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小编为大家推荐《新型职业农民远程教育论文(精选3篇)》，仅供参考，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摘要：当前，国家正在大力推进新农村建设以加速我国现代农业步伐，但是纵观我国农业人口的整体素质，会发现绝大多数的农业人口文化程度不高，很难适应新农村建设的需要。因此，农民需要不断地提高自身的综合素养，才能更好地促进现代农业的建设。现代远程教育，在技术与空间上解决了农民接受教育培训的局限性。
新型职业农民远程教育论文 篇1：
生命历程视角下新型职业农民培育探究
摘 要：新型职业农民作为我国社会历史变革中的特殊群体，对其研究应置于特定社会历史背景下的个体生命历程脉络之中。生命历程作为一种理论和研究范式，有助于新型职业农民培育研究得出适切的发现：新型职业农民培育及其发展是一个终身的过程；个体能动性是新型职业农民成长的关键因素之一；生命历程中的重要事件影响着新型职业农民的职业选择与发展；机会的把握对于新型职业农民发展有着重要作用；相关群体的支持也是促使新型职业农民发展的重要因素。尽管新型职业农民培育事业获得了长足发展，但是将新型职业农民作为一种终身事业，切实解决农业后继有人，确保农村持续发展，至少还应在如下方面作出努力：加大国家和地方政府扶持力度，完善新型职业农民培训培育模式，建立健全农村科技服务机制，构建新型职业农民学习共同体，吸引高能人才加入新型职业农民队伍。
关键词：生命历程；新型职业农民；培育
作者简介：康红芹（1984-），女，河北邢台人，曲阜师范大学职业与继续教育研究院讲师，博士，硕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职业教育基本理论、成人教育基本理论；宫政（1995-），男，山东青岛人，曲阜师范大学职业与继续教育研究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成人教育基本理论。
基金项目：山东省社会科学规划研究项目“生命历程视角下山东省新型职业农民培育研究”（编号：15CJYJ06），主持人：康红芹。
一、研究问题
培育新型职业农民是我国解决未来农村“谁来种地、怎样种地”的战略选择，是从根本上保证农业和农村发展后继有人的重大举措，是实现农业现代化的关键。从近年我国相关政策背景中，也可看出新型职业农民培育工作的重要性。在2012-2018年中央一号文件、“十三五”规划纲要等重要文件以及2017年“两会”等重要活动中，均对新型职业农民及其培训、培育工作有相關指示。随着新型职业农民培育工作的备受重视，相关研究成果也越来越多。然而，查看已有研究成果，思辨研究和量化研究居多，深入的质性研究严重缺乏。鉴于此，本研究定位于生命历程这一独特视角，将新型职业农民的发展置于特定社会历史背景下的个体生命历程的脉络之中，从对新型职业农民生命发展的整体、动态考察中，逐步聚焦于新型职业农民培育这一主题上来，着重探究相关培训、培育活动在新型职业农民生命历程中的重要影响。
生命历程既可以被视为一种理论，也可以被视为一种研究范式。在西方国家，生命历程研究曾被评为：“20世纪后半叶社会科学领域取得的最为重要的成就之一”[1]。它是跨学科、跨领域、跨文化的产物，涉及心理学、人类学、历史学、经济学、生物学等学科，集北美、欧洲、亚洲等多国文化为一体。自20世纪20年代产生以来，生命历程理论发展迅速，逐渐形成了专门的理论体系和研究范式，引起了世界范围内的广泛关注。理解生命历程理论的关键在于掌握它的五大基本原则[2-3]，亦是生命历程研究的理论依据和分析维度：其一，毕生发展原则（the Principle of Life-Span Development）。该原则强调个体的发展是终其一生的长久过程。其二，能动性原则（the Principle of Agency）。该原则强调个体主观能动性在其生命历程中所起的作用。其三，时空原则（the Principle of Time and Place）。该原则强调时间的变化和空间的不同所带来的个体生命历程的差异。其四，时机原则（the Principle of Timing）。该原则在时空观的基础上着重强调“时序性”的重要性。其五，相关生命原则（the Principle of Linked Lives）。该原则强调人非独立的存在，而是生活在由社会和历史构建的关系网络中。
在生命历程视域下来研究我国新型职业农民培育问题是适切的。从研究对象来说，新型职业农民作为我国激荡社会历史变革中的特有产物和特殊群体，将其作为生命历程研究对象是再合适不过了，这与生命历程研究擅长关注“有故事”的人不谋而合。从研究属性来看，新型职业农民培育问题不仅是教育问题、“三农”问题，更是社会问题，这种跨学科的交叉性和多元性，恰好与生命历程研究的特征也是一致的。基于生命历程视角来研究新型职业农民培育问题，对于新型职业农民培育研究思路的拓展无疑是有益的。
二、资料收集
笔者选择以访谈法为主、以观察法为辅，对新型职业农民进行深度访谈与实地观察。因目前学界对新型职业农民的内涵及其人群的界定并未达成共识，为避免争议，本文将访谈对象限定为获得国家新型职业农民资格认证的群体。关于抽样方法，将方便抽样、目的抽样予以结合。关于方便抽样，笔者选择老家的一个邻县作为调研地，此县属于国家现代农业示范区，笔者对此地的位置、人情、语言等方面较为熟悉，便于沟通、交流。关于目的抽样，本研究的初衷是通过分析发展比较成功的新型职业农民的成长经历，挖掘其有别于传统农民得以快速成长的因素和路径，试图为传统农民向新型职业农民的快速转化提供依据。为了更好地服务于这一研究目的，本文选择不同来源、不同类型、不同性别的优秀新型职业农民代表为研究对象。本研究最终确定4名新型职业农民为访谈和观察对象，其基本信息见表1。
三、研究发现
依据生命历程研究的五大基本原则，可将新型职业农民生命历程分析维度归为以下五个方面。
（一）新型职业农民与终身发展
正如生命历程研究范式所强调的那样，发展应当被视为一个终身的过程，新型职业农民的发展也不例外。依据调查结果，新型职业农民终身发展聚焦于职业认同、职业发展规划、生态文明建设等方面。一是职业认同感。整体来看，4位受访者均对新型职业农民这一职业比较满意。这种满意包括取得新型职业农民资格认证的荣誉感、获得丰厚收入的满足感以及形成地域经济特色的荣耀感（当地90%的农民都种植大棚）。尽管如此，与从事新型职业农民事业相比，他们更倾向于子女从事非农“体面”职业。此外，对于年轻人自身来说，不少人宁愿选择在外打工挣少量的工资，也不愿回乡继承作为新型职业农民的父母的事业。一定程度上，这些现象反映出新型职业农民这一职业的吸引力仍需增强。二是职业发展规划。除了1名受访者表示要按照以前的模式按部就班地进行外，其他3名受访者都有新的规划，包括规模的扩大、经营品种的更新与优化（如高端水果的种植）、新科技的注入（如抗癌元素硒在果蔬种植中的使用）等。与此同时，他们也提出了对继续发展事业的担忧，包括资金的不足、技术指导的欠缺、产品销路的打开等。三是生态文明建设。生态环境保护相关知识的普及是新型职业农民培育的必要内容。4位新型职业农民均表示，在接受培训的过程中，学习了生态环境保护的相关知识。因这些新型职业农民的种植类型不同，其实施的生态环境保护的措施也有所不同。具体来看，主要包括不用违规禁药，特别是剧毒农药；不点火、放火，用甲醇锅炉代替煤炭锅炉，减少空气污染；注重生物有机菌肥的使用，提高土壤有益菌。因个别举措需依仗不菲的资金来支持，所以有些新型职业农民限于此项资金的短缺，在落实生态环境保护措施方面并不彻底。此外，掌握先进的信息化手段也是促进新型职业农民终身发展的重要方面，4位受访者在此方面的劣势较为明显。
（二）新型职业农民与个体能动性
个体能动性是决定新型职业农民得以发展的关键因素之一，也是区别新型职业农民与传统农民的主要特征之一。结合访谈结果和观察记录，发现能吃苦、干劲儿足、有魄力是这些新型职业农民的共有特质，助力着他们在职业发展过程中进行能动性的选择。能吃苦作为传统农民和新型职业农民的共有基本特质，加速了他们由传统农民向新型职业农民的转化。不管是为了提高家庭生活品质，还是为子女积累原始资本，抑或是为了获得精神上的满足，这些新型职业农民的干劲儿是一般传统农民难以企及的。在恰当的时机把握机遇，在危机和困难面前不惧不弃、迎难而上，在事业发展高原期积极寻求突破，是这些新型职业农民有魄力的集中体现。皮肤黝黑、汗流浃背、面对因外行導致的30万元损失仍不言弃、获知相关信息后以最快的速度自费出省调研学习等，是这些新型职业农民主要特质及其能动选择的真实写照。此外，对比不同世代新型职业农民的能动性，发现相对于年长的新型职业农民，年轻的新型职业农民能够较为顺利地实现从传统农民向新型职业农民的转化，这与时代特色以及年轻人接受新事物的能力高度相关。在新时代背景下，年轻人较年长者更易对学习型社会的构建、“四化”的逐步推进、“互联网+”的高速发展等极具时代特色的社会事件作出积极回应，不断反思自身角色，并对未来发展重新进行定位。
（三）新型职业农民与生命事件
婚姻、生育、种植大棚、接受培训是4位新型职业农民生命历程中必经的重要事件，影响着他们的职业选择和职业发展。经调查发现，这些受访者在进入婚姻前并非都务农，相比在家务农，在外地从事非农工种更受青睐。当进入婚姻生活，个别受访者为了家庭的稳定，选择返乡务农，尤其是在生育子女之后，这种倾向更为明显。所有受访者在生育子女后，为了更好地照顾子女及老人，均留村务农。从受访者对其子女的期待和对青年村民的情况咨询中得知，这种选择倾向不仅仅存在于受访者同龄群体中，在年轻一代的农村居民中也是如此。可以认为，这些新型职业农民的职业选择、定位时期与他们的婚姻、生育的时期是重叠的。如果说婚姻和生育是新型职业农民在职业选择、定位期的动力因素，种植大棚和接受培训则是其在职业发展期的关键事件，也可以视为其由传统农民向新型职业农民转化过程中的重要转折点。本研究中的所有受访者在获得新型职业农民资格认证前就从事大棚种植，种植总年限为7-11年，从开始种植到获得资格认证的年限为5-9年。也就是说，长期种植大棚的经历和相关经验的积累为这些受访者由传统农民转化为新型职业农民提供了决定性力量。关于培训，这些新型职业农民均表示接受培训有收获，但收获的大小因人而异。
（四）新型职业农民与时机问题
新型职业农民培育过程之中的时机问题首先考察的是时空观，即新型职业农民从事农业尤其是大棚种植时间的长短和位置差异所产生的选择性影响。本研究中所有访谈对象种植大棚的年限均在5年以上，与受访者同一批次的新型职业农民也或多或少地拥有种植大棚的经历，由此可见，由传统农民向新型职业农民的转化是与他们自身的优势积累息息相关的。笔者发现，本文的调研地在成为国家现代农业示范区之前属于国家级贫困县，正因是贫困地区，国家才优先考虑对此地实施政策扶持。据悉，几年前，当地较早种植大棚的村民均获有国家政策补贴，每亩地补贴1000多元，而周围的几个邻县因未在扶持范围内，没有形成大棚种植的规模产业。可见，能否抓住国家政策扶持的时机是当地新型职业农民快速成长的重要影响因素。除了时空观，新型职业农民成长过程中重要事件发生的时序性也是考察时机问题的重要关注点。以新型职业农民培训为例，同样的培训，发生在种植大棚前和种植大棚N年后，所起作用是不同的。笔者发现，研究中的所有受访者都接受过新型职业农民相关培训，但这种培训发生的时间是在积累了多年的种植大棚经验之后。个别新型职业农民表示，接受培训确实有一定收获，但收获不是很大，很多内容自己都知道。其中，G谈到：“种大棚的第一年赔了30万元，主要原因就是外行。”对其而言，这种培训是“锦上添花”，而非“雪中送炭”。若在种植大棚前有机会接受相关培训，那效果自然不同。
（五）新型职业农民与相互联系的生命
相互联系的生命是影响新型职业农民成长的重要因素。这里的相互联系的生命包括夫妻、父母（子女）以及合作者，与之相对应的考察对象是夫妻关系、代际关系和伙伴关系。在对4名新型职业农民的调查中，笔者发现不管男性新型职业农民还是女性新型职业农民，其爱人都表现出积极的一面，既有精神层面的大力支持，又有操作层面的悉心配合。夫妻同心、共谋发展是夫妻关系在新型职业农民成长中所起作用的集中概括。与夫妻关系高度相关的是代际关系，本文所有受访者的父母均为传统农民，他们对其子女的职业选择和职业发展产生着潜移默化的影响，效仿父母从事农业相关工作是最为普遍、稳妥的选择。这种代际关系的影响直接波及新型职业农民的下一代，4名受访者中有2名新型职业农民明确表示至少要让一个孩子来接班自己所创下的事业。此外，一些合作者也是新型职业农民生命历程中的重要他人。根据受访者的真实情况，其合作者涉及懂得技术或管理的亲戚、志趣相投的外来投资者、掌握过硬技术的专业技术人员、机动灵活的雇佣劳动力，他们对于促进新型职业农民的成长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四、思考与建议
近些年来，在国家的大力号召与支持下，新型职业农民培育工作在推进农民职业化、农业现代化的进程中获得了长足发展，如新型职业农民的职业认同感和责任意识较传统农民有了明显提高；新型职业农民的创新创业意识较为强烈；新型职业农民的精神面貌焕然一新，等等。然而，在当前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将新型职业农民作为一种终身事业，切实解决农业后继有人和农村持续发展问题，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根据对4位新型职业农民生命历程的考察结果，至少应在以下几个方面作出努力。
（一）加大国家和地方政府扶持力度
无论是进一步提高新型职业农民的职业认同感，还是促进新型职业农民职业发展规划的落实，或者是携手共建生态文明乡村，都需要政府的大力扶持。由于各地经济发展水平不同，新型职业农民的水平层次不齐，建议制定国家政府与地方政府相结合的支持制度。在国家政府层面，制定具有全局意识、有利于广大农村和新型职业农民持续发展的统一制度，如新型职业农民精准扶贫制度、新型职业农民生态文明专项补贴制度、新型职业农民创新创业补贴制度等。在地方政府层面，制定与地方经济水平相符、体现地方经济特色的个性化制度，如新型职业农民社保制度、新型职业农民技能竞赛制度、新型职业农民奖励制度等。此外，国家和地方政府还应合力加大新技术手段的农村推广与扶持力度，完善农村当地基础设施建设，为新技术手段的实际应用提供充足的硬件支持。关于国家和地方政府扶持的具体措施，可选择培训补贴、银行减息、金融信贷、风险支持、政策奖励等多元并举的形式[4]。不管是哪种类型的扶持，最重要的是能够真正落实到位，以使新型职业农民成为令人艳羡的“绿领”。
（二）完善新型职业农民培训培育模式
总体而言，本研究中4位新型职业农民对于曾经接受的相关培训给予了一定认可，同时也对未来相关培训满怀期待，主要涉及：培训内容针对性的增强，培训形式的丰富多样，培训时间的灵活选择，培训时机的恰当安排等。对此，根据新型职业农民实际情况和真实需求，应推行短期培训和系统培育相结合的模式。前者仍可沿袭现有培训模式，即由各地农广校牵头、联合当地农技推广机构组织实施半个月左右的集中培训，培训完成并通过考核可获得相应级别资格认证，此谓新型职业农民非学历教育；后者则由各地电大、涉农院校（农学院、农业大学）、科研院所联合起来实施长期、系统的培育，此模式战线较长，学制灵活，我们称之为新型职业农民学历教育。值得强调的是，新型职业农民非学历教育与学历教育之间并非各行其道的平衡线，而是相互交叉、互通有无。可以通过建立“个人学习积分卡制度”[5]，将新型职业农民短期培训中的学习成果、职业技能等级转换为相应的学分，折合进新型职业农民学历教育中，搭建起新型职业农民非学历教育与学历教育之间的“立交桥”。此外，不管是短期培训还是系统培育都需要分层进行。这里的分层是指根据新型职业农民的学历水平、专门（特色）种（养）植年限、种养类别等重要指标将新型职业农民予以大致分类，以克服当前“一窝蜂”式新型职业农民培训所产生的弊端。
（三）建立健全农村科技服务机制
前已提及，在这些新型职业农民的终身发展过程中，多数新型职业农民有新的发展规划，但同时也面临着发展障碍，如技术指导的欠缺。就目前情况来看，一定程度上可以认为，新型职业农民的成长历程是在现有农村技术咨询指导机制缺失的情境下，个体在迷茫中的自我拯救进程。这些新型职业农民均表示，当地并无专门的技术咨询指导机构，一些专业性的问题主要靠自己钻研，实在无法解决则会高价自费请专业人士进行短暂的指导。对此，应建立健全农村技术咨询指导机制，设立常驻农村农业科技服务站[6]等类似机构，使新型职业农民在农业生产过程中遇到问题时能够及时得到有效的咨询与解答。农村科技服务站等相关机构应当具备两个基本职能：其一，要对农民生产劳动过程中遇到的问题与困难予以及时的帮助和解答，尤其是对于新型职业农民来说，其从事的农业生产活动专业性相对较强，所需要的科技支持也相对较多，只有及时的科技服务才能帮助新型职业农民少走弯路，促进其产业发展；其二，要借助农村科技服务站这一平台，在农村加强科普宣传，在整个农村范围内形成科学发展农业的风潮。农村科技服务机制主要是为新型职业农民的成长提供长期、系统的专门化服务，但同时也承担着在全农村范围内普及科学技术知识的责任。
（四）构建新型职业农民学习共同体
从前面“新型职业农民与相互联系的生命”分析中可以看出，4位新型职业农民的成长囿于以亲朋为主的狭隘社会交往空间，缺少必要的学习伙伴及其相关学习平台，这不仅阻碍了农业科技信息的接收和其视野的开阔，而且对于他们自身的共有特质——能吃苦、干劲儿足、有魄力來说是一种极大的浪费。为此，基于学习型社会构建的背景，应当构建新型职业农民学习共同体。这种学习共同体是一种学习组织，如新型职业农民协会、联合会、创业联盟等，既可以是正式的，也可以是非正式的。考虑到新型职业农民日常工作的繁忙，可以借助互联网平台来搭建，以实现灵活操作、随时随地学习。具体来说，全国新型职业农民培育信息管理平台（如新型职业农民培育申报系统、新型职业农民培育信息管理系统、新型职业农民信息库）、各地新型职业农民培育信息管理（培育）平台（如XX省新型职业农民信息管理系统、XX市新型职业农民信息管理系统、XX县新型职业农民培育平台）以及“中国新型职业农民网”（2017年12月28日迁移至中国农村远程教育网站）、“云上智农APP”、“中国农技推广APP”、“全国农业科教云平台”等资源均可作为新型职业农民学习共同体的平台。
（五）吸引高能人才加入新型职业农民队伍
这里的高能是指年轻态、学历高、技能强，这样的人才队伍往往具有较强的创新创业能力，其闯劲儿也较足。从本文的调查对象来看，虽然常年的生产经营使其具备了一定的专业技能，但存在着“老龄化、低文化、单一化”的现象。4位新型职业农民的平均年龄为50岁，最高学历是高中，均由具有一定产业基础的留守农民组成，缺少返乡创业的大学生、优秀农业科技人员等人员。此类现象不仅仅存在于个别地区，据调查，某省份学历为高中以上的新型职业农民占比为24.19%，其中，本科及以上仅占0.39%。此外，在人员构成中，由传统农民转化为新型职业农民的高达97.53%[7]。从全国范围来看，情况也大体类似。《“十三五”全国新型职业农民培育发展规划》指出，截止2015年底，在全国1272万新型职业农民队伍中，高中及以上文化程度占比仅为30%，争取在2020年底将这一比例提升至35%。整体来看，全国新型职业农民队伍组成中虽有除留农之外的其他群体，但数量极少，尤其缺乏具有涉农院校教育背景的大学生。为此，除了在遴选新型职业农民培育对象的环节中将这些优势群体作为重点发展对象外，还应继续增强新型职业农民的职业吸引力，从源头上吸引更多的优秀人才主动加入新型职业农民队伍，以强化高层次、高素质人才对现代农业发展和新农村建设的支撑作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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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汤国辉，刘晓光.农村科技服务多元主体协作模式探索——以江苏农村科技服务超市为例[J].中国科技论坛，2016（8）：137-142.
[7]张亮，杨延昌，何建斌，张会敏.河北省新型职业农民培育研究[M].北京：中国农业出版社，2016：10-13.
责任编辑 肖称萍
作者：康红芹 宫政
新型职业农民远程教育论文 篇2：
发挥现代远程教育平台优势持续培养新型职业农民
摘要：当前，国家正在大力推进新农村建设以加速我国现代农业步伐，但是纵观我国农业人口的整体素质，会发现绝大多数的农业人口文化程度不高，很难适应新农村建设的需要。因此，农民需要不断地提高自身的综合素养，才能更好地促进现代农业的建设。现代远程教育，在技术与空间上解决了农民接受教育培训的局限性。本文通过研究现代远程教育在农民教育培训中的应用，来探讨农民教育培训的相关问题。
关键词：现代远程教育；农民教育培训；应用研究
开放、灵活、自主是现代远程教育的一大特点，其消除了在时间、地点等方面的诸多局限，整合多方资源，为各类社会人员提供各种类型的学习服务。利用现代远程教育，农民就不用受到时间和地域的限制，任意的时间都能够学习知识，接受教育，很好地解决了学习与农忙之间的矛盾。另外，农民还可根据自己的意愿有选择的学习。如何最大程度发挥现代远程教育的优势，为农民教育奠定基础，是需要重点探讨的问题。
1按照农民的切身需求提供教育资源
1.1关注农民的个性化学习需求
农民能够坚持远程教育的动力，就要符合农民自身个性化教育的需求，课程要尽量生动有趣，接近农民的日常生活，知识、技能传授的方法要考虑到农民的接受能力 。同时，要为农民提供实时的市场信息和生产指南，帮助农民合理的确定生产计划，避免盲目的跟进，从而造成经济损失。
1.2关注培训课程的实用性
随着新时期经济的发展，农民更加务实，学习的目的性非常明确，这就要求远程教育课程关注培训课程的实用性，通过培训，农民能够解决眼前面临的困境。因此，现代远程教育培训课程，就需要在现有的培训方式和内容上有所创新，通过结合生产经营、娱乐休闲等，使得农民在教育培训中学到更加有用的知识。
1.3培训内容应与时俱进
农民的现代化远程教育培训，要紧跟着时代的步伐，结合当前新农村建设的任务与特点，尽量的丰富远程教育课程的多样性，丰富培训形式，确保农民在新时期中新的需求得到满足。除此之外，要引导农民打破传统的壁垒，向新型的现代化的农民转型。可根据当地的农业产业结构，开展对应的教育培训，将国外的先进设备与技术介绍给农民，增加农民的学识。在我国，经济的发展与政策息息相关，而农民的信息接收能力较差，不能及时的了解相关的国家政策，会造成很大的经济损失，远程教育培训课程，要在这一方面为农民提供方便，有效地促进农民的生产，这也是农民参加培训的根本意义。
2建立适合农民特点的自主学习平台
2.1提供知识的平台
教育培训，本质上是一种知识的传播，远程教育培训提供知识的平台，应该包含以下四个具体的功能：课程设置表，引导农民了解课程的大概内容，将模糊的学习目标变得清晰化；知识文档，主要是为农民提供学习中用到的知识汇总数据包；参考书籍，参考书籍是学习中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归纳相关的知识，方便农民查阅；外部链接，这是为农民提供一个与所学课程相关的资源链接，是对课堂所学内容的补充。
2.2提供交流的平台
在学习中交流，交流中学习，才能获得长足的发展和进步，远程教育需要提供交流的平台，应该包含有以下具体的方式：交流社区，这是一个虚拟的社区，在这里，农民可以与各种不同身份的人士交流学习，同时在社区内开发不同的话题板块，让农民可以根据个人的兴趣参与讨论，与其他人组成团体，共同进步；知识论坛，在论坛中，农民可运用不同的方式，就学习中遇到的问题与其他同学或者教师展开交流，另外教师在论坛中开设的相关知识的讨论帖，能够使农民在讨论中得到提升，引发对相关问题更深层次的思考；虚拟课堂，教师通过直播或者录播的方式，在线进行知识讲解，农民在观看的过程中随时可以提问发言，这些数据都被后台所采集，以实时或者以定时的方式来回应，在课堂中，也可以进行同学之间的交流。在这里引入一个虚拟课堂实例为行业内的培训机构提供参考，该课堂通过PC客户端实现交流授课，全程音频授课，教师在讲解的过程中，同学A觉得这个知识点没有听懂，便可在实时交流区内发布留言，留言呈滚动播出，所有在客户端前听课的学生都可以看到问题，有和同学A相同疑问的同学，便在该弹幕中点赞，表示同问，此时，助教及时的回复，完成问答。另外，同学A的问题，也有其他同学进行回复，这样的虚拟课堂，充满了互通和时效性，加大了学生的学习自主性。
2.3提供学习的平台
远程教育给农民提供了一个完全自主的场所，在其学习的过程中，教师和班级的管理者都可在后台对农民的学习进度和状况有所了解，该平台应该包含以下几个主要的功能：实际的案例，在学习中，不仅要知道解决问题的原理，还要能将这些理论应用在实际的生产生活之中，课堂中的案例分析，能够进一步的增进理论的理解和应用；竞争机制，竞争在任何领域，都是促进事务发展的一大因素，学习中，引入相对有趣味性的竞争机制，很大程度上，会激发学习的热情；虚拟图书馆，在学习中，难免会遇到手头资料不能满足自身需求的现象，因此需要在相应的页面添加相关补充资料或者图书馆的网址链接，实现资源最大化的获取。
3结语
21世纪是大数据的信息时代，农民由于文化基础薄弱，更需要不断地学习才能适应社会的发展，才不至于在现代化建设中捉襟见肘，现代远程对农民教育培训，无论是在教育的形式或者是知识的覆盖面上，都能满足农民教育的需求，根据农民的需求来建设和完善远程教育网络具有重要意义。
参考文献
[1]杨波，刘成玉.现代远程教育技术与农民职业教育培训[J].农村经济，2013（01）：111-114.
[2]毛汉硕，宋志生.农民现代远程教育培训机制构建研究[J].广西教育，2014（35）：45-47.
[3]吉文林.现代远程教育在农民教育培训中的应用[J].农民科技培训，2015（12）：27-29.
作者简介：英红，中专学历，白山市农民科技教育中心，农艺师，研究方向：农民教育培训。
作者：英红
新型职业农民远程教育论文 篇3：
我国新型职业农民培育研究：回顾与展望
摘 要：培育新型职业农民是发展现代农业主导力量的必经之路，是推进现代农业转型升级的迫切要求。目前，国内众多专家学者对新型职业农民的内涵、培育模式、培育问题、培育路径做了大量的研究。研究虽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但仍有许多问题值得我们继续探讨，未来研究应更多地关注以下四个方面：把握新型职业农民的时代内涵；探究新型职业农民的培育模式；分析新型职业农民的培训需求；寻求相关研究的新视角和新方法。
关键词：新型职业农民；培育；回顾；展望
作者简介：王晓涵（1992-），女，山东寿光人，曲阜师范大学职业与成人教育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成人教育基本理论；康红芹（1984-），女，河北邢台人，曲阜师范大学职业与成人教育学院讲师，教育学博士，硕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职业教育基本理论、成人教育基本理论。
基金项目：山东省社会科学规划研究项目“生命历程视角下山东省新型职业农民培育研究”（编号：15CJYJ06），主持人：康红芹。
一、新型职业农民培育研究背景
2012年，中央一号文件首次提出“大力培育新型职业农民”的问题。2015年，中央一号文件再次重申：“积极发展农业职业教育，大力培养新型职业农民。”为加快落实新型职业农民培育工作，2016年中央一号文件对其培育提出了更加具体的要求，文件指出：“加快培育新型职业农民，将职业农民培育纳入国家教育培训发展规划，基本形成职业农民教育培训体系，把职业农民培养成建设现代农业的主导力量”[1]。今年的中央一号文件再次指出，重点围绕新型职业农民培育等工作来开发农村人力资源。近年來，中央一号文件频繁发布有关新型职业农民培育的相关内容，可见中央政府十分重视培养现代化的农业人才，充分说明培育新型职业农民是解决“三农”问题、发展现代农业主导力量的关键所在。
在此背景下，新型职业农民培育问题成为国内学界一大热点研究领域，众多专家学者就新型职业农民的内涵、培育模式、培育问题和培育途径等方面做了大量研究。本文基于对已有相关研究成果的梳理与分析，指出目前研究存在的不足，并尝试对未来研究方向进行了展望，以期为今后相关研究提供一些参考。
二、新型职业农民培育研究取得的重要进展
（一）注重新型职业农民内涵的阐释
新型职业农民自身所具备的独特性，决定了他从本质上区别于传统意义上的农民。纵览相关文献，我们发现，研究者从不同角度对新型职业农民的内涵进行了阐释，归纳起来主要有以下四个方面：第一，就农民核心素养而言，郭智奇等人认为，作为新型职业农民离不开深厚的科学文化素质、精尖的专业生产技能和高尚的职业道德修养，并需具备强烈的市场竞争意识和突出的自我发展能力[2]；朱启臻、闻静超认为，新型职业农民要有“社会责任感和现代责任观念”[3]；部分学者指出，新型职业农民还需具备“信息意识和金融意识”[4]。过去人们认为“有技术、懂经营、会管理”[5]是新型职业农民的标配，然而随着创新时代的来临，创新能力已然开始成为新型职业农民的必备技能[6]。
第二，就农民的职业特性而言，蒋平指出，新型职业农民是指专门从事农业生产、经营或服务的农民，并突出强调了其职业的“自主选择性”[7]；陈正华认为，新型职业农民的核心含义是“农民的职业化”[8]，这些观点都足以彰显新型职业农民的职业性。作为一项职业，新型职业农民具有高度的“稳定性”[3]，其从业人员与其他职业人的待遇一般无二，享受国家规定的有关劳动者的职业保障和权益[6]。只有这样，新型职业农民才能除掉传统农民的“身份”，真正实现农民从“身份”向“职业”的转变。
第三，就农民的经济特性而言，朱启臻、闻静超谈到，“新型职业农民是市场的主体”[3]；周一波、储健则认为，新型职业农民从事农业的主要目的是“获取经济利润”[12]。新型职业农民的经济来源主要是农业生产经营所得，要想获得较高的收入就要充分利用市场机制，顺应市场经济发展规律，从而实现利益最大化。
第四，就农民的技术元素而言，新型职业农民要及时吸纳和接收先进的技术理念，把科技新成果运用到生产实践中去。郭玉伟提出，新型职业农民是“具备农业生产、经营、管理等相关技能，较好地掌握并广泛应用农业先进技术的农村务农人员”[13]。作为新型职业农民，首先要具有敏锐的洞察力，顺应现代农业发展规律；其次要及时了解和掌握相关领域的最新动态，提升自身的素质与能力；最后要勇于打破传统技术的藩篱，转变生产经营模式，只有这样才能将新型职业农民发展成为一支农业生产的领军力量。
（二）涉足新型职业农民培育模式的探究
赵帮宏等人在我国新型职业农民培训模式研究方面提出了“三类十一型”模式，其中包括：政府主导模式、政企配合模式和市场运作模式。此三类大的模式下面又各自细分出十一种不同的型式，因此构成了“三类十一型”模式。目前在我国，政府主导模式仍是最主要的新型职业农民培训模式[14]。
蔡云凤、闫志利在理论研究与实践探索的基础上指出，政府工程模式、院校培育模式、远程教育模式、合作组织模式、推广服务模式是我国新型职业农民培育活动中存在的几种主要模式[15]。
张胜军、李翠珍在多中心治理理论视角下，提出“多中心治理模式”的新型职业农民培训模式[16]。这一模式是指依靠多个办学主体，通过合作、竞争、民主决议等方式，最终顺利实施新型职业农民培训的培育模式。
田书芹、王东强将新型职业农民培育与社区教育相结合，提出了学分制、自助式、信息化、整合化等四种培育模式[17]。学分制社区教育模式是指，通过接受一定的培训获得相应的学分，从而换取社区教育结业证书的新型学习教育模式，其形式包括：累积学分、学分替代和弹性学习；自助式社区教育模式是指，社区教育中心事先将各类培训课程形式编列成清单或者整合成项目套餐，以便让新型职业农民各取所需，自助式选择的一种社区学习方式；信息化社区教育模式是指，借助计算机网络平台，共享学习资源，让新型职业农民随时随地、便捷高效的自主学习；整合化社区教育模式是指，把职教中心、农业技术学校和市民文化素质学校等三类不同院校进行功能整合，一并纳入社区学院的教育方式，其目的是为了发挥多种教育功能。
总的来说，我国新型职业农民培育模式研究虽已引起了学界的关注，但已有研究成果相对较少， 且总体呈现出“繁而杂”的特点。
（三）重视新型职业农民培育问题的分析
当前我国新型职业农民培育工作面临着诸多问题，现概括如下：
其一，关于农村劳动力现状方面，郝志瑞认为：“随着新型城镇化的不断加快，农村劳动力大幅减少，劳动力结构比例失衡。”[18]如此以来，农村男性青壮年劳动力大大减少，妇女、老人所占比重增大，农村劳动力结构日渐呈现老龄化、质弱化的倾向。廖洪清也指出“农村劳动力在城乡流动的非均衡化导致农村人才资源大量流失”[19]。另外，农民群体间的素质差异，以及客观条件限制等也是需要改变的现状。例如，有的学者提到，“农民整体素质参差不齐”，“农民的资金、时间”[20]等自身条件的限制，都加大了新型职业农民培训的难度。
其二，关于农民自身素质方面，主要问题是农民群体的文化水平有限，个人素质不高。很多学者已经认识到这一问题，认为“农民群体整体文化水平、科学素质水平有限，传统农民思想观念根深蒂固”[21]。培训过程中遇到的最大的问题在于参训人员对待培训认识不足，重视程度不够，难以积极主动地加入到培训活动中去[4]，更不必说自发地组织相关培训活动了。
其三，关于培育机制方面，新型职业农民的培育理念是指导培训活动开展的关键，但是相关研究发现“新型职业农民培育理念滞后”[21]。培育内容与形式是开展培训的重要组成部分，然而当前新型职业农民“培训内容过于单一，培训对象覆盖范围小，培训手段和形式不够灵活”[20]。另外，“新型职业农民培训缺乏有效的管理与协调机制”[19]。
其四，关于培育环境方面，问题主要存在于政府层面和办学条件這两个方面。虽然国家已经强调了新型职业农民的重要性，但是仍然缺乏政策指导和制度保障。刘西涛认为，目前新型职业农民培育中“政府缺少合理的培育规划，资金投入不足、来源渠道少，部门之间协同性差，机制不健全，基层政府重视不够、认识不足”[20]。廖洪清则指出，“我国新型职业农民培训方面的政策、制度等保障措施的缺失导致新型职业农民培训难以为继”，此外，“经费投入不足导致师资队伍、基础设施建设薄弱”[19]表明，新型职业农民培育的办学条件亟待改善。
（四）强调新型职业农民培育路径的探索
从已有相关研究成果来看，我国新型职业农民培育主要通过以下几条路径：
第一，转变农民自身发展观念。要想拓宽新型职业农民的培育路径，首先要在农民思想认识上做工作，转变原有的旧观念，树立自主培训意识和自我发展意识。对此，有学者提出了有关新型职业农民培育的“参与式方法”，强调相关组织单位应积极引导农民参与培训，并在参与过程中不断对其赋予相关培训权利，强化新型职业农民的培训主体地位，帮助其实现自我发展[22]。通过提高农民教育培训的参与意识，引导他们树立科技促生产的理念，促使其积极主动地参与到培训活动中去，并且明确自身在教育培训中的主体地位，进而提升其综合素质。
第二，大力发挥政府作用。有学者指出要完善新型职业农民培育供给制度[6]；有的学者认为要创新新型职业农民政策体系[23]；有的学者倡导“积极推进农民教育立法，农民的培训和教育提供法治保障”[13]；还有学者从政策扶持方面提出建言：“积极引导土地有序流转，大力推进农业机械化，提升农村金融服务水平，鼓励产业化、规模化经营。”[4]
第三，建立健全新型职业农民培育体系和培养模式。目前，我国新型职业农民培育体系和培养模式仍有待完善，相关培育体系和培养模式的建立势必会推动新型职业农民培育工作的进展。为此，华芳英提出，现代新型职业农民培育体系应是制度体系、管理体系、政策支持体系三方面共同建立，现代新型职业农民培养模式应当多维立体、形式多样，最终实现农民终身教育培训一体化[24]。吕莉敏、马建富也意识到健全新型职业农民培育体系、创新新型职业农民培养模式对发展农民培育活动重要价值，因此他们主张“提升教育培训能力，整合各类教育培训资源”[23]，以此建立一个适合农民发展需要，并且具备多种功能的新型职业农民培育体系。
第四，充分发挥远程教育的优势。一些学者已认识到远程教育在新型职业农民培育中的重要作用。许浩认为，合理运用远程教育，能够实现资源共享，发展个性化自主学习，促使新型职业农民从被动培训转向主动学习，积极应对未来新环境和新形势下带来的挑战[25]。在构建学习型社会和终身教育体系的背景下，借助远程网络平台开展新型职业农民教育培训，既符合信息化社会的时代特点，同时也迎合了新型职业农民新的特质和新的需求。
三、新型职业农民培育研究的未来走向
（一）把握新型职业农民的时代内涵
所谓内涵，并不是显性的存在，而是隐藏在事物本身，反应事物本质属性的总和。对内涵的挖掘是否深入，将直接影响研究的价值。尽管历来众多专家学者，在涉及新型职业农民培育相关研究问题时，大都对新型职业农民的内涵发表了自己的见解：有的学者从作为新型职业农民的前提条件入手进行探讨，有的学者从新型职业农民具备的特征做出分析，还有的学者就其类别来阐释其内涵。但这也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各说其辞、莫衷一是的局面，致使新型职业农民的内涵不够明确，学术界至今没有形成一个统一的声音。厘清新型职业农民的内涵，是解决新型职业农民培育问题的前提和必要条件。随着时代的发展，新型职业农民正被不断赋予新的内涵，今后，研究者在相关研究过程中要及时把握新型职业农民的时代内涵，将新型职业农民诠释得更加全面、深入、具体、形象，让新型职业农民以更加立体、鲜活的姿态呈现在世人面前。
（二）探究新型职业农民的培育模式
我国新型职业农民培育模式尚处于发展和完善阶段，目前存在的培训模式相对繁杂。这也就表明，研究新型职业农民培育模式的工作量较大，且相对复杂。因此，未来我们需要更多的研究者共同致力于培育模式构建方面的研究，根据不同地域、不同对象、不同需求、不同发展目标，从教学目标、教学内容、教学方法、教学认定标准等方面着手研究，要善于在实践中探索教育培训规律，发现总结其中的共性并积极推广，从而构建适合新型职业农民发展的培育模式。另外，相关研究需呈现全局性的特点，应综合考虑与建立新型职业农民培育模式相关的资金、政策、法律等保障性问题，促使新型职业农民培育模式向着科学化、规范化的方向发展。
（三）分析新型职业农民的培训需求
新型职业农民培育的主体是指，已经成为或即将成为新型职业农民的群体。作为新一代的农民群体，这类农民具备一定的个人发展意识，有一定的自我发展需求。因此，新型职业农民教育培训应主要针对培育主体的发展需求开展培训活动。当前，我国新型职业农民培育还存在教育内容、教育形式与新型职业农民的实际情况相背离的情况，只有了解培训主体的需求，才能更好地开展相应的培训活动。目前，个别研究者虽已认识到了这个问题，但相关研究较少，并且研究不够深入。今后，需要研究者更加注重分析新型职业农民的培训需求，只有这样才能从真正意义上确立新型职业农民在培训中的主体地位，激发农民参与培训的积极性和主动性，确保充足的参训人数，让更多的传统农民转变为新型职业农民。
（四）寻求相关研究的新视角和新方法
整体来看，国内专家学者对我国新型职业农民培育的各个方面均有涉及，但研究视角却略显单一。新型职业农民培育既是教育问题，又是“三农”问题，同时也属于社会问题、经济问题和人力资源问题。因此，在研究新型职业农民培育问题时，视野一定要开阔，要注重从多学科、多角度审视此问题。为了提高研究成效，需综合运用多种研究方法，既要采用质的研究方法，也要采用量的研究方法，转变目前质量分离的研究现状，让今后的研究成果在理论与实践层面，均具有独特价值，并且发挥重要作用。因此，只有拓宽研究视角，丰富研究方法，才能对新型职业农民培育问题进行系统的思考、深入的研究，才能在该研究领域有所突破、有所进展，促使新型职业农民培育研究成果的质量和水平不断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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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 王国光
作者：王晓涵 康红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