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题目：中国共产党拒腐防变制度化演进研究
摘要：一百年来,中国共产党较好克服了革命时期注重个人、家庭、宗族、朋友等小群体利益的传统社会特殊主义价值观的侵蚀,新中国成立后执掌全国政权而来的权力腐蚀,以及改革开放后实行对外开放和市场经济特别是新旧体制机制转轨过程中腐败大量增加的挑战。这是如何实现的呢?不少学者认为,1978年前主要靠群众运动反腐,1978年后主要靠制度反腐。但这种观点忽略了的是,改革开放前不仅有群众运动反腐,也制定了大量法律法规和制度机制,组建了纪委、监委等反腐败机构,逐步建立了腐败惩治的权限、规则和程序,而且群众运动都是中共中央直接发动、组织的,除文化大革命外都是在党的领导下有步骤有控制开展的,群众运动中都有制度建设环节,违纪违法人员的处理也是由专门机构进行。在改革开放后的反腐败实践中,除不开展群众运动外,大多数制度规则、程序、机构都延续了新中国成立早期及革命时期确立的制度框架。将改革开放前后的反腐败实践分别界定为运动反腐、制度反腐的二分法,割裂了两个时期的历史联系,同时也忽视了中国共产党在革命时期确立的拒腐防变体制机制,而这恰恰是建国后拒腐防变的逻辑起点和实践基础。本文在将拒腐防变放在中国共产党百年历史中进行检视的基础上提出,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拒腐防变,关键在于其是高度制度化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自成立起就注重用制度化的方式拒腐防变,同时虽经历曲折反复但总体上较好地处理了制度化和群众参与的辩证关系,将群众参与逐步纳入制度化轨道,可以说制度化是中国共产党百年拒腐防变的主线。革命时期是中国共产党拒腐防变制度化的初步探索期,确立了思想建党优先、民主集中制、群众路线等原则框架。在这些原则框架下,通过延安整风运动确立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确立从思想和作风问题抓起,防止这些问题演化为腐败问题的管党治党思路,使党员干部改变源自传统农业社会的观念和特质,接受马克思主义公共利益至上的普遍主义价值观,自觉做到不想腐。确立任人唯贤的干部路线,建立专门干部选拔机构,将自上而下的组织考察与自下而上的群众考察结合起来,从选人用人的源头遏制腐败。严密党的基层组织建设制度,建立反腐败专门机构,严格实施党的纪律,及时纠正党员的小错误、清除党员队伍中的腐化分子,使大多数党员既不敢腐也不能腐。通过井冈山工农兵民主政治、陕甘宁边区政府的廉政实践等,对群众参与、民主监督的制度化方式进行探索,初步将自上而下的党内监督与自下而上的群众监督结合起来。新中国成立早期是中国共产党拒腐防变制度化的探索深化期。针对全国执政后腐化现象大幅增加的现实,将整风整党运动与执行纪律、整顿干部、清理组织、反对腐败结合,深化了延安整风运动模式;相继建立纪委、监委等反腐败专门机构,其组织机构、职责范围、领导体制、工作规则与程序等为1978年后纪委恢复重建提供了基本框架;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人民信访制度等为群众监督以及参与反腐败提供了制度化途径。但对党内贪污腐化特别是科层化管理体制滋生的官僚主义等隐性腐败,中央领导层在反腐败以自上而下的制度化方式为主还是以自下而上的群众参与为主上分歧越来越大,拒腐防变制度化和群众参与的张力逐步凸显,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成为群众参与制度化和反制度化的分水岭。改革开放新时期是中国共产党拒腐防变制度化的恢复发展期。中国共产党将拒腐防变重新纳入制度化轨道,探索在不开展群众运动条件下拒腐防变的路径,对群众参与的规模和数量进行规范限制,更多依靠党和国家体制特别是专门机构自上而下反腐。其中,1983年整党确立了自上而下的整风整党模式;党和国家领导体制、领导机构改革,国家公务员制度等干部人事制度改革,价格改革、财政管理改革等经济领域改革,以及规范党政机关和党政干部经商办企业行为,构建起防治腐败的制度机制;恢复重建后的纪委确立三项主要任务、五项基本权限、双重领导体制、纪委监察局合署办公体制,基础性反腐败法律法规逐步形成体系,在“两案”审理、打击经济领域犯罪活动中注意区分纪律问题与法律问题,并在理念、规则和程序上探索党纪和国法的衔接,推动腐败惩治走上法制化轨道。但在拒腐防变制度化迅速提高的同时,群众参与逐渐边缘化,群众反腐与制度化的反腐体制对接不顺畅,党委政府与民间社会在反腐问题上不时出现紧张关系。党的十八大以来是中国共产党拒腐防变制度化的加速推进期。针对制度执行不力、腐败问题滋生蔓延的挑战,中国共产党以制度执行力建设为突破口,坚持制度完善和制度执行相统一、思想建党和制度治党相统一、依规治党和依法治国相统一、党内监督和群众监督相统一,强力正风肃纪反腐、全面从严治党,使党的纪律、作风建设规定和腐败惩治法律法规落实落地,有力维护制度权威、遏制腐败蔓延势头。同时,通过畅通群众信访举报机制,构建群众网上曝光、舆论发酵、执纪执法部门追查相结合的监督方式,并通过巡视将自上而下的党内监督与自下而上的群众监督结合起来,特别是明确以党内监督为主导,与群众监督等各种监督结合起来,构建党和国家监督体系,进一步理顺拒腐防变制度化和群众参与的关系,在拓宽群众制度化参与途径、将群众监督整合进拒腐防变制度化格局上取得重要进展。回顾百年拒腐防变历程可以看到,中国共产党以制度化为主线,在思想教育、组织机构、惩治腐败、权力监督等制度化上都取得了不少历史经验。在新征程上,必须传承好这些宝贵经验,坚持和完善思想教育制度化,在党的领导下自上而下有控制、有步骤整风整党,将思想教育与整顿干部、执行纪律、建设组织结合起来,使思想建党的过程成为制度治党的过程、制度治党的过程成为思想建党的过程;坚持和完善组织机构制度化,任人唯贤,加强基层组织建设,强化反腐败专门机构;坚持和完善腐败惩治制度化,将制度制定和制度执行结合起来,依规依纪依法惩治腐败,将严惩腐败作为教育、制度的支撑和后盾;坚持和完善权力监督制度化,将自上而下的党内监督与自下而上的群众监督结合起来,以党内监督为主导,拓宽群众参与的制度化渠道,让人民监督权力,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为中国共产党抵御各种腐败因素的侵蚀、长期执政奠定坚实基础。
关键词：腐败;拒腐防变;制度化;群众参与
学科专业：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
摘要
Abstract
导论
一、问题的提出
二、文献综述
三、研究方法
四、研究特色与不足之处
第一章 无产阶级政党拒腐防变制度化的特殊性要求
第一节 马克思、恩格斯关于阶级国家和政党腐败根源的分析
一、腐败植根于私有制
二、腐败源于国家和社会的异化
三、无产阶级政党和社会主义政权本质上是廉洁政治
第二节 列宁的探索突破和苏东无产阶级政党、国家拒腐防变的历史困境
一、非无产阶级思想侵蚀的挑战
二、权力腐蚀的挑战
三、制度化不足的挑战
第三节 中国共产党拒腐防变制度化问题的提出
一、中国共产党对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拒腐防变思想的继承与发展
二、中国共产党拒腐防变的主线是制度化
三、对拒腐防变制度化和群众参与辩证关系的处理是影响拒腐防变历史进程的重要变量
四、本文的核心概念
第二章 中国共产党拒腐防变制度化的早期探索(1921年至1949年)
第一节 中国共产党拒腐防变制度化的原则框架
一、思想建党优先:化解党的组织先进性和广泛性的矛盾
二、民主集中制:避免家长制和极端民主化两个极端
三、党的群众路线:克服官僚主义、民粹主义两种倾向
第二节 延安整风运动与思想教育的制度化
一、中国共产党思想教育的早期实践
二、党组织的发展壮大与清理整顿
三、延安整风运动确立思想改造、思想拒腐的典型范式
第三节 组织机构制度化的三大要件
一、基层组织建设
二、任人唯贤的干部路线
三、反腐败专门机构和党的纪律的实施
第四节 拒腐防变群众参与的制度化
一、井冈山的工农兵民主政治
二、苏维埃反贪污浪费工作中的群众参与
三、陕甘宁边区政府的民主监督和廉政实践
本章小结
第三章 新中国建立后拒腐防变制度化的探索深化(1949 年至1965 年)
第一节 全国执政后拒腐防变形势的变化
一、党内贪污腐化、违法乱纪、道德堕落现象较革命时期大幅增加
二、正在形成的科层化国家管理体制预防显性腐败与滋生隐性腐败的双重性
三、毛泽东和刘少奇、邓小平对拒腐防变制度化与群众参与关系的认识分歧
第二节 50年代初整风整党对延安整风模式的深化
一、整风与整顿干部、执行纪律结合
二、整党与清理党员、组织建设结合
三、整风整党与“三反”等反腐败运动结合
第三节 纪委、监委等反腐败专门机构的建立
一、组织机构的建立和发展
二、职责范围的框定
三、领导体制的变革
四、基本工作规则与程序的建立
第四节 拒腐防变群众参与的制度化和反制度化
一、人民监督制度的建立和实施
二、社教运动:群众参与制度化和反制度化的分水岭
本章小结
第四章 改革开放后对非制度化拒腐防变方式的逐步克服(1978年至2012年)
第一节 市场经济和对外开放条件下拒腐防变制度化的历史必然性
一、放弃群众运动反腐
二、腐败的严重情况“不是过去‘三反’、‘五反’那个时候能比的”
三、邓小平的拒腐防变制度化思想
第二节 1983年整党确立自上而下的整风整党模式
一、与日常工作结合,不开展运动
二、整党中的一切问题由相关党组织讨论解决
三、严格控制打击面,防止“左”的偏向
四、审慎稳妥纯洁组织、清理队伍
第三节 各领域改革和拒腐防变制度构建
一、党和国家领导体制、领导机构改革
二、国家公务员制度等干部人事制度改革
三、价格改革、财政管理改革等经济领域改革
四、规范党政机关和党政干部经商、办企业行为
第四节 反腐败专门机构和反腐败法制化
一、纪检监察机构的重建
二、基础性反腐败法律法规的系统构建
三、“两案”审理、打击经济领域严重犯罪活动中对党纪和国法问题的区分
四、党纪与法律的衔接
本章小结
第五章 新时代拒腐防变制度化进程的加快推进(党的十八大以来)
第一节 制度执行不力的表现、根源和后果
一、制度执行不力的表现
二、制度执行不力的根源
三、制度执行不力的后果
第二节 习近平的拒腐防变制度化思想
一、坚持制度完善和制度执行相统一
二、坚持思想建党和制度治党相统一
三、坚持依规治党和依法治国相统一
四、坚持党内监督和群众监督相统一
第三节 作为制度执行典范的中央八项规定
一、中央八项规定是一个制度体系
二、中央八项规定的主要特点是执行有力
三、中央八项规定体现了自上而下组织监督和自下而上群众监督的结合
第四节 腐败惩治无禁区、全覆盖、零容忍
一、打破“刑不上大夫”的潜规则
二、创新审查调查方式,提高办案效率
三、构建形成国内反腐与追逃追赃的闭环
第五节 巡视制度的调整改进
一、提升巡视权威
二、巡视重在发现问题
三、巡视拓宽了群众参与反腐败的制度化渠道
第六节 国家监察体制改革
一、国家监察体制改革是强化公权力监督的重要制度创新
二、国家监察体制改革解决了反腐败的三大难题
三、国家监察体制改革将反腐败纳入法治化轨道
四、国家监察体制改革对监委的赋权与限权
本章小结
第六章 中国共产党拒腐防变制度化的历史经验
第一节 思想教育制度化
一、确立思想改造的典型范式
二、将思想教育与整顿干部、执行纪律、建设组织结合起来
三、在党的领导下自上而下有控制有步骤整风整党
四、将思想建党与制度治党结合起来
第二节 组织机构制度化
一、夯实拒腐防变的基层基础
二、从选人用人的源头防治腐败
三、注重反腐败专门机构建设
第三节 腐败惩治制度化
一、以高压惩治为教育和制度提供支撑
二、坚持制度制定和制度执行相结合
三、坚持依规治党和依法治国相结合
第四节 权力监督制度化
一、把握拒腐防变制度化与群众参与的辩证关系
二、坚持以党内监督为主导、与群众外部监督相结合
结语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