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中国古代官员职位表
中国古代官员考核制度
中国古代官员考核制度
为官总是要讲究政绩。考核在中国古代也称为考绩、考课、考校或考功，其含义就是国家依照所颁布的法令和行政计划，在一定的年限内，对各级官吏进行考核，并依其不同表现，区别不同等级，予以升降赏罚。因此考课不仅是国家对官吏实施奖惩、升降、俸禄的主要依据，也是激励官吏奋发向上的有效措施，是提高国家机关行政效率的杠杆，是我国古代整顿、改善吏治，惩恶扬善的一项重要措施，与各朝政治以致盛衰兴亡都有着直接关系。
据史籍记载，在中国古代原始社会，黄帝时设置了百官，尧、舜时就有了考课制度。据《尚书·舜典》记载，舜提出了“三载考绩，三考，黜陟幽明，庶绩咸熙”的考核制度。
商代中期就已经形成了一套完整的官制。商朝的职官就任以后，就要进行考绩，一般三年实行一次，主要从政务、管理、法纪三个方面着手，对在任职官的从政能力、行政水平进行鉴定，并在考绩的过程中发现人才，破格录用。对在任官员的违法犯罪行为，商朝设立了刑狱官，制定官刑给予惩戒。
进入西周以后，在官吏考核方面实行天子巡狩、诸侯述职和大比三项制度。西周的考核主要是以“八法治官府”、“六计课群吏”。《周礼》中明确记载了西周考核和检查各级机构和部门的措施：八法是对组织机构的考核，六计是对政府官员的考察。
春秋战国时期随着社会经济制度的变革，官吏考核制度也不断完善，强调以实际政绩对官吏进行考核，并以此作为赏惩的依据。春秋时期对官吏的考核制度大致可分为年终“会政致事”和“三年大比”两种。考核的内容，主要是“平教治，正政事，考夫屋，及其众寡、六畜、兵器”。战国时期对官吏的考核制度已较为完整，以便提高行政效率和作为官吏升迁的依据。
到了战国后期，以秦为代表的考课制度开始出现，主要有“上计制度”，“法官法吏制度”和《为吏之道》。“上计制度”是国家通过预、决算的方式来考核地方官吏，以此控制地方行政。“法官治吏制度”目的旨在使“吏不敢非法遇民”、使“民不敢犯法”。上述规定，反映了秦对官吏考核制度是相当完备的，通过考核，加强了不同职务的官吏岗位责任制，检验了官吏的工作能力，对不称职的庸官能够及时淘汰，从而保证了行政管理效能的提高。
汉承秦制，秦之后的西汉和东汉王朝，不仅继承了秦王朝初创的考核制度，而且根据这一制度在许多方面加以改革、完善，使之发展并逐渐趋于定型。西汉时期对官吏的考课，主要有“上计制度”、“监察制度”和“选举考课合二而一”的“仕进制度”。三者相结合为一个整体，维系着当时的官僚体系。而且还有比较固定的程序规则和机构。
魏晋时期由于战乱频繁，正常的考课无法进行，于是改由皇帝不定期地下诏考课百司。东晋南北朝，考课与任期相结合，以三年为小满，六年为秩满。其中考核卓有成效的要数北魏。北魏孝文帝改革后，整顿吏治是一项重要内容。北周则以“清身心、敦教化、尽地利、擢贤民、恤狱讼、均赋役”六条为考核内容。可见，这一时期已开始对官吏进行多角度的考核。
到了唐代，政治制度较前朝日臻完善。伴随着科举制的形成，官吏的考核制度也有了很大发展，日趋成型，各项程序和技术指标更加严密和健全完备。其标志和内容主要体现在考核机构的确立、考核标准相对精确化、考核方式的程序化及统治集团对考核黜陟的自如运用和灵活掌握。唐朝官吏系统考评体制的完善性，为古代中国之首。
宋代很重视考核官吏，考核标准基本上沿用唐的“四善”和“二十七最”，但在机构设置和权力分配上都有所变化。较能体现宋朝官吏考课制度特点的，一为考课法，二为磨勘法。由于宋代的官吏考核制度基本上论资排辈晋升，导致官员大多因循守旧，不求有功但求无过，满足于到期升迁。这是造成宋代“冗官”的原因之一。
在元代，所有政府官吏的考满时限和升迁出职路线等管理，都由中央政府作出统一规定，这在中国古代政治史上尚属首次，表明中国官吏考核制度又向前推进一步。
明洪武年间，制定了百官考核之法，共分为考满与考察两种，二者相辅相成，均由吏部与都察院共同负责，亦以八法衡量。处罚分为致仕、降调、闲住、为民四等。明初，考课制度得以较认真严格地进行。但明中叶以后，考课制度逐渐流于形式，百弊丛生。
清朝基本上沿袭明朝考核制度，进一步简化为京察、大计两项。考核内容标准为“四格”、“八法”。所谓“四格”，即守、政、才、年。所谓“八法”，系指贪、酷、罢软无力、不谨、年老、有疾、浮躁，才力不及八者，与明制同。但官场上的腐败形势逐渐积重难返，纵使考核制度如何完善严密也不能挽救清王朝走向衰败。
中国古代统治者对考课内容的确定十分重视，在整个中国古代官吏考核史上，历代王朝都十分注重将德与绩两者结合起来综合考核。考核内容既注意全面性，又突出重点;既考察显性的经济和社会指标，也注重对官吏道德才能的评判。古代的考核实践始终建立在德绩结合的功绩制基础上，自宋以后将资历考核补充进来，最终形成了以德绩为主，年资补充的考核特点。借古鉴今，我们在改革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考核评价制度时，应改变过去过分强调GDP的做法，不仅要看经济指标，更要看社会效益指标，注重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和对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素质和潜力的考核。
古代的考课机关又称考功院或考课院。它起于西周，至唐逐渐建立专司机构，并实行责守责任制，至明清，考课的机构及职责已经基本实现法律化，是有效进行官吏考核工作的组织保证。当前我国的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考核评价也必须设置专门权威的考核机构，加强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考核评价的制度建设，否则，考核会流于形式，劳而无功。
我国古代考核官吏的标准和内容还有一个显著特点是根据官吏不同的职务和不同的职事采用不同的考核体系，这体现了分类管理的思想。除按职务分工外，对所有的官吏还有统一的标准，就是所谓清正、治行、勤谨、廉能等对官吏的基本要求。而我国现行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考核评价机制却在一定程度上忽视了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工作内容、个人能力等的差异，没有对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的不同职务和工作性质进行科学的分析，没有制定出明确的职位说明书，评价缺乏层次性，考核内容未分类别。
同时，古代官吏考核实践中所暴露出的缺陷也值得我们警醒。例如，只唯上、不唯实，导致官僚作风;考核指标虽然全面但所占比重不合理等。这在一定程度上成为阻止我国封建社会后期继续发展的桎梏。但是，大凡对官吏的考核，无论其效果如何，目的都大同小异，必然是管理队伍的优化、廉政、高效，即便是这些制度、方法的消极因素也可以作为反面教训引起我们对历史的反思，吸取教训，为我们今天的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考核评价机制的建立和完善提供借鉴。
第二篇：中国古代官员怎么上班和休假
对于大多数中国人来说，五
一、十
一、除夕等国家法定节假日是休息或者走亲访友的好日子。而且，随着人们的工作压力越来越大，这些节日在人们心中的地位也越来越重要。很多人或许会产生这样的疑问：在现在的社会中，节假日如此重要，那么在古代中国有没有节假日呢?如果有的话，又是怎样的情形?
【汉朝的休假制度】
据《汉律》记载，早在西汉时，政府就在典章制度中明确规定：“吏员五日一休沐。”意思是说政府工作人员，每工作四天就休息—天。政府的本意是，工作了四天也的确够辛苦的，那么第五天就放假让他们洗澡更衣，修发刮脸吧。
这个制度，在西汉两百年的时间里得到很好地贯彻。到了东汉，这个制度得到了进一步地实施。司马迁在《史记?百万君传》中说道：“官员每五日洗沐归谒亲。”相比于西汉时期的规定，这时的“休沐”不但可以洗澡休息等，还可以网家看望老小、夫妇团聚。
【隋唐的休假制度】
这种做法一直延续到了隋唐。不过到了唐代，延续了数百年的每五日休一天变成了每十日休一天，即在每月的上旬、中旬、下旬的最后一天休息。唐代永徽三年(公元652年)，国事频扰，朝廷改“五日休沐”为“十日休沐”，此即所谓的“旬休”。据王聘三《古今事务考》载：“永徽三年以天下无虞，百司务简，每至旬假许不视事，以宽百僚休沐。”也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官员工作十天才能休息一天，也就是上旬、中旬、下旬各一天。这三天休息时间被称为“浣”，从此假日又有了“浣”的称谓。
这样，一年三十六旬可休三十六天。而且，相对于今天的请假，唐代请假要难得多。当时政府对于“旬休”规定颇为严格，凡三品以上官员，休假前要“告假”，假期满后要到衙门销假，是谓报到。
否则，就要扣发一个月的俸禄，甚至罢官。
通常情况下，唐代以后，大多数政府官员们习惯于上午或整天都在官署里办公，傍晚才下班回家。对于京城内的官员而言，如果需要上朝，他们就要一大早先去上朝，然后才到自己的官署办公。
而地方上的官员大部分都是和家眷住在一起，前面办公、后面居家。
因此，可以说，放假与不放假也都是一回事。但相对低级的官员，如幕僚，因为地位卑微，是没有官邸的，甚至得离家别子住在官署里或租屋而住。因此，节假日对于他们而言，就显得非常重要了。
【宋、元的休假制度】
“旬休”制度在宋、元两代相以沿袭。宋朝时期，除这些常规假日外，法定的节假日更加丰富。据宋史笔记《文昌杂录》记载，元日(春节)、寒食、冬至各放假七日;天庆节(正月初
三)、上元节、天圣节(皇帝母亲生日那天)、夏至、立春、人日、中和节、清明、七夕、末伏等也都放假。这样，一年的法定假日达到了七十四天，加上三十六天旬休日，共一百一十天，和现在的法定节假日总数非常接近。
当然，和今天不同的是，在伦理盛行的封建社会，基于人伦血缘和宗法观念，除了上面的法定节假日外，政府还出台了很多“人性化”的政策：父母住三千里外，每隔三年有三十日定省假(不含旅程);在五百里外，则每隔五年有十五日的定省假。儿子行冠礼时有二天假期;儿女行婚礼时有九天假期。父母亲去世，解官戴孝三年(军职为一百天);亲戚去世，根据关系远近设不等的假期。
和之前的各个朝代相比，元代在节假日制度上显得迥然不同。
法定节假日更是少得可怜——元代规定全年只有十六天节庆假日。
为什么元代的假日这么少，或许与其游牧民族的出身有关吧!
【明清的休假制度】
或许是受了元朝的影响，到了明清两代，政府官员就没有汉唐宋时期宽松的休假制度了。“旬休”制逐渐削减甚至取消，全年只保留三个假期，即春节、冬至及皇帝的生辰。具体的是月假三天，加上元旦、元宵、中元(农历七月十五)、冬至等节日可放假十八天，每年休假只有五十多天。清朝前期的休假制度基本上沿袭明朝。
不过政府的这一措施遭到了大多数官员的反对。帝王将相，考虑到自己在臣民面前的声望，也只好接受“民意”，做了修改，在三个假日的基础上增添了寒假，并将春节和寒假的假期均延长至一个月。但是政府的这个规定是有条件的——长假期间官员仍要不时地到其官署处理必办的公务，涉及司法的事务更是不能停止。
清朝后期，休息制度开始发生了变化。鸦片战争以后，西方人大量进人中国，他们每星期休假——天，时间一长，国人产生了认同感。到了1910年，清朝政府在上层基本上实行了星期天为公休日的制度。
在千年的休假制度里，除了法定节假日，政府也对“临时请假”
制度作了规定。举个例子，如果官员因为有急事而无法及时回官署办公，晋代就规定：“急假者一月五急，一年之中以六十日为限，千里内者疾病中延二十日。”到了后晋时期，家居外地的官吏探亲时，政府还会单给路程假。
这种“急假”在今天看来颇具人性化，当个人要执行对家庭的责任时，政府的法令有相应的假期规定。最宽大的是唐代的规定，包括：父母住在三千里外，每隔三年有三十日的定省假(不包括旅程)。父母在五百里外，每隔五年有十五日的定省假;儿女行婚礼时，有九天假期，不包括旅程。其他近亲行婚礼，则假期分别为五天、三天、一天;父母亲去世，强迫解官三年，如果是军职，则为一百天;五月有十五天的田假，九月有十五天的授衣假。
可以说，节假日制度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沿袭已久，源远流长。这可能与中国自古以来都是一个农业社会的因素有关——农民可以根据自己农事活动的闲忙和节气变化来适时安排自己的休息闲暇。而政府官员不能像农民那样随意规定自己何时休息——但又不能不休息。在这种情况下，休假制度诞生了。
第三篇：高考文言文中国古代官员任免升降术语(重要)
中国古代官员任免升降术语
一、任命封赏
1、任：担当，担任。
《史记•蒙恬传》：“恬任外事，而毅常为内谋。”(毅，蒙毅，人名)
2、授：授官，任命。
例：大业初,授亲卫大都督
3、除：任命，授职。
李密《陈情表》：“除臣洗马。”
4、拜：授给官职。
《三国志•蜀书•诸葛亮传》：“拜亮为丞相。”
5、赠：用于追封已故者以爵位。
《三国志•吴书•吴主传》：“步夫人卒，追赠皇后。”
6、赐：赏赐有功之臣以爵位。
《汉书•苏武传》：“武以故二千石与计谋立宣帝，赐爵关内侯。”
7、赏：由皇帝特旨颁布，赐予官职、官衔或爵位。
《谭嗣同》：“八月初一日，上召见袁世凯，特赏侍郎。”
8、封：帝王授予臣子土地、封号或爵位。
《孔丛子•答问》：“(陈涉曰)六国之后君，吾不能封也。”
二、选拔提升
9、征：征召，特指君召臣，即由君王征聘社会知名人士充任官员。 《史记•吕太后本纪》：“赵相征至长安，乃使人复召赵王。”
10、辟：征召，由中央官署征聘，然后向上荐举，任以官职。 《晋书•谢安传》：“初辟司徒府，除佐著作郎。”
(当初受司徒府征召，拜官为佐著作郎)
11、荐：推荐，由地方向中央推荐品行端正的人，任以官职。 《三国志•魏书•郭嘉传》：“(荀)彧荐嘉。”
12、举：推荐，推举，也指由地方向中央推荐品行端正的人，任以官职。
永元中，举孝廉不行，连辟公府不就。(范晔《后汉书 张衡传》)
13、进：推荐(用于较高职务)
《史记•孙膑传》：“于是忌进孙子于威王。”
14、起：起用人任以官职。
《战国策•秦策二》：“不如召甘茂于魏，召公孙显于韩，起樗里子于国。三人者，皆张仪之雠也。”
15、提：提拔。
《北史•魏收传》：“然(魏收)提奖后辈，以名行为先，浮华轻险之徒，虽有才能，弗重也。”(名行：名望和德行)
16、拔：提升没有官职的人。
李白《与韩荆州书》：“山涛作冀州，甄拔三十余人。”
17、陟：升迁，指官吏的提升和进用。
诸葛亮《出师表》：“宫中府中，俱为一体，陟罚臧否，不宜异同。”
18、擢：即由选拔而提升。超擢则是越级破格提升的意思。
《谭嗣同》：“皇上超擢四品卿衔军机章京，与杨锐、林旭、刘光第等同参预新政。”
19、简：任命。
诸葛亮《出师表》：“侍中、侍郎郭攸(yōu)之、费祎(yī)、董允等，此皆良实，志虑忠纯，是以先帝简拔以遗(wèi)陛下。”
20、升：提升。
旋升宁夏道。(梁启超《谭嗣同》)
三、调动差遣
21、迁：调动官职，包括升级、降级、平级转调三种情况。为易于区分，人们常
在“迁”字的前面或后面加一个字，升级叫迁升、迁授、迁叙，降级叫迁削、迁谪、左迁，平级转调叫转迁、迁官、迁调，离职后调复原职叫迁复。
22、转：迁职调任，无所谓升降。
顺帝初，再转复为太史令。(范晔《后汉书 张衡传》)
23、调：调动、调迁。
调为陇西都府。(班固《汉书 袁盎传》)
24、徙：改任官职，多指一般的调职。
《张衡传》：“所居之官辄积年不徙。”即说张衡所居官职一直未得到改
任。
25、复：恢复旧职。
《书博鸡者事》中“为复守官而黜臧使者”中的“复”指重新任命，恢复旧职的意思。
26. 移： 改任。
如“移汝州，兼御史中丞。” (刘禹锡《子刘子自传》)
27、改：改任官职。
如“居月余日，至是改屯田员外郎”(刘禹锡《子刘子自传》)
28、出：指出京任职。
如“永和初，出为河间相”中的“出”，就是指张衡离京任河间王的相。(《张衡传》)
29、入：指回京任职。
“入相”即入朝为宰相
30、补：由候补而正式上任。
“补外”即在京候补之官调外地就职
31、待诏：等待诏令，实际是候补官。“待诏”地点不固定，有公车、殿中、尚
方、黄门、金马门、丞相府等。“待诏”为候补性质，因此无正式俸
禄，朝廷仅给一定生活补助。不过，由于“待诏”地点不同，待遇也
不一样。
32、判：唐宋两代官制，以高官兼任低职称“判”。
如唐的宰相判六军十二卫事，宋以宰相判枢密院。
33、知：唐代某一职事暂由本机关或其他机关的官员掌理称“知”，如某些官员
加知贡举衔可以主持科举考试。地方官偶有权知县令、知县事之称，是指本非县令而使之管县中之事。宋初委派朝臣出任地方长官，称为权知某府事、权知某军州事、权知某县事，简称知府、知州、知县，明代始
定为正式官称。
34、点：指派，尤指皇帝指派。常用语口语。
35、督：即“监督”,由中央派员监督地方。此制始于东汉，多为军事需要而发。《后汉书•张宗传》“青冀盗贼屯聚山泽，(张)宗以谒者督诸郡讨平之。”
四、代理兼任
36、权：临时代职。
陈亮《上孝宗皇帝第一书》：“以京官权知，三年一易。”(权知，代理主管)
37、假：暂时代理。
《汉书•苏武传》：“武与副中郎将张胜及假吏常惠等募士、斥候百余人俱。”
38、守：①试用，或称“试守”。通过试用，称职的，正式任命为“真”;不称职
的，罢归原职，或他调乃至降职使用。
②还有兼任代理的意思。如王“为右辅都尉，守右扶风”。
39、行：代理官职。
《三国志•魏书•武帝纪》：“太祖行备武将军。”
欧阳修《泷冈阡表》：“观文殿学士特进行兵部尚书。”
40、署：也有“代理，暂任”的意思。
《三国志•蜀书•诸葛亮传》：“以亮为军师将军，署左将军府事。”
41、护：原官员短期离职，临时守护印信，“护”有“统辖，统率”的意思。
《史记•陈丞相世家》：“今日大王尊官之，令护军。”
42、摄：暂时兼代本职外更高职务。
《左传•昭公十三年》：“羊舌鮒摄司马。”(羊舌鮒，人名。)
43、检校：南北朝以他官派办某事，加“检校”，如检校秘书等，非正式官衔。
隋、唐时入衔，如魏征撰《九成宫醴泉铭》，系衔为“检校侍中”。唐肃宗时有检校郎官，使用范围扩大。凡带此字样者均系诏除的加官。
44、平：平议，即参加讨论决定。“平”实际是一种兼职。
如“于定国以光禄大夫，张敞以中大夫平尚书事”。
45、视：与“平”同，也是兼职，仅用于尚书。
如薛宣为丞相，以事免官，后被征用，加宠特进、给事中，视尚书事。
46、领：也是兼职，西汉多用于兼管低级事物。
如桑弘羊本为大司农中丞，迁升治粟都尉后，领大农，即仍兼任大司农
中丞。
汉昭帝初立，大司马大将军霍光柄政，与金日磾、上官桀共领尚书事，是为此官之始。
47、录：总领，始于东汉，亦仅限于尚书。与西汉的“平尚书事”“视尚书事”
“领尚书事”相近，但职权更重。“平”“视”“领”作为兼职，都是参与商议;而“录”是总领，即统管，全面负责。
48、兼：兼官，即以本官同时兼任其他官职。兼官一般是两个禄秩相等的不同官
职由一人担任。
如张安世以车骑将军兼光禄勋，赵充国以后将军兼水衡都尉。
五、降免退职
49、去：卸职，官员因过失而解除职务。
《张衡传》：“自去史职(指太史公之职)，五载复还。”这里的“去”，就是
卸职之意。
50、罢：免除职务。
《史记•魏其武安侯列传》：“窦太后大怒，乃罢逐赵绾、王臧等。”
51、免：官员因过失而解除职务。
遂免丞相勃。(《汉书•文帝纪》)
52、解：官员因过失而解除职务解
53、黜：官员因过失而解除职务
54、夺：罢官免职。
如《书博鸡者事》“使者遂逮守，胁服夺其官”。
55、放：①有时也指京官调任外地。
《谭嗣同》：“即放宁夏知府。”
②也指“放逐”。
如《史记•屈原列传》“举世混浊而我独清，众人皆醉而我独醒，是以见放”中的“放”就是贬谪放逐的意思。
56、贬：因过失而降级。
《旧唐书•刘禹锡传》：“贬连州刺史。”
57、谪：因过失而降级。
《岳阳楼记》：“滕子京谪守巴陵郡。”
58、革：为“革除”的意思，指撤职查办。
59、褫(chǐ)：为“革除”的意思，指撤职查办。
“张勃进陈汤而坐以褫爵。”(张勃因推荐陈汤而被革除爵位)
60、开缺：官员因故去职或者死亡，职位一时空缺，另选他人充任。
戊戌变法的第四天， 翁同龢突然被光绪帝下令开缺回籍
61、致仕：带职退休。一般致仕的年龄为七十岁，有疾患则提前。官员以何官称
致仕，致仕后的俸禄数目及是否朝见等待遇，与其原官品、功绩及皇
帝的恩宠程度有关。也称“休致”。
62、乞骸骨：年老了请求辞职退休。
如《张衡传》：“视事三年，上书乞骸骨，征拜尚书。”
附：区分
▲ “兼”与“平”“视”“领”“录”不同，前者为兼官，后者为兼职。兼职是兼管某一部分事务，或仅兼管其事务而不兼任其官。兼官一般是两官所管事务相近，或两官之中，一官没有什么实际事务，兼任他官，也不会影响其履行职责。
第四篇：古代官员和百姓
古代官员和百姓的关系
柳宗元在柳州的主要政绩及影响：柳宗元先贬永州司马，后迁柳州刺史。"柳州柳刺史，种柳柳江边"，柳宗元在柳州四年，释放奴婢，设馆倡学，兴利除弊，政绩昭彰。他使从来不敢打井的柳州，接连打了好几眼井，世世代代靠天吃饭，靠喝雨水和河水长大的柳州人，从此喝上了干净甘甜的地下水，这不能不说是柳州人民的生活中的一件大事。身为柳州刺史的柳宗元先生，几乎让人忘记了他还是一个著名的散文家。 广西柳州市的"柳侯公园"内有"柳宗元衣冠墓
苏轼大多是从一个好官的角度，为百姓谋利，这表现在他与王安石派及司马光派两派的争论上，更表现在他在地方州守任上，为当地民众所做的好事。譬如他在徐州任上，遇到黄河决口，洪水直淹徐州城下，苏轼“庐于城上，过家不入”，奋战七十余日，终于保住了城池;在杭州任上时，则修浚西湖，现在杭州西湖仍有著名的苏堤，以纪念他的功绩。惠州之后，苏轼由官为民，这就更使他与民混然一体，他也在民众的生活、特殊的风俗中得到了乐趣。他曾写到：“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长做岭南人。”(《食荔支二首》)
林则徐是中国近代“睁眼看世界的第一人”，伟大的爱国主义者。他于道光二十年(1840年)受命钦差大臣赴广东禁烟。他雷厉风行，严禁鸦片，在虎门公众销毁没收的鸦片烟237万斤，取得禁烟运动的胜利，名振中外。嘉庆二十五年(1820年)，任江南道监察御史转浙江杭嘉湖道，任上修海塘，兴水利，发展农业，颇有政声。鸦片战争时期主张严禁鸦片、抵抗侵略的爱国政治家。史学界称他为近代中国的第一人臣
欧阳修知滁，于庆历五年十月二十二日到任，庆历八年闰正月朝廷诏徙知扬州，二月离开滁州，前后在滁州计约两年零四个月的时间。时间虽然不长，却给滁州留下了极其深远的影响。他给滁州留下了许多建设遗迹，留下了一些不朽的诗文，留下了与滁州人的深厚感情。
欧阳修知滁的第二年夏，一个偶然的机会使他发现了丰山脚下幽谷中的一眼泉水，经过实地察看，“俯仰左右，顾而乐之，于是疏泉凿石，辟地以为亭”，开始在这里进行美景胜地的建设。他很快修好了泉眼，建好了亭子，泉取名“幽谷泉”，亭取名为“丰乐亭”，并亲自撰文作记。同年，与丰乐亭一山之隔的醉翁亭亦建成，他取名“醉翁亭”，作《醉翁亭记》记之。两亭的建成与《两记》的问世，迅速在全国引起轰动。尤其是《醉翁亭记》这篇文章，以其生动的文字，精美的语言，为滁州展示了一幅风光绚丽的大自然画面;又因为文章中深邃的含义，及其所表达的怡然情怀，一时震动整个学界。文章一出，远近争传，滁州琅琊山从此热闹起来。此后，琅琊山、丰乐亭、醉翁亭，各景区陆续扩展，内容逐渐丰富，虽经历史沧桑，但屡废屡兴，久而不衰，终成今日之规模。
第五篇：古代官员退休后的
古代官员退休后的“房奴”生涯，比现代人还惨
古代“公务员”职业没有失业保障、没有连续工龄、也没有情义体恤，可以说是一个含金量较低的“瓷饭碗”。有人做过统计：西汉时丞相一职的平均任期才四年多，东汉时三公的平均任期不到两年半。朝廷要官尚且如此，以下的自然就更惨了，动不动就会打破饭碗。他们做官时尚且如此仓皇，退休后就显得更加凄凉了唐代宪宗时，颜真卿的外孙韦丹在江西任观察使，常与隐居在庐山的高僧灵澈上人吟咏唱和。有一天，韦丹派人给灵澈送去一篇新赋的《思归》：“王事纷纷无暇日，浮生冉冉只如云。已为平子归休计，五老岩前必共君。”意即我已准备辞职，同你一起畅游在五老峰前。灵澈一笑：他怎舍得辞官?当下也写了一首诗请来人带回，诗云：“年老身闲无外事，麻衣草座亦容身。相逢尽道休官好，林下何曾见一人?”果然，韦丹这个官一直做到五十八岁卒于任上，始终没有写过辞职报告，而 “相逢尽道休官好，林下何曾见一人”两句则成为传诵不辍的名言。宋代孝宗时，有个尚书郎鹿何，年方四十余就自请退休，回家后在堂上挂了一块匾，写“见一” 两字，大家都知道这是“林下何曾见一人”而反用的意思。
从韦丹作秀到鹿何自夸，时隔约三百六七十年，其间以这样那样形式主动辞官的肯定不止鹿何“一人”，但是这两则轶事足可说明官场上自动抽身出局的历来少见。论其原因，有一条十分重要，那就是：古代“公务员”的许多特权和待遇都与“在职”密切关联，一旦“辞事”便“荣禄兼谢”。
无退休费、无工龄、无余荫：含金量较低的“瓷饭碗”
秦汉时代，凡任公职、吃财政者，通称为官，除了替朝廷出勤打工外，别无脱离职务的身份和权益。当时的讲法叫“臣尽死力以与君市，君垂爵禄以与臣市”，近似今人帮老板打工的意思。一旦因奔丧生病、任满更替、罢免辞官等各种缘故退休，老板和雇员的关系即告解除。大体而言，可用“三无”概括：
一曰无退休费，就是无论原先俸禄多少石的官吏，只要离开职位，除非皇帝特诏照顾之外，一律停发俸禄。汉朝俸禄本来就薄，俸额低或负担重的人积蓄不易，所以不少官吏一旦休官停俸，就要另觅生计。
比如从小“好经书，通《诗》《礼》”的宋均，从十五岁入仕，官至河内太守，其间两次休官，一次是在做辰阳县长时“以祖母丧去官”，一次是在任东海相时“坐法免官”，从离职到再仕期间，都是靠跑到颍川去做客座教授为学生讲学维持生计。
还有世代为郡吏的孟尝，在合浦太守任上因病辞职，因为没有收徒讲学的本事，只能下田耕作。有个在京师做尚书的同乡向皇帝推荐他重新做官食俸，皇帝不理会，于是孟尝做了大半辈子的自耕农。
二曰无工龄，就是除了曾任二千石以上高官者在休官以后重新出仕时，可授予“比六百石”职位以示优惠外，其他二千石以下的休官者，要想再当“公务员”，都得回到起跑线上，和普通老百姓一起竞争。总之，既没有可以保留的干部身份，也没有可以累计的连续工龄。
三曰无余荫，就是人走茶凉，在职时候的特权和影响一笔勾销。“飞将军”李广卸任云中太守后，隐居蓝田南山。某日，他带一个随从外出饮酒，返回时已是夜晚，被正在巡夜的霸陵县尉大声呵叱，道是违犯宵禁，要依法处罚。随从讨情说：“这是前任李将军呀。”县尉毫不通融，道：“就是现任将军也不许夜行，何况是前任将军!”结果“飞将军”被关进警署(亭)，拘留一夜。又如，陈蕃卸任皇宫警备司令(光禄勋，位居九卿)后率宾客门生还乡，经过临颍巨陵，当地警长(巨陵亭长)要对他们作例行盘查。前任司令的随从大概一向狗仗人势神气惯了，动手打了警员(亭卒)，结果这些人全遭拘押，饱尝皮肉之苦。巨陵警长还要收审陈蕃，陈蕃抗议说：“我没有管教好手下人，因此受到牵连。但我是前任大臣，即使有罪要办，州郡尚且先要向朝廷请示，你怎么可以随意收审我呢?”双方相持了好几个时辰，恰好临颍县政府的警署巡视员(行亭掾)巡察到此，这才使陈蕃摆脱困境。
顺便提一下，这一份没有失业保障、没有连续工龄、也没有情义体恤的古代“公务员”职业，可以说是一个含金量较低的“瓷饭碗”。有人做过统计：西汉时丞相一职的平均任期才四年多，东汉时三公的平均任期不到两年半。朝廷要官尚且如此，以下的自然就更惨了：二千石“时有纤微之过者，必见斥罢”，中低层官吏，则有“司隶、部
刺史”等纪检官员随时“察过悉劾，发扬阴私，吏或居官数月而退”，就是动不动便打碎了饭碗。
单从制度上看，魏晋南北朝的退休待遇比秦汉好不了多少，当真照章办事的话，还比不上现代的失业者尚有低保可吃的境遇。扬州监察干事(从事史)何子平的母亲住在会稽，户籍年龄满八十岁了。按规定，儿子应该辞职回家，奉养老母以终天年。州府办公室主任(主簿)顾恺之说：“你母亲的实际年龄不到八十岁，亲友故旧都了解。在州里当差，好歹还有微薄的俸禄，一辞职就什么都没有了。我替你办个留任申请吧。”何子平不肯，说我们当干部的不能带头损害户籍制度的公信力。顾恺之又建议他回会稽后，在县政府求个公职，既可取禄，又方便就近奉养母亲。何子平还是摇头，说不能做这种投机取巧的事。何子平“既归家，竭身运力，以给供养”，即完全靠体力劳动养活老母和自己。山阴县令褚，“在任岁余，守禄俸而已。去官之日，不堪自致，因留县境，种蔬菜以自给”。 公车不能带走，看病自己买单
唐朝规定，异地做官，连最后一次坐公车返回故乡也不行。唐德宗时，太子宾客孔述睿因老病退休，皇帝为表示关怀，特命公车送回，那就是大家羡慕的荣誉了。到唐文宗大和三年(829 年)四月，有个四品京官退休，要回故乡浙东养老，向皇帝申请说：家贫路远，请求皇上特批一纸能从长安到婺州一路乘坐公车的驿券。从此，凡“家贫路远”的京官退休，特许参照此例给予照顾。
宋代也实行退休就不得再用公车的制度，所以杨万里在临安当官时，早早就攒齐了能使全家人从临安返回故乡吉州的盘缠，锁进箱子，藏在卧室内。他还经常告诫家人，不许在外面购一物，惟恐一旦退休回家时行李超重成为累赘。
宰相富弼退休后定居洛阳，常穿着家居衣服，骑驴去郊外游玩。有一回他路遇水南巡检前呼后拥地出行，巡检是从八品小官，富弼虽已离职，但从二品官员的身份还在，自然不必特意从驴子上下来站在一边给巡检让道。为巡检开道的前卒大怒，厉声呵斥，急得他举鞭趋驴快走。假设富老坐在宰相级别的名牌车上，对方就不会当他是乡下土老冒了。
古代官员在职患病可享受公费医疗，一旦离职，诊疗服药都要花自己的钱。孟郊贾岛都以诗风清峭瘦硬齐名，有“郊寒岛瘦”之称，又都是在副县职任上退休后因贫病交困缺医少药而死。当时有些寺庙向社会募捐钱物后举办慈善医疗，免费或廉价给病人施医舍药，韦应物因病从栎阳(治所在今陕西临潼)县令任上辞职后，就住进长安西郊的善福寺治病疗养。对于这种“有身份的人”，寺庙方自然还要格外看待。还有名列“初唐四杰”的卢照邻，因患病辞去新都县尉一职，住在太白山草屋中养病。卢副县长没有家底，全靠朝中显宦不时送来药品衣物，才度过难关。王安石因为退居江宁半山后，常骑驴出游，周边居民都认识他，尊称“相公”。某日，老相公出行，远远望见地方官的车队迎面而来，忙避入路边民家。这户人家的老婆婆正患疟疾，恰巧王安石带有治疟疾的药，便让随从取出来。老婆婆坚持要回报一缕麻线，说是“相公可带回去给相婆派用场”，王安石笑而受之。看来老婆婆亦知退休后的相公买药要自掏腰包了。
退休后的“房奴”生涯
自隋唐开始，官、职分离，所谓休官，其实只是休职，就是由于奔丧、病伤、候选、罢免、离任、致仕等各种缘故，脱离了能行使一定权力的职位(或差使)而已，但代表个人资格权利的官员身份依然存在。换句话说，秦汉魏晋的“公务员”休官以后就是平民(原有贵族身份者例外)，从隋唐开始，“公务员”休官(其实是休职)以后依旧是官，在许多方面享有老百姓企望不及的特权：比如涉及诉讼时可以不在公庭抛头露面，犯罪了可以用官告抵刑，又如住宅厅堂可以有几间几架，车舆骑乘可以怎样装饰，衣冠可以穿什么样式和颜色，乃至死后可以按什么规格办丧事、起坟墓，都可以根据官资高低采取与级别相应的排场。虽然说费用都需自掏腰包，但对比布衣即使有钱也不得僭越的种种禁限，“官有常尊”的身份意义就弥足珍贵了。此外，从唐代后期起，退休的官员无论级别高低，都可以享受“半俸” 养老，更是过去连做梦也想不到的。但尽管如此，唐宋时休官的实际含义，也不止是失去了在某个职位上行使权力以及支领全额官俸的特权，比如——
古代官员授职有回避原则，就是不许在原籍或有家族产业的地方任职，所以当时的“公务员”如果经常在职的话，就得到处宦游，一方面少有时间精力在原籍营建房产之类，另一方面无论到哪儿工作，总有条件优越的官邸供你和家属居住。可是一旦休官，马上就得搬出来让给继任者。而且往后定居何处还有限制，比如南宋规定，凡各级地方政府官员休官后，三年内不许在任职地居住，倘在当地有亲属，或置有财产，三年以后也不许居住，违反者处一年徒刑。所以若要盘点休官所带来的实际损失，迫在眉睫的就是再也不能继续居住设备齐全的官邸了。
唐玄宗登基后，前朝宰相李日知瞒着家人向朝廷提出辞职申请，待皇帝批准下来，回家后即命家人整理行装，马上搬出官邸，移居乡村住宅。太太惊问何故，他说他已经退休了。太太大怒：“家产屡空，子弟名宦未立，何为遽辞职也?”宋仁宗时做过宰相的杜衍，因为一生“不殖私产”，退休后，连李日知迁居乡间住宅的退路也没有，只好长期借居南京(今河南商丘)车院(教习驭车技艺的单位，近似后世的驾校)，直到去世，“第室卑陋，才数十楹，
居之裕如也”。
宰相尚且不能占住官邸，其他休官者当然更得靠自己设法解决居住问题。苏辙退居许州后，眼看李方叔起盖新居，羡慕不已，“我年七十无住宅，斤斧登登乱朝夕……不如君家得众力，咄嗟便了三十间”。于是他决心盖房，享受一下老有所居之福，“平生未有三间屋，今岁初成百步廊 ”。不过心愿满足了，一生积蓄也耗尽了，“盎中粟将尽，橐中金亦殚”，于是又自责“我老不自量”，到了这把年纪还来做房奴。
死皮赖脸也要“赖”在官位上
《幽闲鼓吹》记：唐德宗时的宰相崔造有退休打算，但犹豫不决，家人和亲戚都勉励他继续干下去，只有贤惠的大女儿劝父亲急流勇退，休官享福。崔造遂下定决心，办了退休手续。没想到从此门庭冷落，再无趋炎附势者上门，当然更不见财物敬献了。一二年下来，崔造“居闲躁闷”，常对子弟感叹：“不得他诸道金铜茶笼子物掩也。”这句话怎么理解，颇有点说不清道不明的“灰色”，大概就是再也收不到各地区军政长官(诸道)的“意思意思”的那个意思吧?老宰相耐不住寂寞，于是又复出任职了。
既然退休就是失业，所以那些除了做官外别无谋生手段的人，只有死皮赖脸占住“茅坑”一途。举个实例：同光时，广东南海有个九品官俞凤书，家口多，负担重，年过八十还在巡检职位上卖老命(彼时官员的档案年龄多远远低于实际年龄)。让老干部累死在岗位上肯定不妥，逼他退休吧，断了一家人的活路。同情俞老的南海知县杜凤治遂去上司前替这位下属求情，安排他署理全省有名的肥缺——掌管征收“渔税”的广州河泊所大使，可以攒一笔外快回乡养老。没想到各方对肥缺的竞争太激烈，距离署理期满尚早，便有将被替代的消息传来。急得俞代所长连忙去求杜知县，“老泪横流，长跪不起”。杜县长温言宽慰，又替他去知府、藩司、巡抚面前恳求，番禺知县胡鉴也为俞讲话。最后，上司捱不过两个首县(南海、番禺同为广东首县)都来求情的面子，终算允诺让老俞做满这个署理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