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职称或毕业的时候，都会遇到论文的烦恼，为此精选了《贫富差距之金融危机论文(精选3篇)》的文章，希望能够很好的帮助到大家，谢谢大家对小编的支持和鼓励。国务院侨务办公室原副主任美国社会中1%的高收入人群占有超过40%乃至更多的社会财富，而中间阶层收入逐年下降，这一事实让美国普通老百姓不仅对“既得利益阶层”心怀不满对政府的无所作为心存怨气，而且也开始怀疑制度本身的缺陷。近年来，世界经济增长动力减弱，政治动荡加剧，社会思潮混乱，民粹主义抬头。
贫富差距之金融危机论文 篇1：
结构转型影响贫富差距的微观机理
摘要 收入分配不公是影响社会协调发展的重要因素。为了从微观视角考察结构转型对贫富差距的影响，本文利用非线性阈值协整理论定量刻画了洛伦兹曲线随产业结构变化而发生变动的特征，研究结果表明：随着产业结构的不断变动，洛伦兹曲线斜率的变化具有非线性的特征，即当产业结构偏离均衡相同大小时，洛伦兹曲线恢复到均衡斜率的速度不同；产业结构的“突变”位置发生在结构转型程度为0.014处，该突变值对洛伦兹曲线斜率的影响存在显著的门槛效应，且该门槛效应发生在结构转变后的第3期。由此揭示的经济含义为：在结构发生转变的过程中，我国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效果具有滞后性和非对称性的特点，滞后性表现为当结构转型发生之后，洛伦兹曲线在滞后3期才发生明显的非线性变动作用，而非对称性表现为当结构转型发生变动时，我国政府未能兼顾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对收入分配所造成的不利冲击，从而导致收入分配不公的程度出现加剧恶化现象。因此，仅仅依靠市场机制对缩小贫富差距的作用不大，政府需要控制政策操作力度以及调整要素适应结构转型，从而达到缩小贫富差距的效果。
关键词 结构转型；洛伦兹曲线；阈值协整；机制转移
文献标识码 A
近年来，在我国经济快速增长的同时，收入分配不公问题日益突出，贫富差距也相应成为阻碍社会可持续发展的绊脚石。贫富差距过大不仅是一个经济问题，更是一个社会问题和政治问题，它很可能使我国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状态。为此，缩小贫富差距便成为当前亟待解决的问题之一。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召开之后，提高农民收入、协调城乡发展和缩小贫富差距已经成为现阶段发展的重要任务。目前，我国正处于结构转型和产业升级的关键时期，把握结构转型与贫富差距的关系，了解产业结构对贫富差距的作用机理，能够从微观层面全面认识贫富差距，从而对缩小贫富差距进而对于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1 研究现状
自奥地利统计学家洛伦兹（Lorenz，1907）提出了反映国民收入分配不平等的洛伦兹曲线（Lorenz Curve）之后，收入分配问题便引起了学术界的高度關注。洛伦兹曲线是将人口和收入联系在一起，其弯曲程度的大小反映了收入分配不平等的程度。弯曲程度越大，收入分配越不平等，反之亦然。结合当前的研究现状，本文从贫富差距扩大的成因、贫富差距的度量以及缩小贫富差距的对策三个层面进行分类概述。首先，在贫富差距的成因方面，代表性学者主要有：韩香玲从历史沿革、资源禀赋、分配体系和制度四个方面分析了贫富差距过大的原因。由于我国长期的城乡二元结构发展模式和严格的户籍制度影响，城乡居民收入不断拉大，从而加剧了贫富差距[1]；胡振华等分别从规模和效率的角度分析农村金融对贫富差距的影响，认为农村金融规模拉大了城乡收入差距，从而加剧了贫富差距[2]。其次，在对贫富差距的度量方面，代表学者主要有：Cowell介于参数和非参数的之间，利用半参数方法对英国7 470个家庭的收入分配进行估计，结果发现估计结果能够较好地反映当时的收入分配不平等[3]；王春雷等通过计算样本基尼系数的上下界来检验总体收入分布[4]。最后，在应对贫富差距的对策方面，代表学者主要有：沈凌等认为推进城市化以减少农村人口比单纯增加农民收入更有利于缩小贫富差距[5]；肖争艳等通过从行为的视角对财产水平进行研究，发现提升乡镇居民投资参与度以及加大社会的信任度能够缩小贫富差距[6]。
从已有的研究成果可以发现，学术界对贫富差距的研究已经取得了较为丰富的成果，且学者均从不同的角度对其进行分析，为后续对贫富差距的研究提供了一定的基础，同时也为政策决策者提供了必要的价值参考。但是不难发现，无论是贫富差距的成因，还是为缩小贫富差距而提供的对策，均是从宏观的角度对外生变量进行研究，却忽略了微观视角下贫富差距自身的动态变化特征，从而导致对贫富差距的片面认识。那么在当前结构转型的过程中，贫富差距所表现出怎样的特征以及找出影响特征变化的因素是本文研究的目的。鉴于此，本文用洛伦兹曲线描述贫富差距，从结构转型入手，利用非线性阈值理论对洛伦兹曲线的变动特征进行刻画。该方法主要有两大优点：第一，该方法能够捕捉到洛伦兹曲线连续变化的特征，并能确定出发生突变的位置；第二，在参数估计时，联合使用动态最小二乘法和完全修正最小二乘法可以保证结果的可信度，有利于正确认识贫富差距。
3 实证研究
本文研究的目的是为了分析在我国结构转型过程中，洛伦兹曲线的特征所发生的非线性动态变化。因此，在具体衡量结构转型过程中，本文将第三产业增长率与第二产业增长率之比作为衡量经济结构转型的变化过程，记为ST（Structure Transformation）。为了反映我国居民收入存在区域差异性，在对洛伦兹曲线进行拟合的样本中，依据区域相邻和经济相邻两个原则作为省域的空间相邻标准进行综合选择，其中区域相邻是采用地理位置上相邻，而经济相邻是采用欧式距离，即：d=（LNGDPi-LNGDPj）2，测算结果表明在东部地区，天津、山东和江苏三个省份为空间相邻，中部空间相邻区域包括河南和安徽两个省份，西部地区的空间相邻包括四川和陕西两个省份（限于篇幅，计算过程在此省略）。因此，选取以上7个省份作为研究对象的主体。并选取该省份中的GDP占全国生产总值的比例作为收入比例，记为IR（Income Ratio），而将该地区的人口总数与全国人口之比用来衡量人口比例，记为PR（Population Ratio），所有数据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和各地区统计公报。为了更加清晰地看出我国收入分配的情况，本文用图1描述了对我国收入分配的情形。
从图1可以看出，收入比例与人口比例的分位图均呈现“双尾”特征，但二者的双尾结构呈现显著的相异性。从人口比例的分位图可以看出，当人口比例接近于0.1时，其分位数图形的斜率开始降低，图形走势也逐渐呈现缓慢上升趋势；当人口比例接近于0.95时，其斜率出现“突增”现象，图形的走势也出现明显的上升的状态，表明我国的人口分布呈现明显的“两极”态势，需要将人口比例控制在合适的区间之内才能保证稳定的发展。同时从收入比例分配图中也可以看出，我国有超过60%的收入都呈现较低的水平，而只有20%（60%至80%期间）的收入属于中层收入，剩余的20%属于较高收入水平。因此，从目前而言，我国收入比例处于欠佳的结构状态，需要进一步采取相应的措施来缩减这种收入差距的现象。
从（7）式中的估计结果可以看出，当参数λ的估计值为4.26时，转移函数的值为exp（-4.26）=0.014，即结构转型程度大约为0.014，非常接近于零，表明我国洛伦兹曲线形状的变化对结构转型的依赖程度较大。当结构转型突然变得明显时，洛伦兹曲线的斜率开始呈现增大趋势，逐渐偏离于1，表明随着结构转型的改善，我国收入分配不公的现状缺在恶化。反之，若经济结构转型不佳时，洛伦兹曲线的斜率却随之变小，逐渐趋向于1，此时我国收入分配不公的现状有所改善。这一结果还表明了在结构转型的历程中，政府需要针对性地采取政策来控制收入分配不公的现状。也就是说，当结构转型出现改善的情况时，政府需要注重政策的“公平”效果，而当结构转型出现恶化时，此时政府需要先通过提高政策的“效率”，并进而达到促进“公平”的效果。
从本文的研究结果也较客观地解释了近年来我国洛伦兹曲线的结构关系及其机制转移的特征。从中国的现实背景看，结构转型的程度极值点分别发生在1998年和2009年，这与当时的财政、货币政策实施有很大关系。对于前者，由于1996年我国经济成功实现“软着陆”并進入宏观经济循环后，我国国民经济一直处于稳步扩展的较长过程之中，政策的实施是为了逐步解决就业、地区均衡发展和收入合理分配等长期经济问题。其中表现最为突出的是货币政策，在降低法定准备金的同时，促进了中小企业融资贷款规模的增大，对实体经济的发展起到了较好地促进作用。自2008年全球经历金融危机以来，我国也积极推出相应的政策予以应对。从2008年10月开始，开始对居民储蓄存款利息所得暂免征收个人所得税，减轻了个人税收负担；从2009年1月1日起，在全国所有地区实行增值税改革，对产业升级和结构转型带来了极大地促进作用。
4 结 论
本文通过使用非线性阈值协整方法检验了洛伦兹曲线在结构转型过程中发生机制转移的动态变化情况。在分析中国洛伦兹曲线机制转移特征的基础上，通过设定洛伦兹曲线的机制转移变化的非线性阈值协整模型，并利用动态最小二乘法和完全修正的最小二乘法对阈值协整模型的参数进行联合估计。上述研究基本上刻画了在结构转型过程中，洛伦兹曲线发生机制转移的非线性特征，并揭示了在结构转型发生变动的过程中，我国收入分配所表现出来的变动规律。上述结论可以概述为以下两点：
（1）在结构转型过程中，我国的洛伦兹曲线是通过机制转移的形式发生非线性变化，且该变化的特征是通过逻辑函数进行刻画，洛伦兹曲线是在结构转型的滞后3期处发生机制转移，意味着当产业结构发生变动时，在随后的3期内贫富差距才开始有所变化，也证明了经济变量的传导效应具有时滞性。此外，结构转型对贫富差距的影响具有门槛效应，门槛值（0.014）为结构变动的“突变点”。具体而言，当结构转型的程度超过该门槛值时，洛伦兹曲线的斜率将会大于1，表明贫富差距将会进一步加剧。相反，当结构转型的程度小于该门槛值时，洛伦兹曲线的斜率会小于1，意味着贫富差距有缩小的趋势。也进一步揭示了结构转型对贫富差距的作用机理并非持续增大或减弱，而是该作用机理呈现倒“U”型变化。同时也进一步说明了在分析贫富差距时，需要经济的发展和要素的分配能够尽快适应结构转型，并结合二者之间的微观机理来缩减收入分配不公的程度。
（2）在结构转型过程中，洛伦兹曲线发生机制转移的非线性特征表明我国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效果具有滞后性和非对称性的特点，滞后性表现为当结构转型发生之后，洛伦兹曲线在滞后3年才发生明显的非线性变动作用，而非对称性表现为当结构转型发生变动时，我国政府未能兼顾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对收入分配所造成的不利冲击，从而导致收入分配不公的程度出现加剧恶化现象。也就是说，当政府采取扩张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时，结构转型的改善对收入分配会有不利的冲击，而当政府采取紧缩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时，结构转型程度的减慢会对收入分配不公的程度有改善趋势。同时，洛伦兹曲线基于结构转型而发生平滑的机制转移的特征表明，即使结构转型的正负变动程度相同，洛伦兹曲线偏移斜率为1处的幅度也不同，从而揭示结构转型背后的政策操作和效果的非对称性。因此，合理调控政策的操作力度，对于减少政策的非对称效果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当结构转型的程度变大时，需要采用紧缩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来减少收入分配不公的程度；相反，当结构转型的程度变小时，相机抉择地采取扩张的货币政策能够减少收入分配不公的现象，但所采取政策扩张和缩小的力度需要慎重估量。
（编辑：尹建中）
参考文献（References）
[1]韩香玲.中国收入分配不公问题分析及对策研究[J].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11，21（12）：482-485.
[2]胡振华，陈恒智.农村金融发展、城镇化与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实证分析[J].经济问题探索，2013，（6）：63-68.
[3]Cowell Frank. Modelling Lorenz Curves：Robust and Semiparametric Issues[C]. Springer Science+Business Media，2008.
[4]王春雷，黄素心.基尼系数与样本信息含量[J].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2007，（2）：136-134.
[5]沈凌，田国强.贫富差别、城市化与经济增长：一个基于需求因素的经济学分析[J].经济研究，2009，（1）：17-27.
[6]肖争艳，刘凯.中国城镇家庭财产水平研究：基于行为的视角[J].经济研究，2012，（4）：28-38.
[7]Dagum. A New Model of Personal Income Distribution： Specification and Estimation[J]. Economie Appliquee，1977，（30）：413-437.
[8]Saikkonen. Cointegrating Smooth Transition Regression[J].Econometric Theory，2004，（7）：1-21.
[9]歐阳志刚，韩士专.我国经济周期中菲利普斯曲线机制转移的阈值协整研究[J].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2007，（11）：27-36.
[10]欧阳志刚.非线性阈值协整理论及其在中国的应用研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88-125.
[11]王少平，欧阳志刚.我国城乡收入差距的度量及其对经济增长的效应[J].经济研究，2007，（10）：44-54.
Key words structural transformation； Lorenz curve； threshold cointegration； regime switching
作者：谢婷婷 司登奎 陈文新
贫富差距之金融危机论文 篇2：
社会贫富差距扩大是政治动荡之源
国务院侨务办公室原副主任美国社会中1%的高收入人群占有超过40%乃至更多的社会财富，而中间阶层收入逐年下降，这一事实让美国普通老百姓不仅对“既得利益阶层”心怀不满对政府的无所作为心存怨气，而且也开始怀疑制度本身的缺陷。
近年来，世界经济增长动力减弱，政治动荡加剧，社会思潮混乱，民粹主义抬头。美国大选“特朗普现象”背后的“1%与99%”矛盾激化，欧盟议会选举中代表民粹主义的政党势力增大，欧洲一体化在难民危机冲击下遭遇空前挑战，中东和部分非洲地区恐怖势力在社会极化严重的情况下迅速蔓延……所有这一切都表明，进入21世纪以来各国所面临的全球化与反全球化博弈的严峻挑战，根本原因是全球化的迅速发展在带来前所未有的经济繁荣的同时，也导致了工业化以来最为严重的贫富差距和社会两极分化。而且，贫富差距扩大不仅发生在国家之间——即所谓南北矛盾，还普遍发生在一国内部。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几乎没有例外。
贫富差距从根本上讲，是由资本与劳动的内在矛盾引发的。在全球化时代，资本与劳动之间的收益更加扩大，而且通过全球生产链和价值链传导给系统的所有参与国家，在世界范围内产生了更大规模的贫富差距。
贫富差距的存在和扩大与资本及其收益有关，这一点西方国家的经济学家也是不否认的。2014年以《21世纪新资本论》而一举成名的法国经济学家皮凯蒂就是其中的典型。然而，这种理论并不把贫富差距扩大的根源归于制度本身，而是就事论事，认为是源自资本的收益大于劳动收入这一现象。因此，给出的解决方案都是从征收“富人税”等收入再分配着手。皮凯蒂本人在1997年出版的《不平等经济学》中尝试在“左派传统立场”和“右派自由立场”之间进行调和，走中间道路。他所说的左派传统立场，显然是指马克思关于资本的论述。
最近在美国大选的民主党初选中，以社会主义思想出名、满头白发的参议员桑德斯表现不俗，紧紧咬住希拉里不放。他的崛起表明，越来越多的美国人开始厌倦美国社会日益增大的贫富差距及其带来的社会不平等。
美国社会中1%的高收入人群占有超过40%乃至更多的社会财富，而中间阶层收入逐年下降，这一事实让美国普通老百姓不仅对“既得利益阶层”心怀不满，对政府的无所作为心存怨气，而且也开始怀疑制度本身的缺陷。
有美国学者对美社会的贫富差距作过系统分析，无论是共和党还是民主党执政，贫富差距都在扩大，而且在民主党政府领导下这一差距扩大得更快。虽然民主党政府在收入再分配即社会福利方面比共和党所做的多得多，但在奥巴马执政期间，世界上广泛用于衡量贫富差距的基尼指数（Gini Index）比小布什当政时增长了三倍以上。1968年美国政府的转移支付总共是530亿美元，2014年增加到2.5万亿美元，约占国民收入的17%。奥巴马上台后，转移支付这一块增加了5600亿美元。据统计，2015年中期有4500万美国人接受“食品券”救济，比2008年底增加了46%。政府医疗保险和儿童健康保险项目参加人数目前达到7160万，比2013年增加了1330万。然而，2014年14.8%的美国人生活在政府贫困线下，而2008年美国遭受75年未遇的金融危机时，这一数字只有13.2%。
美国和西方社会面临的贫富差距扩大已经引发许多社会问题乃至政治动荡。金融危机后美国发生“占领华尔街”运动、美国社会思想向左转出现“特朗普现象”和“桑德斯旋风”、欧洲社会出现极端民粹主义等等，从根源上讲都与贫富差距拉大所导致的社会不平等、不公正有着密切的关系。这种社会不平等、不公正，已经开始影响西方社会的政治进程，包括各式各样的选举，如欧洲议会选举和美国大选。可以预计，西方社会思潮向左转还会持续一段时间，也一定会反映到对政府和领导人的选择上。
就中国而言，西方发生的这一切都有着借鉴意义。中国经济在经历了30多年高速增长之后，仍然面临贫富差距增大和地区发展不平衡的难题。中央确立的到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就包括了消灭贫困的刚性目标，即还有7000多万年均纯收入不足2800元的农村贫困人口需要脱贫。2016年政府工作报告明确规定，今年要完成脱贫1000万的目标，这一任务很艰巨，但是必须完成。
习近平主席指出，“十三五”时期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决胜阶段，而农村贫困人口的脱贫是突出的短板。因此，有效利用收入再分配工具促进社会公平，打造健全的社会保障体系，迫在眉睫。美国和欧洲发达国家在收入再分配方面的经验教训，值得我们借鉴。
作者：何亚非
贫富差距之金融危机论文 篇3：
从分配标准变迁看我国经济和谐发展的紧迫性
[摘 要]经济和谐是社会和谐的主体与核心,而国民经济中生产、分配、交换与消费各个环节的均衡协调发展又是经济和谐的重要标志。在改革开放过程中,由于我国评价社会收入分配和福利状况的标准发生变迁,直接导致社会贫富差距加剧的同时,也对后金融危机时期我国利用扩大国内需求来实现经济增长目标产生重大影响,对经济的持续稳定增长产生危害,迫切需要通过国内经济的和谐发展来解决。
[关键词]经济和谐 收入分配 帕累托改进 经济增长
一、引言
社会经济的发展本应是渐进、连续、和谐的动态发展过程,经济在发展过程中所产生的整体净收益需要通过纵向的 “渗透效应”和横向的“扩散效应”逐渐分配到全体社会成员当中,使社会全体成员均获得社会发展带来的净收益。然而,由于各国收益分配的具体方式和使用标准存在巨大差异性,如何有效消除贫富差别的扩大便成为任何一个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必然要面临的特定阶段。对这一问题的研究直接产生了用于对社会福利状况进行评价的帕累托标准和卡尔多-希克斯标准的出现。前者认为社会财富分配的任何改变如果使局部人受益而其他人并未受损,则这种利益分配的改善是有利的,被称为帕累托改进,如果这种利益分配的改进发展到不损人就无法改善他人的收益时,社会的最优状态就会出现;而后者认为,评价社会福利的标准应该从长期来考察,只要经济政策能从长期提高全社会的生产效率,尽管在短时间内会使某些人受损,但全社会获得的总收益能补偿总受损之外还有剩余,则经过较长时间以后,所有的人的境况都会由于社会生产率的提高和政府的政策补偿而获得收益,显然,作为后者的卡尔多-希克斯标准实际上是总财富最大化标准。从30年改革开放的实践进程来看,虽然,从经济增长层面来说我国改革开放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实际GDP年平均增长率达到10%,人均GDP 已达4000 美元,但若从社会成员福利水平的变化来衡量,我国社会福利状况的评价标准已发生变迁,由最初的帕累托改进转向卡尔多-希克斯效率改进,直接造成我国财富分配由较为合理向较为不合理的转变,并出现较为严重的两极分化现象,这一问题的持续存在已对国内构建和谐社会产生严峻考验。和谐社会是经济和谐、政治和谐、文化和谐的统一体,构建和谐社会直接体现共同富裕的社会主义本质特征。因此,经济和谐又是社会和谐的主体与核心,和谐社会的公平正义首先就体现在共同富裕上, 经济上的贫富分化已成为最大的不和谐因素,是社会动荡的现实根源,经济和谐发展的集中体现就是国民经济在整个生产、分配、交换与消费中实现和谐均衡发展。在后金融危机时期能否有效实现经济和谐,不但对启动国内消费,扩大国内需求,保证经济增长目标实现意义重大,也对今后国内经济能否彻底消除诸多矛盾,实现结构调整并促进经济持续稳定发展产生深远影响。
二、我国经济和谐发展的历史逻辑
自1978年以来,我国经济在保持持续快速稳定增长的同时,始终将实现生产、分配与消费环节的和谐均衡发展作为经济发展追求的目标。但由于受到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主要矛盾的约束,无法在短期同时实现各个环节的均衡发展,因而,在具体改革实践中我国根据当时经济发展的所具备条件而提出了各自具体的发展目标,直接导致国民经济各个环节的发展显现出明显的阶段性特征,并在矛盾中不断完善和发展。
1. 1978年-1993年:生产供给不足与消费需求旺盛的帕累托改进阶段。在这一时期,我国经济在分配环节相对实现和谐与均衡发展,社会每一成员从改革当中获得的收益超过付出的成本,几乎所有的家庭和个人都从改革中获得净收益,个人和社会的福利状况得到显著改善,其差别仅在于所获净收益的多少有所不同。同一期间,我国基尼系数维持在0.2-0.36之间,低于国际警戒线,贫富差距不十分显著,经济发展和社会财富的分配基本符合帕累托改进标准;与此同时,国内经济中的生产与消费环节出现较为严重的冲突,突出表现在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十分突出,以及居于矛盾主要方面的国内落后的社会生产所导致的社会产品供给严重不足,社会需求相对过旺。因此,这一阶段,经济和谐的基点必须围绕如何解放与发展生产力,经济实现和谐的途径必须定位于优先发展和改善生产,将解决国内有效供给不足作为经济发展迫切解决的核心问题,但由于原有分配方式存在的弊端已阻碍和影响到国民经济的改革和发展,为进一步扩大生产并提高效率,对原有的分配制度进行根本性的变革,通过变革继续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就成为历史的必然选择。
2. 1994年-2007年:社会分配不公与国内消费需求不足的卡尔多-希克斯效率改进阶段。为实现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的目标,以及在较短的时期内创造更多的社会财富并为实现共同富裕创造物质基础,我国通过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在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制度背景下,逐步将按劳分配和按生产要素分配相结合,确立了劳动、资本、技术和管理等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的原则。这一时期,随着生产力的进一步解放,国内生产得到迅猛发展,产品供给不足与消费过旺的矛盾得到有效化解。但收入分配却由较为注重追求社会公平而转向效率优先、兼顾公平。这一过程中,部分社会成员获得的收益不足以抵补承担的损失,但社会整体所获得的收益远大于成本,社会财富的分配标准也就从原先遵循帕累托改进标准转向卡尔多-希克斯标准,造成贫富差距日益扩大,目前已呈现 “二八”现象,即:20%富裕家庭支配全社会80%的财富,贫富差距已经超过许多发达国家水平;从国际衡量社会分配公平程度的指标来看,这一时期我国基尼系数达到0.45,远超国际警戒线0.4水平,并缓慢逼近危机线,标志着我国已从收入分配较为公平的国家转向收入分配不公较为严重的国家。这种转变的结果又逐渐导致国内消费增长落后于社会生产,必须依靠不断扩大出口来抵消国内产品生产的日益扩大,客观上促成国内生产中出口导向倾向的不断增加,并引致国内经济对国外需求依赖程度的不断加深。
3. 2008年至今:国内收入分配矛盾进一步显现并对生产与消费产生强烈制约,国民经济各个环节正处于由对立向和谐发展进行转变的关键阶段。由于受国际金融危机、国内经济结构调不到位、贫富差别进一步拉大等多种因素影响,国内生产、消费、分配在现阶段出现非均衡发展,并以外部需求持续下滑,国内消费需求增长缓慢,经济增长只能依靠投资驱动等多种新的矛盾形式加以表现,从而对经济的和谐与稳定带来危害。虽然,我国在初次分配中开始注重实现效率与公平的兼顾;在再分配领域注重社会公平的实现,并逐步通过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创造机会公平,整顿分配秩序等方式,逐步扭转收入分配差距扩大趋势,以促进生产、分配与消费实现和谐发展,但在世界经济进入21世纪后出现负增长的背景下,原有通过扩大消费、投资、出口来促进国内经济的持续增长的条件已经不具备,必须通过进一步理顺和改革分配关系来促进经济的持续稳定增长。
三、后金融危机时期实现经济和谐发展的紧迫性
从30年改革实践的发展来看,在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过程中,由于长期对经济总量增长的高度重视和对社会福利增长出现非协调发展的高度容忍,直接导致我国在生产中不得不实行出口导向和速度超越质量的发展战略。但在金融危机冲击下,原有被经济高速增长所隐藏和掩盖的深层次矛盾被激化,并以各种新的形式表现出来,迫切需要通过对现有经济布局重新调整并实现经济和谐发展来解决。
1. 经济增长后继乏力。在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下,我国逐渐暴露出经济结构失衡,外贸依存度过高的发展缺陷。2008年下半年以来,由于国外需求的急剧萎缩,我国出口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由正转负,对GDP增长产生较强的下拉作用;加之,国内消费需求表现低迷,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偏弱,拉动GDP增长幅度有限;因此,依靠政府主导的投资推动就成为推动我国经济增长目标实现的主要动力和决定性力量。这一现实表明我国出口、消费、投资出现结构性失衡,这种失衡是长期出口导向型经济发展模式弊端的展现,也是国内生产供给总体超越需求增长的突出表现。尽管全球金融危机终将结束,但国外需求很难在短时间内恢复到危机以前的规模水平,全球消费需求的下降对国内经济的影响将是长期的。
2. 资产价格与消费品价格走势出现明显偏离。在出口增长无法恢复,国内市场有效需求不足的背景下,实体经济中大量闲置的生产性资金和投资性资金由于无法寻找到有效的利润来源,而纷纷转向资本市场,并在短期内促成我国股市和房市的复苏。伴随资产价格的不断上升,更多企业将资金从实体经济中抽出,投向能够更快获取利润的股市、楼市,进一步推高资产价格,从而不断压缩国内居民消费空间的增长,并对消费产生强烈的挤出效应。资本市场已成为资金保值的直接途径,并正脱离经济基本面而产生明显的泡沫。与此同时,国内生产和消费需求依然相对低迷,在宽松货币政策和扩张性财政政策的推动下,虽然在总体上遏止住商品消费价格持续下降的趋势,但国内消费能力不足的状况依然未能有效消除,消费价格持续上涨的空间有限,使得国内资产价格与消费价格变动出现明显偏离,并引致生产与消费的进一步失衡。
3. 世界主要货币汇率变动对我国有效开展国际贸易极为不利。由于国际市场上美元、欧元、人民币汇率出现联动,美元对欧元等货币出现较大程度升值,人民币对美元继续保持升值的预期进一步得到加强,客观上导致人民币对美元区以外货币的升值幅度和升值预期不断提高,在客观上进一步遏制了未来我国扩大出口的政策空间,并相应提高了我国扩大进口规模的可能性,对当前国内经济进行结构性调整十分不利,为我国生产与消费的协调增加了难度。
4. 经济显现滞胀的可能性在逐渐增强。受国际金融危机影响,我国原有被高投资和高出口所掩盖的产能过剩现象被充分暴露,部分企业生产能力无法有效利用。由于经济结构调整不到位,出口企业既不能在国外找到市场,国内市场又无法完全消费掉,在造成积压和浪费的同时,对企业下一轮的生产与投资产生严重危害;企业开工率出现倒退,实体经济出现一定程度的紧缩。在国内实行较为宽松货币政策的背景下,宽松货币政策直接造成留存于国内虚拟经济内部,与实体经济无关的存量货币不断增加,由通货膨胀预期转化成现实通货膨胀的风险逐渐增强,使宏观经济出现滞账的可能性在不断增强,也为宏观经济的治理过程不断增添难度。虽然这种风险是由国内生产、消费和分配的不合理与国外消费能力的不断减弱所共同诱发,但却由国内再生产各环节存在的矛盾所决定。
四、经济实现和谐发展需要具备的条件
当前国内各种矛盾的产生、发展都是社会再生产领域各环节无法协调发展的集中表现,需通过加快国内经济和谐发展的进程来解决,而这一进程能否完成又受到国民收入分配方式的直接影响。
1. 正确处理经济增长与国民收入分配之间的关系,是我国经济能否实现和谐发展的前提条件。以琼•罗宾逊和卡尔多为代表的西方新剑桥学派经济理论证明:在资本生产率既定的条件下,提高利润占总收入的比重提或降低工资占总收入的比重时,将提高全社会投资水平,从而有利于推动经济增长。结合我国经济改革实践,收入差距的扩大的确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我国经济的快速增长,这也充分肯定了合理拉开收入差距产生的激励对经济增长的重要性,也是我国经济改革取得的主要成果之一;但同时还应看到,我国居民收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巨大,在金融危机背景下已经成为拉动内需的核心,若进一步拉大收入分配差距不但无法促进国内经济增长,反而会进一步加深国内经济现有的矛盾和冲突,更无法实现社会和谐。
2. 实现社会成员获得收益与承担成本的机会公平是经济和谐的必要保障。这种机会公平并不排斥收入分配保持合理差距,是在承认社会分配本身存在数量差异的基础上,尽力消除社会成员收益与成本分担出现的不均衡现象,使社会成员在获得经济发展带来的收益的同时承担同等的风险和损失,形成收益与成本的匹配。由于市场机制无法实现这种公平,因而需要政府通过加强制度建设,界定市场运行空间,避免市场失灵来加以解决。
3. 完善收入分配制度、理顺收入分配关系、规范收入分配秩序是实现经济和谐的主要途径。为此,必须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通过对收入分配进行宏观调节,在初次分配中按生产要素贡献进行分配,以实现经济效率效率;在再分配过程中充分利用各种制度措施,不断提高低收入者收入水平,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有效调节过高收入,坚决取缔非法收入,促进社会成员实现共同富裕,体现社会公平;通过完善社会保障制度来保障成员基本生活,使我国经济改革和发展的成果惠及到社会全体成员,使社会分配和福利改善重新回归到帕累托改进的轨道上。
五、主要结论与启示
和谐社会是经济和谐、政治和谐、文化和谐的统一体,经济和谐是社会和谐的主体与核心,经济的和谐发展程度既取决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又受到社会收入分配的影响,国民经济在整个生产、分配、交换与消费中实现和谐均衡发展是经济和谐的重要标志。在后金融危机时期,我国能否有效实现经济和谐和社会发展,对扩大国内需求,保证经济增长目标实现影响重大,本文研究结果表明:
1. 在30年改革开放实践中,我国社会收入分配和福利状况的评价标准发生了变迁,由改革开放初期遵循的帕累托改进标准过度到卡尔多-希克斯标准;国内经济社会的发展路径基本按照:较为和谐--较为不和谐--和谐进行演变,在这一过程中直接导致社会贫富差距的不断加剧。
2. 由于对经济增长的高度重视,我国实行了出口导向和速度超越质量的发展战略,在金融危机冲击下曾被经济高速增长所掩盖的深层次矛盾逐渐被激化,并以多种形式表现出来,迫切需要通过国内经济的和谐发展来解决。
3. 经济要实现和谐发展,首先,需要正确处理经济增长与收入分配之间的关系;其次,承认分配本身存在差异,保证社会成员获益机会公平,并由此形成收益与成本的匹配;此外,在现有分配制度下通过国家的宏观调节,在初次分配中依靠市场机制按要素贡献分配,以体现效率,在再分配过程中体现社会公平,促进社会成员实现共同富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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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李 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