部矛盾，但这与中国哲学的矛盾观实际上有本质的不同。其双方对于统一之概念最主要的差别在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概念为联结，其对立的两面是各具差异的独立属性，在彼此的斗争中又共同统一于矛盾之中。中國哲学的观念则认为此对立实际为一体，由一体而分对立，对立又构成一体。看似两种属性实际上则为一属性中包含着两个方面，实为一体。正如张载在《正蒙·动物篇》所言：“物无孤立之理，非同异屈伸终始以发明之，则物非物也。”他认为事物都不是孤立存在的，都存在于对立矛盾之中，正因为有矛盾这一属性则物才可以说成物，他承认对立是构成事物的一种属性，在一定程度上也承认了矛盾的普遍性。
承认矛盾的普遍性也是唯物辩证法与中国传统哲学中共有的观点，唯物辩证法承认矛盾存在于一切事物发展的过程中，任何事物在发展中都存在着矛盾。中国哲学承认矛盾具有普遍性，但两者又有不同之处：中国哲学不言所谓的发展，而是言变化，张载便认为阴阳交感、相吸相排，趋于融合而仍有对立。这与辩证法中对矛盾的斗争性与同一性的论述趋于一致。在唯物辩证法中强调主次矛盾问题，矛盾主次方面等问题，认为事物发展的性质是由主要矛盾所决定的，中国哲学中对此类问题并没有过多论述。但张载对待综合似乎是中国人对矛盾中主次问题的看法，认为矛盾一方可以吸收于另一方，达到一个更加圆融的发展，这是中国哲学中的独到之处。
可见就中国传统哲学而言，矛盾辩证法思想可谓是早已渗透在我们的民族思想当中。当代马克思主义辩证法更是发展和融合了传统辩证法思想，在新的时代，发现矛盾解决矛盾，集中精力解决发展过程的主要矛盾，同时兼顾次要矛盾，进行道德文明建设，树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这正是当代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与中国传统哲学辩证法会通的体现。
四、“复”与质量互变之会通
矛盾双方对立统一，在一定条件下可以相互转化，这一定的条件究竟要如何满足？其实对于这一问题，中国哲学早已有了自己的解释和回答。如“福可生祸”“正转为奇”“善化为妖”皆是中国哲学中对于矛盾转化观念的论述。然而，若想要实现矛盾的变易转化，首先则需要量变质变的积累。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对量变质变规律的描述，则认为，事物的发展是从量变开始的，量变是质变的必然准备，质变是量变的必然结果。如《劝学》中荀子言：“故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不积小流，无以成江海。”可见，只有进行量的积累，才会有质变的发生，这一点与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相一致，都强调质变的形成必然需要量的积累。唯物辩证法把这一过程看作是：“事物的发展就是从量变到质变又在新的质变上开始，循环往复。”[5]但它所认为的循环往复实际上是一种上升，一种进步和发展，表面复返于最初，实际上则是一种上升，这与中国哲学的观念大为不同。中国哲学注重量变质变之积累，但中国哲学中更强调一个“复”，认为事物的发展最终会复归于最初的状态，与唯物辩证法中的最初相比，其实质并不相同。“复”是一种真正的复归原始状态。
万物都回归于其最本源的状态之中，相比唯物辩证法则缺少了用发展的眼光去看待事物发展的过程之中，有一定的局限性和片面性。万物复归最初，因此中国哲人们多注重事物的矛盾转化问题，如西汉学者扬雄对矛盾转化的过程有着他自己独到的见解。扬雄极为注重极的概念，认为物极必反，不极则不反。他强调到达极之前必有积渐的发展，即要有量的积累，认为事物在其成长发展的每天都趋向于新的变化，衰退消亡也是如此。他把事物变化的过程都分为九个阶段，这九个阶段便是反复积累的变化过程，揭示了整个过程发展中的不同阶段，完整地展现了事物发展的整个过程。清初的王船山与扬雄的观点相反，他反对物极必反之说，认为相反是在事物发展的过程中所出现的，任何一事物的对立都存在于事物的发展过程中，这恰巧与唯物辩证法中矛盾蕴含着事物发展的始终观点相一致，但王船山却认为对立转化是没有极端的，并不需要到极致才可以转化。他的观点有两面性之处，一方面他肯定了对立存在于发展过程之中，这是极具进步性的，但是他却没有看到量变质变的积累和转化的关系，他所认为的对立互转其实也是由更细微的量积累所表现出来的结果。
所以从量质积累的角度来看，虽然中国哲学与马克思主义哲学二者的辩证法都强调量的积累会引起质的变化，但它们仍具有不同之处，唯物主义辩证法认为事物的发展最终必然归于否定，在进行质变之前必然要有量的积累，事物的发展是曲折的，但是总体却是螺旋上升的，在量变达到一定程度的时候，便会转化为质变实现事物的发展和飞跃。中国哲学以反复为其对量质变化的核心观念，把量质转化过程给细化成各个阶段，更加细化了量质转化的过程。物极必反，量的积累最终会导致事物的反转，导致质变的转化变化，但最终复归原始的状态，这与否定之否定的发展观念有所不同，唯物辩证法的观点为表面上返回于初，实际上已经是由量变完成了质变，开始在新的质变上发展，所以表面上才是最初的状态，但其实本质上是上升了一级，它是一种无穷上升的一个过程，而中国哲学则是复归于本原，真正最本质的一种状态，有一种循环往复的意味。
因此，中国传统哲学讲的辩证法带有循环往复、生生不息的人文理想与道德情操。诸如周敦颐的太极图虽以阴阳五行构成了万物化生的模式，但其最高之理还是道德价值之理，故中国哲学讲的矛盾对立其实质都是一物两体的表现，万物一体的思维模式便是由包含道德伦理在内的一理而产生万理，万而又归一，在此思维模式下中国哲学的发展观便呈现为一种“复”的形态，它并不会像马克思主义哲学一样无限向上发展，而是最终复归于初，复归于万物最本始的道上，所以中国传统哲学的发展往往会呈现循环往复的模式，而马克思主义哲学则用发展的眼光来看问题，有其进步意义。
五、结语
通过对中国传统哲学和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比较，我们可以发现二者得以会通的前提，但二者都不是仅停留于意识领域的纯粹思辨哲学，而是与客观世界相接触，以人与社会为思考，以实践为中介的哲学。但由于世界观的差异，二者辩证法的目的有所不同，马克思主义哲学主张的世界观认为世界的本质是由运动的物质构成的，其辩证法就是为了去揭示物质世界发展变化的规律，指导人们去认识世界改造世界，因此其辩证法是带有进化发展意味的。中国哲学的世界观则是一种天人合一、天道性命相贯通的有情世界观。天地为大宇宙，人身为小宇宙，天地人身虽有大小之别，本质则一。天人合一的目的系指向生生不息的大方向，重在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人道主义精神。因此，其辩证法带有循环往复、生生不息的人文理想与道德情操。中国传统哲学讲的矛盾对立其实质都是一物两体的表现，万物一体的思维模式便是由包含道德伦理在内的一理而产生万理，万而又归一，在此思维模式下中国传统哲学的发展观便呈现为一种“复”的形态，它并不会像马克思主义哲学一样无限向上发展，而是最终复归于初，复归于万物最本始的道上，所以中国传统哲学的发展往往会呈现循环往复的模式，这正是其辩证法的特点所在。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便是突破了中国传统辩证法的局限，并吸收了传统中国哲学中的人文价值，在新的时代有了新的发展。因此，只有通过对二者辩证法的比较与会通，才能更好地了解二者在意识形态上存在的共性与特性，深入了解二者哲学的精髓，促进二者的会通，丰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体系。
参考文献：
[1]陈晓芬，等.四书[M].北京：中华书局，2017：11.
[2]牟宗三.中国哲學的特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11.
[3]牟宗三.心体与性体[M].长春：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13：306.
[4]张岱年.中国哲学大纲：上[M].北京：中华书局，2017：471-
493.
[5]肖前.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M].2版.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101.
作者简介：万星伟（1995—），男，汉族，江西南昌人，单位为江西师范大学，研究方向为中国哲学。
（责任编辑：冯小卫）
作者：万星伟
马克思辩证法与哲学论文 篇3：
马克思恩格斯哲学观之比较
摘要：对马克思和恩格斯哲学思想的比较，大都局限于对他们具体哲学观点方面的比较，往往忽视了他们哲学观方面的比较，而哲学观作为哲学家从事哲学研究的本体论承诺，如果不深入比较他们的哲学观，就很难深化他们哲学思想的比较研究。本文就是在这方面作一初步的尝试，比较了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哲学观方面的共同点及其差异。
关键词：马克思；恩格斯；哲学观；比较
文献标识码：A
自从恩格斯逝世以后。把恩格斯和马克思的思想进行比较，研究二人的思想关系、文本关系和生平交往关系，就开始成为国际马克思主义研究的一种新动向。经过“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阐释。马克思恩格斯比较研究成为当代西方“马克思学”的一个中心课题。中国学界在这方面也取得了一些成果，但很少比较马克恩与恩格斯的哲学观，本文将对这一问题进行一些探讨，以引起学界的关注。
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哲学观从总体上来说是一致的，都反对思辨哲学，反对体系哲学，但由于家庭、学术背景、个人经历等多方面的差异，他们的哲学观也存在着一定的差异，厘清他们有哲学观方面的同异，是比较研究他们具体思想的一个基础性的工作。
一、马克思恩格斯哲学观的共同点
1．都反对体系哲学
马克思早在《博士论文》时期就表现出反哲学体系的萌芽：“这些自我意识把世界从非哲学中解放出来，同时也就是把它们自己从哲学中解放出来。即从作为一定的体系束缚它们的哲学体系中解放出来。”
马克思在谈到青年黑格尔派批判理论的局限性时写道：“他们(指青年黑格尔派，引者注)和黑格尔的论战以及他们相互之间的论战，只局限于他们当中的每一个人都抓住黑格尔体系的某一方面，用它来反对整个体系，也反对别人所抓住的那些方面。起初他们还是抓住纯粹的、未加伪造的黑格尔的范畴，如‘实体’和‘自我意识’，但是后来却用一些比较世俗的名称如‘类’、‘唯一者’、‘人’等等，使这些范畴世俗化。”也就是说。对黑格尔的批判，如果不对黑格尔体系进行整休的批判。那么这种批判就不能取得成功，反而使黑格尔哲学更加片面化，还会歪曲黑格尔哲学。马克思批判了思辨哲学体系建构的虚妄性：“因为黑格尔的《哲学全书》以逻辑学，以纯粹的思辨的思想开始，而以绝对知识，以自我意识的、理解自身的哲学或绝对的即超人的抽象精神结束，所以整整一部《哲学全书》不过是哲学精神的展开的本质，是哲学精神的自我对象化；而哲学精神不过是在它的自我异化内部通过思维理解即抽象地理解自身的、异化的宇宙精神。”这种体系完全是思辨的结果。这种哲学思考与写作的方式在现时代已经终结了。
恩格斯也是反对体系哲学的：“体系学在黑格尔以后就不可能有了。世界表现为一个统一的体系，即一个有联系的整体，这是显而易见的，但是要认识这个体系，必须先认识整个自然界和历史，这种认识人们永远不会达到。因此，谁要建立体系，他就只好用自己的臆造来填补那无数的空白，也就是说，只好不合理地幻想，玄想。”在恩格斯看来。体系哲学在黑格尔那里已经终结了，任何想重建体系哲学的企图都是倒退。晚年恩格斯批评当时德国的一些年轻学者把唯物主义当作套语的做法：“他们把这个套语当作标签贴到各种事物上去，再不作进一步的研究，就是说，他们一把这个标签贴上去，就以为问题已经解决了。但是我们的历史观首先是进行研究工作的指南，并不是按照黑格尔学派的方式构造体系的诀窍。必须重新研究全部历史，必须详细研究各种社会形态存在的条件，然后设法从这些条件中找出相应的政治、私法、美学、哲学、宗教等等的观点。……但是许许多多年轻的德国人却不是这样，他们只是用历史唯物主义的套语(一切都可能被变成套语)来把自己的相当贫乏的历史知识(经济史还处在襁褓之中呢!)尽速构成体系，于是就自以为非常了不起了。”在这里，恩格斯明确反对将他和马克思的学说体系化的做法。
马克思和恩格斯反体系哲学这一点在后来的某些马克思主义者那里被忽视了，总想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化，苏俄教科书理论体系就是明证，如果说仅仅是作为一种教科书，为了教学的需要，这并没有可指责的，因为作为教科书应该是一种体系化的东西，但如果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就认为等同于教科书体系本身，那就值得怀疑了，因为马克恩哲学从根本上是反对建立体系的，这种做法本身就是违背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哲学观的，那么，我们姑且不沦这种体系中的内容，但就这种建构起来的体系的合法性就值得怀疑了。
2．都反对思辨哲学
马克恩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中批判黑格尔哲学是“逻辑的泛神论的神秘主义”，在《神圣家族》“序言”中宣布：“在德国。对真正的人道主义说来，没有比唯灵论即恩辨唯心主义更危险的敌人了。它用‘自我意识’即‘精神’代替现实的个体的人。并且同福音传播者一道教诲说：‘精神创造众生，肉体则软弱无能。”而鲍威尔批判中含有的东西。正是这种以漫画的形式再现的思辨。因此，该书的目的，就是揭露这种“思辨哲学的幻想”。马克思认为，鲍威尔俨然要给当代一切问题提供正确的答案，但实际上，它不过是袭用黑格尔的思辨戏法：把问题“从正常的人类理智的形式变为恩辨理性的形式，并把现实的问题变为思辨的问题。”正是对于思辨哲学的这种认识，马克思在许多地方对它进行了无情的批判。当然，对这种恩辨的本体论思维方式进行最彻底的批判是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第1条中，表面上看，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是不同的，但它们的实质都是思辨的本体论的思维方式。值得注意的是，对于这类经院哲学式思维的批判，贯穿了马克思的一生。他在晚年(1879年)的—个读书笔记中写道：“在一个学究教授看来，人对自然的关系从一开始就不是实践的即通过活动而建立起来的关系，而是理论的关系”。嘲
同样，恩格斯也对恩辨哲学进行了批判，1844年8月底到9月初，恩格斯与马克思在巴黎会面后，合著了《神圣家族》，在恩格斯撰写的该书第四章第一节中，他以不同往常的口吻描述了黑格尔哲学：“它是一个老太婆，而且将来仍然是一个老太婆；它是年老色衰、孀居无靠的黑格尔哲学。这个哲学搽脂抹粉，把她那干瘪得令人厌恶的抽象的身体打扮起来，在德国的各个角落如饥似渴地物色求婚姻者。”在《路德维希·费尔巴哈与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中，恩格斯在评论费尔巴哈的抽象的人学观念时写道：“在费尔巴哈那里情况正好相反。就形式讲，他是实在论的，他把人作为出发点；但是，关于这个人生活的世界却根本没有讲到，因而这个人始终是在宗教哲学中出现的那种抽象的人。这个人不是从娘胎里生出来的，他是从一神教的神羽化而来的，所以他也不是生活在现实的、历史地发生和历史地确定了的世界里面；虽然他同其他的人来往．但是任何一个其他的人也和他本人一样是抽象的。”显而易见，恩格斯对费尔巴哈的恩辨的人学观念的
批判和马克思的观点大致是接近的。
3．都强调哲学要回归现实生活世界
马克思批判了费尔巴哈对“感性世界”的理解的局限性：“费尔巴哈对感性世界的‘理解’一方面仅仅局限于对这一世界的单纯的直观。另一方面仅仅局限于单纯的感觉。……他没有看到，他周围的感性世界决不是某种开天辟地以来就直接存在的、始终如一的东西，而是工业和社会状况的产物。是历史的产物，是世世代代活动的结果，其中每一代都立足于前一代所达到的基础上，继续发展前一代的工业和交往，并随着需要的改变而改变它的社会制度。”与费尔巴哈这种直观的、静态的“感性世界”概念相反，马克思所理解的“感性世界”概念是强调人的感性活动的、动态的“感性世界”：“费尔巴哈特别谈到自然科学的直观．提到一些只有物理学家和化学家的眼睛才能识破的秘密。但是如果没有工业和商业，哪里会有自然科学呢?甚至这个‘纯粹的’自然科学也只是由于商业和工业．由于人们的感性活动才达到自己的目的和获得自己的材料的。这种活动、这种连续不断的感性劳动和创造、这种生产，正是整个现存的感性世界的基础，它哪怕只中断一年，费尔巴哈就会看到，不仅在自然界将发生巨大的变化。而且整个人类世界以及他自己的直观能力。甚至他本身的存在也会很快就没有了。当然，在这种情况下，外部自然界的优先地位仍然会保持着。”对于感性世界的这种理解。使以费尔巴哈为代表的旧唯物主义不能看到感性世界通过人的活动而对人的生成，不能看到人与感性世界之间的反思的对象性关系。即通过对象化的活动而在对象化的世界中确证自身的主体性，而只是把感性世界理解为一种自在的、直观的对象，而在马克思这里，作为感性世界基础的是人的感性活动，这个感性世界不仅仅是以知觉和表象为基础而形成的可能经验的世界或现象界．而是由人的感性活动及其创造物所构成的生活世界。
恩格斯也具有与马克思相同的思想倾向。这在反对自然哲学与历史哲学时表现得最为充分：“我们现在不仅能够说明自然界中各个领域内的过程之间的联系．而且总的说来也能说明各个领域之间的联系了，这样，我们就能够依靠经验自然科学本身所提供的事实。以近乎系统的形式描绘出一幅自然界联系的清晰图画。描绘这样一幅总的图画，在以前是所谓自然哲学的任务。而自然哲学只能这样来描绘：用观念的、幻想的联系来代替尚未知道的现实的联系，用想象来补充缺少的事实。用纯粹的臆想来填补现实的空白。它在这样做的时候提出了一些天才的思想，预测到一些后来的发现，但是也发表了十分荒唐的见解，这在当时是不可能不这样的。”“这种历史观(指唯物史观一引者)结束了历史领域内的哲学，正如辩证的自然观使一切自然哲学都成为不必要的和不可能的一样。现在无论在哪一个领域，都不再要从头脑中想出联系，而要从事实中发现联系了。”在恩格斯看来，只要我们返回到唯物主义立场，即面向事实，回到现实生活之中，就能克服自然哲学和历史哲学，克服唯心主义的臆想。
把人的感性活动理解为现存“感性世界”的深刻基础，使马克思和恩格斯找到了扬弃以往一切旧哲学并创立新的唯物主义哲学的立足点，因此，只有把人的感性活动理解为感性世界的基础，才能真正建立起能够把自然观和历史观统一起来的彻底的唯物主义即“实践的唯物主义”。
二、马克思恩格斯哲学观的差异
马克思恩格斯固然在毕生合作的过程中。有很多思想通过相互的交流取得了共识，但我们通过阅读他们的文本发现，两人的哲学思想还是存在差异的，我们需要进一步追问的是造成他们哲学思想差异的原因是什么。其中一个不容忽视的原因就是他们的哲学观的差异，现就马克思恩格斯的哲学观的差异进行简单的梳理。
1．在对哲学基本问题的看法上的差异
众所周知，恩格斯在《路德维希·费尔巴哈与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中提出了哲学的基本问题：“全部哲学，特别是近代哲学的重大的基本问题，是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这个问题包含着以下两个方面：一是思维与存在何者为本原的问题(本体论问题)，二是思维与存在有否同一性的问题(认识论问题)，这一哲学基本问题写进了哲学教科书里。已广为人所接受。有学者对此提出了质疑：“我们当前在哲学理论研究上之所以缺乏重大的突破和创新，在相当程度上是由于对‘哲学基本问题’(即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问题)的误解而引起的……马克思哲学是从属于现代西方哲学的。它不是知识论哲学，而是实践唯物主义。所以它的基本问题不是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问题，而是实践问题。”
笔者认为。马克思和恩格斯对哲学基本问题的看法上，一方面有着一定的共同点和联系，即马克思认为哲学基本问题是“理论与实践的关系问题”(并不仅仅是实践问题)，这是恩格斯所说的哲学基本问题“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的具体化，当然，这并不是说，首先是恩格斯提出了哲学基本问题，然后马克思再根据恩格斯提出的哲学基本问题使之具体化，而是就这两种表述之间的内在联系而言的。另一方面，马克思和恩格斯对哲学基本问题的看法存在着差异，这种差异是针对不同的实情提出来的，恩格斯提出的哲学基本问题“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是基于哲学史的实情做出的，是为了梳理哲学史的发展线索做出的，如果据此认为恩格斯回到了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第1条中所批判的旧唯物主义中去了，坚持的是物质本体论，这种对恩格斯的批驳是有失公允的。而马客思的哲学基本问题“理论与实践的关系问题”的形成主要是针对当时哲学的缺陷(哲学与现实、理论与实践的脱离)并且为了克服这种缺陷而提出的，虽然马克恩并没有明确说出来，但理论与实践的关系问题始终作为他关注的哲学的基本问题而存在的，这一点论者将另文做详细阐述。
2．在强调他们所创建的哲学的侧重点上的差异
马克恩着重强调的是实践论的方面。而恩格斯着重强调的是世界观和方法论的方面。马克思把理论与实践的关系问题作为哲学思考的基本问题。在反恩辨哲学的过程中，突出了实践的重要作用，这已成为共识：“人的思维是否具有客观性的真理性，这不是一个理论问题，而是—个实践的问题。人应该在实践中证明自己思维的真理性，即自己思维的现实性和力量，自己思维的此岸性。关于思维—离开实践的思维——的现实性或非现实性的争论，是—个纯粹经院哲学的问题。”对于究竟应该如何理解这一条内容，存在着较大的争论，大都从马克思的这段论述中引申出如下的结论：第一。实践是一切认识活动的源泉和基础；第二，实践是检验认识真理性的客观标准。也就是往往从认识论的视角来理解，对于这种理解也有学者提出了异议，但马克思在强调哲学的“实践论”方面是不容质疑的，这已成为人们的共识。
恩格斯主要强调哲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方面：“现代唯物主义，否定的否定，不是单纯地恢复旧唯物主义，而是把两千年来哲学和自然科学发展的全部思想内容以及这两千年的历史本身的全部思想内容加到旧唯物主义的
永久性基础上。这已经根本不再是哲学，而只是世界观。它不应当在某种特殊的科学的科学中。而应当在各种现实的科学中得到证实和表现出来。”恩格斯所说的“世界观”包括自然观和历史观。在他看来，“唯物主义的自然观不过是对自然界本来面目的朴素的了解，不附加以任何外来的成分。”他明确写道：“马克思和我，可以说是把自觉的辩证法从德国唯心主义哲学中拯救出来并用于唯物主义的自然观和历史观的唯一的人。”显而易见，恩格斯所说的“世界观”以及“自然观”、“历史观”，只是研究自然和研究历史的基本立场和出发点，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就是按照自然的本来面目去研究自然和按照历史的本来面目去研究历史。所以，恩格斯说现代唯物主义根本不再是“哲学”，而只是“世界观”。
3．在辩证法理解上的差异
虽然对“辩证法”本身的看法不属于“哲学观”方面内容。但通过马克思和恩格斯对“辩证法”的不同理解间接地反映了他们哲学观的差异。马克思所理解的辩证法主要是历史辩证法、否定的辩证法。而恩格斯所理解的辩证法是自然辩证法、科学的思维方法。在清算黑格尔的辩证法时。马克思写道：“黑格尔的《现象学》及其最后成果——辩证法，作为推动原则和创造原则的否定性一的伟大之处首先在于。黑格尔把人的自我产生看作一个过程，把对象化看作非对象化，看作外化和这种外化的扬弃；可见，他抓住了劳动的本质，把对象性的人、现实的因而是真正的人理解为他自己的劳动的结果。”显然，马克思肯定了黑格尔辩证法作为“推动原则”和“创造原则”的积极意义，并认为这种原则体现在黑格尔对人的劳动的把握上。就此而言，辩证法仍然保持了自己的原始意义，即生成性质的反思形式。正是这种创生性特征，才使得辩证法表现为“在对现存事物的肯定的理解中同时包含对现存事物的否定的理解，即时现存事物的必然灭亡的理解；辩证法对每一种既成的形式都是从不断的运动中，因而也是从它的暂时性方面去理解。”瞄越正是辩证法的批判性和革命性所在，马克思扬弃黑格尔辩证法后所保留下来的也正是这方面的内容。并运用于马克思现代性批判之中。
恩格斯主要把辩证法理解为一种科学的思维方法，这可以从恩格斯关于“辩证法”的几段经典表述中看出来：“辩证法不过是关于自然、人类社会和思维的运动和发展的普遍规律的科学。”“辩证法被看作关于一切运动的最普遍的规律的科学。”“辩证法就归结为关于外部世界和人类思维的运动的一般规律的科学”。显然，马克思与恩格斯对辩证法的理解是有差异的。马克思主要强调辩证法的否定性的批判的、革命的方面，而恩格斯主要强调辩证法作为科学的思维方法的一面。恩格斯在去世前几个月曾强调指出：“马克思的整个世界观不是教义，而是方法。它提供的不是现成的教条。而是进一步研究的出发点和供这种研究使用的方法。”有学者指出：“我进一步认为，应该把科学的辩证法和哲学的辩证法、科学的认识论和哲学的批判论界划开来，研究、解释、表述自然、社会、历史及思维的辩证方法均是科学的方法，只有批判实践及现存的方法才是马克思的哲学方法。即‘辩证法不崇拜任何东西，按其本质来说，它是批判的和革命的”’他区分了哲学的辩证法与科学的辩证法，但没有标明这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对辩证法理解的不同。这与马克思恩格斯对形而上学的理解的不同有关，马克恿是把形而上学理解为—种哲学形态，而恩格斯主要把形而上学理解为一种思维方法。这种差异被后来的继承者加以放大。一方面成了马克思与恩格斯对立论的证据，另一方面成了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传统和苏俄马克思主义哲学传统对立的注脚。
恩格斯还提出了自然辩证法的思想，这也是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对恩格斯批评最多的地方。其实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也并不象人们所理解的那样。是自然界本身所具有的客观辩证法，这从恩格斯《自然辩证法》所举的例子可以看出来。其中绝大部分是自然科学中的例子。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说，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应是自然科学中的辩证法。既然是自然科学中的辩证法，显然并不是自然界本身的辩证法，而是人们借助自然科学的中介所获得的对自然界之间联系、发展及其规律的认识的主观辩证法。这与马克思的人化自然观和实践的辩证法还是有一致之处的。
三、几点启示
通过分析马克思恩格斯哲学观的同异，可以得出以下几点启示：
第一，正是由于马克恩恩格斯在哲学理念上具有共同点。所以在他们长期合作中能够一致地反对思辨唯心主义和旧唯物主义哲学，共同创建了“实践的唯物主义”，从而实现了哲学上的伟大变革，他们共同撰写的《德意志意识形态》和《神圣家族》就是明证。
第二，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在哲学观方面，马克思恩格斯也存在着差异，我们应该对这种差异从积极的方面去理解，正是由于这种差异才使他们的思想形成一种互补性，同时使得马克思主义哲学形成一种内在的张力。从而推动马克恩主义哲学不断向前发展。
第三。在对待马克思恩格斯哲学思想关系的理解上，要反对两种片面的绝对化的观点：一种观点认为马克恩恩格斯的哲学思想完全一致，这就片面夸大了他们的相同的方面；另一种观点认为马克思恩格斯的哲学思想完全异质。这就片面夸大了他们不同的方面。这两种观点本身都是违背辩证法的，也不符合他们思想的实际。
作者：黄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