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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镇居民消费论文 篇1：
民生性财政投入、地方债与城镇居民消费
【摘要】文章以2007—2018年30个省市（自治区）13 000余支城投债的数据为基础，利用动态面板模型和GMM估计等方法探究了民生性财政投入、城镇居民消费和地方债三者之间的关系。实证结果表明，相比于地方债，民生性财政投入才是挤出城镇居民消费的主要原因。地方债规模的大小显著影响民生性财政投入对城镇居民消费挤出效应的强弱，而经济发展水平限制了这种调节作用的发挥。经过进一步探究，发现医疗投入和教育投入对当期城镇居民消费均有显著的反向影响，社会保障投入则例外。地方债规模对于医疗投入和教育投入具有调节作用，但对社会保障投入的调节作用不显著。
【关键词】财政支出；地方债；居民消费
★ 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41401124）；国家社科基金项目（18FJY018）。
一、引言
由于2017年以来的中美贸易摩擦与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的叠加影响，世界范围的贸易活动进一步萎缩，中国出口和投资两驾马车的动力不足，为经济发展寻找新的动力源和增长极是中国迫在眉睫的任务。2020年12月1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2021年经济工作会议上指出“要扭住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同时注重需求侧改革”。发挥消费这第三驾马车对经济的拉动作用已经成为社会各界共识。财政支出是政府宏观调控的重要手段，民生性财政投入更是与居民消费有着紧密的联系。在各地政府的实践中，民生领域的财政支出在不断扩大。但是利用民生性财政投入提振消费，必然需要考虑政府自身的预算约束，不能忽略的现实是我国累积庞大的地方政府债务。根据财政部官网信息，全国地方政府债务余额已经接近国际警戒线，在2020年11月末就超过了当年GDP的四分之一。
怎样发挥民生性财政投入对消费的促进作用？地方债的规模会影响地方政府民生性财政投入效果的发挥吗？这是必须要回答的迫切问题，也是当前我国促进居民消费增长所面临的现实瓶颈。但现有文献多单独研究地方债或者财政支出对居民消费的影响，缺乏将政府债务和民生性财政投入相结合的视角，导致理论上的缺失以及提出的政策建议与现实的割裂。在此背景下，研究如何在考虑地方政府债务规模的前提下，合理配置有限的财政资源，提振居民消费从而夯实经济增长的基本盘，既是现实的需要，也是理论进一步探索的要求。
二、文献综述
财政支出对居民消费的影响在凯恩斯主义兴起之后成为学术界热衷的话题，凯恩斯主义指出在经济中的存量资源和劳动力较为充裕时，政府支出的影响不是单倍的，而是通过就业和居民收入的多轮次扩张带来居民消费的增加。“负财富效应说”认为，预算约束下的政府支出扩大会带来税收效应，遵循李嘉图规则①的消费者会选择减少消费。此后的学者们主要围绕财政支出是“挤入”还是“挤出”居民消费展开讨论。
Bailey（1971）[1]较早地通过构建代表性消费者的效用函数（）Uu cgθ=+，提供了财政支出扩大与缩小时，衡量居民消费边际效用变化的研究方法。此后，一批学者（Barro，1981；Kormendi，1983；Aschauer，1985；Gali，2004；Schclarek，2006；Tagkalakis，2008）[2][3][4][5][6][7]继承了这种研究方法，却没有给出财政支出和居民消费之间关系的统一判断。90年代以来，随着中国扩张性财政政策的广泛使用，国内学者结合中国实际情况开展了各式各样的研究，但由于所使用数据、计量方法等的不同，得出的结论同样无法达成一致。李广众（2005）[8]进行了分时段研究以纳入制度变迁的因素，最终说明了政府支出会拉动内需增长。胡书东（2002）[9]、潘彬等（2006）[10]、胡永刚和郭长林（2013）[11]等学者持类似观点。但是黄赜琳（2005）[12]、申琳和马丹（2007）[13]和郭长林（2016）[14]等的研究则说明了政府支出对居民消费的挤出作用。另外一批学者（王宏利，2006；张治觉和吴定玉，2007；朱建军和常向阳，2009；杨文芳和方齐云，2010；贾俊雪和郭庆旺，2012；汪勇和赵昕东，2014）[15][16][17][18][19][20]不满足于对财政支出总量的研究，结合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现实，越来越关注细分财政支出的影响以及区域效应差异。
在众多关于细分财政支出的研究中，民生性财政投入由于与居民消费存在广泛的关联性以及内涵的相对明晰获得了学者们的青睐，迅速发展成为一个重要研究领域。洪源（2009）[21]考虑到我国消费者存在“大额刚性支出”的特质构造出消费函数，认为民生消费性支出与居民消费互补。李建强（2010）[22]通過最优消费行为理论，得出城乡二元体制下民生性支出与居民消费的倒V型关系。易行健等（2013）[23]、蓝相洁和陈永成（2015）[24]将消费率、城乡收入差距作为研究的切入口。以毛捷和赵金冉（2017）[25]为代表的学者关注到了民生性财政投入的细分门类，反映了这一领域的研究正不断走向深入。但是就计量方法而言，现有研究多应用静态模型，而且基本上没有学者将地方政府债务纳入到民生性财政投入和居民消费的讨论中来。
关于地方政府债务的研究是与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财权和事权分配的变动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改革开放后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宏观政策导向和官员考核“唯GDP论”等因素，催生出了庞大的地方政府债务。随着实践的发展，中央政府对地方政府债务的态度和政策几经调整，造就了地方政府债务多统计口径、多发展阶段的特点，也涌现了一大批具有中国特色的地方政府债务研究。这些研究主要集中于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地方债本身的定价、流动性与风险、管理和置换等（王永钦等，2016；王敏和方铸，2018；吕炜等，2019；王治国，2020）[26][27][28][29]；二是地方债与其他变量如经济增长、居民福利、房价、官员行为等的互动关系（庞小波和李丹，2015；吕冰洋，2018；周程，2019）[30][31][32]；三是其他国家处理地方政府债务的经验（张留禄和朱宇，2013）[33]。有部分学者关注到地方政府债务与居民消费的关系，杨子晖（2011）[34]通过多个国家数据的分析认为，政府消费与居民消费呈非线性关系，政府债务在其中起调节作用。郭长林等（2013）[35]主要说明了地方政府三种偿还债务的方式通过不同程度的财富效应、替代效应和政策反馈效应影响居民消费。
总体而言，关于民生性财政投入的研究基本没有将地方政府债务纳入到研究视野，从而造成研究结论与现实存在一定的差距。关于地方政府债务的研究虽然涉及对消费的影响，但是没有考虑到民生性财政投入的主体性作用。本文利用动态面板模型、系统GMM估计等方法探究民生性财政投入、地方债以及二者的交互项对城镇居民消费的影响，并探究不同民生性财政细分投入之间的分类差异性以及不同经济发展水平下的区域异质性。
三、数据及模型
（一）数据来源及处理
本文关于民生性财政投入和城镇居民消费的数据来自国家统计局和各省统计年鉴，由于国家统计局在2007年对财政支出的口径做出了重要调整，为了保证研究的统一性和规范性，本文采用了2007—2018年30个省市和自治区（西藏等省市数据缺失）的数据作为样本。地方政府债务数据没有统一的统计口径，而且各省采取的指标、数据的完整性和连贯性都有较大差异，这就给数据搜集带来了巨大挑战。毛捷和徐军伟（2019）[36]对地方政府债务的概念、数据来源、制度变迁等进行了详细的梳理，并且指出学术界主要使用来自地方融资平台有迹可循的“城投债”发行额来替代难以获取的地方债真实数据。本文地方政府债务的数据主要来自Wind数据库，将2007—2018年来自30个省市（西藏等省市数据缺失）13 000多支城投债的数据根据债务期限和发行日期进行汇总和整理，部分缺失数据进行平滑处理，从而计算出每年各省的债券余额量，作为地方政府债务的代理变量②。全部数据通过常住人口进行平均，以2007年为基期进行消费者价格指数平减，并且全部对数化以缓解异方差的影响。样本的基本情况见表1。
考虑到不同地区间存在着一些不可观测的差异性以及随时间变化的不可测因素对模型估计的影响，本文控制了省份固定效应（iη）和时间固定效应（tγ）。在此基础上，得到如下模型：
四、实证分析与检验
（一）基准回归估计结果
考虑到本文式（12）为动态面板模型，财政支出与居民消费都不是严格的外生变量，虽然加入当期城镇居民消费的滞后项能够在一定程度上缓解消费者的自我选择偏差，但不能完全解决内生性问题，进而会导致模型的估计出现偏差。这一问题不能被传统的OLS模型和固定效应模型有效地解决。相反，在动态面板模型的估计中，系统GMM模型通过构建合适的工具变量可以有效地缓解内生性问题对估计的不利影响。同时，本文还使用了二次序列自相关检验AR（2）和Sargan统计量，以验证估计结果残差项的自相关性和工具变量的有效性。
表2是对全国30个省市（自治区）总体上的回归结果，需要说明的是，表中的列（1）和列（2）分别呈现了加入前一期民生性投入与前一期地方债的交互项前后的实证估计结果。分析表2可知，模型估计结果的AR（2）p值均不低于0.1，这说明模型估计结果的残差项不存在二阶序列相关。同时，这两列结果都表明，Sargan统计量的p值均不低于0.1，这也就说明该模型估计中所构造的工具变量是合适的。从结果来看，前一期城镇居民消费与当期城镇居民消费在1%的显著性水平上呈现正相关关系，这表明上一年的城镇居民消费支出每增加1%，当年的城镇居民消费支出就会增加0.956%；反之，则会减少0.956%，即城镇居民消费具有一定的不可逆性和“掣轮效应”③。这与前文所提到的相对收入假定相一致，一旦消费者形成某种程度的消费水平，那么维持这种消费水平的努力就会影响到其当期的消費行为[38]。另外，税收收入在5%的显著性水平上与当期城镇居民消费呈负相关关系，这证实了税收“收入效应”的存在，消费者被征税之后，可支配收入下降，从而会减少当期消费支出。消费者价格指数在1%的显著性水平上与当期城镇居民消费呈现负相关关系，显然，随着消费者价格指数的提高，消费者的实际购买力下降，如果消费者收入增长的速度慢于物价提升的速度，消费者的支出意愿自然会降低。而城镇居民收入、GDP与当期城镇居民消费的相关性不强。
对于核心解释变量而言，从列（1）可以看到，在加入前一期民生性投入与前一期地方债的交互项之前，前期民生性投入对当期城镇居民消费产生了明显的负向影响。但前期地方债对当期的城镇居民消费的影响，无论是从显著性水平还是从估计的系数来看，都低于前期民生性投入。具体来说，前期民生性投入对当期城镇居民消费的估计系数为-0.039，即前期民生性投入每增加1%，当期的城镇居民消费就会减少0.039%，且通过了5%的显著性水平检验。而前期地方债的估计系数仅为0.003，并且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由此本文发现地方债对城镇居民消费的负面作用是十分微弱的，民生性投入的增加才是导致当期城镇居民消费减少的主要原因。社会保障、医疗等民生性领域的投入与城镇居民的消费支出呈现较强的替代性，这是与直观相符的。地方债本身对于城镇居民来说是相对隐性的，居民无法准确了解地方债的规模。连接城镇居民和地方债的桥梁主要是税收，但是税收的征收标准是相对固定的，无法根据地方债的规模进行浮动，这也意味着地方债对城镇居民预期收入的影响比较微弱，从而削弱了地方债对城镇居民消费的影响。
进一步来看，当加入前期民生性投入与前期地方债的交互项之后，前期民生性投入对当期城镇居民消费影响的估计系数由-0.039变为了-0.084，同时其显著性水平也得到了极大地提高；而前期地方债对当期城镇居民消费的估计系数则由0.003变为0.176，其结果也由原来的不显著变为了在5%的水平下显著。另外，交互項的估计系数为-0.023，其结果在5%的水平下显著。这意味着当前期民生性投入增加1%时，会导致当期城镇居民消费减少0.084%，并且这种影响作用受到前期地方债规模大小的调节。这种调节作用的系数估计为-0.023，即当前期地方债的规模的自然对数增加1单位，会使得前期民生性投入对当期城镇居民消费的影响效果增加0.023单位。所以，当前期地方债的规模扩大，前期民生性投入对于城镇居民消费的负面影响作用会随之扩大。基于此，本文认为地方债对民生性投入具有调节作用，能够显著增强民生性投入对城镇居民消费的挤出作用。
（二）异质性分析
考虑到我国各个省份（自治区）之间的经济发展水平有巨大差异，地方政府的民生性投入和地方债规模对于各省的城镇居民消费的影响也可能会不相同。借鉴贾俊雪等（2016）[39]、孙开和张磊（2020）[40]的做法，本文根据各省份（自治区）人均GDP是否小于中位数，划分出低经济发展水平组和高经济发展水平组，从而进一步考察不同经济发展水平下的地方政府民生性投入、地方债以及城镇居民消费之间的关系。在此基础上重新对这两组样本进行实证估计，结果如下：
由表3中的列（1）和列（2）可知，对于低经济发展水平组，前期城镇居民消费对当期城镇居民消费的影响估计系数为1.081，并在1%的显著性水平上显著。而对于高经济发展水平组，该影响的估计系数为0.829，同样在1%的显著性水平上显著。这说明，经济越发展，前期居民消费对当期居民消费的惯性作用越小，因为越是经济发展程度较高的地区，居民的收入水平也越高，消费支出也就越灵活和自由。另外，从低经济发展组来看，前期民生性投入对当期城镇居民消费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显示出了负相关关系。相反，在高经济发展组，这种相关关系微乎其微。这说明，民生性投入对城镇居民消费的作用发挥受到具体的经济发展水平的影响，不能一概而论。另外，无论是低经济发展组还是高经济发展组，CPI都对当期城镇居民消费产生了明显的影响，这与前文基准回归结果是一致的。相反，地方债规模、城镇居民人均收入、GDP和人均税收收入对当期城镇居民消费产生的影响都微乎其微。
表3中列（3）和列（4）为加入前期民生性投入与前期地方债交互项之后的结果。由列（1）和列（3）对比可知，在加入交互项之后，低经济发展组的前期民生性投入对于当期城镇居民消费的影响系数由-0.07变为-0.148，这与前面基准回归的结果相似。同时，在低经济发展水平组，交互项的回归系数在5%的显著性水平上显著为-0.024，这说明地方债规模对前期民生性投入有着调节作用，这与总体回归相一致。对于高经济发展组，当加入前期民生性投入和前期地方债交互项之后，前期民生性投入和前期地方债对当期城镇居民消费的影响仍旧不明显，同时，其交互项也不显著，这说明对于高经济发展组，城镇居民消费水平受民生性投入情况的影响较微弱。
（三）分类回归及稳健性检验
前文研究了前期民生性投入对当期城镇居民消费的影响。本文接下来进一步考察细分民生性投入对城镇居民消费的影响，并以此对本文的结果进行相应的稳健性检验。因此，本文选取了地方政府对应的社会保障投入、医疗投入和教育投入，分别作为解释变量替换原有解释变量民生性投入，重新对式（12）进行回归估计，得到结果见表4。
由表4可知，对于3类细分投入，前期城镇居民消费均对其当期值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由列（1）—列（3）可知，除了社会保障投入，前期医疗投入和前期教育投入均对当期城镇居民消费有显著的负向影响。而对于3类投入，前期地方债对当期城镇居民消费的影响均不显著。这说明在不考虑地方债对3类细分民生性投入的调节作用时，前期地方债不会显著影响当期城镇居民消费，这与前面得出的结果一致。进一步来看，前期医疗投入和前期教育投入与地方债的交互项对当期城镇居民消费的影响通过了5%的显著性水平检验，说明前期地方债对前期医疗投入和前期教育投入存在调节作用。但是结果表明地方债对社会保障投入的调节作用并不显著，这和社会保障投入本身的特殊性有关，它与居民消费不是相互替代的关系，相反社会保障状况的改善会扩大居民消费的倾向。但是在实际生活中，居民对政府社会保障投入的感知是很模糊的，这也解释了社会保障投入本身和其交互项检验结果不显著的原因。
根据分类回归的结果，通过社会保障投入、医疗投入和教育投入对式（12）进行重新估计，其结果与总体估计结果相一致，这说明本文的研究结果是稳健的。
由式（13）可知民生性投入滞后项对居民消费的影响程度大小受到地方债规模大小的影响，并与地方债规模大小的对数呈线性关系。为了方便观察影响程度大小，本文对系数取绝对值，得到地方债规模与财政投入对消费影响程度的关系图1如示。观察图1可知，地方债对各种情况的调节作用相一致，即随着地方债规模的扩张，政府支出对城镇居民消费的挤出作用也越强，但增强的幅度在下降。另外，也可以发现，财政支出对于低经济发展组城镇居民消费的挤出作用较大，而其他情况的挤出作用大小较为接近。
五、结论及建议
总的来说，民生性财政投入对城镇居民消费的影响大小受到地方债规模的调节，同时社会保障投入、医疗投入、教育投入三者以及自身与地方债的交互项对城镇居民消费水平的影响不尽相同。通过异质性分析发现，民生性财政投入、地方债与城镇居民消费之间的关系还受到经济发展水平的制约。
（一）从整体看，前一期城镇居民消费与当期城镇居民消费呈现正相关关系，这意味着城镇居民消费具有一定的不可逆性和“掣轮效应”
税收收入与当期城镇居民消费呈负相关关系，这充分说明了税收“收入效应”的存在。消费者价格指数与当期城镇居民消费呈现负相关关系，而城镇居民收入、GDP与当期城镇居民消费的相关性不强。地方债对城镇居民消费的负面作用是十分微弱的，民生性财政投入的增加才是导致当期城镇居民消费减少的主要原因。地方债对民生性财政投入具有调节作用，随着其规模的扩大，后者对城镇居民消费的挤出作用会增强。
（二）经济发展程度越高，前一期居民消费对于当期居民消费的惯性作用越小
民生性财政投入作用的发挥受到具体经济发展水平的影响，在低经济发展水平组，前一期民生性财政投入对当期城镇居民消费具有负向作用，而在高经济发展水平组，前者对于后者的影响并不明显。无论是在低经济发展水平组还是在高经济发展水平组，消费者价格指数均显著影响当期城镇居民消费，而地方债规模、城镇居民收入、GDP和税收对后者的影响均不显著。在低经济发展水平组，地方债规模对前一期民生性财政投入有着调节作用，而对于高经济发展组，前一期民生性财政投入、前一期地方债和其交互项对城镇居民消费都没有显著影响。
（三）对于社会保障投入、医疗投入和教育投入，前一期城镇居民消费均对其当期值具有较为明显的挤入效应，前一期地方债对当期城镇居民消费的影响均不显著
前两种投入均对当期城镇居民消费有显著的负向影响，而第三种投入例外。在不考虑地方债对3类细分民生性财政投入的调节作用时，前一期地方债不会显著影响当期城镇居民消费。前一期地方债对前一期医疗投入和前一期教育投入存在调节作用，但是地方债对社会保障投入的调节作用并不显著。在地方债具有调节作用的4类投入中，地方债对教育投入的挤出作用最强。
因此，本文提出如下建议：（1）消费者价格指数、税收收入与城镇居民消费的负相关关系较为明显，中央和地方政府要时刻关注物价的变化，防止物价的反常波动对居民消费的伤害。同时也要将税收控制在合理的水平，不断提高居民的可支配收入。（2）地方债规模的大小显著影响民生性财政投入对城镇居民消费挤出效应的强弱，地方政府一方面要將地方债规模控制在合理的范围之内，另一方面也要将有限的民生性财政资源在社会保障、医疗卫生和教育领域合理分配。中央政府也要出台相关法律法规和监管制度，防止地方债规模的过度膨胀。（3）不同经济发展水平下，民生性财政投入、地方债和城镇居民消费三者的关系不同，这启示中央政府进一步加强对低经济发展水平地区的财政转移支付，地方政府出台相关政策要考虑到本地区发展阶段和实际情况。（4）城镇居民消费具有一定的不可逆性，这启示中央和地方政府提振居民消费时要循序渐进，以长期和动态的眼光出台相关政策，促使居民消费水平稳步提升。（5）随着地方债的规模扩大，教育投入对城镇居民消费的挤出效应扩张增速最快，并且教育投入一般在民生性财政投入中所占份额较大，地方政府要处理好地方债规模与教育投入之间的平衡，从而使民生性财政投入对消费的提振作用得到有效发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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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杨渊帅 陈国梁
城镇居民消费论文 篇2：
福建省城镇居民消费增长动力研究
摘要：投资、消费、出口常被喻为带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近年来，福建省城镇居民消费比重难提高、居民消费率逐年走低、平均消费倾向有所下降等现状表明消费对经济的拉动作用在减弱，刺激消费，发挥消费在经济增长中的重要作用成为学界和决策层的共识。为此，将城镇居民消费动力概括为经济和社会两个方面，提出了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城镇居民恩格尔系数、人口城镇化率等7个可能成为城镇居民消费动力的指标，通过建立协整模型、分位法多元线性回归模型实证分析消费动力的促进作用，从而提出促进福建省城镇居民消费增长的对策建议。
关键词：消费；城镇居民；增长动力；福建省
文献标识码：A
doi：10.19311/j.cnki.16723198.2016.13.009
1 福建省城镇居民消费增长动力的实证分析
本文以城镇居民消费性支出代表消费（记作LNZC），利用eviews6.0软件逐一从静态相关和长期均衡等两个方面实证分析能够促进消费增长的因素对城镇居民消费的影响，并建立综合模型。
1.1 城镇居民消费增长动力的来源综述
综合国内外研究消费增长动力的成果，可以成为居民消费增长动力的有居民收入、市场价格、消费结构、产业结构、城镇化程度、金融因素、消费者偏好、经济预期、社会保障等，大致可分为经济和社会两方面因素。为了能够准确反映福建省城镇居民消费的实际状况，应该在考虑数据可获取性、可信度的前提下，将这些因素按照既定的技术路线进行实证分析，逐个筛选，使用筛选后的指标建立综合模型，才能比较完整、客观地得出福建省居民消费增长的动力。由于实证分析必须有可靠的数据来源，社会因素往往取决于人的心理等主观因素，本文拟采用指标主要以经济因素为主。
1.2 动力因素实证分析
本部分将可能成为城镇居民消费增长动力的因素与城镇居民消费之间的关系逐一开展实证分析，以确定综合模型的指标。分别用LNSR表示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LNEGE表示城镇居民恩格尔系数、LNJG表示第二三产业占GDP比重、LNXJ表示居民消费价格指数、LNLL表示金融机构存款基准利率、LNCZH表示人口城镇化率、LNBZ表示财政用于社会保障支出。以上数据均采用1981-2014年的时间序列，其中金融机构存款基准利率以每次调整时间日为准加权平均为年度利率；人口城镇化率在年鉴已有的时间序列数据基础上，结合第4、5次人口普查数据平滑为完整时间序列数据。
1.2.1 相关性分析
相关分析的结果可以用相关系数r和散点图表示，0|r|1，r值越大，相关性越强。图1分别是7个动力因素与城镇居民消费的相关散点图，并得出相关系数。
相关性分析结论：一是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城镇居民恩格尔系数、第二三产业占GDP比重、人口城镇化率、财政社会保障支出等5个指标与城镇居民消费支出存在显著的线性关系，其相关系数分别为0.9865、-0.8764、0.9928、0.9942、0.9786。由于恩格尔系数是一个逆向指标，其时间序列与消费支出之间存在显著的负相关关系，因此消费结构变化与居民消费之间存在正向线性相关。二是价格与居民消费不存在线性相关。虽然理论上是影响消费变动的重要因素，但是福建省的城镇居民消费与价格变动没有必然相关。三是利率与居民消费不存在线性相关。主要原因：投资是拉动我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几次比较重大的利率调整主要是针对投资和基建领域的“过热”现象进行的，与居民消费间存在较长而复杂的传导，对居民消费的影响很小。
1.2.2 协整性分析
经过相关性分析筛选后，对与居民消费存在显著线性相关关系的5个指标进行协整分析，以检验这些因素与居民消费之间是否存在长期稳定关系。
（1）单位根检验。
使用最常用的ADF检验法检验城镇居民消费支出与其他5个动力因素指标的平稳性。检验结果显示，这些指标在5%临界值水平下均为一阶单整序列，可以进一步建立协整回归方程。
（2）E-G 两步法协整关系检验。
第一步：按照yt=β0+β1xt+εt分别建立5个动力因素指标与城镇居民消费性支出的协整回归模型，结果如下：
方程1：LNZC=0.3174+0.9334LNSR（Adjusted R-squared=0.9991）。
方程2：LNZC=28.2061-5.126LNEGE（Adjusted R-squared=0.7609）。
方程3：LNZC=-34.057+9.682LNJG（Adjusted R-squared=0.9852）。
方程4：LNZC=-4.7518+3.5644LNCZH（Adjusted R-squared=0.9876）。
方程5：LNZC=-1.2259+0.7093LNBZ（Adjusted R-squared=0.9563）。
第二步：对回归模型残差进行ADF检验，检验结果显示，以上5个回归方程的残差都是一阶单整序列，回归模型具有可信度，协整关系成立。
（3）协整性分析结论。
5个动力因素指标与城镇居民消费之间的两变量协整回归方程成立，除恩格尔系数Adjusted R-squared=0.7609外，其他指标Adjusted R-squared均大于0.95，拟合效果十分显著；且5个回归方程残差都是1%临界值下的一阶单整序列。据此，可以认为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城镇居民恩格尔系数、第二三产业占GDP比重、人口城镇化率、财政社会保障支出与城镇居民消费之间存在长期稳定的均衡关系，其对居民消费的影响都是正向的，可以成为促进城镇居民消费增长的动力。
1.2.3 ECM模型分析
ECM（误差修正）模型是对变量长期均衡关系的线性调整机制。根据格兰杰定理，ECM模型可以将长期均衡关系和短期动态特征结合到一个模型中，使偏离长期均衡状态的变量修正到均衡状态。将两变量的ECM模型简记作：Δyt=β1Δxt-λecmt-1+εt，建立ECM模型如下：
ECM模型分析结论：只有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与城镇居民支出之间能够建立ECM模型，表明收入与消费间存在着十分稳定的长期均衡关系，即使短期偏离后，也会以每一标准点0.4325的力度自发修正回均衡状态。而其他4个变量虽然与消费之间存在长期稳定的均衡关系，但短期内经常偏离这一状态，且无法自发修正。
1.3 城镇居民消费增长动力综合模型指标筛选结果
通过对拟采用的指标进行实证分析筛选结果显示，7个指标中，价格、利率与城镇居民消费不相关，不适宜作为城镇居民消费动力综合模型的分析指标；而其他5个因素与城镇居民消费都存在长期均衡的协整关系。因此，将以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城镇居民恩格尔系数、产业结构、人口城镇化率、财政社会保障支出等作为建立城镇居民消费动力模型的指标。
1.4 城镇居民消费增长动力综合模型—分位数（QR）回归模型
由于影响城镇居民消费增长动力的因素较多，为了详细地反映各种动力的影响力度，使用分位法回归模型进行实证分析。
以城镇居民消费支出（LNZC）为因变量，分别以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LNSR）、城镇居民恩格尔系数（LNEGE）、产业结构（LNJG）、人口城镇化率（LNCZH）、财政社会保障支出（LNBZ）为自变量分别在20%-80%区间以每10个百分点为刻度，建立多元线性分位法回归模型（表2）。
2 城镇居民消费增长动力实证分析结论及原因
通过以上分析，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城镇居民消费结构、第二三产业占GDP比重、城镇化进程、社会保障等是福建省城镇居民消费增长的动力。这些动力在不同阶段的作用和特征有所不同。
2.1 收入是城镇居民消费最重要、最直接的动力
在分位法回归模型中，收入对消费的正向影响参数总体上呈现逐步提高趋势，表明随着消费规模的增长，收入对消费促进作用越发明显。从ECM模型来看，收入每增长1个百分点拉动消费增长0.9699个百分点，在短期中偏离均衡趋势后，以0.4325个百分点的力度自发修正，说明收入对消费作用不仅长期影响很大，也能够明显影响当期消费。
2.2 消费结构改善较强地刺激居民消费增长
分位法回归模型显示，代表城镇居民消费结构的恩格尔系数对消费的促进作用呈现“V”型反转，在消费水平由低位向中位发展时，促进作用逐渐减弱；突破中位后，迅速加强，其加强力度超过前期减弱力度。如福建省城镇居民恩格尔系数从62.6%（贫困）发展到514%（温饱）时，居民消费性支出增幅高达15.1%，从51.4%（温饱）发展到40.9%（小康）时仅为7.4%。
2.3 产业结构升级刺激居民消费增长
第二三产业占GDP比重对居民消费的影响呈现出由低分位向高分位逐步增强的趋势，表明产业结构升级对居民消费的刺激作用会随着居民消费水平的提高而提高。主要原因是，产业结构升级为居民消费提供了更加丰富和有效的供给，使居民消费欲望增强。最典型的例子莫过于Iphone系列智能手机的出现引领了整个智能手机的行业发展，从而改变了手机行业格局。2015年以来，国家决策层也注意到供给对消费和经济的影响，多次表态要注重“供给侧”改革。
2.4 社会保障对居民消费增长起“托底”作用
社会保障对居民消费增长的正向作用随低分位向高分位发展过程迅速减弱，意味着低消费水平下，社会保障的动力很强，高消费水平下，社会保障的动力迅速衰减。在社会保障完善的情况下，居民可以不必专门进行储蓄以备不时之需，会刺激近期和远期消费需求；同时，社会保障通过直接给予低收入者补贴、补助的方式提高低收入者的购买能力来拉动消费，这就是社会保障的“收入替代因素”。
2.5 城镇化对消费的促进作用不明显
在分位法回归模型中，城镇化对消费除了中分位水平上略有拉动外，其他分位水平呈现负影响关系，并且在高分位水平上负影响关系还有扩大化趋势。究其原因，福建省当前的城镇化进程没有彻底解决城乡二元体制的弊端，反而出现了外来务工人员与城镇居民、新迁入居民与原居住居民的新城乡二元现象，并且在居住、养老、医疗、就业、教育等保障方面存在巨大差异，限制了新转移人口的消费增长。新世纪以来，伴随着城镇化进程而出现的住房价格上涨对其他消费产生了“挤出效应”，反而限制了居民其他领域的消费。
3 促进福建省城镇居民消费增长的对策建议
实证分析结论表明：收入水平仍是影响城镇居民消费的决定性因素，因此，要促进福建省城镇居民消费增长，首先要想方设法增加城乡居民收入，改善消费结构，同时推进城镇化建设，加快产业结构升级，完善社会保障体系。
3.1 努力增加城镇居民收入，改善消费结构
一是要使居民收入水平整体提高，首先要关注城镇居民中的低收入群体。增加低收入者收入，正确处理好政府、企业和劳动者三者间的关系，扩大劳动者在国民收入中所占份额，进一步降低政府、企业的份额，促进工资性收入增长。二是完善最低工资制度，适时提高最低工资标准，建立正常的科学的工资增长机制，根据企业利润变化及市场物价波动情况调整劳动者工资水平，调配工资指导线的基准线和下线，为企业薪资增长提供制度支撑。三是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实施更加积极的就业政策，推动小微企业发展壮大；同时鼓励自主创业，以创业带动就业。重点加强对低收入群体的职业技能培训和适当的政策倾斜。四是进一步提高中等收入群体的收入水平。
3.2 加快“供给侧”改革，推进产业结构升级
一是政府应鼓励企业加大科研投入，发挥创新精神，培育和提高创新能力，政府应出台相关政策措施引导企业创新，从而提高产品竞争力，促进企业发展壮大；增加公共消费品供给，带动和刺激个人消费需求等。二是运用政策工具引导市场需求，拓展新兴消费领域，让新产品、新技术逐渐被市场认可，被消费者接纳，从而促进产业结构调整与转型升级。
3.3 加快新型城镇化建设，增强城镇化对消费的拉动作用
现阶段的城镇化建设对消费增长促进作用不明显，甚至会降低居民消费。这就要求转变城镇化发展模式，加快推进新型城镇化，考虑居民消费的影响因素，即城镇化规模和速度的确定应与所在区域人口的消费需求能力相适应，与所在区域人口消费的集聚效应、扩散效应相适应，与自然资源的承载能力相适应，以此来综合确定城镇化规模，把握好推进城镇化的速度。
3.4 完善社会保障体系，注重社会公平
增加居民收入，进而增加居民消费还需要进一步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努力实现社会保障全覆盖，增加城镇居民转移收入。要统筹完善现行的城镇居民社会保障体系，加大财政投入力度，逐步提高对城镇贫困群体的保障水平。多渠道筹集资金，探索建立覆盖面更广、保障程度更高的社会保障和社会救助体系。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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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谢婷
城镇居民消费论文 篇3：
城镇居民消费价格水平的影响因素及建议
摘 要：文章以经济学理论为指导，首先通过梳理相关文献了解国内外学者对影响城镇居民消费价格水平因素的选择，以为后续研究分析奠定理论基础。其次，以NY市为例建立多元线性回归模型，利用计量经济学基本方法剔除冗余变量。最后，确定影响城镇居民消费价格水平的关键因素，并以此为依据提出能够拉动城镇居民消费、促进国民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政策建议，旨在为城镇经济良性循环提供思路。
关键词：城镇居民;消费价格水平;影响因素;建议
消费是拉动国民经济发展的“三驾马车”之一，对于国民经济良性循环及发展具有重要意义。近年来，我国经济建设成效凸显，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显著提升，但影响城镇居民消费价格水平的因素繁多，不仅包括城镇居民收入情况，还包括城镇失业率、利率等。仅凭经验或人工方式难以保证影响因素分析的精准性与全面性，因此需要以计量经济学基本方法为前提，从经济学理论视角出发，从各项经济数据中挖掘出关键信息，并构建城镇居民吊费价格水平影响因素模型，通过回归、剔除无关变量等一系列程序后确定影响城镇居民消费价格水平的关键因素，以此为依据制定相关政策。下文将以NY市为例分析影响该市居民消费价格水平的因素及相关政策建议。
一、城镇居民消费价格水平影响因素的选择
结合当前国内外关于城镇居民消费价水平的研究成果、NY市经济发展实际情况、人口规模等，选择如下因素进行研究：
1、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x1。经典消费理论表明，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是影响其消费水平的关键性因素，通常情况下，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与其消费价格水平呈正相关关系。
2、消费价格指数x2。该消费价格指数是上年消费价格指数的相对值，体现出价格波动对居民消费水平的影响，一般情况下，消费价格指数越高，居民消费水平则越高。
3、失业率x3。失业率反映了区域经济发展情况，对居民消费水平具有间接影响作用，一般情况下失业率越高，城镇居民消费水平越低。
4、NY市GDPx4。GDP反映了NY市经济繁荣程度，与居民消费价格水平呈正相关关系。
5、NY市居民在岗平均工资x5。在岗平均工资包括国有企业、事业单位、民营企业等在内的在岗员工平均工资，对居民消费水平产生直接影响，并与其呈正相关关系。
6、NY市人口数量x6。人口数量规模越大，整体消费水平越高，但个人消费水平还与其他因素有关。
7、利率x7。利率会影响居民的储蓄额，因此也可能影响居民的消费水平。
二、模型建立与求解
在分析NY市居民消费价格水平影响因素时，将NY市居民家庭消费支出作为因变量y，将上述所选择的七大因素分别作为自变量x1-x7。为了弥补自变量对模型解释不足的问题，在模型中引入随机误差项ε，表示除去上述影响因素以外的所有其他影响因素。
应用SPSS软件采用最小二乘估计方法估计参数可得多元线性回归方程：
设置模型的决定系数[R2=0.999]，经拟合优度检验及显著性检验后发现X4系数估计值与实际情况不符，因此得出结论：该模型可能存在多重共线性。应用SPSS软件进行逐步归回，得到回归方程及标准化方程，发现X1对于因变量y具有显著影响。将方差贡献率达90%以上的主成分作为自变量进行回归分析，得到主成分回归方程及变量标准化后的回归方程，根据最小二乘法确定主成分与原始变量间的关系，最后得到变量标准化的最终回归方程为：
经拟合优度检验及显著性检验，模型决定系数[R2=0.898]。
三、模型的比较分析
上述模型中，主成分回归的系数与实际情况相吻合，说明应用主成分分析能够比较真实且客观地反映因变量 y 与自变量之间的关系，可以用于实际应用和分析。因变量y与自变量x1 x2 x4 x5 x6呈正相关关系，与x3 x7呈负相关关系。而且人均可支配输入对城镇居民消费价格水平影响显著。
四、政策建议
基于上述分析可知，城镇居民消费价格水平与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消费价格指数、GDP、在岗平均工资及人口数量呈正相关关系，与失业率及利率呈负相关关系。基于此，建议地方政府大力发展生产力、注重科技创新，切实提高地方区域经济水平，以此提高居民可支配收入。同时，加强对农村地区的扶持，通过产业结构改革为农业生产及农产品销售提供支持，在最大程度上缩小城乡贫富差距。此外，制定相应的税收优惠政策，提高家庭税后可支配收入。另外，适当扩大城市人口规模，通过制定人才引进政策一方面可以改善当前城市人才结构，为城市经济发展及科技创新蓄势赋能，另一方面通过增加城市人口数量可拉动城镇居民消费。具体而言可以采取以下对策：
（一）减少居民收入差距，提高城镇居民收入水平
城镇居民的收入将直接影响到城镇居民消费价格水平，也会影响到城镇居民的生活质量，所以应该有效地提高城镇居民的总体收入水平，加强收入分配的公平性，减少居民收入之间的差距。我国居民收入水平相较于发达国家而言，仍然有巨大的上升空间，所以居民消费水和消费层次目前也都只停留在中低档消费服务阶段。有效的改善城镇居民的收入状况，将极大地促进城镇居民的消费欲望，提高城镇居民的消费层次和城镇居民的消费价格水平。通过有力的政策调整，提高城镇居民的工资收入水平，完善最低工资保障制度，解决收入差距问题，尤其要提高普通劳动群众的收入;缩小不同行业、不同岗位之间的收入差距，严格落实各项宏观调控法律法规，杜绝不合法收入源头;采取各种优惠政策，拓宽就业机会，为城镇居民提供更多的优秀就业;支持居民自主创业，增加各类合法性收入。与此同时，也应该严格落实失业保险制度，有效地保障城镇居民的合法权益，给予充分的收入保障，保障城镇居民保持良好的消费欲望和消费信心，从而能够有效地降低不良因素对于城镇消费价格造成的干扰作用。
（二）优化居民投资环境，稳定金融市场调整投资
经济快速发展进步，为我国的城镇居民收入提高提供了更多的平台和环境，这其中最为重要的便是金融市场所带来的投资消费活动。确保金融证券市场的稳定性是提高我国城镇居民消费稳定的重要内容之一，随着消费信贷的不断优化和升级，我国城镇居民的消费水平的稳定性也得到了有力的支持。政府应该进一步地鼓励各大商业机构在合法的范围内尽可能地降低城镇居民有关消费行为的贷款繁琐性，以更为便捷的方式和渠道保障城镇居民的消费能力，这样不仅能够进一步地扩大金融机构的客户群体，促进金融市场的繁荣，也能够使消费行为得到有效地保障，提高城镇居民的消费能力，促进整个市场金融的流动性;另一方面，也应该给予城镇居民消费更多的有利条件，不断开发出新的消费贷款项目，在原有的房屋贷款、汽车贷款等业务行为上，适当增加子女教育贷款、奢侈品消费贷款、旅游服务消费贷款等，能够进一步刺激城镇居民消费，也能够丰富城镇居民生活，提高居民的生活质量。
（三）加大教育和医疗投入，完善社会保障制度
能够影响城镇居民消费价格水平的因素有很多，这其中最为主要的因素将来自于社会保障的力度。必须要对社会保障制度进行不断的优化和完善，也是确保我国城镇居民消费稳定的重大前提。完善科学的社会保障制度，可以有效地保障城镇居民的收入稳定性，降低居民收入風险，进而有效地提高居民的消费欲望和信心。政府部门可以通过采取各项社会保障制度，降低社会保障制度的变动影响，增强城镇居民对于预期稳定的信心，降低由于社会保障制度造成支付行为的约束干扰问题，进一步促进消费效用的价值发挥。与此同时，应该进一步提高教育和医疗的投入和管理力度。强化义务教育的普及力度，优化教育资源和环境。加强医疗方面的监管力度，结合社会发展情况对医疗体制进行进一步地改革，对各项药品和医疗服务的价格进行进一步的控制，制定出科学合理的收费标准，强化市场竞争行为。真正的保障城镇居民的生活稳定，为提高城镇居民消费能力带来进一步的促进作用。
五、结束语
不同城镇因经济繁荣程度、教育水平、科研技术能力等有所差距，因此在分析影响城镇居民消费价格水平的因素时还需要因地制宜、因时而变，不仅要考虑经济性指标，还需要考虑居民消费习惯及心理。文章并未将消费心理纳入模型中，因此该模型的普适性较差，分析结果仅具有区域代表性。因此未来研究将着眼于影响城镇居民消费价格水平的全要素，尽量采用先进技术与方法保证研究结果的科学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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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白丽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