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信贷配给论文范文
风险态度、农户信贷与信贷配给
摘要：笔者利用张家港市农户的调查数据，运用Probit和Logit模型实证风险态度与信贷配给之间的关系。研究表明，农户风险态度与信贷配给呈显著的正向关系，农户的风险规避意识越强产生的需求型信贷配给越强烈。农户的风险态度决定了风险成本与风险溢金，进而影响了信贷行为及其信贷配给程度。缓解农户信贷配给应从政府、金融机构和农户三方面着手。
关键词：风险态度；信贷配给；风险成本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11&ZD141）；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西部和边疆地区项目（11XJC790007）；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SWU1309229）。
作者简介：庞新军（1975-），男，江苏徐州人，重庆大学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博士生，西南大学讲师，主要从事创业农户金融研究；冉光和（1955-），男，重庆潼南人，重庆大学经济学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农村经济研究。
一、文献综述
信贷在解决“三农”问题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一个重要的问题是：农户是否存在着信贷配给？国内外学者对此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得出的结论也不尽相同。程郁等（2010）认为中国农户中有借贷需求的比例超过70%，农户的信贷需求缺口占其贷款需求的56.72%。已得到贷款的农户中绝大部分也面临着严重的“服务配给”和“数量配给”（杨俊，2010）。朱喜等（2010）研究发现信贷配给是否存在与信贷用途有很大的关系，农户信贷用于农业投资时不存在信贷配给，若用于非农投资时面临着严重的信贷配给。钟春平等（2010）通过对安徽省的研究也表明了农户不存在着明显的信贷约束，绝大部分农户的信贷需求可以得到满足。Subhash 等（1995）通过对发展中国家的研究，认为农户获得的供给信贷充足，农户获得借贷少的原因在于需求不足。另外，学者们更多关注的是欠发达地区农户信贷关系的研究（霍学喜 等，2010），对于发达地区农户信贷关系的研究甚少。发达地区农户的信贷问题明显异于欠发达地区，农户风险态度会对信贷配给程度以及信贷用途产生不同的影响，进而影响了农户的信贷行为。马小勇等（2011）认为农户风险规避特征对正规信贷余额的影响不显著，但是对非正规信贷约束产生负的影响；程郁等（2009）也认为农户的风险规避行为提高了农户感知的信贷成本导致其信贷获取预期的下降，从而产生了需求型信贷约束。
二、风险态度、农户信贷与信贷约束的理论假设农户风险规避的特征决定了其偏好保留确定性收入，而尽量回避信贷带来的风险成本，信贷约束表现为需求风险型信贷约束，当通过制度化的信贷约束与农户风险规避偏好联合作用，形成了收敛信贷需求的机制，加强了农户信贷需求的压抑性选择偏好（程郁 等，2009）。
假设1：农户风险态度规避性越强，对风险成本的补偿要求越高，越容易受到需求型信贷约束；对于风险爱好的农户来说，可能受到的需求型信贷约束较小。
三、农户风险态度与信贷描述性分析对于农户风险态度的度量，主要有基于N-M模型的直接法和间接方法（等价物方法）。在具体操作上可以利用等价物（ELCE）和风险产出（ELRO）通过访谈法或者实验法引出调查对象的风险态度。考虑被调查者回答问卷能力、风险态度分布以及国内外学者普遍使用的方法基础上，本文采用ELCE方法获取农户的风险态度。
在ELCE方法中，等价物是利用风险产出与效用价值匹配得到。假定农户如果出现最好的风险产出其效用值是1，出现最坏产出的效用值是0，二者出现的概率都是0.5。离散支付的风险前景用（x1，x2，…，xn；p1，p2，…，pn）来表示，其中xi表示第i个支出，pi表示第i个支出的概率，且∑ni=1pi=1。首先询问农户在一个最好的风险产出与最坏的风险产出之间确定一个无风险产出（确定等价物）与两种风险产出的组合效用价值相等。然后再次询问农户在前一个无风险产出与最坏风险产出（或最好的风险产出）之间确定一个无风险产出使得其效用价值与前一个无风险产出与最坏风险产出（或最好的风险产出）的组合效用价值相等。这个过程一直到所获得数据足以能够引出该农户的风险态度为止。
对于信贷约束的测度，本文通过设计问题：“是否需要信贷”、“若需要信贷，是否得到了全部金额”以及“是否主动申请、申请后放弃、申请被拒绝”。如果农户选择不需要信贷或者需要信贷且得到全部金额定义为不受信贷约束；如果农户需要信贷且没有主动申请或者申请后自动放弃定义为需求型信贷约束。
本文研究地区是中国比较发达的张家港市，其在农业方面存在着规模经济与个体农户经济并存的特征，存在融资需求的强烈动机。首先确定样本总量，再根据各镇农业人口总量确定各镇应调查的农户数量。然后采用二阶段抽样方法进行抽样。第一阶段在各镇随机抽取村庄，第二阶段随机抽取已抽中村庄的农户。调查是在张家港市城乡一体化办公室协助下，由西南大学学生于2011年7～8月份进行的。调查问卷涉及农户特征、农户风险、农业特征、地理因素以及农村金融等。共调查244位农户，其中有效调查问卷237份。
1.样本农户风险态度分布
样本农户中，农户风险态度为风险规避、风险中性和风险偏好者分别为32.06%、35.44%、32.50%。以往的研究认为农户是风险规避者，但调查表明三种风险态度的农户比重趋于一致。农户的风险态度与财富有着密切关系，样本农户所处的发达地区总体上经济状况比较好。
2.样本农户特征
从农户的年龄、最高教育程度以及家庭经营收入分析发现，农户平均年龄41.46岁， 30～50岁的农户占样本总数的82.70%。农户总体教育水平较高，平均教育水平高中及高中以上农户81.01%。家庭经营收入1万元以下的占到2.53%，农户家庭经营平均收入7.23万元，10万元以上的农户家庭23.63%。以上数据说明，张家港市农户受到的教育水平比较高，家庭经营收入比较富裕。
3.农户信贷行为分析
调查表明农户信贷主要来源民间资本，亲戚或朋友是其资金的第一来源，达到99户。选择金融机构58.88%，高利贷5.92%，其他信贷来源4.36%。说明在农村普遍存在着友情借贷，这可能是由于我国农村金融交易的成本较高、手续复杂，以及信贷风险较高导致了信贷需求供给双方强化了农户信贷渠道的选择。从信贷期限看，主要集中在6～12个月和1～3年，即中短期贷款（51.79%）。信贷期限在三个月以内的7.18%，信贷期限在5年以上的7.18%。样本农户信贷额度在3万元以上的农户达到61.42%。其中在10万元以上的农户18.78%，信贷额度在5000元以下的只有17.26%。
4.农户信贷配给类型
参考赵丙奇（2010）的需求型信贷配给分析，表1显示了样本农户的需求型信贷配给分布状况。
农户的信贷配给程度为55.70%。其中，影响农户信贷配给的主要是由于害怕失去抵押物以及对投资机会前景的不乐观而导致的风险配给50.75%；其次是由于利率太高而产生的未借贷配给程度达到44.69%。
5.不同风险态度下农户信贷用途与信贷配给
调查表明，当农户为厌恶风险者时，农户信贷的主要用途是供子女上学、看病和建房子，其次是婚嫁丧葬、日常开支。从信贷配给程度看，分别是供子女上学11.39%、建房子10.54%、看病10.12%。可见，对于风险厌恶的农户来说，生活性信贷受到的配给程度相对较大。但是我们也发现虽然做生意、购买农机、买车等投资性信贷和改善性信贷的需求绝对数量不多，但配给程度比较严重，说明农户有着强烈需要利用投资改善生活状态的需要。从风险偏好者来看，信贷用途主要是做生意、买车和建房子。总体上，风险偏好农户信贷配给相对较低，信贷配给主要是投资性信贷和改善生活质量的消费性信贷。对于风险态度中性的农户来说，信贷的主要用途是建房子14.34%、做生意11.81%、买车10.12%；从信贷配给的绝对数量看，买车6.32%、做生意5.90%、建房子5%；从信贷配给程度看，饲养种植77.78%、农产品加工75%、购买农机66.67%、买车62.5%等用途受到的配给比重较大。对于此类农户，信贷配给主要表现在投资性信贷用途上。这进一步佐证了前文的假设2。
四、农户风险态度与信贷配给的计量模型
（一）模型选择及相关说明
（二）农户风险态度与信贷配给计量结果
（三）不同风险态度下信贷用途与信贷配给
从信贷用途与信贷配给关系看，风险规避和风险偏好型农户的信贷用途对信贷配给的影响分别在10%和5%水平是显著的；风险规避型农户的信贷用途中基本生活型信贷对农户的信贷配给影响最大，达到0.8785；风险偏好型农户的信贷用途是投资型时，信贷配给达到0.2106；风险中性农户趋向投资时其配给程度达到0.0699，但是这种影响不显著。可见，不同风险态度下农户的信贷用途对其信贷配给的影响程度不同，与理论假设2相符。这主要是由于风险态度与农户的财富有决定性的关系。一般来说，财富越多的农户其风险态度更多表现为风险偏好型，此时农户信贷的主要目的是充分利用市场机会获得较高的投资利润率和规模收益，以及提高生活品质的改善性生活的信贷需求。
五、结论与政策建议
本文从理论和实证两个方面分析农户风险态度对信贷配给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农户风险态度与信贷配给有高度的显著正向关系，风险态度决定了风险成本与风险溢金，农户的风险规避越强产生的需求型信贷配给越严重，进而对农户的信贷行为产生影响。不同风险态度下农户信贷用途与信贷配给密切相关。风险规避型农户基本生活型信贷配给较大；风险偏好农户投资型信贷和改善性信贷的配给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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霍学喜，王静.2010.西部地区农户资金借贷的调查与思考-以陕西泾阳、洛川县为例[J].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5）：33-37.
马小勇，白永秀.2011.农户个体特征与信贷约束：对两类信贷市场的比较分析[J].软科学（2）：94-98.
杨俊.2010.覆盖率：农村金融需求和供给-基于“20000户农户借贷情况问卷调查”的分析[J].金融发展评论（3）：121-135.
赵丙奇.2010.农户民间借贷信贷配给：来自600农户融资的实证考察[J].社会科学战线（4）：65-71.
钟春平，徐长生，孙焕民.2010.信贷约束、信贷需求与农户借贷行为：安徽的经验证据[J].金融研究（11）：88-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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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校：少卿）
作者：庞新军 冉光和
第二篇：当代中国的信贷配给
解决我国信贷配给问题的出路在于更快地推进利率市场化的进程，随着我国利率市场化程度的加大，政府主导型信贷配给的信贷配给可能会日趋减少，但市场主导型信贷配给却不会消失，并且会对我国利率市场化的范围产生重要的影响和制约
所谓信贷配给，是指商业银行在面临对贷款的超额需求时，不是通过提高利率的途径来增加存款供给，同时抑制贷款的需求来实现信贷市场的均衡；而是通过实行配给，来部分的满足借款人的信贷需求、或者只满足部分借款人的信贷需求的这样一种金融现象。信贷配给现象和对信贷配给的研究由来已久，近年来，新凯恩斯主义者基于信息不对称角度对信贷配给所做的解释得到了广泛的认同。
一、信贷配给研究的沿革以及新凯恩斯主义对于信贷配给现象的理论解释
关于信贷配给的研究源头可上溯到“可得性主义”，凯恩斯在《通论》中发展了流动性偏好理论用来取代可贷资金理论，后来的IS-LM模型以及莫迪利亚尼所发展的流动性偏好理论强调利率唯一决定于货币存量的需求与供给，1950年代初，以罗莎（Rosa，1951）为代表的经济学家提出，货币政策可以通过对放款人和信贷的可得性来施加影响，从而提出了自由竞争市场行为下的信贷配给现象。20世纪60年代以前，信贷配给研究始终在完全信息的框架下进行，后来新凯恩斯经济学家则以信息不对称为假设前提对完全竞争市场下的信贷配给现象了进行了解释：杰菲和拉塞尔（Jaffee&Russell，1976）、基通（Keeton，1979）及斯蒂格利兹和韦斯（Stiglitz&Weiss，1981）等将信息不对称下的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引入了信贷市场分析，其中斯蒂格利兹和韦斯的信贷配给理论影响最为广泛。
新凯恩斯经济学认为，信贷配给是指贷款人基于风险和利润的考虑，不完全依靠利率机制，而往往附加各种贷款条件，通过配给方式来实现信贷交易。它表现为两种情况：一种是在借款人信用评级的基础上，一部分借款人可以得到贷款，另一部分则遭到拒绝，即使是后者愿意支付更高的利率也得不到贷款；另一种是借款人给定的借款额只得到部分的满足。因为关于贷款项目的风险程度的信息在借款人和贷款人之间的分布是不对称的，银行对借款项目的了解总是不如借款人，结果那些贷款风险最大的人往往是寻求贷款最积极、愿意支付更高利息的人，这就是所谓的逆向选择问题；另外，在贷款发放或贷款合同签订之后，借款人可能会改变贷款的用途，从事与银行利益相悖的项目，或者对银行隐瞒贷款项目的真实收益，这就是所谓的道德风险问题。由于存在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当信贷市场上存在超额资金需求时，贷款者会放弃用提高利率的办法去结清市场，而采取信贷配给方式。
银行利率具有正向和逆向两种选择效应：正向的选择效应是指银行的收益随着利率的提高而增加；逆向选择效应，是指当利率上升到某一临界水平再继续提高时，有良好资信的从事低风险投资的厂商的借款比例会下降，而资信度低的从事高风险投资的厂商的借款比例会上升，所以随着利率的不断上升，平均还款概率降低，银行收益下降。在利率的双重效应下，银行最优利率通常低于市场均衡利率。这就意味着在银行宁愿在较低的利率水平上拒绝一部分贷款需求，而不愿在较高利率水平上满足所有借款者的要求，即实行了信贷配给。
二、信贷配给的经济效应
信贷配给的宏观正效应在于，运用较低的边际成本，通过信贷配给形式实现零通胀或低通胀。干预主义经济学家认为，货币供给是银行为满足货币需求而内生地创造出来的，而货币需求则又取决于使生产和活动得以进行的价格水平，价格水平将取决于要素使用决策所固有的成本压力，以及厂商根据其对自身市场力量判断而选择或试图采用的价格加成幅度，这个过程主要是通过信贷配给实现的。但我国的信贷配给现象不仅宏观正效应不突出，反而负面效应较为明显：一方面，由于政府干预银行的信贷活动维持了国有企业的低效运转，最终使政府、银行和企业三部门都陷入债务危机中；另一方面，近几年我国货币政策传导机制不畅，与信贷配给有很大关系。
信贷配给在微观层面上的意义就是，它是在银行处于信息不对称境地时，对信贷供给的一种保护性处理程序。在我国，信贷配给的微观机制就更具有现实性了，当银行处于产权关系不清晰、不良资产比重较大、信息不对称较严重时，信贷配给便成为银行自我保护的一种主要手段。但是信贷配给微观层面的负面效应也相当大：对于银行来说，其一，信贷配给使银行丧失了许多获利机会；其二，信贷配给削弱了银行的竞争力及银行在公众心目中的形象；其三，信贷配给导致私人钱庄、信用合作社等非正规借贷机构大量出现，这些机构如果经营管理不够规范，就容易导致金融秩序的混乱。对于厂商及个人来说，信贷配给会引起厂商融资成本上升和融资难度加大，最终导致赢利能力下降。对于消费者个人，道理也相同，如果个人目前的收入不足，而信贷配给使个人得到的信贷量又有限，就会影响到他们的消费水平。
所以，信贷配给虽然在一定程度上能暂时部分地缓解信息不对称问题，但并没有从根本上消除信息不对称的根源。而且，商业银行过分地依赖信贷配给来回避风险，会使银行的负债资源得不到充分利用，影响其赢利水平，久而久之会使银行的中介功能受损。同时，许多企业往往会因为没有再启动资金，错失商机，制约发展，从而降低全社会的经济效率和福利水平。
三、“双重信贷配给”现象与我国现阶段信贷配给的特征
西方经济学家尤其是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家，以完全竞争市场为对象，对信贷配给现象的成因进行了较为透彻的分析。然而，对于像中国这样正处于转型期的发展中国家来说，信贷市场并不完全受市场机制支配，情况更为复杂，存在着“双重信贷配给”，即同时存在着市场机制作用下的信贷配给（内生性信贷配给）和政府主导下的信贷配给（外部约束型信贷配给）两种信贷配给现象。
首先来看市场机制下的内生性信贷配给：在古典经济学近乎完美的完全信息假设下，贷款者完全了解借款者的信誉水平及借款项目的风险程度，他将针对不同借款者和借款项目分别制定一个适当的利率水平，并愿意以这一利率满足借款者的资金需求，而这一利率在借款者看来也是完全可以接受的，“看不见的手”将自动使市场上资金供求达到均衡，因而不存在信贷配给现象。然而，现实世界无法避免的不完全信息以及由此导致的信息成本、监督成本将使贷款者在贷出资金前不得不考虑借款项目的经营风险和对借款者进行监督所需的成本，要求借款者承担一定的风险溢价，而这一风险溢价往往大大高于借款者对借款项目风险程度的评估。因此，在借款者看来，其正常的资金需求未得到满足，即面临着信贷配给。更为严重的是，贷款人面临着一种逆向选择问题：随着贷款利率的提高，那些坏帐可能最小的借款者将会放弃借款，在高利率下仍愿意借款的将是那些甘冒巨大风险的人和风险巨大的项目。这意味着贷款者收益在随贷款利率的上升而上升到一定水平后，将随贷款利率的上升而下降。在这种情况下，在预期收益最大点锁定利率而有选择的满足借款者的借款需求成为贷款者的理性选择；而借款者则不得不面对更为严厉的信贷配给：即使愿意付出更高的利率也无法从正常渠道借得资金。
其次再来看政府主导下的外部约束型信贷配给：因为受到经济二元特性的客观制约，为避免经济长时期徘徊于低水平陷阱之中，发展中国家大多采取了政府主导型的赶超发展战略，其经济市场化进程中不可避免地带有较为浓重的计划色彩。政府为了尽快实现国民经济现代化，总是希望通过金融抑制来强化对金融资源的控制，以期扶持一批主导产业和主体经济部门。这些部门内的企业能够更多的享受到政府以信贷配给方式所赋予的资金优势，而另外的一些企业则相对地感到资金短缺。在我国，国有大中型企业占据了全国大部分的信贷资源，而众多中小企业却告贷无门，人们通常将这一现象概括为“所有制歧视”。
具体而言，我国信贷配给的双重性主要体现在：
第一、政府主导的外部约束型配给仍然是信贷配给的主要形式。改革开放前，在长期的计划经济体制下，政府不仅包揽了一切利率的制定，而且以资金计划、规模控制等行政手段调节信贷资源。国有企业和国有银行之间的融资行为实际上是一种“内源融资”，只是银企之间的资金供给制和调拨制。因此，这一时期的信贷配给问题主要表现为由法规制度、行政命令而引起的外部约束型配给。改革开放以后，特别是1994年金融体制改革以后，银行从事信贷经营，都要尽可能获得关于借款人的详尽信息。但由于这种信息搜集成本高昂，加之国有银行的经营目标函数并不是纯粹的市场利益最大化，银行并无多少动力就调查借款人的资信情况进行信息资源投资，其结果是，银行贷款范围有限，信贷仍由政府配给。
我国转型经济中的信贷配给与市场经济发达国家所不同的是，配给的动机并不是完全基于规避风险寻求资金的流动性、赢利性、安全性“三性”原则，而是带有明显的所有制差别性质。作为我国主要借款者的国有企业对银行贷款有一种近乎无限扩张的欲望，作为贷款人的银行只好按一定的标准对其贷款申请进行筛选、配给。此外，还针对不同的所有制企业确定了不同的贷款利率，加剧了金融抑制下的信贷配给。
第二、商业银行内部的体制缺陷加剧了信贷配给。国有商业银行产权制度和内部组织结构上的固有缺陷（如初始委托人界定模糊、管理层次复杂、委托代理链长等等）造成上下级行之间的信息传递失真或信息不对称，既不利于控制风险，也容易造成授权低效率。为防止新的不良资产产生，各银行不同程度地上收了基层机构的放贷权限，上下级行之间争夺信贷经营权的矛盾影响了基层经营机构的放贷积极性。
第三、宏观经济预期的紧缩与放大机制。商业银行在经济正常和危机时期，对待风险的态度明显不同：当经济繁荣时，在高额利润的驱使下，他们普遍成为风险偏好者；而在经济不景气时，逆向选择效应与激励效应叠加在一起，他们很难在众多的借款者中分辨出好或坏的企业与项目，此时其理性的选择便是尽量实行信贷配给，或者干脆把钱贷给国有企业。这进一步造成了我国货币政策的困境，使得扩张性的货币政策难以奏效。
四、正确认识和对待我国当前的信贷配给
信贷配给对我国金融市场的负面作用是显而易见的：首先，信贷配给影响了货币供应量作为我国货币政策中间变量的有效性，当商业银行持有充足的超额准备金时，央行通过调节商业银行的超额准备金进而影响信贷量和货币供应的政策效果将会大打折扣。其次，信贷配给还使资金供给的利率弹性变小。在我国，由于银行信贷投向受到限制，投资渠道单一，即使央行直接调整商业银行的存贷款利率，银行利差扩大，也不会显著地增加信贷供给。比如，曾经有一段时间，央行连续下调利率，然而，商业银行并未如央行所期望的那样增加信贷投放，相反，金融机构的贷款增长速度和贷款占资金运用的比例基本上呈下降趋势。再者，配给的存在导致信贷市场的分割。信贷市场的分割导致资金集中到个别高利润企业，而资金需求难以得到满足的经济部门则因为融资效率和盈利能力降低加剧了违约风险，迫使银行对这些企业进一步实行信贷配给，进一步恶化了它们的融资条件。最后，信贷配给的存在还会激励银行经理人以贷款权利寻租的行为。在信贷资源实行配给的条件下，国有银行分配这部分资源的权利便可成为捞取个人或小团体额外利益的砝码，信贷寻租现象和与此相关的隐性利率便应运而生。商业银行内部若缺乏有效的经理人监督激励机制，便更会加剧这一职业腐败行为和道德风险问题。
换一个角度看，也应当看到信贷配给当前在我国的存在有其现实性和必然性，那种认为市场机制下的信贷配给与政府主导的信贷配给格格不入的观点也是不符合发展中国家金融改革的实际情况的。斯蒂格利茨（stiglitz）、赫尔曼（hellmann）、穆多克（murdock）等人证明，合理的金融抑制往往能够成为发展中国家经济赶超的动力，他们指出，不完全信息导致的信息成本往往使市场偏离帕累托最优状态，导致市场失灵。由于经济人的不完全理性和机会主义倾向，当信息不完全时，会使交易费用上升，市场效率下降。主要表现为：一是在信贷市场上出价最高者并不能得到所需贷款，市场无法出清；二是某些社会效益高的项目，如基础工程项目融资困难。而适当的金融抑制和信贷配给却能够改进资本分配效率：首先，低利率改进贷款申请者队伍的平均质量；其次，金融抑制压低公司资金成本从而增加公司权益；第三，信贷配给能够和某些替代性分配机制配合使用，如指导性信贷计划能够推进对高技术溢出部门的信贷，从而加速经济增长。可见，适当形式的金融抑制和信贷配给，非但不会阻碍市场经济的发展，反而能够诱发出一种以市场为基础的对社会有益的经济活动，从而减少由于不完全信息和市场失而形成的一系列问题，不仅可以使市场更好的发挥作用而且可以改进经济运作效率。
本文认为，解决我国信贷配给问题的出路在于更快地推进利率市场化的进程，随着我国利率市场化程度的加大，政府主导型信贷配给的信贷配给可能会日趋减少，但市场主导型信贷配给却不会消失（因为它本身就是利用市场机制甄别借款人的一种手段），并且会对我国利率市场化的范围产生重要的影响和制约，这正是本文的政策含义所在。
（作者系济南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
作者：王征
第三篇：从微观角度研究信贷配给
摘要：文章是从微观的角度，以微观个体的决策为基础研究分析了信贷配给，主要内容包括类型、动因、博弈过程和解决对策四个方面。文章首先提出了信贷配给三种主要的划分标准，在非均衡信贷配给的基础上分析了信贷配给产生的原因，得出信息不对称是信贷配给的主要动因。之后通过博弈具体分析借贷双方采取策略的过程。最后提出了通过抵押品与贷款利率相结合来解决信贷配给的方法。
关键词：信贷配给;微观;信息不对称;博弈;抵押品
一、前言
信贷配给作为一种常见的经济现象，是经济学家们研究的重要主题，但对它的定义始终没有统一。新古典主义认为信贷配给是政府金融管制引起的短暂经济现象，而之后的新凯恩斯主义推翻了前者的观点，认为信贷配给是银行自发选择的长期均衡的经济现象。本文在介绍了关于信贷配给的不同划分标准的前提下，接受了新凯恩斯主义的均衡信贷配给的观点，从微观角度即微观个体利益最大化的基础上分析了信贷配给的含义、动因、博弈过程及对策。
二、信贷配给的类型
(一)广义信贷配给与狭义信贷配给
信贷配给具有狭义和广义两个层次的含义。狭义信贷配给是指将仅以贷款银行设定的贷款利率引起的信贷现象。广义信贷配给是指由贷款银行设定的贷款利率以外的其它贷款条件引起的信贷配给;
(二)均衡信贷配给与非均衡信贷配给
均衡信贷配给与非均衡信贷配给是杰斐和莫迪利安尼于1969年首次提出的又一种对信贷配给的划分标准。非均衡信贷配给，认为信贷配给是由于政府的价格管制等外在原因，贷款银行的贷款利率因此暂时无法达到最优利率，使得信贷市场上的供给与需求不等，从而产生的一种短期经济现象。均衡信贷配给，认为信贷配给是由于贷款银行为使自身利益最大化，使得在一定贷款利率的条件下，信贷市场的资金供求不均衡，从而产生的一种长期的经济现象。两者最大的区别是，非均衡信贷配给认为动因是外生因素，即政府的各种管制。而均衡信贷配给则认为信贷配给内生于信贷市场，是微观个体即贷款银行的自发选择。
(三)Ⅰ类信贷配给与Ⅱ类信贷配给
Ⅰ类信贷配给是指在现行的贷款银行提供的利率条件下，所有借款人都无法得到所需的全部借款，而只能借到部分借款。Ⅱ类信贷配给是指在现行的利率条件下，有的借款者能成功借款，有的却被银行拒绝，存在差别对待。
对于信贷配给，还存在其他划分标准。此处仅简述以上三种主流划分标准，不做其他赘述。其中，上述第二种是最为普遍的分类。结合实际，在不存在政府管制的条件下，贷款银行仍对借款者实行了信贷配给，这种现象普遍且长期的存在，有悖于非均衡信贷配给提出的短期性、受外在因素影响的观点。所以，本文将基于均衡信贷配给的概念对信贷配给的动因、模型及对策进行讨论。
三、信贷配给的动因
(一)信息不对称
信息不对称是指信息分布不均匀，在经济活动中，交易双方存在信息占有多少的区别，若一方拥有更多或有利信息，则占据优势地位。在信息不完备的信贷市场上，关于所拥有的信息，借款者与贷款银行处于不同的地位：借款者占据信息优势，而贷款银行处于信息劣势地位。借款者清楚自己的经营状况，了解将要投入资金面临的风险程度与收益多少，然而贷款银行并不清楚这些信息。借款者依靠信息优势使利润最大化，即使有偿还能力也可能会违约。然而贷款银行不知道借款者面临的风险有多大，如果借款者投资失败，没有能力偿还借款，或是借款者违约，不償还借款本息，那么风险就转嫁到贷款银行身上。虽然，贷款银行可以通过调查、监督借款者从而获得更多的信息，但同时贷款银行必须付出监督成本。因此，对于某些达到现行利率条件的借款者，贷款银行考虑到信用风险，仍然不会满足借款者的贷款要求，此时就出现了信贷配给。不仅是利率水平，还有贷款银行数量限制的约束作用也在影响信贷市场的资金供求。
(二)利率的选择效应
贷款利率存在两种选择效应：正向选择效应和逆向选择效应。利率的正向选择效率是指贷款利率与贷款银行的收益呈正比，即随着贷款利率的上升，贷款银行的收益也随之增加，利率下降，银行收益也下降。利率的逆向选择效应与正向选择的作用相反，表示贷款利率与贷款银行的收益呈反比，即贷款银行的收益随着贷款利率的上升而下降，随着利率下降而上升。这是因为，投资项目的风险与预期收益呈正比。如果项目风险小，则预期收益也少，贷款利率的上升会导致借款者的借款成本增加，利润减少，借款者会放弃贷款。如果投资项目属于高风险项目，即使贷款利率很高，但借款者也会因为同样很高的预期收益而选择贷款。这样随着贷款利率的上升，高风险借款者占了多数，风险小的、有较大把握收益的借款者被挤出，从而贷款银行的不良资产占总资产的比例上升，借款者的还款概率下降，贷款银行的收益也在下降。原本贷款银行对贷款利率的调节使得资金供求平衡，市场出清。但由于存在利率的逆向选择效应，所以当其与利率的正向效应相互抵消时，从贷款银行的角度来说达到了最佳利率，此时的贷款利率低于市场出清的贷款利率，没有达到帕累托最优状态，但贷款银行为使自身利润最大化，不会再调节利率，信贷配给由此产生。
(三)道德风险
道德风险是指在经济交易中，其中一方为最大化自己的利益而做出的损害他人的行为。贷款银行给予借款者借款后，借款者或因投资失败而拒付本息，或因不还款利润更多而违约，使得贷款银行蒙受了损失。因此道德风险是实行信贷配给的又一动因。
其中，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都是由信息不对称所导致的。逆向选择属于事前信息不对称，即借贷双方订约前，贷款银行不充分了解借款者的信息。道德风险则是事后信息不对称导致的机会主义行为，即贷款银行与借款者订约后仍然不了解其信息。所以可以说，信息不对称是信贷配给的主要动因。
四、借贷双方的博弈
(一)信息不完备下的融资博弈
本文运用博弈论来具体分析在信贷市场上借贷双方采取策略的过程。考虑到本文是基于均衡信贷配给的观点分析的，即借贷双方信息不对称，且假设借贷双方交易过程不止一次，因此属于不完全信息动态博弈。博弈的参与者包括贷款银行和借款者两方。贷款银行的行动分为放贷和拒贷两种，借款者有优质和劣质之分，其行动都分为申贷和不申贷两种。假设借款者是优质的概率为p，则劣质的概率为(1-p)。如果贷款银行接受优质借款者贷款要求，会获得利息收入，借款者也获得借款，假定贷款银行和借款者都有一个单位的收益，即(1，1)。如果贷款银行拒绝优质借款者的贷款要求，不仅银行会产生信贷资产的机会成本，借款者也会面临融资困难的处境，假定双方都有一个单位的损失，即(-1，-1)。如果贷款银行同意劣质借款者的贷款要求，贷款银行会增加不良资产的比例，假定贷款银行会有一个单位的损失，而借款者有一个单位的收益，即(-1，1)。如果贷款银行拒绝了劣质借款者的贷款要求，那么贷款银行既没有获得利息收入，但同时也避免了不良资产的增加，假定双方收益为(0，0)。借贷双方博弈的具体收益见表1。
由表1可知，贷款银行给借款者放贷的收益为：p×1+(1-p)×(-1)=2p-1，贷款银行拒绝放贷的收益为p×(-1)+(1-p)×0=(-p)。当满足2p-1>-p时，贷款银行获得正的收益，选择放贷更有利。但当满足2p-1<-p时，贷款银行放贷会有负的收益即损失，所以这时选择不放贷更有利。由此看出，贷款银行是否同意借款者的贷款要求，主要取决于p的取值，即贷款银行对借款者是优质还是劣质的主观判断。P值决定于借款者过去的信用度，经营状况等，信用度高即p值高的借款者获得贷款的可能性也就更大。贷款银行凭p值判断是否放贷，也是信贷配给的基础。
(二)欠贷成本与信贷配给
本文从欠贷成本的角度分析信贷配给是否实行的不同情况。
为简便分析，此处假定信贷配给属于Ⅰ类信贷配给，即所有借款者都只能借到部分借款。设定贷款银行放贷额也就是本金为L，利率为r。借款者投资项目利润为f(L)(假设f(L)与L有相同变化)，欠贷成本为C。借款者是否还款与贷款银行的信贷配给的博弈见下表。
假设f(L)>(1+r)L>C，在银行实行信贷配给的前提下，设利率r为0.6，L为5个效用单位，利息收入rL为3个单位，本息和(1+r)L为8个单位，借款者投资项目盈利f(L)为10个单位，借款者盈利扣除贷款本息后的净利润f(L)-(1+r)L为2个单位， 欠贷成本C为1个单位。因此通过计算可知，借款者还贷则借贷双方的效用单位组合为(3，2)，拒绝还贷时的效用单位组合为(-5，14)。
假设f(L)>(l+r)L>C，在银行不实行信贷配给的前提下，借款者能获得所需的全部借款，假设借款额为实行信贷配给时的两倍。则L为10个效用单位，rL为6个单位，(1+r)L为16个单位，f(L)为20个单位，f(L)-(l+r)L为4个单位，C为2个单位。因此可知借款者还贷与不还贷时借贷双方的效用单位组合分别为(6，4)与(-10，28)。
由以上分析可知，当借款者的欠贷成本很小，或与投资项目盈利及借款额相比小很多时，借款者为使利润最大化，会选择不还贷，贷款银行也会实行信贷配给，这就产生了所谓的“囚徒困境”，有悖于帕累托最优。帕累托最优的组合应该是贷款银行不实行信贷配给，而借款者也选择还贷。所以贷款银行及政府就要采取各种措施使得借款者的欠贷成本增加，如当借款者一旦欠贷，就赋予该借款者差的信用度等。只有这样，才能使得社会资源配置效率最佳。
五、抑制信贷配给的对策
由于信贷市场上存在信贷配给，贷款利率低于信贷市场出清的利率，资源配置效率降低，没有达到帕累托最优状态，所以需要想出对策抑制信贷配给的实行。经济学家贝斯特对此提出了抵押品的作用。原来贷款利率是信贷市场上资金借贷均衡的唯一内生因素，通过降低或提高贷款利率筛选不同的借款者。贝斯特提出抵押品与贷款利率有相同的作用，通过将抵押品与贷款利率的不同组合，自动筛选不同风险程度的借款者。低的贷款利率与高价值抵押品组合，而高的貸款利率与低价值抵押品组合。这样一来，投资高风险项目的借款者自然会选择高利率，投资低风险项目的借款者会愿意选择高价值抵押品。贷款银行通过这种组合的贷款合约，自动筛选出借款者的风险类型，也就不会实行信贷配给。
但是这种方法也存在缺陷。因为借款者即使投资了低风险项目，想选择低利率的贷款合约，但不一定有实力提供高价值抵押品。相反有实力的借款者可能会选择高价值抵押品的贷款合约，从而投资更高风险的项目，以谋求更高的收益。这就违背了通过抵押品与利率结合筛选不同风险借款者的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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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单位：安徽财经大学经济学院)
作者：王婷 江钰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