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整理的《翻译生态环境论文(精选3篇)》，仅供参考，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摘要：本文从翻译生态环境的角度出发，通过研究两个《诗经》英译的外部和内部环境，认为在客观的翻译生态环境特别是经济环境下，翻译参与者只能遵循并积极发挥主观能动性来推动翻译的发展。
翻译生态环境论文 篇1：
毛泽东诗词翻译生态环境解读
摘 要：作为生态翻译学核心概念之一的“翻译生态环境”，是指由原文、源语和译语三者共同作用下所呈现的语言、文化、交际等多维度相交织的“世界”。译者对翻译生态环境的适应度，以及对翻译生态环境的“适应性”选择度，直接关系到译作的成败。鉴于毛泽东诗词外译在传播中华民族文化方面的重要价值，文章从语言生态环境、文化生态环境和政治生态环境三个维度对毛泽东诗词翻译生态环境进行深入解读。
关键词：毛泽东诗词；翻译生态环境；选择；适应
Key words：Mao Zedong’s poems； Translational eco-environment； Selection； Adaptation
一代伟人毛泽东不仅集思想家、政治家、军事家等多重身份于一身，更是一位才华横溢的诗人。他的诗句气势磅礴、宏伟大气，生动而凝练、浑然如一体，引中国古典诗词于无形，扬中华民族精神于有形。在艰苦的革命战争年代，毛泽东以诗词为媒介，鼓舞和激励着中华民族，向中国乃至世界人民传递着革命的乐观主义精神。其诗词宛如一幅展示中国革命的历史画卷，生动地刻画着特定历史时期中华民族不屈不挠的革命精神、情感及理性。在经济全球化发展带来文化全球化的时代背景下，用翻译这一文化传播方式让全世界进一步了解毛泽东诗词中所凝聚的中华民族精神，对于传播中华民族文化、使“中国文化走出去”有着深远的现实意义。
一、生态翻译学及翻译生态环境
基于“关联序链”中所体现的翻译活动与自然生态之间的相关性，及翻译生态与自然生态之间的相似性和同构性，清华大学胡庚申教授2001年在亚洲翻译家论坛上提出了生态翻译学（Eco-translatology）这一跨学科研究的理念。生态翻译学是运用生态理性、从生态学视角对翻译进行纵观的跨学科研究[1]5。生态翻译学以达尔文进化论中“适应/选择”学说的基本原理为主要框架，将之与翻译活动规律相关联，从生态学视角对翻译现象进行了全新的解释，构建了翻译适应选择论这一崭新的翻译学理论[2]1。生态翻译学强调译者与翻译生态环境之间“天人合一”的和谐关系，即译者接受翻译生态环境的选择和制约，并作为翻译生态环境的构成要素之一对源语和译语生态环境进行选择性适应和适应性选择。
根据胡庚申教授的观点，翻译是“译者适应翻译生态环境的选择活动”。其中“翻译生态环境”是生态翻译学的核心概念之一，是指由原文、源语和译语所共同呈现的“世界”，即语言、交际、文化、社会以及作者、读者和委托者等多重要素互联互动的整体[3]。由此可见，翻译生态环境是多维度下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集合，这些因素此消彼长地一同制约着译者在进行翻译时所采取的“选择性”适应和“适应性”选择，并成为考量译者译作质量的重要标准。当译者通过“汰弱留强”最大限度地适应源语生态环境，在语言、文化、交际等多维度对译语进行优化选择时，由此而产生的“整合适应选择度”最高的译作，被认为是最佳翻译[4]4。译者与翻译生态环境之间存在着部分与整体、双向支配与制约的辩证关系。在第一阶段以原文为典型要件的翻译生态环境对译者作出选择之后，译者便成为翻译生态环境的构成要素之一，对源语生态环境不断适应，并在第二阶段转变为翻译生态环境的典型要件，结合译语生态环境对译语作出选择[4]3。译者既受到源语生态环境的制约，又对译语生态环境有所支配。因此，译者既要适应多元维度的源语生态环境，又要对译语生态环境作出“适应性”选择，也就是说，翻译的过程实质上是“适应”与“选择”这两个动态在译者与翻译生态环境之间不断交替循环再现的过程[1]8。由此可见，对翻译生态环境的解读是否全面而准确，将直接影响到译作的质量。
本文拟以几首毛泽东诗词英译为例，从生态翻译学视角对毛泽东诗词翻译生态环境进行进一步解读。
二、毛泽东诗词翻译生态环境
毛泽东熟读中国古典诗词，并将古典诗词中的名句及历史典故与当时的历史背景相结合，巧夺天工、浑然一体地融入诗词创作之中。寄情于景、托物言志的写作手法在毛泽东诗词中体现得淋漓尽致。毛泽东诗词充分借鉴了中国古典诗词的韵律，并创造性地将古典诗词中常见之物、常见之景赋予了新的时代意义，不仅蕴含了丰富的历史知识，更体现了将历史与时代相结合、站在历史巨人的肩膀上看世界的博大胸襟和伟大魄力，并注入了他运筹帷幄的智慧和革命乐观主义精神。由此可见，毛泽东诗词翻译生态环境是多维度的，其中有语言生态环境、文化生态环境和政治生态环境等。因此，在翻译毛泽东诗词时，对源语生态环境解读是否全面而透彻，能否从多维度對源语生态环境作出“选择性”适应、对译语生态环境作出“适应性”选择，直接影响到译文的“整合适应选择度”高低。
（一） 语言生态环境
译者在语言生态环境维度进行适应和选择时，需要考虑到双语不同的语言表达习惯（如语序、用词）、音韵等多方面因素。下面以《采桑子·重阳》为例对毛泽东诗词翻译语言生态环境进行解读。
采桑子·重阳一九二九年十月
人生易老天难老，
岁岁重阳。
今又重阳，
战地黄花分外香。
一年一度秋风劲，
不似春光，
胜似春光，
寥廓江天万里霜。
THE DOUBLE NINTH
—Tune： “picking mulberries”
Nature does not grow old as fast as man；
Each year the double ninth comes round.
And now the double ninth comes round.
How sweet are the yellow flowers on the battleground！
See autumn reign with heavy winds once every year，
Unlike springtime.
Far more sublime，
The boundless sky and waters blend with endless rime.
—— tr. by许渊冲[5]19
毛泽东诗词《采桑子·重阳》中的第一句“人生易老天难老”，是汉语中先抑后扬的一种表达方式，看似把“人生易老”放在句首，实则是为了突出“天难老”的观点。汉语受中国人主体思维习惯的影响常用“人”作句子主语，而英语则受西方人客体思维习惯的影响更倾向于以“物”作句子主语。许渊冲译本中将Nature而不是Man作为句子的主语，将这一句译为“Nature does not grow old as fast as man.[5]19”既是对源语语言生态环境的“选择性”适应，又是对译语语言生态环境的最优化选择。原文和译文的第一句分别是汉语曲线型思维和英语直线型思维差异在语言生态环境中的最佳体现。毛泽东用“人生易老”来感叹时光易逝、人生短暂的客观事实，又用“天难老”来表达宇宙间事物生生不息、光景常新的客观规律，其用词之精准在“难”字上体现得淋漓尽致，即天“难老”而并非“不老”，因为新陈代谢是自然界不可抗拒的自然规律，这正符合了毛泽东矛盾对立而统一的辩证观点。因此，许渊冲先生的译文显然比外文出版社译本中的“Man ages all too easily， not Nature.”更能准确体现对原文中“天难老”的诠释，这一“适应性”选择也是对源语语言信息的最优化传递。
从韵律的角度看，许渊冲先生的译文保留了格律体这一中国古典诗词的重要特征，在音韵层面最大限度地适应了源语语言生态环境。如原文中两段的第二、三句（岁岁重阳/今又重阳，不似春光/胜似春光）都用了叠字叠韵的语言技巧，译语中分别用the double ninth comes round和springtime/sublime最大限度地还原了源语生态环境中的音律美。从诗词中每一句最后一个字的声调来看，原文两段声调呈平行结构（老-阳-阳-香，劲-光-光-霜）：仄平平平，韵律整齐，读起来不仅气势恢宏而且朗朗上口。许渊冲先生在翻译这一首词时巧妙地运用了英诗abbb韵式（man-round-round-battleground， year-springtime-sublime-endless rime），又一次使源语语言生态环境在译语中实现了完美“再现”，即译者在适应源语语言生态环境的基础上选择了最能再现源语作为诗词体裁之韵律美的译语，从而在语言生态环境的维度体现了对译语最大限度的“适应性”选择。
（二） 文化生态环境
在翻译时译者不仅要注重源语语言信息的传达，还需兼顾源语与译语在文化性质和文化内容上存在的差异，既适应源语的文化生态环境，又選择适合译语文化生态环境的表达方式，以实现双语文化内涵的传递[2]136。如果说译者通过在语言生态环境维度的适应与选择，实现的是译文与原文的“形合”，那么在文化生态环境维度的适应与选择，实现的则是译文与原文的“意合”。文化生态环境是多方面多维度的，如地理文化生态环境、历史文化生态环境、典故文化生态环境、社会文化生态环境等。下面以毛泽东诗词《七律·答友人》及其译本为例对毛泽东诗词翻译中的文化生态环境进行进一步阐释。
诗词《七律·答友人》第一句中所提到的九嶷山又名苍梧山，在湖南省南部永州市宁远县城南六十里处。《水经注》云：“九嶷山盘基苍梧之野，峰秀数郡之间，罗岩九举，各导一溪，岫壑负阻，异岭同势。游者疑焉，故曰九嶷山。”《九嶷山志》载：“万历旧志曰：诸峰矗起形状相似，难于辨识者，故名九疑。”根据史料记载及景区地貌介绍得知，九嶷山，九峰矗立，舜源峰居中，娥皇、女英、桂林等八峰拔地而起，它们形状相似，让人难以分辨。因此，此处九嶷山译为Nine Mysterious Peaks[5]98，是对源语地理文化生态环境的“选择性”适应，可以让译语读者从译文中所获得的文化信息迅速了解到九嶷山的名字由来，相比之下，这一意译的方式比外文出版社译本中的音译方式Mount Jiuyi更能传递源语地理文化生态环境。
再以《七律·答友人》第二句“帝子乘风下翠微”为例。《史记·五帝本纪》曰：“舜南巡崩于苍梧之野，藏于江南九嶷。”古代传说尧帝有二女，名娥皇、女英，同嫁舜帝。舜南巡死于苍梧，即葬于此山南麓，于是娥皇、女英二妃千里迢迢前来寻觅，但由于九峰相仿，令人疑惑，钟未得见。许渊冲译本中将“帝子”译为two Queens，虽然精简明了，但不足以使源语中的传说文化生态环境在译语中得到再现。因此，笔者认为不妨在译文后采用加注的方式，如Two queens：Legend has it that E Huang and Nu Ying， the two queens of Emperor Shun， came to Nine Mysterious Peaks in the south of Hunan Province to look for their husband， who is said to have died and be buried during his inspection trip in the south. 这样的注释方式虽稍显冗长，但对原文中的典故生态文化环境在译语中的再现，及译语读者进一步理解下文中的“斑竹一枝千滴泪”能起到更好的辅助作用。
又如，诗词最后一句“芙蓉国里尽朝晖”中的芙蓉国一词，是源语社会文化生态环境的最佳体现。五代谭用之《秋宿湘江遇雨》诗曰：“秋风万里芙蓉国。”芙蓉，即荷花，湖南多水乡，处处有莲荷，故称芙蓉国。许渊冲译本将其译为Lotus land显然比外文出版社译本中的the land of hibiscus更为合适、更能使译语读者体会源语中所蕴含的社会文化生态环境。
以上案例表明译者只有在深谙源语文化背景并对其进行“选择性”适应的基础上，进行“适应性”选择，即选择译语文化背景下的读者所能理解和接受的方式，才能最大限度地还原源语文化内涵的精髓。
（三）政治生态环境
根据英国哲学家John Austin在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提出的言语行为理论（Speech Act Theory），说话者在施言时执行了三种行为：言内行为、言外行为和言后行为。其中言外行为是指通过言语表达说话者行事意图的行为[6]。在言语行为力量的作用下，诗词也无时无刻不在传递着作者的行事意图。在翻译毛泽东诗词时，译者需要适应源语的政治生态环境，了解诗词创作者当时所处的政治时代背景，在深刻理解原作言外行为的基础上，使用“整合适应选择度”高的译文准确传递诗词的交际意图，使原作中所蕴含的作者的意识形态得以再现。
以毛泽东诗词《念奴娇·昆仑》为例。诗词中有一句“安得倚天抽宝剑，把汝截为三截？一截遗欧，一截赠美，一截还东国。”作者毛泽东曾在1958年12月21日为这首诗词批注道：“昆仑：主题思想是反对帝国主义，不是别的。改一句，‘一截留中国’改为‘一截还东国’。忘记了日本人是不对的，这样英、美、日都涉及了。” [7]由此可见，原文中所提到的“东国”其实指日本，该诗句中作者的行事意图并不是真的把昆仑山分为三截分别赠予英、美、日三国，而是要借助想象的力量想象地表达改造世界的远大志向。这才是诗句中所蕴含的交际意义。基于对源语政治生态环境的分析和解读，我们再来比较不同译本，便不难发现Hua-ling Nieh Engle和Paul Engle译本中将该句译为“Give one piece to Europe， send one piece to America， return one piece to Asia.[8]”显然有不合适之处，特别是return one piece to Asia中的return（归还）和Asia（亚洲）未能准确传递作者的行事意图，从某种程度上说是对源语政治生态环境的误读。许渊冲译本中将该句译为“I would give to Europe your crest， and to America your breast， and leave in the orient the rest.[5]53”其中，将“东国”译为“the orient”，“还”字译为“leave”，更能准确体现出源语作者的本意，也更能凸显译者对源语政治生态环境的“选择性”适应。由此可见，译者在对文本进行翻译时，必须根据文本所要传递的交际意图来确定他所要转换的语言信息[9]。只有在了解了原文中所蕴含的政治生态环境后，才有可能选择更合适的译文使原文的交际意图得以更准确的传递。
三、结语
由于翻译生态环境是多元维度要素并存下协同作用的结果，因此“最佳翻译”必然是译者在对多元化翻译生态环境进行“选择性”适应和“适应性”选择时综合多元维度要素并进行最优化选择的结果。作为中介和桥梁的译者，只有在理解、尊重翻译生态环境并不断在源语生态环境和译语生态环境之间进行“适应”与“选择”的反复切换，才有可能通过译语最大限度地还原源语语言、文化、政治生态环境，实现原文作者与译语读者在语言、文化和交际维的互动。然而，要做到这一点并非易事，这要求译者不仅要熟悉源语和译语的语言结构特点，还要深入了解源语和译语各自所属的整个文化系统，以及双语各自所蕴含的深层交际意图。如何在多元翻译生态环境中进行取舍，进行“整合适应选择度”高的适应性选择转换，将是每一位译者需要用一生来研究和实践的课题。
参考文献：
[1] 胡庚申. 生态翻译学的研究焦点与理论视角[J].中国翻译，2011（2）：5-9.
[2] 胡庚申. 翻译适应选择论[M].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2004.
[3] 胡庚申. 生态翻译学解讀[J].中国翻译，2008（6）：11-15.
[4] 胡庚申. 翻译适应选择论的哲学理据[J].上海科技翻译，2004（4）：1-5.
[5] 许渊冲. 许渊冲英译毛泽东诗词（纪念版）[M].北京：中译出版社，2015.
[6] Leo Hickey. The Pragmatics of Translation[M].Clevedon： Multilingual Matters Ltd.，1998：11.
[7] 张友平，张静思. 毛泽东诗词全新对照译文[M]. 北京：红旗出版社，2014.
[8] Hua-ling Nieh Engle，Paul Engle. The Poetry of Mao Tse-tung[M]. London： Wildwood House Ltd.， 1973： 53.
[9] Peter Newmark. About Translation[M].Clevedon： Multilingual Matters Ltd.，1991：29.
[责任编辑：吴晓红]
作者：杜晓文 刘明东
翻译生态环境论文 篇2：
从翻译生态环境看《诗经》的英译
摘 要： 本文从翻译生态环境的角度出发，通过研究两个《诗经》英译的外部和内部环境，认为在客观的翻译生态环境特别是经济环境下，翻译参与者只能遵循并积极发挥主观能动性来推动翻译的发展。
关键词： 《诗经》 翻译生态环境 英译本对比
《诗经》是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它是中华文化的瑰宝，更是中国文学光辉的起点，所以历来备受国人的关注。然而《诗经》的对外翻译却远远没有受到国人的重视这是什么原因呢？本文试图从翻译生态环境的角度来研究《诗经》英译中的困惑和困难，从而为将来更好地翻译和传播《诗经》文化开道护航。
一、翻译的生态环境
胡庚申教授将翻译定义为“译者适应生态环境的选择活动”。这种生态环境就是翻译生态环境。翻译生态环境是指影响翻译主体生存和发展的一切外界条件的总和。这里的主体是指参与翻译活动的一切生命体，包括原文作者、译者、读者、翻译发起人、赞助人、出版商、营销商、编辑等。而外界环境是指与翻译活动有关的自然经济环境、语言文化环境、社会政治环境等。也就是说主体和客体相互作用的过程。在哲学上称为主体客体化和客体主体化的过程。其实主体就是内部环境，客体就是外部环境。而翻译就是这两者相互作用的结果，也是人类认识自然和社会发展的产物。这在翻译生态学的角度上被认为是生态和环境两个方面。
方梦之认为，从社会学角度看，翻译活动是由诸多行动者在特定的环境下共同参与、彼此结合起来共同完成。在翻译的过程中，这些不同生命体就会形成一个翻译生态场。在这个场中，原文作者、译者、读者、翻译发起人、赞助人、出版商、营销商、编辑、译文审查者、译评人、版权人等是在相互协商相互作用下为了完成翻译作品而维护这种关系。他们是这个场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各有各的作用和任务。缺乏任何一个因素，翻译就有可能被重写，甚至翻译活动将无法进行下去。
同时，翻译生态也是和谐共生、平衡发展的。尽管在有些情况下有可能出现矛盾和挫折，但是他们都必须遵守翻译选择适应的规则，或许每个参与者都有选择的机会，选择不一样，结果也会不同。有的适应了其他参与者的期望和翻译的外部环境的客观要求，那么这些作品当然就会在社会上留存和传播下去。反之，结果可能会大不一样。比如，有些热血青年可能会因为个人的爱好而一厢情愿地翻译，没有其他参与者的认可，这样的翻译就没有结果。这是因为翻译要获得成功，既要提升个人对翻译环境的适应能力，又需要与生态场中各参与者和谐相处，得到他们的接受和赏识。当然，也有些翻译者可能本身翻译得并不怎么样，但是，正因为他与别的参与主体搞好了关系，所以他们的作品还会在这个社会上传播。
“A country does not have permanent friends， only permanent interests.”（没有永远的朋友，仅有永远的利益。） 十九世纪英国首相帕麦斯顿的这句话是英国外交的立国之本。对于一个国家是这样，翻译在其发生和发展的过程中难道不是这样吗？这就是生存的法则。
二、翻译生态环境对《诗经》翻译的影响
既然翻译要受到生态环境的制约，而且与翻译生态关系内部和外部的相互关系有关，那么，是什么利益怎样影响《诗经》的翻译呢？为了方便分析，我选取了西方的理雅各和中国的许渊冲翻译《诗经》的两个英译本，下面就对此做简单的分析。
根据马斯洛的人格需求层次，人的需求有五个方面，既然有需求，那么就会在满足需求的过程中出现矛盾。又是什么因素决定谁最终得到满足呢？我们可以看到任何人要实现某种需求必然要满足他的生理需求。因为只有满足身体的正常运行的情况下，才会有其他的需求。否则，其他的需求就无从谈起。而要实现下一个阶段的满足，必须有足够的经济基础作为保障，这就是为什么“没有永远的朋友，仅有永远的利益”。
1.自然经济环境的对比
理雅各翻译《诗经》的时代是中国经济落后、民不聊生的年代，这就决定了中国人主要的需求是物质需要，相对西方国家来说，他们的需求可能就不是如此。正因为这样的原因，所以当时只有西方人有这样的需求。尽管也有一些中国的仁人志士探索救国救民的道路，但是由于经济的落后，社会混乱，他们只是希望能够通过“西学东渐”的方式来引进救国救民的真理。甚至有人太过激进，而全盘否定中国的经典。
而许渊冲翻译的年代就大不一样了。经过了几十年的发展，加上改革开放的春风，中国正是一派繁荣昌盛的景象。人们在经济上富裕了，也慢慢地回过头来开始研究自己的经典作品了。从马斯洛的需求层次来看，我们的民族文化意识开始觉醒，在满足了温饱之后，就有许多人开始繁荣传播我们民族的文化。许渊冲先生就是这样的典范。
2.语言社会环境对比
理雅各翻译《诗经》时，中国还使用古文。这是不利于普通的人民掌握的语言。而许渊冲翻译《诗经》的时候，白话文已经发展成熟，在借鉴了西方语言的同时，有了新的发展。这也是许渊冲先生敢于提出“美化之艺术，创优似竞赛”的最好例证。中国人敢于拿自己的语言来和西方的英语来做竞争。这就说明一个很重要的问题，那就是中国随着经济的发展，社会的进步，民族自尊心自信心不断增强，语言文化环境也更加有利于翻译的进行。
3.社会政治环境对比
理雅各翻译《诗经》的社会是中国社会混乱而各种政治派别互相斗争的时期，可是西方国家却处于发展扩张时期。他们在几百年的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积累了相当的资本和财富，所以他们满足了基本的需要，他们需要侵略别国来实现自己在经济和政治上的安全。基于这样的目的，所以他们想通过了解中国的文化以期找到突破中国人的思想。正因为中国相对于他们在经济上的弱势，政治上也就处于弱势。因为当时中国连人民的基本需求满足不了，更不用说是其他的需求了。许渊冲翻译的中国是在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里，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进行大力地现代化建设。所以中国也实现了温饱向小康的飞跃，当然在思想和文化上的需求会更多，特别是对中国的一些经典作品有了更多的思考和探索。
尽管翻译的外部环境对翻译来说相当重要，但是如果要实现翻译的高级发展来满足人类的高级需求，必须依靠人自己来追求。其实，每个民族在翻译别的民族的东西的时候，也是有需求的。如果这种作品能够指导自己的民族实现某种需求，那么这种作品绝对会受到欢迎和广泛的传播。所谓翻译的最高境界，就是在作品翻译中实现自我实现，而不是一种语言上的转换和传播。
三、《诗经》翻译的内部环境
1.译者不同
理雅各（James Leggle，1814—1897）是英国汉学家，1871年在伦敦出版了他的《诗经》英译本，在《诗经》 的英译史上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1843年，理雅各来香港时带来马六甲的几个基督教徒，算是香港的全部信众。到1870年，经他受洗总人数达272人，先后建起了四座教堂。但在各差会在香港的核心人物中，理雅各的传教成绩不算最突出。他不是固执守旧的传教士所能接受的那种传教士，因为他与华人平起平坐，甚至走上世俗化与中西宗教融合的道路。他更不是英政府所期待的那种传教士，因为他出于对中国的良知，反对鸦片贸易，抗议英政府介入镇压太平天国，不许英政府武力介入教案。在这样的心态之下，理雅各倾心研究中国文化，热心在华事业。理雅各十分努力在中国传教，写出了18种汉文新教布教书籍。
许渊冲是随着新中国的发展而成长起来的一代人，所以他在中国的现代化建设中感觉到了中国的力量和希望。
2.读者不同
理雅各翻译的作品是给外国人，特别是当时想通过武力来征服中国的政客们看的，或许也有民间爱好者会读，但这部作品主要是给那些侵略者看的。许渊冲的译本是在改革开放之后，中国在思想开始解放的同时，一种民族意识的觉醒之后，相关的组织希望资助一些有名的文人来翻译传播中国的经典名作。通过这样的努力，国人希望能够扩大中国在国际上的影响力。同时也希望通过这样的方式，给中国的知识分子和劳动人民以信心，并团结客居他乡的中国人来建设我们的国家。
四、结语
通过比较，我们得出这样的结论：翻译主体是翻译活动中比较活跃的因素，但是主体所处的翻译生态环境，包括内部环境和外部环境都将决定翻译活动的进行，特别是自然经济环境是最具有决定性的因素，对于个人来说是如此，对于一个国家来说也是如此。《诗经》的这两个英译本的翻译受到翻译生态环境的制约，在翻译发展的过程中，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外界环境的制约，特别是经济、社会和政治的限制，但翻译在发展到一定阶段时，就会依靠人的自身。而在人类还没有解放自己之前，翻译还要受内部环境的制约。也就是说，翻译的发展是客观的，随着社会的进步和人类思想的进步而不断发展的，我们应该在这个方面好好努力。目前虽然外部环境不是太发达，但是支持翻译发展的主要不是被翻译国的和翻译国的经济及其他环境决定。当然在翻译的国家来说还要受内部环境的制约，也就是人与人的关系，具体地说就是翻译参与者之间的相互关系和利益分配。
参考文献：
［1］胡庚申.翻译适应选择论［C］.湖北教育出版社，2004.
［2］李砚霞.译者在“翻译生态环境”中的适应和选择——以《诗经》英译者为例［J］.山西大同大学学报，2011，Vol.25，（1），77-80.
［3］李玉良，王宏印.《诗经》英译研究的历史、现状与反思［J］.西安外国语学院学报，2006，（4），36-39.
［4］方梦之.论翻译生态环境［J］.上海翻译，2011，（1），1-5.
作者：魏亚令
翻译生态环境论文 篇3：
汉语典籍外译翻译生态环境探析与反思
摘 要：中国文化走出去战略中，汉语典籍外译不可或缺。本文基于生态翻译学理论，对1949年以后国内汉语典籍外译发展历史及典籍外译实践所处的社会生态环境进行了分析，探讨典籍外译实践与社会生态环境之间的关系，同时针对国内典籍外译域外传播效果不尽人意的现象，从跨文化传播角度提出以往国内典籍外译在“译本选择”、“翻译主体及策略”、“译作出版与发行”三方面存在的问题以及应对策略，以求对当下的典籍外译实践有所启示。
关键词：汉语典籍；典籍翻译；生态翻译学；文化软实力；文化走出去
习总书记曾指出：中华文化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包含着中华民族最根本的精神基因，代表着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要努力展示中华文化独特魅力，塑造我国的国家形象。[1]随着中国国际影响力越来越大，世界越来越希望学习、研究中国文化，中国文化对外传播也迎来了最好的历史机遇。体现中国传统文化精髓的汉语典籍博大精深，是中国文化“走出去”战略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从本质上说，汉语文化典籍外译就是向世界展示中华文化的独特魅力所在，对增强中华文化国际影响力、提升我国文化软实力建设、推动社会主义文化繁荣发展有着重要意义。
根据生态翻译学理论，翻译生态可以表述为“翻译主体之间及其与外部环境之间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状态。”[2]翻译的外部环境包括经济环境、文化语言环境和社会政治环境，可以统称为社会生态环境。翻译是个复杂的过程，译本的接受与传播不仅与译者的翻译水平和翻译技巧有关，与特定的社会生态环境也密切相连。因此，有必要对建国后（特别是改革开放后）汉语典籍外译社会生态环境进行探究与反思，以期更好地推动当下语境中的汉语典籍走出国门。
一、建国后汉语典籍外译发展历程及社会生态环境分析
翻译在文化交流和发展过程中充当着重要的桥梁，然而不同历史阶段译作的出版和传播态势却截然不同。汉语典籍外译可以追溯到16世纪末期。1590年，西班牙传教士胡安·科沃将《明心宝鉴》译成西班牙文，这是译介到西方的第一本汉语典籍。自此，“以来华传教士为翻译主体，开启了中国文化西传的第一次高潮，此阶段中国典籍西译的数量之大在今天看起来也是很惊人的。据考狄书目统计，16-18世纪这200年间，西方出版了关于中国研究的各类图书多达上千种。” [3] 与之对比，由于经济环境和社会政治环境等社会生态环境因素束缚，尽管在19世纪末期陈季同、辜鸿铭等国内译者也翻译了诸如《聊斋志异》、《论语》、《中庸》等汉语典籍，国内成规模的典籍外译却比西方出现的晚得多。直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典籍外译发展才有了新气象，而真正的外译高潮则出现在改革开放以后，“特别是进入21世纪，典籍翻译汉译英状况日益兴盛，几成潮流，译本之多、质量之高、翻译形式之多样化都达到空前高度。”[4]
根据《中国文化对外翻译出版发展报告（1949-2009）》统计，1949-1979这30年间中国共用44种外文翻译出版了总计9356 种中文图书，其中排名前两位的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与邓小平理论类3045 种、中国政治、法律和文献类2709种，两类图书占同期整个中译外图书的近62%。[5] 伴随着中国对外翻译出版业的繁荣，国内汉语典籍外译也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绩。1951年创办的英文版期刊《中国文学》杂志是当时向海外译介中国文学的最主要渠道。虽然该杂志以译介中国当代文学为主，但也以选译的方式刊载了《诗经》、《本草纲目》、《西游记》等汉语典籍译文。更为可喜的是，以外文出版社和新世界出版社等为代表的出版商陆续出版了《离骚》、《水浒传》、《红楼梦》等全译本典籍外译作品，这是中国官方首次有意识、有规模地向国外推介汉语典籍。当然，与其他类型作品外译相比，改革开放前汉语典籍外译始终没有取得实质性突破，汉语典籍类译作占同期整个中译外图书的比例也非常低，远远不足1%。
出现这种情况主要与当时作为赞助人的官方意识形态有关。根据勒菲弗尔操控理论，作为意识形态代言人的赞助人会利用他们的话语权直接干涉翻译的过程。1979年以前，中国处于计划经济时代，政府在翻译出版中拥有绝对话语权，扮演着重要的赞助人角色。新中国成了初期，“古为今用”是处理古代文化遗产的基本方针，毛主席也不止一次提到要注重继承和借鉴古代文化遗产，因此建国后一段时间内官方比较重视在对外宣传中传播中国古代优秀文化。不过，从上世纪50年代末一直到文革结束，国内在对待古代文化遗产问题上出现了明显变化，同时“整个翻译过程常常是在政治权力机构的直接领导和控制下进行的，表现为一种高度规范化、组织化的整齐划一的政治行为；从翻译作品的内容来看，对作品的选择严格按当时的政治需要”。[6] 在那个特定历史条件下，汉语典籍不能体现官方主流意识形态，因而根本不可能被官方列入对外推介重点书目之中，甚至还出现了长时间停滞不前的情形。
改革开放后中国的综合国力日益强大，对外交流愈发频繁，汉语典籍外译也迎来了真正意义上的发展高峰期。根据《中国文化对外翻译出版发展报告（1949-2009）》统计，改革开放后30年中国翻译出版的图书总计9763 种，从总量上看与改革开放前30 年大体相当，不过图书的种类、内容发生了显著变化，政治法律类与之前大体持平为2079种，马列主义与毛泽东思想类译著却大幅下降，仅为48 种，历史地理类、科教文体类、中国文学类和哲学宗教类译著则显著增加，分别为2426 种、1347种、993 种和181 种，[5] 占同期整个中译外图书50%以上。历史地理类、中国文学类、哲学类作品中不乏汉语典籍，因此，汉语典籍外译作品无论在数量还是在种类上都达到了一个空前的高度，约占同期中译外图书总量的3%左右。
这一时期最引人注目的是“熊猫丛书”和《大中华文库》。“熊猫丛书”是将《中国文学》杂志上譯载过、但还未单独发行的译作结集出版，后来又增加了新译的作品。丛书主要用英、法两种文字，也出版了少量德文、日文译作。从1981年到2000年，“熊猫丛书”共翻译出版了195部作品，其中不乏《诗经全译本》、《汉魏六朝诗文选》、《唐代传奇选》、《明清诗文选》、《三部古典小说选》等汉语典籍译作，另外还出版了陶渊明、王维、蒲松龄、刘鹗等作家的作品译文专集。令人遗憾的是，这套丛书“并未获得预期的效果。除个别译本获得英美读者的欢迎外，大部分译本并未在他们中间产生任何反响”。[7]《大中华文库》工程是有史以来我国首次系统全面地向世界推出外文版汉语典籍的国家重大出版项目。一期工程于1995年正式立项，计划从我国先秦至近代经典著作中选出100种，涵盖文化、历史、哲学、经济、军事、科技等领域，先由专家将古文译成白话文，再从白话文译成英文。二期于2007年正式启动，增加了日、法、德、俄、西、阿、韩7个语种对照版本。截至2013年，《大中华文库》已出版汉英对照版100余种，多语种对照版50余种。《大中华文库》出版工作受到了国家领导人的关注。2006年，前国家主席胡锦涛向耶鲁大学赠送的图书中就有《大中华文库》中的《论语》、《礼记》；前国务院总理温家宝还曾两次写信对《大中华文库》学术顾问和工作人员进行慰勉问候。不过，同“熊猫丛书”一样，《大中华文库》丛书对外传播效果也不够理想，“除个别几个选题被国外相关出版机构看中购买走版权外，其余绝大多数已经出版的选题都局限在国内的发行圈内，似尚未真正‘传出去’。”[7]
“十二五”以来，汉语典籍外译更是进入了发展“快车道”。2011-2012 年，原新闻出版总署陆续出台《新闻出版业“十二五”时期走出去发展规划》、《关于加快我国新闻出版业走出去的若干意见》等文件，明确提出要大力推动汉语典籍走出去，加强汉语典籍对外翻译与出版。与此同时，“中国图书对外推广计划”、“中国文化著作翻译出版工程”、“经典中国国际出版工程”等工程项目都为汉语典籍对外传播提供了资金支持。如仅在2011年，“中国图书对外推广计划”和“中国文化著作翻译出版工程”两个工程共与29个国家、124家出版机构签订了240个资助协议，资助金额超过1500万元。[8] 这其中汉语典籍占据了较大份额。“经典中国国际出版工程”更是将中华文化典籍作为走出去的重点类别，积极通过市场运作向国际市场推介汉语典籍译作。正因如此，每年出版的汉语典籍数量逐年上升，在国内各大图书博览会和重大国际书展中也常见汉语典籍译作的身影。更为可喜的是，汉语典籍译作产品形态日益丰富，已经从单一的纸质图书拓展到音像电子、数字等多种形态，并通过各种渠道走进海外市场，在国外读者中产生了愈来愈大的影响。
改革开放后汉语典籍外译繁荣景象主要与中国国内的经济情况和社会政治环境密切相关。自从实现改革开放政策以来，中国经济以年均9.75%的速度飞速增长，远高于同期世界经济3.3%左右的年均增长速度，2008年我国经济总量超过德国跃居世界第三，2010年超越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经济发展使全世界的目光投向了中国，为了进一步了解、学习中国文化，汉语典籍译作吸引了越来越多国外友人的关注，这无疑为汉语典籍走向世界提供了良好的环境。与此同时，中国经济的发展还极大推动了“文化走出去”战略的实施。2000年，十五届五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第十个五年计划的建议》中提出实施“走出去”战略。2002年，时任文化部部长孙家正在座谈会上指出要进一步扩大对外文化交流，把中国建设成为立足亚太、面向全球的国际文化中心。2004年，十六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再次明确要推动中国文化走向世界，提高中国文化的国际影响力。2006年，《国家“十一五”时期文化发展规划纲要》首次将文化走出去放在战略高度加以强调。为了加强对外文化交流，推动建立中华文化走向世界的新格局，还提出实施“走出去”重大工程项目。2011年，十七届六中全会审议通过的《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为中国文化走出去奠定了思想基础和总体战略。《决定》再次强调“实施文化走出去工程，完善支持文化产品和服务走出去政策措施，支持重点主流媒体在海外设立分支机构，培育一批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外向型文化企业和中介机构，完善译制、推介、咨询等方面扶持机制，开拓国际文化市场。”[9] 2012年党的十八大胜利召开，十八大报告指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必须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兴起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新高潮，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增强文化整体实力和竞争力。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就弘扬中国传统文化发表了一系列重要讲话，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对传统文化的认识提升到了一个新境界。习总书记多次强调“弘扬中华文化，不仅自己要从中汲取精神力量，而且要积极推动中外文明交流互鉴，讲述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促进中外民众相互了解和理解，为实现中国梦营造良好环境”。[10] 可以说，正是由于当下良好的经济环境和国家的政策支持，汉语典籍外译才有了欣欣向荣的新气象。
二、汉语典籍对外传播困境反思
建国后我国为推动汉语典籍走向世界投入了较大人力、物力、财力，国内汉语典籍外译也呈现出生机勃勃的局面，然而，从域外传播效果来看，总体而言“收效甚微，实际效果并不理想”[7]，更未“落地生根、开花结果”。客观地讲，“我国正处在翻译生态环境最好的时期之一，经济环境宏阔，社会政治环境稳定、语言文化环境多元共融”[11]，不过，与此同时，从生态翻译学角度来看，也存在着明显的不协调、不平衡，这也是汉语典籍译本在西方接受不理想的重要原因。因此，如果想有效解决汉语典籍译本在国外落地难问题，从跨文化传播视角反思翻译生态中各种因子与翻译环境中诸多要素之间的不和谐现象至关重要。
首先要思考的是译本选择问题。理论上讲，译者翻译自己喜欢的作品更容易保证译本的质量。典籍翻译大家汪榕培教授谈论他之所以从道家著作开始典籍英译时曾说：“主要是我的兴趣使然。尤其是《老子》和《庄子》的内容深邃，文采斐然，与我自己的思想理念最契合。”[12] 不过，有学者曾做过调查，国外读者除了对《老子》、《论语》等少数汉语典籍感兴趣之外，往往更关注中国现当代文学，这自然给大多数汉语典籍译作在国外的落地带来了不小难度。以往，汉语典籍译作在西方影响不尽人意，其中一个原因就是选题策划能力不强。正如廖华英所言：“目前，中国文化在对外传播中往往过分强调个性，而忽视了共性。众所周知，文化共性，是引起国外兴趣点的重要因素。只有點燃西方人的兴趣点，才能吸引他们逐渐喜欢上中国文化。”[13] 汉语典籍文献浩如烟海，根据2008年国务院公布的首批《国家珍贵古籍名录》，至少有2392种典籍流传至今。关于汉语典籍翻译的选材，清华大学罗选民教授提出过如下原则：1. 普遍性原则，即具有普遍意义的典籍；2. 契合点原则，即要发现外国人爱好哪些作品；3. 现实性原则，即优先选取能为现实服务的典籍；4. 覆盖面原则，即兼顾文学和其他方面的选材。[14] 对此笔者表示赞同。由于短时间内不可能彻底改变中国文学处于世界文学边缘的状况，更不可能完全改变西方读者的接受心态，至于说当今西方普通读者对汉语典籍的接受水平，从某种程度而言，也只是“相当于我们国家严复、林纾那个年代的阅读西方作品的中国读者水平”[7]，因此，在汉语典籍走出去过程中，官方在策划选题时必须与学术界及相关部门统一谋划，充分考虑国外读者的接受习惯、阅读特点和理解能力，考虑他们的期待视野和接受能力，尤其要注重挖掘与其他民族文化具有共性的内容，通过共性的东西带动他们的阅读兴趣，进而逐步提高他们对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中具有典型民族性内容的接纳性，这样才能增强中华文化的感召力。倘若译本选择问题不能妥善解决，典籍外译很容易变成“出口转内销”，成为学习外语或者搞翻译研究的参考书，那样的典籍外译无异于闭门造车。
其次要思考的是如何译问题。英国学者格雷厄姆曾提出汉籍外译只能交由目的语译者，而不能由中国学者完成：“我们几乎不能放手给中国人来翻译。按照一般规律，翻译都是从外语译成母语，而非从母语译成外语，这一规律很少有例外。”[15] 至今，国内学者中表示认同的也大有人在。然而，“西方译家纵有母语之长，但对原文的理解却不透彻，相应的译文表达也就在一定程度上差强人意，加之缺少对语言表征性和翻译本质的辩证认知，致使文学不可或缺的形式大多丧失，如此翻译处理后的国之经典自然黯然失色。”[16] 其实，中国学者素有将本国文学作品翻译到国外的传统，勒菲弗尔等国外学者就曾注意到这种现象：“过去中国学者曾不屈不饶地把本国文学作品译成英语，有些还译成其他国家语言。世界上较少有人自豪地将作品译入其他语言，中国人在这方面显得尤为突出。”[17] 笔者认为，在今后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典籍外译主力军只能是中国译者，同时对于中国译者来说最主要的是要摆脱过分强调以作者和原文本为中心的现象。当下，在翻译汉语典籍时，大多数国内学者“都推崇异化的翻译策略，认为只有充分异化才能保持汉语的文化特色和异域风味，进而光大中国文化，使之灿烂于世界多元文化格局”。[18] 以《大中华文库》翻译为例。大多数国内译者过于强调忠实原文，严格按照原文的思路来翻译，结果导致译文中出现了很多国外读者不熟悉的内容和形式。由于这些内容和形式不符合国外读者的接受心理，很难满足他们的阅读口味，译本自然就不会在国外流行了。与之相反，国外译者在翻译汉语典籍时往往会根据读者需要，将某些内容和情节省略不译。这些译本看似不忠实，却颇受读者欢迎。典籍翻译过程中我们当然不提倡庞德式改写，但译者也要充分考虑目的语对他国文化的接纳力，考虑目的语文化和原语文化之间的冲突，并采取合适的翻译策略规避冲突，促成和谐共融。否则译文的接受也就没有了基础，甚至还会产生文化误读和文化冲突。上海外国语大学史志康教授为了让《论语》译作顺利走出国门，采用了“借帆出海”的译法，即给孔孟文化制定一个“西方思想参照表”，这不失为一种有益尝试。其实，翻译过程中的“译者中心”是指“译者在翻译过程中首先要‘适应’翻译生态环境，”而后再“依据翻译生态环境决定对译文的‘选择’”。[19]倘若不考虑翻译实践所处的国内外翻译生态环境，意图将本国文化强加给国外读者，典籍走出去过程中非但不能培养出高端品牌，即便是最根本的译本落地问题恐怕都无法解决。正如高方所言：“文化交流其实就是恋爱，是两情相悦的事，既然是两情相悦，你就不能死乞白赖地投怀送抱，这不体面。无论是接受还是追求，你既然参与了这个游戏，你就必须遵守‘非诚勿扰’这个基本原则。”[20]
最后要思考的是如何出版问题。当前，我国出版业发展迅速，经过十余年的努力，中国图书引进输出比例已经缩小到1：1.6。不过，绝大多数国内出版社对于汉语典籍走出去的认识还有待进一步提高。由于汉语典籍外译海外市场份额小，利润低，国内出版社往往对出版汉语典籍译作热情不高。2011年，学者陈梅、文军对亚马逊（Amazon）图书网上中国典籍英译本销售情况进行过调查。数据显示，当年度亚马逊图书网销售的与中国文化相关的书籍有1200本，其中典籍英译176 本，国内出版社出版52本，仅占30%，且比较集中于几家出版社。此外，与国外出版社相比，国内大多数出版社在出版各环节的专业化、国际化程度也远远无法满足国际市场的要求。有鉴于此，笔者建议国内出版社在承担汉语典籍对外传播工作时有必要进一步加强国际出版信息的收集、整理和分析工作，积极主动了解国外读者的兴趣点和阅读习惯，熟悉国外图书出版发行规律，并把准确信息提供给决策部门，甚至译者。为提高汉语典籍译作落地效果，还可以积极寻求与国外知名出版机构进行合作，拓宽合作范围，深化合作内涵。除此之外，不妨加强与国外媒体的合作，借助国外媒体平台，打造较为完善的宣传和传播网络，培养潜在的读者群。令人欣慰的是，国内某些出版社和决策结构已经开始重视上述问题。如为提高2009年法兰克福书展参展效果，中国外文局所属外文出版社成立了专门项目组，精心策划参展图书，并采用国际流行的开本及装帧、设计风格，使得“熊猫丛书”以赞新面貌出现在国外读者面前。国家社科基金中华学术外译项目也主动邀请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外方出版机构参与译作的出版、发行，如剑桥大学出版社、圣智学习出版社、施普林格出版社等。对国外图书馆数据库进行检索，结果表明合作出版效果比较好。
三、结语
文化是民族凝聚力的重要源泉，更是当今各国综合国力竞争的重要方面。十八大报告提出要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基础上努力实现新要求，其中重要一条就是文化软实力显著增强。尽管典籍外译仍然存在“传而不通”、“通而不受”的问题，典籍文化走出去也困难重重，但只有实现典籍外译生态系统平衡，保持一个健康的典籍翻译生态环境，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在国外一定会更加具有吸引力和感染力，中国也会成为世界性文化强国。
参考文献：
[1]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读本[M].北京：学习出版社，2014：99-100.
[2]方夢之.论翻译生态环境[J].上海翻译，2011（1）：1.
[3]张西平.中国古代典籍外译研究的跨文化视角[J]. 新疆师范大学学报，2015（2）：106.
[4]刘杰辉，赵红军.汉语典籍英译的翻译生态场研究[J].辽宁工业大学学报，2014（1）：32.
[5]李子木.《中国文化对外翻译出版发展报告（1949-2009）》发布[N].中国新闻出版报，2012-12-14.
[6]马士奎.中国当代文学翻译研究（1966-1976）[M].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7：19.
[7]谢天振.中国文学走出去：问题与实质[J].中国比较文学，2014（1）：2，9.
[8]何克勇等.中国文化走出去-对比研究[M]. 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5：43.
[9]中共中央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N]. 2011-10-26.
[10] 习近平.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着力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N].人民日报， 2014-01-01.
[11] 胡庚申.生态翻译学：建构与诠释[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3：170.
[12] 朱安博.“译可译，非常译”— 汪榕培教授访谈录[J].山东外语教学，2013（2）：4.
[13] 廖华英等.基于文化共性的中国文化对外传播策略研究[J].华东理工大学学报，2010（2）：145.
[14] 罗选民、杨文地.文化自觉与典籍英译[J].外语与外语教学，2012（5）：65.
[15] A. C. Graham. Poems of the Late T’ang[M].London： Penguin Classics， 1965：37.
[16] 赵彦春.《三字经》英译诘难与译理发凡[J].天津外国语大学学报，2014（2）：20.
[17] Andre Lefevere. Translation as the Creation of Images[G]. Susan Bassnett（ed）， Translating Literature. Suffolk： St Edmundsbury Press Ltd， 1997： 70.
[18] 徐珺.21世纪全球化语境中的汉文化经典外译策略探索[J].外语教学，2009（3）：92.
[19] 胡庚申.从“译者中心”到“译者责任”[J].中国翻译，2014（1）：33.
[20] 高方，毕飞宇.文学译介、文化交流与中国文化“走出去”[J].中国翻译，2012（3）：53.
作者简介：张祝祥（1964-），男，辽宁锦州人，教授，硕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应用语言学。
作者：张祝祥 成昭伟 刘杰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