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小编精心整理了《连片特困区的金融支持论文(精选3篇)》的相关内容，希望能给你带来帮助!吕梁山片区榆林区域范围依据国家连片特困地区划分标准划定，包括榆林辖内的绥德县、米脂县、佳县、吴堡县、清涧县、子洲县和横山县。国土总面积13643.3平方公里，2011年末户籍总人口181.5万人。
连片特困区的金融支持论文 篇1：
集中连片特困地区贫困发生率的空间特征
摘 要： 扶持集中连片特殊困难地区脱贫致富是中国新一轮减贫的重点，片区扶贫是把片区作为主战场，以片区的形式组织扶贫开发。选取武陵山片区有代表性的41个县为样本，采用中国农村贫困监测报告的相关数据，基于密度、距离和整合的3D框架分析县域贫困发生率的影响因素，结果表明：与经济中心距离越远、基于面积的经济密度越高、扶贫资金越多的县，贫困发生率越高，反映出经济发展与扶贫工作不同步、偏远地区经济增长动力不足以及扶贫资金使用效率和扶贫精准度有待提高等问题。因此，应转变发展方式，实现县域经济密度和减贫绩效“双赢”；加快基础设施建设，缩小偏远地区与中心城市的经济距离；建立和完善精准扶贫、协作扶贫机制，提高扶贫资金使用效率。
关键词： 集中连片特殊困难地区；片区扶贫；3D框架；贫困发生率；经济密度；经济距离；扶贫资金；武陵山片区
一、引言
扶贫是为帮助贫困地区和贫困户开发经济、发展生产、摆脱贫困的一种社会工作，旨在扶助贫困户或贫困地区发展生产，改变穷困面貌（青觉 等，2014）。扶贫问题一直是全社会关注的焦点，而提高贫困农民的收入和生活水平更是扶贫问题的重中之重。为了促进革命老区、民族地区、边疆地区等贫困地区的发展，国家颁布实施了《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2011—2020年）》，启动了集中连片特殊困难地区扶贫开发攻坚工程，加快贫困地区的发展和脱贫致富。扶持集中连片特困地区脱贫致富是中国新一轮减贫的重点指向，该工程涉及面宽，关联性强，是一项长期、复杂的系统工程。
武陵山片区国土总面积为17.18万平方公里，包括湖北、湖南、重庆、贵州四省市交界地区的71个县（市、区），其中有42个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和13个省级重点县；截至2014年末，片区总人口为2 810.65万人，占全国人口的2.05%；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6 743元，为全国平均水平的64.29%；农村居民人均生活消费支出为6 353元，为全国平均水平的68.88%。该片区气候恶劣，生态环境脆弱，泥石流、风灾、雨雪冰冻等灾害易发，是地质灾害高发区。同时，该片区海拔在800米以上的地方占全境约70%，部分地区水土流失和石漠化现象严重，是中国区域经济的分水岭，更是西部大开发的前沿与实验基地。
武陵山片区集革命老区、民族地区和贫困地区于一体，是一个跨省界面大、少数民族集聚多、贫困人口分布广的连片特困地区。从有关研究成果来看，对武陵山片区贫困问题的探讨主要以定性研究为主。周伟等（2013）和田岚（2013）认为武陵山片区的扶贫关键在于发展其特色农业与旅游业。常艳华（2013）基于全面启动《武陵山片区区域发展与扶贫攻坚规划（2011—2020年）》的约束条件，提出“出台差异化的倾斜政策”和“完善相关配套政策”的建议。刘治金（2012）、覃庆贵（2013）等基于经济发展、贫困现状、农民素质等视角进行实地调研后发现，“造血式”扶贫措施比“输血式”扶贫措施更为有效。上述对武陵山片区贫困问题的定性研究，无疑具有启示和借鉴意义，但定量分析也不应被忽视。本文尝试以武陵山片区为例，利用经济密度、与经济中心的距离、扶贫资金构造3D框架，分析该片区贫困发生率的空间特征，以更准确地刻画贫困的现实空间分布，进而为提高武陵山片区扶贫效率、实现精准扶贫提供经验依据和政策参考。
二、3D框架下贫困发生率的影响因素
为了更准确地刻画世界经济的地理格局，世界银行2009年发布的世界发展报告《重塑世界经济地理》中，基于克鲁格曼的新经济地理框架，提出依据密度（Density）、距离（Distance）和整合（Division）三个要素从不同地理尺度刻画世界经济地理格局，这就是所谓的“3D框架”。其中，密度反映提升自身经济产出实现聚集经济的程度，距离指标衡量在空间上的接近程度，整合主要是衡量经济组织产品的流动等（周沂 等，2013）。本文借鉴“3D框架”对武陵山片区贫困发生率的空间格局进行实证分析。
密度指每单位土地上经济活动强度，较高的密度能够更好地利用聚集经济效应带来的生产优势，进而带来较高的生产力和生活水平。例如美国区县就业密度增加一倍，劳动生产率就提高6%（Ciccone，2002）；欧盟国家除具有显著的聚集经济效应外，人口密度与劳动强度也显著正相关 （Brrlhart，2008）；密度与劳动生产效率正相关，而劳动生产率越高，创造的收入越多，贫困发生率就越小，从而密度与贫困发生率负相关（周沂，2013）。在诸多文献中，对于密度的测度多数是从经济视角出发，以产值密度和就业密度来衡量经济密度。鉴于数据采集的便利和研究的直观性，本文采用单位面积地区生产总值来衡量武陵山片区样本县的经济密度。
距离是指两物体在空间上相隔的长度，距离的远近直接影响到达某一经济密集区所耗费的成本。经济学上的距离概念很大程度上源于地理学第一定律：相近者趋同，相远者趋异。在扶贫研究方面，学者们往往将距离相近的区域划为一个片区，以便于对要素流动问题进行研究，因为贫困地区经济落后，交通不方便，要素流动困难重重。“行政距离”（交通沟通、信息沟通、资源沟通）对我国贫困产生有着重要影响，而交通沟通是制约行政距离的关键因素（薛祥伟 等，2013）。因此本文将距离这一因素纳入研究框架之中。2011年，“武陵山片区区域发展与扶贫攻坚试点启动会”在湖南省湘西州吉首市举行，《武陵山片区区域发展与扶贫攻坚规划（2011—2020年）》也将吉首列为武陵山片区六大中心城市之一，因此本文选择吉首市作为中心，用各样本县与吉首市的直线距离作为距离的衡量标准。
整合指把一些零散的东西通过某种方式彼此衔接起来，从而实现系统的资源共享和工作协同。整合的精髓在于将零散的要素组合起来，形成有价值、有效率的整体。整合在整个社会发展中具有重要作用，资源的整合既利于消除社会贫困，又能进一步促进社会的整合，两者相辅相成（Clare等，2000）。在社会经济系统中有很多资源需要有效整合，才能最大限度地发挥其潜能，片区扶贫同样需要将有限的资源进行有效整合，以达到扶贫效率的最大化。扶贫资源主要体现在扶贫资金上，因此扶贫资金也需要整合。根据数据的可得性，本文利用各样本县与吉首市扶贫资金差值的绝对值来衡量资金的整合程度，由于吉首市没有扶贫资金，直接用各县扶贫资金来衡量。
三、武陵山片区贫困发生率的空间特征
1.样本选择与数据处理
根据国家统计局测算结果，2014年武陵山片区农民人均纯收入低于2 300元的贫困人口为475万人，贫困发生率为16.9%，比全国高9.7个百分点。《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2011—2020年）》实施期间，武陵山片区共确定23 032个贫困村，其中国家级贫困村11 303个。武陵山片区的贫困发生率从2006年的49.1%下降到2014年的16.9%，这说明该片区的贫困状况得到了明显改善。
根据武陵山片区分布特点，考虑到指标的完备性、数据的可得性、代表性，本文选取以下41个县作为样本进行分析：湖北省的恩施市（县级市）、秭归县、长阳土家族自治县、利川市（县级市）、建始县、巴东县、宣恩县、咸丰县、来凤县、鹤峰县，湖南省邵阳县、隆回县、城步苗族自治县、桑植县、安化县、阮陵县、通道侗族自治县、新化县、泸溪县、凤凰县、花垣县、保靖县、古丈县、永顺县、龙山县，贵州省的正安县、道真仡佬族苗族自治县、务川仡佬族苗族自治县、江口县、石阡县、思南县、印江土家族苗族自治县、德江县、沿河土家族自治县、松桃苗族自治县，重庆市的酉阳土家族自治县、秀山土家族苗族自治县、彭水苗族土家族自治县、武隆县、石柱土家族自治县、丰都县。
本文分析数据来源于2007—2015年的《中国农村贫困监测报告》和各省统计年鉴，其数据分别反映的是2006—2014年武陵山片区的实际情况。样本县中，距离吉首市最近的县为凤凰县（38.6公里），最远的为新化县（395公里）。采用41个县连续9年的数据构建一个面板数据，利用Eviews 6.0对面板数据进行回归分析（樊欢欢，2009）。由于密度、距离、资金代表的意义各不相同，大小相差甚远，为了消除指标之间的量纲影响，需要进行数据归一化处理，本文采取的归一化处理方法为：将原数据（X）减去它的均值（μ），再除以本指标数据的标准差（σ），其公式为X*= X-μ σ 。
在3D框架指标的确定中，用各县单位面积的地区生产总值来衡量密度，用各县与吉首市的最短直线距离来衡量距离，用各县的扶贫资金来衡量整合。由于《中国农村贫困监测报告》中没有统计各县的扶贫资金，鉴于贫困地区财政收入比财政支出小很多，可以认为其缺口是由扶贫资金来填补，因此用地方财政一般预算支出与地方财政一般预算收入之间的差额来替代扶贫资金。
2.模型构建与数据检验
将贫困发生率作为因变量，从密度、距离、资金三个维度来分析武陵山片区贫困发生率的影响因素，建立线性模型：
在建立面板计量经济学模型前，首先要检验变量的平稳性。本文分别采用LLC、ADF-Fisher和PP-Fisher单位根检验三种方法来判断变量（距离、密度、资金和贫困发生率）是否具有单位根，结果见表1。四个变量均为平稳序列，可以直接建立回归模型，不会产生伪回归现象。
3.回归结果及分析
应用Eviews 6.0软件，先后进行混合回归模型、固定效应模型、随机效应模型分析（见表2）。混合回归模型和固定效应模型的所有参数估计值t统计量在5%的检验水平上都是显著的，而随机 效应模型中的参数估计有的显著，有的不显著。对固定效应模型与混合模型进行固定效应的冗余变量似然比检验，混合回归模型中R2=0.577，R - 2=0573，DW统计量为0.419，由于R的平方较大，DW值较小，说明混合回归模型肯存在偏误；又因为Prob（F-statistic）为0.000，所以拒绝原假设，认为混合回归模型是无效的，固定效应模型是合适的。对于固定效应模型与随机效应模型的选择，可以进行Hausman检验。通过检验发现，密度因素在固定效应和随机效应模型中的系数估计分别为0.000 668和0.004 864，其概率值为0.000 0；整合因素在固定效应和随机效应模型中的系数估计分别为0.000 912和0.007 86，其概率值为0.000 0。因此，可以认为利用固定效应和随机效应模型得到的系数估计值有显著差异。又因为Chi-Sq. Statistic值为48.356 98，其概率值为0.000 0，因此拒绝检验的原假设，即固定效应模型是合适的。
从模型回归的结果可以看到：
（1）各县的经济密度与贫困发生率正相关（弹性系数为0.36），经济密度越高，贫困发生率越高。这与有关理论和通常的经验不符，一般来说，两者应是负相关的，即经济密度越大，贫困发生率越低，而本文的实证分析表明两者是正相关。笔者认为，主要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是贫困地区县域经济密度的提高很大程度上是模仿城市和发达地区发展工业和第三产业，这对县域经济增长具有很大的促进作用，但是经济增长成果并不能在所有社会群体间均等分享，甚至可能进一步拉大贫富差距，因此增长的财富并不一定能够“滴落”到贫困人口。二是面积基础上的经济密度并不等于人口基础上的经济密度，两者对贫困发生率影响的方向可能是相反的。本文定义的密度是各县单位面积的生产总值，是面积基础上的经济密度。在劳动力自由流动条件下，经济密度高的地区由于具有较高的减贫预期而吸引区外贫困人口转入，经济密度增加带来的减贫效果可能会被地区人口的快速增加所抵消；而经济密度较低的地区由于贫困人口的转出，反而可能表现出较高的减贫绩效。因此，必须控制人口增长给地区经济发展带来资本宽化的消极影响，提高资本深化的扶贫效果。
（2）各县与经济中心的距离与贫困发生率之间具有正向关系（弹性系数为0.16），距离越远，贫困发生率越高。这与有关理论和一般的经验是相符的，因为在一定区域内，某地方与经济社会发展中心城市距离的远近决定了中心城市对其的辐射和带动作用，距离近的地方容易得到来自中心城市的资源、信息以及技术溢出等，进而促进其经济发展；相反，距离远的地方受到的辐射和带动较弱，经济社会发展就相对慢一些，贫困发生率也就会大一些。对地区经济发展及贫困状况产生影响的距离实质上是经济距离，即生产要素流动的便利性。因此，虽然我们无法改变地区之间的物理距离，但是可以通过改善交通、通信等基础设施来提高地区间要素流动的便利性，缩小集中连片特殊困难地区各县间的经济距离，实现资源共享、信息互通、公共服务均等和政策全覆盖，进而有效降低偏远地区的贫困发生率。
（3）各县的扶贫资金与贫困发生率具有正相关关系（弹性系数为0.52）。本文定义的扶贫资金是各县财政收入与财政支出的差，扶贫资金越多，表明其经济越落后，贫困发生率也越高。因此，应想方设法加快贫困地区的经济发展，尽量缩小财政收入与支出的缺口，从而降低贫困发生率（曾昌礼，2012）。扶贫资金是用于帮助贫困人口脱贫致富的，其使用效率的提高将进一步减少贫困发生率。但在我国现行行政体制和扶贫政策下，扶贫资金是以省为单位进行传输，地方壁垒和行政政绩观的存在使得其难以在片区内 实现真正意义上的整合，进而影响到扶贫资金的使用效率。
四、结论与启示
本文基于密度、距离和整合的3D框架，采用2006—2014年的有关数据，对武陵山片区41个样本县贫困发生率的影响因素进行了分析，结果表明各县与经济中心的距离、经济密度和扶贫资金与贫困发生率均有正相关关系，即与经济中心距离越远、经济密度越高、扶贫资金越多的县，贫困发生率越高。这反映出目前在集中连片特殊困难地区，还存在经济发展与扶贫工作不同步、偏远地区经济增长动力不足以及扶贫资金使用效率和扶贫精准度有待提高等问题。因此，进一步降低集中连片特殊困难地区贫困发生率，提高扶贫效率，需要致力于以下三个方面的转变和改进。
一是转变发展方式，实现县域经济密度和减贫绩效“双赢”。其一，要发展“益贫式”“包容式”经济，在现有的县域经济密度格局基础上，实现从点到线再到面的经济发展，让贫困人群切实分享到县域经济发展的成果。其二，依据地方比较优势，从生态环境保护和资源节约的角度出发，想方设法发展特色产业（刘林 等，2013），提高县域经济实力，实现产业化扶贫。其三，发展劳动密集型中小企业，有序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其四，适当控制贫困地区农村人口数量，提升农村人口素质，提高经济密度的减贫效率。
二是加快基础设施建设，缩小偏远地区与中心城市的经济距离。加大从中央到地方的项目投资，构建铁路、高速公路、水路和航运交通网络，合理布局交通、通讯基础设施，提高交通设施的通达能力和流通效率，特别是可以通过“以工代赈”等方式在基础设施建设中增加农民务工收入，从而提高减贫效率。推进县域之间经济商贸往来，通过贸促会、交流会、展览会、对接会等多种形式繁荣区域之间贸易往来，实现资源流动和互补；支持偏远地区的企业走出去，加强与中心城市的互动。
三是建立和完善精准扶贫、协作扶贫机制，提高扶贫资金使用效率。国家要加大扶贫资金投入力度，建立健全扶贫项目带动贫困户脱贫致富的利益联结机制，并构建多元化的投资机制；重点扶持贫困地区农民创业，用创业带动就业，提高扶贫效率；重视推进基础设施建设扶贫和产业扶贫，改进扶贫瞄准机制，实现精准扶贫。地方政府之间要打破行政分割，突出跨省区合作，发挥各地比较优势，实现资源共享；以规划为平台，将有限的扶贫资源整合起来，集中资金、整合力量、综合治理、连片开发，促进片区全面脱贫致富；建立经济协作机制，规划和统筹建立政务、商务和公共信息平台，统筹人力资源开发和社会管理，通过基础设施对接、产业优势互补、旅游景点互连、生态环境共建等，逐步实现错位发展、协调发展。
参考文献：
常 艳华.2013.金融支持武陵山片区扶贫开发的调查与思考——以张家界为例[J].金融经济（5）：180-182.
樊欢欢，张凌云. 2009.Eviews统计分析与应用[M].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26-46.
刘林，付云宝.2013.新疆贫困地区扶贫效率的模糊综合评价分析[J].农业经济与管理（2）：49-56.
刘治金. 2012.连片特困地区农民素质问题研究[J].求索（4）：95-96.
覃庆贵.2013.打好武陵山片区扶贫攻坚这场硬仗 [J].民族论坛（6）：4-6.
青觉，孔晗.2014.武陵山片区扶贫开发问题与对策研究[J].中央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41（2）：25-34.
田岚.2013.啃下武陵山片区扶贫攻坚的硬骨头[J].民族论坛（4）：14.
薛祥伟，王建伟. 2013.“行政距离”视域下我国农村贫困现象的解释路径与实证分析[J].成都师范学院学报，29（8）：9-13.
曾昌礼.2012.贫困村村级互助资金试点现状分析[J].合作经济与科技（7）：70-72.
周伟，黄祥芳.2013.武陵山片区经济贫困调查与扶贫研究[J].贵州社会科学（3）：118-124.
周沂，沈昊婧，，贺灿飞. 2013.城市群发展的3D框架——-以武汉城市群为例[J].长江流域资源与环境，22（2）：136-142.
CLARE S，陈思.2000.消除贫困与社会整合：英国的立场[J].国际社会科学杂志（中文版）（4）：49-55.
BRRLHART M，MATHYS N A. 2008. Sectoral agglomeration economic in a panel of European regions[J]. Regional Science and Urban Economics，38（4）：348-362.
CICCONE A. 2002. Agglomeration effects in Europe[J]. European Economic Review；46：213-227.
Key words： centralized， consecutive and special poor area； regional poverty alleviation； 3D framework； poverty incidence； economic density； economic distance； poverty alleviation capital； Wuling Mountain area
CLC number：F127；F224.0 Document code：A Article ID：1674-8131（2016）03-0072-06
（编辑：夏 冬）
作者：周丽 匡远配
连片特困区的金融支持论文 篇2：
金融支持榆林市吕梁山连片特困区经济发展的调研报告
吕梁山片区榆林区域范围依据国家连片特困地区划分标准划定，包括榆林辖内的绥德县、米脂县、佳县、吴堡县、清涧县、子洲县和横山县。国土总面积13643.3平方公里，2011年末户籍总人口181.5万人。
基本情况
·自然条件
地貌特征本区域位于榆林市南部，地处毛乌素沙漠南缘和黄土高原腹地，地形地貌从西到东依次为风沙草滩区、白于山区、黄土丘陵区和黄河沿岸土石山区。区内地势高峻，沟壑纵横，土壤贫瘠，地表支离破碎，立地条件差，自然条件恶劣。
气候特征属于干旱半干旱大陆性季风气候，年均气温10℃左右，无霜期平均在134—169天，四季分明。区域内年均降水量400毫米，人均拥有水资源量492立方米，属重度缺水地区。
·经济社会发展情况
2010年，片区生产总值和地方财政收入分别达到223.64亿元和12.6亿元；城镇和农村居民人均收入分别达到16490和4701元；城镇化率31.4%。红枣产业成为片区支柱产业，特色农业、农副产品加工和煤炭、岩盐开发呈现出快速发展势头。
榆林吕梁片区七县，近年来得到快速发展，2012年榆林市政府决定安排振南专项扶持资金总规模达3.9亿元，其中专项资金1.5亿元，工业园区基础设施贷款贴息资金2.4亿元，优先安排工业园区基础设施、公共服务设施、文化旅游项目及续建收尾工程。
贫困面大集中，返贫率高。区内7个县均属于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和革命老区县，2011年，农民人均纯收入仅为全国水平的79.1%。贫困群体主要集中在自然条件较差的农村常住人口中，农民人均纯收入低于2300元的贫困人口有56.5万人，贫困发生率达到36%，分布在18.7万个家庭中。贫困人口收入构成中转移性收入占63.3%，家庭经营性收入占23.6%，收入低而不稳。
金融支持连片区县域发展的瓶颈
·资金体制性外流严重
随着榆林市辖内吕梁片区七县经济发展，县域金融机构存款增长明显，然而贷款增幅相形见绌，县域金融机构存贷比不断下降，存贷差逐年扩大。县域资金净流量呈现“内循环、外输出”的特征，县域资金不仅得不到反哺，反而日益外流。
1、资金存量分析：以2011年末为例，榆林市特困连片区七县金融机构各项存款余额188.09亿元，各项贷款余额95.27亿元，有92.82亿元没有用于县域经济流转，占存款的49 %。将近一半的县域资金外流。
2、增量资金分析：2011年末，连片区七县金融机构各项存款余额较年初增加30.31亿元，各项贷款余额较年初增加22.68亿元，有7.63亿元新增存款没有参与县域经济循环流转。
·基层营业网点撤并，金融服务功能弱化
随着国有商业银行经营战略调整，基层营业网点逐步从农村金融市场退出与县域经济多样化快速发展形成反差。国有商业银行大量撤并基层营业网点，致使县域金融机构逐步退化成为吸收储蓄的机构。
金融支持吕梁山片区县域经济发展的对策建议
·建立金融资源配置与县域经济发展互动机制
全方位建立政府职能部门与金融机构长期科学、务实的联席会议制度，政府加大财政保障力度，立足优势、扬长避短，制定可持续的中长期发展规划，及时发布和反馈信息，为金融机构择优扶持，加大信贷投入提供依据。
·加强金融生态环境建设，抑制资金外流
县域金融生态环境是地方各资金主体与资金资源活性配置的基础，所以，高度重视金融生态环境建设是抑制资金外流的有效措施。深入贯彻人民银行指定的《关于鼓励县域法人金融机构将新增存款一定比例用于当地贷款的考核办法》，鼓励和支持县域法人金融机构将当年新增可贷资金70%以上留在当地使用。
·提升信贷规模，做大信贷总量
根据经济学理论，实现经济长期增长的途径主要有生产要素投入、技术进步和制度改良，但鉴于榆林市南部县域经济仍处在初、中级发展阶段的实际，生产要素尤其是资本投入仍然是促进县域经济发展的首要因素。因此，提升信贷规模，做大信贷总量仍然是金融业支持县域经济发展的首要任务。
（作者单位：西北农林科技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作者：张波
连片特困区的金融支持论文 篇3：
乌蒙山片区金融扶贫工作的调查与思考
昭通是云南乃至全国贫困面最大，贫困程度最深的地区之一，是国家新一轮乌蒙山片区扶贫开发攻坚战的主战场，全市11个县区中就有10个属国家重点扶持的特殊困难地区，脱贫任务十分艰巨。2011～2020年间乌蒙昭通片区国家扶贫计划总投资达1.4万亿元，涵盖重点基础设施建设、改善农村基本生产生活条件、农村人力资源开发等方面的投入，旨在改善昭通贫困人口基数大，贫困程度严重的现实问题。而金融作为现代经济活动中资源配置的核心，在支持连片特困地区扶贫开发中不可或缺，如何进一步做好金融扶贫工作，笔者就昭通市金融支持扶贫现状进行了深入调查，并提出了相关政策建议。
一、乌蒙昭通片区基本情况
（一）扶贫开发规划及贫困人口概况
昭通位于云贵高原与四川盆地结合部，是典型的高原山地构造地形，这里山大沟深，交通闭塞，生态脆弱，洪涝、泥石流等灾害时常发生。辖内纳入乌蒙山片区扶贫开发规划的10县区为：昭阳区、鲁甸、巧家、盐津、大关、永善、绥江、镇雄、彝良、威信县（占片区38个县的26.32%），国土总面积22585平方公里，是乌蒙山片区的腹心地带。2011年末，总人口515.54万人，按2009年农民人均纯收入1196元的扶贫统计标准，辖内还有贫困人口174.94万人，贫困发生率38.57%，比全国高33个百分点；依据2011年新10年《纲要》2300元的新标准，贫困人口有309.99万人。10县区还有5.2万户贫困群众居住茅草房，近30余万人生活在丧失基本生存条件的地方，有工程移民需异地搬迁人口近20万人，剩余贫困人口大多居住在革命老区、高寒边远的深山区石山区等。片区内公路、水利、电力、通讯等基础设施严重滞后，条件性贫困十分突出，是扶贫攻坚的硬骨头，解决此类问题困难大、成本高。
（二）经济金融发展简况
2010年，10县区生产总值完成350.09亿元，财政总收入为71.26亿元，财政一般预算收入达到16.88亿元，分别比2001年增长了2.76倍、4.75倍和4.26倍。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和农民人均纯收入分别达12093元和2745元，比2001年分别增长0.97倍和1.93倍，城镇化率由11.5%增长到20.7%。10县（区）共有银行业金融机构44家，小贷公司20家，金融机构网点110个，从业人员2890人，金融空白乡镇3个，2010年金融机构存、贷款余额为520.35亿元和286.34亿元，比2001年分别增长5.6倍和3.1倍。几年来，昭通片区经济金融发展取得了可喜的成绩，但贫困人口多，底子薄，欠发达地区的现状突出，片区内经济金融发展仍然缓慢，困难重重，农业、工业等仍停留在传统的自然半自然状态，产业化程度低，城镇化水平不高，自我发展和抵御自然灾害的能力弱，增收步伐缓慢，可持续发展面临严峻考验。
二、乌蒙昭通片区的金融扶贫工作现状
在新一轮西部大开发战略中，国家把包括昭通在内的乌蒙山片区列入新一轮扶贫开发的重点区域之一，加之云南省加快建设面向西南开放重要桥头堡的规划为昭通提供了改革创新的新机遇，乌蒙昭通片区的金融扶贫工作也得到积极推进。一是成功推出农村农户小额信用贷款“公司+农户”的组合贷款模式，积极开办了适合贫困区需求的巾帼创业贷款、返乡农民工贷款、小额农户构建房贷款、农业科技贷款、农业产业化农头企业贷款，从资金供给层面上满足扶贫开发的需要。二是推广金融扶贫服务新方式。如：建立惠农支付服务点，缓解贫困片区群众的金融服务需求及金融机构的发展瓶颈。农行、农信社在抵押足值的情况下，让有信誉能力的贷款人办理生产经营贷款，最高可突破100万元，贷款人可在核定的授信额度内循环使用。举办了小微企业融资超市“无缝”对接活动，促进辖内9家金融机构与28家小微企业现场签约，融资额达2.04亿元。推出“补1奖2贷3”政策（即根据贫困户发展需求，先由地方政府补助资金，发展情况较好的政府再以奖代补给予支持，如还存在资金缺口就由银行提供贷款支持，地方财政给予贴息），成功将“农户、金融、财政”三方资金聚集，调动了各方参与扶贫建设的积极性。三是推动信用体系建设工作。目前已为贫困地区80多万农户建立了信用档案，向50多万农户颁发了信用证，评定信用农户近32万户，建立了454个信用组和60个信用村镇，进一步提高了农村贫困人口贷款的可获性。四是推出扶贫互助资金试点工作。辖内永善县务基乡组建扶贫互助社，在互助资金发放过程中，逐步探索出“一户担保，一户贷”担保模式，即以2户联保的方式进行放贷，一户农户提出贷款，提供财产抵押证明，另一户农户为其担保，从而降低金融机构面对千家万户的市场交易成本，架起大银行与小农户的信用桥梁。
但金融扶贫工作中也还存在诸多问题。一是金融支持扶贫工作缺乏与《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2011～2020年）》配套的长远规划。目前，各金融机构的扶贫措施还比较分散、步调不一、进度不同，未统一制定长远的扶贫规划。从调查了解看目前的金融扶贫工作只是改善贫困群体最起码的生活生存问题，而解决贫困群体的发展及小康建设问题仍需要更多有关金融领域的制度安排和政策设计。二是金融机构扶贫开发存在局限。一方面贫困地区金融机构在体制改革中，纷纷从贫困县市撤并，目前昭通辖内纳入扶贫开发规划的10县区中就有7个县没有工行，5个县没有建行和农发行，9个县没有中行，一定程度上弱化了金融服务；另一方面受上级行信贷规模的控制，有限的承贷能力难以满足众多贫困农村中小企业和贫困户的资金需求。再者扶贫贴息贷款金额小、时间短、涉及面广、贷款农户居住分散，金融机构在办理过程中需投入大量人力、财力和物力，缺少相应的担保机制，扶贫贴息贷款缺乏可持续扶贫的活力，且目前辖内只有农信社一家机构开展扶贫贴息贷款业务，缺乏竞争和激励约束机制。2011年末全市各项贷款余额355.6亿元，扶贫贴息贷款3.83亿元，仅占贷款比重的1.08%，扶贫贷款总量也远不能满足昭通数百万计贫困人口发展生产和项目建设的需求。三是金融生态环境和农村信用环境脆弱。贫困片区群众信用意识淡薄，加之金融知识、法律、法规普及力度不够，金融债权维护难，逃废银行债务情况时有发生，加之信用中介体系建设不完善，信用担保机制不健全，资本金不足，没有有效发挥担保作用。四是贫困地区金融网络建设滞后，支付结算工具单一，服务效率不高。贫困片区仍以支票、电子汇兑和个人账户转账结算为主，商业票据、网上银行结算等未开通使用。自动存取款机、POS刷卡机等产品农村推广使用较难，银行卡业务发展较慢。有关投资理财、政策法规咨询、市场经济信息提供等服务少，此类相关业务在片区开展明显滞后。
三、深化金融扶贫工作的思考
（一）探索建立可持续的金融扶贫机制，科学编制金融帮扶长远规划
金融机构应制定符合《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2011-2020年）》的金融支持扶贫工作相关配套政策措施和实施细则。同时加强与“十二五”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的政策衔接，探索出一套适合片区长远发展的扶贫开发新模式，抓紧制定片区优惠信贷政策，构建多元化金融扶贫供给体系，要把支持扶贫开发与加快金融自身发展结合起来，通过扶贫开发和金融区域发展互促共进、相得益彰，最大限度地提高金融支持扶贫开发的效果。
（二）不断深化片区金融服务发展的能力，夯实农村金融服务基础
片区金融机构应转变观念，练好内功，提升资本资产质量，努力提高经营管理水平和服务能力。要完善片区金融机构网点布局，尽快实现金融机构空白乡镇的金融服务全覆盖；要鼓励各类金融机构来片区设立机构，大力发展村镇银行，积极推动农村资金互助社试点，完善片区新型农村金融体系；要加强支付结算环境建设，加大对农村地区POS机、ATM机具的布放力度，扩大银行卡在农村的使用范围，积极推广网上银行、手机支付等新型电子支付方式在片区的应用，提高资金汇划速度和资金周转效率；要加快片区信用担保体系建设，各金融机构应根据农村经济特点，进一步扩大贷款担保抵押的财产范围，探索发展林权使用权、土地承包经营权、大型农用设备等担保方式，切实解决贫困片区融资抵押难的瓶颈；要重视和鼓励片区保险机构设立基层服务网点，发展特色农业保险和小额扶贫保险，增加农业保险保费补贴范围，建立小额保险保费补贴扶贫机制。同时，要发挥惠农支付服务点贴近农户的优势，将惠农支付服务点作为非现金支付结算知识宣传、反假知识宣传和农村信用体系建设阵地，不断拓展助农惠农功能。
（三）建立金融扶贫的正向激励机制
应鼓励和支持片区法人金融机构将新增可贷资金留在当地使用，督促涉农贷款税收优惠、定向费用补贴、增量奖励等政策的落实。鼓励片区金融机构增加投放当地的信贷比例，引导更多信贷资金和社会资金投向贫困片区。要降低门槛，提高贴息贷款额度和使用范围，真正让贫困农户都能享受到国家扶贫政策的优惠。同时金融管理部门要加强对片区金融机构支持和落实扶贫政策的情况监督，做好综合评价，并纳入人民银行对金融机构的“两管理、两综合”考评。
（四）抢抓机遇、突出重点、着力加大基础设施建设，抓好强农惠农民生保障工程
金融管理部门应认真落实扶贫、“三农”和中小企业等领域的金融政策，指导和鼓励金融机构切实增加对片区经济的信贷投入，加强“窗口指导”，把金融宏观调控与支持贫困片区经济发展有机结合。要突出支持基础设施建设，着力引导金融机构加大对贫困片区“三农”、农田水利、小微企业、工业园区以及下岗失业人员小额担保贷款、保障性安居工程、助学贷款等民生领域的信贷投入。要参与扶贫贷款的运作管理，通过综合运用再贷款、优惠利率等多种手段，引导支持金融机构加大对片区白鹤滩、溪洛渡水电站、铁路公路建设、农村电网改造等大型基础设施建设的信贷支持。同时，要支持片区产业链的发展，以产业扶贫为导向，培育主导产业，扶持龙头企业，努力为片区提供适合需求信贷产品和服务。
作者：黄志强 王凡 曾小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