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小编给大家找来了《关于计量经济学的国民经济论文(精选3篇)》，欢迎大家借鉴与参考，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摘要］经济周期是当代宏观经济学的核心研究课题，然而理论界关于经济周期的理论内涵、生成机制以及周期长短等重大问题却一直存在着众多意见分歧。这种状况的存在极大地削弱了现存宏观经济理论的完美性及其实际应用。本文在系统梳理已有理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明确指出了现存各种经济周期理论中存在的3个重大疑点，并进一步分析了产生这些疑点的原因。
关于计量经济学的国民经济论文 篇1：
假设的现实性与易处理性之间的权衡
摘 要：弗里德曼《实证经济学方法论》的发表引发了一场关于经济学方法论的大争论，包括萨缪尔森、西蒙、纳格尔在内的众多知名学者都直接参与了该论战。时至今日，经济学界就经济学的主要目的已达成一致的共识，但是对经济学假设应该具备多大程度上的现实性还存在一定的争议。事实上经济学家经常面临着假设的现实性与易处理性的权衡，经济学理论的创新需要在假设的现实性与易处理性之间找到一个较好的突破点。
关键词：假设；方法论；现实性；实证经济学；易处理性
A Tradeoff between the Reality and Tractability of a Hypothesis
- A Review of the Debate over “The Methodology of Positive Economics”
MA Tao, ZHENG Hao
(School of Economics, Fudan University, Shanghai 200433, China)
Key words：hypothesis; methodology; reality; positive economics; tractability
每一个学科在走向成熟的过程中，都会面对许多类似的问题，比如自身的完备性缺失、不同分支之间矛盾的调和以及方法论的选择等。经济学也没有例外，它在发展的过程中有着三次较大的方法论争论，而其中持续时间最久、参与人数最多、影响最为深远的一次就是由弗里德曼1953年所发表的《实证经济学方法论》（下文简称《实证》）所引起的第三次方法论争论。关于这次经济学方法论争论，在国外相关研究成果较多，而且还吸引了许多哲学家参与进来；在国内，由于大家接触到这个争论时这场争论的主战场已经转移到哲学领域，故而经济学界内的人关心较少，相关研究成果不多。本文拟结合《实证》的写作背景及相关争论，从假设的真实性与易处理性之间权衡的角度重新思考这一论战，希望能对更好地理解现代西方经济学方法论提供一定的启示。
一、《实证》的写作背景
亚当•斯密（Adam Smith）在1776年出版了他的开篇之作《国民财富的性质与原因研究》，这也被认为是经济学科横空出世的标志。但在之后一个多世纪里经济学并不是一门受到追捧的学问，发展速度比较慢，甚至还不是一个非常独立的学科，无论是李嘉图（Ricardo）的《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还是穆勒（Mill）的《政治经济学原理》都在经济前面冠以政治这个限定语，而且经济学还面临着当时的历史学帝国主义的强大攻势。门格尔（Menger）在《德国国民经济学的历史主义谬误》中说道：“历史学家像外国征服者一样一步一步踏入了我们的科学领域，给我们强加他们的语言，他们的习惯，他们的学术用语，以及他们的方法，在与他们的特殊方法不一致的每一个研究领域不可容忍地与我们发生争斗。”[1]经济学“小媳妇”的地位显得相当尴尬。
此时，数学刚刚从第二次数学危机中走出，法国著名数学家柯西（Cauchy）与德国的数学家威尔斯特拉斯（Weierstrass）各自独立地给出了微积分严密化的方法，微积分成为了一门成熟的数学分支。此外，19世纪后半期，西方人本主义哲学发展并流行起来了。这种哲学把人主要看作是生物学上的人，把人作为研究的目标和主体，它对经济学的影响，就是使经济学转向了研究个人及其主观愿望、消费行为等。在这样的哲学背景下，借助新的数学工具，英国的杰文斯（Jevons）、瑞士的瓦尔拉（Walras）、奥地利的门格尔（Menger）几乎同时提出了边际效用学。边际效用学说的产生，使西方经济学发生了一场“边际革命”，标志着西方经济学发展到了现代经济学的新阶段。随后，经过马歇尔（Marshall）的综合，现代经济学的框架体系大致建立，这个体系的根基就是效用极大化理论。
到了20世纪40年代，许多研究者纷纷对边际分析方法提出质疑，在收集并考虑了40年代中期58份企业家的问卷调查之后，勒斯特（Lester）发现现实中企业更多地使用平均成本来定价，而不是按照边际成本的原则进行定价，于是他得出这样的结论：企业似乎没去追求利润的极大化，由此他陷入了对传统边际主义理论赖以建立的假设的有效性的巨大怀疑中。该调查报告一石激起千层浪，一些经济学者对勒斯特的调查作出回应。麦克拉普（Machlup）首先作出回应，他指出反边际主义者的发现与边际分析是相容的，因为反边际主义者的很多经验发现都可转换成边际主义的语汇。然而麦克拉普对边际主义的辩护只获得了部分成功，他并未成功地证明，新古典理论被应用于对单个企业的行为预测时是否成立。接下来弗里德曼(Friedman)的好友斯蒂格勒（Stigler）也撰文声援麦克拉普。然而他的批驳似乎有点不痛不痒，并没有打中要害，于是弗里德曼亲自披挂上阵，发表了《实证经济学方法论》，引发了长达30年之久的经济学方法论之争。
二、《实证》的主要观点
弗里德曼撰写《实证经济学方法论》的初衷是为了给他心中所敬仰的马歇尔传统做辩护。首先，他引用了约翰•内维尔•凯恩斯的观点，讨论了实证经济学与规范经济学的关系。在他看来，某种程度上，实证经济学和规范经济学的混淆是无法避免的。他在文中指出：“从原则上说，实证经济学是独立于任何特别的伦理观念或规范判断的。正如凯恩斯所说，它要解决的是‘什么是’，而不是‘什么应该是’一类的问题。它的任务是提供一套一般化体系，这个一般化体系可以被用来对环境发生变化所产生的影响作以正确的预测。”[2]然而反过来，规范经济学和经济学的艺术并不能独立于实证经济学，也就是实证经济学是整个经济学大厦的基础。
弗里德曼接下来指出，实证科学的终极目的就是要发展这样一种“理论”或“假说”，使之能够对尚未观察到的现象做出合理的、有意义的（而不是老生常谈的）预测。他提出，那些真正重要而伟大的假说所包含的“假设”是对现实的一种十分不精确的描述性表达，“一般说来，某一理论越是杰出，那么它的‘假设’（在上述意义上）就越是脱离现实。”[2]依照弗里德曼的看法，假设是否具有现实性并不是判断一个理论模型是否好的标准，如果这些假设能够帮助我们针对既定的目标提供更好的预测，那么这个理论模型就是好的。在阐述了实证经济学的终极目的与理论的检验标准之后，弗里德曼提出，具有重大意义的理论的重要特征即是其假设的非现实性。在他看来，新古典的最大化假设被经济学者所接受的原因即是以此为前提的经济理论所导出的结论与现实是基本相符的。他认为，“不恰当地过分重视假设的描述真实性问题”会使我们忽略“考察决定各种假说有效性的限制条件的关键问题”，也就是说在弗里德曼眼中，假设是非常重要的。在文章的最后，弗里德曼还倡导经济学研究者要不断创立新的假说。
综上所述，弗里德曼《实证》一文的核心观点主要有两条：第一，假说的预测能力是检验假说的唯一判据；第二，某一理论越是杰出，那么它的“假设”就越是超脱现实。根据弗里德曼的想法，理论的预测力是判断一个理论正确与否的重要标准，为了增强理论的预测力，我们必须在假设的真实性上做出退让。然而，我们在假设的真实性方面做出退让之后，我们就可以保证理论的预测力的提高么？答案是不一定的，但这一退让能换来了较大程度的易处理性，经济学家们可以凭借他们丰富的职业经验对假设进行各种修剪以保证较好的预测力。虽然易处理性这一点并未在《实证》中直接提及，但它是弗里德曼《实证》一文中的应有之意，且占据了《实证》一文逻辑结构的核心位置。弗里德曼认为假设的真实性的退让能换来的是易处理性的提高，而易处理性的提高才能保证预测力的增强，进而形成一个好的理论。
三、围绕《实证》一文的争论
《实证经济学方法论》发表之后，许多经济学者参与了论战。论证主要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1957到1962年，主要参与者是库普曼斯（Koopmans）、罗特温（Rotwein）、阿加西（Agassi）等；第二个阶段是1963年到1979年，主要参与者是萨缪尔森（Samuelson）、西蒙（Simon）、纳格尔（Nagel）等；第三个阶段是1979年到1987年，主要参与者是波兰德（Boland）、布劳格（Blaug）等。论战的参与者形成了两派，一个是“倒弗派”，包括萨谬尔森（Samuelson）、西蒙(Simon)、库普曼斯（Koopmans）、豪斯曼(Hausman)；另一个是“挺弗派”，包括纳格尔（Nagel）、麦克拉普(Machlup)、波兰德（Boland）、布劳格（Blaug）。1962年，美国经济学会特别邀请了许多学者就弗里德曼《实证》一文召开研讨会。1963年5月，美国经济评论（American Economic Review）刊发了纳格尔、萨缪尔森和西蒙的关于弗里德曼的《实证》的评论性文章，这也许是整个争论最为精彩之处。接下来本文结合以上三位学者的论文来分析《实证》的主要观点以及矛盾所在。
美国经济学会的研讨会所邀请的学者之中，只有纳格尔是非经济学家，足见其分量之重。纳格尔从一个哲学家的角度对《实证》一文作出了自己的解读。由于在《实证》之中，弗里德曼没有对假设或理论的类型进行区分，甚至他自己也认为理论的“假设”这一概念具有模糊性，于是“挺弗派”往往倾向于把较多的笔墨用在对理论和假设的类型区分上。纳格尔首先对假设的分类问题进行了探讨，然后在假设的非现实性方面帮助弗里德曼列出翔实的理由。在论文的第一部分纳格尔提出，在一个给定的理论体系中，属于理论陈述（statement）可以分为三组：（1）由作为基本陈述的陈述组成，它们经常叫做理论的“假定”；（2）包括这样的陈述，即从第一组陈诉逻辑上演绎为定理（theorems）；（3）这些陈述实际上没有可观察的指向，它们不能根据表述明确定义。然后在此基础上，纳格尔在第二部分提出一个假设至少有三个理由可以是非真的，并且这一点弗里德曼并没有说明。第一，因为我们不可能完全精确地描述一个事物，我们只能提到一些这个事物特有的一些特征，然后忽略一些其他的不重要的细节，这样一个假设就会是非真实的。第二，按照一些既有的经验来判断，一些假设可能是错的或者是不可能的，这样也会导致假设的非真。因为假设的真实性都可能有时效性，在过去是真实的假设在现在就未必是真的。弗里德曼在文中指出的“马歇尔假定存在完全竞争，可能曾经有过这种情况。但是很明显，现在情况改变了，我们必须放弃马歇尔的理论”[2]就属于这种情况。第三，在许多自然科学之中，现象之间的相互关系通常被表述为理想模型。纳格尔认为，被模式化为理想模型的自然法则并不会因此而变得没有用处。纳格尔论述非现实性的前两条理由是显而易见的，纳格尔的出采之处在于提出了第三条理由。总的来说，纳格尔对弗里德曼的观点是赞成的，但是他觉得弗里德曼对自己观点的辩护很无力，所以他对弗里德曼的文章也只是批判的肯定。
萨缪尔森就没有这么客气了，他认为“纳格尔的态度太温和，而且认为纳格尔也没法使自己相信弗里德曼的那套特殊而且与众不同的方法论，相反，他似乎抛弃了可能被称作‘F扭曲’的理论”。[3]萨缪尔森把弗里德曼的非现实性原则概括为F扭曲，他对F扭曲定义如下：“如果由理论得到的结果在有用的近似值范围之内，即从经验上说是有效的，那么该理论就被证明是正确的；理论本身或其假定的非现实性与理论的有效性和理论的价值无关。F扭曲甚至认为，如果不用比现实本身更简单的事物来解释复杂的现实，就会收效甚微，因此，理论内容及其假定与现实不符是理论的优点。”[3]萨缪尔森认为，弗里德曼的上述观点基本上是错误的，因为从不精确的角度看，非现实性即使在可容忍的范围内，也一定是该理论或假设的缺点。不精确往往比其他的缺点更糟，违背经验科学的过错比别的过错更严重，而不是说错是缺点，小错等于没错。
本来弗里德曼的论文篇幅浩大，又经过几度修改而成的，难免显得些许杂糅，逻辑结构不是太清晰，加之文章例证颇多，涉及好几个学科，让评论者显得无所适从，不知从何处下刀，但“F扭曲”的提出为后继的评论者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标靶，成功地把火力吸引到这个地方。
接下来萨缪尔森运用严密的逻辑推理方法对F扭曲进行批驳。萨缪尔森用三个集合ABC分别代表假设条件、理论本身和经验结果。F扭曲的意思即是C的现实性很重要，即使A、B在经验上不成立，若C在经验上有效，那么B就重要。进一步，萨缪尔森提出，若C是B的结果的完全集合，那么C和B实际上是相同的集合。再令C—为B的结果的一部分，显然有C—C,我们再令A+为A、B、C、C—的集合，得出C—C≡B≡AA+。他认为前提、理论和推论之间存在一种等价与相互蕴含的关系，因此如果前提中存在虚假内容，那么这些虚假内容必然会波及理论及其推论。萨缪尔森认为，显然我们仅仅从理论的部分预测结果也就是C—的正确性无法推出整个理论的有效性。
西蒙是和萨缪尔森站在同一战线的，他也对弗里德曼的观点提出了批评，但是他并没有完全否定弗里德曼的观点，只是把萨缪尔森的“F扭曲”称作“非现实性原则”。与萨缪尔森想法类似，他也借用逻辑的方法指出了《实证》一文的矛盾。他用X表示企业以利润最大化为目标；Y表示企业家能够并且确实做出了计算，以确定利润最大化的行动过程；Z表示价格和交易量，这些是可以观察的，它们处在最大化市场中的厂商的利润水平上面。弗里德曼宣称，只要Z正确，X、Y的真假就无关紧要。而之前萨缪尔森的工作已经证明了，用Z的有效性来支持X和Y的有效性，在逻辑上是错误的。进一步，西蒙指出，用X和Y做前提，Z做结论，“这种构建符合我们普遍的、也许是固有的解释概念。我们以微观现象（辅之以加总定律）——行为人组成的市场——来解释宏观现象。”[3]。西蒙强调了一个一直以来被大家忽视的一点：经济学方法论的发展应当符合我们经济学理论一直以来所坚持的传统和习惯。也就是，我们总是用微观来解释宏观，而不是用宏观来解释微观。事实上半个世纪以来主流经济学的发展也证明了这一点，宏观经济学越来越强调微观基础，无论是卢卡斯（Lucas）的货币经济周期理论还是普雷斯科特（Prescott）与基德兰德（Kydland）的真实周期理论都把微观基础提到了一个很高的地位。
西蒙还指出，人们过于关注弗里德曼的“非现实性原则”的逻辑错误，以至于忽略了命题Z实际上可能是在经验上不可验证，也就是企业是否处于利润最大化点上是很难被观察到的，相关的检验方法也尚未提出，我们无法得知真正的最优点在何处。进一步，西蒙认为，就算Z是个有效的理论，许多大量的数据也表明Y是有问题的，而弗里德曼的“非现实原则”的首要目标就是去拯救Y。西蒙提出了一个新的思路来解决这个困难，他认为我们可以通过更多的观察来发现和检验真实的命题以替代原有的X和Y，也就是我们可以用近似连续性的方法来替代“非现实性原则”。
接下来，西蒙也对弗里德曼的真空假设提出了质疑。他指出：“当伽利略提出不现实假设时，他会感到不安么？我认为他不会，因为他确实是对完全真空下的行为感兴趣，这不是因为世界上不存在任何完全的真空，而是因为真实世界里的某些状况与完全真空足够近似，从而使他的假设富有意义。”[3]西蒙认为，假设的真实性是一种动态的追求，不能一蹴而就，只能逐步逼近。他提出用近似连续性原则来替代非现实原则：如果真实世界的情况与理想类型的假设足够近似，那么这些假设的推论也会近似于正确。
四、对《实证》争论的评论
总的来说，1963年美国经济评论所刊发的《实证》的三篇评论性论文对于弗里德曼的观点表现出三种态度。
第一种是纳格尔的肯定的态度，然而他为弗里德曼辩护的最重要的论点“被模式化为理想模型的自然法则并不会因此而变得没有用处”与弗里德曼文章的观点有着重大的冲突。按照弗里德曼的观点，一个理论的成功与否，关键在于它能否对尚未观察到的现象做出合理的、有意义的预测，如果理想化的模型在预测方面做得很成功，理想化当然可以成为假设的非现实性的一个重要理由。但令人失望的是，理想化的模型往往在预测方面表现得相对糟糕。这样一来，在弗里德曼的《实证》框架体系内让理想化作为假设的非现实性的理由就显得有些牵强。例如200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阿克洛夫（Akerlof）在2007年美国经济学会主席的就职演讲上提到的宏观经济学的五大中性理论：投资与当期利润无关（MM定理）、税收与财政赤字对刺激消费等价（李嘉图等价）、长期中通货膨胀与失业率无关（长期菲利普斯曲线）、货币政策对稳定产出的无效性（理性预期假说）、消费与即期收入无关（LC－PIH理论），这五大中性定理都是典型的理论化模型，他们的假设都是非常不现实的。诚然，这些模型作为改善现实的参考标准（benchmark）意义重大，然而近三十年来的经济学研究表明五大中性定理在实证上都站不住脚。法扎里（Fazzari，1988）通过实证证明了企业的投资决策与现金流有着莫大的关系，也就是宣告了MM定理在实证上的失败；几乎在同时，安德森里（Andereoni，1989）验证了父辈对后代的赠予会对自己产生正的效用，从而李嘉图等价在实证上也站不住脚；罗森伯格（Rosenberg，1982）证实了长期通胀率与失业率是存在着一定的替代关系的，这样一来长期菲利普斯曲线理论就与现实不一致；克里斯蒂娜•罗默和大卫•罗默（Christina and David Romer，1989）证实了如果预期到的货币冲击是中性的话，冲击将会对产出有一个长时期滞后的影响；而LC-PIH理论也面临了类似的实证尴尬，坎贝尔和曼昆（Compell，Mankiw，1989）的研究表明实际的消费函数与即期收入有着莫大的关系。至此，五大中性定理在实证上都被颠覆了。正如阿克洛夫所说，“每个中性结论都基于这个假设：所有决策者都追求自身效用的最大化。但是每个中性结论中，效用函数都被定义得很窄”[4]，这样导致它们在预测方面表现不佳，就相当于我们把一棵参天大树的树叶都剪掉之后，接着砍断了它的侧枝，这样固然能帮助较好地把握最主要的问题，但是修剪过度就导致整幅图景显得过于苍凉，我们想看到的一些承载在侧枝上的信息也被裁剪掉了。以上给了我们一个重要启示，要在假设的真实性与易处理性之间做好适当的权衡。正如罗宾逊夫人所言：“对于经济学中的一系列假设，需要提出两个问题，它们易于处理么？它们与现实世界相吻合么？较通常的是，一种假定是可处理的，而另一种则是现实的。”[5]如果假设的现实性丧失太多，即便是得到了很大的易处理性，理论的预测力不再会持续上升。这也许就是为什么市场上最畅销的中国地图的比例尺是在一比四百三十万左右，它不会粗略到一比一千万，这样会使我们丧失太多的信息；它也不会精细到一比一百万，这样的地图不方便查看。经济理论的目的就类似于为真实的世界描绘一幅缩略图，显然对这幅图的比例尺之把握非常重要。换言之，假设的现实性并不是完全不可让步的，然而让步所换得的易处理性要经得起实际预测的检验，这样的让步才值得，这样才算我们在假设的现实性与易处理性之间作出了好的权衡。
另一种是类似于萨缪尔森的批评态度——全盘的否定。萨缪尔森试图以一种公理化的方法来指出弗里德曼的逻辑矛盾，但是这种公理化的证明显然也会遭到人的诟病，因为大部分经济理论不完全是公理化的，并不具有简单的逻辑结构。正如布劳格所言：“萨缪尔森对‘F扭曲’的错误的证明，看起来只是参考了理论作为组织我们思想的分析性编档体系这个正式的作用，而没有参考理论对现实进行解释这个重要作用。”[6]事实上萨缪尔森此时正坚定地支持描述主义，并且认为经济学家的主要任务就是对经济现象进行描述而非解释。很明显萨缪尔森走向了另一种极端，他认为好的理论，假设不可能非真，而且不需要预测，他认为我们的目标就是画出一幅一比一的地图，他所要的是完完全全的真实性，不需要留下一丝一毫的易处理性。到现在为止，经济学界就经济理论的基本任务已经达成共识，就是兼顾解释和预测功能。而萨缪尔森把这两个重要功能都抛弃了，转而去强调一种客观的描述性功能，必然就招致潮水般的批评。①[注：①萨谬尔森和弗里德曼关于经济学的功能是预测还是描述的争论，可参见马涛 张洋：《经济学的科学特征是解释还是预测》《上海财经学院学报》2009年4期，另见人大复印资料《理论经济学》2009年9期。就像布劳格指出的那样，“这留给大多数论战者这样的感觉：弗里德曼的方法论可能是要不得的，但是萨缪尔森的新方法论更糟，因为它为站得住脚而过于谨慎，结果成为一个胆小的工具主义观点。”[6]128
第三种即是类似于西蒙的折中态度。对西蒙而言，理论假说的现实性永远是科学家应该追求的目标，他实际上在弗里德曼和萨缪尔森之间做了很好的折中。弗里德曼过分强调非现实性，这样的假设可以非常好处理，方便我们做出很好的预测，这样就走向了一个极端；而萨缪尔森却要求假设要有近乎百分百的现实性，很难进行任何处理，甚至按照萨缪尔森的观点，我们无权进行任何处理，这样走向了另一个极端。西蒙居中调和，认为一步做到真实是很困难的，那样会导致我们很难做出什么处理，所以近似的真实是可以接受的，但是完全的真实是我们奋斗的目标，虽然这个目标在短期内有点遥不可及。在西蒙之前，库普曼斯与罗特温也试图进行调和，但是西蒙的调和更加让人信服，他在肯定了弗里德曼的基本观点的同时，也没有将萨缪尔森的想法完全否定。与很多折中主义者不同，他提出求真应当是经济科学的终极目标，也就是说短期而言弗里德曼的观点也许是可以接受的，但是在长期的角逐中获胜的还将是萨缪尔森。
随着辩论的逐渐展开和深入，参与者越来越倾向于走中间路线，他们既不愿意表现出类似于纳格尔的完全的褒扬，即对假设的易处理性给予很高的地位；也不愿意显露出类似于萨缪尔森的完全否定，即对假设的现实性给予很高的权重；他们更愿意的是在假设的易处理性与现实性之间找到一个合适的折中，这样可以既让自己的观点更加站得住脚，更加与经济理论的现实发展相符，又可以让自己免遭非议。
但是，如果经济学家总是在既有的框架下作出权衡，经济理论的发展往往会止步不前，于是经济学家期望能在假设的易处理性与现实性两个方向寻求权衡和突破。经济学假设的可处理性基本是相对于经济学研究者所掌握的工具而言的，为了能够在保证既有的现实性基础上寻求更大程度的易处理性，经济学家不得不努力地丰富自己的工具箱。一方面，近三十年来，计量工具广泛而深入的使用大大促进了经济学研究的发展，克莱因（Klein）、哈维默（Haavelmo）、麦克法登（McFadden）、赫克曼（Heckman）和格兰杰（Granger）先后因在计量经济学的突出贡献而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而计量经济学近乎成为诺贝尔经济学奖最偏爱的一个经济学分支。计量工具的不断更新也让许多复杂的假设有了更强的易处理性，虽然在这一过程之中经济学假设的现实性并没有退让甚至在某种程度上得到了扩展，但是假设的易处理性却取得了突破，而且这一突破能让经济学家们把理论的全貌更为形象生动地展现出来。另一方面，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纳尔逊（Nelson）和温特（Winter）等创立的演化经济学蓬勃发展。他们认为新古典经济理论的假设太脱离现实，故而他们希望自己的理论假设能够更加贴近现实，但是更加现实就意味着易处理性的降低，于是他们引入了混沌理论、耗散结构理论、量子力学理论和计算机处理技术等来应对由于对假设现实性的过分追求而带来的处理上的麻烦。也正是因为工具箱的丰富，演化经济学家们在处理一些非常逼近现实的假设时也显得游刃有余。这样一来，演化经济学家通过引入新的框架和工具，经济学假设的易处理性没有受到一丝一毫的减损，但是经济学假设的现实性却得到了极大的扩展。不过身为演化经济学家的维特（Witt）也曾说过，“环境的变化与真正的新事物的出现，从本质上是非规则和不可测的”。[7]这样一来，演化经济学家所关注的环境的变化和新事物的出现等因素很难被融入到正式的模型中，也就是说工具箱的丰富并不能让我们为所欲为，要想完完全全地贴近现实世界也就是要画出一幅一比一的地图，现在来说还是很困难的。
总的来说，在对大多数经济学假设的处理上，在面临着鱼和熊掌不可兼得的处境之时，经济学家们能够做好的只能是在假设的现实性与易处理性之间找到一个较好的切入点。当然，这个切入点随着时间的推进，必然是朝向现实性那一边的，也就是我们在强调现实性与易处理性的权衡之时万万不可忘却西蒙的箴言：“假设的非现实性并不是科学理论的优点，它是必要的缺点，是由于科学家的有限计算能力而导致的必要让步。”[3]231-236也就是我们在计算能力允许的情况下应该把这种非现实性降到最低，计量经济学与演化经济学的发展即是经济学家们在压缩假设的非现实性上作出的努力。追求假设的现实性应当是经济学家的终极目标，求真也是所有科学的终极目标。同时，经济学所描述和解释的现实不断地发生着变化，经济学的前提假定、约束条件和研究方法也需要不断地进行调整，故而我们所追求的现实应当是一种动态的现实，一种富有可处理性的现实，唯有如此，在此现实的基础上发展出的理论才能够更好地解释和预测经济现象。
参考文献：
[1]门格尔.德国国民经济学的历史主义谬误•序言[M]//[英]约翰•内维尔•凯恩斯.政治经济学的范围与方法.北京：华夏出版社，2001：216页注.
[2]Friedman M. The Methodology of Positive Economics [M] // Friedman M. Essays in Positive Economics. Chicago: Univ. of Chicago Press, 1953: 3-43.
[3]Herbert S, Samuelson P. Problems of methodology - Discussion [J]. 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Papers and Proceedings, 1963, 53(2): 227-236.
[4]Akerlof G. The Missing Motivation in Macroeconomics [J]. 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2007, 97(1): 3-36.
[5][美]科斯.企业、市场与法律[M].盛洪,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出版社，1990:1.
[6][美]布劳格.经济学方法论[M].黎明星,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0：124.
[7]Witt U. Evolutionary economics：some principles [M] // Witt U. Evolution in Markets and Institutions. Berlin：Springer-Verlag, 1993, 1-16.
责任编辑：叶晓军
作者：马涛,郑浩
关于计量经济学的国民经济论文 篇2：
现存经济周期理论中的三大疑点
［摘 要］ 经济周期是当代宏观经济学的核心研究课题，然而理论界关于经济周期的理论内涵、生成机制以及周期长短等重大问题却一直存在着众多意见分歧。这种状况的存在极大地削弱了现存宏观经济理论的完美性及其实际应用。本文在系统梳理已有理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明确指出了现存各种经济周期理论中存在的3个重大疑点，并进一步分析了产生这些疑点的原因。
［关键词］ 产生背景；形成机制；周期长短
doi : 10 . 3969 / j . issn . 1673 - 0194 . 2012 . 16. 029
［
1 经济学家对经济周期的理论界定
经济周期是存在于人类经济生活中的一种宏观经济现象。自１８２５年资本主义世界爆发第一次周期性经济危机以来，经济学家便发现并认定经济周期现象的客观存在。一个相对独立的经济体，其经济运行过程循环往复地出现扩张与收缩交替更迭的现象，这种现象被称为经济周期。
观点不同的经济学家对经济周期的理论界定也有所不同。《现代经济学词典》中关于经济周期的定义来得较为简捷：经济周期是“经济活动水平的一种波动（通常以国民收入来代表），它形成一种规律性模式，即先是经济活动的扩张，随后是收缩，接着是进一步扩张。这类周期波动随着产量的长期趋势进程而出现。”
美国著名经济学家萨缪尔森对于经济周期给出如下描述：“美国资本主义的历史是繁荣与萧条、衰退与扩张不断循环往复的过程，一些时候，经济形势很好：就业机会充分、工厂加班加点、通货膨胀上升、利润来得丰厚。９０年代中期美国就经历了这样一个经济扩张时期。但在另一些时候，则会出现商品积压、工作难找、利润微薄等问题。有时经济下滑的趋势是暂时而温和的，例如１９９０年至１９９１年间的那一次；而有时，如１９３３年经济大危机时期，经济收缩的趋势又是长期而严重的。上述这些波动称作经济周期。”
由美国国民经济研究局的创始人米契尔和伯恩斯所给出的定义是：“经济周期是在主要按商业企业来组织活动的国家的总体经济活动中所看到的一种波动现象：一个周期由几乎同时在许多经济活动中所发生的扩张，随之而来的同样普遍的衰退、收缩和与下一个周期的扩张阶段相连的复苏所组成；这种变化的顺序反复出现，但并不是定时的；经济周期的持续时间在１年以上到１０年或１２年；它们不再分为具有接近自己的振幅的类似特征的更短周期。”
对于经济周期概念的界定最有代表性的是凯恩斯的一段表述：经济周期的“循环运动是指当经济体系向上前进时，促使上升的各种力量初则逐渐扩大，相互加强，继而逐渐不支，到某一点时，向下力乃代之而起，向下力最初也是逐渐扩大，互相加强，发展到极致又会逐渐衰退，最后让位于相反的力量。”
翻阅有关经济周期问题研究的文献便会发现，由于强调的内容不同，观察的角度有异，关于经济周期概念的表述竟有几十种之多。这说明人们已经普遍承认经济周期现象的存在，但对经济周期现象的认识和理解却是多有差异，还远未达到深入而明晰的程度。
尽管如此，大多数经济学家目前较为普遍地认同，经济周期似应具备这样４个基本特征：①经济周期是宏观经济现象；②经济周期是市场经济的产物；③经济周期可划分为扩张与收缩两个基本阶段；④经济周期的周期长短不固定，至少１年，多达十几年。
2 经济学家对经济周期的成因分析
与对经济周期概念界定的表述互有差别相对应，经济学家关于经济周期的成因分析更是众说不一。归纳起来主要有７种具有代表性的解释经济周期成因的理论：①太阳黑子理论；②创新理论；③政治性周期理论；④纯货币理论；⑤投资过度理论；⑥消费不足理论；⑦心理理论。
英国经济学家杰文斯１８７５年首次提出解释经济周期成因的太阳黑子理论。该理论将经济周期归因于太阳黑子的周期性变化，认为太阳黑子的周期性变化造成了地球气候的变动周期，这将直接带来农业生产的丰歉交替，继而造成与农业生产密切关联的整体经济运行的扩张与收缩。这种理论的直接证据是：太阳黑子大约每10年左右爆发一次，而经济周期大约也是每10年一次。
创新理论是由奥地利经济学家熊彼特首次提出的。熊彼特将创新定义为生产要素的重新组合。该理论认为：将一种从未有过的生产要素和生产条件的新组合引入到生产体系中去，这种创新活动会为企业家带来偏离均衡水平的赢利，其他企业家必将群起仿效，结果会形成整个经济体内部的创新浪潮，经济运行过程由此而进入扩张阶段。当这种“创新”变得“陈旧”时，经济运行又开始走向停滞，并开始进入收缩阶段。从而形成了一个完整的经济周期。
政治性周期理论的代表人物是美国经济学家诺德豪斯，他把经济周期的成因归于政府为解决通货膨胀和失业问题所实施的政治性决策。认为是政府决策活动的阶段性带来了经济运行的周期性。政治性周期理论还总结出形成经济周期的3个基本条件：①政府掌握着刺激经济的工具和手段；②选民普遍偏好经济的高速增长、低失业率和低通货膨胀率；③政治家个个喜好连选连任。
纯货币理论主要由英国经济学家霍特里创立。该理论将经济周期完全归因于银行系统货币信用的扩张与紧缩。该理论的核心论点是：银行信贷具有很大的伸缩性，当银行系统实施降低利率、放松信贷等扩张性的信用政策时，商人们必然会大量向银行贷款以增加订单，接下來便是生产的扩张和收入的增长，收入增长会进一步引起消费品需求增加，需求增加导致物价上涨，物价上涨又会促使投资需求和消费需求的进一步增长，由此而引起货币流通速度的加快，最终形成了整体经济中累积的信用扩张和经济扩张。
最先提出投资过度理论的经济学家是俄国的巴拉诺夫斯基和德国的施皮特霍夫。该理论将经济周期的成因归于投资过度。投资过度指的是相对于消费品生产的发展资本品生产的发展过快。投资过度形成了一种力量，这种力量会推动经济逐步走向扩张，但资本品过度生产又必然导致生产过剩，这种相反的力量又会反过来促使经济逐步进入收缩。
近代消费不足理论的代表人物主要有英国的霍布森和美国的福斯特。该理论的中心论点是：由于收入分配不均所造成的富人储蓄过度，致使消费品需求的增长低于消费品供给的增长，最终导致经济的萧条和衰退。
心理理论的代表人物主要是英国经济学家庇古和拉文顿。该理论认为：人们的心理变化是经济周期的重要成因。当某种原因的刺激促进了投资活动，生产者对经济运行的未来会产生过于乐观的预期，这种错误的预期会加速投资的增长，进而形成经济扩张。而当这种错误被察觉后，又会产生出相反的过于悲观的预期，结果又会导致投资的大幅降低，进而形成经济收缩。从而形成了一个完整的经济周期。
3 现存经济周期理论的三大疑点
自１８２５年资本主义世界爆发第一次周期性经济危机以来，关于经济周期的理论探讨和分析就一直没有间断。特别是２０世纪二三十年代，由于经济萧条的出现，关于经济周期的理论研究活动更是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峰。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资本主义世界的市场经济开始逐步走向繁荣，在这段时期里经济增长方面的理论研究多受关注，经济周期的理论研究才开始稍显暗淡。但来到２０世纪七八十年代，伴随着石油危机和经济滞胀的相继出现，经济周期的理论研究活动再一次活跃起来，并出现了诸如混沌周期理论、信息周期理论、突变周期理论等新型的经济周期问题的理论研究成果。尽管这些有关经济周期的新理论仍然未能完全摆脱以往研究活动中所常采用的观察方法、思维方法及研究框架，但这种活跃的研究气氛却一直延伸至今。然而，纵观经济周期理论研究近２００年的发展历史，人们关于经济周期的理论描述和分析却始终是众说纷纭、疑点重重，远未形成一个相对完美的结局。可以指出现存经济周期理论中的以下3个重大疑点。
3.1 经济周期产生背景的疑点
几乎所有的经济周期理论都不约而同地默认这样一个前提：经济周期是市场经济的产物，非市场经济条件下不会存在经济周期。米契尔与伯恩斯在定义经济周期时甚至专门强调：“经济周期是在主要按商业企业来组织活动的国家的总体经济活动中所看到的一种波动现象。”其余的各种经济周期理论，从政治性周期理论、纯货币理论到投资过度理论、消费不足理论和心理理论，以至于后期出现的混沌周期理论、信息周期理论和突变周期理论，无一不是以市场经济的存在为其理论分析的背景和前提。如果从这些理论中抽掉市场经济的背景，经济周期便会失去存在的理由，而变得无影无踪。
太阳黑子理论似乎是唯一可以说明非市场经济背景下仍然存在经济周期的理论，特别适用于以农业生产为主体的经济体的经济周期现象。但这种理论分析从一开始就没有受到经济学界的重视，甚至遭至传统学者的不少耻笑。事实上，太阳黑子理论提出后不久，很快就几乎销声匿迹了。
在经济学家看来，以市场经济为背景来研究经济周期问题，这一点是不应有任何疑异的。因为在研究经济周期问题之初，必须首先认定它是一种宏观经济现象，而对一种宏观经济现象的研究，又必须首先以实际能够观察得到的宏观经济波动为对象。人类历史上最早的可以感受和观察得到的经济周期现象，是１８２５年资本主义世界爆发第一次周期性经济危机以后的事情，而当时正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开始走向成熟的时期。
此外，经济周期做为一种宏观经济现象，要实现对其进行全面观察，至少要以现实存在的具有相对独性的完整的经济体来划定观察的边界，这个边界一般只能是以一国或一个地区的市场经济活动所波及到的范圍来限定。因此，经济周期只能在市场经济背景下进行观察和研究，这似乎是逻辑的必然。
然而这也正是现存经济周期理论研究中的一个重大疑点之所在。如果认定经济周期是一种经济现象，那么在我们的理论思维中就必须首先将经济现象与存在于人类全部生活中的制度现象和文化现象，乃至自然现象做出明确的区分。否则便会失去观察与思维对象的相对独立性。经济现象、制度现象、文化现象乃至自然现象不加区分，混为一团，所得出的观察结果只能是一团混乱，以此为依据进行经济周期理论研究，难以期望会得出清晰明确的结果。现存的经济周期理论研究显然没能做到这一点。
如果认定经济周期是一种经济现象，那么其生成机制的基础或根本必定是存在于经济体自身，而不是经济体之外，与人类社会的制度现象和文化现象乃至自然现象交织在一起，去观察和探寻生成作为宏观经济现象的经济周期的根源，显然是没有抓住问题的根本。与特定社会制度相关联的市场经济，仅仅是人类经济生活漫长历史中的一个段落而已，在市场经济之前就已经有处于不同进化阶段的经济体的存在，称经济周期是市场经济的特有产物，显然是不合逻辑的。像政治性周期理论那样，从政府政策中来探寻经济周期的成因，这一开始就是舍本逐末的做法。包括经济周期现象在内的任何一种经济现象的生成机制都应当从经济体自身中去寻找。
3.2 经济周期长短的疑点
经济学界几乎没有人怀疑，经济周期的长短是不固定的，因为人们采用各种方法和手段所观察到和测定出的已经发生了的经济周期，其周期长短本来就是如此。在被经济学家较为普遍认同的由米契尔和伯恩斯所给出的理论描述中，经济周期的长短被确定为１年以上到１０年或１２年。经济周期的长短之所以不被认为是１整年而是１年以上，这是为了表明经济周期有别于由于季节变更而给经济总量所带来的季节性波动。而至于是什么原因造成了经济周期有时为１０年左右，有时又为１２年左右，这一疑问在现存的经济周期理论中始终没有得到明确的解释。它只是作为一种事实而被接受下来。
经济学家在研究经济周期长短问题时，多重视基于某种经济总量数据的实证分析，在这种分析过程中，重要的是如何依据某一个或某几个选定的经济总量的时间序列数据，采取尽可能合理的方法，提炼或测定出某一经济体在某一运行时期中所表现出来的循环波动的周期长短，至于经济周期长短为什么是不固定的，其中有什么样的理论内涵，这个问题早在实证分析工作开始之初就根本不被视为“问题”。
另一部分偏好理论分析的经济学家，他们在研究经济周期问题时，同样也需要要借助长期的统计数据，所得出的周期长短同样也是不固定的。朱格拉周期平均测定为９～１０年，又称为中周期。后期由于折旧的加快，经济学家建议将朱格拉周期改为７～１１年。康德拉季耶夫长波理论所给出的资本主义经济中的长周期长达５４年左右。英国经济学家基钦基于１８９０-１９２２年间英国和美国的物价、利率等统计数据序列所测定的短周期平均短至４０个月。
针对的国家或经济体不同、考察的时期不同、依据的指标类型不同、分析的方法不同，所测定出来的周期长短也有所不同，这是必然的结果。上述列举的各种周期，有的是依据投资额数据分析得出的，有的则是依据价格数据或银行结算和利率等数据得出的。因此朱格拉的中周期又被称为投资周期，基钦的短周期又被称为存货周期。问题在于，作为一种宏观经济现象的经济周期究竟有几个；如果说不同的原因会产生不同的周期，那么哪一种周期是更能体现宏观经济运行内在规律性的周期；是否存在一个能够涵盖各种不同类型周期现象的更具宏观特征和周期长短更具稳定性的一个“真实”的经济周期。
寻求周期长短具备稳定性、更具宏观特征并且更能体现经济体本质结构特征的经济周期，这可能会被看做是不顾客观事实的主观臆想。但必须关注这样一个事实：在现存经济周期理论所给出的周期长短的测定过程中，撇开作为分析基础的统计数据的指标含义、计算口径、核算范围等因素所带来的各种可能存在的大量误差，以及观察视点不同、分析方法不同所带来的分析结果的差异不谈，还存在着一个不易被察觉的漏洞，这个漏洞就是测定周期长短时“时间尺度”的选择。
现存经济周期理论在给出经济周期长短时，都是直接采用日地月系统周期运行所规定的年月日时间尺度。这种尺度来自于而且只适用于天体运行周期的测量。如果我们承认在大自然背景下，存在于人类社会生活中的经济体有其相对的独立性，更有其内在功能结构的和谐性和自身的运行规律的话，那么就不应急于否认区别于自然的时间尺度而仅适用于经济体自身运行的时间尺度的存在。因而也不可轻易断言做为一种宏观经济现象的经济周期，其周期的长短必定不是固定的。
我们研究经济周期的最终目的，就是要适应这种周期的变化以调整我们的经济行为。如果说经济周期天然是不固定的，那就无从预测和把握宏观经济运行的下一步动态，因而也无从谈起真正意义上的适应和行为调整。所以说，现存经济周期理论关于经济周期所给出的理论描述，至少在周期长短问题上是有漏洞的，或者说是不完美的。
3.3 经济周期产生根源的疑点
不同的经济周期理论对经济周期成因的解释也是有所不同的，有時甚至是相互矛盾的。政治性周期理论将经济周期的成因归于政府为解决通货膨胀和失业问题所实施的政治性决策，并限定了政治性周期生成的3个先决条件。依据这一理论所构造的经济周期模型只能用来解释特定历史时期内由于政策实施的影响所带来的阶段性的经济波动，远未触及整个经济体运行过程中作为宏观经济现象的经济周期产生的根源。
纯货币理论将经济周期解释为一种纯货币现象，完全归因于银行系统货币信用的扩张与紧缩。然而，货币现象仅仅是整个经济体中诸多现象中的一种，而且在诸多经济现象的关联之中又仅仅是处于中间环节，与工具现象相比，货币现象的出现要晚得多。将事关整体的经济周期的成因简单地归结为某一个晚期出现的作为中间环节的经济现象的变动，显然是缺乏足够说服力的。
近代消费不足理论认为由于收入分配不均所造成的富人储蓄过度，致使消费品需求的增长低于消费品供给的增长，最终导致经济的萧条和衰退。这与其说是解释了经济周期的成因，不如说只是部分地说明了经济萧条和衰退的过程。这种储蓄过度并不能解释作为一个完整的经济周期必不可少的构成阶段的经济复苏与繁荣的成因。所以，消费不足理论仍未触及经济周期产生的根源问题。
投资过度理论则是从与消费不足理论完全相反的另一个侧面去探寻经济周期的成因，它将经济周期的成因解释为投资过度，其结果也只能是部分地解释和说明经济周期的形成过程。这两种理论的基本观点有时是完全对立和不相容的，不仅难以将两者加以有机地组合，而且很难评判哪一种理论要来得更加完美和彻底一些。
政治性周期理论、纯货币理论、消费不足理论以及投资过度理论，其理论创造过程中所暴露出来的共同缺陷，是缺乏对经济体中众多经济现象的整体性的观察和把握，各自所依据的仅仅是个别观察或片面观察的结果。
心理理论与上述各种理论具有一定程度的相容性，譬如，过于乐观的心理预期将会导致投资过度，过于悲观的心理预期最终导致消费不足。这从一定意义上讲是向生成经济周期的根源更为接近了一步，因为它不再是仅仅局限于针对某种个别的经济现象的观察和研究，而是从作为一切经济现象生成基础的人的经济行为上来寻找经济周期的成因。但心理理论自身也同时承认，心理因素并非形成经济周期的独立因素，至于其余因素在形成经济周期过程中的作用如何，心理理论则无法给出明确的解释。也就说心理理论仍然没能找到产生经济周期的最终根源，因而仍然是缺乏理论上的彻底性和完美性的。
如果将太阳黑子理论用于解释和理解以农业生产为绝大比重的经济体的周期现象，或许有能够自圆其说之处。但在工业生产高度发展，金融活动日趋繁盛的现代市场经济体中，太阳黑子理论就显得无能为力了。
熊彼特创新理论的可贵之处，在于它准确地抓住了经济体循环中最初的和最为活跃的关键性环节——工具，它从科学技术创新所带来的生产要素和生产条件的变动入手去探寻生成经济周期的根源，这可以说是为经济周期产生真相的探索之旅开辟了一条充满希望的通道。但十分可惜的是，与其余经济周期理论一样，创新理论同样缺乏对全体经济现象做出整体性观察的理论支撑，因而也无法从经济体内在的功能结构上，对经济周期的生成机制给出完整的揭示。
混沌周期理论、突变周期理论和信息周期理论，它们所做的工作主要是将当代产生于物理学、生物学、气象学等自然科学研究中的带有跨学科性质的先进理论，应用于人类社会经济生活中经济周期现象的观察与分析。其研究成果在分析和描述经济周期的形成过程方面是有重要的借鉴意义的，但它们同样没能对全体经济现象做出宏观的整体性观察，全体经济现象在这些理论分析中是被作为“黑箱”看待的，由于忽略了经济体内在的功能结构分析，因而无法触及经济周期产生的根源。
4 现存经济周期理论研究中的观察方法问题
将太阳黑子理论、创新理论、政治性周期理论、纯货币理论、投资过度理论、消费不足理论和心理理论，以及混沌周期理论、突变周期理论和信息周期理论放在一起加以全面考察就会发现，它们在理论创造过程之初所采用的观察方法都存在一个不易被察觉的重大缺陷：没能对人类社会经济生活中的全体经济现象做出整体性观察和结构性把握。
政治性周期理论、纯货币理论、投资过度理论、消费不足理论和创新理论，这些理论在其创造过程之初就是将观察的视点放在经济体之外的某种社会政治现象上面，或是放在经济体之内的某种个别的经济现象上面。然后沿着一种特定的路径去探索这种现象与经济周期现象之间的内在联系。因此这些理论成果的全部意义也仅是体现在能够从不同侧面和不同环节来解释经济周期的形成过程。远未触及问题的根源。
太阳黑子理论、心理理论以及政治性周期理论试图跳出经济体之外寻找经济周期的成因，但在其观察和分析过程中，依然没能做到对全体经济现象的整体性观察。太阳黑子理论是将太阳黑子的变动与经济生活中的产品产量相联系；心理理论将人的心理预期与投资现象相联系；政治性周期理论则是将典型国家中的政府决策与投资现象相联系。它们所联系和观察到的经济现象都只属于个别现象，而并非经济现象的整体。信息周期理论是将产品的市场需求现象与投资现象相联系并试图揭示其间内在的信息传导机制，其观察方法同样是缺乏整体性的。
混沌周期理论与突变周期理论，其分析过程是带有系统性和宏观特性的，但全体经济现象在这里并不是作为在理论创造之初需要进行深入观察的对象存在的，全体经济现象在这里只是一种“黑箱”形式的存在，之于由全体经济现象所构成的有机整体的内在结构状态如何，不在被观察和描述的范围之内。
与观察活动中缺乏整体性相联系，经济学家在识别和测定经济周期时所采用的统计数据，其结构形式同样是缺乏整体性的。人们早已习惯于以某种代表经济总量的变量，譬如：ＧＤＰ、国民收入等统计指标，作为观察和测定经济周期现象的标准或窗口。
作为计量经济学分析模型及统计学分析模型构建与运用基础的统计数据的结构形式总共有３种而且仅仅是３种类型：截面数据、时间序列数据和面板数据。截面数据的一般结构如图１所示：
截面数据是从现象发展变化的整个历史过程中，截取某一特定的时间点作为现象观察和数据搜集的窗口，与此同时，其余“窗口”则都是“关闭”的。撇开现象观察和数据搜集时点上的漏缺不谈，这种截面数据在运用于经济周期的计量或统计分析的过程中还会遇到两个天然的障碍：①无法毫无遗漏地列举出与经济周期现象的生成有关联的全体变量；②无法毫无遗漏地捕捉到作为变量取值载体的全体个案。
这是因为，与经济周期这种宏观经济现象的形成有关联的变量及个案是可以无限列举的。无论是统计方法还是计量经济学方法，其方法原理本身就已经限定，只能以有限的个变量和有限的个案作为计量或分析的基础，这是统计方法及计量经济学方法在宏观经济现象分析过程中所暴露出来的天然缺陷。这种缺陷的存在将会极大地削弱各类分析模型输出结果的完整性及说服力。
时间序列数据及面板数据的一般结構如图２和图３所示。它们同样存在这种缺陷。
作者：冯力
关于计量经济学的国民经济论文 篇3：
胡乔木 “在经济理论上为中国吹响了改革开放的号角”
1978年，随着一场关于“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的展开，全国上上下下开始从“左”的迷雾中逐渐觉醒，思想如同二月冰封的河流，开始解冻释放。而在“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的同时，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尤其是经济理论领域也悄悄地进行了一场大讨论，至今不为普通百姓熟知。
这场经济理论大讨论，实际上对每一个普通百姓的日常生活带来的影响和变化，比“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更加直接也更加现实。当时，众多的中国人的注意力都集中在政治领域，说得更直接一点，更多的人把关注的焦点集中在政治人物及其人生命运的变迁上。但最高决策层或者说拥有决策权的政治人物，当然和普通百姓的注意力不同，他们从一开始就已经意识到，摆在面前的最大难题其实还是经济问题，即如何尽快恢复“面临崩溃的边缘”的中国经济，加快四个现代化建设，改善人民的生活状况。而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首先就必须扫清思想理论问题上的障碍。因为，这不仅仅是一个经济问题，同时也是一个严峻的政治问题。因此，在重大经济理论问题上正本清源，拨乱反正，已经成为中国政府一项迫在眉睫的任务。
先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发表的《贯彻执行按劳分配的社会主义原则》
1978年5月5日，《人民日报》发表了一篇署名“本报特约评论员”的文章，题目叫《贯彻执行按劳分配的社会主义原则》。要知道，在这篇文章发表整整一个星期后的5月12日，《人民日报》才转载了《光明日报》5月11日发表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贯彻执行按劳分配的社会主义原则》发表时，并没有引起多少人的注意，更没有像“真理标准”大讨论那样席卷全国，但这篇文章还是引起了中共中央高层的重视。5月17日，中共中央副主席汪东兴在一个小会上就曾点名批评说：《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和《贯彻执行按劳分配的社会主义原则》这两篇文章，“我们都没有看过，党内外议论纷纷，实际上是把矛头指向主席思想。我们的党报不能这样干。这是哪一个中央的意见？”他还说，“要查一查，接受教训，统一认识，下不为例”，并要中宣部“把好关”。
汪东兴为什么要批评这篇文章呢？如果用一句话来说，还是“两个凡是”在作怪，但事情又不是这么简单。
按劳分配，天经地义。对今天的中国人来说，这根本就不是什么问题。就像邓小平说“连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都成了问题，简直是莫名其妙”一样，按劳分配在那个年代也成了一个莫名其妙的问题。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后，极左思潮来势汹汹，正确的社会主义经济理论横遭批判，物质利益原则首先遭到批判，奖金和计件工资被作为修正主义的东西加以否定，思想、理论被搞得十分混乱，连按劳分配、商品生产都被认为是产生资本主义和新资产阶级分子的经济基础。如果用他们的口号“宁要社会主义草，也不要资本主义苗”来形容，可谓恰如其分。1975年以后，“四人帮”更是全面否定按劳分配。
“四人帮”一伙发表了大量反马克思主义的文章，编造了一套诋毁按劳分配、商品生产、社会主义生产目的问题的所谓“理论体系”，其中最为重要的代表作就是姚文元的《论林彪反党集团的社会基础》和张春桥的《论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他们认为：按劳分配是衰亡的旧事物，其中的资产阶级权利思想的核心是等级制度，会产生两极分化，出现阶级差别，“是滋长资本主义和培植新的资产阶级分子的温床，如果不加以限制，就有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他们还上纲上线，说限制按劳分配，批判资产阶级权利的斗争“是决定社会主义前途成败关键、生死斗争”，是“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斗争的重要内容”，“是继续革命还是停滞不前甚至反革命的一个重要标志”。
粉碎“四人帮”后，在重大经济理论问题上正本清源、拨乱反正，扫清国民经济恢复和发展的思想障碍，成为一项紧迫的任务。在邓小平、陈云、李先念等指导下，胡乔木和于光远、邓力群等人一起，对经济领域的重大理论问题展开了拨乱反正的工作，推动了思想解放運动的展开。而汪东兴在5月17日批判的那篇《贯彻执行按劳分配的社会主义原则》是由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国务院政治研究室主任胡乔木起草的。
胡乔木没有因为汪东兴的批评而退却。就在5月17日下午，胡乔木出席了全国劳动局长座谈会。在会上，他作了《关于按劳分配的几个问题》的长篇讲话，鲜明地批判了“左”倾观点，联系实际辨别是非，有力地论证了按劳分配是社会主义原则。
胡乔木之所以这样有底气，除坚持真理之外，更重要的是他在政治上得到了中共中央另外两位副主席邓小平和李先念的支持。后来，李先念在7月22日召开的全国农田基本建设会议上说，“真正贯彻执行‘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原则，保证多劳多得，反对平均主义”，是“现在最关键的两条”之一。邓小平也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给予支持。后来，他在其他场合谈及此事时还说：“有人对按劳分配的文章有气，说是矛头对着毛主席的。这篇文章完全是讲马克思主义嘛，怎么是对着毛主席的？我在政治局讲了这个问题，不能这么看。”
其实，《贯彻执行按劳分配的社会主义原则》这篇文章从起草到发表，邓小平自始至终都是参与者和指挥者。他从1977年刚刚“解放”就开始关注“按劳分配”问题。1977年5月24日同王震、邓力群谈话，8月1日与方毅、刘西尧谈话，8月8日在科教工作座谈会结束时的谈话，9月6日接见美联社董事会代表团时的谈话，10月31日听取空军、装甲兵部队领导汇报时的谈话，11月3日会见美籍华人教授王浩时的谈话，等等，邓小平都曾谈及按劳分配这个问题，不同角度、不同程度地强调了按劳分配是整个国家的重大政策问题。与此同时，陈云、李先念，包括华国锋，也都指出要实行按劳分配。华国锋分别在1977年8月中共十一大政治报告和1978年2月五届全国人大政府工作报告中，不但提出了不能搞干多干少、干好干坏、干和不干都一样，还要求把经济政策上要坚持实行“不劳动者不得食”，“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社会主义原则写进宪法。
按劳分配是一个重大的理论问题，也是一个重大的政策问题。思想理论界，当然更不能缺席。在胡乔木的支持下，于光远先后主持召开了五次按劳分配问题的学术讨论会，从北京到全国。第一次是在1977年2月25日召開的，由国家计委经济研究所和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国家劳动局、北京大学等七家单位共同发起，召集北京地区的专家学者进行了探讨，为全国性的讨论作准备。四次全国性讨论会分别是在1977年4月、6月、10月和1978年10月25日至11月2日召开，与会人数总计约有1500人次。这一系列学术研讨会的召开，对于在理论上批判“四人帮”，解放思想，贯彻按劳分配这个社会主义原则和研究在实践中如何贯彻按劳分配等，产生了很大影响。
《贯彻执行按劳分配的社会主义原则》的起草、修改经过
邓小平首次谈关于按劳分配文章的修改问题
就是在这个背景下，从1977年12月起，胡乔木和于光远、邓力群一起研究起草《贯彻执行按劳分配的社会主义原则》一文。12月28日下午，国务院政治研究室在二里沟国务院招待所召开座谈会，讨论关于按劳分配文章的写作问题。会前，印发了《起草〈贯彻执行按劳分配的社会主义原则〉一文的初步设想（供讨论用）》。大家经过讨论，形成共识，并作了修改，在1978年1月底送中央领导审阅。
3月28日，邓小平找胡乔木、邓力群谈话，重点就是谈他对这篇文章的感受。他说：“这篇文章我看了，写得好，说明了按劳分配的性质是社会主义，不是资本主义的。工人八级工资最高的105元，出什么资产阶级分子？我们实行精神鼓励为主，物质鼓励为辅的方针。物质鼓励不能缺少。在这方面，我们过去行之有效的各种措施都要恢复。对发明者要给奖金，对有特殊贡献的也要给奖金。总的是为了一个目的，就是鼓励大家上进。”
接着，他们就按劳分配问题进行了讨论。邓小平问胡乔木：“在马列著作中，按劳分配是什么意思？”
胡乔木说：“按马克思、恩格斯、列宁讲，按劳分配到了全社会是单一的公有制，阶级消灭了，差别也消灭了，剥削已经不可能了，那时商品、货币也不要了，就是到了那个时候也还要实行按劳分配。可是我们有些人看不起按劳分配。”胡乔木还介绍了列宁在《国家与革命》中关于从社会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几个阶段的论述，说明国家的职能是保护按劳分配的执行。
听到这里，邓小平说：“按劳分配就是按劳动的数量和质量进行分配。根据这个原则，评工资、升级，主要看他的劳动好坏、技术高低、贡献大小。要看政治，但政治不能离开劳动。政治态度好应该主要表现在为社会主义劳动好，作出的贡献大。处理分配问题如果主要不是看劳动，而是看政治，那就不是按劳分配，而是按政分配了。只能按劳，不能按政，也不能按资格。以后要经过考核，劳动好贡献大的可以跳级，甚至可以定出特级。”这时，邓小平忽然想到了小学教师。他说：“一个好的小学教员所付出的劳动并不比大学教授少，应同等待遇。”
邓力群说：“这个话文章上原来写上了，有些大学教授不赞成，勾掉了。”
邓小平说：可以勾掉，但我说的道理是正确的。现在小学教员工资太低。
“女同志做教员，找对象还好办，如果是男同志就不好办了。将来有些教得很好的小学教员，可以鼓励成为终身职业，工资可以定为特级。”胡乔木深有同感地说，“现在工人队伍缺乏稳定，可以考虑将工龄作为定级的一个因素。”
“我看可以。”邓小平对胡乔木的建议表示赞同，“各行各业都可以设立特级，应该鼓励各行各业的人终身从事自己的职业。”
讨论十分热烈，获得共识，文章的整体框架就这样通过了。主要包括三个部分：一是按劳分配是社会主义原则，二是按劳分配的各种劳动报酬形式，三是实行按劳分配原则应注意的几个问题。文章从理论到实践再到具体操作，都作了充分的阐释和说明。
最后，邓小平对文章的修改提出了具体意见。他说：“最后一部分讲了五条，都正确，但不解决实际问题，还得好好改一下。同当前按劳分配存在的问题联系起来，切实解决实际问题。关于脑力劳动，也讲得不够。生产力愈向前发展，从事脑力劳动的人愈来愈多。这些人也还要搞些体力劳动。到了共产主义社会，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差别没有了，各方面高度自动化，看起来有些事情还要搞手工业。那时劳动以外的时间多了，劳动成了享乐。我这个人喜欢吃饭自己炒几个菜吃，自己动手做，能消灭吗？脑力劳动者也是劳动者，要把这一点强调一下。文章改好后，再送我看看，看后再发表。”
邓小平再次谈关于按劳分配文章的修改问题
4月30日，邓小平再次找胡乔木和邓力群、于光远谈关于按劳分配文章的修改问题。邓小平又把这篇近2万字的文章从头至尾看了一遍。
“资产阶级权利的问题，要好好研究一下，从理论上讲清楚，澄清‘四人帮’制造的混乱。”一坐下来，邓小平就说，“文章其他部分都可以了，最后一部分中讲到工资改革，有些话要说得活一点。工资级别一定要有，而且定级一定要以技术为主。工人的工资是不是八级，还可以考虑。上海在八级之外，又加了半级。不一定就是八级，改成十级、十二级都可以嘛！也许不需要搞上海那么多级。总之，八级工资制需要做些改革。还有行政人员的工资级别，也有一个改革问题。”
胡乔木点了点头，问道：“文章再改一改，改后是不是再送您看一下？先念同志已经看过这篇文章，他的意见是可以发表了。”
“我不看了，不知先念同志有没有时间看。”邓小平说，“我看这篇文章可以了，你们稍微改一改，就送《人民日报》，可以用特约评论员名义发表。”
从邓小平那里谈话回去后，胡乔木等人又按照邓小平的意见进行了修改，再送李先念审阅。李先念看了两遍，给予肯定，提了一点小意见。随后，胡乔木又作了修改。
就这样，5月5日，《人民日报》发表了《贯彻执行按劳分配的社会主义原则》，引起经济理论界和国家劳动部门的高度重视。随后，按劳分配作为关系到亿万群众切身利益的一項重大国策，改变了老百姓的生活，深入人心。
除按劳分配问题外，“四人帮”还篡改了马克思主义商品货币理论，诋毁社会主义商品生产货币关系。针对这个重大理论问题，由邓力群挂帅带领国务院财贸小组理论组起草了《驳斥“四人帮”诋毁社会主义商品生产的反动谬论》，经胡乔木修改、润色后，在5月22日的《人民日报》上发表，从思想理论上扫除了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生产的障碍。
10月中旬，在于光远的主持下，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在北京举办了农业按劳分配问题讨论会，来自17个省、市、自治区和中央有关部门的经济理论工作者和实际工作者参加了研讨。会议主要探讨了农村人民公社的劳动报酬形式和当前贯彻按劳分配原则中存在的问题，于光远、薛暮桥分别就这两个问题进行了主旨发言。
《按照经济规律办事，加快实现四个现代化》“在经济理论上为中国吹响了改革开放的号角”
没有经济政策的理论指导，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决策就会变成一句空话。当时的中国，如何系统地纠正经济工作中“左”的错误思想，还没有成熟的解决方案和系统的理论回答。就在这样的关键时刻，胡乔木勇于开拓，大胆创新，站在时代的前沿，发出了时代的先声，为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鸣锣开道。
在国务院务虚会上作了长篇发言
7月28日，胡乔木在国务院务虚会上作了长篇发言《按照经济规律办事，加快实现四个现代化》。在这篇长达2万多字的带有理论性的文章中，胡乔木以自己的责任心和远见卓识，从历史唯物主义的哲学高度，科学地概括了“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的教训，特别是针对“唯意志论”盛行所造成的令人痛心的损失，提出了有的放矢的正确口号。他在发言中强调指出：我们搞经济工作必须按经济规律办事，不能按违反经济规律的长官意志办事。按经济规律办事就是按价值规律，按供求规律办事。不但要重视研究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学，而且要重视研究资产阶级学者所写的经济学，要利用资本主义社会中对我们有用的经验，包括资本主义国家中早已存在并且取得经济实效的公司组织形式托拉斯等，还要学习计量经济学，研究经济活动要将定性研究和定量研究结合起来进行。
《按照经济规律办事，加快实现四个现代化》充分肯定了社会主义中国打开国门，向不同发展类型国家学习的必要性和紧迫性，而且还尝试着提出运用先进的经济建设思想，探索中国经济改革的具体办法和道路，从理论上肯定了社会主义中国打开国门、向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学习先进科学技术的必要性。
胡乔木的这些理论和观点，在此前的中国一直被认为是资产阶级的东西，被视为禁区，没有人敢讲。
邓小平、李先念非常欣赏，专门指示用胡乔木署名发表
当天，国务院务虚会简报即以“中国社会科学院、国务院政治研究室胡乔木”署名刊登了这篇发言。接着，国务院政治研究室编印的内刊《调查与研究》第3期刊登了这篇文章8月13日稿，署名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国务院政治研究室”。国务院将此文发给了各部委办。邓小平、李先念非常欣赏，专门指示用胡乔木署名发表。胡乔木用一天时间修改了一遍，经国务院政治研究室转交人民日报社。报社领导当即表示要从第一版刊登。胡乔木获悉后，特此要求他们从第二版开始刊载。于是，《人民日报》就通过胡乔木的秘书做他的工作，说这不是他个人的声望问题，而是关系到为经济体制改革造声势的问题。这样，胡乔木才算接受。随后，他又在《人民日报》排出的清样上修改了一遍。于光远、马洪参与了这篇文章的起草工作。
10月6日，《人民日报》以第一版转第二版和第三版的方式，隆重推出了胡乔木的《按照经济规律办事，加快实现四个现代化》，此文成为思想解放运动以及经济理论大讨论中最重要的经济理论文章之一，在国内外产生了巨大反响。在国内，一时间“按照经济规律办事，不按违反经济规律的长官意志办事”成为家喻户晓的口号；在国外，引起的轰动远远超过了中共和胡乔木的想象，日本、美国等西方国家的学者认为，胡乔木的《按照经济规律办事，加快实现四个现代化》“在经济理论上为中国吹响了改革开放的号角”。
改革开放是一场革命。改革开放同样需要理论的支撑。1978年，在“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的同时，思想理论界也悄悄地进行了这样一场“经济理论大讨论”。这一年，除胡乔木等撰写和发表《贯彻执行按劳分配的社会主义原则》外，林子力、有林于1月16日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四人帮”批判“唯生产力论”就是攻击历史唯物论》，林涧青、冯兰瑞等以笔名“严实之”于2月27日在《人民日报》上发表《坚持按劳分配的社会主义原则》，罗元铮、赵履宽在《哲学研究》1978年第1期和2期合刊上发表了《生产力是最革命的因素》，《人民日报》还在9月12日发表了“特约评论员”文章《马克思主义者怎样看待物质利益》，以及10月6日推出胡乔木的《按照经济规律办事，加快实现四个现代化》等重磅文章，系统科学地批驳了“四人帮”在经济理论领域的歪理邪说，拨乱反正，为中央经济政策的落实、经济体制的调整及其正确执行，为改革开放新时期作好了充分的理论准备。
作者：丁晓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