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论文没有思路的时候，经常查阅一些论文范文，小编为此精心准备了《政治经济学研究论文(精选3篇)》，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摘要：政治经济学研究方法可以总结为两大流派：系统抽象法和现象描述法。西方马克思主义左翼经济学家曼德尔继承了马克思系统抽象法，对垄断资本主义进行解释时，提出了自己的政治经济学理论。此文介绍曼德尔的政治经济学研究方法，并对其进行评价。
政治经济学研究论文 篇1：
中国大陆传播政治经济学研究综述
摘 要：本文选取中国大陆1998年至2013年有关传播政治经济学的研究论文进行梳理和分析，力图展现自该学派理论传入大陆以来学界研究的总体情况和重点领域。本文认为大陆传播政治经济学的研究目前仍处于初级阶段：重国外理论引介而轻本土化理论研究；虽有传播产业和社会发展的相关研究，但主题分散，广度和深度不足。随着中国大陆社会开放程度和多样化程度的提高，以及传播学自身的蓬勃发展，传播政治经济学在大陆将有巨大的发展空间。
关键词：传播政治经济学；批判学派；传播与权力
作为传播学批判学派的主要流派之一，传播政治经济学以马克思政治经济学和西方文化马克思主义思想为理论基础，在广阔的历史、经济和社会背景下，分析媒介和传播系统与社会结构的关系，关注传播作为一种经济力量对社会的影响，以及社会政治、经济权力机构对传播活动的控制。传播政治经济学起源于北美，后在北美、欧洲、南美等地蓬勃发展，并于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传入中国大陆。经过二十多年的借鉴和发展，大陆传播政治经济学研究从单纯的理论引介逐渐向产业分析、社会发展分析等多领域扩展，取得了一定的理论成果。
但由于该领域的研究者数量有限且研究主题较为分散，这些理论成果无法建构起一个完整而集中的体系，因而，本文选取了中国大陆新闻传播类期刊自1998年至2013年有代表性的30余篇论文，在“本体研究”“产业研究”和“社会发展研究”的框架下，以作者为单位进行综述，试图对该领域理论成果的总体情况做出梳理和勾勒。
一、传播政治经济学本体研究
（一）西方溯源
1.理论引介：起源、发展与反思
传播学作为一门外来学科，其在中国的发展是从西方书籍的翻译和学科理论的引介开始的。相较于结构功能主义学派在中国的盛行，传播政治经济学派处于较为边缘的地位，其书籍翻译和理论引介相对较少。
李琨是最早关注该学派的学者之一，他指出，传播媒介向新型大工业的发展、国家政权的参与以及世界范围内的传播的不平等和“文化帝国主义”现象是传播政治经济学派形成的重要原因，也是其研究焦点；宏观的研究方法、批判性和对现实的关注是其研究特点；在建立世界信息新秩序的竞争中，传播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我国把握宏观形势、维护国家利益和推动全人类发展具有重大意义[1]。
郭镇之梳理了传播学与政治经济学的关系，分析了传播政治经济学的研究范式（宏观的、历史的、能动的和辩证的），并对政治经济学的理论进行了简要介绍[2]。
刘晓红将传播政治经济学的发展分为三个时期：初创期，由于研究取向和批判立场与美国当时的学术环境和政治气氛相冲突，该学派的发展受到了很大的限制；蓬勃发展时期，北美研究硕果累累的同时，欧洲、南美等地也出现了该学派的研究者；反思拓展时期，在结合世界大众传播发展的新形势下深入思考以往的研究课题的同时，反思自身的理论发展并尝试借鉴其他传播批判研究的成果和方法，探索新的研究方向[3]。
曹晋和赵月枝分析了传播政治经济学的马克思主义学术指向及其从北美到欧洲的发展脉络，阐述了该学派的人文关怀，即一方面猛烈抨击全球传播产业彻底商业化造成的若干不良后果，另一方面积极投入到媒介改革的社会运动中[4]。
陈世华的研究集中于北美传播政治经济学派，他指出，政治经济学的分析路径， 马克思主义和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批判旨趣，加拿大多伦多学派的技术批判，社会学思想传统和北美新闻传播研究是北美传播政治经济学的思想渊源；“我们不自由的传播”是其理论精髓[5-6]。
2.奠基者思想研究：身体力行，将理论成果运用于社会实践
达拉斯·斯迈思和赫伯特·席勒作为传播政治经济学的开创者，以丰富的研究成果为该学派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我国学者集中对这两位先驱的生平和传播思想进行了研究。
郭镇之认为达拉斯·斯迈思不仅是一位倾向于马克思主义的学者，而且是一位将理论研究成果运用于社会实践的身体力行者。其代表性的观点有“受众商品论”“依附理论”等；其实践贡献体现在积极参与并影响了建立世界信息传播新秩序的运动，并始终关注传播领域的公共利益和公共控制[7]。
郭镇之还对赫伯特·席勒的生平、著述进行了研究，认为他不仅是积极活动型的学者，而且是以学术成果影响传播实践的典范。他的著作推动了国际社会对世界传播秩序的讨论和对新秩序的呼吁，影响了一些第三世界国家的传播政策和实践[8]。
陈世华在新媒体时代对赫伯特·席勒的传播思想进行了重读，深入细致的分析了他关于“复合媒体和媒介帝国主义”“思想管理者和信息劳动力”“传播与文化宰制”“信息传播与社会危机”的批判思想[9]。
3.同其他流派的比较分析：结构功能主义学派与文化研究学派
传播学研究中，结构功能主义学派、批判学派和文化研究学派间的差异、对抗、借鉴是学者们关注的又一内容。
杨茵娟分析了结构功能主义、传播政治经济学、文化研究与当时美国社会背景、历史状况及主流社会思潮间的关系，回顾了每个学派的代表人物，探讨了每个学派存在的缺陷，并寻求三个学派之间对话与沟通的空间[10]。
刘晓红分析了传播政治经济学与文化研究关系的演变，指出二者的关系经历了短暂共处、尖锐对抗、沟通和借鉴三个不同时期，并分析了文化研究与传播政治经济学互相借鉴的前提[11]。
黄典林认为，以往对传播政治经济学与文化研究诸种分歧的讨论多停留在表象的差异，要理解这些分歧需要从根源上把握哲学观的差异。实现两者整合的可能途径是从中间温和立场的交叉地带寻求共识[12]。
（二）本土化进程
1.理论框架体系的建构
传播政治经济学作为舶来品在我国的发展时间较短，目前仍处于向国外学习借鉴的阶段，其本土化的理论框架体系的建构很少，且主要出现在对国外理论进行引介的文章中，如上文所述的李琨、郭镇之等人的文章。
国外，尤其是北美、欧洲的理论框架体系是建立在对资本主义社会的观察研究基础之上的，有些甚至带有美国中心主义思想，因而生搬硬套并不能解释和解决我国的问题。下一阶段我们有必要建立一套符合我国国情的理论框架体系，在此基础上解读我国丰富而复杂的传播实践。
2.理论研究的发展
陈卫星论述了传播政治经济学使用的重要概念“文化工业”向“文化产业”的转型过程，并分析了这一概念改变所带来的理论方法的充实和对新信息传播技术的产业化过程的新视角、新理论启发和实践形态[13]。高亢思考了新媒体环境下“受众商品论”的作用机理，指出了受众商品价值和使用价值的形成机制，受众商品剩余价值的衍生途径以及商品化过程中“广告商在场”身份的演变[14]。谢进川对传播政治经济学的社会实践性进行考察，分析了20世纪以来的媒体改革运动，指出其关注重点在于媒体改革运动的总体性新主张和未来发展可能之探索，而对新媒体关注较少；其对自我起点的过度强调延误了社会实践性的进一步展开；其对优势力量间的演化关系缺乏关注；对新兴转型国家的传播转型研究有待加强[15]。
综上可知，我国传播政治经济学本体研究方面的重心仍停留在对这一学派整体情况的认知和国外理论框架体系的引介方面，结合本国国情的理论研究仅取得了零星的研究成果，完整的学科体系尚未建立。且在引介国外理论时偏重北美理论的介绍，相对忽视了欧洲、拉美等地的理论发展，未能展示出世界范围内传播政治经济学派的全貌。
二、传播政治经济学视角下的产业研究
（一）我国传媒业现状分析及发展建议
目前我国占主导地位的媒介研究往往局限于从内容、形式等层面在媒体行业内进行对策性研究，而忽视了媒体所处的宏观政治经济结构及其影响。传播政治经济学以开阔的理论视野为媒介研究提供了全新的批判视角，一些学者从这一视角出发，对我国传媒业现状及发展趋势做出了深刻的分析。
黄清源从微博商品化的运营模式着手分析，发现资本和权力对微博的控制力量仍在维系。但是，微博的技术特性使得这种社会媒体能够对既有控制进行消解，为公众享有更广泛的知情权和更广阔的自由表达提供可能，进而对公共生活产生积极的影响[16]。
蔡骐、谢莹阐述了网络恶搞文化中受众主体性所受到的结构限制，他们认为，在经济主导的现代消费社会，技术提供的解放性遭遇社会结构的制约性，能动的主体难逃商品化命运[17]。
刘燕南和文卫华从受众权益角度分析了电视互动节目中的“三次售卖”现象，他们认为今天的互动类节目在传统的媒介、受众、广告商的三角关系中挤进了一个新的利益体——服务提供商。媒体通过与服务商一同分享观众参与的利润，实现了由“二次售卖”到“三次售卖”的进化[18]。
罗锋审视了我国的出版贸易逆差，认为应将其置于世界政治经济框架内进行考察，它的形成缘于“中心—边缘”的世界结构体系，要想转变出版贸易逆差，必须努力重构政治经济与信息传播新秩序[19]。
胡冀青和汪睿对新闻专业主义进行了批判，他们认为，新闻专业主义是一种媒体企业经营管理的理念与方式，但为了掩盖其高度功利性的实际功能，它通常被标榜为新闻业的职业操守和最高信仰。当代公民新闻对新闻专业主义的挑战实际是对传统的新闻管理模式的挑战[20]。
曹晋和杨琪对版权文化进行分析，对版权贸易的商品经济力量如何服务于资本主义的全球扩张，以及如何阻止知识产权的资本扩张进行了探讨[21]。
黄典林解读了“限娱令”背后的政治经济张力，认为“限娱令”和其他类似的政策举措及其导致的产业实践的调整和社会影响，都可以看作是当前传媒制度安排中，媒体事业属性所定义的政治功能和社会效益与传媒运营方式的市场化所带来的巨大经济冲动这两种具有不同倾向的力量之间冲突关系的一种呈现[22]。
（二）国际视域下的传媒业发展研究
宋晶以中国和印度两个第三世界国家对社会冲突的媒体再现为例，考察了不同媒介体制下政治制度和市场驱动如何错综复杂地影响媒介产制和媒介内容[23]。赵月枝分析了20世纪80年代以来欧美广播电视宏观管理中以市场化为核心的一系列改革的原因、过程、影响以及市场化与公众利益、传播系统民主化的关系[24]。冯建三引述和讨论了韩国和委内瑞拉的另类传播现象，并强调了对另类媒介的兴起、运作条件及脉络、成就与局限进行评估的重要意义[25]。吴晓迪研究了美国广播电视业所有权集中化的现象，分析了这一现象的逻辑、冲突及后果，并审视了其对我国的启示[26]。
由上述分析可知，我国学者较多的运用传播政治经济学视角审视国内传媒业的发展状况，而对国际形势关注较少。并且国内的产业研究只是蜻蜓点水式的局限于某一个案或个别领域，虽有少数鞭辟入里的分析，但大多是搬用国外理论的泛泛而谈，缺少对我国特殊的社会政治经济状况及社会权力关系的深入研究。
三、传播政治经济学视角下的社会发展研究
传播政治经济学作为一种追求社会公正和公平的道德哲学，其目标是“挑战不平等的社会权力关系，深化民主和提高人类的解放程度”[27]。因而，它不仅关注传媒业自身的结构和历史，并且将视野扩展到了全球化、公民权利等社会议题。王殿英认为大众传播媒介的发展正在侵蚀公民权利的完整性，阻碍公民权利的实现：媒介私有化限制了公民传播权资源；媒介市场化使市场理论取代公共利益；媒介自由化导致媒介垄断；媒介全球化侵害了落后民族国家的国家利益和公民权利[28]。刘晓红从主体、载体和范围、内涵等各方面介绍了传播政治经济学话语中的“公共领域”这一概念，并分析了媒介私有化对公共领域的威胁[29]。蔡骐从传播政治经济的核心概念“权力”出发，指出追求利润的本性决定了大众媒介必然从自身利益出发周旋于政治与经济的权力体系中。媒介不可能在与政府、企业的关系上保持中立或是超越社会利益的冲突。新型传播技术与政治经济基础权力相结合，将对现代社会人的精神进行更为巧妙的操纵和控制。由此，受众作为公民的权利正在步步流逝[30]。赵月枝和罗伯特·A·汉凯特从跨学科和跨文化的视角探讨了媒体全球化和媒体民主化的发展过程、不同国家背景下的表现及存在的悖论、问题和矛盾[31]。
四、总 结
通过对中国大陆传播政治经济学研究成果的考察，我们可以看出传播政治经济学在大陆的发展仍停留于初级阶段。在理论本体方面局限于国外尤其是北美理论的引介，尚未建立起基于我国特定的政治经济条件和社会权力结构的理论框架体系。在产业研究方面，虽然提出了有别于主流结构功能主义学派的新范式，显示出该学派理论的独特性和深刻性，但研究范围的广度和研究问题的深度仍有待加强，且由于本土化理论框架体系的缺失，套用资本主义社会条件下形成的理论往往不能准确的分析出我国传播领域存在的问题。在社会发展研究方面，学者们对于阶级结构、公民权利等问题的关注显示出该学派开阔的学术视野和高远的价值追求，但传播政治经济学强调社会实践性，相较于国外学者，中国学者较少参与媒体改革等抗争和替代性传播实践，且学术成果对传播实践的影响力有限。
上述问题的存在主要缘于传播政治经济学在我国大陆起步较晚，发展较慢，一直处于学术地带的边缘，研究群体和研究力量不足。这一方面是因为我国的政治、社会环境等条件对传播政治经济学有所限制，另一方面因为传播政治经济学的研究需要建立在深厚而广泛的知识积累之上，需要对问题进行跨学科、多视角的深入分析，而我国学者在这方面准备不足。但是随着中国大陆社会开放程度和多样化程度的提高，以及传播学自身的蓬勃发展，我们相信上述限制条件将会逐渐消减。
参考文献：
[1] 李琨.传播的政治经济学研究及其现实意义[J].国际新闻界，1999（3）.
[2] 郭镇之.传播政治经济学之我见[J].现代传播，2002（1）.
[3] 刘晓红.西方传播政治经济学的发展[J].当代传播，2004（1）.
[4] 曹晋，赵月枝.传播政治经济学的学术脉络与人文关怀[J].南开学报，2008（5）.
[5] 陈世华.北美传播政治经济学思想渊源探析[J].南昌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3（5）.
[6] 陈世华.“我们不自由的传播”：北美传播政治经济学的理论精髓[J].国际新闻界，2012（1）.
[7] 郭镇之.传播政治经济学理论泰斗达拉斯·斯麦兹[J].国际新闻界，2001（3）.
[8] 郭镇之.席勒——传播政治经济学的批判领袖[J].国际新闻界，2002（1）.
[9] 陈世华.媒介帝国主义和思想管理：重读赫伯特·席勒[J].国际新闻界，2013（2）.
[10] 杨茵娟.从冲突到对话——评传播研究典范：结构功能主义、政治经济学与文化研究[J].国际新闻界，2004（6）.
[11] 刘晓红.共处·对抗·借鉴——传播政治经济学与文化研究关系的演变[J].新闻与传播研究，2005（1）.
[12] 黄典林.传播政治经济学与文化研究的分歧与整合[J].国际新闻界，2009（8）.
[13] 陈卫星.从“文化工业”到“文化产业”——关于传播政治经济学的一种概念转型[J].国际新闻界，2009（8）.
[14] 高亢.关于新媒体环境下“受众商品论”作用机理的思考[J].现代传播，2013（5）.
[15] 谢进川.媒体改革运动：传播政治经济学的社会实践性考察[J].国际新闻界，2010（6）.
[16] 黄源清.微博控制的维系与消解——传播政治经济学视野中的微博研究[J].前沿，2012（22）.
[17] 蔡骐，谢莹.受众视域中的网络恶搞文化[J].新闻与传播转研究，2008（3）.
[18] 刘燕南，文卫华.论“三次售卖”——兼谈电视互动节目中的受众权益问题[J].中国广播电视学刊，2005（9）.
[19] 罗锋.论版权贸易逆差：基于传播政治经济学视域[J].国际新闻界，2010（5）.
[20] 胡冀青，汪睿.新闻专业主义批判：一种传播政治经济学的视角[J].现代传播，2013（10）.
[21] 曹晋，杨琪.传播政治经济学框架中的版权文化[J].编辑学报，2009（3）.
[22] 黄典林.“限娱令”的传播政治经济学分析[J].视听纵横，2012（3）.
[23] 宋晶.全球化语境下中印媒体对社会冲突的再现之比较——一个传播政治经济学角度的分析[J].国际新闻界，2009（8）.
[24] 赵月枝.公众利益、民主与欧美广播电视的市场化[J].新闻与传播研究，1998（2）.
[25] 冯建三.传播政治经济学与另类媒体——以韩国和委内瑞拉为例[J].国际新闻界，2009（8）.
[26] 吴晓迪.美国广播电视业的所有权集中化——个传播政治经济学的分析[J].政治经济学评论，2013（2）.
[27] 赵月枝.传播与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分析[M].北京：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11（11）.
[28] 王殿英.传播政治经济学视域下的公民权[J].当代传播，2013（3）.
[29] 刘晓红.大众媒介与公共领域——传播政治经济学的观点及启示[J].新闻界，2005（3）.
[30] 蔡骐.权力的视域：传播政治经济学与媒介研究[J].湖南城市学院学报，2007（2）.
[31] 赵月枝，罗伯特·A·汉凯特.媒体全球化与民主化：悖论、矛盾与问题[J].新闻与传播评论，2004（00）.
作者：吕梦露?
政治经济学研究论文 篇2：
曼德尔的政治经济学研究方法
摘 要：政治经济学研究方法可以总结为两大流派：系统抽象法和现象描述法。西方马克思主义左翼经济学家曼德尔继承了马克思系统抽象法，对垄断资本主义进行解释时，提出了自己的政治经济学理论。此文介绍曼德尔的政治经济学研究方法，并对其进行评价。
关键词：系统抽象法；曼德尔；晚期资本主义
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创建1923年的G卢卡奇，是活跃于20世纪现代西方国家中存在一种反对激进的列宁主义但又属于马克思主义的思潮。曼德尔是其中少有的对经济学研究较为侧重政治经济学家，是一位在二十世纪后期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的继承和发展颇有建树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者。他在经济理论的研究中没有采用大量的公式或者经济计量，而是使用系统抽象的方法。
一、生平和著作
欧内斯特·曼德尔（Ernest Mandel 1923-1995）是第四国际的领导人，资本主义长波理论的提出者，20世纪后期重要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对政治经济学研究做出了许多重要贡献。通过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经典成果研究和解释，他恢复了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方法，确立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系统抽象法的传统地位，并运用马克思的系统抽象法来解释了资本主义黄金时期的发展，也使得政治经济学获得了新的理论发展。
曼德尔的主要著作有《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晚期资本主义》等，其中前者为曼德尔所著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最新理解，也就着重表现在对系统抽象法继承上；后者为曼德尔针对“晚期资本主义”社会的研究上，体现了对系统抽象法的独特运用。《晚期资本主义》论述了曼德尔的长期波动理论，并用它来解释晚期资本主义的一个重要特征——资本主义世界平均利润率的长期波动。第一部分讲述了曼德尔长波理论的主要观点：长波的关键指标—利润率、长波的历史分期、长波扩张期发生并得以持续的原因；第二部分论述了如何结合中间环节理论这一方法论正确地理解曼德尔的长波理论。
二、坚持“逻辑与历史的统一”原则和“系统抽象”研究方法
曼德尔是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来写作《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一书的，曼德尔力图在此书的写作中以经典作家（主要是马克思和列宁）的已有理论为根据重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以表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是适用于本时代的、富有生命的科学理论。曼德尔继承了马克思对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方法，主要表现在他坚持逻辑与历史的统一、也坚持从感性具体到理性具体再到理性抽象的系统抽象法。曼德尔以逻辑重构历史，成功地继承马克思的系统抽象法，坚持了逻辑与历史统一的原则。他解决了马克思主义与现实经济矛盾的结合问题，使用系统抽象的研究方法，写出了《晚期资本主义》等著作，得出了不同于经典学家的理论成果。
三、曼德尔的中间环节理论
在马克思那里已经完成了“感性具体—理性抽象—理性具体”的资本主义的历史过程，但随着现实的发展，以“理性具体”的形式抽象出来的“理性抽象”还要回到新的“感性具体”，从而不断地辩证发展。因此，曼德尔在至今未变的资本主义抽象规律与不断变化的资本主义具体现实这两者间建立联系，并以前者来说明后者，也就是要完成一次新的由理性抽象到理性具体的过程，其关键步骤是找到有决定意义的中间环节。
为了说明这一点，曼德尔对马克思的系统抽象法基础上总结了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方法，即中间环节理论：
1、深入地占有经验方面材料并精通这种材料在历史上所有的有关细节
2、分析这种材料并划分其组成的抽象因素
3、探索这些因素之间有决定意义的一般联系，这些联系说明这种材料的抽象的运动规律，换句话说，就是说明其本质
4、发现有决定性意义的中间环节，这种中间环节对材料的本质与外表之间的媒介是有影响的
5、在具体历史的发展运动中对分析从实践和经验方面的证实
6、在无比复杂的现实中，通过对知识以及以知识为基础的实践的运用来发现新的、在经验方面有关的资料和新的联系
曼德尔所确定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联结抽象与具体两者的中间环节是以下六个项目：总的资本有机构成（包括资本总额及其在这些部类中的分配情况）、永久资本在固定资本与流动资本之间的分配情况、剩余价值率的发展、积累率的发展（生产性剩余价值与非生产性消耗掉的剩余价值之间的关系）、资本周转时间的发展和两大部类之间的交换关系。曼德尔认为这些是具有部分独立性的自主变量，各自会受到其他因素的影响而发生变化，它们各自变化的共同相互作用最终决定了利润率的长期波动。
比如，曼德尔在讨论晚期资本主义主义的世界市场结构时就使用资本的有机构成升高和剩余价值率的降低来解释。
“资本主义与世界市场的结合，资本有机构成的升高，剩余价值率的降低，促使外国剩余资本流入世界市场，剥削廉价劳动力的绝对剩余价值，而不是占有本国劳动者的相对剩余价值。资本输出过程伴随着对不发达国家的经济的限制，而且资本会与当地官僚结合，控制外国市场。”
“这样一来就会出现一副帝国主义的世界体系的图案，这种世界体系是建筑在资本积累，资本的有机构成，剩余价值率和劳动生产力等的世界范围内的不平衡发展上的。”
长波的收缩期由资本主义经济平均利润率趋向下降的规律可以得到解释，难点在于对长波由收缩期转入扩张期，并得以持续的原因做出解释。曼德尔以外生因素即带偶然性的历史原因解释长波扩张期的发生，并以技术革命解释扩张期的延续。外生因素对利润率的作用并非直接发生的，而是要经过中间环节即曼德尔所举出的六个独立自主变量的传达、缓冲与相互作用才发生的。
四、曼德尔使用系统抽象法的缺陷
尽管曼德尔使用系统抽象法取得了众多政治经济学理论成果，但在使用系统抽象法时还村有下列缺陷：
他研究的领域仅局限于资本主义生产领域，中间环节中资本有机构成、剩余价值率的反战和积累率的发展，资本周转之间的发展都是解释生产领域的。同时，他又注重对具体历史过程的研究，但是得出的抽象结论并不是具有本质意义上的结论，他过于注重现象之间的表面联系，仅从实证的角度去解释现象，而不是寻找现象之间的内在联系。系统抽象法确实需要有实证描述的功能，但是不是全部。
曼德尔虽然在研究方法上广泛使用比较，分类，归纳，分析，综合等思维能力，但是却没有形成一个有一个明确核心概念来揭示现实，尽管他极力地反对将历史现实使用一个维度来解释，但是由于其沿用的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分析框架，他的核心概念仍旧是剩余价值。他揭示现实时所使用的不过是这个核心概念在特殊经济矛盾中经过概念运动演化出来的主干概念。主干概念之间按一定的结构进行展开，在曼德尔的眼里，这些主干概念之间是保持相互独立的，这是他忽视概念运动的结果，也是他方法论中最大的问题。
曼德尔运用辩证逻辑和唯物史观，坚持具体与抽象，现象与本质，历史与逻辑的一致性，但是却由于缺乏对现象之间本质联系的研究，他创建出可以从现实经济矛盾和历史材料中发现的中间环节，他的研究成果固然可喜，但是没有本质的现象之间的联系牢固吗？他不止一次地指出，晚期资本主义发展的结果是受政治、生态、文化等别的经济领域之外的结果的影响，他的中间环节的确立，确实是对上述因素的总结。政治和文化，对于经济矛盾的影响毋庸置疑，但是不应该在研究政治经济学时和经济因素混为一谈，结合成为一个整体因素来揭示现实经济矛盾。这些设定都体现出曼德尔系统抽象法运用之时没有注重经济矛盾的系统性，也没有对采用系统性和结构性的研究方法。在充分占有材料的同时，他不可避免地迈入了经验主义的方法论。
（作者单位：中央民族大学）
参考文献：
[1] 曼德尔.马文清译本.晚期资本主义[M].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4
[2] 曼德尔.马克思主义经济学[M].商务印书馆.1979
[3] 张毅.曼德尔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贡献[J].马克思主义研究.2014
作者：郝强
政治经济学研究论文 篇3：
市场经济中的政治经济学研究
摘 要：文章通过探讨商品社会生产发展运动规律，从价值的分析研究不同经济理论影响下派生的生产关系，说明市场经济中存在剥削的形式，证明了生产力高度发展与生产关系矛盾运动的必然是实现共产主义。认为马克思劳动价值理论是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基石，坚信劳动价值理论一定回归市场经济的主导地位，坚信市场经济将向有劳动价值规则的、公平有序的、科学适度竞争有效的市场经济发展，坚信共产主义一定能够实现。
关键词：市场经济 政治经济学 研究
政治经济学是研究社会生产关系的一门科学，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是以劳动价值理论为根本基础研究揭示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科学，并提出了科学共产主义的社会生产关系，劳动价值理论是揭示一切商品社会生产关系的科学依据。笔者用劳动价值理论来研究市场经济下的社会生产关系。
一、市场经济下的生产关系
（一）名词概念说明
在研究政治经济学开始前，首先在研究理解马克思劳动价值理论的基础上，对以下名词术语概念解释说明，有利于我们运用马克思劳动价值理论来分析市场经济的运行规律和矛盾。
1.马克思的劳动价值理论是：劳动生产创造社会财富，劳动生产享有分配社会财富的理论。商品价值中只有劳动的东西，没有劳动的任何东西都是不能进入的，否则就是剥削。劳动价值理论是以凝结劳动力的社会劳动必要时间和社会劳动力价格（劳动力价值）为尺度，衡量劳动生产商品价值量大小，从而揭示商品社会商品的生产、交换分配内在规律的理论;是研究分析生产力、生产关系、社会发展必然规律的理论。
2.商品价值有使用价值和价值之分。商品的使用价值是物的有用性，使用价值量是有用的商品的数量——社会财富量，是实实在在的有用的劳动生产的物和能使用的东西（比如：物是1吨、1只、1克、1米等等，知识、技术单位是1种、1套等等为单位的。）。商品的价值是以社会劳动力的价值量（社会劳动力平均价格等于社会劳动力价值量）为尺度衡量商品价值大小的量和实现社会财富的分配;商品凝结的社会劳动时间×单位时间社会劳动力的价格或价值量=商品价值量。商品的使用价值与价值的关系是：“社会生产力与生产的商品（社会财富）之间的一种社会分配——即生产关系，也是劳动力与商品之间的一种社会分配——即生产关系;商品的使用价值量是财富量属经济基础的物质范畴，商品价值量是劳动量属于上层建筑的分配范畴，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社会生产的财富越多劳动力的价值也越高（劳动分配获得的越多）;价值量是衡量商品中凝结的社会劳动量的多少与社会劳动力价值的统一，使用价值量则是衡量价值的价值量——即价值量中的含金量或价值量中包含的财富物的量多少”。劳动力的价格与商品的价格在社会交换中形成了商品社会人与人最基本的社会生产关系。
3.劳动力价值是社会劳动力的价格，是劳动力人平均需要消费的社会使用价值的量或社会财富的量，是由社会生产力水平决定的，一般以工资的形式表现;劳动力创造的价值量是指占有生产力创造的使用价值量中的部分量;比如某人使用牛耕地种麦子，收20000斤小麦，人劳动了100天、每天消费10斤小麦（劳动力的价格），牛农具耗费了1000斤小麦相当人劳动了100天，则生产力创造了价值20000斤小麦，其中：劳动力创造了10000斤小麦的价值，劳动生产资料——物化劳动创造了10000斤小麦的价值。
4.生产力的能力是单位时间生产某使用价值的量的多少或生产价值的速度，生产力的大小是以劳动力价值为单位变换计算的。社会生产力生产某使用价值的量总是大于生产力所耗费该使用价值的量，这是社会经济发展运动的基本规律。
5.生产关系是指社会生产、分配形成的人与人以及人与社会财富的社会关系。
6.商品价格是在社会状态（生产关系）作用下人们主观意识对商品价值的估量和人为对价值的扭曲，市场利益竞争使价格可能等于价值也可能背离价值，利益是价格与价值背离扭曲的根源。一切商品价格都直接反映着人与人在交换中的社会关系，是平等还是剥削都由商品价格相对价值来衡量。价格不是价值，但价值的形成也离不开价格，而价格也不是空中楼阁，价值又是价格依托的基础。商品价格和价值一样都是生产关系属于上层建筑范畴。社会商品以价格的形式销售给劳动者则完全表现为与劳动力价格的交换。
（二）平均与社会化的意义
商品生产的社会化和商品消费的社会化，那么什么是社会化呢？当你从商品的生产和商品的消费或分配来认知时，就会发现计算商品生产耗费的劳动时间是社会的平均，商品的消费或分配也是商品价值量与社会的平均劳动时间成正比。由此，平均是社会化的基本内涵意义，研究平均的矛盾运动变化规律就是一个有意义的研究。研究事物矛盾运动变化总是离不开质量互变的问题，现在以劳动力的劳动为研究对象。劳动中总是有一个劳动的量和劳动的质的问题，量是劳动的时间，质是单位时间完成的量或速度。人与人之间总是有体、能差别的，这种差别存在有多大呢？比如10个同学比赛百米跑步，统计结果是15秒的2人、11秒的2人、12秒的3人、14秒的3人，平均完成百米跑的时间是13秒;平均速度100米÷13，而各自的速度分別是100米÷11、100米÷15、100米÷12、100米÷14。不论从个别时间量上与平均量之比，还是从个别速度量上与平均量之比，总存在一个比例系数大于0小于2、中间值恒等于1;这种比例系数就是人与人之间的生理能力差别系数，用0 从数学概率论来讲，人与人之间的差别是正态分布的。如果n个大于零的数平均等于1，这些数服从正态分布，那么大于1的数和小于1的数，总是存在两两配对的和等于2，也没有大于2的数存在;证明：因为，当b>2时，则（n+b）/（n+2）>1，所以上述结论成立。这个证明结论在分析经济运行中有很重要的判断意义。如果一个地区市场竞争中不论是工资收入数据还是其他数据出现大量的数据大于平均数的2倍时，那么这个地区的经济将显现分配不公和物价上涨、通货膨胀，并且超出的量越大，相应地市场剥削程度、通货膨胀压力也越大。因为，社会商品的使用价值量是社会生产的财富量——实物量，价格、价值均为对社会财富分配的虚拟量——与实物量相比是可变化的虚拟量（比如1斤糖就是1斤，但价格或价值可以是2元、3元……。）;所以，由市场竞争的不公平——即不良的社会状态将会加快商品价格、价值的虚拟量膨胀。市场的不公平竞争、放任的过度竞争、不正当竞争是经济通货膨胀或通缩的根本原因——即内因，货币超发或紧缩只是条件——即外因，是内因和外因的关系。 商品价值、价格都有地域差别，各地的经济平均差异是客观存在的，各地的劳动工资平均水平是有差异的，比如：2019年全国各省的平均工资统计（来自买购网）全国平均非私营单位90501元;最高北京非私营单位173205元，与全国平均比约为1.91;最低辽宁62859元，与全国平均比约为0.69。从中看到平均统计数据符合0 （三）现代市场经济下各阶层的社会关系分析 市场经济是世界的主要经济形式，市场经济尽管因各国社会状态（包括制度、法律、分配、文化、教育、宗教等等）差异而不同，但各国的社会生产关系总是以市场经济所承担或表现的。任何社会总是以生产关系决定人与人之间复杂的社会关系，人的地位不同总是有差别的社会客观存在——直到共产主义社会这种差别才会被消灭，这种社会客观存在是我们不能以个人的意识决定的，但人可以改变差别。 1.一般工薪阶层是指：这一阶层的收入来源主要依靠工资，一般工薪阶层是指在社会平均工资二倍以下的群体。他们获得的劳动工资低于他们劳动创造的价值，在初次分配中可能就受到了剥削，经济生活困难户出自该群体的低收入者。我们根据商品价值=f（s）f（x）f（t）——参考《读懂马克思劳动价值理论走出我们教条错误的误区》，可以知道：商品在生产过程中耗费劳动力劳动的时间t1，单位时间劳动工资g，耗费生产资料的劳动时间t2，f（t）=t1+t2，f（x）>g，劳动工资=gt1，而劳动创造的价值=f（x）t1，显然f（x）t1>gt1。 2.中高工薪阶层是指：这一阶层的收入虽然以工资形式为主，但明显高于一般工薪阶层而又低于二倍社会劳动生产创造价值能力或速度的群体。他们获得的工资接近或等于他们劳动创造的价值。 3.高工薪阶层是指：这一阶层的收入以劳动报酬或工资的名义出现，但收入远远高于一般阶层和中高工薪阶层的群体。他们获得的劳动报酬或工资已超出他们劳动所创造的价值。这一阶层的高收入将以产品成本出现，再由成本加利润变成商品价值扭曲的价格，最终以商品交换来剥削消费者。例如企业高管层人员的收入。 4.资本收入阶层是指：这一阶层的收入是以资本购买社会劳动力和社会生产资料从事商品生产，通过资本占有而获得劳动力和生产资料的剩余价值的群体。这一阶层由资本经营规模大小的不同形成的收入差距极大。 5.自由独立个体阶层是指：这一阶层的收入是自己或家庭独立劳动生产商品（包括独立生产的农民、小作坊、小商户等等）的群体。这一阶层资本投入有限，不购买社会劳动力，依靠自己的劳动生产商品获得收入，由于地域偏僻或生产力低下等原因可能会出现社会的贫穷阶层。 社会阶层或阶级是商品社会生产力发展不全面、享有不均的反映，是生产关系的反映。社会阶层的不同相对社会商品消费的交换意义也不同。一般工薪阶层人购买商品时，他会发现商品价格除以自己的单位时间工资额，就是自己需要劳动工作多长时间，物价高不高老百姓心里总是有一杆劳动价值的称。依靠剥削占有的人购买商品时不会这样仔细计算，因为他们只需要考虑如何占有社会剩余价值或社会财富，根本不需要考虑自己要用多长劳动工作时间来换取。 二、商品社会生产发展规律 商品社会的形成、发展可追溯到奴隶社会前，当人类劳动改造自然的同时也改造了自己，随着劳动工具的出现，生产力开始了发展，劳动成果除了自我消耗外有了剩余，人与人之间的剩余劳动成果的交换就推动了商品社会的形成与发展。生产力的发展，使人们认识了劳动生产除去消耗外能带来剩余的成果，野蛮、贪婪的占有或压迫剥削使人类由原始社会开始进入到阶级社会。 从商品社会发展的历史分析，商品的生产总是以耗费少的生产力的价值产出更多的商品价值——即商品生产剩余价值规律（比如农民播种2000斤小麦种籽、含自己生活的必要耗费总计10000斤，产出30000斤，剩余20000斤。）。这个商品生产剩余价值规律是贯穿商品社会生产——消费——再生产——再消费无限循环的根本规律。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是推动社会发展、革命的根本矛盾力量。商品社会发展到现代的市场经济时代，商品的生产与商品的消费分配矛盾仍然是其发展运动的基本矛盾，依然是生产社会财富的经济基础与私人占有和消费分配这一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即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科学技术革命是生产力的革命，生产力的革命必然推动社会革命，社会主义战胜资本主义也是必然的。社会主义是以公有制、集体所有制为基础，实行市场公平的、科学有效的、合理价值竞争的、互助协作的、按劳分配为主的、持续发展的新经济运行体制。 从商品价值公式f（s）f（x）f（t）来看f（t）=t1+t2，随着社会生产力的高度发展劳动力劳动时间t1将减少、生产资料物化劳动时间t2相对上升。意味着这一发展时期会出现从事商品生产的劳动力失去工作岗位，大量人员转向服务业。当社会生产力进入现代化、高速化、自动化、无人化的大生产发展时代，生产力中劳动力将由高技术、高智能的机器人完全所代替——即t1=0或趋向于0时，商品生产的耗费主要以生产资料表现，商品价值不能再承担社会劳动分配的功能，社会主义制度分配的生产关系也就不再适合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了，按需分配的共产主义社会制度最终必然会实现！ 三、市场经济下不同理论衍生的生产关系不同 （一）供求理论与劳动价值理论产生的生产关系 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关系是客观存在与意识的相对关系，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是从发展规律的必然趋势而言的，并不是说存在一定的生产力就必然生成相应的生产关系。因为，一个国家形成什么样的生产关系——即社会形态，是社会阶级客观存在与阶级意识矛盾运动斗争、甚至战争最终由统治阶级意识决定形成的。这就是客观存在决定意识，意识也不是完全被动的，它又反作用于客观存在;有什么样的理论基础指导也就必然会形成什么样的生产关系。我们务必清醒这一点，经济基础、意识形态正确的理论不去占领，错误的理论就必然会占领，马克思主义不去占领，封建的、宗教的、资本的统统都会占领。 供与求是商品社会市场交易客观存在的矛盾，纯粹的供应与需求关系本来只是反映市场商品的供应量与需求量的平衡与不平衡的问题。比如某商品市场供应量大于市场需求量时，商品在市场会出现卖出难或买进易的现象，但在利益矛盾的运动下商品才会出现价格下跌的现象，没有利益矛盾的运动商品的价格不会发生变化。其实商品价值与价格的矛盾运动也是同样如此的，没有利益矛盾的运动价格也就不会背离价值波动变化。 从供求理论曲线来看，为什么是曲线变化而不是直线变化呢？因为，供求理论从表面上看，好像研究的是商品生产供应与市场消费的关系，其实质变化仍然是在价格与价值利益矛盾的基础上表现的，供求只是价格与价值众多复杂矛盾运动中的一个方面。我们知道商品价值等于生产价值的速度v乘以社会劳动时间t，耗费的价值用av来表示，则av除以社会平均工资g等于生产商品的t，那么商品利润y=（v-g）t=（v-g）整理得：y=v2-av，显然曲线是一元二次方程——即抛物线的一部分。供求理论和劳动价值理论作为经济学只是纯粹的科学并没有矛盾，但商品社会阶级利益通过社会生产背后市场交易这个大后门就打破了理论科学的纯粹性。所以人们总是错误地把利益矛盾交给市场，通过供求影响价格原理来自然消除利益矛盾，市场经济也就自然成了经济利益剥削者的天堂了，市场经济中的价值规律被剥削者践踏的荡然无存。西方经济学的阶级性是鲜明的，以“供求价值理论”掩盖社会剥削的不合理问题，为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提供了自由剥削的理论支持——即“供求理论”指导下的生产关系。劳动价值理论的阶级性也是鲜明的，以“劳动价值理论”揭示社会剥削的不合理问题，为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提供适度的、劳动价值竞争的、市场运行科学合理规则的理论支持——即“劳动价值理论”指导下的生产关系。事实上在市场经济运行中好多现象并不适合供求价值理论的解释。比如市场某些商品，有时就像股市炒股一样，会呈现量价齐飞、抢购或买涨不买跌的怪现象;再有住房本来就是生活消费性的商品，本身的价值是会慢慢被消费消耗了的，但在市场经济中却能充当摄取社会剩余价值的承担物，买房炒房比生产商品挣钱还来的容易;还有社会中大量存在用工制度的不同，出现同岗、同工不同工资的现象;显然这些市场经济中的问题，都不能用供求价值理论来掩盖投机剥削的本质吧？ 正确认识商品价值、价格与市场客观存在的供求关系，在价值规律调控的适度竞争范围内合理发挥供求调节作用是必要的，有益于市场经济自我调节平衡发展。无限放大供求关系的作用对市场经济发展是有害的，对市场经济公平有序竞争会产生影响或破坏。 （二）放任自由的市场经济中常见的剥削形式 1.以虚幻无劳动的假充劳动生产力的耗费。比如，商品生产者或商品销售经营者为了获得某种利益，往往以金钱交换的腐败成本，都要通过加大商品生产或销售的成本，再以商品的价格形式最终由社会消费来承担买账。 2.虚假造势宣传，随意扩大商品的使用性，以达到抬高商品价格谋取高额利润。比如某些饮料、食品被广告宣传可以治疗各种疾病或有辅助疗效，经过炒作商品价格上涨、销售量增、获得暴利。 3.资本垄断操控市场以获得社会剩余价值的掠夺。 4.应用网络以低息货款诱骗欺诈获取暴利。 5.以要素价值论掩盖无劳动生产耗费的要素充当耗费的生产资料，获得社会剩余价值，破坏公平劳动竞争的劳动价值分配體系。 6.利用资本市场的政策空子进行货币操纵干扰获取社会剩余价值。这种获利的特点：货币即不是用于投资，也不是用于生产商品，是用货币扰乱市场乱中取得利益，即老百姓说的空倒空、钱挣钱。 7.边际效用理论是研究人的心理因素作用，心理属于意识问题，商品的劳动价值是客观存在，意识是存在的反映，边际效用论掩盖了价值规律的作用，会造成人们在市场交易中漫天要价，把剥削合理化。 8.在完全自由招牌的幌子下形形色色剥削人的招数也就大摇大摆地冲入市场。比如言论自由，虚假广告、欺骗的谎言、无中生有误导等等都会进入市场，目的就一个剥削占有社会剩余价值——财富。再比如一切都要求自由，不正当竞争的各种手段都会进入到市场中，目的都是掠夺剥削社会剩余价值利益，甚至不惜动用国家机器的力量进行贸易战争。 9.货币主义者通过市场扩大或膨胀资本货币的手段摄取占有社会劳动剩余价值——社会财富。 四、结论 经济学中的供求价值理论、边际效用价值理论、要素价值理论共同点是：市场现象存在是客观的，基础是空虚的，理论既有适用性也有片面性，应用指导具有阶级选择性。马克思劳动价值理论是劳动创造价值和劳动享受分配价值的统一，是基础牢固的科学理论，没有劳动价值理论解释支持的经济学就如同空中楼阁一样无根不牢。一切经济学都离不开生产关系调整控制社会利益矛盾的政治，离开了政治就是空谈。因为，利益价值矛盾能使市场经济混乱、能使社会混乱、能使各种价值理论在实际生活中失灵。完全自由的市场经济是不存在的，既是国际间的自由贸易经济区也是需要各国谈判制定规则约束的。 我国生产力发展水平目前还不够全面发达、普遍发达，多种经济成份的并存是符合当前生产力发展水平的客观要求的，社会主义制度是优越的，坚持大力发展壮大社会主义经济，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是正确的。坚信马克思劳动价值理论一定回归市场经济的主导地位，坚信市场经济将向有劳动价值规则的、公平有序的、科学适度竞争有效的市场经济发展，坚信共产主义一定能够实现。 参考文献： [1]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四十六卷）.人民出版社出版，1972年9月第1版 [2] 研究马克思政治经济学回归劳动价值理论在市场经济中的主导地位.经济师，2019（05） [3] 厘清商品价值的计算问题正确理解劳动价值理论.经济师，2020（01） [4] 我们不能教条错误地去理解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经济师，2020（02） [5] 从劳动价值的视角来看房价.经济师，2020（03） [6] 用劳动价值理论看市场经济.经济师，2021（03） [7] 读懂马克思劳动价值理论走出我们教条错误的误区.经济师，2021（04） [作者简介：山西省监狱管理局退休干部，原煤管处调研员] （责编：芝荣） 作者：胡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