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面是小编精心推荐的《西藏农牧业经济发展论文(精选3篇)》，供需要的小伙伴们查阅，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摘要]农牧业是西藏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大力发展西藏农牧循环经济，是提高经济效益、增强竞争力的一种重要经济增长模式，对构建西藏和谐社会起着重要的作用。在构建循环型农牧业体系的基础上发展特色农牧业经济，既要加强对农牧业人力资源的开发，提高农牧民及经营者素质，更要充分发挥政府在政策制定和规划中的主导作用。
西藏农牧业经济发展论文 篇1：
现时西藏农牧业地位、问题与对策
[摘要] 现时西藏农牧业地位仍然重要，是农牧民收入的主要来源、主要就业领域，西藏非典型二元结构调整要求继续加快农牧业发展，农牧业发展对农牧民生活方式影响依旧突出。西藏农牧业存在生产资源锐减、粮食问题、城乡差距拉大等新老问题，应在农牧业互动、产业结构调整、特色产品开发及龙头企业的培植与区内外市场的开辟等方面做出新的努力。
[关键词] 西藏；农牧业；新老问题；对策措施
[文献标识码] A
为适应西部大开发形势，抢抓发展机遇，西藏提出了“一产上水平，二产抓重点，三产大发展”的战略目标。(注：庄电一：《熔铸西部大开发精神》[N]，《光明日报》2006年12月3日第6版。)所谓“上水平”，意味着农牧业质量的全面提升，现时西藏农牧业在取得重大进展后，面临着诸如固有矛盾日趋尖锐的同时，新的更富挑战性的矛盾产生；若干必要措施推行乏力；干部中或因对成绩的一时满足，松懈情绪有所滋长，或因遭遇特殊困难，转而对二三产业表现浓厚兴趣等不可忽视的问题。人所共知，“三农”问题是中国第一国情，社会变化的晴雨表，也是西藏的第一区情，直接关系西藏的稳定与发展。鉴于西藏“三农”问题的特殊难度，以及内地解决“三农”问题的种种教训，要求西藏任何时候都不能忽略“三农”问题，在今后一个长的时期，对“三农”高度重视的势头还必须健康地保持下去。为此，对农牧业现实问题的重要性认识需要继续强化，对存在的深层次问题要进行更加缜密的剖析，对策措施还要更具创造性和针对性。
一、西藏农牧业现实地位
1、农牧民收入主要来源 民主改革以来，西藏农牧业成绩巨大。2005年较之1952年，全区耕地总面积从16万公顷扩大到35万公顷。(注：西藏自治区土地管理局编：《西藏土地资源与利用》[Z]。)牛羊出栏率在最近20年分别从5%、12%提高到15%、26%(注： 王洛林、朱玲：《市场化与基层公共服务——西藏案例研究》[M]，北京：民族出版社，2005年，第34页。)。据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资料，西藏262万多人口中，农牧人口为212万多，约占总人口81%。农牧业在西藏国民生产总值中占1/3强。农牧民主要收入来自家庭农牧业，如1999—2001年西藏农牧民人均收入每年环比变动是11.0%、11.3%、6.7%、8.6%、5.8%、5.5%(注：冉光荣：《西部开发中西藏及其他藏区特殊性研究》[M]，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72页。)，增长波动较大，农牧业直接影响家庭收入状况。不仅如此，农牧产品出路绝大部分供给家庭消费，作为商品出售为数极其有限。至2004年食品消费在农牧民家庭消费支出中占近64%。这充分表明，西藏农牧业生存经济特征仍颇显著(注：西藏自治区统计局：《2004年西藏自治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Z]。)，农牧业是西藏稳定与发展不可替代的坚实基础。
2、农牧民就业主要领域 仅据1999年资料，西藏劳动力分布在第一产业达74.3%，二、三产业为5.7%、20%，第一产业从业者所占比重之大居全国前位。1978—1996年全区第一产业从业者占总就业人员人数之比，由82%下降到77%，这是历经18年之久才减少5个百分点，转移速度甚为缓慢。鉴于西藏现时第二产业发展存在诸多局限，第三产业处于起步阶段，且主要集中在旅游业，就业容量还不够高，农牧业在一个较长时期内仍然是广大农牧民的主要就业领域。
需要强调的是，西藏除高寒纯牧区外，其余地区农牧民在种植业外，还要从事一定畜牧业，对劳动力需求相对要多。有材料称，畜群较小的农业村，家庭平均人口为5.11人，畜群较大的农业村，家庭平均人口为8.95人，牧区为6.7人(注：王洛林、朱玲：《市场化与基层公共服务——西藏案例研究》，第200页。)。这表明，西藏农牧家庭经济结构要求有较多的劳动力来支撑，第一产业导致从业人数比重高的状况，在一个时期内尚难以改变。
3、西藏非典型二元结构形态要求加大农牧业发展 早有学者指出，西藏“农业发展是二元经济结构转换为多元至高度一元经济的前提，只有到了农业部门能够为西藏经济发展提供大量储蓄(主要指商业农产品)时，西藏的第二、三产业才可能有实质性变化”。西藏农业“其主要的目标在于通过自身效益的提高，向社会提供充足的产品，并实现自身的积累”(注：孙勇：《西藏非典型二元结构下的发展改革》[M]，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2000年，第78—79页，第127—128页。)。2005年西藏生产总值(GDP)250.60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比上年增长12.2%。其中：第一产业增加值47.87亿元，增长4.8%；第二产业增加值59.45亿元，增长13.5%；第三产业增加值143.28亿元，增长14.9%。“十五”期间GDP年均增长12.4%。2005年人均GDP达到9098元，增长10.8%。产业结构仍然呈现农牧业经济特点(注：西藏自治区统计局：《2005年西藏自治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农牧业自身积累发展过程也未结束。
4、农牧业继续影响藏民生活方式 在西藏，农牧业意义不仅在于它是一个必不可少的经济部门，对于以此为生的农牧民而言，还意味着是一种生存方式(注：王洛林、朱玲：《市场化与基层公共服务——西藏案例研究》，第33页。)。农牧民对农牧业的心理依赖严重，被视为根本生活来源的土地，必须时刻掌握在手中，即使是一时无力耕作造成荒芜，也不敢转让。对于畜群同样有他们的认识。罗绒战堆研究员指出，“西藏牧民生活在艰苦的环境中，沿用世界上最古老的生产方式，在没有充分医疗保障的情况下，自然选择规律在他们的生产中(包括人的生产)起着一定的作用。曾有藏北牧民告诉笔者，多生产是为了在严酷的自然中有足够的生存数量”(注：周炜：《21世纪西藏社会发展论坛》[M]，中国藏学出版社，2004年，第201页。)。还有学者指出，“……牲畜在当地藏民的观念中是作为财产蓄养的，他们的存在既有传统的原因也有现实的功用。在古代，西藏居民大多数采用游牧的方式，便于携带的物品成为他们所偏爱的财产，而畜群恰恰符合便于携带的特征，这一传统保存至今；另外，对于现代社会的西藏居民家庭而言，畜群这种财产相对易于变现，因而起到了保险的作用，因为在家庭急需现金时，可以出售部分保留的畜群，以达到平滑的作用”(注：王洛林、朱玲：《市场化与基层公共服务——西藏案例研究》，第190页。)。农牧业与农牧民生活状态以及他们的生产观、消费观、财富观等的形成密切相关，只有通过农牧业生产方式的进步来改造农牧民才是最本质的办法。也就是说，当农牧业生产水平没有达到一定高度，农牧民意识、观念的进步也就缺乏具体的、客观的物质环境。为了广大农牧民能够加快脱贫与奔小康，迅速提高自身素质，对于农牧业发展必须全面加以关注，保证其在面临新老问题与矛盾形势下能够继续顺利发展。
二、现时农业的新老问题
1、有限生产资源锐减 西藏特殊自然条件决定其生产资源、尤其是赖以为生的土地资源原本有限，由于生态恶化、人口增长等因素，导致生产资源日益减少。
农业的现状是，一方面生产条件改良有限。2000年西藏自治区耕地面积为23.23万公顷，控灌面积15.9万公顷，占耕地面积的59%，尚有近1/3耕地处于不可控灌状态，近一半缺乏有效灌溉。另一方面，由于人口增加，人均资源大幅下降。1952年人均占有耕地2.13亩，21世纪初，人均耕地不足1.5亩，与全国人均1.4亩接近(注：周炜：《21世纪西藏社会发展论坛》，第152页。)。而西藏耕地质量与气候条件要恶劣得多，地广人稀的西藏实际上耕地资源低于全国平均水平。牧业现状是，一方面牲畜数量上升甚猛，造成草原严重超载，生态恶化加快。1952—2004年草原载畜量由974.24万头(只)增至2509万头(只)，达2.6倍。全区天然草场载畜能力为3763.6万个羊单位，现在为4323万个羊单位，超载41%。另一方面则是人均占有量下降，牲畜单位生产能力的减少。如那曲牧区1996年末人口为337590人，较之1959年增加3倍，而牲畜只增加50%，以致1959年人均拥有牲畜29.4头(只)，到1996年却是19.5头(只)，人均减少10头(只)。不仅如此，由于草原生态恶化，产草量锐减，牲畜营养不足，单体生产能力也严重下滑，牛酮体减少近50%，酥油产量减少近10斤，绵羊产毛量减少至0.5斤(注：同上，第156页。)，直接影响了农牧民的现实收入。此外，与农业息息相关的林业及水资源亦极不乐观。
就在耕地、草原等资源数量锐减、质量下降的时候，为缓解这一矛盾而实施的农牧业基本建设的投入却又力度不足。有学者通过对西藏农业经济增长的实证分析后，得出认识是“1976年到2003年用于农业基本建设的投资非常的少，增长缓慢，在1981—1985年期间甚至还有下降的趋势”(注：杨明洪：《西藏农业经济增长的实证分析：1980—2003年》[J]，《四川大学学报》2006年第2期。)。1985年后，国家和西藏地方政府对农牧业基本建设投入大幅度增加，如2002年达6亿元。但按农牧业人口计算人均200多元，数量仍然不多，在西藏地区难以产生较大作用。客观上农牧业生产环境所面临的破坏势头难以遏制，主观上基本建设因种种原因显得乏力，导致农牧业生存空间更加有限，潜力消耗加剧，可以说接近极限，这是西藏社会经济极为严峻、尖锐的现实问题。
2、粮食问题 西藏粮食生产1959年为19.29万吨，2000年为98.2万吨，2002年为98.2万吨，先后在1990年、1995年、1998年、1999年分别上了60万吨、70万吨、80万吨、90万吨4个台阶。2006年产量按全区总人口计算，人均占有粮食334.3公斤。此外还有菜油2.19公斤，肉81.2公斤，奶100公斤，分别比1998年增加47%、6%、61%、34%。(注：http：//xznm.agri.gov.cn.)粮油供应得到有效缓解，农畜产品供给实现了由长期短缺到基本平衡。就在仅仅是初步实现农畜产品供给基本平衡的时候，却出现了一个新问题——卖粮难，尤以粮区最为突出。如江孜县江热乡班觉伦布村，该村会计家有30亩地种植粮食，2000年出售商品粮1万多斤，收入1万多元。2004年遇到卖粮难，一是压价，头等青稞由1元/斤降为0.8元/斤；二是定额收购，严格控制每亩只收105斤，结果卖粮收入仅3000多元。卖粮难为农民带来直接冲击，因为粮食是他们主要的收入来源。如1999年农牧业收入中，粮食比重达67.4%，江孜县江热乡班觉伦布村第一产业中，青稞产量占总产量的75.6%，小麦为14.4%，蚕豆为4.8%，油菜为5.2%(注：周炜：《21世纪西藏社会发展论坛》，第183页。)。至2003年农牧民从农业中获得的收入占总收入的42.6%，“粮食生产的多少和粮食价格的微小变动，对于农民的收入水平有举足轻重的影响”(注：罗绒战堆、杨明洪：《西藏农村经济发展研究》[M]，中国藏学出版社，2006年，第90—91页。)。还应注意到，在粮食压价的同时，生产成本却在上升。2000年化肥价格比1992年上涨一倍，班觉伦布村会计当年仅购买化肥、农药便用去2000元，加上其他费税等消耗，冲销了卖粮的全部收入(注：周炜：《21世纪西藏社会发展论坛》，第183页。)。
西藏粮食问题需要进行细致分析。2000—2004年全区每年有7000—8000万斤粮入库，2003年库存达5亿斤。这种情况的产生至少有3个因素：
一是小麦。西藏小麦产量经多年的强调和扶持后，年年增长，但由于自然环境等关系，其面筋含量少，适口感差(注：周炜：《21世纪西藏社会发展论坛》，第72页。)，从收获当年即不受农牧民欢迎，因而销售一直不畅。但政府出于对粮食的特殊考虑，依然以保护价予以收购。对于农民而言，只要有出卖途径，也就持续种植。结果造成库存日增，不仅占用大笔资金，且积压期过长，还会带来更多损失。
二是青稞。青稞是西藏最主要的粮食作物，常年播种面积占粮食播种面积的60%，产量占总产量的55%。2000年全区青稞总产59.7万吨，平均亩产303公斤，人均青稞275.42公斤。作为一种传统的主要消费粮食，自身也遇到新的挑战。由于传统加工方式生产的糌粑不能适应现代西藏年轻一代人的口味，无论是适口性还是食用方式都难与谷物类食品竞争，在城镇的需求趋减。西藏青稞原本具有自产自销、区内销售的地方性特征(注：王洛林、朱玲：《市场化与基层公共服务——西藏案例研究》，第83页。)，一旦区内城镇市场萎缩，自然影响青稞的销量，造成一时积压。
三是通过政府从内地调入粮食的格局没有变化。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调入西藏的粮食就每年一直在7万吨水平上缓慢增长。此外个体商贩运入的内地粮食及其他食品也在增加，其数额尚未统计(注：罗绒战堆、杨明洪：《西藏农村经济发展研究》，第22页。)。
因小麦在农牧区不被接受，青稞在城镇销售有所减少，以及区外粮食的输入而形成的粮食积压还难以得出西藏粮食产量似乎大量过剩的结论。对广大农牧民和大部分城镇居民而言，青稞仍然是他们喜爱的主食，由于作物种植结构不太合理及供求调剂不周，只是在主产区出现了部分剩余。就西藏粮食基本形式而言，因为青稞仅以原粮面貌出现，基本加工开展滞后，如果稍加改良，就是区内也还存在着不少的销售空间，何况区外市场更是尚未开辟。因此，小麦、青稞的暂时积压，应该是粮食主产区的区域性剩余和粮食生产与粮食消费间品种结构性矛盾的表现，还不能乐观地认定西藏粮食问题已经稳妥解决。相反的是，出于对全球“粮食危机”的普遍关注和警惕(世界主要粮食作物价格达到近10年最高水平)，西藏仍不能减少对粮食生产的应有努力。
3、城乡差距对非典型二元结构调整的负面影响 西藏是全国城乡差距最大的地区。1985年为
2.7：1，2000年为4.8：1，2002年达5.1：1，是同期全国城乡人均收入之比的2倍，对此必须高度关切。不少学者指出，西藏城镇是作为一个县以上行政机关的所在地而得以存在和发展的，绝大多数居民也是属于行政性的生活群体，其繁荣主要来源于政策性投入及中央和对口省市的支援。1983年以前，农牧民与干部职工收入虽有差距，但基本上是平行发展。2006年时，农牧民人均年收入2078元，而干部职工人均年收入则达8411元以上，差距仍然非常明显。西藏城镇居民绝大部分人均可支配收入高于全国平均水平，仅次于北京、广东、浙江、天津、福建，列全国第7位。2006年农牧民人均收入为全国平均水平的59.8%。于是出现城镇居民收入位于全国前列，农牧民收入处于全国末端的现象。
这里还要进一步看到两个问题：第一，西藏城镇至今尚未建立起产业经济体系，数量少、规模小的集体企业也举步维艰，基本上不存在一个处于农牧民与国家干部职工间的“中介”或“中间”群体(注：同上，第213页。)，因此城乡差距其实是干群差距。虽然干部、职工的高收入，有不少完全可以理解的、甚至是必要的成分，但农牧民增收幅度不大的状况，必然会形成负面影响。有学者指出，“目前这种城乡、干群差距持续拉大，农牧民群众增收困难的情况下，农牧民不满情绪有所增长和蔓延，成为西藏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的深层次隐患”(注：同上，第188页。)。第二，西藏城镇产生的道路，决定其固有的生产经营能力极弱，对农村影响力也就较小。区内外对部分优先选择的城镇进行大力投入时，也多立足于城镇自身面貌的改观、形象的建设，尚不足以在市场、技术、人才、资金等现代经济学意义上的投入去带动农村，绝大部分劳力仍然只有集中在农村地区从事第一产业。这种情况表明，西藏原来存在的非典型二元经济结构不但没有得到应有的调整，反而是进一步有所强化(注：王洛林、朱玲：《市场化与基层公共服务——西藏案例研究》，第180页。)。如果二、三产业在快速发展，而第一产业继续表现滞缓，不能通过商业农产品为西藏经济发展提供储蓄资本；如果农村市场因为农牧民既难以供应交换产品，更缺乏现金购买力，最终必然制约二、三产业发展。如果西藏非典型二元结构调整的变化方向是要为第二产业提供积累的话，农牧业的未来只能是进一步陷入困境。
三、农牧业经营对策
在西藏粮油实现初步自足的新形势下，农牧业发展应该是稳定粮食产量的同时，在农牧业互动、产业结构调整、特色产品开发，以及龙头企业培植、区内外市场开辟等方面做出新的努力。
1、农牧业互动，以农促牧，以牧促农，实现双赢 西藏农牧业间历来存在极为密切的内在关系，藏族群众的生活原本就离不开畜产品，例如酥油既是必需的食用消费品，也是重要的宗教消费品，甚至扮演着文化用品的角色。无论多么贫困的藏民，即使借贷也要保证酥油的最低消费，而富裕户的重要标志便是“酥油茶不断”。以致有学者提出用酥油消费水平来观察其生活贫富程度(注：周炜：《21世纪西藏社会发展论坛》，第34—35页。)。西藏作为我国五大牧区之一，畜牧业生产水平不高，以致青海的酥油，新疆、青海的牛羊肉，内蒙古、新疆的牛奶、奶粉等外地畜产品大量进入。因此西藏的农牧业现状是，一方面牧业因为草场退化处于极其艰难的境地，已经无力依靠自身力量来进行恢复与调整；另一方面，农业由于粮食生产形势较好，在自给有余的情况下能够为牧业发展创造条件，两者具有了相互补充、共同发展的新基础。
实践表明，西藏农区畜牧业经营较之纯牧区更加稳定。有材料称，一个纯牧村人均收入分别为：1998年517.7元，2000年1229.0元，2001年719.8元，2002年1393.8元；一个农区村牧业人均收入如下：1998年255.3元，1999年426元，2000年372元，2001年376元。(注：王洛林、朱玲：《市场化与基层公共服务——西藏案例研究》，第188页。)纯牧区受自然条件影响较大，其收入波动幅度也大。今后应该逐步打破农牧区间的界限，促进地区农牧业统一发展规划的制定，尤其是广大非纯牧区要尽可能围绕畜牧业来安排农业经营。因此西藏以农业为主的地区一方面应扩大饲料作物种植，建立饲草饲料基地，支援牧区越冬饲料的供应。另一方面还应建立牲畜育肥基地，将牧区牲畜最后生长期转移到农区，不仅可以避免冬春牲畜死亡悲剧，而且为就地屠宰、提高出栏率创造有利条件。此外还要积极推行圈养舍饲，适度发展粮食型畜禽。牲畜占较大比例的农区，更要稳定牲畜饲养规模，扩大种草业经营，且推行林草结合的持续利用方式。就是牧区也要在条件适宜的定居点附近大力种草。林区也同样利用本地饲草、饲料资源，发展林区畜牧业。(注：王清先：《转轨、转型与发展跨越，西藏农牧民增收与农牧业发展研究》[M]，中国藏学出版社，2006年，第215—216页。)
西藏各地区虽然有不同的发展重点，但都要把农牧业互动作为核心内容予以安排。如藏中地区要大力提高饲草在作物结构中的比例，加快农牧业机械化步伐，推广粮草轮作，发展玉米生产。建立北部禾本科牧草为主的人工草地、南部河谷地带以豆科为主的人工草地，建设饲草、饲料加工和短期育肥基地，以及种、养、加一体化的综合加工业，为西藏“北养南肥”这一具有战略性意义的部署奠定坚实基础。藏北纯牧区应建立各具特色的区内畜产品基地(西部绒山羊、中东部牦牛)，积极开动“南草北运，南畜北育”工程。藏南地区利用林业资源，发展优质人工草地及饲料加工业，开发牦牛系列产品及畜禽养殖。藏西南区发展人工饲料，实行以牧为主的牧农结合生产。藏东南除农牧结合外，还应推行林牧结合(注：冉光荣：《西部开发中西藏及其他藏区特殊性研究》，第88—90页。)。
农牧业互动在西北诸省中有较成功的经验。如宁夏鼓励和扶持在农区发展具有本地特色的清真牛羊肉和奶产业，建立绒山羊、肉羊育肥、奶牛等基地。该区为解决牧业困难并进而发展农业，以发展畜牧业作为农牧业结构调整的关键，创造了成功的典范。青海有农牧业、农牧区互补的“西繁东育”的模式。甘肃推广科技兴牧，建立种、养、加一体化基地。陕西大力发展秦川肉牛、陕北肉羊、陕南瘦肉猪等地方特色畜产品。(注：周炜：《21世纪西藏社会发展论坛》，第103页。)这些具体操作措施可供西藏参考。
2、农业结构调整 西藏农业结构调整正在积极推进中。2005年全区粮食作物种植面积177.68千公顷，比上年减少2.11千公顷。其中：青稞面积120.27千公顷，增加0.16千公顷；小麦面积42.00千公顷，增加1.36千公顷。油菜籽面积26.05千公顷，增加1.73千公顷。蔬菜面积18.04千公顷，增加2.89千公顷。全年粮食产量93.39万吨，比上年减少4.5%；油菜籽6.12万吨，比上年增长13.5%；蔬菜42.92万吨，比上年增长43.1%。(注：2005年西藏自治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但总的来说，西藏农业结构调整仍然乏力，表现在局部适应性调整较多，全局战略性调整少，就是粮食、油菜作物的比重变化也不够大。如2002年油料作物27.2万亩，增加仅
2.98%。林区资源尚未纳入调整计划，土豆、蚕豆等潜力挖掘也还未充分开展(注：周炜：《21世纪西藏社会发展论坛》，第103页、第93页。)。
关于西藏农业结构调整中存在的问题，需要作进一步全面、具体的分析。一方面，粮食自足是否稳定，还有待观察。而且现时的粮食自足也仅是总量上的自足，还谈不上品种的自足。另一方面，干群对产业结构调整的接受还需要一个过程，首先是干部的思想认识。多年来，在非常艰苦的自然和社会环境中，各级政府一直将增加粮食产量作为富民的主要手段，也是干部工作业绩考核的重要指标(注：罗绒战堆、杨明洪：《西藏农村经济发展研究》，第20—21页。)，他们对粮食生产怀有特殊的感情。进行产业结构调整，首当其冲是降低粮食作物种植面积，许多干部一时难以接受，应是可以理解的。为此要动用一切行政手段，多方说服动员。实际上农牧民也在自愿加快调整进程，部分人已不再种植冬小麦，以利用其土地放养牲畜。当油菜收益超过粮食作物后，种植面积也就不断扩大。2003年粮食作物面积比上年下降4.8%，其中青稞下降3%，小麦下降5.4%，油菜则提高到15.3%。只要工作到位，这个势头会持续下去。
此外，为推动农业结构调整，要充分利用价格政策，如对小麦降价甚至减少收购，以大幅压缩其种植面积。同时要在良种上做出更大投入，如优惠供给“双低”(低芥酸、低硫疳)的青海菜籽，既易成活，又具市场竞争力。这里需要强调的是，中国农业面临人口增长、耕地减少、总产量难以有效提高的三大难题，可行的办法就是实施良种工程，即利用良种克服耕地的不足、水源缺乏等难以克服的矛盾，求得单位面积产量的提高。在自然条件恶劣，耕地有限的西藏，良种工程更具紧迫性，而且还要在培育适应青藏高原环境的良种上做出艰苦努力。
3、特色产品开发 西藏独有的自然环境所生产的农牧产品多具特色，兼具基本上无污染的优势，极具开发价值和市场前景。如传统优良粮食品种的青稞，富含能降低人体血脂、胆固醇和促进肠胃蠕动、帮助消化的成分，对全国尤其是城市居民饮食结构中动物类食品摄入较多的消费群体的保健意义较大。为此，一方面要改变原粮形式的销售，进行深加工，形成多种形式的粮食制品。另一方面要打破区内销售的国有框架，大力开辟区内外市场。不仅要破解在西藏销售不畅的难题，还要让其产生更大价值，为西藏农业经济做出新的贡献。如牦牛产品开发，理论成果丰富，实践典型亦多(注：冉光荣：《牦牛产业简论》[J]，《中华文化论坛》2000年增刊。)，西藏应该有选择地进行安排。既可以通过行政手段建立活畜屠宰市场，初步解决出栏率问题，也可以通过境外引资，形成具有综合效应的、高规格的牦牛系列产品开发。
关于特色产品开发、实行规模化经营等方面，西藏在十分困难的条件中也作了积极努力，但效果总是不理想。如白朗县大棚蔬菜种植，由于市场有限，不仅难以形成规模效益，且面临巨大补贴。农民评价是解决了自家的吃菜问题，没有带来销售的利益。定结县1988年成立的结鑫资源有限责任公司，正式注册了“朗玛”系列商标，将本地特产雪莲、三七、贝母、红景天、藏菌等稀有药材进行加工制作，仍然是销路不畅，收入有限，连一年一度的商标年检费4500元也难以支付(注：周炜：《21世纪西藏社会发展论坛》，第181页。)。西藏日喀则养殖示范区仅出栏生猪102头、牛78头、鸡3500只。数量有限，销售不佳，只有7.6万元的收入(注：同上，第107页。)。
看来仅局限于西藏来认识农牧业发展是难有作为的，应借用区外市场及争取区外企业的参与。这里只讨论两个问题：
1、龙头企业 内地大量事实表明，龙头企业是推动农牧业产业化经营发展的较好方式。西藏本地龙头企业成长晚，规模小，能量有限。如要等待其承担推动农牧业发展的重任，还有一个较长的阶段。现时方便可行、节约经济时间成本的办法是眼光向外，大力争取区外企业进入。为争取区外企业的到来，西藏必须在政策上做出特殊保障。首先，充分运用中央政策。在财政、税收、金融、贸易、人才等方面，中央对西藏政策甚为宽松与优待，凡能与外来企业发生关联进而为其服务的内容，都要尽可能实施，尤其在信贷、税收等方面给予更大的优惠。其次，西藏根据民族区域自治条例，应该出台有针对性的地方政策，同时还要集中财力大力支持。宁夏回族自治区在2001年投入3308万元(其中无偿投入2684万元)重点扶持“十大龙头”企业。各个县也推出相应措施，发展规模化、专业化、规范化的养殖小区(注：周炜：《21世纪西藏社会发展论坛》，第104页。)。由于宁夏政策力度大，龙头企业及专业养殖小区为其农牧业快速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第三，西藏可以向对口支援省市提出，把龙头企业来藏作为援助内容。即有关省市以奖励方式支持本地企业进藏，将两地经营统一开展，不仅在西藏发挥龙头企业作用，而且也促进其本地经营的发展。
2、市场问题 本地市场建设。适度的人口基数是城镇经济得以繁荣的基本要素，西藏要改变目前城镇的性质与功能，增加从事二、三产业的常住人口是必不可少的条件。自全国农村普遍推行生产责任制后，越来越多的内地农民及具有一定专门技能的其他劳动者、自由职业者，纷纷进入西藏谋生，广泛分布于全区各级城镇以及农牧区。他们本身的存在与劳作，推动了城镇经济的发展，进而有助于城镇经济功能的完善，得以产生对农村的辐射、带动作用。因此，对这些外来人口需要给予应有的扶持，让他们尽可能融入当地经济生活中。还应看到，西藏农牧民依靠自身有限能力来进行家庭经济运作时，首先考虑的是如何维护基本稳固，不敢也没有胆量去“冒险”。而他们要看到实在的事例，往往是以周边熟悉的成功者作为榜样，外来的农民打工者及小商贩往往能够充当这种角色。学习既需要样板，也需要有一定压力。外来劳力初期带来的挑战，让藏民很快适应而变为合作，在竞争中形成互利，这种趋势必将继续发展下去(注：同上，第220—221页。)。
为尽快解决西藏市场狭小的制约问题，在大力建设本地市场的同时，应树立区外市场的理念。部分特色产品可以立足于在外部市场进行销售，产品的包装、说明、宣传等，应尽量考虑区外消费群体的兴趣、习惯，以求能够尽快打开销路。有的产品也可以争取直接在内地生产，以克服西藏能源、加工技术等困难。青藏铁路通车后，为原料及粗加工品外运创造了有利条件。关于区外市场及加工等的运作，可以先和对口支援省市协商，作为援助的一种内容或方式，向西藏提供方便与支持。
西藏还应积极考虑境外贸易，即充分利用国外市场。西藏边贸历史悠久，与印度、尼泊尔、不丹等国均有商贸优势。随着中印政治关系的逐渐改善，经贸商潮必然到来，西藏必须抓紧这个时机。(注：冉光荣：《西部开发中西藏及其他藏区特殊性研究》，第173—175页。)积极利用境外市场，大力参与国际贸易，应是西藏市场建设的可贵条件及便捷之路。
西藏特殊自然环境、历史原因与现实状况决定了其经济发展与农牧业的进步，外力的支持是必不可少的条件，这种发展属性在一个较长时期内还难以根本改变。国家和对口支援省市的帮助所带来的巨大成果业已显现(注：冉光荣：《西藏反贫困经验探析》[J]，《四川大学学报》，2006年第6期。)。但也要清醒地认识到，今后的援助应强调市场经济优势互补的要素。外部援助的长久性也必须依靠市场经济来加以支持。这种互利发展才是更为稳定的充满生机的双边援助形式。外部企业进入，外部市场的建设正是这一原则的直接体现。外向思维一旦确立(注：周炜：《21世纪西藏社会发展论坛》，第91页。)，通过更多的实践与尝试，必将会为西藏经济“一产上水平，二产抓重点，三产大发展”目标的顺利实现，找到更加迅速而可行的道路。
[本文责任编辑 陈立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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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冉光荣，四川大学985工程“南亚与中国藏区研究”创新基地主任、教授。(成都 610064)
作者：冉光荣
西藏农牧业经济发展论文 篇2：
对于西藏农牧业经济发展的思考
[摘要]农牧业是西藏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大力发展西藏农牧循环经济，是提高经济效益、增强竞争力的一种重要经济增长模式，对构建西藏和谐社会起着重要的作用。在构建循环型农牧业体系的基础上发展特色农牧业经济，既要加强对农牧业人力资源的开发，提高农牧民及经营者素质，更要充分发挥政府在政策制定和规划中的主导作用。
[关键词]西藏经济 农牧业发展 县域问题
西藏是一个以农牧业为主体的，自身积累能力不足，发展缓慢的西部边疆落后地区。研究和发展县域经济，提升县域经济的竞争力，对缩小与发达地区及西部兄弟省市的差距，实现社会的长治久安和经济的“跨越式”发展，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发展目标，都具有特殊重要意义。
一、西藏县域经济发展的现状
西藏现有72个县，其中包括农业县、牧业县，半农半牧业县、边贸县等区域经济类型。县域经济在西藏国民经济中占有特殊重要的地位，2001年，全区总人口为253.7万人，县域人口为239.43万人，占全区人口总数的94.4％；全区GDP138.73亿元，县域GDP为130.97亿元，占全区GDP总量的94.4％。全区工业增加值11.03亿元，其中96％以上是县域工业增加值。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西藏县域经济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西藏县域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由1978年的375元上升到2001年的5300元左右，增长了14倍多；农牧民人均纯收入也由1978年的175元升至2001年的1404元，增长了8倍多。纵向比较成绩显著，横向比较差距较大。1999年，全国2109个县中，GDP超过100亿元的共有59个，其中广州南海市GDP达到306亿元，江苏江阴市达到300亿元。GDP超过50亿元的县共有270个，西部地区有19个县，仅占总数7.3％；GDP超过20亿元的县东部沿海省市占71％。按全国县域经济基本竞争力十等份分组，在竞争力最强组中，西部地区的县占5％，东部地区占80％，中部地区占15％；竞争力最弱的组中，西部地区的占81.7％。东部地区占4％，中部地区占14.3％。2001年全国县域经济的平均规模为：GDP平均为26.2亿元，地方财政收入平均1亿元。西藏阿里地区7县财政收入总额仅为0.28亿元，那曲10县财政收入总额为0.46亿元，昌都11县财政收入总额为0.51亿元，山南12个县财政收入总额为0.69亿元；日喀则18县财政收入总额为0.76亿元，林芝7县财政收入总额为0.54亿元，所有的县远远没有达到平均规模。壮大县域经济、提高县域经济的综合竞争力，已成为西藏急需解决的问题。
二、西藏县域经济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及其分析
（一）农牧业生产结构不合理
由于西藏对自然资源开发利用的管理不严格、科学水平较低，使得农牧业生产结构不合理，没有建立适当的农牧结构比例和较为完善的农牧结合模式，造成大量资源浪费。
（二）农牧业产业化水平不高及生态渐趋恶化
由于尚处于粗放的原始农牧业生产状态，产业化水平不高，未形成具有良性循环和增值功能的产业链，农牧业生产效益低，农牧区贫困问题仍很严重，在一些农业开发强度较大的地区,土地退化现象严重，长期以来对草原低投入高索取，毁草造田，超载放牧，掠夺式经营，造成草原退化率不断上升，引起草地生态功能与生产能力的下降。目前，西藏现有耕地的1/2是不能保证灌溉或不能灌溉的低垦殖耕地；草场有近一半以上重度退化、1/10明显沙化，部分地区草场实际载畜能力已超过理论载畜量的1/5，致使鲜草产量下降20%～75%,可食牧草比重由80%降至30%；水土流失、土地沙化现象严重。
（三）农牧民劳动素质普遍低
进入市场、参与竞争、加速农畜产品转化增值的意识不强，节约资源和环保意识淡薄；区内干部群众经营管理水平、思想观念与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要求存在较大的差距，这些均严重影响着农牧业生产的快速发展，从而放慢了西藏和谐社会实现的步伐。
三、对策建议
（一）继续加大对农村基础设施的投入,增强农村经济发展的后劲
近年来,虽然各级政府都非常重视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投入也在不断增加,但发挥的效益并不理想。因此,各级政府应继续把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放在重要位置上的同时,加大后续的管理工作力度,实行管理工作法人制,使巨大的投入资金能发挥永久性的效益。继续加大投入,重点做好农用和草场的水利设施、电力、公路建设,加强农牧业科技开发利用,切实为农村经济发展创造良好的环境,改善农牧业生产条件。资金投入以政府投入为主,集体和农牧民个人自筹为辅,每项投入都应做好可行性研究和合理的勘察设计工作,把有限资金用在刀刃上,并使之发挥出最大的效益。“一江两河”中部流域的投入已形成了一定规模,基础设施相对较为完善,今后的投资方向应向其他地区转移,以促进西藏区农牧业经济的平衡、协调和全面发展。
（二）加快城镇化建设步伐,改善社区环境
人口居住分散、城镇化水平低是制约西藏区经济发展的主要因素之一，不利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的建立,也不利于农村产业化进程的推进。加快小城镇建设是摆在我们面前的最迫切的任务,也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应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重要议事日程。小城镇建设,要有统一规划,合理布局,强化基础设施的综合开发,建立良好的社区环境,使之充分发挥农副产品集散地、同城市联系的桥梁和农村经济文化中心的作用,带动农村社会经济的发展。同时应在牧区采取积极有效措施,特别是应引导牧民采取联户、集体等办法联合经营,合理进行社会分工,形成一定经营规模,鼓励游牧的牧民相对定居和集中居住。还应切实搞好牧区的村落建设，为牧民接受文化教育、医疗保障以及在牧区形成一定商品市场奠定基础。
（三）建立市场机制,调整产业结构
市场是发展农村产业化的龙头,根据目前的实际情况,首先应以乡、镇为中心,加快建立包括农畜产品买卖在内的商品市场,尽快使农牧民的劳动成果转化为实际收入,同时又可以就近购买到生产和生活所必需的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彻底解决“买难卖难”的矛盾,从根本上提高农牧民的生活质量。在此基础上,逐步建立生产要素市场,完善市场机制,使我区广大农村尽快融入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大潮之中,实现资源的有效配置，夯实农村经济发展的基础。与此同时,根据我区农村种植业一年一收和畜牧业对劳动力需求的较小的特点,将剩余劳动力从第一产业中分离出来,到第二、三产业中寻找出路。制定切实可行的加强乡镇企业发展战略,以民族手工业为龙头，以市场为导向,大力兴办农产品、畜产品、藏药材加工和销售企业,加速第二、三产业的发展,优化产业结构。
参考文献：
[1]狄方耀，程志碧，罗华著.西藏经济学导论[M].西藏人民出版社，2006年.
[2]洛桑·灵智多杰.青藏高原环境与发展概论[M].中国藏学出版社, 1996年.
作者：李 婧 田 敏
西藏农牧业经济发展论文 篇3：
西藏农牧业经营模式的变迁及制度反思
摘 要 西藏民主改革推动了西藏农牧业的发展，加强西藏农牧业发展的研究，对于促进西藏小康社会的建设具有重要意义。基于此，通过查阅相关资料并结合相关的研究结果，对不同时期西藏农牧业经营模式的变迁进行探讨，同时思考了目前西藏农牧业经营制度，目的在于阐述西藏在农牧业上的发展方式、速度、目标以及面临的问题，以促进西藏农牧业的持续发展。
关键词 农牧业；经营模式；变迁；制度反思；西藏
根据西藏神话故事记载，西藏可能是人类文明发祥地之一，而西藏神话故事则可能有1万年之久。虽然对于这个时间无法考证，但并不是所有神话故事都没有依据，神话故事的出现一定是存在一些人们无法解释的社会现象，以此来说明具体的物理现象或具体的地理位置。而据考古资料证实[1]，早在四五千年前的新石器时代，西藏人民在房屋建设上就有了很高的水平，也就表示该时期人们已经拥有了固定的住所和食物来源。在昌都卡诺遗址发掘的房屋中，房屋形态主要有半地穴式、圆底式和地面房屋几种，而晚期发掘的房屋多由砾石所建筑，其内部还进行了修整。这就表示，当时西藏的游牧业已经发展到了一定阶段，可能还伴随着种植业，这也就是农牧业发展的雏形。
1 西藏农牧业经营模式的变迁
1.1 封建农奴制前期
从远古时期至今，青藏高原大部分民族都是以农牧业为主。早在远古时期，该地区的人民就创立了高海拔高原特点的农耕文化。据西藏所流传的神话传说、诗歌以及经文或祈祷词等记载，早在距今8 000—10 000年，在喜马拉雅山生活的部落人民就已经开始了农耕，而这对于青藏高原农耕文化的发展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2]。而在《敦煌笨吐鲁番历时文书》中，在犀都松赞普咏唱的诗句中就有这样的描述：青天出了太阳，温暖来自太阳，羽翎精致安装，箭镞锋利闪光，一箭射死麋鹿，死鹿可以充肠。透过这一句诗可以看出，在大约1万年前，在喜马拉雅山生活的先人已开始采用弓箭来射杀猎物，表示当时生产力取得了较大的进步。这就证明，西藏早期的生产活动主要在射猎、采集等畜牧活动中慢慢发展而来。
前期的畜牧业生产资料与劳动产品都是以动物为主，将驯化猎捕的动物作为交通工具进而更好地去猎捕其他动物，人们在这个时期中，渐渐地形成了农业。当畜牧业发展到中期，人们由猎捕动物转化为饲养家畜，也就是说，西藏人民在畜牧业时期就已经通过饲养和驯化家畜作为生产经营的方式，将动物作为生产工具，其为人类社会的文明起源奠定了良好的经济活动基础。由此还可看出，当时的人们主要强调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不对发展的速度有过多的要求，而是尽量争取人与动物、植物彼此间的共同发展，对于人生存的价值和生存权并没有过分强调。
1.2 封建农奴时期
在社会发展与人类快速繁衍的促进下，人类为了解决生存问题，就需要寻找更多的食物，同时还要御寒和抵御外部的侵害，而人类在对这一过程进行思考时，大脑逐渐得到开发，也就变得越来越聪明，人类开始聚居化，进而形成了部落。而随着部落的不断发展，部落也就开始具有了属于自己民族的生活习惯、思想方式、精神状态等，进而形成属于自己民族的交往规则，也就是制度[3]。随着畜牧业文明的长期发展，在这长期的文明积淀中，又将文明推向了另一个高度，即封建农奴文明。
封建农奴时期，制度的形成更明显地划分了西藏农牧业类别，当时的人们将农牧业就划分为种植和放牧。在种植业与放牧业不断发展的过程中，通过生产资料与生产工具的占有权，可以反映出西藏当时的生产关系主要是生产资料与工具归封建农奴主所有，同时奴隶也归属农奴主，而奴隶在当时也算是一种生产工具，一种先进的生产工具，并且其與农奴主存在一种高度依附的关系。造成这样一种生产关系的原因主要是封建农奴主占领着大量的土地所有权，农奴则只能获取农奴主所分配的部分土地使用权。而农奴在利用这些土地生产时，农奴主在经营管理上非常严格，农奴必须服从安排，按照规定进行放牧而不是自由迁徙，农牧主对草场的使用权进行了严格的划分，放牧这只能在部落的规定放牧的草场上放牧，同时土地产出的农作物需要大部分上交至农奴主或用以祭祀。而由于西藏一直都是推行政教合一制度，因此农奴制发展到一定的时期，在人们逐渐认识到平等这一概念时，其就对生产力的继续发展产生了阻碍作用。而当时大部分的牲畜与土地基本上掌握在寺庙手中，同时还掌握了一部分的农奴。这时西藏经济的发展是处于一个自给自足的状态，并不需要与本部落以外的部落交往，生产与生活需要就能得到满足。而据资料记载显示，在该时期的前期也存在物-物交换的场景，后期则出现了一些货币行为，但这种买卖行为只存在封建农奴主、寺庙之间，中原地区则并未出现。
1.3 民主改革时期
在民主改革以后，废除了当时极不平等的农奴制度，实现了西藏人民的民主与平等，让人们获得了属于自己的土地。而在这一时期，受宗教信仰的影响，西藏主要与畜牧业与农业作为第一产业。经过调查统计，西藏经济发展的支柱产业为畜牧业，在1952—1959年，畜牧业总产值占全部农业的64%～69%，所以在该时期，畜牧业是西藏的主要产业。而当时的畜牧业不仅有牧区的畜牧业，同时也有农牧兼营的畜牧业。而随着国家在西藏地区推广了畜牧技术，并获得了较大的成功后，西藏的第一产业发生了较大变化，农业产值与牧业产值明显增长，而在利益的驱使下，人们开始加大了对农牧业的投入。这时的农牧业生产经营模式则主要是以小家庭式的自主经营模式为主，通过在自己的土地上进行生产，建立自己的经济基础[4]。
随着生产经验的积累以及生产技术的发展，劳动工具开始发生改变，变得更为先进，渐渐出现部分劳动力从生产中分离的情况，分离的部分劳动力通过学习或外出务工的形式来增加收入。与此同时，乡镇企业开始形成，农牧业生产活动方式则变的多样化。并且在各种政策出台后，促进了西藏农牧区手工业、民间运输业以及其他副业的发展。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国家颁布了《政策及建议》，为西藏农牧业的发展提供了机遇和支持，在很大程度上带动了农牧业向企业化、集约化以及产业化等经营模式上发展。
2 西藏农牧业经营制度的反思
西藏在利用农牧业带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要积极寻求创新，推行科学的发展观，严格控制农牧业开发的过程并有选择地进行开发。西藏的蓝天是我国宝贵的资产，要想保护好这一片蓝天，就需要科学合理地规划西藏农牧业，依靠西藏人民科学的生活方式与虔诚的观念作为后盾。
在农牧业的带动下，西藏经济的发展由慢到快，而由生产经营所带来的生态环境问题也逐渐加剧。由于生态环境的制约，西藏经济发展的速度受到了制约，其在没有外援的情况下发展速度处于一个较为合适的速度。过去的西藏人民为我国乃至邻国东南亚地区的生态环境作出了伟大的贡献。但现在西藏人民生活方式的变化，随着经济思想意识的加强，人们之前坚持的科学发展观逐渐受到侵蚀，草场的不断退化就是很好的证明。
草场是畜牧业发展的条件，同时也是制约条件，失去草场就表示畜牧业得不到发展。而目前西藏畜牧业的发展受经济利益的驱使，导致牧民只关注牛羊的生长，而严重忽略草场的建设，因此过度地使用草场，导致草场生态圈受到了严重破坏，草场退化，草原出现沙化，进而就导致了畜牧业发展后劲不足，制约了畜牧业的发展。除此之外，在利益的驱使下，人们开始肆意猎杀狐狸、猎鹰等动物，造成了鼠、兔等天敌锐减，西藏自然生态失去了制衡的因素，从而导致了鼠害肆虐、虫灾以及瘟疫等草原灾害，同时在雪灾等自然灾害的影响下，牧区的生态环境更是雪上加霜，进一步制约了畜牧业的发展。同时，西藏牧区单一的生产结构、较低的组织化生产程度以及再生附件值很低的初级农产品，导致了目前西藏牧业社会分化以及牧民贫困，这也是当前西藏牧区社会存在的主要问题。单一的经济结构和较低的组织化，造成了西藏牧区人们在市场经济中弱势群体的地位，使其不能享受市场分功能的好处，进而更加剧了牧区人们的贫困化和边缘化。
因此，西藏在利用农牧业促进经济发展的过程中，首先应将生物生态圈的平衡发展放在首位。人类在生产和发展的过程中，必须要遵循自然客观规律，发展的速度应与生态的平衡相符合，任何加速或减速到一定的程度都会对生态平衡造成影响。以往的西藏人民在维持生态平衡上做得就很好，他们将我国的青山、绿水很好地保留了下来，现代的西藏人民应传承这种优良的品质，尊重自然规律、保持生态系统的平衡。而内地人民也更应该给予西藏人民更多的补偿和支援，从而保证他们能够坚守这种美德，继续维持西藏生态的平衡。
西藏经济发展制度的制定，首先需要考慮的就是西藏生态平衡发展的问题，加大对草原的开发建设，将西藏草原从资源损耗型转变为技术支撑型，而这才是西藏农牧业发展的正确道路，只有坚持这条道路，西藏农牧业经济才能做到持续发展，促进西藏新农村的建设。通过科学发展道路建设新农村，缩小城乡差距，赋予乡下人更重要的社会意义，才能更好地解决社会问题。目前，西藏人民中不少环保人士已经自觉建立了环保小组，以保卫青藏高原的生态平衡，保卫我们生活的家园。内地人民也应该积极响应，加大对藏区人们的支持力度，给予他们必要的支援，努力帮助西藏人民提高生活水平，从而使西藏人民减少，向自然环境索取以求生存和发展，促进西藏高原地区生态回归平衡。
3 结语
长期以来，西藏人民都是以农牧业为主，不同时期的农牧业经营模式也具有不同的特点，到了民主改革时期，西藏农牧业尤其是畜牧业得到了全面的发展。但由发展带来的生态问题也成为了西藏地区经济发展制度首要考虑的问题，西藏经济的发展必须遵循客观的发展原则，在生态平衡的基础上寻求发展，以保持农牧业能够持续健康发展。
参考文献
[1]余成群，钟志明.西藏农牧业转型发展的战略取向及其路径抉择[J].中国科学院院刊，2015，30（3）：313-321.
[2]次珍.我国农业企业化经营模式在西藏的适用性思考（下）[J].西藏农业科技，2016，38（4）：44-48.
[3]赵敏.促进西藏农牧业产业化发展的对策研究[J].经营者，2015（3）：1-2.
[4]张净，陈爱东.西藏新型农牧业经营体系构建研究综述[J].经营者，2014（5）：5，17.
（责任编辑：赵中正）
作者：麻仕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