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编精心整理了《湘方言论文范文(精选3篇)》仅供参考，大家一起来看看吧。摘要：湘商文化是湖南人在经济筹谋、经商创业中所表现出来的思想内涵与价值理念，作为湖湘文化的一张商界名片，它具有历史继承性和现实价值感，彰显了湖湘人所倡导的“商道即人道”的处事大则，以及力求为人诚笃忠厚、求实进取的精神，将传统儒商精神与革新创造意识相结合，是商业文明的宝贵财富，亦是中华文化中独具地域特色的文化现象。
第一篇：湘方言论文范文
“湘”见全面小康
决胜2020，圆梦全面小康。这是各领域全面进步的小康，这是惠及全体人民的小康，这是城乡区域共同发展的小康。肩负三湘人民的重托，省人大代表和省政协委员齐聚省会长沙，建言献策，汇聚起同心共筑中国梦的磅礴力量，共同描绘湖南的美好未来。
关键词：高质量发展
邹璇委员：提升湖南发展质量，要从以下几方面下功夫：一是加快补齐短板，搭建新兴产业链;二是加强原创技术的研发，尤其加强移动新能源、人工智能、区块链等关键核心技术攻关;三是促进产业链联动发展，支持上下游企业加强产业协同和技术合作攻关，加强产业化、市场化联动，促进要素协同发展;四是提升产业链治理能力，优化产业链布局，合理延伸产业链长度;五是增强产业链控制力，加强科技投入，强化和培育自主创新能力;六是做好顶层设计，明确发展重点，制定提升产业链发展水平的政策，引导市县提升产业链建设标准。
冯江华委员：湖南在发展轨道交通装备产业方面具有较为明显的优势，但也面临着国际国内市场竞争激烈、国际化创新平台和创新要素不足、产业链完整度不够等短板。建议：由政府主导，加强对轨道交通产业区域整体战略的研究部署;设立轨道交通重大专项基金池，对接国家重大需求项目，支持重大关键技术研究;加快组建一批国家级动力产业检验检测、标准研制、质量认证等公共服务平台，以及功率半导体国家制造业创新中心等创新平台;出台相关政策，支持打造具有全球影响力的轨道交通交流平台。
余群明委员：做好“对接粤港澳大湾区，推进湖南承接产业转移”这篇文章，一方面，打好“四张牌”：打好战略布局牌，抢抓机遇谋发展;打好乡情友情牌，营造良好招商环境;打好资源优势牌，发展高质量经济;打好特色产业牌，打造湖南优势产业。另一方面，奏好“四部曲”：奏好主动“承接曲”，打造湖南“双创”的聚集地;奏好承接“产业曲”，打造高新技术产业的高地;奏好产业“转移曲”，打造外来投资的福地;奏好经济“发展曲”，打造对接粤港澳大湾区的示范地。
张作林代表：长沙县通过招大引强、集群发展，形成了以工程机械、汽车及零部件、电子信息“两主一特”，多极支撑的制造业体系和生产性服务业体系。长沙县的实践证明，产业的大发展有“三个离不开”：离不开高质量的平台，离不开高质量的项目，离不开高质量的环境。面向未来，长沙县将打造南部国际会展城，做强东部临空产业城，崛起北部生态服务城，为优质产业发展留足空间、建强平台;始终秉持新发展理念，时刻瞄准优势产业，抢抓产业发展窗口期，实现项目“顶天立地”与“铺天盖地”并举;最大限度地转作风、提效能、强服务、惠企业，以环境的软实力赢得高质量发展的硬实力。
樊永伟代表：推动产业迈向中高端的关键在人，必须高度重视引进人才、培养人才。目前中联智慧产业城已启动建设，在智能化项目推进过程中，遇到最大的问题就是智能制造方面人才紧缺。建议：从源头来破解智能制造人才短缺难题，加快改革高校人才培养模式，深化产教融合、校企合作，围绕人工智能、信息产业、先进制造等战略需求，建设一批有高校参与的协同创新中心、重点实验室、工程研究中心及示范试点、技术推广中心，并注重加强与企业院所等社会资源的深度合作，实现互利共赢、优势互补。
关键词：三大攻坚战
呙滨辰委员：当前环境空气质量综合指数不理想，主要原因是北方输入性污染非常严重、省内市州之间互相传输污染、臭氧污染越来越严重等。建议：成立湖南蓝天保卫战联防联控领导小组;加强跨省联防联控，与湖北省进行联防联控，尽量减少湖北对湖南的传输污染;加强北方输入性污染预报和监测分析，及时向国家生态环境部汇报输入性污染影响;突出联防联控重点时段及内容。
孙清良代表：脱贫摘帽仅仅意味着贫困群众迈过了贫困线。目前少数干部群众对脱贫攻坚的长期性、艰巨性认识不足，甚至出现“松口气、歇歇脚”的现象。为此，要坚决克服“刀枪入库、马放南山”的懈怠情绪，切实增强责任感、使命感和紧迫感，做好脱贫摘帽后的持续帮扶、监管和巩固提升工作。发展产业是促进贫困群众持续增收致富、摆脱贫困最有效的途径。要进一步抓实产业扶贫，大力发展农村产业合作社，促进贫困群众持续增收、稳定脱贫;进一步强化就业扶贫，不断提高转移就业的组织化程度;进一步推进消费扶贫，积极帮助贫困群众拓宽收入来源。尤其应持续关注易地扶贫搬迁群众，确保他们留得住、能就业、有收入。
刘昌刚委员：地处湘西武陵山脉腹地的十八洞村，是一个典型的苗族聚居贫困村。2013年11月3日，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十八洞村，首提“精准扶贫”。按照总书记精准扶贫“十六字方針”，十八洞村在脱贫致富的道路上阔步向前，由之前的贫困村、产业空心村蝶变成小康村、全国乡村旅游示范村。亲历了脱贫攻坚伟大实践，见证了脱贫发展举世瞩目的成就，我们深切体会到，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精准扶贫的重要论述是打赢脱贫攻坚战的制胜法宝。正是有了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精准扶贫重要论述的指引，我们一鼓作气，尽锐出战，众志成城，才取得了脱贫攻坚这一历史性成就。我们深切体会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是打赢脱贫攻坚战的政治保障，党的领导是打赢脱贫攻坚战的根本保证。事业发展，关键在党、关键在人，越是进行脱贫攻坚战，越是要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
关键词：创新开放
刘小明委员：建设创新型湖南，一是要进一步突出科研的前瞻性，瞄准科技前沿课题，强化基础性研究，努力实现一批前瞻性基础研究、引领性原创成果的重大突破;二是要进一步突出科研的针对性，立足湖南实际，紧扣国家重大科技专项，在基础研究、关键技术、关键材料、制造工艺等方面实现重大突破;三是要进一步突出科研的协同性，大力推进产学研联合体、产业协作联盟等科研协作平台建设，聚集优势资源，发挥群体力量，共享科研设施，促进交叉融合，以协同创新构筑湖南科研事业不断发展的新优势。
钟建新委员：湖南在筹划和争取国家大科学计划和大科学工程上的力度不够，与湖南在全国的科技创新地位不相称。建议：一是加快制定和实施湖南大科学计划和大科学工程发展规划，搞好顶层设计;二是立足科技资源和产业优势，重点培育4-6项国家级大科学装置;三是加大统筹推进和内外协作的工作力度，积极争取省内外资源和国家支持，加快在大科学装置建设上取得示范性突破。
李舜委员：岳麓山国家大学科技城（简称大科城）发展存在一些问题，一是校地之间理念的“围墙”、利益的“围墙”、体制的“围墙”有待进一步打破;二是技术成果转化难、转化率低;三是自主培育的“瞪羚”企业、“独角兽”企业很少，长沙的科创板上市企业只有1家。建议：一要加强省市联动，进一步推动校地环境共创、社会共治、园区共建、科创共融，落实“教师互聘、课程互选、学分互认”等政策，真正打破有形、无形的“围墙”;二要进一步构建成果转化服务体系，加强省市联动，推动市场运作，提高专业服务，构建一体化、協同化科研成果转化服务体系;三要支持进一步扩大场景应用，对成长性好、技术引领强的企业，开放国资系统、国有平台应用场景，帮助企业练好本领、做大做强;四要支持进一步完善多层次资本支持体系，强化政府引导、政策激励，进一步构建种子基金、风补基金、天使投资、产业基金等资本支持体系，为成果孵化、企业发展提供全生命周期资本保障。
左菲代表：创新创业离不开资金保障，湖南要加快建立创投孵化平台，培养与做大做强本地创投主体，助力湖南创新型企业发展。建议：制定关于支持创投孵化器平台的相关政策与文件，支持创投孵化器平台顺利发展，同时调研湖南目前已有的投融资机构与投融资平台发展情况，以及相互合作情况，了解现有投资平台或机构与本地企业合作的现状。与此同时，鼓励搭建创投孵化器平台，从“产业升级辅导+投融资”模式切入，培育优质创投主体，培养本土天使投资人和合格投资人，助力本地产业升级，把本地资本“留下来”，打通企业与资金的“最后一公里”。
陈鸿鹏委员：近年来职工技术创新工作室得到空前发展，但主要局限于所在企业内部进行，各企业之间职工技术创新工作室联盟建设还是空白。建议：一是加强顶层设计，重点加强组织领导和制度保障;二是加强资源整合，按照“创新业务相通、创新目标相近”的原则，整合好现有“劳模工作室”“高技能人才工作室”等资源;三是完善激励机制，对职工创新工作室的技术攻关成果及实用型技术专利，特别是技术发明创造进行奖励;四是加强宣传推广，及时总结联盟建设工作经验，加强联盟成果的推广、宣传。
关键词：乡村振兴
全小军委员：产业兴旺是乡村振兴的重要基础。持续健康发展乡村产业，须做到“五要”：一要有一个好带头人;二要科学合理布局产业结构，形成县城、中心乡镇、中心村层级分工明显、功能有机衔接的格局;三要因地制宜选对“路子”，更好彰显地域特色、承载乡村价值、体现乡土气息;四要做好政府服务工作，为产业发展保驾护航、搭桥牵线;五要始终坚持新发展理念，尊重客观规律，持之以恒，发展思路一经确立，应始终贯彻，不能搞“一任一策”甚至“一人一策”。
钟娜委员：应让青年人才在乡村振兴中发挥主力军作用。实地调研中发现的问题有：农村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仍是短板;新兴产业发展对青年影响不强;土地、资金要素利用困难多、阻力大、成本高;政策信息不流畅、知晓度低;青年心理落差大，无法融入社会。建议：环境留人，营造青年人才能留下的生活工作环境;产业留人，树立“产才融合、以产聚力”的思路;政策留人，建立健全稳定有效的激励政策、人才培育机制;细节留人，从职能部门、群团组织、宣传政策、心理健康等方面着手。
杨晓琴代表：我是怀化市靖州苗族侗族自治县寨牙乡岩脚村土生土长的侗家妹子，这些年来，村子的发展令人欢欣鼓舞。特别是去年，村上的交通、人居环境、村容村貌在政策的东风下，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随着农村人居环境不断改善，垃圾处理成为农村发展的一个新问题。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到要“全面开展村庄清洁行动，推进农村生活垃圾污水处理”，我觉得这条提得非常好。在开展农村人居环境整治中，应该运用市场机制将生态宜居乡村建设与乡村旅游产业有机融合，形成一村一品、一乡一景，绘就农村发展新画卷。
滕军委员：少数民族特色村寨建设方面还存在规划相对滞后、资金统筹投入不够、民族特色彰显不够、特色村寨旅游不旺等问题。建议：一要高度重视、科学规划，省级层面成立少数民族特色村寨工作领导小组，着手制定《湖南省少数民族特色村寨保护条例》;二要增加投入、统筹使用，各级财政应加大投入力度，激活社会资本参与特色村寨保护和旅游开发，鼓励群众以房屋、田土、山林等资源入股参与旅游开发;三要突出重点、彰显特色，对文化底蕴深、地理位置较好、产业特色突出、旅游资源丰富的村寨予以重点支持;四要保护民居、传承文化，对有重要历史文化价值的古建筑和特色民居要优先进行抢救、修复，对少数民族文化遗产资料进行普查、挖掘和整理，留住民族文化的根;五要培育新业态、融合发展，打造农村产业融合发展新载体、新模式，推动要素跨界配置和产业有机融合，让农村一二三产业在融合发展中同步升级、同步增值、同步受益。
关键词：区域协调发展
胡衡华代表：长沙必须以强烈的省会意识和省会担当做好各项工作，在推动全省经济社会发展上走在前列。一要着力强化省会担当。在建成更高水平的全面小康社会、打赢三大攻坚战、实施创新引领开放崛起战略等方面当好排头兵;主动引领长株潭一体化发展，为全省构建优势互补高质量发展的区域经济布局贡献长沙力量。二要着力提升发展理念。打破惯性思维和路径依赖，走内涵式发展之路，突出抓好资产资金资源、产业、园区存量优化。三要着力突出工作重点。将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放在首要位置，打造一流的创新生态和营商环境，全面推进产业基础高级化、产业链现代化。四要着力提升治理效能。以“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理念完善城市治理;以实施“新型村级集体经济发展三年行动计划”为抓手，加强乡村治理;办好民生实事，改进社会治理，把制度优势更好转化为治理效能。
叶红专代表：湘西州将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按照省委经济工作会议和政府工作报告有关要求，坚持稳中求进的工作总基调，坚持新发展理念，坚持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以改革开放为动力，坚决打好三大攻坚战，全面做好维稳工作，大力实施创新引领开放崛起战略，扎实开展脱贫攻坚巩固、产业项目推进、基层治理提升“三年活动”，推动高质量发展，确保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十三五”规划圆满收官。一是坚定不移践行新发展理念;二是坚决打好三大攻坚战;三是突出大兴产业发展;四是加速加力补齐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短板和不足;五是不断提升基层治理能力和治理水平。
郑建新代表：衡阳要认真贯彻落实省委经济工作会议和省两会精神，统筹做好经济社会发展各项工作。一要坚持抓党建、铸廉政，构建清朗政治生态。坚持以党建统领经济社会发展全局，不断巩固和深化“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成果，贯彻落实十九届四中全会关于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决策部署。二要坚持兴产业、扩投资，发展壮大实体经济。扎实推动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继续推进“产业项目建设年”活动。围绕已有的千亿级产业集群和行业龙头企业，做好产业补链、延链、壮链、强链文章，主動承接长三角一体化示范区、粤港澳大湾区产业梯度转移。三要坚持补短板、强弱项，决战决胜全面小康。打好深度贫困歼灭战，全力巩固提升脱贫成果，建立解决相对贫困的长效机制。用心用情抓好教育、就业、住房、养老、医疗卫生等各项民生事业，确保如期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四要坚持推改革、促开放，持续增强发展动能。深化“放管服”“一件事一次办”改革，构建更健康更透明更开放的营商环境。加快推进创新型城市建设，着力打造中部地区的区域性科技创新中心。全方位提升对外开放水平，打造内陆开放新高地。五要坚持防风险、守底线，确保大局和谐稳定。大力化解政府债务，坚决打击各类违法违规金融活动，坚决守住不发生区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坚决打好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推动生态环境质量持续向好。抓紧抓实信访维稳、禁毒等工作，确保社会大局和谐稳定。
曹炯芳代表：2019年，湘潭汽车及零部件产业增加值增长20.6%，在我国汽车行业产销整体下降的趋势下，吉利汽车湘潭（九华）基地逆势上扬，保持了两位数的高增长，吉利SUV新能源技术改造项目投产见效。建议：一是省委省政府大力培育新能源汽车产业集群，坚定湖南汽车产业特别是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信心，在更高层面进一步提升整个产业的竞争力，推动湖南汽车产业高质量发展。二是在全省发展引擎问题上，应把“中心城市引领城市群发展”调整定位为“以长株潭城市群引领全省发展”。
关键词：推进改革
李瑞霞委员：进一步优化营商软环境，推动湖南开放崛起。思想上要重视，各级领导、各部门以及全社会要从被动重视变主动重视;制度上要完善，实现规范操作，便捷高效，奖惩分明，探索建立“一次性盖章会”，让做事担当者出彩，打造诚信湖南;要素上要保障，从土地、资金、技术、人才等方面补齐短板，实行“一企一策”;行动上要自觉，实现“保姆式”服务、精准服务、“雪中送炭”服务;环境上要公平，营造公平的竞争环境、公开的政策红利、公正的市场机遇和公认的品质空间。
周晓芬委员：加强行政事业单位绩效管理，提高工作质效。一是制定科学考核机制，采取全方位、多层次的考核评价体系，不断丰富考核模式。二是创新绩效考核方式，采取日常和定期积分制管理模式，累计工作成效，引导单位和个人把工作做在日常，把功夫下在平时。三是畅通干部进出渠道，实行按岗定编、按责定人，强化工作实绩运用，让能干事者有机会、干成事者有舞台。四是强化考核结果应用，激励干部担当作为。
周有颖代表：保险是现代金融的三大支柱之一，是现代金融体系和社会保障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2019年12月30日，国务院常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促进社会服务领域商业保险发展的意见》。这对保险业深度参与社会治理服务有了更加明确的制度安排。保险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服务国家治理现代化战略大有可为。建议：支持保险业全方位对接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战略，积极开发专属保险产品，充分发挥保险在现代金融、社会保障、灾害救助、社会风险管理和农业生产保障等“五大体系”建设中的重要作用，不断满足人民群众的风险保障需求。地方各级政府应进一步完善相关政策和制度，支持保险业丰富商业保险供给，切实将保险打造成为政府、企业、居民风险管理的基本手段，成为提高保障水平和质量的重要渠道，成为政府改进公共服务、加强社会管理的有效工具。
关键词：文化发展
杨真平委员：整合湘江沿线文旅资源，加快推进长株潭假日和夜间经济发展。一是加强规划引领，编制出台产业发展规划，着力打造长株潭湘江沿岸文旅经济带。二是加强政策支持，加大财政专项资金扶持力度，重点用于湘江沿岸特色商业设施和旅游景点提质改造、宣传推介、公共服务、活动举办、品牌打造等。三是加强基础设施联通，大力实施湘江风光带“两岸一线”联通工程，加强三市之间轨道交通连线和其他干线公路连线建设。统筹推进长株潭湘江水运旅游航道建设，打造船游湘江系列产品。四是打造精品文旅线路，以湘江沿岸为轴线，将长株潭的景点串珠成链，挖掘橘洲焰火等传统品牌，包装“不夜湘江亲水游”线路产品。五是加大宣传力度，开发旅游安全监管系统、导游服务系统，向广大消费者提供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假日和夜间消费资讯服务。
覃仕斌委员：乡村社会在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的影响冲击下，使乡村文化发生重大改变，一些传统的乡村生活方式不再被认同，农民失去了身份自信，一些陈规陋习沉渣泛起。建议：一是推进农村文化礼堂等乡村文化阵地建设，强化农村文化的“乡愁基因”;二是大力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推动乡村文化价值观重塑;三是加快乡村旅游等乡村产业的培育发展;四是以基层党建为引领，强化队伍建设，完善乡村文化建设保障体系。
关键词：改善民生
陈克明代表：食品安全是人们现在最关注的，湘米必须建立严格的食品安全保障机制，用检测数据说话，解除老百姓心头的疑虑，让老百姓吃得放心。中国目前已经进入了小康时代，消费者在已经“吃饱”的基础上，更加注重“吃好”，更加注重大米的口感、品质。所以现在发展湘米产业，要注重品种的改良升级，也要注重加工，让湘米更好吃、营养更丰富。湖南的大米品牌要想走向全国，单纯靠企业的力量远远不够，还要依靠政府部门齐抓共管、倾斜支持、重点打造。要完善粮食产业的产品质量标准、检验检测、质量追溯体系，强化品牌质量管控，为企业和消费者营造一个良好的市场环境。要加强粮油品牌信用体系建设，严厉打击制售假冒伪劣产品行为，营造良好市场环境。
颜卫彬委员：随着生活水平的提升，人们对食品营养越来越重视。为此，一要高起点、高标准做好食品营养产业发展的整体规划，把抓好产业集群的规划与布局作为主要的手段与方法，立足区域资源优势，着力打造特色产业集群;二要建立系统化的创新研发基地与平台，以大专院校和科研院所为依托，与相应产业龙头企业的研发机构深度融合，建设多类别专业性的创新研发基地;三要以骨干龙头企业为核心打造专业性产业园区，形成多点支撑的发展局面;四要促进食品营养产业、中药产业及其他产业融合发展;五要进一步大力推行校企联合办学模式，为产业发展提供人力资源保障。
章洪委员：当前全省学前教育存在幼儿入园难、幼儿园经费保障不稳定、师资队伍欠优质等问题。建议：将湖南学前教育立法纳入一类教育立法项目，尽快启动湖南学前教育立法的研制工作;完善学前教育管理机制，明晰省、市（州）、县（市区）和乡镇（街道）应承担的责任，明晰发改、教育、财政、编制、卫生等部门的职责;统筹学前教育发展资源配置，确保幼儿园有地方办园、有钱办园、有人办园;保障流动儿童、贫困家庭儿童、学龄前残障儿童等弱势群体受教育权益;规范幼儿园保教管理，注重家长教育，构建家园协同的一致性教育环境。
陈登斌委員：近年来省委省政府高度重视学生心理健康教育工作，但由于各方面原因，学生心理健康状况仍然比较严峻，还存在心理健康问题发生率高，由心理问题引发的极端事件频发，由心理健康问题引发的青少年犯罪逐年上升等情况。建议：建设高素质的心理教育工作队伍;开辟学校向医院转诊绿色通道，解决学生到精神科就医挂号难的问题，使有精神障碍的学生得到及时就诊和医治;提高学生医保报销比例和额度，减轻心理障碍学生就医的经济压力;支持学校开展心理健康工作及科学研究。
李述初委员：解决好猪肉价格周期性上涨给群众造成的吃肉难的困境，要从以下几个方面着力：一是加大地方猪种特色品牌建设支持力度，提升地方猪种特色品牌产业附加值;二是加强优良地方猪种资源开发及推广，通过政策引导、资金扶持和企业培植，优化资源配置，促使企业加大科研投入，以充分发挥地方猪种种质性能;三是加大对地方猪种龙头企业的扶持力度，支持规模养殖场环保设备技改升级，促进粗放型养殖向专业化、品牌化产业升级。
刘激扬委员：针对目前省会长沙养老服务存在专业人才不多、基础设施不足、服务质量不高、政策配套不够等问题，要实现“以社区居家养老服务助推更高水平老有所养”目标，建议：一是强化顶层设计，细化配套政策、完善管理制度、突出多元投入;二是强化基础配套，改善服务条件、整合服务资源、建立信息平台;三是强化人才保障，培养专门人才、提升职业声望、加强行业监管;四是强化服务质量，坚持医养结合、提升日常照料服务水平、促进养老服务融合发展。
作者：周亚明 刘林翔 胡雅南
第二篇：近代湘商文化的特质探析
摘要：湘商文化是湖南人在经济筹谋、经商创业中所表现出来的思想内涵与价值理念，作为湖湘文化的一张商界名片，它具有历史继承性和现实价值感，彰显了湖湘人所倡导的“商道即人道”的处事大则，以及力求为人诚笃忠厚、求实进取的精神，将传统儒商精神与革新创造意识相结合，是商业文明的宝贵财富，亦是中华文化中独具地域特色的文化现象。近代湘商历经百年发展，其商业文化融合了中国传统儒商文化和湖湘地域文化的基因，并通过对外学习交流汲取外商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为建设和弘扬优秀的商业精神、营造和谐的商业氛围奠定了良好的基础，为塑造优秀的现代湘商精神提供了重要价值。
关键词：湘商文化;湘商精神;文化探析
自人类文明始便有商业文化，故对商业文化的探析一直是学术界关注的重要研究课题，而商人文化与商人精神作为商业文化的研究范畴也常被学界所热议。所谓商人文化，即经商之人在进行商业活动时所展现的心理积淀与处事特征，包括价值取向、行为准则和思维方式等，是商业文化的主体体现和核心内容[1];商人精神常带有方向性内容，它与建构此种意识的商人阶层紧密联系，表达出商人阶层的价值、信仰和意义，既含自觉之信仰，也有自发之态度、习惯与情感。商人精神这一功能性质，反映出成熟商人阶层对于社会发展的重要意义[2]。有别于经济史或阶级性的考察视角，虞和平曾运用现代化理论分析近代中国商人精神[3]，并考察商人在政治、经济、民族独立等方面的突出作用;朱英则以商人为构成基础的市民社会与国家之间的互动关系进行剖析，总结市民社会与中国现代化成败关系[4];唐力行在《商人与中国近世社会》论述近代中国商人与社会各方面的关系，并对近代商人在社会变迁中的矛盾地位给予客观全面的评价[5]。
湘商文化作为湖湘地域一种特色商文化，尤其在2007年首届湘商大会对其进行明确的界定之后，引起学者广泛关注。学界普遍认为，湘商文化是湖南人在经济筹谋、经商创业中所表现出来的思想内涵与价值理念[6]205-207，是广大湘商群体创造的物质与精神财富的总和[7]，它继承和融汇了宋代程朱理学的文化精髓，伴随晚清湖湘經世学风的兴起和演变[8]，汲取湖湘文化的“心忧天下”“肝胆相照”的爱国情怀和“不甘落后”“自强不息”的进取精神，展现了湖湘商界的经济才能和经营智慧。湘商文化作为湖湘文化的一张商界名片，具有历史继承性和现实价值，它彰显了湖南人所倡导的“商道即人道”的处事格局，力求为人诚笃忠厚、求实进取，将传统儒商精神与革新创造意识相结合，实属商业文明之宝贵财富，亦在中华文化中独具地域特色。
本文从1840-1949年的湘商历史出发，揭示近代湘商文化的兴衰发展、特质要素及历史局限性和影响，全面探讨湘商文化的内涵，深入分析构建湘商文化体系的历史意义和贡献。
一、近代湘商文化的兴衰
提起湘商，就会令人联想到湘军和湘政，当然还有绵延数千年的湖湘文化大背景，从湘军到湘政再到湘商，这是历史和时代的必然选择。由过去默默无闻，到如今“天下湘商”，湘商站在湘军、湘政巨人的肩膀上，沐浴着湖湘文化精华，是湖湘精神的延伸与拓展。
(一)近代湘商文化的产生
湘商文化，曾与楚文化同兴;随着朝代更迭，中原商业活动的兴盛对湖湘大地的商业活动产生重要影响，而明清时期的商业辉煌，更是助推湘商的发展[9]，如享誉汉唐的蔡侯纸、长沙铜官窑;湖湘区域的长岳衡潭常郴等地成为清代商业中心，湘商与徽商、晋商齐名;所谓“湖广熟，天下足”，映射了农业市场的丰足和兴盛。迨至近代，鸦片战争打破了自给自足农业经济的平衡状态，湖南随之被卷入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的浪潮，一批富有改革创新精神、敢为天下先的有志之士投身实业报国，积极发展民族经济，将“师夷长技”付诸实践，拉开了近代湘商发展序幕。
(二)近代湘商文化的兴盛
近代中国一直处于内忧外患之中，从沿海到内陆逐渐为资本主义经济所浸淫，中国文明被动投入世界近代文明大计中。然而，对于地处中国内陆的湖南，近代初期受外国资本主义影响相对较小，湖湘各地仍然主要以小农经济和传统家庭手工业相结合的自然经济为主。虽利用境内发达水系与陆路，积极开展航运、陆运，但商业活动范围相对受限，经营业务主要集中在米粮、桐油、木材、丝布、茶叶、鞭炮、陶瓷等农林手工贸易领域。是时，湘商群体仍受传统儒商文化的绝对引导，坚持“修身、治国、平天下”和“位卑未敢忘忧国”等传统儒家理念。
以“中体西用”为口号，洋务运动开启学习西方物质文明的风气，受军事活动刺激需求，湘籍晚清官绅或与其密切相关的人物开始进行近代实业活动。据史料记载，“道咸之间，举世以谈洋务为耻，而魏默深首治之。湘阴郭嵩焘远袭船山，近接魏氏，其谈海外政艺时措之宜，能发人之所未见，冒不韪而勿惜。”[10];中日甲午海战战败后岳州、长沙先后开埠，清政府宣布实施新政，外国资本主义渗透湖南原料和资本市场，内外部条件的变化也为湖南近代工商业的发展带来巨大影响[11]，客观上刺激了湖南城乡商品经济的发展和近代实业家的产生。实业救国的民族资本家，早年历经国难家衰，熟知社会积弊民生疾苦，他们“心忧天下”，志存高远，敢为人先，兼济苍生。
民国伊始，辛亥革命打开民主的思想大门，以资本主义制度“振兴实业”作为民族资产阶级的一大口号[12]，此时第一次世界大战即将爆发，西方列强暂时放松对中国的经济侵略，湖南督军谭延闿把促进湖南工矿商业的发展作为其督湘的重要举措，这对湘商发展迎来重要的“黄金时期”。湘商群体利用地理区位和资源储备优势，积极创办采矿、铁路、轮船等企业，广泛投资钱庄、银行和各式新型商业，创设实业和商业学堂，举办劝工会和劝业会。他们明了大势，把握全局，不惧帝国主义对民族工业的摧残，积极学习先进的经营理念和研发技术，关注商业文化中的人性，探索科学管理模式。正如宋教仁所云：“湖南之民族，坚强忍耐富于敢死排外性质之民族也”[13]。一时间，湖湘的工商企业如雨后春笋般涌现，这种民族工商业的蓬勃发展，直至一战结束后方止。
(三)近代湘商文化的衰落
湘商文化在发展过程中，已经习惯长期笼罩在“伟大”的光环中，形成了一种“路径依赖”。客观上讲，湖南天然的地理区位——“七山一水两分田”，是小农经济长存的依托，至近代土地兼并，人口猛增，矛盾加剧，社会动荡不安，难以进行长期稳定的经济建设与发展，实业经济无法发展，实业人才自然无法造就。主观上讲，一是“学而优则仕”的参政导向，中国自战国时期就开始“奖耕战”“抑商贾”，历代王朝统治者反复强调“农本商末”，因而绝大多数优秀青年都有志于“内圣外王”“济世为民”“兼善天下”，不屑从事那锱铢必较的经商活动。二是强烈的排他性，商界精英们拥有深厚的家族情怀与乡土情结，往往将经商兴业的方法视为少数宗族、亲信之秘笈，抵触外来人员关注本行业。三是急功近利求速富，忽视文化积累和经济人才的培养。从耻于言商到全民趋商，极端效应明显，儒商愈少，愚商愈多，从而慢慢造成了湘商的由兴至衰，以致没落。
自上世纪二十年代始，国内军阀混战，时局动荡不安，尤其是抗日战争爆发，民族危机深重，从而直接影响了湘商的繁荣与发展。这也直接印证了马克思关于“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而上层建筑反作用于经济基础”这一论断。湖南地处后方，沿海及沦陷区人员、游资、工厂后撤，战时的湖南经济向湘潭、衡阳、湘西转移。直至1949年湖南各地相繼解放，政府开始宣传新的工商政策，鼓励各行业积极复工复产，旧时代的实业家从此真正转型，接受企业改制和社会主义改造，实现了湘商文化从传统到现代的蜕变。
二、近代湘商文化的特质
湘商文化作为一个新生事物，它既保留传统儒商的精神特质和商德基础，同时又发扬湖湘文化的优秀基因。湘商文化是湖湘文化由革命文化向建设文化转型的体现，湘商精神是湖南人将革命精神注入经济社会建设中继而转化为建设精神的彰显，这不得不说是一种理论创新的表达[6]205-207。
(一)传统儒商文化特质
古代商德大体上以人性论、义利论、时空论作为其理论立足点。认为好利欲富是人的本性，自天子王侯到庶民百姓，皆心怀利欲，且患贫求富。“富者，人之情性，所不学而俱欲者也”人性的好利求富心态是涵盖经商在内的一切行为的驱动力。
自汉代“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后，儒家思想开始走上集“法”“墨”“道”等诸家大成的发展道路。而儒商文化则将儒家文化和商业文化有机结合，以儒家思想的价值观、思维方式和行为取向指导人们的市场行为和消费行为;经过历史沉淀，受到儒家道统影响，大抵形成了“言信货实、反求诸己、重利重义、仁爱节俭”等优良的传统儒商文化特质。其中，人本主义哲学观以“仁”为核心，可视为儒家思想的精髓，构成儒商文化的“仁者爱人、义利合一、以和为贵、诚实守信”的关键要素。尽管近代湘商群体有政府官僚或已退职官绅的加入，带有鲜明的“亦官亦绅亦商”等多重身份特征，甚至部分人员后期有着外出留学经历，但他们于商海中的为人处事，仍遵从传统儒家“仁、义、礼、智、信”等伦理准则;“经营商业，首重公平，故各业皆有社会创立公所，由董事组织评定甲乙价目，公道贸易，庶几有余不紊，进行发达之端，关于商业兴旺之一大宗旨也”[14]。故此，传统儒商文化特质仍是近代湘商文化的一种重要特征。
1.“仁者爱人”的人本经商思想。“人本”与“仁爱”作为儒家思想的精髓部分，在诸多儒家著述中得到反复倡导。儒家思想将“人”置于整个世界中心，进而衍生出“由此及彼”的“仁爱”思想，如“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等。在商业活动中，尊重人、爱护人、关心人是人应坚守的基本准则，如此才能在商场中广结良缘，扩充人脉。这里的“人”不仅仅是客户群体，更包括竞争对手、内部员工、邻里乡亲;做慈善，办教育，为国分忧，为民造福。如湘利黔织布厂创始人禹之谟于创业成功之后，积极投身教育事业以“保种存国”，就是典型事例。
2.“义利合一”的商业道德思想。儒家思想中的“义利合一”，不只单纯关注经济利益，“利，义之和也”“义中之利，君子所贵也”，它要求融合商业活动中的经济目标与人们追求的价值目标，融合经济利益与社会道义。湘商群体几乎都具有正确的义利观，能让利于民，热衷于地方公益事业，他们把追求“义”，并以此作为人生目标，将经商谋利作为实现社会道义的方式之一，追求“大道之行，天下为公”的境界。
3.“以和为贵”的商业伦理准则。儒商文化信奉“礼之用，和为贵”“和而不同”的伦理准则，商道中“和”的理念，就是强调交易双(多)方求同存异构成统一整体，达到“万物庶事莫不各有其所”的状态[15]。在湘商“实业救国”的历程中，湘商群体他们和衷共济，各用所学，开办矿业、轻工业、铁路等各领域实业，相互支持，取长补短，共同担负着振兴民族工业、挽救国家危亡的重任。
4.“诚实守信”的商业行为守则。“诚实守信”作为儒家思想中重要价值标准之一，也是儒商在经营活动中一直坚守的行为守则，所谓“诚招天下客，信化聚宝盆”“人无信不立”，可见，信用关乎儒商声誉，影响其发展。甘长顺面馆为保证面条口感和质量，对用料标准及制作工序都十分考究，在近乎严苛的准则要求下，甘长顺面馆声名远扬，造就“百年老店”品牌。因而人们把“诚信”称为儒商之魂，它起源于德，发之于诚，合之于义，相从于善，恪守于道，得来实为不易[16]，所谓“天道酬勤，商道酬信”。
(二)近代商人文化特质
中国近代工业化初期，新型的商人群体在国家内忧外患、积贫积弱的环境下应运而生，他们作为近代中国的实业人物，大致由商业资本家、产业资本家、金融资本家以及大量中小作坊主构成。这一群体普遍具备了积极进取的人生境界、目光远大的经商视野，具有极富特色的政商意识，以及开放包容的西法意识。
1.积极进取的人生境界。中国社会阶层自古就有“重士轻商”的社会意识，商人阶层一直不被社会所重视;近代商人则把封建中国强行推入工业化时代，使之逐渐改变传统农耕经济形态，兼具新旧时代交融气息。他们或因“贫”而弃学从商，或因“穷”而由仕转商，白手起家，历尽艰辛。同时，新思潮的发展，“实业救国”口号深入人心，他们深知发展工业是富国强民的重要路径，所以，他们毅然投身商业，谋求发展。一如当时中国化学工业的开创者范旭东和李浊尘、长沙正圆机械厂的戴桂蕊等，既实现了人生价值，也为落后的中国增光添彩，为当时的生产力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
2.目光远大的经商视野。近代商业的发展之初，前途未卜，中国商业大多被迫置身于世界资本主义的浪潮中，“变通者，时也”，近代商人他们不得不“开眼看世界”，顺应时代潮流，面对西方列强各行业竞争，这也造就了近代商人目光远大的经商视野。洋务运动期间，湖南双峰县人朱紫桂倡议四省茶商成立联合总会，以应对外商的低价收购策略，朱紫桂也凭此成为湖南近代著名茶商[17]。一战后，擅于国际贸易的长沙人李国钦利用湖南纯锑出口机会在美国纽约创建华昌贸易公司，不仅打破英国企业对国际锑品市场的垄断，还形成中国纯锑垄断世界锑品市场的局面，并将国内的钨、锡等矿产品及桐油、猪鬃等农副产品远销美国，同时将美国的机械、化工、钢铁等工矿设备和器材输入国内，沟通了中美贸易渠道，在世界范围内产生重要影响，至1937年，该公司已成为中美间进出口量最大的贸易公司。
3.富有特色的政商意识。近代中国工商业的发展受诸多条件束缚，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就是封建势力的把控。虽然近代中国属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性质，但政府仍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力，在各个方面仍保持绝对的控制权和影响力，商人如果想获得长久的发展，与政府的沟通和联系是经营者不可缺少的途径。此外，传统的官本位思想，也导致一部分人想通過商业领域的成功和实力，从而获得与官贵交往的身份，乃至仕途平步青云的资本，这也是具有特色的政商意识在近代商人群体身上的重要标签。长沙县人朱昌琳善于把握政府出台利好政策，论其理财之道，关键在于审时度势，尤为关注国家形势和商业信息 ;他善于与政府官员合作，每遭自然灾害，必慷慨捐资，为政府分担责任，深得朝廷要员的欣赏和重用，“湘中兴作，巡抚皆倚毗以举”，湖南历任巡抚皆跟他交好，对其十分尊重，连左宗棠也称颂朱昌琳为“吾乡之豪杰”。
4.开放包容的西法意识。其本未遑，姑务其末，即学习西方技艺，发展近代工商业，“以立循用西法之基”;改革传统教育制度，开办西学，造就“通变之才”为谋求富强的“要务”的重商主张。明末清初，西方传教士的传教开启了“西学东渐”的进程，中国社会各阶层开始效法西方国家发展近代军事、民用工业。湘商西法意识的形成和发展，伴随着民族救亡图存的社会运动，体现在思想层面是自强求富的功利主义或实用主义。在中国近代工业发展中，实业家们看到了中西方科学技术的巨大差距，为迎头紧追，他们审视自身，学习和钻研先进的生产工艺，取他人之所长，在短时间内开创了中国工商业发展的奇迹。比如李烛尘曾在建议开发大西北时提到，“大胆招商引资，不要视外资为洪水猛兽，极力主张吸引外资开发西北。”这在当时特殊时期，极具前瞻性与战略性。
三、近代湘商文化的局限性及历史贡献
(一)近代湘商文化的历史局限
相较于中国历史上声明显赫的“三大商帮”——晋商、徽商、潮商而言，近代湘商的发展起步较晚，与之进行比较分析，可以发现近代湘商文化存在的局限和不足。
晋商在近代的活动区域主要分布在中国北部和西部地区，以经营盐业、票号为营生，且多尊奉乡贤关公，他们“重钱不重官”，常常是“学而优则商”，他们把读书看作副业，甚至将走上考科举道路的子弟认作资质较差、不适合经商的人。其次，晋商多以地域亲疏为纽带实现商业扩展，以至有着“用乡不用亲”的说法。他们还有着浓厚的故土情结，无论事业拓展范围有多广，都会回到家乡，这也为后人留下了丰富的建筑遗产，如著名的乔家大院、常家庄园、曹家三多堂等。
徽商相较于晋商，更符合近代儒商的特质。他们尊奉并敬重儒家思想，秉承“学而优则仕”，主营行业以盐、典当、茶木为重;他们注重血缘关系，常常以家族为商帮组织纽带;受中原移民的影响，他们的家乡观念比较淡薄，这也是他们常说的“用亲不用乡”的缘由。他们重视子孙教育，一般在业贾致富后踊跃捐资，广建义学，这就使得徽州日渐发展成为文风昌盛之地。同时，文化的繁荣对徽商经营又产生积极影响，使得他们擅于审时度势、运筹帷幄，在整个经营活动中更胜一筹。
潮商发端于明朝正德年间潮州居民的海上商业冒险活动，他们以拓展海洋版图为目标，利用海域优势积极发展对外贸易。在近代，由于外国经济势力的渗透和胁迫，广东地区先后开埠，近代中国缓慢地迈开近现代化步伐。此时的晋商、徽商等商帮因身处内陆，依旧固守儒商传统而日渐式微，而潮商因伴随近代海外移民高潮而接受西式商道和贸易资源，逐渐崛起于东南亚、港台和潮汕地区。
相较于历史上的“三大帮”，湘商的发展得益于近代湘军的壮大。湘军举办工业并非单纯从经济需要和经济规律出发，从政治需要和军事需要开始，富国强兵以救亡，盘活经济是为复兴政治，而是以政治动机和理性思考为主导[18]4-8。从湘商群体发展历史可以看出，湘商无论是从文化影响力、发展历史还是势力范围，相较于“三大商帮”还存在一定的差距，但是却因为有着“天时、地利、人和”的有利条件，最终在近代商帮群体中脱颖而出。当然，这些因素也给近代湘商的发展带来束缚，即受湖湘地域文化的影响，湘商更多地被赋予一种“崇官性”;由于“时势造英雄”，湘商文化缺乏一种像“三大商帮”那样底蕴深厚的商道基因，这就使得湘商群体继承了先辈强烈的政治意识和责任传统，并赋予他们强烈的责任偏好，商界的“叱咤风云”让他们更为期待政界的“指点江山”。这种强烈的政治意识，直接导致近代湘商后期关乎“商”的文化发展动力不足，这种滞后性甚至在当代也能略见端倪，比如，“今日之湖南，动辄自号湘军，诸如文坛湘军、出版湘军、电视湘军等等便可堪为明证”。此外，在为人处世和治学理政方面也有诸多负面效应，如“急于求成、急功近利”“崇官抑商”等。
(二)近代湘商文化的历史贡献
通过对湘商文化与“三大商帮”的横向对比分析，发现其存在的历史局限性，但从湘商经营管理角度去考察亦可以发现近代湘商文化的“过人之处”。简言之，有着历史光荣传统的湘商群体在充满艰险又富有希望的近代经济浪潮中，创造了曾让世人瞩目的成绩，对于近代湖湘乃至全国近代经济的发展，产生了较大影响，为民族经济的振兴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1.诚信经营，塑造品牌。湘商追求商业信誉，坚持诚信为先，宁缺勿滥。清末“戊戌”之前，省城长沙绸布业商品售价均由店铺与顾客当面议定，时人谓之“漫天要价，就地还钱”带有很大的欺骗性。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九章绸布店老板谢芷香首创明码实价的“一言堂”，之后各店纷纷效仿，有人称之为绸布业的“戊戌改革”。讲究诚信经营，坚持信誉取胜开始成为长沙绸布业的优良传统。
2.重视信息，灵活运营。人常言“渠道制胜”，而湘商将其运用到极致，他们重视通过各种渠道搜寻市场信息与各地物资余缺[19]59-61。晚清湘商魏鹤林去往江浙一带调研盐业，赴陕西泾阳调查黑茶销场。之后在长沙朝阳巷创设粮栈，取名“魏德裕”;后又卖出三千石田产，专营盐茶业务，并将魏德裕栈扩张成为茶、盐、粮食总栈。
3.产品全程信息监管。岳阳戴同兴南货号规定，在酱制品制作过程中，酱汁制作配比要求严格，年初配齐，翌年开缸。不论是黄豆酱等酱制品，还是咸甜酱菜，品质都有所保障，尤其诸如京冬菜、雪里红等上等酱菜品质可媲美享誉全国的“周德馨”酱园产品;而在产品形象包装方面，戴同兴也要求包装精美大方，周正严实，丢掷不散;店内财务也需日清月结，原料成品每天出入过秤，进行单项品种成本核算。
4.重视人才培养选拔。“湘商四极”之一衡商的王玉衡在经营生涯中培训弟子72人，且大都具备一定的经营能力;福茂的刘焕庭常与学徒角色扮演买卖双方，故意挑剔商品缺陷与不足，以此训练其营销能力;常德聂振茂药号掌柜的每年需集会讨论药号人员去留，留者薪资高于同行业50%以上，且福利丰厚，优秀人才因此得到提拔与重用。[19]59-61
5.推动近代中国工业化进程。湖湘文化根植于我国源远流长的农耕文明，湖南得天独厚的地形和水利条件以及“重农抑商”政策使得小农经济思想根深蒂固，因而湖湘文化也带有深刻的农耕意识形态。农耕文明时代生产力不足，“有限的资源与不断增长的需求矛盾日益尖锐，人们只好通过调节人与人的关系来解决需求增加带来的经济和政治问题”[18]4-8。工业化是现代化最明显的特征，湘商利用自身资源优势和地理区位优势，从政治需要与军事需要出发，开始了“中体西用”变革。湘商一直在不断影响湖南经济的发展，促使湖南人转变传统观念，越发重视工业文化，推动湖南一步步由传统社会向近代工业社会迈进，进而推动近代中国工业化进程。
近代湘商历经百年发展，其商业文化融合了中国传统儒商文化和地域湖湘文化的基因，并通过对外学习交流汲取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为建设和弘扬优秀的商业精神、营造和谐的商业氛围奠定了良好基础，为塑造优秀的湘商精神提供了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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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周育平
收稿日期：2021-03-08
基金项目：湖南省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湘商责任意识的基因探源”(项目编号：18JD42)
作者简介：赵智，女，湖南株洲人，湖南工商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商业文化、新闻学;黎倬，男，湖南岳阳人，湖南工商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硕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新闻学、商业文化。
作者：赵智 黎倬
第三篇：豫鄂湘经济发展效率及其影响因素研究
摘要：通过建立基于DEA的综合评价模型，本文对2001—2010年我国中部三个省在资源和环境约束下的经济发展效率及其影响因素进行了分析。结果表明：IDEA模型能够避免对传统DEA模型投入或产出角度选择的缺陷，真正体现了区域经济发展效率评价的本质；当考虑到投入资源和环境污染时，中部三省经济发展效率都有不同程度的降低；不同省份的经济发展效率影响因素存在差异，对河南、湖南经济发展效率影响最大的因素都是国际化，对湖北经济发展效率影响最大的因素都是工业化；对河南、湖北的经济发展效率影响最小的因素是内需动力；对湖南经济发展效率影响最小的因素是信息化水平。
关键词：区域经济；发展效率；IDEA模型；影响因素
目前，尽管我国经济依然保持强劲增长的势头，但是资源耗费和环境污染也十分惊人。根据2011年的《中国统计年鉴》的数据，我国2009年，单位国内生产总值电耗（千瓦小时/美元）为1.19，是OECD国家平均水平的3.6倍，甚至高于伊朗（1.06）、埃及（0.81）印度（0.79）、委内瑞拉（0.56）等发展中国家；环境污染治理投资总额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也由2006年的1.22%上升到2010年的1.66%。为了实现经济发展模式由高能耗、高污染粗放型向低能耗、低污染集约型发展方式转型，中央已经把建设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作为基本国策。2012中央政府工作报告更是强调，要引导各方面把工作着力点放到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切实提高经济发展质量和效益上来，以利于实现更长时期、更高水平、更好质量发展。
区域经济是国家经济的缩影，中部地区更是中国的缩影。如何在区域经济快速增长同时，减少污染排放，降低单位GDP的能耗，提升区域经济发展效率，对实现中部地区科学发展、进位赶超、绿色崛起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本文利用改进的DEA方法对中部三省的投入产出情况进行分析，以了解这些地区在资源与环境约束下投入产出的相对有效性，清醒地认识这些地区经济发展的绿色效率，剖析各地区在投入产出方面存在的问题及差距，并借助灰色综合关联系数模型对影响区域经济发展效率的因素进行分析，为制定提高区域经济发展效率的决策提供科学依据，以期加快中部崛起的步伐。
一、相关研究的回顾
目前，国内与区域经济发展效率有关的研究，总体来看主要可以归纳为两种类型：
一是测定与评价某个省份内部的经济发展效率。贾方方与何建敏（2007）以数据包络分析方法C2R模型为基础，对江苏省2005年的区域经济发展效率进行综合评价[1]。张运华和冯鑫明（2009）应用窗口分析方法，从时间序列的角度分析了江苏省各地区1996—2005年间经济发展的相对效率状况；分析结论表明，在1996—2005年，苏北与苏南地区的经济发展效率并未出现收敛的趋势，历年来经济发展效率较高的地区主要体现在苏南地区的苏州、无锡及苏中地区的镇江，而苏北地区整体效率较低[2]。金怀玉与焦立新（2010）利用数据包络分析（DEA）方法，根据2006年和2007年安徽省17个地级市的经济投入产出情况，构建评价指标体系对安徽省区域经济发展效率进行评价[3]。高赟与郭如良（2011）运用DEA方法中C2R模型对江西省区域经济发展效率进行评价[4]。彭鹍（2011）以数据包络分析方法（DEA）为基础，对广东省2009年的区域经济发展效率进行了综合评价[5]。徐通（2011）运用数据包络分析方法（DEA）对广东区域经济空间结构进行效率评价研究[6]。
二是横向对比研究多个省份的经济发展效率。薛声家与韩小花（2008）使用超效率DEA模型计算了2000—2004年中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经济发展效率值，从效率的角度分析东部、中部、西部与东北三省四大地带之间经济发展的差异状况，并应用计量经济学模型确认了决定中国经济发展效率的主要因素，研究结果表明，劳动力素质、自主创新能力、开放度和财政支出比重对我国区域经济发展效率的影响程度存在差异[7]。方先明、孙兆斌和张亮（2008）借助数据包络分析方法，利用中国2000—2005年的统计数据对31个省区的经济发展效率进行测算，并对影响效率的因素进行分析；研究结果表明，各省区之间经济发展水平上的差距源于其利用现有资源禀赋获取最大化产出能力的差异；人口素质与区位优势对效率具有显著的正向作用，而金融深化、外商直接投资在总体上却没有表现出理论上所认为的正向效果[8]。袁晓玲与仲云云（2010）运用超效率DEA模型测度了我国29个省份（自治区、直辖市）1978—2007年度的区域经济发展效率，并分析其时空变化趋势及影响因素。研究结果表明，我国区域经济发展效率呈倒U型变化趋势，省际间效率差异及东—西部与东—中—西部的地带间效率差异较大[9]。
综上可以看出，现有研究存在两大特点：一是对区域经济发展效率的分析模型大都是基于DEA模型；二是在区域经济发展方式由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的过程中，缺少对资源和环境约束情况下区域经济发展效率的研究。
基于此，本文首先通过利用河南、湖北和湖南2001—2010年间的数据，运用改进的DEA分析方法，分析这三省2001—2010年间在资源和环境约束下的区域经济发展效率变动情况。其次，运用灰色综合关联系数模型，分析城市化、工业化、农业现代化、国际化、信息化和内需等对区域经济发展效率的影响。最后，提出了跃升区域经济发展效率的对策和建议。
二、研究方法与模型
（一）考虑资源环境约束的DEA模型
一般来说，当一个地区进行经济活动时，总希望以尽可能少的能源消耗、尽可能少的污染物排放，生产出尽可能多符合社会需要的产品，这样才能实现由高能耗、高污染、低效率的经济发展模式向低能耗、低污染、高效率的发展模式转型，谋求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的双赢。在考虑资源与环境问题的基础上，评价区域经济发展效率时，一般可以采用两种做法，即：一是在保持国民经济产出不变的情况下，尽量减少资源的投入，同时减少污染物的排放量；二是保持生产要素投入不变的情况下，尽量提升国民经济产出量，同时减少污染物的排放量。基于这两点假设，资源与污染物可以作为投入或产出处理，来评价区域经济发展的相对效率。
五、结论及政策启示
通过运用IDEA模型处理投入约束与非期望产出问题，本文实证考察了中部三个省份2001—2010年资源和环境污染对区域经济效率的影响及地区差异，研究结论及政策启示如下：
1.本文在总结现有的区域经济发展效率评价模型的基础上，分析了现有的区域经济发展效率评价模型存在的不足之处，基于加性DEA模型，提出一种改进的经济发展效率评价方法。此方法能够保持DEA的分类一致性和DEA的有效性不变，并能同时从投入、产出两个方向分析决策单元的效率，具有较大的优越性。改进的DEA模型的效率评价方法能够避免现有方法的不足，且能够推广到规模收益不变的效率评价模型中，可以用于决策单元规模效率的分析，具有广泛的实用性，可以为管理者提供更为有效的决策依据。
2.投入资源的约束和环境污染变量的加入明显降低区域经济发展效率水平，不考虑资源约束和环境因素而进行的区域经济发展效率评价是失真的和不合实际的，IDEA模型能够避免对DEA模型投入或产出角度选择的缺陷，真正体现了区域经济发展效率评价的本质。
3.分省份考察结果表明，当考虑到投入资源和环境污染时，中部三省经济发展效率都有不同程度的降低，但湖南省受到的影响相对较小，表明经济发展不是依靠能源的不断投入和环境污染为代价的发展模式；湖北的经济发展效率呈现不断提升的趋势，表明该省的发展战略比较有效，经济发展方式正在成功转型；而河南省的经济发展效率受投入资源和环境污染影响程度较大，效率呈现不断下滑的趋势，表明河南省经济发展方式仍是粗放模式。
4.采用灰色综合关联分析法对中部三省经济发展效率影响因素的分析表明：不同省份的经济发展效率影响因素存在差异。对河南省经济发展效率关联度最大的是国际化，最小的是内需动力，河南省应加大发展外向型经济的力度，以新型城镇化为引领，促进城镇化、工业化和农业现代化协调发展，走出一条能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少的发展道路，不断扩大内需，最终实现经济发展方式的成功转型。而与湖北省经济发展效率关联度最大的是工业化，最小的是内需动力，湖北省应发挥武汉高校密集而带来的人力资源优势，走科技含量高、信息化覆盖广、经济效益好的新型工业化道路，同时也要进一步提升内需对区域经济发展的拉动作用。对湖南经济发展效率影响最大的是国际化，影响最小的是信息化水平，湖南省应充分对接珠三角经济区，大力发展外向型经济，打造内陆开放高地，同时跃升区域信息化水平，充分发挥信息化对区域经济发展的立体推动作用。
总之，从中部三省经济发展效率的综合分析可以看出，不同省份的发展效率是不同投入因素和影响因素作用的结果，在以后的经济发展中应根据不同的省情采取不同的措施，确保经济发展绿色效率不断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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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石树文）
作者：吴旭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