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论文没有思路的时候，经常查阅一些论文范文，小编为此精心准备了《哲学家的人生哲学论文(精选3篇)》的相关内容，希望能给你带来帮助!摘要：尼采是有史以来被人们讨论最多的哲学家之一，他的哲学思想对后世的影响是巨大的，不仅对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的西方思想文化影响极深，而且也强烈地影响或改变了许多名人的思想及生活。本文将对尼采哲学的存在主义和超人哲学思想进行分析，探讨其对现实的深远意义。
哲学家的人生哲学论文 篇1：
《庄子》与《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的比较研究
摘 要：庄子与尼采这一古一今，一东一西的哲学家，处于不同的国家，不同的时代背景下，其思想在某些方面相似而不同。本文将从庄子与尼采所处的时代背景，二者在其著作中所体现的哲学思想，以及二者处世态度等方面进行比较，对《庄子》及《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进行解读，旨在通过对比，加深了解中国思想与西方思潮的异同，以更宏大的胸襟去欣赏不同文学杰作，去理解不同民族文化的要义与精华，并能对人生进行新的思考。
关键词：时代背景;比较;精神自由;游世;入世
作者简介：逵雅萍（1995.8-），女，汉族，河南南阳人，硕士研究生，新疆医科大学助教，研究方向：英美文学研究。
1.引言
庄子与尼采在各自的社会文化发展史上扮演了相近的角色。这一古一今，一东一西的哲学家都受浪漫主义思潮影响，其文风与哲学思想极富浪漫主义精神，且二者都看到了当时社会所推崇的传统文化的弊端，他们呼吁人们转换与重估价值。由于所处时代不同，庄子采取游世的治世哲学，而尼采采取积极入世的态度。本文对庄子和尼采的著作《庄子》与《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进行比较研究，共分为两个部分：
第一部分是对庄子与尼采的生平与时代背景和写作背景的相似之处进行比较;第二部分对二者的哲学思想进行了比较。主要分为两方面，其一是在追求自由方面，他们既有相同主张，也各赋独特性，其二是在处世态度方面，二者较为不同。
本文旨在通过较为全面地比较研究，使读者对庄子与尼采这两位杰出的哲学家的思想有更为清晰的认识，也寄希读者对《庄子》及《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这两部著作能有大致了解后对中西方文化的异同产生正确的评价，并做出更为精准且有价值的研究。
2.生平与时代背景之对比
2.1庄子的生平及时代背景
庄子名周，字子休，生宋国睢阳蒙县，出战国时期前期，据《史记·老庄申韩列传》中所指“与魏惠王与齐宣王同时”。他是一位哲学家，后又被称为“南华真人”。生活方面，与庄子来往的朋友极少，门徒也不多，因庄子认为“以天下为沉浊，不可与庄语”（《庄子·天下》）。但有一人与其关系甚好并对庄子的哲学思想有着深远的影响，那人便是常与庄子辩论的惠施。惠施与庄子的友谊也恰是建立在辩论的基础上的，集中于《逍遥游》、《德充符》与《秋水》的争论。
庄子所处的年代，诸侯纷争，战事频繁，社会动荡，生灵涂炭，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而这时也是百家争鸣的黄金时代。孟子正游说各国，墨家门徒遍及天下，文化成为一种强烈的需要。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庄子对政治黑暗，尔虞我诈，以及趋炎附势之徒无比憎恶，对处于水深火热中的平民弱士寄予了无限的同情。
今本《庄子》为西晋郭象删订流传下来的，有内篇七，外篇十五，杂篇十一，共三十三篇。一般来说《内篇》为庄子自著，外篇则除庄子自著外，也有部分為庄子后学所作。
2.2尼采的生平及时代背景
1844年，尼采出生于德国东部吕茨恩市附近的勒掯村。他的祖父，外祖父和父亲都是虔诚的基督教信徒。在他未满五岁之时，父亲病逝，此后便在母亲与姑母的抚养下度过了童年及少年时代。于1865年，尼采放弃神学，专修古典语言学。1869年任古典语言学教授，十年后终止教授生涯，开始漂泊。1876年他向一荷兰女子求婚被拒后终生未娶。
与庄子相似，尼采也没有几个朋友，他拖着疲惫的步伐在欧洲大陆四处流浪。他渴望与他精神交流的朋友，需要孤独又渴望温暖，却最终找不到一位知己，寂寞的岁月严重地摧残了他的身心健康。他多次爆发精神疾病，都与他希望寻找更为真实的人生有关。叔本华的《意志和表象的世界》对他的日后创作影响很大，也使他发现了一位以音乐艺术的形式表现着叔本华思想的剧作家华格纳，两人有过一段很短暂愉快的友谊，然而当他发现寄托于友人华格纳身上的欧洲文化复兴之梦破碎之后，他离开了华格纳，也忘记了叔本华，且与大学时代的密友洛德志趣日渐迥异。他如被世界抛弃一般，他感受到他的精神感到饥饿，他的天性完全纷乱而受苦。
尼采所处的时代科学技术突飞猛进，商品经济蜂拥发展，是资本主义商业化、庸俗化笼罩的时代。工业大革命不断推进，物欲横流。“人们既被大人物的喧嚣声吵的震耳欲聋，又备受小人的暗箭刺伤。”（《市场之蝇》）资本主义有力地促进了自然科学的发展。无论是自然科学，还是理性主义哲学，都从根本上动摇了欧洲人基督教信仰的基础。欧洲人失去了过去藉以生活的一切信仰，面对传统价值的荒凉废墟，无所适从。尼采的《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集尼采的人生哲学，通篇闪耀着尼采的这一信仰：他的思想可以拯救他的读者，并使他们摆脱绝望的境地。
《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一书，是尼采最具代表性的一部象征性的哲学著作。他大量地运用了意向或寓言来表达其独特的思想，其思想尼采终身信守不渝。
尼采的思想同样受多方面影响。尼采受希腊悲剧的两种精神——充莹着理性之光的阿波罗精神与富有创造热情的戴欧尼索斯精神的影响，且吸收叔本华的“意志哲学”，同时，尼采生活在西欧各国正兴起的浪漫主义运动浪潮中，他受浪漫主义运动启发，其作品风格与思想风貌也确实属于浪漫主义。
3.《庄子》与《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的哲学思想对比
3.1 追寻精神自由
自由一般可分为形体自由与精神自由，形体活动不可脱离现实，而精神活动自由自在，无拘无束。庄子与尼采都强调人的精神自由的重要性，从精神上开阔视野获取自由。
3.1.1庄子反儒家传统文化，尼采反基督教的道德文化
庄子认为束缚人们精神自由的因素有人为因素与自为因素。人为因素即为传统文化的制约与社会关系的规范对人们思想及行动的限制与禁锢。他批评以儒家为代表的仁义礼智违反了人的自然本性，对人性造成了束缚。并且批评了各种学派的偏见限制人们的思想，约定俗成的规则使人们失去个性，做事中规中矩，畏手畏脚。社会成见使人们限于这些框格规范之中，自限自小，逐渐失去了精神自由。他写了许多寓言故事描述人为因素对人的束缚。《骈拇》篇中他提出“仁”是背谬自然本性的。他说：“骈拇枝指，出乎性哉！而移于德。附赘悬疣，出乎形哉！而侈于性。多方乎仁义而用之者，列于王藏哉！而非道德之正也。”骈姆，枝指，看上去是天生就有的，然而不符合世俗之见，超出了人的原本德性。赘瘤和瘊子，看上去也是从人身上长出的，却不是天生就有。仁义与礼教，看上去出于人的内在心思，然而并不是出于纯德之正。不能因为多指的本性，就忧心忡忡，要去消除忧患。忍痛去消除它，也不是仁义之举，因为失去了原本的自在。庄子认为，用颂扬和传授的方法推行的事往往与名利挂钩，名利诱使人们做善行，善行也就失去了真正的道义，而那些按自然本性友爱相处的人反而被称为“盗贼”。孔子说教盗跖不守仁义礼教，有害人世。盗跖反击：“今子修文武之道，掌天下之辩，以教后世，缝衣求带，矫言伪行，以迷惑天下之主，而欲求富贵焉，盗莫大于子。”仁义背真情，礼教害人生，王为利惑，忠贤士皆离名而死，仁义之行实是一种欺骗之举，只为沽名钓誉，求取富贵，有悖于人性与自然正道。这些所谓的道德都限制人得到真正的自由。外物，例如名利，是容易引起痛苦且与自身利害有直接关系的自身遭遇。子舆所说“物欲于困住了心”所以感到拘束痛苦，只有把一切视为顺其自然而发生的，进行精神修养才能超脱于物外，达到自由自在。
尼采不同于庄子的“忘我”与“自然相通”以达到的自由，他着重“自我”之力，强力意志，这种意志以个体为主，属于西方文化传统的自由论。同庄子对儒家学派传统文化的否定，尼采同样对西方“固定的习性”感到厌烦，尤其是对于基督教的道德规范。
他在《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中谈到“精神获得自由的人仍须净化自己，他内心还有许多禁锢和泥垢。”这些“禁锢”，“泥垢”就指基督教的道德规范对人性与自由的压抑已然成为一种枷锁。《睦邻》中，尼采说“我从来没有规劝你们去爱什么邻人，与其爱你们的邻人，倒不如去爱那些与你们毫无瓜葛的远处之人。”“爱邻如己”，这是基督教的金律。其本来是摒弃小我的一己私欲，融入大我以及无我的汪洋大海。尼采认为，与邻居相知相交，不过是自欺，是用来躲藏无法忍受的自己，并且是会毁掉一个人的个性。在《蛇噬》中，他说：“倘若你们有仇敌的话，千万不要以德报怨，因为这样会使他们感到耻辱的。相反的，你们要证明给他知道：他做了件对你们有益的事。”“以德报怨”也是基督教的一条圣训。尼采认为，如果别人打了你的左脸，你再把右脸送上去，就是去侮辱对方。如果你马上还以颜色，这会让对方觉得你看得起他，希望把他当做对手，反而很高兴。基督教的道德，人生观灰暗而沉闷，与人的自由精神相对立。他提出“前进，让我们杀了这严重的精神罪。”对于基督教的各种道德观念，尼采攻击的最厉害的是怜悯，怜悯使人羞愧，良知使恶人更加猖獗，对苦难者的怜悯只会使苦难者被伤的更深。查拉图斯特拉在《同情者》中说道“上帝死了——是他对于人类的那份怜悯害死了他。”
不论是“爱邻如己”，“以德报怨”还是“怜悯”，尼采都看到了其灰暗面，它们压迫着人生，将人深陷入泥沼之中。禁锢了人的思想，限制着人的自由。上帝死去，追求强力意志，成为“超人”才能获取真正的自由。
3.1.2庄子开放心灵与尼采的三种精神变体
庄子认为诸多“自为因素”同样限制着人。这种自为因素，是人的心灵的自我封闭。心灵的自我封闭就是在《秋水篇》中“井蛙不可以语于海者，拘于虚也;夏虫不可以语于冰者，笃于时也;曲士不可以语于道者，束于教也。”的束缚。对于井中之蛙不能和他谈论大海，这是由于它局限于很小的井中;对于夏生秋死的昆虫不能和它谈论结冰的事，这是由于它的生命局限于很短的时间内;对于浅陋偏执人士不能和他谈论大道，这是由于他被世俗之学所束缚。喻指人们所受到的各种外在的束缚，使人丧失了自由。在《齐物論》中所指的“大知闲闲，小知间间，大言炎炎，小言詹詹。其寐也魂交，其党也形开，与接为构，日以心斗：缦者，窖者，密者。小恐惴惴，大恐缦缦。”意思就是：大智的人广博，小智的人偏狭，高谈阔论的人盛气凌，具体而论的人争辩不休。他们睡觉时魂魄不安宁，等睡醒后身疲气散。他们整天与外界交涉纠缠，日复一日勾心斗角。这种人整日困于心，始终不能保持愉快的心境，不懂得忘却，谈何自由？庄子一向认为，我们不仅应忘记那些不愉快的往事，甚至应忘记天地的一切，尽量摆脱束缚我们心灵自由的绳索。正如他在《天地篇》中所说：“有治在人，忘乎物，忘乎天，其名为忘己。忘己之人，是之谓入于天。”只有忘掉外物，忘掉自然，忘掉自己，才可谓真正的自由！
在《天地篇》中庄子提出，“失得者困，可以为得乎？则鸠鸮之在于笼也，亦可以为得矣。”若人一直限于主见成见，短浅视野的自为因素的束缚中时，是不可谓之“精神自由”的。《逍遥游》中的“蓬之心”，《齐物论》中所指的“成心”同样说明了这个道理。
只有借鲲鹏来打开广阔的世界。鲲鹏是庄子精心设定的两个动物，鱼和鸟，具有特殊的象征意义。在日常生活中，我们常说“天高任鸟飞，海阔凭鱼跃”，鱼与鸟象征着自由的遨游与飞翔。从鲲、鹏的描写，庄子展示了一个广阔的天地，将人类在思想上的追求提升到无穷。由自由而游的鱼，海，到鲲的天地，进而达到展翅高飞的大鹏的广阔天地而远眺遥远的天池南冥。庄子从宇宙的广度来考虑人的精神活动。最后，庄子在《逍遥游》中提出“若夫乘天地之正，而御天地之辩，以游无穷者，彼且恶乎待哉！故曰：至人无已神人无功，圣人无名。”无己、无功、无名，是从不曾设想自己有己、有功、有名，而能够做从不知己到知己而又忘己，不知有功而有功于社会，不曾有名，不以名累的境界。庄子的无己让真我精神从形骸之中突破出来，上升到与万物相通，使心不随物漂流，不追名逐利，能够保持其心灵的本质。认识自我，存在真我，由偏见的破除，而追求人生的真我，以达真正的逍遥。可见真正的逍遥自在必定不拘于人为因素与自为因素，应是无所依附，自由于天地自然之中的。庄子认为，若使自己达到“精神四达并流”（《刻意篇》）获得真正意义上的精神自由，就要做到视野开阔，心灵开放。
尼采不同于庄子采取的“顺其自然”的自由观，他采取“有为”的方式。他所指的“有为”以达到自由是通过实践，是在对阻力的克服中而达到的。《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的第一篇《精神的三种变体》就可以看作尼采对自由的解读。
精神的三种变体：精神由骆驼变成狮子，由狮子变成孩童。首先，要有如骆驼般能屈膝承受一切，承受重荷的精神。这种精神不但富有力量，并且内怀崇敬且坚毅致远。其内在隐喻生命本能的强健，意志需坚强有力。多数人并无思想，认为自由就是摆脱一切责任，什么都不做，而当他们确实如此时，他们并没有获得真正的自由，他们倍感空虚，为什么呢？因为他们没有找到自由的真谛，未能看到他们自身的软弱。他们不但应该像骆驼一般承受世俗的非理性的思想文化，伦理道德，并且应该具有超强的意志去突破现有的局面，追寻新的价值。因为骆驼只是忍辱负重，它不能创造。因此在空虚的荒漠中，精神想争取自由，主宰自己的荒漠而变成了狮子。在荒漠，它要战胜原来的主人——巨龙“你应”。它向“你应”发出怒吼：“我要！”巨龙辉耀着万物的一切价值，而狮子“给责任一个神圣的否定”，狮子的意志通过它的意愿否定现有的价值体系，同过去决裂，这意味着评价，是意愿摆脱一切既有价值而独立。评价就是一种创造，而自由可以归结为创造。“人首先把价值置于事物中维护自己，他首先为事物创造出意义，一种人的意义。”
猛狮般的精神，是勇猛斗争的精神。它把一切传统思想包袱抛入历史的垃圾箱中，它不服从神明、偶像、权威律令，奋起反抗。这是一种破坏精神，一种打碎旧观念，旧事物的精神。它要支配新的价值，但是狮子无法做到完全的创造，为了创造，“生命需要有一个神圣的肯定”，于是狮子变成了孩童。“孩童是天真而善忘的，一个新的开始，一个游戏，一个自转的旋轮，一个原始的动作，一个神圣的肯定。”（《三种变形》）婴儿的出现，预示着健康本能的恢复，由破坏的冲动转化为创造的冲动。在尼采看来，精神的原始状态是自由自在，无拘无束的，就像一个天真无邪的孩童。孩童不像狮子，他对世界充满好奇，具有创造力。他没有被即定的传统价值观念的束缚所困扰，他代表一切新生命的开始，因此最具有创造力。而这种创造力恰是他天性的最内在的性质，是人生意义所在之处。人类也只有在创造中才能自由。
这三种精神状态实际上可以看做一个历史过程。自由是对阻力的克服，阻力越大，自由越大。力量是自由的前提，因此我们需要骆驼精神。然而，评价和创造是自由的真义，因此我们更有狮子精神与孩童精神，才能达到真正的自由。
3.2庄子与尼采的处世态度之对比
《庄子》中多处可见庄子对政治的热情，他看透世态炎凉，社会腐败，政局混乱。在他内心深处，他希望可以干出一番事业，以救百姓于水火“使物不疵而年谷熟”（《逍遥游篇》）据记载，他曾出任过漆园吏，说明他一开始是不拒绝当官的，可他后来为什么反对避世与入世而选择游世呢？
庄子不主张将形骸隐于森林，他认为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命，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都是已经安排好的。隐居山中也逃脱不了。他看清了当时动乱的政治局势，想要改变整个社会的政治制度于他来说也是十分困难的。其次，社会动荡，人命朝不保夕，庄子认为生命重于治国。即生命重于名利，在《应帝王》篇中，他认为治理天下将影响他“乘夫莽眇之鸟，以出六极之外”的生活，在《让王》中这种思想更为清晰“克以天下……让于子州支父，子州支父曰：‘以我为天子，犹之可也。虽然，我适有幽忧之病，方且治之，未暇治天下也。’夫下天至重也，而不以害其生，又况他物乎！”子州支父因患有隐忧的疾病需要治疗，因此拒绝了治理天下，他认为治理天下重要，但不可做伤害生命之事。他认为追求逐利的世俗价值是限制人的心灵，束缚精神自由的。而庄子本人又是极热爱自由的人，他希望达到“无己、无功、无名”的至人所有的精神状态，不被外物所役。因此，出于热爱自由，他选择游世。再者，庄子主张无为而治，他认为天下是不能用人心治理的，越用心治理反而越混乱，而顺其自然却会平安无事。在《在宥篇》中，“绝圣弃知而天下大治”就是这个意思。因为人的智力有限且心性不适治理，心性随意志而动的话，就是按自己的认识行动，反而可能主观武断背物自专，由此引起斗争，造刑定罪，人们也会触刑犯罪，未治反乱。最好的做法是适于时之需要。在《缮性篇》中，庄子指出“当其时命而大行乎天下，则反一无迹;不当时命而大穷乎天下，则深根宁极而待：此存身之道也。”这也恰恰是他在乱世中寻得一己之地的方法。当其时治理天下或隐居都是顺应自然之道的，若不当时反而伤身伤己，不合自然之道。
庄子避世也与他的材用思想有关，他认为大用无用，无用养生，材用伤身。在庄子看来，那些大而无当之物，如五石之瓠，并不是没用，而是大有价值，只是常人之智未能看到它的价值。他又举栎树无用，支离其形而保全生命，猕猴逞能先死等例，庄子得出了无用大用，才能功用外显会招引灾祸的结论。因此，他主张顺应自然，谦虚谨慎的方式生活，而不是积极入世。
尼采不同于庄子，他提倡积极入世，在《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中，查拉图斯特拉多次隐居又下山，与庄子的游世心态却大不相同。查拉图斯特拉第一次下山，就属积极的入世态度。他在三十岁的时候，离开了他的家以及家乡的湖畔，而隐逸山林，而十年后的某天，他意识到了幸福来自于他所照耀的人们。如同太阳若失去了照耀的人，也毫无幸福。于是他说：“看啊！我厌足我的智慧，像只蜂儿采集了过多的蜜。现在我需要的是能伸出来接取它的手。”（《序言》）他希望他的智慧能够分享，希望世人能接受他的恩泽，他迫不及待的想要把自己的思想告诉大家，让他们认识到真正的价值在何处。尼采是个愤世嫉俗的人，然而他热爱人生世界。他所追求的是教化人类的济世良方，以指引人们挣脱精神枷锁去创造一个新的世界。他承认人生的苦难与死灭，意识到宗教、世俗的非理性的道德是多么的需要摒弃。他借查拉图斯特拉之口说：“这个永不完美的世界，是一个永远矛盾与残缺不全的形象。”（《遁世者》）他大聲疾呼：“上帝死了！”然而他主张积极地去迎战困难，试图为丧失精神家园的人在悲剧的人生中找到生命的价值，让他们感知真正的快乐。他提倡价值重估，查拉图斯特拉激昂地对他热爱的人类说道：“兄弟们，让你们的精神与道德奉献给大地的意义——让一切的价值由你来重新决定吧！故而你们需要作斗士！故而你们要作创造者！”（《施与的道德》）尼采借查之言呼吁世人摒弃一切非理性的道德，摒弃一切老旧的观念。用斗士的精神去重新评价一切，做一个创造者而不是安于现状的弱者。查拉图斯特拉来到人间，投入人世，久之又隐退山林。然而“他的内心感到十分焦急，并且对他所曾爱过的人们满怀期望，因为他还有许多东西要给他们”（《持镜的小孩》）查如同一个播种者撒下种子之后便远遁山中，静等它们发芽。他虽隐退山中，但他的内心热情又急切，时时牵挂着人类。当他意识到他的学说处于危险之中，敌人歪曲了他的学说，朋友也因曾接受他的理念而十分羞愧时，他再度下山。“查拉图斯特拉依旧可以教诲他所爱的人，并将他的至爱施与他们。”（《持镜的小孩》）可以看到，他的隐世不是逃避而是孕育智慧。当他再度身处人群时，他感周围的人理解不了他，他深陷孤独，但他从不放弃他的人类。他暂时的离开之时做自我思索、充实自我、增长智慧，作为再次投入人世的准备。他反对庄子那种“安之若命”的思想，查拉图斯特拉说“我是无神的查拉图斯特拉，那些自我主宰，而不知所谓安命的人，便是我的同类。”（《侏儒的道德》）他主张人们积极的应对遇到的困难，发挥自己的才智，去创造自己理想的环境。
4.结语
通过比较《庄子》及《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我们可以明显地看到他们有很多思想相似又各有特色。他们都深刻思索当时的社会现状和人的发展。庄子对政治黑暗、乐崩礼坏的社会无比憎恶，对处于水深火热中的平民弱士寄予了无限的同情。尼采对资本主义商业化、庸俗化笼罩的时代也强烈不满，他热爱人类，希望人们可以重估价值。庄子与尼采都崇尚精神自由，庄子反对以儒家为代表的仁义礼智，认为违反了人的自然本性，尼采批判基督教的道德对人性与自由的压抑已然成为一种枷锁。庄子采取开放心灵，顺其自然的自由观，尼采采取积极应对，“有为”的方式。庄子主张顺应自然、谦虚谨慎的方式生活，尼采提倡积极入世。他们的哲学思想，处世态度虽有不足，但仍有很多绝妙的认知值得我们认真思考，做出正确的评价与积极地发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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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逵雅萍
哲学家的人生哲学论文 篇2：
尼采哲学思想的现实意义
摘要：尼采是有史以来被人们讨论最多的哲学家之一，他的哲学思想对后世的影响是巨大的，不仅对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的西方思想文化影响极深，而且也强烈地影响或改变了许多名人的思想及生活。本文将对尼采哲学的存在主义和超人哲学思想进行分析，探讨其对现实的深远意义。
关键词：尼采、信仰、超人
一、解决信仰“滑坡”
尼采早在他的第一部学术著作——《悲剧的诞生》中，就已开始对现代文明的批判。他指出在现代社会里，尽管物质财富日益增多，可是人们并没有得到真正的自由和幸福。僵死的机械模式压抑人的个性，使人们失去自由思想的激情和创造文化的冲动，现代文化如此颓废，这是现代文明的病症，其根源是生命本能的萎缩。
我国进入互联网经济快速发展的新时代，现代化进程不断加快，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稳步实现，但是不能忽视的是西方已经经历过的那种人的异化、精神的匮乏、道德的沦丧已经初露端倪。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使我国经济得到了突飞猛进的发展，但拜金主义、享乐主义等思潮也伴随而至。对金钱的过度崇拜导致了人们道德的沦丧，对物质利益的片面追求造成了精神的空虚。人们在信仰上出现了断裂，传统的价值观念不再完全适应当前的形势，人们在精神上陷入迷茫、不知所措的状态。面对这种精神上的危机，精神文明建设已成为当前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主流，而如何进行精神文明建设，已成为人们关注的热点问题。西方的现代化进程为我们提供了很好的前车之鉴。尼采的人生哲学虽然在很多方面过于极端化，但是贯穿于他的人生哲学始终的那种积极向上的进取精神是值得我们借鉴的。这表现在：它赋予人生以积极的意义，肯定了人生的价值;宏扬了人的主体性，提高了人在自然界中的地位，颂扬了人的创造精神;体现了人的自我超越性、自我完善性;他对基督教伦理、对传统道德、对理性主义的尖锐批判，是对价值重估的伟大尝试。所有这些对我国的精神文明建设都不无借鉴之处。今天，我们在精神文明建设中，在坚持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为理论指导，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前提下，借鉴一下尼采哲学的合理成分，对于解决人们信仰上的滑坡危机，不无益处。
二、追求个性和创造力
自文艺复兴的浪潮开始在世界范围内掀起，人们的自由、个性、人文主义也开始广泛觉醒，并随着工业文明的发展愈演愈烈。到了全球经济飞速发展的二十一世纪社会，个人主义、自由主义已经被大多数人接受，甚至是当代人价值观的默认选项，我们主张每个人追求独立自主的个性，挖掘每个人的潜力，推崇民主和自由，讲究功利主义和实用主义等等。而这些思想的背后，正是18，19世纪，在西方世界这次思想转向的结果，人文主义和理性主义都是思想的主流，理性主义不再一枝独秀。欧洲的主流哲学思想开始向多元化发展，以叔本华、尼采、海德格尔、萨特等为代表的存在主义;以罗素、维特根斯坦的分析哲学、以胡塞尔的现象学派、以边沁、密尔为代表的功利主义等等开始出现，而这些思想和理性主义思想最大的区别就是，他们开始关注人类自身的情绪感受、快乐和幸福。可以说从外部自然世界，转移到了人类自身。
西方世界思想的这个转向，从关注大自然到关注人类自身，正是从叔本华和尼采开始的，叔本华看到了人悲观消极的一面，而尼采看到了人积极的一面。叔本华说，人生就是痛苦，我们似乎没办法改变，而尼采认为，生命存在无限可能，我们应该积极去改变和创造。就像存在主义哲学家，萨特说：人最大的不自由，就是永远无法摆脱自由。自由是人这个存在，所与生俱来的本质属性，我们无法摆脱，人任何艰难和无助的情况下，我们都有选择的自由！而尼采想要告诉人们的是，不要盲目迷信所谓的知识或真理，不要盲从宗教或道德权威;个人一定要有创造力，根据自己的心性发现事物的本来面目。尼采生活在19世纪后半叶，正值西方文明发生转变的重要阶段，尼采哲学体现了西方文化的重要特点——追求人的个性和创造力，不断地否定前人和推陈出新。
三、尼采的超人哲学
尼采哲学思想中有超人哲学的内容，超人哲学的一个前提是“上帝死了”。谈到尼采的“上帝死了，我们理解为上帝不死，超人就无法存在，而上帝死了，人类就从天上回到了人间，在尼采看来，上帝本身就是有人创造的，“是人类的作品与人造的疯狂”。基督教利用上帝和这样的奴隶道德来麻痹群众，使人们把希望寄托在虚无缥缈的彼岸，而尼采所要批判的正是这样的观念，他要宣告上帝的死亡，要宣扬大地的力量，要人们抛弃彼岸，把希望放在人类本身。除了上面所说的这样之外，我理解上帝和超人还有一个本质的区别，虽然上帝和超人都是一种信仰，但是，上帝是永远不可超越的，是高高在上的，正如有学者指出的那样，上帝是“圣化了的精神”，而超人正是不断的超越，而且超越的不是任何外在的东西，而恰恰是人类自己，这也是对人类自身的一种肯定。尼采的超人哲学的现实意义非常深远。从西方现代哲学角度分析，它给西方哲学带来颤栗，也给整个世界带来影响。
首先，尼采所说的超人中的“超”不是超级，而是超越，这个超越其实就是超人哲学一个很重要的特征，超人要超越人类，要超越自己。尼采的超人哲学在一定意义上就是一种方向，或者也可以说成是一种信仰。超越是一种永远不会停止的状态，超人也永远不会僵化，甚至可以说，超人也是一种状态，什么时候超人自我满足，停滞不前，觉得自己已經是万能的，而且不可再超越的时候，那么超人就死了，上帝就又复生了。通过看尼采的超人哲学，我们抛开外在因素可以把超越自我看做是一种人的基本属性，人永远都不能满足现状，安于现状，人的一生就应该是不断的、反复的完成对自我超越的过程。当尼采不得不停止超越的时候，他已经失去理智了，所以，有很多人都把1889年作为尼采人生的终结。同样，当我们作为人在还可以超越，而却主动停止超越的时候，在某种意义上说，这是一种对人的属性的自杀。
其次，尼采本就是一位始终保持着生命张力的哲学家，他的批判锋芒和超越精神始终不曾消退。尼采精通语言学，喜爱音乐，具有诗人的语言和气质，这些都体现在他的哲学著作里，不难想象，他的著作永远都充满着力量和爆发力。很多人都说尼采是悲剧的哲学家，但是他绝对不是悲观的哲学家，这两者有根本的区别。尼采批判的就是在基督教衰颓的道德观念下产生的悲观主义和虚无主义，虽然尼采也可以说是虚无主义的哲学家，但就像有学者指出的那样，虚无主义有双重意义：消极的和积极的。前者可视为叔本华的归宿，而后者则是尼采的目标。尼采正是把人的生命理解为“一种冲动、冲创和创造力”，而我的理解，这就是生命的张力。而这点对于我们现在这个有些颓废的社会和世界，应该是一剂酷烈的良药。
最后，尼采有着深深的贵族情结，这一点无论是从他的生活还是他的作品中都有很充分的体现。我觉得他的哲学思想也是一种贵族的哲学思想。虽然他一生并不富裕，不是真正的贵族，但他始终都是精神的贵族。这种精神贵族的表象和我们古时候的文人墨客有异曲同工之妙，他们追寻的是更崇高的理想信念。贵族这个词我觉得本身不是一个贬义词，而尤其是对于我们受过较高水平教育的大学生来说，做一个精神贵族应该是个好事。精神贵族不同于物质上的贵族，不需要丰厚的外在的物质条件，需要的是自己的精神和思考。在现在这个充斥着通俗文化的时代，作为受过高等教育的我们，不能被通俗文化所侵蚀，可以抱着旁观的态度去观赏，可以理解，但不能沉溺，因为在精神上的沦陷比在物质上的缺失更可怕。
在20世纪，鲁迅、茅盾等人接受了尼采的超人理论，即“人们总是必须跨越他们的前辈”。他们从尼采的哲学中得出的结论是，它席卷了社会上的各种颓废，并积极创造了具有前瞻性的英勇战士。他们为人民的麻木和固执感到难过。他们深感“民族气质的下降已到了极点”，并希望使用尼采的超人学说来改变沮丧的民族特征。如今，大学生已经继承了鲁迅等人的意志，他们也希望利用超人理论来改变人们的自卑感。一位大学生说：五四运动以来的历史证明，仅依靠传统的中国自我更新是不可能实现现代化的。尼采的精神可以攻击非侵略性和稳定的适度和惯性，并完成从传统人到现代人的转变。此外，一些大学生还将“超人”与人格自我完善和成功斗争联系在一起。他们将超人理解为具有强大创造力的人，生活中的坚强人，在不利的环境中成长的坚强而伟大的人。人们。一些学生甚至将“超人”与马克思的“全面发展者”进行了比较。一些学生认为“超人”意味着超越自己，与时俱进，超越监禁并树立民主，独立，平等和公民意识。
四、结论
综上，尼采的哲学思想具有一种无比强大的冲击力，打破了我们衰弱的神经，带给我们冲击与新生。他向世人发出了“上帝已死”的呼声，宣称以宗教信仰为基础的道德观和价值观必须彻底摧毁，提出重新评估一切价值体系，主张以人自身作為自己存在的意义和价值的基础。尼采提出的“超人”英雄主义的哲学人生观，提醒我们不做没有个性、没有创见、没有出息的庸人，而要张扬自己的个性，最大限度发挥个人的潜能意志，去开发创新人生。
参考文献
[1]尼采.西方现代资产阶级哲学论著选集[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4-5.
[2]尼采.反基督教[M].台北：志文出版社，1986：24-25.
作者简介：陈捷帆（1997年-），男，汉，黑龙江省安达市，在读硕士研究生，黑龙江大学，研究方向：外国哲学。
（黑龙江大学 黑龙江 哈尔滨 150080）
作者：陈捷帆
哲学家的人生哲学论文 篇3：
“理想国”和“正义王国”：柏拉图与巴布的社会改革蓝图
摘要：古希腊著名的哲学家和社会思想家柏拉图精心设计了“理想国”的美好社会，伊朗近代政治和宗教运动的改革家巴布也提出了“正义王国”的构想，东西方的“乌托邦”由于文化、地域以及时间等因素的影响，存在着差异，却也有着诸多相似之处，从两位思想家所处的时代背景，所描绘的理想社会的特征与实现途径等方面对他们的社会改革蓝图进行了分析比较，并指出了二者思想的局限性和积极意义。
关键词：柏拉图；理想国；巴布；正义王国；社会改革
柏拉图(前423—前347年)是古希腊著名的哲学家和社会思想家，在他的名篇《理想国》中，柏拉图站在维护奴隶主阶级的立场上，提出了改革不合理的政治制度，实现社会正义、和谐等方面的政治主张。而伊朗近代史上著名的政治运动和宗教运动领袖巴布(1819—1850)，则提出了建立“正义王国”的理想蓝图。二者虽相距两千多年，身处东西方，但柏拉图的“理想国”与巴布的“正义王国”有许多相同相似之处，特别是在有关社会改革的思想上。他们都力图革除各种社会弊端，建立一种“乌托邦”的理想社会。尽管有其阶级与时代的局限性，但其中所包含的和谐正义的社会改革主张，在今天仍有借鉴意义。
一、社会动荡与大变革的时代背景
柏拉图出生在雅典城邦的一个名门贵族家庭。在他生活的时代，雅典的全盛时期已成历史，当时雅典社会正处在由盛而衰的时代，伯罗奔尼撒战争对雅典产生了巨大的影响，经济遭受打击，使希腊各城邦的劳动者破产，富商大贾巧取豪夺，社会秩序失控，战争失败使雅典失去了希腊世界的领导地位，影响力减弱；民主政治遭到挑战，希腊城邦政治面临解体，个人至上的人生哲学泛滥成灾，伦理道德观念衰败。身处乱世，历经动荡的柏拉图，目睹了当时雅典的内忧外患，一度想从政的理想幻灭了。他认为，现存的勋阀政体、寡头政体、平民政体(即民主政体)、僭主政体，按次序一个比一个坏。要建立一个理想的社会，必须提出一套行之有效的治国计划纲要，找到一个理想国家的模式，以挽救希腊城邦的衰势。柏拉图正是怀着这种极大的责任感提出了他的“理想国”的美好愿望。
巴布“正义王国”的提出也正值伊朗由盛而衰之际，伊朗古称波斯，在中国古代史书上被称为安息国，是个具有四五千年悠久历史的文明古国，到19世纪初恺加王朝统治的时候，这个历史上曾盛极一时的国家已变成一个各方面都比欧洲国家落后的封建制的农业国。伊斯兰教什叶派被国王宣布为伊朗国教，它的高级阿訇拥有很大势力。他们同国王和世俗封建主勾结在一起，不仅占有巨大地产，控制国民教育，还有审理有关宗教、财产、婚姻、交易等民事诉讼的特权，还利用宗教的权威为所欲为，掠夺和压迫人民。正是在这种社会背景下，什叶教派的一个新教派——谢赫派中出现了一个杰出的政治和宗教改革者，他就是巴布运动的领导者，巴布教派的创始人——巴布(原名塞义德·阿里·穆罕默德)。他出生于伊朗设拉子城一棉布商人家庭，是1848～1852年巴布运动的精神领袖。巴布运动的萌芽和发展与当时伊朗所广泛出现的社会危机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这场运动是一场宗教和社会改革运动，在他最著名的著作《默示录》中，除了宣传旧的教义、旧的社会制度和旧的秩序需要改革以外，另一个重要内容就是宣传要建立一个新的“正义王国”。
因此，柏拉图与巴布都是生活在社会动荡与大变革的时代，在面临国家衰败以及对现实不满的基础上，他们的写作目的一方面是为了对社会现状进行批判，另一方面也是为了阐述自己的社会改良思想，描绘心中的理想社会蓝图。
二、和谐与正义的理想社会
柏拉图的《理想国》是为对当时社会现状进行批判和反思而写的。在《理想国》中，“正义”是贯穿其始终的首要的建邦原则。柏拉图说：“我们建立这个国家的目标并不是为了某一个阶级的单独突出的幸福，而是为了全体公民的最大幸福；因为我们认为在一个这样的城邦里最有可能找到正义，而在一个建立得最糟的城邦里最有可能找到不正义。”在“理想国”的社会方案里，柏拉图主张取消所有私人财产，产权属国家所有，以抑制人的私欲。柏拉图认为，金钱是邪恶和腐败的根源，公民不能拥有金钱，取消了私人财产和货币也就取消了自私之心，使人归之于无私忘我，一切争端、倾轧、战争、贪欲和仇恨也就都将销声匿迹。柏拉图主张，不仅财产要公有，妇女和儿童也要为社会共有，男女之间的结合不能带有任何感情因素，一切都服从于种族的改善和国家的强盛。在柏拉图看来，“正义”就是个人在服从各自天职的情况下“做自己的事”，即个人对国家秩序的自觉的遵守与维护，柏拉图想要力图说明的是，人类所需求的是一个真正处于正义、和谐状态的社会，这种和谐状态就是一种稳定、有秩序和不断完善，一种合理的和符合每个人愿望的状态。他憧憬一个没有贫穷、没有堕落、没有暴虐、没有战争的社会，这样的社会既可以克服现有各个城邦的固有的弊病，又可以作为一切城邦仿效的模式。正是出于这种动机，柏拉图撰写了这部流传千古的名著，以期解决希腊城邦危机时期所面临的社会问题。柏拉图的《理想国》体现了明显的社会改良思想，自始至终都贯穿着“正义”这条主线，设计并展望着心目中理想国度的蓝图，提出理想国的政治思想和国家学说，他认为国家的最高目的就是正义，也只有在理想国中才能真正实现正义。在柏拉图看来，国家正义就是各个等级各守其序，各司其职，正义本质上就是一种秩序与和谐。
而巴布的“正义王国”则描绘了一个财产公有，人人平等，制度公平，全新的幸福的“永恒的王国”。《默示录》上说，人类的社会是一个时代紧跟着另一个时代而发展的，一个时代总要被另一个新时代所代替，后一个时代一定要超过前一个时代并与它有所不同。每一个时代都应该有它的特殊制度与法律。旧的制度与法律一定要随着旧时代的结束而被废除，代之以新的制度与法律。巴布还指出：世俗官吏和高级阿訇不愿放弃他们把持的政权，并凭借着过时的《可兰经》维护旧制度、旧法律，这便是人间充满了不公道与相互倾轧的原因。因此，必须依照《默示录》的原理，改革旧的伊斯兰教教义，并对社会进行政治改革。巴布在《默示录》中启示人们，自由平等的“正义王国”就要诞生，在将来的“正义王国”中，所有骑在人民头上的封建诸汗、官吏、高级阿訇都要受到真主的惩罚。他们享有的特权和权利，都将被剥夺。私人所有制侵占了别人的物权，这是世间不平等的根源，应予废除，一切财产都应归公有，每人只能有一份。他还宣布了关于男女平等与其他的一些民主要求。
可见，面对动荡的社会现实，柏拉图和巴布都渴望建立一个正义、和谐的理想国度，这也是他们追求的终极的价值目标。但对于“正义”的表述，
二者却有着明显的不同。柏拉图按能力把社会成员分为三个等级，即统治者(哲学王)、护卫者和生产者，只要这三个等级各司其职，各安其位，城邦就实现了正义。奴隶是被排除在公民的范围之外的，柏拉图认为这种安排恰恰是正义的体现。这种正义实质上否定了公民之间的平等。正如罗素所说，“希腊的哲学家们，包括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在内，……他们认为——每个事物或人都有着它的或他的适当的范围，逾越了这个范围就是“非正义”的。有些人由于他们的性格或能力的缘故而有着比别人更广阔的范围，所以他们如果分享更大的幸福，那是并没有什么不正义的”。而在巴布的“正义王国”里，平等、公平则成为一个重要的原则，尽管巴布为人们指出的是一个十分模糊的、朦胧的、乌托邦式的“正义王国”，但是，这确实反映了当时伊朗人民对现实社会的不满，表达了人民群众憧憬未来、幻想平等和对消灭压迫的社会改良思想。
三、神学与宗教基础上的“乌托邦”
“理想国”是柏拉图根据他的“至善”理念推衍而来的，但这个美好蓝图的实现是奠基在神学的基础之上的。柏拉图认为，道德问题是个社会制度问题，个人道德上的完善只有在完善的社会制度下才能得以实现，而“理想国”便是这样的社会。在柏拉图看来，善的理念是神的化身，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力，它像太阳一样，是推动一切的力量。一切底层的理念都应服从它，哲学王就是掌握了最高理念的人，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威。所以柏拉图在他的《蒂迈欧篇》中说：“神就是善”。用通俗的话讲，神就是柏拉图理念体系的顶峰。法国著名学者罗班认为，柏拉图的这些看法“已经把我们引到造物主面前”。实际上就是公开宣扬神创造万物，神是万物之母，由于对理念世界的坚信，使柏拉图走向理念创造一切、创造宇宙的宗教神秘主义的狭小圈子里。在已具有民主意识的主客二分文化背景下的希腊社会中，柏拉图的哲学王代表的是主观世界之外的客观世界，是与人对立的彼岸世界的神的力量体现者。柏拉图的“理想国”也像是一部庞大的机器，个人不过是这机器中一个部件，要随着机器运转共振。个人的意志、思想和信仰要服从“至善”理念的指引和国家的最高利益。为了论证人类理性因素和“哲学王”地位的重要性，柏拉图提出了超越时空的“至善”理念，而为了论证“至善”理念的超越地位，他又求助于神圣性的力量。正是由于“理想国”的这种超越性，使它具有明显的宗教神学色彩。柏拉图的所谓“至善”理念实际上是“上帝”的代名词，“理想国”也就是彼岸世界的同义语，“哲学王”也就是祭祀集团的对等物，事实上，柏拉图在构造他的伦理体系和乌托邦空想时，也确曾乞求于神力、上帝，他坚定地认为，神是善的真正源泉，是真正的美德，人生的目的就在于通过去除欲望和净化灵魂而达到神人相通的境界。这样，柏拉图终于为他的“至善”理念和社会等级的神圣性提供了宗教神学的根据，他的社会改良理论也最终陷入宗教神学的窠臼。
而巴布理想国度的建立本身就是一场宗教改革运动，他的“正义王国”无疑是建立在神学体系之上的。巴布原本是伊斯兰教谢赫教派的成员，他的思想有不少是来自于谢赫教派，谢赫教派主要宣扬伊斯兰教救世主——第十二伊玛目马赫迪即将降临的思想。他们宣扬马赫迪虽已消逝近千年，但当人间充满不幸和灾难的时候，他还会降临人世，消灭人间不平事，建立一个美好的“正义王国”。1843年，谢赫教派的领导者——塞义德·卡义姆去世，但未指定自己的继承人。1844年，塞义德·阿里·穆罕默德宣称自己是“巴布”，就是被人们长期等待的第十二伊玛目。在阿拉伯语中，巴布是“门”的意思。他说，人们所渴望的马赫迪救世主，将通过此“门”把他的旨意传达给人民。在马赫迪降临之前，巴布的使命就是向人们揭示真理。巴布所宣传的伊期兰救世主降临的思想，并不是他独创的。当时不论是官方的什叶派，还是其它派别，都承认救世主马赫迪将会降临。但巴布所宣传的救世主思想却具有现实性。他预言：救世主的降临不是遥远的事，而是眼前就要实现的事；救世主不是降临在其它信奉伊斯兰教的国家，而是降临在伊朗，当救世主马赫迪降临的时候，“正义王国”就会跟着建立起来。在“正义王国”里，“整个人间都将弥漫着真主的甘露，自由、平等将代替奴役与镣铐，正直、纯洁、善良、幸福的生活将代替虚伪、贪婪、残暴的统治。正义将驱逐邪恶。”巴布自称是真主派到人间的新时代的先知，他写的《默示录》就是传达真主意志的新圣经。每个时代的制度与法律，不是由普通人制定的，必须是“真主”，通过他的使者——人类的“先知”来制定的。“真主”在每一个时代都派给人们一位新先知，并通过先知向人们传达自己的指示。这就给巴布的“正义王国”带上了神秘色彩，使它建立在神学的基础之上。
在历史上，思想家在构造自己的空想社会时总是出于某种道德动机，而乌托邦思想便是其道德信念的具体化。“理想国”和“正义王国”都体现了伦理道德的说教，二者的乌托邦思想本质上是道德性的，伦理性的。但这种道德信念的支撑如果缺少了神圣的力量，就往往流于空洞无力的道德说教，所以柏拉图的“理想国”和巴布的“正义王国”的建立最终都没有离开那种超越俗世的神圣力量。相比较而言，柏拉图的“理想国”里包含着很多理性主义的因素。道德与理性相融；而巴布“正义王国”的建立毕竟是一次宗教改革运动，是排斥理性的，有更多的神秘主义贯穿在其中。显然，柏拉图对神的信仰并非真诚，但为了理想国的建立，他却编造了“一种高贵的谎话”，其中最重要的部分就是神用不同的材料创造了三种人的这一教条。他自己也认为当前这一代人相信这种神话是不大可能的，但是下一代的人以及以后的一切世代，却都可以通过教育使得他们并不怀疑这种神话，“理想国”也许永远都无法实现，但他的神学思想对后来的基督教神学产生了重要影响，相比较来说，巴布对神的信仰无疑是坚定的。为了他的“正义王国”，巴布义不容辞地做了一个殉道者，他本人也被尊为巴布教和巴哈伊教的创始人，但他的“正义王国”和柏拉图的“理想国”一样只能是一种充满了神学与宗教色彩的乌托邦，无法真正降临人世间。
四、“理想国”和“正义王国”对构建和谐社会的启示
柏拉图的“理想国”和巴布的“正义王国”都体现了他们各自心中美好的社会形态，有一定的积极意义。比如，二者都强调要积极实行社会改革、建立正义与和谐的社会；柏拉图主张实行公有制，消灭私有制；巴布提出人人平等自由，消灭剥削与压迫等等，都包含着很多有价值的东西。重新解读柏拉图“理想国”和巴布“正义王国”，对当代和谐社会构建将具有重要的启迪。
(一)要以不断改革推动社会的和谐发展
柏拉图和巴布从东西方不同的文化视角，提出了各自心目中美好社会的理想蓝图，尽管带有明显的乌托邦色彩，但他们相信社会弊病可以通
过改革加以克服，并提出种种的社会改良主张，却具有积极意义，柏拉图的“理想国”并非与现实政治彻底决裂，他一直在为当时走向灭亡的希腊城邦制感到担忧和悲伤，尽其毕生精力希望能够提出一套能挽救希腊民主制的政治方案。同样，巴布《默示录》中对正义王国的描述，虽然只是反映了伊朗中下层人民的一些愿望，但它仍不失为一个改革宗教、改革社会的纲领，对当时的伊朗社会改革运动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在构建和谐社会的今天，不断改革仍是我们推进社会发展与进步的动力。2005年春天，温家宝总理在深圳考察时指出：“改革创新是目前中国最大的资源”。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经济社会高速发展，取得了令人惊叹的成绩。但背后也潜藏着不少隐忧，各种社会矛盾互相纠结，有些甚至非常尖锐。如贫富差距拉大、权力腐败严重、社会治安混乱、生态环境恶化等等，这些问题的解决，仍然需要不断推进改革来解决，在现时代，任何一个国家要发展，适应现代文明发展的大趋势，就必须进行改革。因此，以开放的姿态积极吸收东西方文明的优秀成果，在改革创新中构建和谐社会，是当今中国面临的一个重大而迫切的时代课题。
(二)坚持社会公正，促进社会和谐。
柏拉图和巴布都把建立一个正义、和谐的理想国度当作社会改革的美好追求。柏拉图几乎一生都在考虑什么是正义，在《理想国》中，他认为正义总的原则是三个等级各守其序，各司其职，以维护城邦的和谐，在巴布宣扬的“正义王国”里，无论男、女、老、幼都将是平等的，没有压迫、奴役、饥饿与痛苦，人们将友爱地共同过着幸福愉快的生活。他们对正义的理解虽有其阶级和时代的局限，对我们仍有借鉴意义。现代的和谐社会不是柏拉图理想中的适合贵族阶层生活的和谐城邦，它是适合最广大人民群众生活的现实社会。我们认为，社会公正的实质和核心，是全体社会成员对社会资源和社会财富的合理分配和享用，社会资源和社会财富不能由少数人拥有和享用，必须为大多数人所拥有和享用。社会资源和社会财富分配的不合理，就是对社会公正的背离。因而我们要不断改革社会分配体制中的弊端，调节再收入分配，缩小贫富差距和地区差距，防止形成社会灾难，以切实促进社会公平和正义，维护社会的稳定和谐。
(三)坚持科学发展观，倡导以人为本，是当前构建和谐社会的根本保证。
柏拉图和巴布在构造他们的伦理体系和乌托邦空想时，曾乞求于神力、上帝或真主，而社会改革的主要推动者“哲学王”、“先知”也不过是神在现实社会的代表，他们二者的社会改良理论也最终陷入神学与宗教的泥潭而不能自拔。当代和谐社会当然不能从“哲学王”或“先知”这一基点开始，而是要从诸多机制着手，坚持科学发展观，以物质文明为基础，同时要抓好精神文明和政治文明建设。而不是像柏拉图和巴布那样片面强调“政治文明”与“精神文明”，忽视物质文明建设，同时，我们要坚持以人为本，关注民生。党和政府要面向广大人民群众提供各种福利和社会保障，特别是对贫困家庭提供最低生活保障。构建和谐社会是一个长期的复杂的综合工程，不仅需要党和政府以及广大干部们的不懈努力，更需要广大人民群众的积极参与、身体力行，这也是我们构建和谐社会所真正依赖的力量。
(责任编辑 文 格)
作者：许 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