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论文主题涵盖三篇精品范文，主要包括《庸俗马克思主义审视论文(精选3篇)》，供大家阅读，更多内容可以运用本站顶部的搜索功能。摘要：在《历史与阶级意识》中，“第二国际”的马克思主义不再是所谓的正统马克思主义，而成为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物化意识）。
庸俗马克思主义审视论文 篇1：
当幽默变成油抹
政治波普是20世纪90年代中国艺术重要现象之一，在很大程度上，中国波普艺术是当时文化受到艺术市场机制和全球化大潮综合作用的产物。正如学者吴亮所说，“政治波普是中国近年美术的一个畸形产物”，它的出现，是中国当代艺术转向外部问题、转向社会学的表现之一，追根究底，是源于中国图像体系的脆弱和匮乏，以及创作者既介入又自持的暖昧态度和边缘地位。
虽然政治波普是美术的撤退，是从艺术形式到意识形态的重返，而其嚆矢则必须追溯到20世纪80年代前卫艺术的形式追求。波普艺术正式进入中国是在1985年，当时美国波普艺术家，劳森柏格在北京中国美术馆举办大型个人艺术巡回展，展出作品主要集中于丝网版画、雕塑和现成品。这一年，又正值“八五新潮”方兴未艾。波普艺术，作为西方现代艺术中的典型样式之一，同样成为当时青年艺术家的模仿对象，为当时的前卫艺术家提供了范式和动力。
在1987年，画家王广义就创作了中国最早的政治波普作品，他用油画复制了“文革”时期的经典人物形象，并加上若干红色的虚线，暗含着画家本身对于“文革”时代的理解。然而，王广义政治波普只是一个孤立的艺术现象，混杂在新潮美术各类样式创新实验中，并不具备成为独立艺术潮流的条件。1989年后，中国特殊的政治氛围，以及这种氛围下骤然收紧的文化政策，才是政治波普真正发挥其影响力的重要社会条件之一。除此之外，20世纪90年代之后，随着中国市场化改革步伐的加快，中国社会进入了急剧转型阶段，经济的快速发展带动了消费文化和大众文化的悄然兴起，这也为政治波普的发展奠定了社会基础。在这种新的文化背景之下，这群失落的“八五新潮”弄潮儿，为自己的创作寻找到了新的定位，放弃对形式的叛逆，转而通过具象和写实手法，直接表达艺术家对社会与现实的感受和评价。
不同于美国波普对商业国像和符号的借用，中国的波普艺术是从历史、文化相关的文化物中汲取养料。1992年10月的“广州双年展”中，湖北艺术家群落以整体的面貌出现，他们注意艺术语言的探索，同时敏锐地察觉到了中国社会的转型，将积淀着汉民族的集体记忆的文化符号与大众消费品符号相结合，集体走向波普艺术，企图以一种新的方式去解读新的文化，因而被称为“文化波普”或者“社会波普”。在此过程中，一些艺术家选择将“红色体验”与现实联系起来，将政治相关图像，诸如“文革”时期的宣传画、大字报、样板戏、领袖像章、红袖章、五角星、红皮书等为人们所熟悉的视觉元素移植到绘画之中，在极度的夸张和强化之中，造就了刘骁纯所说的“艺术的疏离感和亲近感、荒诞感和真实感、强暴的戏谑感和物料的幽默感的两极同体性”。与此同时，“后89中国新艺术展”后，“政治波普”逐渐取代了“文化波普”，成了固定术语，在中国当代艺术圈流行起来。
纵观东西方历史的发展，在某种程度之上有些微妙的共性。在西方现代思想界，同样有着因政治元素而备受煎熬的痛苦心灵，远甚于中国前卫艺术家在“八五新潮”中启蒙幻梦的坍塌，这群人甚至因政治的迫害，在心灵和肉体上都被迫踏上了永恒的流亡之旅，这就是以“大众文化批判理论”著称于世的法兰克福学派。
法兰克福学派的形成要以1930年马克斯·霍克海默就任法兰克福社会研究所所长为标志，反对庸俗马克思主义的霍克海默着重强调对于现代资本主义社会，尤其是精神文化方面做出跨学科的综合研究。此后，阿多诺、马尔库塞、洛文塔尔、弗洛姆等哲学家、历史学家和心理学家纷纷涌入社会研究所，之后也逐渐成长为法兰克福学派的中坚力量。然而好景不长，1933年希特勒上台执政。成员大多具有犹太血统，且作为一个公开的马克思主义研究组织的社会研究所首当其冲，成为了被迫害的对象。
法兰克福学派的“批评理论”，本质上是对于政治的批判，具有不同学科背景的掌者试图建构一种综合的理论去面对强权之下的社会问题。美国哲学家凯尔纳做出了言简意赅的总结：“批判理论是一种解放的理论。”被放置于“批判理论”整体思维框架之下的大众文化理论秉承着批判理论的基本思路，并受《1844年经济哲学手稿》的异化思想的启发，透彻地分析了商业因素在大众文化中的决定性地位，更重要的是，法兰克福学者创造性地发现了潜藏在大众文化中的政治因素。
就大众文化而言，法兰克福学派实际上存在着两套并行不悖的思维模式，存在既包括否定，叉在否定之上建立肯定的维度。马尔库塞在《单向度的人》中就曾坦言，几乎所有的批判理论都会持有一种含糊的态度，所谓的否定性思维，某种程度上实则是一种“倒退”，当理论无法参与到历史的实践中去，则只好转而退避到抽象思维中，当从政治经济学的角度无从下手，那么只好从哲学中寻求庇护。总而言之，正如马尔库塞所说，批判理论的分析，“是站在‘超乎’社会中肯定的和否定的、建设性的和毁灭性的东西的立场上勉强进行的。当代工业社会就是这些对立面的普遍统一”。这意味着，无论社会发展进度如何，它都将成为一个被批判的总体。
几位重要的法兰克福学者都曾对大众文化做出过解读，他们各自的声音在沟通交流之中，又为法兰克福学派整体的大众文化理论增添了复杂的乐音。总体来说，霍克海默和阿多诺对大众文化持彻底的批判态度，看似远离政治，乃至于以寓言的方式写作《启蒙辩证法》的两人，曾在该书中做出如此悲观的论断：“娱乐和文化工业中的所有元素在文化工业出现之前就早已存在了，现在它们则由上面接管并使其成为了一种时尚。”1963年，阿多诺在文章中更为清晰地阐释了这一论点，认为“文化工业别有用心地自上而下整合它的消费者”。
那么，阿多诺认为什么是从“由上面”，到“自上而下”操控着文化工业的呢？一言以蔽之，就是阿多诺所痛斥的“统治的意识形态”。
“统治的意识形态”，首先意味着政治。在中国的文化脉络之中，且不论是否有法兰克福学派中的“大众”，占据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对中国的文化发展中都存在“确乎如此”的决定权。在历史中，文学艺术的政治、社会教化功能为历朝历代的统治者所看重，而发展到新时期，现实主义艺术也葆有浓重的时代特色。政治波普绘画中那些反复出现的视觉元素，如红袖章、五角星、红皮书等，反映着一个特殊时代，意识形态导致社会文化领域中不正常的迷狂。在这一时期，我们来到了马尔库塞所描绘的单维社会，在意识形态引发的集体性狂热中，失去了思考和理性，成为单向度的人。
以自嘲、戏谑和饱含苦涩感的幽默进行政治波普创作的艺术家们，实则也是在审判自身。被大量运用的政治国像的确意味着具有强权的体制，对于这些图像的波普化处理，让政治符号遇到消费符号，是通过符号的重组和拼接造成固定能指一所指的断裂，原有的意义链条被击碎，生成新的“审美之维”，在这个维度之中，本雅明追念已久的灵光顿生，刹那间的“震惊效应”解构了偶像和权威。马尔库塞虽然写作过《单向度的人》，抨击着整个消费社会和这个社会中每个人反思的匮乏。但是，在《爱欲和文明》中，他又召唤出具有原始伟力的艺术，作为一场全面的“大拒绝”，以其自身的秩序去反抗现实的秩序。
中国的政治波普，确实以艺术的想象力改造了曾经不可挑战的秩序。个别极其敏感的艺术家，甚至发觉到了阿多诺“统治的意识形态”中的其他维度，亦即在这个消费社会中同样起到决断权的技术理性，张培力在《1989标准发音》等作品中，以严谨、中性、超写实的艺术语言批判媒介背后体现的权力关系。在发达的工业社会，科技的合理性被视作理论上可证的真，替代了艺术等感性秩序，被视作唯一合理合法的规则，也成为了新的蒙蔽手段。人类作为现代媒介的发明者，却丧失了对媒介真假的分辨力，“大众媒介是专门为意识形态打磨出来的”。这也是大众文化的荒诞之一。
然而，虽然风靡一时，影响深远，具有浓郁批判色彩的政治波普在之后的发展中；却逐渐走向庸俗甚至艳俗，随之逐渐消失于风起云涌的中国当代艺术浪潮之中。从幽默走向油抹，政治波普在中国当代艺术的销声匿迹，以切实的艺术现象证明着法兰克福学派大众文化批判理论的矛盾和困境。
为了向文化工业宣战，阿多诺寄希望于自律艺术，“全能的文化工业盗用了启蒙原则，为了保持其隐晦的优势而损害了它与人类的关系。艺术强烈反对这一趋向；针对虚假的清明，它提供的是一种更加强烈的对比，并将被废黜之隐晦的种种形态高高举起，以对抗时代那种流行的霓虹灯风格”。尝试过学生运动和性解放等手段的马尔库塞最终也回归于审美之维。认为即使是在资产阶级的上升阶段，那些具有“否定性”的艺术也具有一定的破坏功能，只不过在后期逐渐丧失了否定的特质，而回归于平庸的肯定之中了。而在马尔库塞一直呼唤的审美自律的艺术乌托邦中，艺术能够展示“人类生存的‘悲怆’天地”，它通过想象力召唤着那些“尚付阙如”的事物，给予人们“解放的承诺”——社会最终将成为显现美和爱欲的自由的艺术作品。
法兰克福学者大多出身犹太民族，他们对于法西斯主义的痛苦回忆以及心灵的长久流浪，使他们无法从宗教中获得救赎，这是现代性给予人性的重大打击。然而犹太民族的背景，却使几乎所有的法兰克福学者在美学一宗教方面相遇，强烈的弥撒亚冲动让拯救的理想不灭。法兰克福学派质疑启蒙和理性，然而最终指向为了捍卫真正的理性和正义。虽然法兰克福学派一直被称为书斋学者，但这些知识分子身上所具有的乌托邦情怀，这种西西弗斯式的坚守却令人感动。他们无法对大众弃之不顾，由于冲动和迷狂，乃至于最终以皈依姿态回归美学，回归不可解释的神秘。
神秘是因为无法解答。正如阿多诺发现的那样，工业产品——“一直是一种商品”，艺术——“也可以是一种商品”。艺术作为社会的一环，始终无法完全摆脱社会其他因素的影响。在文化产业的蚕食鲸吞之下；艺术终究不是一个自律的乌托邦，必然要受到市场经济、艺术体制的影响。艺术的确应该具备否定和批判的功能，然而在当今的社会条件下，没有恰当的市场运作，艺术也无法存活。政治波普创作对市场过度的让步和迎合，是其消亡的原因之一。可悲的是，政治波普的艺术作品，政治波普艺术潮流，在市场作用的条件下，竟然不能共存。
艺术的发展的确具有这样潮涨潮落的规律，艺术在起源时就与宗教难舍难分，在发展的过程中，人们发现了艺术中被赋予的破坏作用，比如西方19世纪未、20世纪初，英格兰、法国和德国的艺术家通过艺术颠覆和摧毁了维多利亚时代的艺术观，复苏和反抗以艺术的名义在人们身边降临。艺术固然能够揭露和抨击社会生活中的丑恶，艺术也固然能够对个体的人实现灵魂的救赎，然而那些高耸入云的摩天大楼、急速飞驰的超级跑车，是否仅仅依靠艺术的能力就能够全然摧毁呢？
马克思哲学的超越之处，就在于其“改造世界”的力量，而非常遗憾，法兰克福学派继承了德国哲学一贯的思辨传统，而实际毫无裨益，反而成为了写作佶屈聱牙文字的“书斋学者。”他们生活在美国学者雅克·巴尔赞描述的这样的一个新社会里：“在艺术、天才和权利这三大支柱的基础上建立一个新的社会中，帝国的毛病全都可以治愈。范式和万应药不是政治理论，不是社会哲学，而是艺术方式。”
就精神气质而言，中国“八五新潮一代”更为接近法兰克福学派的整体风貌。正如栗宪庭所言：“这一代具有强烈形而上学的色彩，它强调关注人、发现人，实际上是非常抽象非常形而上的一种东西。”然而，当“八五新潮一代”意识到在真正的政治力量面前自己是何其软弱无力，启蒙和宏大愿景是何其的虚无缥缈之后，他们关乎人的困惑开始转向个人，转向自我，着力于解决自身的困惑。
就政治波普的发生来看，已经预示了这场运动必然走向失败的命运——政治波普实际上是中国艺术家的再次后撤。“八五新潮”形形色色的艺术团体是以艺术的形式反观“文革”时期的遗留问题，而1989年之后，当政治环境再次紧张，“八五新潮”运动中建构的一切亦然遭到遏制，艺术家们再次后撤，后撤到波普艺术之中探寻艺术的可能。
与被放逐于美国的法兰克福学者不同（除了自杀而亡的本雅明），中国60后艺术家无法以法兰克福学者异乡人的“他者”眼光审视眼前的消费社会与政治环境，也缺乏这群欧洲人在美国人面前拥有的不可言喻的文化自信。令众多艺术家更为痛苦的是，自己也是这正在转型的中国社会里原子般存在的大众中的一员，与大众分享着共同的集体无意识。
虽然渗透了许多中国元素，波普本质上还是一种西方现代的艺术语言，中国的艺术家对其伪个性化本质的模仿和追随，不仅仅是在艺术形式上寻找突破，更是渴求着现代西方相对的自由和解放。而我们自身终究是无根并失落着的。而归根结底，法兰克福学派受到西方热捧，是由于在西方资本主义市场中，泛滥的自由使左派的声音显得与众不同，振聋发聩。20世纪90年代中国的政治波普曾经在国际市场上获得过相当程度的成功，方力钧的油画作品甚至登上过1993年11月29日的《纽约时代杂志》封面，政治波普在西方的遭遇和法兰克福学派殊途同归。法兰克福学派学者终究扎根美国，以异乡的口音诉说着一些看似新奇的话语，但实际上无路可通。而西方艺术评论的介入让本就缺少自身图像体系和价值标准的当代中国艺术家，过多地考虑国际化的口味。而巨大的经济利润也为此助力。本就摇摆着的中国艺术家们，潜移默化之中就开始把利益当作了评判艺术的价值标准，在此之后，几乎利用了所有波普手法却由通俗走向了艳俗和恶俗。当幽默变成油抹，呜呼哀哉！
作者：赵怿李
庸俗马克思主义审视论文 篇2：
论卢卡奇对庸俗马克思主义的批判
摘 要： 在《历史与阶级意识》中， “第二国际”的马克思主义不再是所谓的正统马克思主义，而成为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物化意识）。以伯恩施坦为首的修正的马克思主义和以考茨基为首的科学的马克思主义，放弃无产阶级革命，选择和平长入的社会主义理论，在方法论上，直接忽略马克思的辩证法思想，陷入资本主义实证的经验事实之中，强调其“科学性”的一面，丧失了认识上的总体性范畴，是庸俗化的马克思主义。《历史与阶级意识》的出场就是在批判庸俗化的马克思主义的基础上，揭示这一理论的现实基础，并借由对马克思辩证法的重释（总体性辩证法），激起无产阶级的革命热情。卢卡奇的这一批判研究重新阐释了有别于“第二国际”的马克思主义思想，将马克思主义理解为一种哲学、一种指导无产阶级革命的方法。虽然卢卡奇视野下的马克思主义是黑格尔式的，但其一定程度上恢复了马克思辩证法的地位，对今天马克思辩证法的理解，仍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
关键词：第二国际;卢卡奇;物化意识;马克思主义;总体性辩证法
“第二国际”的极大地推动了马克思主义的传播与发展，尤其是伯恩施坦与考茨基。然而，受苏联教科书影响，一定时期内国内学者对“第二国际”的解释与批判，保持在一些固有的研究框架之下，大多从经济决定论抑或修正马克思主义的层面而言，对其理论与历史的关联研究还不够，特别是对其走上修正抑或科学的马克思主义道路的实质并未言明。在《历史与阶级意识》中，卢卡奇借由对马克思辩证法的强调，为我们理解“第二国际”提供了全新的范式。在卢卡奇看来， “第二国际”无论是修正的马克思主义，还是科学的马克思主义，都是在方法论上秉持了“对现实的一切认识均从事实出发。”[1]53虽然二者理论旨向不同，前者主张借助新康德主义应对社会矛盾，后者诉诸经验的实证主义，以求达到科学，但二者在认识上皆表现为一种直观的态度，哲学抑或方法论上抛弃了辩证法，“脱离了无产阶级阶级意识的——方法论的——起点，因此它们就使自己处在资产阶级的意识水平。”[1]132卢卡奇的这一批判力图恢复马克思的辩证法，凸显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哲学属性，以此来对抗经由“第二国际”解释下的经济学家抑或社会学家的马克思，提升马克思在西方主流思想界的地位。可惜的是，卢卡奇对“第二国际”的批判并未得到学者们足够的重视，相关研究颇少。本文对现有文献梳理发现，在少有的研究中，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方面，从整个西方马克思主义抑或早期的三个代表人物对“第二国际”马克思主义批判着手，其中典型的要数仰海峰、申一青和许恒兵[2-3]。陈爱萍是基于文献回顾，梳理了西方学者对“第二国际”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三阶段，对卢卡奇的思想也只是历史性地提及[4];另一方面，部分学者对卢卡奇对“第二国际”展开了研究，主要集中在对经济决定论、新康德主义和科学主义的批判[5]，没有将其作为一个整体，上升到哲学层面抑或辩证法层面而言。“第二国际”的马克思主义乃至西方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的重要时期，卢卡奇则是二者相关联的重要人物之一，梳理并呈现卢卡奇对“第二国际”的马克思主义的批判就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意义。
一、“第二国际”的马克思主义庸俗化的表现——以伯恩斯坦、考茨基为例
20世纪初，资本主义发展步入到新的阶段——垄断资本主义阶段，带来了机器大工业的迅速发展和资本积累的急剧扩大，进一步推动商品经济的普遍化。尤其是在“科层制”为核心管理原则下，奉行体制是第一位的[6]2，推动了资本主义社会商品经济的发展，并因资本积累的不断扩大产生了对工人技术革新的需要，促使工人劳动生产率显著提升。如此，资产阶级便获得了极大的财富，进一步扩大了资本积累。另一方面，无产阶级的生活状况也并未更糟，没有出现马克思描绘的“大萧条”，反而得到改善，以致人们对马克思主义理论提出质疑。基于此理论家以“什么是正统马克思主义？”展开热议，旨在构建符合资本主义新情况的马克思主义，重新提升马克思主义在国际上的号召力。以伯恩施坦——考茨基为首的“第二国际”理论家，以正统马克思主义自居，借由资本主义变化的事实为依据展开争论，提出了对马克思主义不同的诠释，即“修正的马克思主义、科学的马克思主义”。在这样的话语体系下，马克思主义理论俨然成了一种社会学或经济学，一方面，修正的马克思主义从社会学方面极力强调资本主义并不会瞬间到达它的最后灭亡时刻，认为马克思、恩格斯所谓的共产主义理想其实是一个社会主义进化的过程，主张通过议会合法斗争与伦理社会建设来获取无产阶级的权利;另一方面，科学的马克思主义则基于经济学的视野，认为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爆发终将断送资本主义社会，并在这一点上将马克思主义比作“自然科学”，通过对资本主义现阶段发展的经济数据实证分析，判断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终将爆发，静待共产主义社会的降临。可见，以正统马克思主义自居的“第二国际”，都是以资本主义发展的现阶段社会“事实”为理论前提的，其在政治上都是坚决拒斥无产阶级暴力革命。
伯恩施坦是修正的马克思主义的代表，以当下资本主义相对稳定繁荣的“事实”为出发点，借由当前的形势不同于马克思、恩格斯时期，主张人们重新认识资本主义，来审视马克思、恩格斯关于资本主义必将灭亡的预言。在政治上，伯恩施坦甚至认为资本主义制度在各个国家同时崩溃的可能性越来越小，否认革命的作用，主张走合法的议会斗争，甚至认为革命促使阶级关系尖锐化，抑制社会的健康发展，不利于社会主义的发展。在他看来，不要与资产阶级作对，要顺应资本主义的大势，逐步实现社会主义。而至于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 （以下简称《宣言》）中所构想的共产主义社会，伯恩施坦认为，彻底执行《宣言》中的共产主义原则的社会还相当遥远，并坦言道： “我对于人们通常所理解的‘社会主义的最终目的’非常缺乏爱好和兴趣。这个目的无论是什么，对我来说都是毫不足道的，运动就是一切。”[7]68在方法论上，伯恩施坦直言： “马克思和恩格斯却把概念的辩证法看成现实世界的辩证运动的自觉反映，从而把黑格尔的辩证法重新‘从用头站立变成用脚站立’。”[8]68也就是说，无论马克思和恩格斯如何改造黑格尔的辩证法，都难免陷入概念的圈套之中。鉴于此，伯恩施坦主张放弃辩证法，积极主动面对资本主义社会难以回避的矛盾，但放弃采取无产阶级暴力革命的方式，主张通过“回到康德去”来实现社会主义。他认为“马克思思想-辩证法+新康德主義=正统马克思主义”。不曾想，伯恩斯坦这一做法有力地证实了卢卡奇的判断，因为辩证法正是要戳破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事实现象，直击资本主义社会的本质，而求助自然科学的马克思主义恰恰是基于资本主义事实现象展开分析的。可见，伯恩施坦的修正的马克思主义正是在这个问题上退回到资产阶级理论家的分析水平上，单纯强调马克思思想所谓的“科学性”，甚至为了言说的需要，直接放弃马克思的辩证法，彻底抹杀了马克思思想的活力。另外，卢卡奇甚至认为，伯恩斯坦的修正的马克思主义庸俗化还在于对无产阶级革命的肤浅理解，仅仅将革命视为纯粹的杀人的伦理问题，这仅仅是站在新康德主义的立场来理解无产阶级暴力革命的，没有基于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来理解无产阶级革命的伟大意义。如此一来，马克思所倡导的革命就在一定程度上向布朗基主义倒退[1]82。
以卡尔·考茨基为首的科学的马克思主义，以将马克思的思想诠释为“科学”著称。一方面，考茨基对马克思在《宣言》中所倡导的共产主义社会还是坚信不疑，针对伯恩施坦所提出的修正的马克思主义持批判态度，反对伯恩施坦“运动就是一切”的观点，并从根源上指出，伯恩施坦对“社会主义”理解有误，将其理解为彼岸事物，没有看到马克思“所推论出来的求知事物不是处于我们的经验的彼岸，而是从已知事物推论出来的。”[9]82但另一方面，考茨基主张将马克思主义理解成和实证科学一样的科学，并期望藉由实证科学的方法来对资本主义展开分析，即以纯量化的方式揭示资本主义运作的规律。因此，在考茨基诠释体系下的马克思主义，马克思思想中的政治经济学方面得到凸显，哲学属性被忽视。如此，考茨基视野下的马克思主义就表达为一种经济决定论，虽曾一度对马克思经济理论的发展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但在政治上，却对暴力革命、无产阶级专政闪烁其词，认为革命的方式多种多样，甚至指出： “统治阶级由于眼光特别远大，或者由于特别懦弱无能而在必然的趋势面前自愿地退出舞台了。”[10]85考茨基的这一结论，很大程度上仍然沿着马克思阐述的资本与劳动之间矛盾的发展逻辑，以纯粹量化统计的数据事实来分析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并以此将共产主义社会的降临完全诉诸客观社会结构的崩溃，放弃了无产阶级的主观能动性。因此，在方法论上，考茨基将马克思主义诠释为一种以实证主义为主导原则的“科学”，排除马克思主义哲学方面，抑或干脆将马克思主义辩证法束之高阁，忽视其理论表达，大势宣扬所谓的“科学性”。在卢卡奇看来，如此做法只会淡化历史的概念。因为考茨基所谓的科学性，实质上是建构抑或诠释一个永恒的自然规律，名义上各个时代表现的方式不同，社会运行的内在本质却并没有发生变化，遵循着一个永恒的规律[1]83。
无论是伯恩施坦的修正的马克思主义学说，还是考茨基的科学的马克思主义，都放弃了无产阶级革命，主张“社会主义者可以把议会当作一个讲坛。”[11]512如此一来， “第二国际”的理论家们就放弃了暴力革命，坚信社会主义需要改良才能到来。但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彻底粉碎了“第二国际”理论家们的幻想，国际社会主义运动被分裂为若干个互相敌对的民族派系，资产阶级暴露出了其唯利是图的本性。鉴于此，卢卡奇以《关于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研究》为副标题的《历史与阶级意识》横空出世，结合其自身革命的遭遇与早年对资本主义世界的批判经历，展开了对“第二国际”的批判，并直接称其为庸俗的马克思主义。另一方面，这些所谓的庸俗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们，都曾对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烂熟于心，都曾以正统马克思主义自居，都曾标榜自己为无产阶级的代言人，甚至还在一定意义上推动了马克思思想的传播，尤其是为马克思晚年相关著作的出版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就考茨基而言，其积极宣扬了马克思主义的经济理论，甚至对《资本论》后续的出版都做出了十分重要的理论贡献，但他最终却走上了经济决定论，在革命与改良之间踌躇不前。伯恩施坦亦是如此。可见，马克思思想的理论内核与以正统马克思主义自居的“第二国际”的理论家之间存在巨大的张力。但这些以正统马克思主义自居的理论家们何以走上庸俗化的马克思主义的道路呢？
二、“第二国际”的马克思主义庸俗化的实质
受黑格尔哲学的启发，在《历史与阶级意识》中，卢卡奇认为理论问题就是现实生活的体现，庸俗化的马克思主義正是物化的理论表达。因为，“第二国际”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们就是受资本主义社会的物化现实影响，尤其是资本主义的物化所带来的物化意识，影响了他们的思维方式，致使其在认识上陷入了直观的态度。如此，他们便错将资本主义稳定发展的“事实”视为历史的“现实”，对待马克思思想的继承也仅侧重社会学、经济学方面，放弃马克思的辩证法思想，淡化马克思的哲学属性，从而致使其理论彻底的庸俗化。可见，在卢卡奇看来， “第二国际”的马克思主义的庸俗化的关键便在于物化和物化意识。那不禁发问，物化、物化意识如何产生？在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商品经济的发展达到普遍化，就产生物化现象，即“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获得物的性质，并从而获得一种‘幽灵般的对象性’。”[1]149这种“幽灵般的对象性”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商品经济主导的资本主义社会，是由人们一手建造而成的，但人却不能改变他的运行法则，也就是通过人们劳动对象化建造的世界却异于人的存在;另一方面，人的劳动也异于人本身，被客体化为商品，服从异于人的社会的自然规律。随之商品经济主导的资本主义化程度不断提高，不同质的商品经由抽象化、合理化被祛除其本身的物性，获得一种同质的新的物性，达到交换的目的。在商品普遍化的渗透下，劳动与交换的抽象化、合理化致使资本主义的一切都以可计算性原则为标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被量化、物化，并且渗透到人的意识当中，便形成了物化意识。
同时，物化与物化意识在资本主义的发展过程中形成了一种辩证的发展关系。在现实生活中，物化产生物化意识，物化意识反过来也加剧着物化现象的发生，充斥着资本主义社会。在这个过程中，无论是国家机构、法律体系还是经济的运行，都是以量化计算作为基础，将高效运转设定为目标，对事物的处理与分析停留在表面的“事实”。微观上，社会主体的意识也被物化，其中的个人甘愿成为资本主义社会机器运转上的螺丝钉，并且在资本主义化程度愈来愈高的外在现实的支配下，人们甚至在意识上承认这种生活状态的“合理性”。可见，“科学——技术的合理性和操纵一道，被熔接成一种新型的社会控制形式。”[12]124工人愈发难以识别到资本家对其的剥削，在意识上接受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统治，甘愿为资本主义社会的运转添砖加瓦，暴力变革社会的革命热情骤减。如此一来，马克思主义革命政党、革命者发动的无产阶级革命必然失去了活力。尤其在科层制推行下，无产阶级内部开始出现分歧，部分工人贵族化，他们从被统治者跻身为统治者，被剥削者转变成剥削者。由此，这样的一批人，开始相继成了资产阶级统治的捍卫者，对待无产阶级革命嗤之以鼻，甚至指责暴力变革社会是一种触犯伦理的“恶”，主张温和的改良主义。这样的现实氛围就为“第二国际”的庸俗马克思主义理论提供了现实土壤。基于无产阶级这样的事实状况， “第二国际”的开始有导向型的解释马克思主义思想，完全放弃马克思主义理论本身的革命性，有意把马克思主义阐释为一种类似自然科学的社会科学，鼓吹“回到康德去”，力求建立一套普遍的价值体系，以迎合资本主义的发展。在这个意义上， “第二国际”俨然沦为资产阶级的辩护士。
另一方面， “第二国际”之所以走上庸俗化的道路，不仅仅是基于外在的无产阶级状况所导致的，更深层的原因在于，物化的推动下，物化意识不仅渗透入工人的意识之中，还深深地影响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思维方式，促使其对资本主义社会状况的分析陷入了直观的态度，停留在事实的分析上。同时这种直观态度的认知方式，使主体本身主动接受，并将其理解为合理化，认为这就是科学。这种看上去显得科学的方法，恰恰是不科学的。因为大力宣扬所谓科学方法的庸俗马克思主义者们，无论是将一切认识依靠事实的经验论者，还是借助自然科学的机会主义者，都忽略了这些“事实”本身的历史制约性，错将“事实”与“现实”混为一谈，仅仅把生活中的出现的情况、统计素材与数字视为不变的“事实”。殊不知“它们（事实——引者注）作为历史发展的产物，不仅处于不断的变化中，而且它们——正是按它们的客观结构——还是一定历史时期即资本主义的产物。”[1]56因此，由所谓的“事实”通达真正意义上的“现实”，则必须冲破这样的历史制约性，但不是借助外在的尺度去衡量，而是由事物发展自身经受历史的和辩证的审查。在这个意义上，庸俗马克思主义者正是丢掉了马克思的辩证法，将自己的思维方式重新回到了近代认识论意义上，表现为单纯的主体对客体的知性的形式思维方式。
为了从哲学上寻求能够戳破资本主义物化外衣的方法，卢卡奇的天才就在于，将康德哲学的“自在之物”问题视为物化问题的理论表达，甚至“运用黑格尔提出的‘哲学史是统一’的这一思想，将德国古典哲学解释成一个试图解决康德主义问题的持续不断的努力过程。在这里，知识的问题被康德为了回应认识论问题而提出的自在之物这一概念所取代。”[13]104具体而言，近代哲学对认识论难题所做的尝试，正可以视为近代先哲为了挣脱物化意识枷锁所做的努力，即从笛卡尔的“我思故我在”的二元哲学到康德的理论理性之限。在这个过程之中，无论是早期理性主义独断论的回避，还是康德、席勒、费希特在道德、艺术、知识学领域内的解决，都没有实质性地彻底融合主客对立，只是在更高程度上再现了“自在之物”难题，但其一直未放弃解决。直至黑格尔的出现，他用辩证法将主客之间的僵硬对立融化于历史发展的环节，解决了认识论上的难题，“不仅把真实的东西或真理理解和表述为实体，而且同样理解和表述为主体。”[14]61换言之，主客对立融于精神历史的发展中，一方面，主体充当客体的内容，另一方面，客体又是主体的外在表现形式，即主体既是辩证过程的创造者，又是辩证过程的产物。可见，通过卢卡奇借由“自在之物”问题对近代以降哲学的演绎，似乎黑格尔意义上的辩证法思想最终才在一定程度上戳穿了物化的外衣，通达到了真正意义上的现实，解决了近代意义上的认识论问题。可见，卢卡奇与黑格尔，抑或卢卡奇视野下的马克思与黑格尔在理论上都试图把握起支离破碎的事实，通达认识上的总体。在这个意义上，黑格尔的辩证法思想就为卢卡奇批判以所谓的“事实”为理论出发点的庸俗马克思主义提供了批判的方法，并为凸显马克思主义哲学属性提供可能。这也揭示了卢卡奇意义上的马克思主义被称为黑格尔式的马克思主义的原因。
卢卡奇旨在资本主义新形势下，恢复马克思主义思想的活力。其借由黑格尔的辩证法思想通达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来从真正意义上捍卫马克思主义的传统，恢复马克思主义的革命性，重燃无产阶级革命的激情。因为，在卢卡奇看来，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伟大正在于，能够突破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站在历史的高度，将社会生活中的孤立事实理解为历史发展的环节，并置于总体的视野之下，“戳穿这样产生出来的社会假象，使我们看到假象下面的本质。”[1]53因此，在卢卡奇看来，恢复马克思主义的活力，重点就在于恢复马克思主義的辩证法，突破物化意识，哲学层面上激活马克思主义。
三、总体性辩证法
在卢卡奇看来，“正统马克思主义并不意味着无批判地接受马克思研究的结果，它不是对这个或那个论点的‘信仰’，也不是对某本‘圣’书的注解。恰恰相反，马克思主义问题中的正统仅仅是指方法。”[1]49所谓的正统马克思主义不是教条主义，也不是实证主义，而是一种方法，一种革命的、历史的总体性辩证法。
所谓总体性辩证法核心就体现在“总体范畴”。“总体范畴，整体对各个部分的全面的、决定性的统治地位（Herrschaft）。”[1]79也就是说，在方法论上，总体相较部分具有优先地位，即在事物的分析上，不停留在孤立部分，而是置于有机联系的总体中认识和把握。联系社会现实生活而言，要真正从“事实”前进到实质的“现实”，就必须以总体性的历史观将社会生活中孤立的“事实”视为历史自身发展的环节，才能透过“事实”直达“现实”的认识。可见，若想真正把握资本主义社会历史发展的本质，就必须不断地努力追寻总体的现实，而不是迷恋局部的“合理”表象，陷入自然意识之中，迷失自我。资产阶级思想家们极力推崇的知性科学与庸俗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们的经济决定论在方法论上没有达到这样的总体性视角，对事物的认识纯粹仅仅停留于抽象的表面，陷入直接现实性，以致难以去把握社会历史的本质，抑或单纯将“总体”观念肤浅地理解为脱离现实的臆测。
这样的总体性范畴“似乎如此远离直接的现实，它的现实似乎构造得如此‘不科学’，但是实际上，它是能够在思维中再现和把握现实的唯一方法。”[1]59可见，卢卡奇极力倡导的总体性辩证法并不是脱离现实的抽象概念，而是试图达到一种具体的总体的认识。这与黑格尔的《逻辑学》中关于存在到现实的关系不谋而合。因为，黑格尔关于存在到现实的发展，也是将整体与部分相关联，即“‘现实’一方面被表述为‘本质与实存的统一’;另一方面被表述为‘展开过程中的必然性’。”[15]40联系资本主义社会现实而言，卢卡奇意义上的总体性认识就包括两个两面，一方面，总体的现实是指社会意义上的具体的总体，即被资本主义物化分离的二者的统一。因此，要想完全掌握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就必然需要掌握总体性辩证法，其他的形式思维方式仅仅只能把握由资本主义物化重塑的现象世界，并不能通达关于社会现实的认识;另一方面，总体的现实是指历史生成意义上的具体的总体。在卢卡奇看来，历史不是僵化不变的永恒形式，也不是毫无关联的非生成性的片段碎片，而是展现着鲜活的人类、社会状况等变动的形式，即“历史恰恰是这些形式（人类生活的形式——引者注）的历史，是它们作为把人们组成社会的形式所经受的变化的历史。”[1]104可见，这样的总体现实是庸俗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知性思维方式难以认识的，其仅仅只能对局部领域抑或事物表面认识而已。就资本主义社会发展而言，所谓的“现实”只有通过这样的总体性辩证法才能清晰揭示资本主义社会中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等系列矛盾，由此，才能真正意义上完整掌握资本主义社会的本质。正是在这一点上，卢卡奇站到了马克思的视域下，将逻辑与历史统一了起来，揭示了资本主义的秘密，戳破资本主义社会外在合理化的外衣，使其背后的剥削、压榨一一显现出来，真正意义上通达具体的总体的认识，洞悉无产阶级的使命与责任，重新激起无产阶级革命的热情。
因此，摆脱庸俗马克思主义诠释的语境，重新恢复马克思主义思想的活力，还在于“唯物主义辩证法是一种革命的辩证法。”[1]49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目的就是为了无产阶级革命服务的，无产阶级革命的发展也需要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指导。正如马克思所言： “批判的武器当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质力量只能用物质力量来摧毁;但是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16]9通过卢卡奇对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诠释，可以发现，在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存在着巨大的矛盾。因为，一方面，无产阶级是资本主义大工业发展的产物，是相伴资产阶级的出现而出现的，是作为统治阶级（资产阶级）所统治的对象，可以说是在社会结构上充当“客体”的角色;另一方面，无产阶级的存在与统治阶级的利益相关联，尤其是无产阶级的劳动提供了资本主义发展的基础，甚至可以说无产阶级的存在才是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关键，沿此逻辑，无产阶级才应是资本主义社会体制下的统治阶级。然现实资本主义社会的情况却与此理论逻辑相悖逆，随之资本主义化程度愈演愈烈，可计算的量化原则遍及资本主义的生活中，无产阶级沦为低下的被奴役的对象，其中的工人甚至被客体化为商品，出售其自身最宝贵的生命。然而面对这同一的可计算的量化过程，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却看到不同，资产阶级仅仅作为社会主体，直观地看到资本积累的不断扩大，无产阶级则在资本主义化的过程中，认识到自身客体的主体性，实现了本质与实存的统一，真正意义上认识到历史的总体的现实。如此一来，无产阶级便真正意义上冲破资本主义物化的束缚，实现自身的解放。可见，无产阶级既是认识的主体，又是认识的客体，真正担负起发动无产阶级革命，实现共产主义社会的使命。卢卡奇在这里通过对无产阶级革命实践的分析，论证了总体性辩证法的革命性，并深刻批判了“第二国际”，对马克思主义辩证法思想的肤浅理解。
《历史与阶级意识》强调“曾被社会民主党机会主义的‘科学性’打入冷宫的总体（Totalitat）范畴，重新恢复了它在马克思全部著作中一向占有的方法论的核心地位。”[1]15卢卡奇这一做法，是在德国古典观念论的背景下，揭示了马克思主义的黑格尔之源，抬高了马克思的哲学地位。这一做法也代表了“当时想要通过更新和发展黑格尔传统的辩证法和方法论来恢复马克思理论的革命本质的也许是最激进的尝试。”[1]16同时，这一做法也与当时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们产生了共鸣，其中首当其冲的就是柯尔施。因为，几乎在《历史与阶级意识》出版的同时，柯尔施以《马克思主义与哲学》一书，表达了与卢卡奇相近的观点。他认为，“马克思主义是完全非教条和反教条的、历史的和批判的，因而是最严格意义上的唯物主义，”[17]58-59认为辩证法思想在马克思全部著作中占有方法论的核心地位，反对庸俗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们肤浅理解马克思的辩证法思想，将马克思主义仅仅理解成一种知性科学，抑或直接拒斥马克思的思想，鼓吹修正的马克思主义。在对待正统马克思主义问题上，柯尔施与卢卡奇几乎一致地强调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地位，并借由马克思的辩证法思想将马克思主义哲学与无产阶级革命相关联。虽然这一时期的卢卡奇是戴着黑格尔的“眼镜”去批判庸俗的马克思主义，将马克思主义阐释为方法，但却一定程度上挽救了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地位，凸显了马克思主义思想中的哲学属性，提升了马克思在西方主流思想界的哲学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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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Lukács′ Critique of Vulgar Marxism
WU Yifan1， SHAO Liangting2
（1.School of Humanities， Nanchang University， Nanchang， Jiangxi 330031， China; 2.School of Marxism， South China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Guangzhou， Guangdong 510641， China）
Key words： Second International; Lukács; materialized consciousness; Marxism; overall dialectics
收稿日期：2020-02-25
基金項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19BZX008）
作者简介：吴一帆（1993—），安徽池州人，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国外马克思主义。
作者：吴一帆 邵良婷
庸俗马克思主义审视论文 篇3：
浅析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的早期思想
摘要：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用独特的理论视角对马克思主义进行解释、补充和重建，产生了早期的重要思想并形成了多种人道化的思潮和科学流派。全面审视这些早期思想，准确解读不同思潮流派的详实内容，辩证分析其中的合理成分与存在的不足，可以不断提高对马克思主义的再认识水平。
关键词：西方马克思主义;早期思想;思潮流派
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在两次世界大战后共产主义运动影响的扩大和本国无产阶级革命失败的情况下，从文化背景、心理机制和意识形态等方面重新审视马克思主义并对资本主义制度展开批判，反对第二国际和第三国际的思想路线，宣扬马克思主义的开放性与多元化，主张向非马克思主义方向倾斜，形成了一种介于传统马克思主义与资本主义之间的一种非马克思主义倾向。了解这些非正统的马克思主义思潮和流派，有助于加深对马克思主义的再认识。
一、马克思主义的早期思想
20世纪20年代发生于德奥意、60年代遍及欧美的一股西方国家的马克思主义思潮，卢卡奇、柯尔施和葛兰西等人在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发展过程和探索活动中形成的早期思想，反映了特定历史条件下，马克思主义在西方发展的具体情况，成为后来西方学者研究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来源。
（一）卢卡奇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开创了西方学者研究马克思主义的新起点
卢卡奇对马克思主义的探索，集中体现在他1923年出版的《历史与阶级意识》一书中。首先，为了驳斥第三国际将马克思主义庸俗化和教条化的思想，卢卡奇从方法论的角度对马克思主义进行解释，提出应从主观与客观、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角度批判性地吸收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成果，反对一成不变、教条式地加以继承的观点。其次，在剖析资本主义社会现状及存在的主要问题时，把资本主义社会作为一个总体加以考察，并且用主体-总体的辩证法把无产阶级作为资本主义社会总体的主体，将完成颠覆资本主义制度的历史使命。最后，卢卡奇重点阐述在资本主义普遍存在的物化现象下，人在劳动过程中的价值衡量直接表现为物质的量化，工具理性行为促使无产阶级及其组织成员的阶级意识屈服于资本主义社会的物化现实。因此，只有具备超越资本主义现实的阶级意识，才能使无产阶级完成革命的使命。
（二）柯尔施进行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反思，形成了独特的马克思主义观
柯尔施将马克思主义与哲学关系的认识放在理论与实践关系的层面上加以讨论，以便恢复马克思主义的哲学意识。当时资产阶级哲学家和国际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对马克思主义与哲学关系以及马克思主义作为哲学的地位认识不清，普遍存在马克思主义没有自己的哲学或不是哲学的思想倾向。资产阶级哲学家局限于对本国哲学体系内容与方法的研究，站在资产阶级的立场上观察社会，将哲学与社会实践相分离，忽视了思想意识和革命实践之间的关系。第二国际的马克思主义者梅林、考茨基、伦纳等人反对伯恩施坦的修正主义，然而却轻视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和方法论基础，将马克思对消灭哲学本质的目的是超越和消灭资本主义的统治秩序理解为用实证科学取代哲学；不懂得哲学是资本主义社会现实的观念构成，忽视意识形态的现实性，将意识与存在、理论与实践对立起来。其他研究哲学的社会主义者们则用文化哲学的观念来补充马克思主义。针对以上情况，柯尔施提出了马克思主义是理论与实践相统一的哲学思想，“将作为‘思想形式的革命’成为资本主义社会无产阶级革命的客观组成部分”，[1]必将在实践与革命过程中转化为现实。
(三)葛兰西提出“市民社会”概念，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国家学说及西方无产阶级革命道路的理论
传统马克思主义将国家定义为维护统治阶级利益而建立行政机关、政治制度和包括军队、警察、法庭、监狱等在内的暴力机构，其实质是阶级统治的工具。葛兰西在对20世纪垄断资本主义历史反思的基础上，将马克思主义创造性地应用于意大利的革命实践，提出“市民社会”的概念。他进一步阐述了资本主义国家由“政治社会”和“市民社会”共同构成。“政治社会”指维护统治秩序的强制工具和暴力机器，“市民社会”作为国家概念的延伸和补充，包括政党、工会、学校、教会、新闻媒体等民间组织，主要用来形成社会文化价值和道德形态。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把“市民社会”作为预防无产阶级进攻的坚固阵地，对广大人民进行意识形态和文化领域的领导和统治，并在此基础上通过“政治社会”的强制机器执掌国家政权。因此，西方国家的无产阶级革命必须通过“阵地战”攻破“市民社会”，开展精神文化革命夺取文化和意识形态的领导权进而夺取国家政权的战略，才能使西方社会主义革命取得胜利。
二、西方马克思主义人道化思潮的形成及科学马克思主义流派的产生
在卢卡奇、柯尔施和葛兰西三位西方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思想理论的影响下，后来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者们从不同的角度对资本主义制度进行批判，产生了各种思潮和流派，形成了马克思主义在西方国家发展的基本框架。
（一）西方马克思主义人道化思潮的形成
给全球人民带来痛苦煎熬和深重灾难的两次世界大战，让西方马克思主义者们均从人的尊严、价值、人格等人道主义出发，对马克思主义进行人道主义的解构。
首先，“弗洛伊德主义马克思主义”以奥地利赖希为代表，将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与马克思主义相结合，从人的本能、欲望中寻找社会发展的动力，通过“性格结构”“社会性格”等概念解释物质经济如何向思想意识转化并以此来建立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联系，从而补充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学说和社会历史学说。其次，梅洛-旁蒂的“存在主义马克思主义”在法国存在主义哲学家萨特将存在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结合的基础上，提出重新用存在主义解释马克思主义，批判萨特关于人的绝对自由的存在主义观，强调人的自由活动应当与社会共同活动相结合并且受社会历史条件的制约。同时，用存在主义将马克思主义解读为一种突出人的主观因素的非决定论。他们反对忽视主观因素、抬高客观历史条件的历史决定论思想，提出“谁说历史是一个仪表，而个人是齿轮，那不是马克思主义”[2]。最终在驳斥萨特存在主义历史观缺乏社会哲学的绝对自由主义观和传统马克思主义将主观因素与客观条件相对立的历史宿命论的过程中，将马克思主义发展为一种由存在主义引导的新思潮。再次，列斐伏尔的日常生活批判理论，将马克思主义理解为对日常生活批判的认识。列斐伏尔用马克思劳动异化的观点解释现代资本主义社会日常生活存在的各种形式的异化现象，说明它不仅存在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物质生产中，而且表现在意识形态和人自身方面。因此，对日常生活的研究批判要按照生活的原本形态，克服主观因素和人性中的冲突和矛盾。日常生活不是位于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中间领域，而是一个相对独立的社会平面，哲学家们应当将日常生活纳入哲学领域进行反思，在日常生活的实际状况中，揭示资本主义高新技术对人民群众私人领域不断异化的真相和对工人阶级革命性的侵蚀。
（二）科学马克思主义流派的出现
随着“二战”后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生产力的发展和科学技术的进步，出现了马克思主义科学化的思潮和流派，其中以新实证主义与分析学派的马克思主义最为典型。新实证主义否定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存在及其与黑格尔主义之间的关系，极力批判人道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对马克思主义科学性的抛弃，在把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论与现实生活相结合的基础上，将马克思主义发展为一门经验科学。“分析学派的马克思主义则从西方分析哲学方法的角度入手，借用现代数学、数理逻辑、模型结构等工具对马克思主义进行科学性的解构”，[3]二者最终将马克思主义引向实证与科学。
三、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潮和流派的理论贡献及其存在的不足
（一）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潮和流派的理论贡献
从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的早期思想及其后来形成的各种思潮和理论流派中，可以看出其在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和对社会主义实现的可能性方面的有益探索和重大贡献。
卢卡奇的物化理论和总体-主体性的辩证法，给西方马克思主义者提供了理论工具和思想来源，直接影响到法兰克福学派的形成。柯尔施通过对马克思主义与哲学关系的探讨，在理论与实践的层面上，提出革命问题，表达了一种“革命的、批判的”马克思主义观。葛兰西的“市民社会”和西方革命道路的理论对我们剖析资本主义国家的本质和探索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无产阶级革命道路的战略提供了有益的思考，在马克思主义史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影响深远。“弗洛伊德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将马克思主义与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相结合，提供了分析资本主义病态现状和解决社会弊病的新思路。梅洛-庞蒂的“存在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寻求存在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的结合点，批判存在主义的绝对自由观，同时强调社会历史条件对人的相对制约性。列斐伏尔的“日常生活批判”理论用马克思主义研究资本主义的日常生活和异化现象，有助于对现代资本主义社会全面异化的揭示。“新实证主义”和“分析学派”的马克思主义则在“人道主义马克思主义”之外，通过独特的理论工具和研究方法，强调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与“实证性”，为后来西方学者在革命性和科学性相统一的基础上全面研究马克思主义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二）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潮流派的不足与缺陷
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用西方哲学流派和资产阶级的哲学思想对马克思主义的补充和革新，又具有非马克思主义的倾向，从而导致了思想理论的缺陷与不足。
卢卡奇总体-主体辩证法思想和工人阶级意识的理论深受黑格尔唯心主义和个人主观主义影响，具有浓厚的唯心主义色彩。柯尔施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解建立在黑格尔精神辩证法的基础上，把辩证法与科学主义法相对立，过分强调意识形态的作用，并以此批判第二国际和列宁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贡献，带有明显的主观主义倾向。葛兰西对“市民社会”和西方革命道路理论的探索主要集中在意识形态和上层建筑，没有充分认识到经济基础的根本决定性作用，因而对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本质及其发展规律的探索具有片面性。“弗洛伊德主义马克思主义”在将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与马克思主义结合的过程中，提出一系列激进方案并予以尝试，其失败的结局未能解决资本主义社会的弊病，并最终走向非马克思主义的一面。梅洛-庞蒂“存在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在存在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相结合的基础上，没有寻找到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主客观因素的辩证关系，以至于无法用马克思主义的个别内容掩盖住其理论整体的存在主义的主观性。列斐伏尔的日常生活批判理论在日常生活的细枝末节中分析资本主义异化现象，缺乏对资本主义根本矛盾的揭露和批判。“新实证主义马克思主义”将马克思主义过度实证主义化，抛弃了马克思主义辩证法及其与黑格尔辩证法之间联系的合理内容。“分析学派的马克思主义”在对历史唯物主义重新解释和认识的过程中提出的“方法论的个人主义”和“理性选择”行为，将个人与集体相对立，违反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
综上所述，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立足资本主义社会体制、历史文化和时代背景，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和观点，对资本主义社会现状、存在弊病和主要问题广泛地展开研究和讨论。从不同角度批判资本主义制度，由于脱离马克思主义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对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态度既不同于资产阶级思想家又区别于传统马克思主义。因此，没能为现代西方社会指出一条摆脱资本主义、走向社会主义的正确途径，并陷入用马克思主义批判马克思主义并走向非马克思主义的泥潭而不能自拔。这些作为20世纪具有国际性影响力的西方社会思潮，对我们不断地加强马克思主义的再认识具有重大启发意义。历史已经证明，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发展过程中，产生的伟大理论创新成果都蕴含着优秀的中国传统文化底蕴，发扬光大了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而在与马克思主义相结合的过程中，中国传统文化也已被注入了新的活力，完成了自身的变革和升华。所以，在以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创新中，我们要更加注重中国传统文化的变革，使其在新的历史背景下不断壮大，成为中国社会屹立不倒的精神支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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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校：韩慧玲）
作者：彭科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