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小编为大家推荐《留守青少年问题社会学论文(精选3篇)》，供大家参考借鉴，希望可以帮助到有需要的朋友。摘要：校园霸凌事件愈演愈烈，给青少年的健康成长、校园秩序的稳定和社会的和谐发展带来了严重的不良影响。面对校园霸凌的频繁发生，我们应该从更加宏观的社会及学校层面寻找原因。从教育社会学视角分析，校园霸凌频发的原因包括不良社会文化影响、家庭缺失、错误标签引导、反学校文化、破窗效应怂恿以及同辈群体带动。
留守青少年问题社会学论文 篇1：
留守儿童问题的教育社会学分析
摘 要: “留守儿童”问题被社会各界所关注,并成为当前教育领域出现频率较高话题之一。本文利用教育社会学的班级理论对留守儿童问题进行分析,以找出其后的深刻原因,并指出作为孩子生活场景的班级和班级学习领导者、组织秩序维护者的教师,在解决留守儿童问题中体现出不可或缺的重要作用。
关键词: 留守儿童 教育社会学 班级理论
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社会转型加速运行,越来越多的农村青壮年人走进城镇谋生,而在他们身后也随之产生了一个特殊的群体——留守儿童。留守儿童日益为社会所关注。从教育社会学的理论视角对留守儿童问题进行分析,对解决农村留守儿童教育问题有着重大意义。
一、我国农村留守儿童现状分析
留守儿童是指父母在外打工,而自己留在农村生活的青少年。据调查,中国有近2亿农民工,所以“留守儿童”应在6000万以上。留守儿童正处于成长发育、接受教育的关键时期,他们过早脱离了父母的关爱和教育,在生活、学习和生命感受等方面都面临前所未有的境遇。有的不适应感情生活的孤立,感到情感无所依托,性格孤僻,不善与人交往;有的承受不了新的生活学习的压力,感到诚惶诚恐、孤立无援;有的因生活所迫,过早地从事农业体力劳动,感到身心疲惫;有的有心理疾病,性格乖张,斤斤计较,为一点小事就动辄打斗;还有一些飞扬跋扈、不可一世,甚至养成偷窃、盗抢的“爱好”走上犯罪道路。因此,“留守儿童”问题被社会各界所关注,并将成为当前教育领域出现频率较高话题之一。
二、从教育社会学班级理论视角探讨留守儿童问题
孔德研究社会的目的旨在实证、科学地解释社会,其研究视野指向“社会秩序和进步”,并对如何维护社会秩序提出建议。孔德认为社会是个集体性质的有机体,只有集体的所有成员同时得到发展,社会才能得到发展。从这一观点出发,孔德认为教育体系是联系和组成社会的中心要素,教育的任务乃是协调社会,学校的普及乃是稳定社会的基础。[1]学校中的班级作为孩子最早接触社会的组织体,对青少年的成长和情感养成产生不可估量的作用,而班级的组织者、领导者——教师也起到主导作用。因此,用教育社会学的班级理论对留守儿童进行分析很具现实意义。
班级是一种有特殊内涵的社会网络。美国教育社会学家塔尔科特·帕森斯在《学校班级作为一种社会体系》一文中把班级功能概括为社会化功能与选择功能统一标点前者是指班级将成人社会中胜任工作的能力内化于学生,在培养学生的能力、责任感方面的功能;后者是指班级提供在成人社会分配人力资源的一种方法,形成并鉴别学生间的差异,并为社会结构补充各种成人角色提供依据。[2]特别是中国的青少年绝大多数是在学校中度过其青春期的,因此班级对每个青少年心理成长和感情塑造就显得特别重要。班级是小团体与正式组织的集合体。小团体具有提供高强度的情感支持和团体内情感对内共享、对外封闭的特征。班级所提供的氛围能对学生在处理个人情感问题和参与组织活动等一些互动方式上进行情感与理性的双重塑造。当班级成员进行情感交流等具有私密性的“小团体”的活动时,班级作为社会组织化方式就会隐身其后——难以进入小团体的情感封闭地带,班级成长在目标的选择上一旦具有共同的意志的意味,那么就会表现出强烈的整合性,从而将班级作为组织体的程序性、开放性的结构表露无疑。
教育学中的一个重要原理是,在集体中通过集体的行动对受教育者进行教育。留守儿童的父母外出打工后,与子女聚少离多,沟通少,容易导致留守儿童“亲情饥渴”,心理健康、性格等方面出现偏差,他们中很大一部分表现出情感冷漠、内心封闭、自卑懦弱、行为孤僻、缺乏爱心、冲动易怒、脾气暴躁。我们可以通过培养良好的班集体,建立“手拉手”模式的互助组等来解决问题。“手拉手”少年儿童体验教育互动模式是在班级内部构建留守儿童与非留守儿童“手拉手”活动。利用同龄群体在少年儿童社会化中的重要功能,教师倡导非留守学生与留守学生交朋友,尽量打破留守学生一般只和留守学生交朋友的现象,让留守学生积极融入到班级的大集体中来。通过“手拉手”的活动,不同生活环境中成长的未成年人可以相互理解,并进一步增强相互认同感。同时,学校作为班级的上一级组织体要为班级行动指明方向。学校要加强文化建设,努力营造互相信任、相互关爱的氛围,引导全体家长和全体教师积极关爱留守儿童;学校要创设机会、搭建平台,引导广大留守儿童充分展示自己,促使其健康成长;留守儿童也要加强自我教育,提高自信心和意志水平,避免出现自我贬损和丧失自信的情形。班级所追求的普遍价值目标和初级群体所追求的个体价值目标的重合将是解决留守儿童情感孤立问题的有益尝试。
教师在班级中处于领导者的地位,是班级学习领导者、班级组织秩序维护者。教师要主动关心留守儿童的思想、学习和行为习惯,多与留守儿童进行面对面交流、沟通,解决他们学习和成长中的烦恼与困惑,为留守儿童创造健康成长的良好环境。教师在组织班级开展活动中要组织学生开展有意义的活动,丰富其情感生活,让留守儿童融入班集体之中并保持健康向上的精神状态。面对留守儿童,教师要实事求是,坚持辩证分析,增强责任感和奉献精神,确立科学的学生观;教师要着眼于留守儿童教育优势与资源的发掘利用,正确对待留守儿童的缺点及不足,坚持正面激励、引导;教师要主动增强教育创新意识和新农村建设的文化使命感,避免怨天尤人的心态,从而积极开展对策研究。
三、结语
解决留守儿童问题是政府、家庭、学校三者的共同责任,需要三种力量的整合。而教师作为孩子生活场景的班级和班级学习引导者、组织者、秩序维护者,在解决留守儿童问题中体现出不可或缺的重要作用。
参考文献:
[1]鲁洁.教育社会学[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2.4.
[2]张人杰.国外教育社会学基本文选[M].上海:华东师大出版社,1989:506-539.
作者：王利平
留守青少年问题社会学论文 篇2：
从教育社会学视角分析校园霸凌频发的原因
摘 要：校园霸凌事件愈演愈烈，给青少年的健康成长、校园秩序的稳定和社会的和谐发展带来了严重的不良影响。面对校园霸凌的频繁发生，我们应该从更加宏观的社会及学校层面寻找原因。从教育社会学视角分析，校园霸凌频发的原因包括不良社会文化影响、家庭缺失、错误标签引导、反学校文化、破窗效应怂恿以及同辈群体带动。
关键词：青少年霸凌;教育社会学;原因
校园霸凌是指在校园及其合理辐射范围内，一个学生或一群学生对某个或多个学生进行的长时间、反复、带来极大危害的行为。这种行为往往会给受害者带来极大心理和身体伤害，给家庭和睦、学校稳定、社会和谐带来一系列消极影响。近几年，随着我国校园霸凌事件的频发，霸凌成为众多学者关注的焦点问题。减少霸凌事件，还青少年一个和谐快乐的成长环境，是家庭、学校和社会的共同追求。
一般认为，霸凌方式包括言语霸凌、社交霸凌、暴力霸凌、反击型霸凌以及随着互联网兴起而产生的网络霸凌。但无论是何种方式的霸凌，都会给正处于角色定位的青少年的健康成长带来巨大阻碍。如今，校园霸凌正朝着低龄化、恶劣化、群体化、高频化的方向发展，已经不能简单地归因为个别学生道德问题，而应从更宏观的社会层面寻找原因。从教育社会学视角出发，运用教育社会学理论与方法，探究校园霸凌频发的原因，可以对其本质有更加清晰地认识。
一、不良社会文化使青少年误入歧途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文化从一元走向多元，从保守走向开放，满足了人民多样的文化需求，丰富了人民的精神生活。但文化市场是精华与糟粕并存的，不良的社会文化给青少年的健康成长带来巨大的冲击和危害。首先，文化产业化的发展导致文化产品商品化。社会文化产品以消费者的需求为导向，以利润最大化为目的，使得本应承载道德、审美、思想等内在价值的文化产品沦为满足人们物欲的商品。其次，网络信息技术的发展，以电子媒介为代表的大众传媒为青少年获取信息拓宽了渠道。各种信息资源唾手可得，不乏犯罪、色情、暴力等负面内容。再次，多元文化涌入中国，拜金主义、个人极端主义比比皆是，给青少年带来不利影响。
青少年正处于由个体人向社会人转变的重要时刻，其心理具有以下特点：1.不稳定性。处于青少年时期的个体带有情绪化严重，情感不稳定、主见性不强的特征，易受外界环境影响。2.相对封闭性。青少年时期的个体，处于建立角色同一性的时期，有了自我认知的能力，只向外界展示符合社会和他人期望角色的部分，而对于混乱的部分则选择封闭在心里或寻找其他途径发泄。3.社会性。青少年开始逐渐脱离家庭的小社会，进入学校、社会的大环境，有机会体验更多类型的社会角色。
文化传递理论认为，社会个体的行为模式在受到社会文化直接或间接影响的同时，也会反映其接受和认同的文化。青少年时期特殊的心理特点，再加上求新、求异、好模仿的性格特征，使他们在面临纷繁复杂的社会文化时不知取舍，在面对不良诱惑时不懂说“不”。沉溺虚幻，崇尚暴力，追求物质享受的青少年不在少数，无法树立正确三观的青少年，在面对校园霸凌时，拍手叫好却不阻止，从而加重不良后果。
二、家庭缺失使青少年社会化缺少主体
人是环境的产物，人在各种社会关系中习得社会角色认知，体验并实践社会角色。家庭是青少年最早进入的社会群体，青少年在与不同家庭成员的日常交往中，体验社会角色的期待和行为，为青少年进入社会体验更多的社会角色打下基础。从这个意义上而言，家庭完整对青少年的成长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
改革开放以来，现代化与工业化的迅速推进，给家庭结构带来了巨大冲击。首先，东西地区、城乡贫富差距日益扩大，人员的横向流动数量与规模扩大，形成众多的留守家庭。其次，传统家庭社会功能弱化、社会舆论宽松、女性受教育水平提高、獨立性增强，使得近年来我国离婚率大幅增加。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政部发布的统计公报数据来看，从2014年到2016年，民政部门依法办理离婚数从363.7万对上升到415.8万对，三年离婚上涨率分别为3.9%、5.6%、8.3%，离婚率由2.7‰上升到3.0‰。不难看出，我国离婚率在逐年增长，离婚数量逐年增加。出现数量众多的单亲家庭、重组家庭，给青少年的社会化进程带来了消极影响。因为父母角色的缺失或让位，专制型、溺爱型、放任型教养成为主流。家长或出于功利的目的，逼迫青少年学习，忽视道德教育;或出于工作赚钱的目的，将孩子丢给祖辈或保姆，疏于对青少年的沟通交流与教化;更有甚者，只为孩子提供丰厚的物质，放任其成长。如此家庭环境下成长的青少年，对于本应在家庭中习得的社会角色无法顺利习得，进入学校后，因为缺乏辨别是非善恶的经验和能力，极易出现越轨行为，成为校园霸凌的主谋或帮凶。
三、错误标签增加青少年的霸凌越轨行为
社会标签理论自1950年代产生以来，一直是解释越轨行为的主要观点。标签理论将重点放在越轨行为的产生过程上，认为越轨行为的产生是社会互动的结果，没有社会互动，越轨行为也就不会产生。虽然对越轨行为的解释，不同学者持有不同的观点，但有公认的一点：在一个人成为越轨者，并继续进行越轨行为时，被贴上标签是关键的因素。错误标签对于人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暗示和强化。被贴标签者因为标签与他人产生无形的屏障，被排除于正式群体之外，长久如此，使其本人也在有意无意中接受标签，出现错误期待，对他人的评价和行为表示认同，并逐渐改变自己的言行举止，出现蚕食效应，由初级越轨者变为惯性越轨者。此外，因为标签的出现，周围人会以对待越轨者的行为态度对待一个人，从而强化一个人作为越轨者的自我概念。库利“镜中我”思想认为：“像我们可以在镜子里看到自己的面孔、体态和服饰一样，他们之所以引起我们的兴趣，是因为他们与我们有关……我们在自己的想象中努力设想自己的外貌、风度、目的、行为、性格、友谊等在他们的思想中是怎样反映的，这以一定的方式影响我们。”其实质在于说明，一个人自我概念的形成是以社会交往中周围人的看法为基础的，周围人言行举止的反馈是一个人获得自我概念的重要来源。
青少年因为心智不成熟，再加上独特的性格特点，难免犯下某些错误，每一个初次犯错的青少年都有成为惯性越轨者的可能，权威者如何看待和评价初次犯错误的青少年成为关键。切忌贴标签，随意的评价和处罚会使得青少年出现错误认同，增加越轨倾向，使得校园霸凌越轨问题更加严重。
四、反学校文化使青少年出现错误认知
学校自诞生之日起就担负着传播主流文化，教化青少年的责任，扮演着社会主流文化代表者的角色。学校成为规训的场所，“学校专断地决定了学生学什么以及什么时候学”，学生别无选择，只能学习已经准备好的知识体系。因此，学生有时会因为文化矛盾或不占优势的社会地位而产生极大的压力，迫切希望构建符合自身价值观和愿望的文化体系，对抗学校主流文化体系，向权威者挑战，形成与学校主流文化相异甚至相斥的反学校文化。
反学校文化的组成各异，有正确和错误之分，霸凌现象是错误的反学校文化的表现之一。青少年渴望获得他人关注，渴望证明自己的能力。在主流文化体系下，想要达成这个目标，唯一出路就是在学业成绩上获得优秀。但是，这个目标对某些青少年而言，是很少或几乎没有机会达成的，因此，这些在主流文化体系中处于弱势地位的青少年会选择其他方式替代，如霸凌他人、逃学、旷课等，从而达到获得他人关注、证明自己能力的目的。在霸凌者看来，这与在学业上取得优秀而获得关注，得到认可的结果是等同的。
五、破窗效应使青少年霸凌悲剧反复上演
校园霸凌经常被老师、家长看作是孩子之间的小打小闹，是无伤大雅的小事，即便发生，老师也会秉持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原则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不了了之。霸凌主导者，最多只是被老师、父母责骂，并不会有其他严重的惩罚。我国大部分学校并没有对校园霸凌事件进行层级分类，更不要说有惩罚措施，“没有规矩，不成方圆”，这一切给青少年传递错误的信息。霸凌事件其实是一个“破窗”，在事件发生后，如果不被制止任其发展，其余青少年会根据一些容易获得但是未必准确的信息对霸凌事件进行错误判断：或许在学业成绩上无法获得成就的自己，可以尝试通过这种方式得到他人的“尊重”。青少年价值观未定型，求异、求新的心态强烈，面对未知的霸凌事件，如果不了解，缺乏信息，就会出现由于无知而产生的模仿行为。对霸凌可能产生的危害不了解，对自己在霸凌中所扮演角色不了解，这一切信息的匮乏使得青少年在做出决定之时的信息依据和道德规范性出现问题，在这种境地之中的青少年，他人的行为就成为自己进行判断的“一个强大且有用的知识来源”，最终的选择可能是盲目跟随霸凌主导者，成为霸凌事件的“帮凶”。
六、同辈文化的错误引导
同辈群体是指“处于同等社会地位的同代人组成的小群体”。青少年主要身处家庭、学校、同辈群体这三个小社会，在不同的小社会中，青少年扮演不同的社会角色。在家庭中，青少年的交往对象是作为成人的家长，家长在提供物质保障和保护的同时，会对青少年进行强控制，以保证青少年能够“顺利”成长。在学校，学生同样受到强控制，没有选择教师、班级、课程的权利，需要听从学校的安排，在老师的控制下学习。
与家庭与学校相比，只有身处同辈群体的青少年，能够自由选择，自由构建同辈文化。随着年龄增长，同辈群体渐渐成为与青少年更为亲密的小社会，在这个小社会，青少年获得生理和心理上的保护，与此同时，也获得对抗成人和权威的力量。
同辈文化的类型多样，美国学者克拉克将同辈文化划分为四种类型：学术型、玩乐型、职业型、非顺应型，霸凌者所处群体形成的文化类型就是非顺应文化的代表之一。校園霸凌往往是在人数上占有优势的群体对个人采取的行为。霸凌发生时，因为人数上的优势，霸凌者形成责任分散的错误认知，从而进行更加恶劣的霸凌行动，造成更加严重的后果。此外，未主导霸凌而处于同一同辈群体的其他青少年，为了保持在群体中的“地位”，不被同辈群体放弃，不得不与霸凌者站在同一战线，参与霸凌事件。因此，引导同辈群体健康相处，形成积极向上的同辈群体文化，是减少校园霸凌事件的重要途径。
参考文献：
[1]张瑜，李宏翰.论我国当前的社会环境与青少年心理发展[J].教育探索，2007，（1）.
[2]吕勇.简评标签理论[J].心理学探新，1992，（7）.
作者：喻辰捷
留守青少年问题社会学论文 篇3：
大学生志愿者帮扶留守儿童的调查与可行性分析
摘要：留守儿童是我国社会经济发展转型过程中存在的问题，这一问题不是某个家庭的问题，而是一个全社会都必须引起重视的问题。留守儿童问题本身具有的长期性、差异性和复杂性的特点。解决这一问题成为国家治理的重要組成部分，在多方参与治理的主体中，大学生志愿者在高校共青团组织的领导和组织下，具有解决留守儿童问题的天然优势，本文通过对武夷山市周边小学的留守儿童调查，结合大学生志愿者和留守儿童的关系从理论上和可行性上进行分析，探讨解决之道。
关键词：留守儿童，大学生志愿者，帮扶服务
一、留守儿童实地调查概要
1.调查单位：武夷山市周边小学
2.调查时间：2019.05～2019.07
3.调查对象：在校生
4.调查方法：访谈、统计、查阅资料
二、留守儿童基本情况分析
此次调查对象为武夷山市周边小学在校生，年龄分布在7～12岁之间。本次发放问卷300份，回收有效问卷246份，有留守学生38人，约占15%，其中，男性留守儿童15人，占留守儿童总数39%，女性留守儿童23人，占留守儿童总数61%。
（一）留守儿童监护情况分析：一是隔代监护型，约占82%；二是亲朋监护型17%；三是其他监护型，约占1%。
（二）留守儿童父母打工情况分析：本次调查中留守儿童父母双方均在外打工的为32%，父亲外出打工的为65%，母亲外出打工的为12%。
（三）留守儿童父母打工地域分析：数据分析显示，在市内及周边县市打工的占34%，在较远城市打工的占66%，父母打工主要是集中在本市外。
（四）打工父母回家频率分析：外出打工的父母每年回3次及以上的占45%，一年回家1～2次的占55%，一般在家停留时间较短。由于父母外出打工回家频率低，与留守孩子沟通和交流较少。
（五）留守儿童生活情况分析：总体来看，有12%的留守儿童寄住或全托，有34%的留守儿童和父母一方生活在一起，有52%的留守儿童祖父母或外祖父母生活在一起。
（六）留守儿童留守状态持续时间分析：所有留守儿童留守状态时间跨度在1年以内的约占15%，2到4年的约占58%，5年以上约占27%。从上可以看出，长期保持留守状态的儿童还较多。
三、留守儿童存在的主要问题分析
通过调研发现：父母外出打工对留守儿童各个方面都存在一些负面影响。统计数据表明，留守学生普遍在学习成绩、智力水平、身体发育、思想品行和心理健康等多方面都较明显弱于其他学生：
（一）学习习惯缺失，成绩较差：调查中发现，留守学生的学习习惯缺失，不会主动学习，因而成绩较差，这很大程度与监护人对留守儿童学习关心关注过少有关。
（二）生活自由散慢，不易管教：一方面由于留守学生的父母外出打工常年在外奔波，对于孩子的成长缺乏足够的引导和帮助；另一方面，由于长期不在家，父母对留守儿童普遍有亏欠心理，所以在物质生活的满足上较宽松。另外，青少年正处于情感、性格变化的转变阶段，长期与父母分离，导致管不了、不敢管、不会管，留守儿童几乎处在管控真空或半真空状态，无形中养成了自私任性、霸道蛮横、逆反、自卑等极端性格，并且留守儿童行为自律能力弱，很多留守儿童在家里不听祖辈教导，在校品行较差，不守纪律，常有迟到、旷课、逃学、说谎打架等行为，甚至迷恋游戏，与社会上一些不良的成人混在一起。
（三）亲情缺乏，安全感弱：亲情温暖会直接影响到孩子的行为习惯、心理健康、人格与智力发展。由于父母长期不在身边，留守儿童成长中缺乏亲情的抚慰与温暖关怀，普遍缺乏安全感，人际交往能力较弱。留守儿童由祖父母、外父母监护的，与孩子之间存在代沟，精力和观念方面很难与孩子形成共鸣。
留守儿童是我国经济社会转型发展过程中绕不开的一个现实问题，近年来，在帮扶服务留守儿童的多元社会力量中，在高校各级共青团的组织下，越来越多的大学生以志愿者身份参与到留守儿童帮扶实践中，用他们的爱心、知识和技能为留守儿童提供课业辅导、日常陪伴、思想引导、情感支持等，促进着留守儿童健康成长。
四、大学生志愿者帮扶留守儿童的可行性
（一）大学生志愿者帮扶留守儿童的理论基础
其一，志愿者与留守儿童两者社会转型背景同源
大学生志愿服务队伍规模大、便于动员以及社会教化需要的特点而成为重要一极。从社会转型的背景看，留守儿童问题与大学生志愿服务，二者都是社会深刻转型的体现，两者社会转型背景具有同源性。
其二，志愿者与留守儿童主客体关系相依
从帮扶服务主体、客体关系来看，大学生是志愿者，留守儿童是志愿服务对象。大学生志愿者年轻、精力足、头脑活、具备一定的专业技能，是帮扶留守儿童的理想主体。而帮扶服务客体的留守儿童相对在情感和社会资本方面处于弱势，且该弱势无法短期内通过其自身努力而得以改观。由此可见，两者一拍即合，大学生志愿者和留守儿童具有很强的自然耦合性和主体、客体相依的特征。
其三，志愿者改变留守儿童学习生活身心状态的意义相生
与捐款捐物的慈善行为不同，志愿服务具有互动性、持久性和精准性，志愿意义具有生成性，只有志愿服务互动双方通过深度、持久的日常互动，才能真正对日常生活中长期处于生理、心理弱势的服务对象产生服务价值。尽管留守儿童也需要一时的捐助和帮助，但其亲子关系持续性缺位所带来的心理和社会资本弱势，并非是一时的捐助和帮助所能得解决的。正因如此，大学生志愿服务通过较长时间与留守儿童互动，力图改变、改善其日常生活状态，正切合了留守儿童亲子关系持续性缺位的问题性特征，二者意义相生。
（二）大学生志愿帮扶留守儿童的优势
留守作为的一种状态，具有长期性，帮扶服务必须持续；留守作为一种状态，具有差异性，帮扶服务必须精准；留守作为一种状态，具有问题性，帮扶服务必须科学。大学生志愿服务所具有的持久性、日常互动性和专业化等特征，是大学生志愿参与留守儿童帮扶服务的主要优势。
首先，大学生志愿服务的持久性特征有利于保障留守儿童帮扶服务的持续性
留守儿童因亲子关怀关系长期缺位而导致家长监管、家庭教育、家长照顧长期缺位，使得留守儿童长期处于不利处境和风险之中，留守儿童帮扶服务不能是短期的、即时的，而是一种长期的、持续的，需要一年接一年的持久服务，需要一批接一批的志愿者持续参与。大学生志愿服务，在高校共青团组织的指导之下，每年可以在新的年级中招募大学生志愿者以实现补充和更替，通过培训实现大学生志愿服务持续，进而有可能多年持续不断为留守儿童提供帮扶服务，从而使留守儿童帮扶服务的持续性得以保障。
其次，大学生志愿服务的日常互动性有利于提高帮扶服务的精准性
留守儿童作为一个特定群体，具有共同的社会性特征，即同质性。与此同时，由于留守儿童个体的自身禀赋、家庭经济条件、委托或代理监护人状况、所在社区和学校等环境因素不同，不同留守儿童所面临的潜在风险或现实困境有所不同，或者是生活方面、或者是学习方面，或者是心理方面，或者是几个方面兼而有之。也就是说，留守作为一种状态，具有差异性。准确识别留守儿童个体所面对的具体困境，进而把握留守儿童对帮扶服务的真实需求，就是有效做好留守儿童帮扶的基本前提。把握留守儿童的具体困境和真实需求，是需要通过较长时间的深入留守儿童的日常生活，通过志愿者与留守儿童的日常双向互动来把握。通过大学生志愿者较长时间的深入乡村、深入留守儿童的日常生活，通过日常深度互动来准确研判留守儿童个体所面对的具体困境和真实需求，从而提高帮扶服务的精准性。
最后，大学生志愿服务动的专业化有利于提升帮扶服务的科学性
留守作为一种状态，导致部分留守儿童在安全、健康、学业、情绪和心理等方面的问题性特征。部分留守儿童的问题性特征，要求留守儿童帮扶服务的志愿者、参与者，不仅要具备爱心、耐心，更需要具备一定的关于儿童生理、心理、人际社会交往等方面的专业知识和专业技能，能够根据留守儿童个体的所面临的问题提供科学的服务。大学生作为一个准知识分子，经过中小学多年的学习积淀和大学阶段的专业学习与训练，具备了较为宽广深厚的文化功底和初步的专业知识、技能。在参与留守儿童帮扶的志愿活动中，能够运用其所学如心理学、社会学、教育学、哲学等形成专业力量，对留守儿童的具体困境和真实需求做出研判、进行学习与课业辅导、不良情绪进行疏导，帮助留守儿童建立良性人际关系等。与其他参与留守儿童帮扶服务志愿者的独特优势在于，大学生能够将所初步具备的专业力量与志愿服务结合起来，让帮扶服务留守儿童的志愿活动从“良心活”变成“技术活”，从而有利于化解留守儿童的问题风险，提升帮扶服务的科学性。
大学生志愿服务所具有长期持续、日常互动和专业力量等特质，令留守儿童帮扶服务持续性更有保障、更加精准和更加科学，是革除当前留守儿童帮扶服务所面临的活动化、形式化、同质化、短期化等弊病的一剂良药。在此意义上，大学生志愿服务不失为实现留守儿童精准帮扶服务的有效机制。
因此，留守儿童是我国社会转型发展过程中的社会问题，具有长期性、个性化、差异性和复杂性的特点。号召和组织广大的高校大学生志愿者团体力量是解决这一问题的可行之道。无论是两者背景的同源、主客体的相依、服务的意义相生，还是从帮扶的持久性、差异性、精准性和科学性的起点和终点，组织和管理大学生志愿者对留守儿童进行长期、精准和科学的帮扶服务将是应对这一问题的良策。
参考文献：
[1] 黄 诚 曲谨妤 论大学生志愿服务参与留守儿童关爱服务[J].法制与社会：社会观察，2019（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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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王智波 李长洪 中国为什么会有如此多的留守儿童[J].劳动经济研究： 2018 （6）5.
[5] 王玉清留守儿童家园合作问题及对策研究[J].课程教育研究： 综述·专著， 2019（35）.
课题：2018年武夷学院大学生创新创业项目：《大学生帮扶农村留守儿童数据服务平台设计》（项目编号：201810397074）
（作者简介：龙群兵，硕士研究生，武夷学院 玉山健康管理学院，讲师、信息化教育方向）
作者：龙群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