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下是小编精心整理的《社会组织培育中的社区教育论文(精选3篇)》仅供参考，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摘要：社区社会组织具有舆情汇集、舆情传输、通过服务疏导舆情等多方面的舆情疏导功能，因此能在居委会舆情疏导机制中发挥独特的作用，协助居委会做好社区真情疏导工作。衡量社区社会组织在居委会舆情疏导机制中的功能定位，就需要界定社区社会组织与居委会之间的关系，把握党和政府对社区社会组织和社区整体的态度和发展定位。
社会组织培育中的社区教育论文 篇1：
社区社会组织发展与功能论析
[摘 要]社区社会组织是指由社区居民发起成立，在城乡社区开展为民服务、公益慈善、邻里互助、文体娱乐和农村生产技术服务等活动的社会组织。其发展大致可分成四个时期：萌芽时期（1979—1986年）、雏形时期（1987—1996年）、发育时期（1997—2007年）和成熟时期（2008年至今）。社区社会组织在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中不可或缺，其主要功能是提供社区服务、扩大居民参与、培育社区文化、促进社区和谐。
[关键词]社会治理 社区社会组织 社会和谐 居民参与
一、问题的提出
随着社会的不断裂变和分化，形成多种利益群体，利益群体的需求变得多元化，有关社会治理和社会服务随之也要求越来越多样化。单一的行政管理模式效果不佳，多元化的社会治理模式成为必然。事实上，当“社会治理”这一概念出现在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上，就预示着理念与方式一定要发生变革。在我国，社会治理是指在执政党领导下，由政府组织主导，吸纳社会组织等多方面治理主体参与，对社会公共事务进行的治理活动[1]。其中，强调“社会组织等多方面治理主体参与” 就是预示着由单一主体向多元主体转变，将成为社会治理创新的核心诉求。对于基层社会治理来说，社会各方积极参与其中，并逐步实现政府治理和社会自我调节、居民自治良性互动是最佳愿景。从根本上讲，在基层社会治理中的确需要进一步优化国家与社会关系格局，以在特定的治理规则（如何治理、如何互动）下形成国家与社会之间的合力，促进社会治理效益的最大化[2]。在基层社会治理领域，国家与社会不再是抽象的二元对立关系，而是基于诸多共同事务、共同目标而形成的团结关系[2]。进一步说，代表社会力量的“三社”将成为基层社会治理不可或缺的构成要件，它们在与地方国家共同致力于社区治理实践、社区建设目标中而得以彰显其现实意义。因此，在基层社会治理实践中，“社区”成为重构国家与社会关系的中心场域和互动空间[2]。而社区社会组织作为社区组织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基层治理与社区服务不可多得的力量。随着全面深化改革的不断推进，社区社会组织地位更加凸显。
社区社会组织是指由社区居民发起成立，在城乡社区开展为民服务、公益慈善、邻里互助、文体娱乐和农村生产技术服务等活动的社会组织[3]。从其概念的界定来看，社区社会组织活动的范围非常广，如为民服务、公益慈善、邻里互助、文体娱乐和农村生产技术服务等，也就是说社区社会组织的活动涉及的大都是与百姓息息相关的事情，这些事情相对来说比较琐碎，但关乎民生[3]。而“关注民生”是党践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宗旨的关键所在。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保障和改善民生要抓住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既尽力而为，又量力而行，一件事情接着一件事情办，一年接着一年干”[4]。从这个意义上说，关注民生、重视民生、保障民生、改善民生这条主线是我们党始终抓住不放的中心工作。无论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宏伟目标，还是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 “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实际上都贯穿其中[5]，即都以努力让人民过上美好生活为目标和归宿。民生问题是社会和谐之基，科学发展之要。因此，解决民生问题既非一朝一夕，也非一人一部门的事情，它需要全社会多元主体的共同参与。
党和政府对社区社会组织在基层治理中的积极作用特别重视，明确提出要“加强社区治理体系建设，推动社会治理重心向基层下移，发挥社会组织作用，实现政府治理和社会调节、居民自治良性互动”[4]，并将此作为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的重要内容[3]。但事实上，社区社会组织管理服务不健全、培育机制不完善、作用发挥不明显等问题仍然存在[3]。
二、社区社会组织的发展
社区社会组织的发展与社区的发展建设息息相关。“社区”一词源于拉丁语，意思是共同的東西和亲密的伙伴关系，它是费孝通老先生于20 世纪30年代初翻译德国社会学家滕尼斯的著作《Community and Society》（《社区与社会》，1887年）时从英文单词“Community”翻译过来的[6]。近年来，我国学者在对“社区”进行研究的过程中对“社区”的理解和认识不尽相同，比较有代表性的观点：一是“社区是生活在一定地域内的个人或家庭，出于对政治、社会、文化、教育等目的而形成的特定范围，不同社区间的文化、生活方式也因此区别开来”。二是“社区是某一地域里个体和群体的集合，其成员在生活上、心理上、文化上有一定的相互关联和共同认识”[7]。
由此可见，社区是若干社会群体或社会组织聚集在某一个领域里所形成的一个生活上相互关联的大集体，是社会有机体最基本的内容，是社会的细胞，是宏观社会的缩影。现代社会，社区是人们生活的最基本空间。在我国，现如今的社区绝大部分是由城镇的居民委员会改名而来，少部分由并入城镇的村委会改名而来。社区主要是党和政府传递、落实政策和了解民情的最基层组织。由于社区没有行政级别，其工作人员既不属于行政编制，也不是事业编制，因此流动非常大。随着城镇化进程的不断加快，城市基层管理也自然出现很多新情况和新问题。随着市、区两级政府的管理职能开始下移，社区开始成为城市社会管理与服务的重要依托地和运作平台[8]。在互联互通新技术时代条件下，社区工作越来越重要，但作为社区自身由于人手少、人员流动大、所管理的事情多，难以应付基于社区的社会管理和社会服务，社区工作越来越离不开自治的、互助性的、非营利的社区社会组织。社区社会组织简单说，就是我们身边看得见、摸得着的一些草根组织，这类社会组织的发展一般都是伴随基层社会管理方式的变迁而发展壮大的。在我国，社区社会组织的发展大致可分成四个时期。
（一）萌芽时期（1979—1986年）
这一时期，社区社会组织基本是依托于单位发展起来的，严格地说，此时的社区社会组织还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社会组织，因为没有独立的章程和发展空间，组织的活动和规则由所属的单位制定。虽然也有一些自发的群众性的社区社会组织，比如娱乐和体育方面的，但无论是在规模、行业分布以及作用发挥等方面都还不规范，基本还是那种自发的、随意性比较大的群众组织。
（二）雏形时期（1987—1996年）
这一时期，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单位制在我国生活的不断弱化，一些社会组织管理职能逐步从企业、机关中分离出来，涌现了大批具有社区民间性质的社区服务组织，一些服务中心和援助中心纷纷建立起来，但大多是从社区服务出发，依托于街道和居委会。这一时期的社区社会组织由于受到自身条件的限制，很多管理制度和规则尚不完善，规模和数量也比较少，布局混乱，社区居民认同度低，因此许多功能和作用得不到有效发挥。
（三）发育时期（1997—2007年）
进入20世纪90年代中叶以来，随着城市居民的收入明显提高，日益丰富的物质生活促进了精神生活的需求，社区中一些以娱乐、健康等特征为主的社团和组织应运而生，这些组织不仅成为社区社会组织中数量庞大的组成部分，也成为城市社区社会生活的重要部分，这是社区社会组织迅速发展的基础。1998年，《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出台，该条例明确社会团体登记管理统一归口民政部门，于是很多社区社会组织也纳入其中进行统一管理。2000年我国全面推进社区建设，其中社区组织建设是社区建设的重要内容，社区组织建设主要有社区党组织、社区自治组织（居委会）和社区中介组织。随着社区建设的逐步深入，2002年伊始，社区中介组织改称为社区社会组织。2007年10月，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发挥社会组织在扩大群众参与、反映诉求方面的积极作用，增强社会自治功能”;2007年11月，民政部负责人在全国社会组织建设与管理工作经验交流会上对社会组织的称谓又作了进一步的阐述：社会组织是对传统的非政府组织、非经济组织、第三部门或民间组织等称谓的改造，是用中國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深刻认识这类组织的基本属性、主要特征而形成的科学概括。“民间组织”的称谓也改为社会组织，“社区组织”由此也改称为社区社会组织。这一阶段，全国各地涌现出很多社区建设试验区，社区社会组织的建设异常活跃。
（四）成熟时期（2008年至今）
随着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也带来了社会结构的多元变化，很多社会管理的职能也逐步向社会让渡，在这一过程中，大量的原来由政府或单位承接的社会职能回归到社会上，从而营造了社区社会组织迅速发展的良好环境和社会氛围。
这一时期，社区社会组织的发展相对成熟，无论从数量还是规模都有了很大的发展，自身建设能力也相对增强，包括组织理念、活动能力、管理能力、创新能力、服务能力以及可持续发展的能力都有了较大的提升。一大批有识之士也积极投入到社区社会组织的建设中来，促使社区社会组织不仅承接了大量的社会服务性事务，还推动了公益事业和慈善事业在民间的大力发展。
近年来，国家相继出台了有关社会组织的政策性文件，如2016年8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下发的《关于改革社会组织管理制度促进社会组织健康有序发展的意见》;2017年6月，中共中央、国务院下发《关于加强和完善城乡社区治理的意见》，均对培育发展社区社会组织做了专门论述[3]。2017年12月，又出台了《民政部关于大力培育发展社区社会组织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意见》按照建立社区社会组织分类扶持、分类管理机制的思路，针对社区社会组织管理服务不健全、培育机制不完善、作用发挥不明显等问题提出了培育发展社区社会组织的总体要求：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认真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大力培育发展社区社会组织的部署要求，以满足群众需求为导向，以鼓励扶持为重点，以能力提升为基础，引导社区社会组织健康有序发展，充分发挥社区社会组织提供服务、反映诉求、规范行为的积极作用，力争到2020年，社区社会组织培育发展初见成效，实现城市社区平均拥有不少于10个社区社会组织，农村社区平均拥有不少于5个社区社会组织。再过几年，社区社会组织管理制度更加健全，支持措施更加完备，整体发展更加有序，作用发挥更加明显，成为创新基层社会治理的有力支撑[3]。总体要求，使人们明确了社区社会组织发展的指导思想、导向、目标、作用以及加大培育扶持社区社会组织力度等。《意见》的出台，是贯彻落实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关于培育发展社区社会组织有关部署要求的重要举措，有利于社区社会组织健康有序发展，也将推动社区社会组织积极作用的持续发挥。
总之，经过近40年的培育和发展，社区社会组织相对成熟。从数量、规模上看相当可观，从功能、作用上看不可小觑，在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中社区社会组织不可或缺。
三、社区社会组织的功能
《意见》指出，社区社会组织是由社区居民发起成立，在城乡社区开展为民服务、公益慈善、邻里互助、文体娱乐和农村生产技术服务等活动的社会组织[3]。一般意义上讲，社区社会组织是指由单位或个人在城市街道、社区或农村镇、村内单独或联合设立，在社区范围内从事与居民息息相关的各类活动，满足社区居民不同需求的社会组织。社区社会组织包括社区社会团体和社会服务组织两大类，社区社会组织主要从事有关社区文体活动、社区服务、慈善救助、权益维护等方面的工作，关注社区居民需求，帮助解决社区文体，实现社会公正等。
但由于社区社会组织往往从事的大都是与百姓息息相关的事情，这些事情相对来说比较琐碎，以致人们误以为社区性组织并不属于社会组织之范畴。一直以来，社区社会组织游离于社会组织之外，一直没有得到社会组织的同等待遇，这严重地影响和制约了社区社会组织功能的发挥，对此，《意见》重申了社区社会组织的功能。社区社会组织处在社区的基层，其社会性和民间性也更加浓重。因此，社区社会组织能够成为有效整合社区资源的驱动器，从而实现自己的各种功能。具体而言，社区社会组织功能主要有以下四个方面。
（一）提供社区服务
社区服务是社区社会组织主要功能之一。这里所说的社区服务主要包括社区公共服务、便民利民服务、志愿互助服务和专业社会工作服务等[3]。由于社区社会组织具有不以营利为目的及有大批志愿者参与的特点，其服务是出于利他动机，所以在社区服务方面独具优势。服务社区居民是社区社会组织健康发展的基础保证，而生活服务类则是社区社会组织提升社区服务水平的直接载体，具体体现在社区服务站、居家养老服务中心、家政服务中心、保洁中心等。因此，做好服务工作是社区社会组织的重要功能。
社区服务是为社区居民服务，因此建设服务型社区，理应遵循服务型社区建设的内在理念，以吸引社区居民参与。反观我国社区建设历程，从最初的对单位制的反思，到对街居制的完善，然后再到各个城市的社区创新，其中产生了四个理念：居民权理念、人本理念、对话合作理念以及社区共同体理念。居民权理念，主要表现在社区对群众利益的维护和社区公共需求的满足;人本理念，体现为政府工作人员、党员和社区工作者实际发挥引领和示范的作用以及如何扩大这种示范效用;对话合作理念，是治理理念的重要组成部分，体现为语言交流消除分歧、达成共识，进而合作共赢;社区共同体理念，意指居民才是社区真正的主人，在这里，居民能够充分参与社区事务并对利益进行充分表达。亚里士多德认为，“共同体”就是共同分享或持有某些东西的一群人，这些人必须达成某种程度的共识。也就是说，一个社区，“不是以随便的方式集合成的随便的一群人，而是根据一致同意的正义原则结成的共同体，是以公益为目的的合作关系”（西塞罗语）。社区共同体将成为也一定成为服务型社区建构的重要目标和归宿。
（二）扩大居民参与
多元主体参与及居民的自治是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不可或缺内在因素，扩大居民参与是社区社会组织在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进程中的重要担当。在以往社区实践活动中，由于居民参与度较低，参与社会管理意识较差，出现问题时，一般都由政府或单位出面解决。但随着社会组织的发展，为社会救助和帮扶开创了新局面，社会组织利用社区资源，互帮互助，扩大了社会参与，引导居民参与社区建设，提高了社区解决自身问题的能力。而参与了社区社会组织的居民，不仅使自己的情趣和特长得到充分发挥，还使大家在共同的社区活动中创造了互助团结的和谐氛围，增强了与人为善的思想意识。
因此，“广泛动员社区居民参与社区公共事务和公益事业，可以有效推动社区居民有序参与基层群众自治实践，引导社区居民有序表达利益诉求，协商解决关乎居民切身利益的实际问题，拓展流动人口有序参与居住地社区治理渠道[3]。”社区社会组织作为居民自愿结合的团体，通过互动增强彼此的了解，发挥整合居民、有序表达利益诉求、解决实际生活中的困难和问题的作用，有利于形成良好的社会关系。通过参与社区的系列活动，既可以拓宽居民参与社会治理的渠道，有效降低社会风险，又可以促成私人利益与公共利益矛盾的有效解决。
通过社区社会组织扩大居民参与进而增加社区的就业，几乎是不同国家的共同做法，如德国通过举办“邻里之家”，建立起为当地居民解决衣食住行等日常生活问题的社区服务中心，联络邻里之间的感情，把邻里之间的互相关心和互相帮助贯穿于各项活动之中。再如美国，通过建立成千上万个社区发展合作组织，在联邦政府的支持下，将社会发展和经济发展计划结合起来，开办企业，创造就业机会，增加贫困者的收入，从而使社区拥有了发展机遇，使低收入者最终能够自己解决经济问题。
（三）培育社区文化
社区健康发展离不开文化的支撑。能否建立起具有认同感、归属感、责任感和荣誉感的社区文化氛围，直接关系社区的良性运行与后续发展，培育社区文化历史成为社区社会组织的使命之一。社区社会组织具有民间性、广泛性和群众性的特点，使其在吸纳群众广泛参与方面具有独特优势，借助活动进行深入交流，建立情感，缔结友谊，进而消解纠纷，从源头上提升和增强居民对社区的认同感和归属感。社区社会组织还可以通过喜闻乐见的活动方式，宣传普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比如通过社区居民年课堂、群众性文艺演出等活動传播传统文化，建立文明道德风尚，营造和谐、健康的文化氛围。社区社会组织应积极致力于在组织社区居民活动中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积极参与社区楷模、文明家庭等各种社区创建活动，引导社区居民崇德向善，增强居民群众的社区认同感、归属感、责任感和荣誉感[3]。
社区社会组织在这方面有着得天独厚的资源与条件，特别是多姿多彩的文体类社区社会组织，不仅在娱乐活动中继承和发扬了中国传统文化，而且还可以使传统文化在社区里起到粘合剂的作用;既繁荣了社区文化，又丰富了居民的文化生活;既提升了社区精神文明建设的水平，又提升了社区自治的水平。总之，社区社会组织借助丰富多彩的文体娱乐活动，引导居民崇德向善，增强了居民共创和谐的责任意识，进而共同营造具有认同感、归属感、责任感和荣誉感的社区文化[3]。
（四）促进社区和谐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建设平安中国，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维护社会和谐稳定，确保国家长治久安、人民安居乐业”[4]。 社区作为社会有机体最基本的内容，是社会的细胞，是宏观社会的缩影，社区和谐乃社会和谐之基础，而社区社会组织又是基础之基础。社区社会组织通过成员之间的联系，加上政府的引导和扶持，不仅在业务上覆盖了社区安全、养老、心理健康、青少年教育、邻里互助、下岗失业人员安置、外来人员关爱和残疾人服务等诸多方面，还促进了社区公益事业的发展。加之，社区社会组织本身具有设置灵活、便于了解各阶层实际情况等特点，因此具有社会治理成本低、效率高等优势，在实现社会和谐稳定方面具有不可忽视的作用。社区社会组织完全可以通过参与纠纷调解、信访化解、群防群治等社区事务，助力源头治理，协助提升社区矛盾预防化解功能[3]，这是社区社会组织自身的优势所在，也是其社会责任的担当。社区社会组织可以及早察觉一些棘手的社会问题，争取在源头上解决，将不稳定因素化解在萌芽之中，避免社会基层矛盾演变成全局性冲突，把冲突和矛盾化解在源头和萌芽之中。
社区社会组织促进社区和谐，一要构建纵向按级负责，横向分类负责、条块结合的社区社会组织服务和监督一体化的网络系统，如建立以社区社会组织为中心、街道办事处为主体、社区居委会为基础的管理体系;二要充分发挥社区社会组织中党员的模范作用以及志愿者的中坚作用，使他们自觉承担社区社会组织的工作任务，带动社区方方面面的发展;三要搭建好和谐社区的载体平台，即通过加强社区服务、教育、文化活动之功能，使之成为社区服务工作的重要平台，切实为广大居民服务，让他们找到认同感和归属感。
可见，社区社会组织的发展壮大，以及自身功能的实现，都将有力推动社会的和谐发展，不仅能促进人与组织、人与社会、人与环境的和谐，也能实现政府行政管理和社区居民自我管理的科学对接，使党的方针政策落实到社区，与广大人民群众的自觉行为有效融合。
综上，社区社会组织既可以参与到社区建设的过程中，又可以为创造良好社区环境发挥功能作用。对此，《意见》明确提出，培育发展社区社会组织，有利于激发基层活力，促进居民有序参与社区事务;有利于引导多方参与社区服务，满足群众多样化需求;有利于加强社区矛盾预防化解，助力和谐社区建设[3]。因此，在政府的倡导和扶持之下，应积极培育社区社会组织，适时发挥社区社会组织的优势，尽显社区社会组织的功能，助推社区治理现代化。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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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于健慧
社会组织培育中的社区教育论文 篇2：
论社区社会组织在居委会舆情疏导机制中的功能定位
摘要：社区社会组织具有舆情汇集、舆情传输、通过服务疏导舆情等多方面的舆情疏导功能，因此能在居委会舆情疏导机制中发挥独特的作用，协助居委会做好社区真情疏导工作。衡量社区社会组织在居委会舆情疏导机制中的功能定位，就需要界定社区社会组织与居委会之间的关系，把握党和政府对社区社会组织和社区整体的态度和发展定位。在未来的社区舆情疏导体系中，社区社会组织将发挥更大的作用，这有利于居民利益的实现和基层舆情的顺畅，从而使社区更好地成为和谐社会的坚实基础。
关键词：社区社会组织；舆情疏导；功能定位
文献标识码：A
近年来，随着社区建设的推进，社区社会组织开始逐渐进入人们的视野，并且越来越多地在社区中发挥作用。社区社会组织是指由社区组织或居民个人，为满足社区居民的不同需求自愿自发举办的，以本社区居民为成员。本社区地域为主要活动场所，向社区居民提供服务的非营利中介组织。由于社区社会组织具有非政府性、非营利性、自治性、志愿性等特点，使其在居委会舆情疏导机制中能发挥独特的功能，能协助居委会做好社区舆情疏导工作。
一、居委会舆情疏导机制与社区社会组织的舆情疏导功能
舆情疏导是指对人们存在的各种思想认识、观点态度和行为倾向方面的问题，有针对性地给予梳理分散、表达通畅和启发引导。使人们形成良好的社会心态和积极健康的社会政治态度，从而心情舒畅、精神振奋、满怀信心地投入到生活和工作中去的一个转化、改变的过程。居委会舆情疏导机制是指社区居委会及其工作人员通过制度规范、法律安排以及灵活多样的工作方式方法，通过引导、梳理、沟通等常态的和应急的程序和方法，促使社区居民的各种情绪、意见和态度能够得到顺畅、合理和有序表达的工作过程。
社区社会组织具有舆情汇集、舆情传输、通过服务疏导舆情等多方面的舆情疏导功能。首先，社区社会组织作为一个社区居民的利益共同体，主要职能是代表和满足其成员或特定社会群体的共同需要。它们能深入社会基层，通过走街串户、组织活动等方式，了解不同居民“原汁原味”的社会舆情信息，反映不同群体的观点意见和“心里话”。其次，社区社会组织产生于社会基层，又同政府、社区居委会保持着一定的联系，它们可以把分散的个人组织起来，通过秩序化的组织渠道表达个人的利益诉求，使民众意见表达的效果明显、效率提高。正所谓“有组织的理性在利益的表达上比非组织的理性更有效”。再次，社区社会组织能够为社区居民提供各类无偿或抵偿的社区服务，方便了居民的日常生活，解决了居民们在养老托幼等方面的后顾之忧，它们还能帮助政府解决社会管理中的一些薄弱环节，援助城市下岗职工、失业人员、妇女儿童、老年人、残疾人等社会弱势群体。社区居民的利益得到满足，居民的心情舒畅了，才能呈现积极健康的舆情状态。
社区社会组织具有较为全面的舆情疏导功能，因此在居委会舆情疏导机制中能够占有一席之地。而衡量社区社会组织在居委会舆情疏导机制中的功能定位。就需要界定社区社会组织与居委会之间的关系。同时，认识社区社会组织在舆情疏导机制中的前景，还需要把握党和政府对社区社会组织和社区整体的发展定位。
二、从与居委会的关系看社区社会组织的地位
1 社区社会组织和居委会的法律地位和法律关系
1989年颁布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居民委员会组织法》对城市居委会(即现在的社区居委会)的性质定位非常明确：“居民委员会是居民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的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现有的政府相关文件对新近出现的社区社会组织的性质定位也是居民自治组织。从法律地位上来看，社区居委会和社区社会组织都属于一定区域内的居民自治组织，相互之间应该是平等协商、合作共事的关系。
但随着社区社会组织的迅速兴起，近几年来，国家为规范对社区社会组织的管理，制定出台了一些相关法律、法规和政策，其中对社区居委会与社区社会组织关系也做出了原则性规定。2003年颁布实施的《物业管理条例》第二十条就明确规定：“业主大会、业主委员会应当配合公安机关，与居民委员会相互协作，共同做好维护物业管理区域内的社会治安等相关工作。在物业管理区域内，业主大会、业主委员会应当积极配合相关居民委员会依法履行自治管理职责，支持居民委员会开展工作，并接受其指导和监督。住宅小区的业主大会、业主委员会做出的决定，应当告知相关的居民委员会，并认真听取居民委员会的建议。”2004年民政部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居民委员会组织法(修订稿))第六条也明确规定：“居民委员会应当……支持社区社会组织、业主委员会、物业管理机构等组织开展多种形式的社区服务。社区社会组织、业主委员会、物业管理机构等组织在开展活动中，应当积极配合相关居民委员会依法履行自治管理职能，支持居民委员会开展工作，并接受其指导和监督。”2006年4月《国务院关于加强和改进社区服务工作的意见》也明确规定：“积极支持民间组织开展社区服务活动，加强引导和管理。使其在政府和社区居委会的指导、监督下有序开展服务。”从这些规章制度的规定中不难看出，社区居委会与社区社会组织之间虽有协作共事关系，但主要是指导与被指导、管理与被管理、监督与被监督的关系。
2 实践中的社区社会组织和居委会关系
在现实中，由于社区社会组织具有多种类型，包括娱乐活动型、志愿帮困型、维护权益型和便民低偿型。“由此造成社区社会组织与居委会的关系也呈现出不同形态。按照两者关系的远近与亲疏程度，可以把两者关系分为三种类型：从属型、指导型、平等型。
在从属型关系中的这类社区社会组织是社区居委会为响应政府的号召或出于方便工作的考虑而直接建立的。这类社会组织的活动经费、场地等资源由居委会提供，负责人由居委会指定，活动内容也大多由居委会确定。目前社区中大多数志愿类和便民服务类、维权型中的部分议事类和个别娱乐活动型社区社会组织与居委会之间属于从属关系。
指导型关系是指社区居民自发成立的社区社会组织与社区居委会的工作内容发生了一定程度的重叠。如在社区物业事务上。居委会与业主委员会就存在业务重叠的现象。这时。由于居委会虽然是自治组织。但在实践中却具有较强烈的行政色彩，因此，在这些事务上，居委会就要对社区社会组织发挥制度规定的指导、监督和管理职能。大多数维权型社区社会组织都与社区居委会保持指导型关系。
平等型关系是指社区居民自发成立的社会组织所进行的活动与居委会管理社区事务的工作没有直接关系，而且这些社区社会组织的活动还有利于居委会社区工作目标的实现。大多数娱乐活动型的社区社会组织和居委会之间是平等型关系。
由此可见，从社区工作的角度来看，居委会与社区社会组织形成从属型和平等型关系。有利于推动居委会工作。这些类型的社区社会组织是居委会更愿意接纳的，它们在居委会舆情疏导机制中的作用能得以更好的发挥。但和居委会形成指导型关系的社区社会组织则存在不确定性。如果居委会能和这些社区社会组织达成共识，划分好各自的职能范围和服务领域，则有利于社区事务的管理，从而促进舆情疏导工作；如果居委会和这些社区社会组织之间没有形成一定的规则，则不仅不能管理好社区事务。而且还会造成更多的社会矛盾。因此，协调好居委会与社区社会组织的关系对社区舆情疏导而言是非常重要的。
3 社区社会组织应积极配合居委会的舆情疏导工作
就目前的情况而言，社区居委会应在社区工作中居于主导地位，社区社会组织要按照相关制度积极配合居委会的各项工作，包括居委会舆情疏导机制的建立。这是在考虑了社区居委会和社区社会组织的发展现状而得出的结论。
由于历史的原因，社区居委会一直具有“双重代理人”身份，它既代表政府向居民传递国家意志，又代表居民向政府表达意见，而且在实际中更多地扮演了政府代理人角色，成了准政府组织。正是因为这一特殊地位，使得政府对居委会一直是非常信任的，因此在大力开展社区建设的新形式下，居委会的地位不会动摇反而会进一步提高，它会得到政府更多的赋权，将会有更大的活动空间。居委会将是最现实的承载各种民意诉求的社会组织。
相对于居委会而言。政府对社区社会组织虽然没有过多干预，但也不是很信任，政府总是希望有一个自己能够控制的组织对社区社会组织进行管理和监督，而这个组织就是居委会。而且，社区社会组织是新生事物，由于我国的社会发展水平、民众各方面的观念和素质等因素使得它自身的能力还比较弱，它的发展处于探索初创阶段，因此社区社会组织大多也希望能得到更多的支持和帮助。例如，一位在业主委员会工作了4年的工作人员就认为，业主委员会的工作需要得到居委会的指导和扶持。由于业主大会的各种决议的制定和贯彻都离不开广大业主和居民的支持与配合，而居委会在城市社会结构中长期形成的社会地位以及与生俱来的和政府的良好关系，这种“政治优势”可以帮助业主委员会更好地开展工作，为业主服务。为此，2004年底这个社区在小区所在街道办事处的指导下，建立了业委会和居委会定期召开联席会议的制度。这名工作人员认为。今后仍需共同探讨一套切实可行的“指导与监督”的具体办法，如上海市的社区居委会和业委会都在一处办公，这样就把杜区里的组织比较有机地“捏”在了一起，有事情就好协调，而只有居委会和业委会携起手来才能为社区居民做更多的事。
三、从党和政府对社区社会组织的定位看社区社会组织的主要功能
在我国，社区社会组织还是一种新兴的社会组织。党和政府对社区社会组织的态度和定位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它们今后的走向，进而决定社区社会组织在居委会舆情疏导机制中的位置。
据统计，目前全国城市社区已有7.7万个，管理服务城镇人口超过5亿，流动人口14亿。社区居民的户数一般都在1000-3000户之间，多的还有4000多户，这么多居民，只靠居委会的几位工作人员是无论如何都难以满足他们各方面需求的。因此，大力培育社区社会组织成为党中央和各级政府的一个基本共识。
2006年《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提出：“推进社区建设，完善基层服务和管理网络。……完善居(村)民自治，支持居(村)民委员会协助政府做好公共服务和社会管理工作，发挥驻区单位、社区社会组织、物业管理机构、专业合作经济组织在社区建设中的积极作用，实现政府行政管理和社区自我管理有效衔接、政府依法行政和居民依法自治良性互动。……完善社区公共服务，开展社区群众性自助和互助服务。发展社区服务业。”
2006年《国务院关于加强和改进社区服务工作的意见>中提出：“大力培育社区生活服务类民间组织。支持和鼓励社区居民成立形式多样的慈善组织、群众性文体组织、科普组织和为老年人、残疾人、困难群众提供生活服务的组织，使社区居民在参与各种活动中，实现自我服务、自我完善和自我提高。积极支持民间组织开展社区服务活动。加强引导和管理，使其在政府和社区居委会的指导、监督下有序开展服务。积极组织开展社区志愿服务活动。培育社区志愿服务意识，弘扬社区志愿服务精神，推行志愿者注册制度。”
2006年民政部颁布了“和谐社区标准”，标准包括：“居民自治、管理有序、服务完善、治安良好、环境优美、文明祥和”。其中在“管理有序”的标准中提出：“社区内党组织、居民自治组织、民间组织健全，职责明确，制度健全，能有效地开展工作和活动；民主协商机制、矛盾纠纷调处机制、共建机制、民情民意反映机制健全；社区社会组织搭建沟通人际关系的平台，较好地发挥桥梁和纽带作用。”在“服务完善”标准中提出：“有社区服务站点等服务设施，有为社区不同群体服务的项目和服务组织，志愿服务、网络服务、上门服务等服务内容和措施齐全，有扶贫帮困载体和促进慈善、公益事业机制，能够为社区居民需要提供满意服务。”∞
通过这些指导性的意见和要求可以看出。党和政府把社区社会组织的功能主要定位于在社区建设中为社区居民提供公共服务，从而更好地把社区内部的问题解决在社区。民政部官员的话也可以证实政府的态度，民政部基层政权和社区建设司的王时浩认为：“社区建设就是要不断强化社区的功能，提高社区自己解决社区自家困难和问题的能力。这是一个过程，既需要社区外部来自社会的各个方面的参与，更需要社区内部居民个人、组织、单位的积极参与。”
在构建和谐社会的过程中，社区社会组织的功能将以向居民提供各种服务为主，尽可能把居民日常生活中遇到的一些问题在社区内解决，因此，在舆情疏导方面。社区社会组织的功能也主要是通过提供服务来体现。这些服务主要包括，为社区居民解决日常生活中的问题，为下岗职工再就业提供帮助，提供养老服务，发挥助残解困作用，进行心理辅导和心理救助等。这并不是说，社区社会组织的舆情汇集、传输和构建和谐舆论氛围的功能将不重要，不需要加以培育和鼓励，而是社区社会组织这些功能的实现都是为了更好地为居民服务，解决居民困难。
四、理想的社区舆情疏导体系中社区社会组织的合理位置
为居民提供服务不仅是社区社会组织的主要任务，也是整个社区建设的主攻方向，因此。把社区作为一个整体来考虑是很必要的。从舆情疏导的角度来看，需要构建一个社区舆情疏导体系，实现社区舆情疏导的系统整合，并在这个体系中摆正社区社会组织的位置，从而实现社区社会组织的价值。
在比较理想的社区舆情疏导体系中，社区居委会是代表居民的议事决策机构，是舆情疏导主体，主要承担舆情汇集和传输工作及舆论引导工作，是居民和政府的沟通中介；社区工作站代表基层政府，处理一些与居民相关的社会事务；社区服务站在社区居委会的指导下。承担具体的服务职能，在服务中实现舆情疏导。其他的社区社会组织也可以在某一方面参与社区治理和舆情疏导。
随着我国社会结构的调整、政府职能的转变以及社区居民参与意识和能力的增强，未来我国社区的治理模式将会更多地采取居民自治型模式，社区舆情疏导体系也将以议事型社区社会组织为决策者，以服务型社区社会组织为执行者，真正实现社区居民的自我管理、自我服务。这样的社区舆情疏导体系将更益于居民利益的实现和基层舆情的顺畅，从而使社区更好地成为和谐社会的坚实基础。
作者：于家琦
社会组织培育中的社区教育论文 篇3：
社区社会组织层级与社区环境善治
摘 要：社区社会组织作为社区居民的参与载体、国家-社会沟通的桥梁，是社区治理主体与中坚力量。我国社区治理环境的异质化使得社区社会组织发展呈现多样性、复杂性的趋势，但又内含一种动态的、由低到高的层级发展路径及特征。这一特征体现着社区行为主体互动的动机、参与深度与广度的差异，而不同层级上的社区社会组织参与社区治理的作用机制不同，因此在社区治理的不同维度上发挥着不同的作用。文章以山东省潍坊市金都社区为分析对象，在理论上拓展社区社会组织治理模式的研究视角，以推动社区社会组织发展及社区治理实践。
关键词：社区社会组织;组织层级;制度-行动者;社区治理
一、问题的提出
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中提出，要加强社区治理体系建设，推动社会治理重心向基层下移，发挥社会组织作用，实现政府治理和社会调节、居民自治良性互动[1]。目前为止，我国已经形成了门类多样、层次清晰、覆盖广泛、作用明显的社区社会组织体系[2]。社区社会组织凭借其在地化属性及专业性，为居民提供了更加个性化、精准化的服务，成为政府在提供社区公共服务上的合作伙伴，在社会管理中发挥日益积极的作用[3]。不仅如此，社区社会组织还为居民表达利益提供了渠道，搭建起政府与居民之间的桥梁纽带[4]，成为社会矛盾的安全阀与减震带。社区社会组织还通过丰富的活动及项目吸引居民主动参与，让居民在日益频繁的互动交往中建立了日益密切的社区关系网络，提升了社区社会资本，重建了社区这一地域性的“生活共同体”[5]。社区社会组织的内源性特征与本土化实践[6]，使得社区社会组织成为社区治理结构转型后的主体与中坚力量，成为探索社区治理的有益实践[7]。然而，也有学者指出，社区社会组织面临先天不足、自身能力不足的问题。那么，社区社会组织究竟在社区治理中发挥怎样的作用？其作用的机制如何？
虽然既有研究对社区社会组织参与社区治理的机制进行了深入的分析，但不同类型的社区社会组织参与社区治理的机制不同，具有的功能、发挥的作用也不同。就目前社区社会组织存在的类型来看，按照合法性可以分为已登记注册、已在街道或社区备案以及既没有登记也没有备案的正在发育的社区社会组织[8]，按照活动类型可以分为文艺活动类、公益慈善类、公共服务类等组织，按功能则可以分为娱乐性组织、奉献性组织与职能性组织。但既有的分类多是非动态的，因为“组织不是一个封闭的系统，它受到所处环境的影响”[9]，异质化的社区治理环境使得“我国城市社区社会组织的发起、培育和治理兼具多样性和复杂性特征”[10]，因此不能简单地对社区社会组织进行平面、静态的分类，需要新的研究视角。
同时，虽然有学者注意到不同类型的社区社会组织发挥的作用不同，比如居民参与公益类社区社会组织有助于形成公民精神[11]，而文体娱乐类的社区社会组织则无益于公共性的发育。但是既有研究并没有对不同类型的社区社会组织及其不同的作用机制进行深入的探讨。
基于现有研究的成果、存在的问题，笔者调研过程中发现，形态多样、功能迥异的社区社会组织体现着社区行为主体互动的动机、参与深度与广度的差异，其参与社区治理的作用机制也不同。更重要的是，社区社会组织的发育、发展内含一种动态的、由低到高的发展阶段的“殊途同归”的路径，我们将其归纳为组织层级。那么，什么是组织层级，其背后体现的作用机制乃至制度逻辑是什么，不同层级的社区社会组织对社区治理有着怎样的影响？
二、组织层级、作用机制与社区善治：
社区社会组织参与社区治理的制度逻辑
层级是指“由低到高的发展阶段的递进，是一个从低级阶段向高级阶段逐步发展的进阶体系”[12]，社区社会组织层级则是指由于社区行为者参与社区社会组织的动机、深度与广度不同，社区社会组织呈现出由自利性向公益性不断扩展的，由社交组织、自助组织、互助组织与公益组织组成的层级体系（图1）。
社交组织是指居民基于自我兴趣爱好的自利性动机自发形成的，以社区公共空间为发育场地，以社区党组织与居委会的物质支持为支撑的组织形态。自助组织是指居民基于“抱团取暖”的群体情感，主动采取相互帮助的行为，并在长期互惠的互动中逐渐形成制度性、规范性行为而形成一种组织形态。互助组织则是基于对社区弱势群体的帮助行为，居民在社区生活中感受到集体关怀的温暖产生群体情感，进一步地发展利他行动，并以利他行动为基础的一种组织形态。公益组织基于治理平台的成长而发展。公益组织比互助组织更具公益效应和社会效应，覆盖整个社区，影响范围广，传播带动牵引能力强。居民从个人主义转为秉承天下为公的情怀，从对弱者的援助和同情转为主动承担社会责任、奉献社会，在实现社区善治的基础上推动社会治理的发展。
四个不同层级的组织形态的发育条件、参与社区治理的不同作用机制，其背后都受制于宏观社区治理的制度环境。“组织的发展演变是一个自然的过程，是在周围的环境不断作用下不断变化、不断适应周围社会环境的自然产物”[13]，因此，考察社区社会组织的发育成长离不开对制度环境的分析。具体到社区社会组织的制度环境上看，其面临的制度环境在宏观上看是每个社区的社区治理环境，在微观上看，由于组织是“根植于更大环境下的不同利益参与者之间的结盟活动”， “在正式制度丛和生活领域中，活跃着的是各类正式制度代理人与生活主体即行动者”[14]。因此，本文将社区治理中由不同社区行动者在社区这个场域中的不同位置上发挥作用而形成的治理结构视为社区社会组织所处的制度环境。这种社区治理结构具体表现为社区党组织引领下社区居委会、社区物业、社区精英及普通居民形成的多元治理结构。不断变化的社区治理环境通过社区公共空间、群体情感、社区行动、治理平台的作用机制及不同的“共享理念”[15]，造就了不同的社区社会组织层级形态，通过提升参与水平、孕育社会资本、提供公共产品、培育公共精神实现社区善治乃至社会良治。
与以往研究聚焦在上海、深圳等发达一线城市不同，本文将选取山东省潍坊市奎文区北苑街道金都社区为案例①。近年来，金都社区党委创立了“一三四五”工作法，不断加强社区协商、扩大社会参与、增强自治功能，打造了“融悦金都、共同营造”的社区服务品牌，更形成了一套标准的社区社会组织培育体系，与本文的研究不谋而合。虽然选择单一且特殊的案例必然会面临代表性的问题，但是，“选择一个具有良好学术價值的个案进行深入的研究，有助于加深我们对中国基层社会微妙的运作机制的理解，甚至是发掘出一些带有普遍性的一般问题与解释框架”[16]。
三、社区公共空间孕生社交组织
对社区社会组织的发育条件，学者曾基于社会资本理论或是公民社会理论给出了不同的答案，但不管是社会资本抑或是公共性的建立，都需要一定的物质载体。社区是一个地域共同体，如果说社会资本是其内核，那么空间和地域就是依托[17]，而这个空间就是社区公共空间。它不仅是承载社区生活的主要载体，也是社区治理发生的重要场所;它不仅具有一定的物质功能属性，更反映、塑造着社区内的社会、国家、市场的关系，是各个治理主体表演的“主场”。在金都社区社会组织发育中，我们就看到了空间的力量，甚至发现，正是社区公共空间对社会关系的再生产，孕育了社区社会组织的初始形态——社交组织。
社区公共空间主要是指在社区内居民日常生活和社会生活公共使用的室外空间，社区公共空间不仅在物质设计上追求可达性（Accessible）、吸引力（Attractive）、包容性（Inclusive）、安全性（safe）等，还被赋予超越物质性的公共性特征，是社会-空间的辩证统一体[18]。但是，由于制度环境的变迁，社区公共空间发生着系统性失序。从宏观上看，一直以来，在城市化的进程中，公共空间的公共性在资本增值与“晋升锦标赛”的逻辑中不断消失，地方社区的衰落以安全的公共空间的消失为标志[19]。并且，单位制解体后由个人选择居住空间的形式，使得“熟人社区”被“陌生人社区”取代，公共空间的意义让位于私人领域。但是，随着政府由管理向治理理念的转变与社会治理重心向基层下移，加上社区服务体系不断完善，为社区公共空间公共性的重建提供了制度空间与物质保障。在此制度环境下，社区党组织、社区居委会乐于为居民提供用于自我服务、自我展示的活动空间，从而吸引更多的社区行动者参与到社区治理中来，从而孕生社区社会组织。在金都社区，小区设置了如“贤达廊”“尚德亭”“朗读亭”“新时代文明实践广场”等诸多居民活动空间，这些空间都是由社区党委牵头、开发商无偿提供使用、社区成员共同参与设计和提供经济支持，为居民日常交往、活动提供适宜的场所，孕育出社交组织。
从微观机制上看，笔者在长期社区调研中发现，有长廊有亭子的小区比单纯只有绿化的小区治理绩效往往更好，其原因就在于长廊与亭子不仅具有供人们休憩、躲雨、观赏的基本功能，更是一个供居民交流、展示、交往的多功能的日常公共空间。在这个空间中，居民的社会关系得以重塑，并再通过长廊等展示出来，从而进一步推进社会关系的常态化，从而催生出社交组织。同时，“以社区名义开展的表演性文体活动实际上具有公共议题的性质，有助于某种社区认同感的产生”[20]。居民在诸如“贤达廊”等社区公共空间中下棋、唱歌，在长廊外部的小广场里健身，使得长廊、亭子及其外延的区域，不仅成为满足居民展示兴趣、发挥特长的场所，还吸引凝聚了有共同爱好的居民。在这样一个集体娱乐的场所下，居民们自娱自乐，获得了愉悦感与满足，并且在自我展示的过程中逐渐升华为集体娱乐，行动者的满足感从个体层次上升到集体层次[21]，从而产生社区认同感与集体情感。在这样一个展示的空间内，热闹的表演与绚丽的仪式释放出“高度能见性”，吸引了一开始没有特长，也没有参与其中的居民的观察。通过观察他人，原本是看客的居民逐渐开始行动，转变为积极的参与者。科尔曼指出，行动具有“外部性”，“当行动给一群人带来类似的外部性时，规范就产生了”[22]，这种规范催生了具有一定规则与规范的基于趣缘的社交组织。趣缘以共同的兴趣爱好为纽带，基于趣缘形成的团体会使个体参与程度更深。
比如金都社区有一个远近闻名的语言与朗诵艺术协会，最初，只是有一两名热爱朗读的居民自发在小区一个供居民休息的亭子里朗读，吸引居民好奇驻足观望。老人们终身学习的热情，不仅感染了热爱语言与朗读艺术的居民，更吸引了越来越多的居民参与。随着朗读活动的开展及朗读者队伍的壮大，为了不打扰其他居民的娱乐、生活，几位最初进行朗读活动的老人开始制定活动规则，约定朗读的时间、活动频率、活动主题，使得原本分散的活动常规化、组织化。由于老年人在经费上、体力上无力承担组织、运营兴趣组织，社区党委、社区居委会为此特别为社区热爱朗读的老人们提供朗读课本和器材，还定期组织老人到社区活动室里进行朗读。在社区党委、社区居委会的帮助与社区热心阅读的老人的自发组织下，金都社区语言与朗读艺术协会应运而生。协会不仅是老年人朗读娱乐的组织，也是老人交流沟通、联络感情的平台。
总的来说，居民在加入社交组织的过程中，激发了参与热情，提高了参与水平，从自娱自乐中结成信任关系与密集的社会网络，从而为社区治理注入社会资本，为社区治理奠定参与的情感基础。
四、群体情感孕育自助组织
社区中“有两个方面构成了人们生活交往的主要原因，一是兴趣，二是感情”[23]，仅仅基于趣缘建立的社交组织并无法直接为居民提供社会支持，因此无法构建起居民之间以及居民对社区的长久的互惠关系，这种组织是缺乏韧性的，也无法为社区发展注入持久的动力。因此，加强居民之间的情感，构建居民对社区的情感，为居民提供物质、精神支持，推动以趣缘为基础的社交组织转向以互惠为支撑的自助组织十分有必要。
在社区治理环境中，情感主要包括社区居民之间产生的群体情感及居民对社区的社区情感。居民之间群体情感是自下而上地建立起的，具有特殊性的、差序的情感关系。居民对社区的情感则主要是自上而下的，通过社区党组织、社区居委会等社区行为主体提供社区公共服务、满足居民需求而形成居民对社区的满意度与社区认同。这两种情感都催生了互惠及规范的行为，从而推动社区自助组织的形成。
情感产生于人际交往并嵌入在人们交往构成的社会网络中，而社区居民之间的情感产生于居民持久互动建立的“圈子”[24]及基于“关联物权”[25]产生的邻里互动关系之中。越来越多的居民认识到，建立在邻里情感基础上的邻里互助、与社区自助关系极具效率及持续性。有學者指出，目前社区邻里之间成为个体获得社区社会支持的重要途径[26]。长期邻里互助的行为逐渐规范化，形成了自助组织的雏形。
金都社区“心连心敲门服务队”就是基于邻里间的帮扶和守望相助成长壮大起来的、致力于解决独居老人的生活问题的社区社会组织。“心连心敲门服务队”最初源于个别楼栋中居民自发产生的邻里帮扶行为。有的热心居民会时不时敲一敲独居老人的门，确定老人安全情况，帮助独居老人购买物品，缴纳电费，解决生活不便的问题。而有活动能力的独居老人则帮助楼道上班族收快递、倒垃圾，照顾放学的孩子。有专业特长的独居老人还会将自己的技能倾囊相授，还有的长者会利用个人积累的社会关系帮助邻居解决一些实际问题。在一系列帮扶行为中，邻里间深厚的群体情感得到了强化，而随着帮扶行为的常规化，一个基于邻里互助帮扶的社区社会组织呼之欲出。社区党委与社区居委会对这种互助形式十分支持，并大力推动其组织化建设，成功组建了“心连心敲门服务队”，并制定了严密的组织纪律与制度。“心连心敲门服务队”以“就近帮扶”为原则，力图做到互助帮扶标准化。服务队会给队员配备“敲门”服务卡，做到人证合一，持卡服务。每天队员都会实现互访，了解彼此生活情况;队员还会随身携带一本民情日记本，将所见所做所感记录到本上，做到事事有记录。随着服务队的不断壮大，社区党委与居委会也积极参与其中，为其连接更多的社区主体资源。比如社区为服务队联系了一家专业医疗卫生机构，为老年人提供每周入户免费查体服务，了解其身体状况与精神状态。至此，原来由个别居民发起的邻里自助行为发展成为自助组织，并逐渐升级为基于利他动机的更高层次的互助组织。
群体情感催生自助组织，而居民对社区的认同感才可以为其注入持久的动力。社区认同感是居民对社区环境主观评估，体现为居民对社区整体及具体领域的满意度。要提升居民认同感、满意度，需要社区党组织充分发挥引领作用。党建引领不仅仅是口号引领，更是以“价值观传递”与“服务递送”[27]，从而实现价值引领与平台引领，提升社区居民获得感，提升社区温度。价值引领主要体现在充分发挥党员的先锋带头作用，触发居民的“共情”，这种真誠的情感不仅在居民与社区党组织之间搭建了信任的桥梁，还促进居民之间在社区事务上的协调，增进了彼此的信任。平台引领主要体现在社区党组织牵头整合辖区内外的资源，共同组织策划社区服务项目或活动，动员社区居民参加，为不同的社区主体搭建联系的桥梁，让居民在与不同社区主体面对面的接触中增进信任，建立群体情感，在社区参与中让居民“切身感受到极其真实的共同价值观念”[28]， 获得表达自我、锻炼自助能力的机会，从而增进彼此合作，促进自助行为。
比如，金都社区所辖的“三无”小区面临环境卫生、治安管理等突出问题，在社区党组织带领下，社区居委会组织开展了“‘三无’小区居民自觉在行动”的项目，在此项目中，居民为解决自己居住环境问题，在居委会协助下自发成立了小区事务民主管理小组。小组主要负责针对小区内的卫生保洁、治安防范等居民关注的事项，面向居民进行意见搜集，并与社区进行诉求对接，由社区指导协调制定解决方案并组织居民参与实施。在此过程中，社区党组织搭建了平台，居委会组织了以居民切身利益为主题的系列活动，协助居民自己解决问题，有效解决物业纠纷、基础设施改造、冬季供暖、噪音扰民等难题19个。管理小组不仅锻炼了居民自我管理、自我服务的能力，加强了居民之间、居民与社区之间的情感联系，建立起彼此之间的结构性信任[29]，促进居民为实现共同的目标而采取自主行为，孕育了社区社会资本，从而将自利行为上升为利他行为，将社区社会组织形态及社区治理推向新的高度。
五、利他行动催生互助组织
在群体情感影响下的自助组织中受益的社区居民虽然在数量上和覆盖面上有所扩展，但邻里间的相互帮助及部分群体的自助行为背后驱动的逻辑及机制仍是带有情感色彩的“利益驱动”，只有当利己转变为利他，才可以将社区治理提升到新的水平。利他主义是良序善治的必要价值，在整个社会系统中，利他行为形成了直接互惠和非直接互惠的隐形网络，在此行为网络中，个体行为也诱导着他人从自利向利他转化，形成合作的长期受益机制[30]，从而催生互助组织。因此，利他行动在社区的公共产品供给和保证社区社会组织长效运作中起着重要的作用。
理性选择制度主义认为，每一个行动者都是出于利益最大化的考虑最初理性的选择，利他行为虽然存在，但是更需要“选择性激励”，这就需要特殊的行动者的带动、引领。现代社会工作作为一种助人利他的社会行动，既不是奉献型的，也非完全互惠型的，表现出制度化利他主义的基本特征[31]。因此，由社区工作者自身的利他行为引领、感染普通居民，由以前的关键几个社工转化为全民参与，由个别利他行为转化为普遍的利他行为，从而孕育互助组织，是一条可行的路径。金都社区发展互助组织就是采取专业社工介入带动的方式。最初，社区工作者们在组织社区活动过程中发现，老人对缝纫很感兴趣，对烹饪技能培训有很多需求。于是社工找到热心居民宋阿姨义务教授有需要的居民学习剪裁衣服，并组织了以宋阿姨为核心的巧娘服务队。在此阶段，巧娘服务队只是一个普通的居民兴趣组织，但是，随着社区工作者运用专业知识培育带头人，挖掘骨干力量，使得原本的兴趣组织在社区骨干的带领下演变为具备独立运作能力的社区社会组织。巧娘服务队不仅能够独立策划组织活动，提供了传统意义上的社区公共产品，还孵化了很多志愿服务项目，涌现出一大批“善能志愿服务团”。如今，五老志愿者道德讲堂、舞蹈培训班、老年电脑培训班、自闭症儿童装饰画培训班等越来越多的类似的社团活跃在社区，自发进行多种志愿服务活动，是社区居民从利他行动发展成互助组织的成功案例。随着利他主义理念深根植社区每个人心中，受助者转变为援助者，形成社区互助组织长久有效发展的内在动力。
六、治理平台促进公益组织发展
目前，在党建引领的作用下，社区党委整合各种社会资源，共同参与推进社区建设，搭建了“社区主导、居民自治、资源共聚、网络支撑”的综合服务平台，这一社区治理平台实现了社区共建共治共享，从而促进了公益组织的蓬勃发展。
首先，“社区三化”提升公益组织专业化。金都社区在既有的社区治理平台上，实行“社区三化”即工作专业化、社区人员职业化、社会工作社区化，全面提升社区治理的水平，提升了公益组织整合社会资源的摄取能力、公益反哺社会的支持能力、产生积极的社会效应的规划能力。在党建引领下，金都社区加强专业社工队伍建设，实施社工精英培训工程和社会工作知识普及工程，鼓励社区在职人员参加社会工作者职业水平考试，运用社工理念开展助老、扶幼等服务项目12个，不断提高了社区社工队伍的专业化、职业化水平，实现了社区公益组织健康有序发展。
其次，以情带动实现公益组织可持续发展。社区工作离不开居民主动自觉的参与。居民自治不能单纯依靠社区工作者，居民对社区的情怀以及公共精神才是关键。“国家政治秩序不再追求礼制的和合，转而追求社会具体目标的治理上，从而情感成为稳定公共秩序、达成治理目标的基础性要件，同时政治生活的目标之一便是通过情感缔造国家基层的治理秩序，建构并汲取基层社会的合法性資源。”从个人主义走向集团主义关怀内涵居民从对小家到大家的爱，居民从受助者转化为援助者，从社区中感受到温暖，催生了情感，这种情感早就了一种结构化的情感秩序。因此社区工作必须建立在民本情怀上，感召社区居民都成为社区工作的主要参与者。金都社区正在打造“增能社区”，通过成立“善能志愿服务团”，将社区居民演变成社区的志愿者，增加他们的积极性、认同性、归属感，形成社区、社工、社会组织、社区志愿者与广大社区居民联动的社区治理新模式。在社区的精神文明构建中重视情感和价值观的培养，引导居民提升文明素质，培育崇德向善的社区精神，使小人物也有天下为公的大情怀。从自利到利他互助，再到崇尚天下为公的大爱情怀，带动社区公益组织的发展。
再次，多方参与扩大公益效果。金都社区推动社区、社工、社会组织（公益组织）与社区志愿者“四社联动”，搭建科学合理的社区互助支持网络，根据地区发展的特定点，争取地区内的特色产业或者大型企业参与到治理活动中来，实现多方参与社区治理。例如社区开展了“HAPPY成长小组在行动”项目，针对外来务工人员、双职工子女放学后无人照看的家庭教育帮扶问题，在社区互助支持网络平台基础上，由社区公益组织牵头，积极与红缨教育、山东建林集团、“3A”教育等机构对接，为辖区未成年人开设专业幼儿教育、小学生晋级托管、“四点半”公益学堂以及才艺培养、经典诵读、社会实践活动等综合素质提升教育服务9项，目前受益儿童已达247个，促进了社区青少年的健康成长和全面发展。
“联动主义的治理范式是与中国既定的制度安排联结在一起的。作为人民利益代表者的中国共产党，是城市基层治理的灵魂。以人民民主制度为根基的治理体系，追求的是一种普惠所有人的整体利益。”社区是多方参与的治理平台，在党的领导下实现惠及所有人利益的人民基层民主治理，在此基础上产生的公益组织具有更大的社会效应。
七、结语
本文通过对于社区社会组织的发育条件、类型、作用机制的研究进行分析，发现形态多样、功能迥异的社区社会组织体现着社区行为主体互动的动机和参与深度与广度的差异。社区社会组织的发育、发展内含一种动态的、由低到高的发展阶段的“殊途同归”的路径，本文将其归纳为组织层级。结合山东省潍坊市奎文区北苑街道金都社区发展的案例，就其组织层级的作用机制、制度逻辑等进一步研究其社区公共空间孕生社交组织的机制，以社区公共空间为载体成长的社会组织所形成的层级结构使得居民的关系网络发挥作用，群体情感从而诞生，基于情感认同而催生的利他行动，在关联社区的结构下，形成良序互动的互助组织，从而实现社区善治。
注释：
①山东省潍坊市十六届人大代表，现奎文区北苑街道金都社区党委书记王致娟提供的丰富案例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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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簡介：
李小雨，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博士。研究方向：城市基层治理研究。
莫丰玮，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博士。研究方向：比较政治制度研究。
作者：李小雨 莫丰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