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小编为大家精心挑选了关于《服务供给国外公共体育论文(精选3篇)》，供需要的小伙伴们查阅，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摘要：自2015年我国提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以来，学者对我国体育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研究不断深入。采用文献研究法与逻辑分析法，对我国体育产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相关成果进行系统梳理与分析，以期为后续研究提供借鉴或启示。
服务供给国外公共体育论文 篇1：
公共体育服务供给方式改革研究
摘 要：采用文献资料法、访谈法等研究方法，以当前居民公共体育服务需求和供给的现状为依据，分析我国公共体育服务供给方式改革的必要性及改革目标与路径。研究结论：公共体育服务供给应通过“市场化”、“社会化”、“自治化”来改变我国公共体育服务供给方式单一、效率低下等现状，形成“政府主导、社会参与、方式灵活、政策激励”的多主体共同参与的公共体育服务“多元化”供给模式，以提高我国公共体育服务水平。
关键词：公共体育服务；供给方式；市场化；社会化；自治化
体育是我国政府工作的重要内容，公共体育服务的供给是我国公共服务建设的基本领域，也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全新的重要课题。体育学者肖林鹏认为，公共体育服务是指公共组织为满足公共体育需要而提供的公共物品或混合物品[1]。结合公共体育服务的规律及特点，本研究认为，公共体育服务供给方式是指公共体育服务供给过程中所采用途径和方法的总称。根据供给主体的不同，国际上一般把公共体育服务的供给分为3种类型：政府供给模式、市场供给模式和志愿供给模式[1]。其中，1）政府供给模式又分为政府直接供给和间接供给，政府直接供给方式包括财政拨款、行政指令等，间接供给方式包括政府经济资助、政府参股等；2）市场供给模式是指利用市场机制提供公共体育服务的一种制度安排，具体的方式有：PPP模式（政府采购、凭单制等）、企业独立供给、市场融资方式等；3）志愿供给模式之精髓在于以自愿贡献的方式投资或生产公共体育服务，目的是为达到“以志愿求公益”，具体方式如体育志愿服务、无偿捐赠、参与听证会、委托授权等。长期以来，基于受计划经济体制的遗留影响及我国体制改革滞后等多方面原因，我国公共体育服务主要是依靠政府供给，供给方式单一，且面临诸多制度困境，因此，在服务型政府改革进程和服务民生目标建设中，公共体育服务供给方式亟待改革。本研究通过中国知网、万方数据库等途径，以“公共体育服务”、“供给方式”等为关键词，查阅文献100余篇，了解了当前与公共体育服务供给相关的研究成果；就我国公共体育服务面临的问题与改革思路访谈了北京体育大学（1名）、天津体育学院（2名）、上海体育学院（2名）共5名体育管理学领域的教授，为本研究的研究范畴和研究结构的确定奠定了基础，为研究结论的提出提供了支撑。
1 公共体育服务理论研究滞后于实践
我国体育界对公共体育服务的供给做了大量的研究和探索，如《我国体育事业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的理性认识与研究》、《我国体育事业的产业化运作—从“福利多元主义”的视角分析》、《从经济学视角论我国体育公共服务产业生产主体的多元化》、《体育公共物品的供给方式—公共服务与非营利组织理论视角分析》[2-5]等，从不同角度论述了公共体育服务供给的多元化趋势；《社会公共体育服务的界定与转变政府职能的研究》、《政府与体育的公共政策研究》、《市场经济对公共体育的影响与变迁》[6-8]
等分析了公共体育服务供给中政府的责任和职能以及政府体制改革与政府政策等对公共体育服务供给的影响等；《我国体育投融资体制问题研究》、《市政债券融资方式参与体育基础设施建设的研究》、《筹措体育自己的思路转换》 [9-11]等论述了公共体育服务供给中的投融资方式问题；《论大众体育运行的公共治理：内涵、基础及实现途径》、《中国竞技体育的私人提供分析》、《公共财政对我国民营体育经济发展的作用与约束研究》[12-14]、《职业竞技体育服务产品供给模式选择》、《公共体育服务非政府供给的可行性与途径》[15-16]等从体育的不同领域和不同角度论述了公共体育服务供给方式或模式。诸如上述研究，往往是依据实际现状来论证已有理论或是借鉴其他领域的理论和经验来阐述体育领域的公共服务问题；而且，我国体育领域的公共服务实践，缺少成熟的、完整的理论体系支撑，尤其是在诸如政府公共体育服务职能改革、公共体育服务供给方式改革，及公共体育服务供给的具体实施与操作等方面的理论研究薄弱，对实践操作指导不足，滞后于实践。
2 我国公共体育服务供给方式改革面临重重困境
2.1 政府供给方式仍居垄断地位 体育行政部门一直是我国公共体育服务的主要供给主体，绝大多数公共体育服务的决策、出资、组织生产和提供等都由政府部门或者政府与“挂靠”事业单位和国有企业合作负责供给，还未完全摆脱“计划”的影响，政府仍然控制着大量资源，体育行政部门仍然占据公共服务供给的“垄断”地位。体育财政对公共体育服务的供给范围不合理和供给结构不均衡，一些已具备市场条件或群众喜爱并已初步形成消费规模的体育项目，由于完全财政供给，致使产生过度的消费需求[17]，并使得一部分体育事业单位供给能力萎缩。另外，体育部门还统筹统办了许多本应该由社会和市场提供的公共体育服务，如体育部门紧抓住体育赛事的审批不放，挫伤了社会资源参与体育赛事的积极性，“越俎代庖”现象还比较突出。
2.2 社会化供给方式发展障碍多 据国家体育总局群体司对26省、市、区调查统计，省以下有各级体育社会团体53 220个，体育社团类型包括体总、人群体协、项目体协、行业体协等308个种类[18]，体育社会组织有了较大发展。但是，诸如中国奥委会、中国体育总会等全国性或具有较大影响力的体育社团的主要管理者来自官方，“一块牌子、两套人马”，具有一定的行政审批权，但其业务活动受官方约束较强；行政性权力关系边界往往比较模糊，独立运行能力弱，与之合作的市场机构相对较少；实体化改革进展缓慢，可利用的社会资源得不到充分利用。我国政府虽然通过财政拨款、专项资助、授权委托、购买等方式与体育社会组织进行合作，却没有依法赋予它们相应的公共体育服务职能，起不到“百姓身边活动组织者”的功能；人们“奉献社会”的精神与发达国家相比还有较大差距，体育志愿者服务和体育捐助等志愿型供给方式相对滞后，总体上还没有形成依托社会办体育的良性运作机制。此外，国际非营利组织很难介入我国的公共体育服务供给。体育社会组织作为公共体育服务供给主体的功能和行为在我国严重缺失，社会化的公共体育服务供给方式往往成为政府垄断型供给方式的“附属”。
2.3 市场化供给方式缺乏引导和规范 在我国，公共体育场馆建设运营、大型体育赛事等公共体育服务领域市场准入苛刻，例如，在企业性质、资金、规模等方面门槛较高，民营资本难以进入。虽然全民健身活动赛事的承办与组织等公共体育服务，形式上是向市场开放了，可以由社会组织或企业来生产、提供，但实际上，由于政府仍然“主导”，企业仍不能放开手脚全力投入公共体育服务的供给；市场供给公共体育服务在产权制度等制度层面缺乏保障，例如，企业的“趋利性”代替了公共体育服务的“公益性”，而且，部分企业的“社会责任”不强，对公共体育服务领域“双赢”（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不够信任，使企业投资公共体育服务持“观望”态度；有的体育事业单位在改制时过度“私有化”，使得其国有资产流失严重，一些本应提供的基本公共体育服务成为须交费才能获得的“经济性”服务，而还有些体育事业单位无偿利用了国有资产和资源，从收费中创收营利[19]。例如，国家审计署2006年曾查出，2000年国家体育总局体育彩票中心将2 787.4万元奥运争光和全民健身专项基金彩票公益金用于股票投资，截至2005年底尚未收回[20]。
综上所述，政府供给方式的不足与非政府供给方式的缺失等问题直接影响着我国公共体育服务水平的提高，制约着公众日益增长的体育需求。供给方式是联系需求与供给之间的桥梁，其选择、实施、创新与改革，直接影响公共体育服务水平的提高；在以人类发展指数（HDI）和以民生服务为中心理念的和谐社会建设过程中，公共体育服务供给方式的改革与创新自然地成为我国体育改革与发展的焦点。
3 我国公共体育服务供给方式改革的目标选择
公共产品理论中，基于体育服务的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特质，可以将其分为公共体育服务、混合体育服务和私人体育服务。随着公共选择理论、新公共管理理论、新公共服务理论等理论的发展，公共体育服务的“多中心”供给理论逐步明确。另外，在我国社会发展的实践上，“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并存”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不断完善，体育领域中，政府、市场主体、非营利组织等各种相关主体的功能与定位越来越明确，体育“大社会”格局已经基本形成。在我国体育商业化、职业化、大众化的趋势以及公共服务改革的大背景之下，公共体育需求的数量和质量要求不断提高，这样，我国公共体育服务的供给必然是朝着“多元化”的方向发展。
3.1 改革目标 逐步改变政府垄断公共体育服务供给的局面，吸引社会和市场共同参与公共体育服务的供给，最终形成“政府主导、社会参与、方式灵活、政策激励”的公共体育服务“多元化”供给模式。这意味着供给主体、供给内容、供给方式和供给技术的创新，即政府、市场、非营利组织以及个人等各供给主体通过替代、互补（外部结合）、嵌套（内部结合）等多种形式形成无缝隙“伙伴关系”服务提供系统。在这一体系中，各供给主体的公共体育服务职能明确，核心服务能力得到加强，模糊服务供给的配置得到优化，服务的资源、成本、过程等都得到优化，强调整体最优组合，使其达到帕累托最优状态[21]。
3.2 目标内涵
1）“政府主导”主要是要让政府“摆脱”具体体育事务，在政策、法律、制度等宏观层面的调控更加明确和突出。例如，完善相关法律制度，以维护公共体育服务供给环境公平竞争的秩序；注重公共体育服务在不同区域和居民间的调节分配，优先满足居民对基本公共体育服务的需要，对于高收入者的高层次体育服务需要，建立和实施相对应的付费制度；制定公共体育服务供给全过程相关的质、量、技术等标准，并进行检查、监督；预测并向社会各界及时发布公共体育服务生产与需求信息等。
2）“社会参与”主要是指政府之外的非营利组织、企业、个人以及国际组织等多方参与公共体育服务的供给，突破“政府垄断”，朝着“多一些社会，多一些市场，少一些政府”的方向渐进式改革。在分析公共体育服务不同属性与特征以及居民公共体育需求差异性的基础上，应该突破“政府单一供给模式”和“政府与市场二元模式”的局限，将市场化供给方式和自愿供给方式等社会化供给方式引入公共体育服务供给领域，设计和选择不同的公共体育服务供给方式，明确各种方式的分工、互补，并在一定条件下相互替代，不断创新灵活多样的高效供给方式，逐步扩大各种供给方式的作用范围，增强其效应，以扩大公共体育服务供给的规模和提高其
效率[22]。
3）“方式灵活”是指各种主体不断创新供给方式。无论是政府、企业，还是非营利组织，它们供给公共体育服务的方式都不是完美的，都有其自身的缺点和不足。为了克服“政府失灵”、“市场失灵”和“志愿失灵”等问题，就必须使多种供给方式相结合，取长补短，实现资源共享和优势互补，通过对各种方式的优选，形成一种公共体育资源配置的最优组合。
4）“政策激励”就是要突出公共体育服务较私人体育服务的政策优惠。无论是各级政府或是其他组织，都应给予公共体育服务供给相应的政策优惠，例如，对公共体育服务的供给主体给予税收、土地、社会声誉等“优惠”，尤其是通过这些优惠鼓励企业、非营利组织、个人等非政府组织更多地参与公共体育服务的供给。
这种形式多样、优势互补的“多元化”供给模式有利于解决公共体育资源配置中的激励与约束问题，提高公共体育服务供给的效率；有利于把大量社会资源引入到公共体育服务领域，提高公共体育服务水平，以缓解因中国经济快速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提高所引起的对公共体育服务供需之间的矛盾，是对社会利益多元化体育需求的有效回应；有利于促进中国政府采购制度的改革和实施，逐步扩大体育领域采购品种和规模，借助契约制度和竞争机制提高公共资源使用效率，增进公众的福利水平，克服资源配置和使用过程中的政府腐败等[23]。
4 我国公共体育服务供给方式改革的路径选择
供给方式的“多元化”，要求供给主体的“多元化”，即要求政府、企业、非营利组织、国际组织以及个人等多种主体共同参与公共体育服务的供给。同时，在多元主体基础上，要求改革和创新各种主体供给公共体育服务的具体方式，以达到“主体多元”与 “供给方式多元”的统一。为此，本研究提出了公共体育服务供给 “市场化”、“社会化”和“自治化”的“三化”改革方案。并通过访谈北京体育大学、天津体育学院、上海体育学院的专家，认为要提高我国的公共体育服务水平，重点是改革当前以政府供给方式为主的模式，应主要通过“社会化”的公共体育服务，大力发展社会化的公共体育服务供给方式。
4.1 公共体育服务供给“市场化” 公共体育服务供给市场化，指的是利用市场机制，采用有效的市场资源配置手段来达到提供公共体育服务目的的过程，民营化、使用者付费、放松管制、合同外包、内部市场等都可以用来帮助政府达成公共体育服务市场供给的政策目标[24]。美国的职业体育是最典型的市场化运作案例，公众的需求直接决定职业体育俱乐部的服务提供，完全的市场运作，在赢利的基础上回报社会和公众。美国的职业体育俱乐部从事大量的公益体育事业（资助具体运动项目的大众体育发展计划或项目、具体运动项目的科研等），例如，美国职业冰球联盟关注利用社区推广和普及冰球运动，其社区推广计划以6～16岁孩子为重点，建立青少年儿童对冰球运动及各职业冰球俱乐部的忠诚，在社区推广街头冰球，甚至为参与者提供培训，包括示范练习和提高技术等服务。该联盟仅在加州北部就组织了200个社区2万多名孩子，配备了运动器械和教学书籍，并提供2h的训练课程。全国性单项运动协会都制定了类似的计划，吸引青少年参加体育运动。另外，职业运动队还能促进社区公民的社会认同，激发社区公民的自豪感，这不仅可以促进地方经济发展，也能提高当地居民的生活质量[25]。再如，宁波市游泳健身中心采取了委托经营管理的形式，与美国西格集团公司签订委托协议书，引入了外资600万元，公司在经营中自负盈亏，实行政府规划，政企投资，委托管理，承包经营，部门监管，市场运作，百姓获益，提高了宁波市公共体育服务的质量和效率。在这一过程中，实现了产权国有化、管理企业化、运作市场化和服务社会化[26]。目前，我国在公共体育服务的资金、建设和经营管理等方面也作了许多市场化的尝试，但是在很多“软环节”，还需要积极探索市场的灵活方式，包括公共体育服务信息的收集与公布、规章制度的制定与实施、供给技术手段的创新与应用等。由于市场在竞争机制、信息及时性、技术手段先进性等众多方面的优势，它可以大大提高混合公共体育服务的供给效率，并且有效解决公共体育服务供给的“政府失灵”问题。
4.2 公共体育服务供给“社会化” 公共体育服务供给社会化，是指政府或体育行政部门把部分公共体育服务职能转交给社会，更多地利用社会组织的资源，在社会互动的基础上来实现公共体育服务的政策目标[29]。非营利组织的委托代理（社会团体受委托经营管理公共体育场馆等）、权力下放（国家体育总局把许多体育资格认证的权力下放给各项目体协等）、体育志愿者服务、体育捐赠、伙伴关系（即政府、社会组织、企业及个人等结成伙伴关系共同处理具体公共体育事务）等都是公共体育服务供给的社会化形式。
德国奥林匹克体育联盟（DOSB）是德国最主要的体育社会组织，它对德国的体育网络进行总体调控，制定新的总体发展规划。其资金来源除了政府拨款之外，主要是会费、体育彩票公益金，还有社会捐助以及比赛、电视转播、门票、俱乐部、财产分红商业收入等；体育协会组织还制定各种体育发展计划，例如，1995年原德体联开始实施“体育协会——使人人受益”计划等。我国在公共体育服务社会化供给的过程中，应该积极借鉴国外的经验与教训，不断探索以下3个改革问题：1）如何使体育社团转型，改变其“行政性权力关系”边界模糊及公共体育服务职能不明确和运作不够规范的现状；2）如何唤醒人们的“奉献精神”，使人们尤其是年轻人积极参与体育志愿者服务；3）如何增加体育人口，让更多的人参与到体育中来，调动更多的社会资源为公共体育服务。
“以人为本”的和谐社会是公民社会，而非营利组织恰恰具有公民基础的最大优势，它们可以有效整合社会资源，自主地提供公众迫切需要的基本体育需求，适应多元化的发展趋势，有效纠正政府和市场的“失灵”。
4.3 公共体育服务供给“自治化” 公共体育服务供给自治化，主要是指在基层组织的自治能力不断加强的情况下，自治组织根据自身疆界的不同，向本领域内公众提供公共体育服务的过程[27]。公共体育服务供给的自治化可以通过社区自治方式的发展（成立社区范围的体协、体育基金会、体育兴趣小组、体育志愿者服务队等）、单位自治化供给的改革与完善（单位内部以福利形式开展的健身活动、运动爱好团队、体育健康知识与技能宣传、教育和资金支持等）、自我服务（公众形成健康的锻炼和生活方式）等方式来实现。在美国，几乎每个社区都有自己的社区活动中心，为社区居民参加各种活动提供便利，社区活动中心大多是多用途的中心。宅区都留出建设公园和体育中心的空地，公园和体育中心由政府投资建设并管理，由市民使用。社区采取“社区自治”模式，社区体育中都设立了自己的体育协会组织、社区体育基金、自我运营和广泛的沟通渠道，立足社区提供相应的社区体育服务。我国公共体育服务自治供给的重点是城市社区和广大农村村庄，通过这些自治组织居民亲自参与民主的决策、监督、管理的过程，正确行使自己的民主权利，维护自身的合法体育权益，激发他们参与体育的自我管理、教育、服务的积极性和主动性[28]。自治化供给方式是公共体育服务的一种公平供给方式，可以满足种类繁多、彼此冲突的多样化需求。
综上所述，公共体育服务供给方式的“三化”改革，其实质即改革和创新我国原有政府垄断型公共体育服务供给方式。公共体育服务供给理应是“多主体”、灵活多样的，各种公共体育服务供给方式优化组合可以取长补短，在政府、市场与社会之间找到一个相对令多数人满意的供给组合方案，避免单一供给方式应用的片面性。公共体育服务供给实现以“市场化”、“社会化”、“自治化”为特征的多主体供给方式，反映了社会的各种价值观，是对社会利益多元化的回应。
5 结 语
从当前形势看，政府、体育理论界和社会各界均已认识到我国公共体育服务供给方式改革的重要性，在理论研究滞后于实践、改革面临众多困境的背景下，虽然明确了建设“多元化”公共体育服务供给方式的方向，但是要真正达到改革目标，提升我国公共体育服务水平，必须通过公共体育服务供给的“市场化”、“社会化”和“自治化”这3种改革方式来弥补原有方式的不足，逐步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公共体育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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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李佳颖 张莉清
服务供给国外公共体育论文 篇2：
我国体育产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研究述评
摘 要：自2015年我国提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以来，学者对我国体育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研究不断深入。采用文献研究法与逻辑分析法，对我国体育产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相关成果进行系统梳理与分析，以期为后续研究提供借鉴或启示。研究结果表明：目前相关研究主要集中于我国体育产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理论渊源、我国“体育产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概念的内涵、我国体育产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供需问题、我国体育产品供给与需求矛盾、我国体育产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推进路径5个方面。认为今后的研究应：加强实证研究;由宏观研究逐渐转向微观研究;加强对我国各省份实践经验的研究;加强对不同生产要素的研究;加强对国外体育产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研究;加强多学科交叉研究及对我国体育产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举措效果的研究。
关键词：体育改革;供给侧改革;供需平衡;供给学派;研究述评
體育产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对我国体育产业发展中存在的经济结构性问题的解决途径。当前，研究体育产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不仅具有理论价值，也对体育产业发展具有实践启示作用。2015年11月我国党和国家领导人提出“在适度扩大总需求的同时，着力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1];2016年1月又强调了我国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不是西方供给学派的翻版，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国经济发展面临的问题，供给和需求两侧都有，但矛盾的主要方面在供给侧[2];该年7月再次强调坚定信心、增强定力，坚定不移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并强调了以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有力、有度、有效落实好“三去一降一补”的重点任务[3]。2017年国家体育总局有关领导指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要求体育用品业转型升级，提供新的高质量的产品[4]。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自提出以来，引起了学术界的广泛关注，研究成果迅速增加，但是对体育产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方面的研究尚缺乏系统性梳理，鉴于此，笔者对近几年的体育产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研究成果进行了分析和归纳，以期为后续研究提供参考或启示。
1 我国体育产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理论渊源
“供给侧”一词属于西方经济学理论范畴，体育学研究者针对“供给侧”的研究多集中于“供给学派”、马克思政治经济学、西方经济学及社会学4个理论视角。
1.1 “供给学派”关于体育产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观点
体育产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自提出后，引发了学术界的热议，其中包括从供给侧开展研究的“供给学派”的相关理论角度探讨体育产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沈克印等基于新供给经济学派所提倡的“新供给创造新需求”的观点，从人口、土地、劳动、技术等方面提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新思路[5]。李丰荣等认为，新供给经济学派强调有效供给、供给效率和供给质量，讲求供需平衡[6]。李格非认为，新供给经济学可以为中国体育产业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供理论借鉴[7]。黄道明等认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对我国体育产业发展中存在的供需错位、产能过剩、结构失衡等问题具有指导意义[8]。程文广等认为供给学派的创始人萨伊倡导“供给创造需求”，进而提出我国冰雪产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缓解“供需失衡”的主要路径[9]。
1.2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理论视角下关于体育产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观点
在马克思政治经济学层面，我国学者认为，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基础。中国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要以马克思政治经济学为指导，主要涉及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理论，马克思政治经学中国化，供需矛盾论等。沈克印等认为，马克思政治经济学中的“生产关系要适应生产力发展水平”的观点，以及马克思政治经济学与中国经济发展的实际相结合是体育产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逻辑起点[10]。范尧认为，中国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既不是供给学派的“翻版”，也不是里根经济学的中国版，而是以马克思政治经济学为基础，结合中国体育产业中的供需错位与供给错位而进行的结构性调整[11]。姜同仁认为，供需矛盾是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经典论述，当前我国公共体育服务供给存在内部结构不合理、城乡结构及区域布局失衡的偏态发展[12]。这与公共体育服務的供需矛盾直接相关，化解“供需矛盾”是实现公共体育资源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关键。
1.3 西方经济学理论视角下关于体育产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观点
关于西方经济学的相关理论，我国体育学的研究成果中主要涉及经济增长理论、微笑曲线理论、市场经济学理论等。刘亮等认为，经济新常态背景下，我国产业结构调整已是大势所趋，并且由体育产业等组成的第三产业将成为促进我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力量[13]。这与经济增长理论中的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实现全要素生产率提升有着共同的逻辑。梁枢等认为，微笑曲线理论、市场价值兑换率和生产效率理论可以解释当前我国体育用品制造业存在的低端产能过剩、高端产能不足、市场价值转换率低的问题，并可以通过O2O模式在保证生产效率的基础上，提升体育产业市场价值转换率[14]。张燕中等认为，我国体育用品制造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发力点在供给侧，但是着力点应该在结构性改革，解决我国体育用品制造业产品处于产业链低端、品牌宣传与特色不足等弊端的策略在于以劳动、资金、技术和制度等生产要素入手，从生产领域提供优质供给、减少无效供给、扩大有效供给[15]。任波等认为，我国运动项目产业发展不平衡与不充分，市场活力不强与公共体育服务供给不足等，进而提出我国体育产业可在供给侧补齐短板[16]。
1.4 社会学的相关理论视角下关于体育产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观点
体育产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还涉及到一些社会学的相关理论，例如耦合理论、矛盾论、国家治理理论、政社合作理论等。王晓刚认为，产业之间的耦合具有的创新效应、优化效应、产业链条效应是推动体育产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促进体育产品供需平衡的重要推动力[17]。石继章等认为，我国CBA职业篮球联赛所面临的主要矛盾包括：权利调节矛盾、赛事供需矛盾、产业结构失衡矛盾，这些矛盾化解的过程正是CBA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过程[18]。赵慧娣认为，将国家治理理论应用到公共体育服务领域，主张实行公共体育服务多元主体协同治理机制，进而满足消费者日益增长的多元化、多层次的体育消费需求并化解公共体育服务供给不平衡不充分之间的矛盾[19]。杨华认为，通过转变政府职能，激发体育消费市场主体的活力，进而促进我国体育产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20]。
2 我国体育产业供需问题研究
关于我国体育产业供需问题的研究成果相对较为丰富，其主要观点包括3个方面：1）需求不足论;2）供给约束论;3）供给失衡论。
1）供给不足论。付群等根据我国体育产业发展阶段提出我国体育产业在人才供需结构、投资供需结构和场地设施供需结构上存在失衡现象[21]。程文广等认为，冰雪场地、冰雪运动装备等供给不能充分满足大众冰雪体育消费需求[22]。雷国飞从消费需求的角度分析了我国冰雪产业转型发展的动力因素，认为当前我国冰雪体育商品的数量、质量、供给体系、供给模式等均无法满足消费者日益增长的冰雪体育消费需求[23]，体育产品供给不足主要体现在“产品”的质量和供给方式上的不足，进而中高端体育产品消费需求得不到充分满足。
2）供给约束论。任波等认为，目前我国体育产业供给侧结构难以满足当前消费者从低端、单一化的体育消费需求向高端、多层次体育消费需求的转型升级，急需进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24]。刘盼盼认为，目前，我国体育产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存在体育产品有效供给不足、低端体育产品供给充盈，以及政策供给不足，制约了我国体育产业的发展[25]。刘亮等认为，我国体育市场资源配置不平衡，主要是资源配置体制机制难以适应当前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26]。供给约束论的主要观点认为，制约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2个方面是：我国体育产品层次结构不平衡和体育市场资源配置不平衡。
3）供需失衡论。范尧认为，当前我国体育用品市场存在“供需错位”和“供需缺位”的双重矛盾，高端体育产品短缺、低端体育产品剩余，体育产品供需矛盾突出[27]。沙金等认为，当前，我国公共体育服务出现“供给失灵”的现象，单一调整体育市场资源配置会导致更为严重的“供需失衡”[28]。殷俊海认为，我国低端体育产品的严重过剩和中高端体育产品的严重短缺是当前我国体育供给侧改革的重点[29]。供需失衡论的主要观点认为，造成供需失衡的原因在于低端体育产品供给过剩，中高端体育产品短缺，体育产品供给与体育产品需求不平衡。
3 我国“体育产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概念的内涵
体育产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内涵随着学术界研究的不断深入而产生了不同的认识。到目前为止，体育产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内涵诠释可分为4种视角。
1）基于提高企业生产率的视角。梁枢认为，体育产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实质在于解决低端体育产品产能过剩，增加中高端体育产品供给[14]。李博认为，体育产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点在于如何调整体育产业结构，提高体育产品的供给效率[30]。刘亮等结合我国经济新常态提出，体育产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要分析如何拓展体育产业发展新空间，培育体育产业发展新动能，激发体育产业发展新活力等[13]。这一视角着重从供给端、生产端切入，主张提高生产率，提高体育产品质量，培育体育产业发展新动能，进而增强中国体育产品的国际竞争力，促进体育产业发展。
2）基于公共体育服务供需平衡的视角。“供需失衡”是许多学者研究我国体育产业供给侧改革的主要逻辑起点之一。程翀认为，我国公共体育服务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实质在于缓解供给与需求之间的矛盾[31]。刘亮等认为，供需矛盾是我国体育产业资源优化配置方面的主要矛盾，是体育产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首要任务，并要着重解决好供给短缺和供需错位[32]。这一视角的主要观点是体育产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关键在于化解供需矛盾，最终目标在于调整公共体育服务供需结构和生产要素配置，提供有效供给，使公共体育服务需求和公共体育服务供给实现平衡。
3）基于制度供给的视角。体育产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制度研究是学术界关注的热点。张康平认为，供给侧改革的核心是制度供给与制度创新[33。王飞认为，当前我国体育产业普遍存在一种体制约束规则，阻碍了体育产业的发展，体育产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能够调解各利益主体之间的矛盾[34]。郑丽认为，公共体育服务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政策供给是核心[35]。这一理论视角的主要观点是，政策供给是体育产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主导因素，通过政策供给调整体育产业生产要素的投入和提高全要素生产率促进体育产品高质量供给。
4）基于转变竞技体育发展方式的视角。转变竞技体育发展方式，提升体育产业领域全要素生产率是体育产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基本观点。王聃认为，对体育用品生产企业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要提高体育用品生产企业的供给效率，提高体育产品质量，实现体育用品市场全要素投入和优化资源配置，最终形成新的供需平衡[36]。沈克印认为，体育特色小镇是我国体育产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创新举措，对于加快体育产业结构调整，保障体育产品有效供给，优化资源配置有重要意义[37]。该视角的主要观点是，转变竞技发展方式，实现体育产业从投资驱动到效率驱动的转变，增加有效供给，打通生产要素的流通渠道，优化资源配置，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是体育产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途径。
4 我国体育产品供给与需求矛盾的研究
就体育产品供给与需求矛盾而言，大部分学者认为，重视供给侧的同时，不能忽视需求侧，只是依据我国体育产业现阶段发展实际情况哪个方面更重要的问题。从已有的体育产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研究的相关文献来看，主要有2种观点：1）供给侧侧重论。熊禄全等认为，农村公共体育服务矛盾突出，公共体育服务供需结构不合理、公共体育服务供给制度有待完善，深入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解决公共体育服务供需矛盾的必由之路[38]。张燕中等认为：我国体育用品制造业长期存在低成本、低科技含量等产品附加值低的状况，发展方式粗放，具有不可持续性，随着消费者体育消费需求层次的不断提高，体育用品生产企业也将面临挑战，因此，体育产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顺应我国经济结构调整和健全市场经济体制的必然选择[15]。这一观点的中心是，应侧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优化体育产业资源配置、提高体育产品质量。2）供给侧与需求侧平衡论。江小娟认为，无论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还是需求侧生产要素改革，其实质是优化资源配置，在这一过程中，既不能过度依靠供给侧，也不能一味地迎合需求侧，而是供给侧与需求侧协同发力推进改革，形成体育用品需求侧与供给侧的双向动力机制[39]。这一观点的中心是，我国体育产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要从供需两侧同时发力，既要从供给侧提高体育产品质量和体育产业全要素生产率，也要从需求侧增加生产要素投入。
5 我国体育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推进路径研究
学术界对如何推进我国体育产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研究比较多见，而且涉及多个学科，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了研究。1）调整体育产业结构和加快体育企业的合并与重组。雷国飞认为，体育产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首先是科技创新，提升体育企业竞争力，培育龙头体育企业，带动体育产业的转型升级;其次是调整体育产业结构，淘汰落后产能[23]。2）互联网技术的应用和体育产业的科技创新。董新军等认为，“互联网+”在公共体育服务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可以拓宽公共体育服务渠道，提升公共体育服务供给效率，提高公共体育服务共享程度等[40]。3）去产能及货币政策。李博认为，要减少体育产品的无效供给，增加体育产品的有效供给，提升体育企业的国际竞争力。同时要转变体育企业发展方式，去产能，尤其体育用品制造企业要去杠杆，降低体育企业的贷款利率，谨防出现“关店潮”[31]。4）供给制度创新和税收政策。黄道明等认为，体育产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要从管理体制改革到供给制度创新[8]。易剑东认为：制度创新是我国体育产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无形之手，要实现需求侧改革向供给侧改革的轉变，就要做到“简政放权”“减税让利”[41]。
6 研究述评
综上所述，学术界对体育产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研究文献已比较多见，为进一步深入开展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相关研究奠定了理论基础，但是现有研究中也存在一些不足，笔者认为后续需进一步加强以下几个方面的研究。
1）我国体育产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研究多集中于质性研究，应加强实证研究。虽然相关理论逐渐丰富，但是对于我国体育产业如何进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及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步骤尚未明确，即对体育产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如何开展的问题尚未厘清。笔者认为主要有2个方面的原因：首先，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属于经济学研究范畴，应用于体育产业研究中尚未形成成熟理论。其次，体育产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主体较为复杂和多元，各主体间的利益诉求如何协调也需要进行理论探索。因此，在今后的研究中，应加强实证研究。
2）我国体育产业供給侧结构性改革研究应由宏观经济领域逐渐转入微观经济领域，加强个案研究。目前，多数研究是基于新、旧“供给学派”理论展开的，而且将逐渐形成共识，但是，体育产业是涉及面非常广的领域，体育学研究也呈现出多学科交叉研究的态势，因此，在开展体育产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研究，应重点加强体育产业中微观经济研究。
3）加强我国各省份体育产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实践经验研究。当前的研究，多数从宏观层面研究体育产业，尤其是公共体育服务。对于体育产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个案研究较少。今后研究中，应加强对我国不同地区的体育产业中不同主体的改革经验研究。
4）加强对我国体育产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不同生产要素的研究。笔者认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系统工程，涉及领域较为广泛，今后应扩展研究视域，加强金融等方面的理论探索。
5）加强对其他国家体育产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研究。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中国经济结构调整的举措，应结合我国体育产业实际情况加强对国际上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理论和实践研究，例如其他国家在体育用品制造业转型升级的经验等。
6）加强对我国体育产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多学科交叉研究。“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属于经济学范畴的概念，但是也涉及到社会科学中其他的学科。因此，体育产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研究要在加强多学科交叉研究的同时，借鉴其他相关学科的研究方法，进而促进体育产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研究向更深层次延展。
7）加强对我国体育产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举措的效果研究。对近年来体育产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政策和举措的实施效果进行调研，应成为今后研究的重点。通过对体育产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政策和举措的实施效果的调研，为进一步促进体育产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供理论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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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李乐虎 高奎亭 黄晓丽
服务供给国外公共体育论文 篇3：
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研究综述
摘要:逐步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是新时期为了缩小我国区域和城乡发展差距、促进社会公平公正、维护社会和谐安定、确保人民共享发展成果的重要战略决策。建设公共服务型政府的改革目标提出后,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问题得到了国内许多学者的关注。本文引用了国内外专家学者的研究成果,对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相关问题进行综述。
关键词: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综述
我国经济实力不断增强,财政收入规模迅速扩大,2007年我国GDP总量达到24.66万亿元,财政收入预计达5.1万元。同时,我们也面临着一系列的挑战:地区间和城乡间发展不平衡、居民收入差距过大、资源环境约束增加、内外需失衡、投资消费结构不合理等等问题,而这些问题集中起来,又与我国当前存在的两对突出矛盾密切相关:一是居民日益增长的公共服务需求与公共服务总体供给不足、质量低下之间的矛盾;二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逐步建立完善对政府职能的新要求与政府职能转变缓慢之间的矛盾。为此,《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纲要》、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党的十七大等文件中从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促进区域协调发展和完善公共财政体系等方面高度重视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探讨改革开放三十年来影响我国基本公共服务水平差距的影响因素和差距变化趋势等基本理论问题,是实现区域之间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重要理论前提,实现区域之间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是我国新阶段实现科学发展、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关键,是我国区域协调发展的基本要求,也是我国深化建设公共服务型政府理念的重要举措。
一、国内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研究
随着我国科学发展观与和谐社会建设的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已成为学术研究的热点。目前我国对于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研究较有影响的成果主要有以下几项: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完成的系列研究成果《中国公共服务体制:中央与地方》、《中国人类发展报告2007:惠及13亿人的基本公共服务》等;特华博士后科研工作站与中国社会科学院数量与技术经济研究所联合课题组完成的《中国公共服务发展报告2006——中国政府公共服务:体制变迁与地区综合评估》;中国财政学会课题组完成的《公共服务均等化问题研究》;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课题组完成的“促进我国的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研究”等。国内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研究主要集中在公共服务与基本公共服务的界定、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涵义与评价、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路径与政策建议、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区域差异等九大方面。
(一)公共服务的涵义及其范畴研究
公共服务是21世纪公共行政和政府改革的核心理念,包括加强城乡公共设施建设,发展教育、科技、文化、卫生、体育等公共事业,为公众参与社会、经济、政治、文化活动等提供保障。公共服务以合作为基础,强调政府的服务性,强调公民的权利。目前,学界有关公共服务的含义还没有统一的定义。根据国内外专家学者的论述,归纳总结出五种看法:一是从政府的性质来理解,认为政府要为市场服务和为人民服务,在这个意义上,政府所干的所有事情都是公共服务;二是从政府的四大职能来解释,认为现阶段的政府职能有:经济调控、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公共服务成为政府的基本职能之一;三是从有形与无形角度来定义的,认为政府为民众提供的那些无形的消费服务就叫公共服务,而有形的被称为公共产品;四是从广义公共产品角度来分析的,认为公共服务和公共产品是同义的不同表达,没有本质差异;五是从直接需求角度来解释,认为满足居民和组织直接需求的,都可称为公共服务,满足间接需求的就排除在公共服务范围之外。其中第三种定义比较流行,在许多文献中不区分“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的做法,一定程度上就说明了这一点。公共服务的范畴一直以来也是理论界比较有争议的问题,按不同的分类方法,公共服务范围不同。李军鹏从公共服务的发展过程、理论基础、实际运行的过程来看,将政府公共服务分为维护性公共服务、经济性公共服务和社会性公共服务三种。安体富从公共服务属于服务范畴和公共物品范畴两个角度,认为公共服务包括国家机关通过直接提供劳务为社会公共需要服务,也包括政府通过财政支出向居民提供教育、卫生、文化、社会保障、生态环境等方面的服务。
(二)基本公共服务界定研究
哪些公共服务属于基本公共服务范畴,在学术界也没有形成一致观点。常修泽等认为,当前我国实行基本公共服务包括四方面的内容:一是就业服务和基本社会保障等“基本民生性服务”;二是义务教育、公共卫生和基本医疗、公共文化等“公共事业性服务”;三是公益性基础设施和生态环境保护等“公益基础性服务”;四是生产安全、消费安全、社会安全、国防安全等“公共安全性服务”。陈海威认为,基本公共服务体系是由各种保障公民生存、发展和追求幸福等基本人权的基本公共服务组成的完整体系,其目标是人人都能均等地享有基本公共服务,包括底线生存服务、公众发展服务、基本环境服务和公共安全服务四项内容。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课题组通过借鉴国外的研究成果和考虑我们现阶段的国情,认为我国现阶段的基本公共服务应当是:在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基本框架已经初步建立但还需继续完善条件下,政府为实现社会的公平和公正,通过完善财政体制和提供财政保障(包括一般性转移支付和专项转移支付)来使不同地区政府确保本地区居民有机会、有能力、有权力接近主要公共服务项目;现阶段的全国性基本公共服务的范围划定在医疗卫生(或者叫公共卫生和基本医疗)、基本教育(义务教育)、社会救济、就业服务、养老保险和保障性住房。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认为基本公共服务是指建立在一定社会共识基础上,根据一国经济社会发展阶段和总体水平,为维持本国经济社会的稳定、基本的社会正义和凝聚力,保护个人最基本的生存权和发展权,为实现人的全面发展所需要的基本社会条件。基本公共服务包括三个基本点,一是保障人类的基本生存权(或生存的基本需要),为了实现这个目标,需要政府及社会为每个人都提供基本就业保障、基本养老保障、基本生活保障等;二是满足基本尊严(或体面)和基本能力的需要,需要政府及社会为每个人都提供基本的教育和文化服务,三是满足基本健康的需要,需要政府及社会为每个人提供基本的健康保障。随着经济的发展和人民生活的水平的提高,一个社会基本公共服务的范围会逐步扩展,水平也会逐步提高。
(三)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内涵研究
近几年来,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问题得到了许多学者的关注。中国财政学会“公共服务均等化问题研究”课题组等认为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是具层
次性、阶段性、区域性的动态过程。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表现为不同区域之间、城乡之间、居民个人之间的差异,经过不同阶段,各阶段的重点、目标及表现也有不同,初级阶段应在区域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并逐渐向城乡间、全民均等化方向迈进。唐钧认为,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是指在基本的公共服务领域应该尽可能地使全国人民享有同样的权利;或者说,政府应该尽可能地满足全国人民在公共服务领域的基本物质需求。公共服务领域或称社会领域中,有六项公民权利是国家必须予以保障或满足的,即生存权、健康权、居住权、受教育权、工作权和资产形成权。政府与社会要给予制度性保证和有效社会支持,确保社会领域基本公民权利的实现。常修泽等从三个方面来理解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内涵:第一是全体公民享有基本公共服务的机会应该均等;第二是全体公民享有基本公共服务的结果应该大体相等;第三是在提供大体均等的基本公共服务的过程中,尊重社会成员的自由选择权。邱霈恩等认为,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是公共财政的基本目标之一,它是指政府要为社会公众提供基本的、在不同阶段具有不同标准的、最终大致均等的公共物品和公共服务。但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不是平均化。根据国际经验和我国的现实,国家发展改革委宏观经济研究院课题组把我国现阶段的全国性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界定为:中央政府通过制定相关基本公共服务国家标准(设施标准、设备标准、人员配备标准、日常运行费用标准),在财政上确保负责提供服务的地方政府具有均等支付这些基本公共服务的能力,确保社会、政府、服务机构不存在偏见歧视、特殊门槛的前提下使每个公民不分城乡、不分地区都能够有机会接近法定基本公共服务项目的过程。
(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理论基础研究
福利经济学将寻求“最大化的社会经济福利”作为目标,主要研究的问题有:如何进行资源配置以提高效率;如何进行收入分配以实现公平;如何进行集体选择以增进社会福利。福利经济学还提出了帕累托最优标准、补偿原则、社会福利函数等一系列理论分析工具及有关建设福利国家的政策措施。中国财政学会“公共服务均等化问题研究”课题组从福利经济学基本思想(包括庇古的贡献、补偿原则和社会福利函数理论)与公共服务均等化关系、福利经济学基本命题(帕累托最优定理和次优理论及第三优理论)与公共服务均等化关系等两个角度考察认为福利经济学为公共服务均等化提供经济学基础,同时公共服务均等化也为福利经济学拓展了研究范畴。于树一也在研究福利经济学理论和公共服务均等化的关系后,认为福利经济学为公共服务均等化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基础,虽然福利经济学自身仍然处于不断地发展、完善中,但仍能在不同层次上、不同条件下为公共服务均等化提供各种有益的启发,同时,公共服务均等化也为福利经济学拓展了研究范畴。
(五)基本公共服务的供给方式研究
社会产品按消费的竞争性和排他性特征的不同,可以分为私人产品和公共产品。传统理论认为私人产品应由私人提供,公共产品应由政府提供的,然而实际的情况远非理论中那样纯粹。目前在公共服务的供给上,学者们都已认为,提供公共服务是政府的责任,必须有政府介入,但却并不一定必须由政府直接提供。公共服务的实现形式与手段是多样的,其所依托的组织机构也是多种形式的。虽然学者们在公共服务主体多元化问题上较少争议,但在是否实行公共服务市场化、民营化问题上却有大的分歧。刘旭涛认为,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发展,公共服务的市场化和社会化是必然趋势,市场机制在公共服务中的作用将得到更大的发挥。[J。’王乐夫认为,与西方发达国家相比,我国推行公共服务市场化的政治、经济、法律和文化条件并不成熟,因此要冷静分析,逐步发展,不可盲目推行。““朱文文、朱彬认为我国的第三部门起步较晚发展较快,但我国的第三部门在提供公共产品的过程中更多地体现出对政府的依附性,陷入了自治性、非营利性特征不够明显等困境之中,因此我们应当理顺政府与第三部门的关系,完善第三部门法律体系,建立制度化管理渠道,加强其自身建设。切实发挥第三部门在供给公共产品中的优势。王磊将新制度经济学中交易费用理论引入公共产品供给分析,给出了供给公共产品的主体确定的理论模型,并在威廉姆森范式扩展的基础上得出了各个主体的边界,认为最优公共产品供给方式的选择和主体边界的确定,取决于公共产品供给过程中发生的交易费用,就我国公共产品的供给而言,在一定的条件下将公共产品供给由政府部门交给私人部门与第三部门可以节约交易费用,提高公共产品供给的效率。温来成提出中央政府的职责是制定实施国家公共服务标准,实行转移支付,实现地区之间,特别是城乡之间基本公共服务的均等化等政策建议,公共服务的供给可以多元化。
(六)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现状与问题研究
安体富、任强认为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现状与问题研究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1)基本公共服务非均等化现象普遍存在。在义务教育方面,教育资源配置不均衡较为明显,教育发展水平城乡差距非常显著;公共卫生方面,公共卫生服务体系初步建立,覆盖范围不断扩大,但资源配置仍不合理,城乡居民公共卫生资源分布差异非常大;社会保障方面,社会保障体制改革得以推进,政策支持力度不断加大,但是社会保障投入仍然不足;城乡社会保障存在明显差距。(2)各级政府间的事权与财权关系划分不清,基层政府财政相当困难。我国各级政府之间的职责划分不清,不规范,即事权不清。(3)公共服务型政府仍未建立,公共财政制度尚不完善,政府转移支付制度总体设计存在缺陷,形式过多,结构不合理。陈海威认为我国基本公共服务存在歧视性供给,主要表现为:歧视农村地区居民、歧视体制外就业群体、歧视低收入社会群体、歧视不发达地区居民。国家发展改革委宏观经济研究院课题组分别从义务教育、公共卫生和基本医疗、外出务工者得不到与城市职工相同的就业服务、基本养老保障、社会福利和社会救助五方面看出我国现阶段基本公共服务方面在城乡间地区间存在差异。王玮从社会层面、经济层面、和政治层面比较中西方的公共服务均等化,认为我国在经济欠发达、体制转轨以及民主政治体制不健全的背景下推行公共服务均等化,要面临比西方国家多得多的约束条件,而且还要同时解决“培育现代公民社会”、“建立现代市场化经济体制”以及“构建现代公共服务体系”等多重历史课题,由此决定了我国公共服务均等化需要解决的问题远比西方国家复杂,也决定了我国实现公共服务均等化的方式更趋多元化。
(七)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评价指标体系研究
目前,国内一些学者开始编制具体的可以量化的指标来衡量基本公共服务的水平。利用综合评价方法来构建公共服务指标的研究有:樊纲、王小鲁和朱恒鹏等编制的中国市场化指数;陈昌盛和
蔡跃洲(2007)利用DEA方法编制的公共服务综合绩效评价指标体系。安体富、任强从地区间公共服务产出的角度构建一个包含4个级别共25个指标的中国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指标体系。姜岩等构建的基本公共服务10个一级评价指标和26个二级指标体系。王国华、温来成也提出了自己的基本公共服务指标体系。
(八)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差异和原因研究
当前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问题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城乡差异上。大多经济学家都认为,城乡差距不仅表现在经济发展水平和居民收入上,更多地反映在政府提供的公共医疗、义务教育、最低保障等基本的公共服务上,而且公共服务供给的不均等又进一步加剧了城乡差距。缩小城乡差距,不仅是缩小城乡经济总量的差距,更重要的是要逐步缩小城乡居民享有的公共服务水平的巨大差距。牟发兵从二元财政结构的角度分析了我国城乡公共服务供给的“一品两制”问题,他认为政府公共资源对农村地区投入不足,直接导致了农村公共服务供给短缺,农民公共服务消费权益受损。刘乐山、何炼成分改革开放前、后两个阶段对我国城乡公共服务供给差异进行了分析,认为造成城乡公共服务供给差异的主要原因是我国政府在公共服务供给方面采取了整体上长期偏向城市的政策。刘颂运用政治经济学理论框架分析我国城乡义务教育不均衡发展的原因,认为我国城乡义务教育发展不均衡与政府财政体制现存的问题密切相关,是社会结构转型中制度转型有效支持不足所累积的矛盾在教育领域的反映。肖红缨,刘建平将关注的重点集中在公共服务供给种类的不均衡上,他们认为非物质形态公共服务如国防服务、政策、法制、道德观、价值观、公平正义等看不见、摸不着的“软性”即观念形态公共服务供给不足。
陈昌盛、蔡跃洲认为当前我国政府公共服务整体呈现出“总体水平偏低、发展不平衡、效率低水平趋同”的基本特征。张东豫、莫光财认为我国存在着明显的基本公共服务的地区差异:公共服务能力方面的差异和基本公共服务水平的差异。导致这种地区公共服务差异的原因有五个方面:地区资源禀赋导致的经济发展差异;国家政策差异导致的经济发展差异;经济区域混同行政区域,中央转移支付调控力度不足;各地方政府行政能力的差异;政策导向上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应通过建立横向转移支付制度和公共财政体制来逐步实现基本公共服务的均等化。刘琳研究了西部地方,认为西部地区在基础教育、基本医疗、基本社会保障等基本公共服务方面与东部地区存在明显差距,提升国家整体基本公共服务,促进西部地区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是重点和难点。
(九)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制度保障研究
学者们认为,科学划分政府事权与税权、健全公共财政制度和完善转移支付制度、加快建设公共服务型政府、完善社会保障制度等是推进我国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有效制度保障。迟福林提出加快由经济建设型政府向公共服务型政府转变,要以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为重点,加快建立中央对地方的公共服务问责制,改善和加强中央对地方的约束与监督机制。刘铭达认为通过转移支付促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调节地区间财力差异,要合理地确定转移支付补助规模的稳定增长机制,通盘设计收入、事权的划分及转移支付的规模。阎坤认为要想实现公共服务均等化必须规范转移支付体制,加大转移支付力度,并且从实质上调整利益分配格局。陈颂东指出东中西部地区公共服务的非均等由来已久,这不仅是地区自有财力差异的结果,也是中央转移支付乏力的体现。因此,实现地区公共服务的均等化既需要在中央与地方政府间重新划分共享税种,提高中央的税收比重,增加中央转移支付的资金来源,又必须对转移支付结构进行调整,加强对中西部地区的转移支付力度。丁元竹提出促进我国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分三步走的中长期战略思路,提出操作性较强的实现路径和对策。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对推进我国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给出了12条建议,在建立城乡统一的公共服务制度、改革和调整中央地方关系、统筹解决农民工基本公共服务供给、加快建设公共服务型政府、改革完善公共财政制度、建立政府基本公共服务绩效评价体系、建立基本公共服务的多元参与机制、建立健全基本公共服务的法律法规体系等方面提出了有效建议。“公共服务均等化”课题组赴美加考察团的政策建议是:①均等化的实质是让每个公民在同一标准上实现机会均等;②合理划分各级政府事权财权是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重要前提;③改革税收体制为基本公共服务提供稳定的收入来源;④采用专项转移支付,提高其有效性;⑤公开透明各级政府政务信息,有利于各方交流沟通。
二、国外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研究
一个国家公共服务的体系形成与该国的经济社会发展水平是密切相关的。西方发达国家在福利制度的基础上,已经建立了比较完善的基本公共服务体系。该体系基本能满足人们生活生存的基本需要、消除贫困、促进社会公平、缓解社会各阶层间的矛盾、实现经济的稳定增长。由于政治制度与经济社会发展水平不同,各国的公共服务情况也有所差别,所以理论研究也有所差别,特别是针对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问题,国外很少有这种提法,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是中国在当前我国新的发展形势下提出的。但是西方发达国家有关公共服务的理论及政策措施,对我国现阶段的区域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研究及实践有重要的借鉴作用。
(一)国外基本公共服务理论的发展
西方发达国家基本公共服务理论经历了三个历史发展阶段:基本公共服务概念形成的初始阶段、公共经济学研究阶段和新公共管理研究阶段。
(1)基本公共服务概念形成的初始阶段。19世纪后半叶,德国社会政策学派的杰出代表瓦格纳提出公共支出再生产性学说,初步提出了公共服务的概念。1912年,法国公法学者莱昂·迪骥明确提出“公共服务”的概念并将其作为公法制度的基础,认为公共服务是“任何因其与社会团结的实现与促进不可分割,而必须由政府来加以规范和控制的活动,就是一项公共服务,只要它具有除非通过政府干预,否则便不能得到保障的特征”。
(2)公共经济学研究阶段。在1929年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大危机的背景下,凯恩斯旗帜鲜明地提出了政府干预论,要通过政府干预“提高消费倾向和引诱投资”,使有效需求与充分就业水平相适应。凯恩斯之后,新古典综合学派代表萨缪尔森首次提出了“公共产品”的明确定义。他认为,由于市场失灵的存在,市场经济中存在着不完全竞争、外部效应等生产或消费无效率的情况,必须通过政府干预,由政府提供公共产品以调节经济运行,政府提供公共产品具有效率、平等和稳定三个重要作用。
(3)新公共管理研究阶段。伴随着经济学研究方法对公共行政传统主流理论的挑战,公共管理研究由传统公共行政模式向新公共管理模式转变。Ven,om Mogador发现公共行政研究广泛采取了以消费
者为导向的方法来研究公共服务。c.A Hood将公共行政定义为“提供公共服务的制度性设置”。
(二)国外基本公共服务市场化改革的研究
上世纪七八十年代,西方各国都面临一个共同的情况:一方面是政府财政压力、政府提供服务的低效率和垄断性;另一方面是公众又不允许政府放弃过多的公共服务,所以为解决这两方面的矛盾,各国都在积极探索公共服务市场化的实施范围、实施形式等。Drueker提出“民营化”一词后,英国政府便在上世纪70年代中期开始推动政府业务委托经营的政策。80年代初,以市政服务合同外包为主要形式的民营化改革在美国普遍实施。此后,公共物品领域的市场化改革迅速在世界各地蔓延,并逐步成为新公共物品管理模式。西方国家公共服务市场化的主要形式有:一是合约出租(Contracting-out),即把政府的一些工作推向市场。私营企业的竟争获胜者与政府主管部门签订合约,前者完成任务并达到合约规定的标准,后者支付合约规定的报酬。政府职责是确定需要什么、签订合约并监督绩效,具体的服务则由缔约的另一方来提供。二是公共服务提供上的多元结构,就是扩大服务提供主体的数量,打破行政垄断。即用说服、宣传表彰、政策优惠等手段鼓励和吸引私人资本投入到原来由政府包揽的事业中,如中小学教育、社会保险、退休保障、廉价住宅建设、医疗服务等领域,以优惠政策等手段,弥补政府财力和服务能力的不足。三是政府部门与私营企业的伙伴关系(public-privatepartnership)。政府与私营企业建立固定且正式的伙伴关系,要求私营企业履行政府所要求的特定的管理职能,政府则提供一定的优惠政策,与非固定的伙伴关系合作则采取核发许可证时提出一些附加条件等形式,要求私营公司提供特定的社会服务。四是公共服务社区化。就是使公共服务走向社区,具体措施包括鼓励各社区建立公益事业,如养老院、残疾人福利中心等,政府部门如社会工作部、警察局出面组织邻里互助、街道联防等,以改进社会服务或控制犯罪活动。
(三)国外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制度保障研究
为了保证公民都能得到基本公共服务,西方发达国家都是通过立法来对基本公共服务进行干预。美国在教育方面就有1958年的《国防教育法》、1962年的《教育电视播放设施法》、1964年的《民权法》、1964年的《经济机会法》、1965年的《中小学教育法》和《初等和中等教育法》。英国社会福利方面有1601年的《济贫法》、1765年的”斯品汉姆莱制度”、1908年的《老年赡养法》、《职业介绍所法》、《国民保险法》、1924年的特惠特利住宅计划、1946年的《国民健康服务法案》。
外国学者们在公共服务均等化的制度保障上也有研究,Borins认为,加拿大的均等化转移支付是联邦政府和省政府财政关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实施均等的财政支付,能有效促进全国公共服务的均等化。Hart认为,澳大利亚财政转移支付制度推行财政均等化原则,拨款分州支付具有客观、公开、规范的特征。联邦拨款委员会拨款时严格依照支出需求和收入能力测算,较为客观、公正地评估各州的支出需求和收入能力,以实现财政均等化目标。T.Presser认为,为了保证政府能给所有人民都提供基本公共服务,要通过立法,比如制定公共服务法或建立其他规章制度。Monisilan认为,政府提供公共服务和财政转移支付的层面越高,支持力度就越大。
(四)国外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现状研究
公共服务的非均等化现象,在世界上许多国家都不同程度地存在,各国所追求的目标,是最大限度地实现均等。由于国情不同,各国实现均等化的做法也不尽相同。澳大利亚等国通过了三部《公共服务法》,确立了澳教育、失业、看病、养老等公共服务体系,公共服务相对比较相对平衡;丹麦等北欧国家长期坚持“普遍”及“公平”与“效率”兼顾的原则,各地区之间发展较为平衡;德国通过以公共服务为重点的财政转移支付,基本上实现了公共服务的均等化。Clemens等认为,挪威地方政府的主要职能就是生产和提供基本的公共服务。在挪威,地方政府的财政支出占整个GDP的17,4%。地方政府可以依法自主支配支出。Nagel认为,美国、加拿大在教育、失业、看病、养老和住房等方面已经基本实现均等化,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每个小孩均可以享受义务教育;二是每位失业人员可以维持基本生活标准;三是每个公民可以享受最基本的医疗服务;四是每位老人可以享有比较稳定的基本经济来源;五是每个公民可以享有基本住房保障。
上世纪六十年代,学者们在城市的发展问题上争论激烈。有些学者认为为了充分利用土地以及节省城市公共服务的投入,应该采取均衡发展战略。而Boyee却认为要是我们对未来不是很确定或Le-ssinger认为的土地交易市场没效率的情况下,采取分散发展是较优选择;James C.Ohls和DavidPines基于权衡生活空间和建筑物的收益和商业区的发展现实,也认为分散发展更有效率。
近年来,国外开始有部分学者用可以量化的指标来衡量基本公共服务水平。通过把各种单个指标综合成一个合成结果,并广泛应用于卫生系统、社会服务系统、教育系统、地方政府等机构。RowenaJaeobs and Maria Goddard应用于英国的卫生和地方政府管理水平的衡量。Hood把这些利用各种指标来衡量公共服务的提供水平称为“数字管理”。
(五)国外基本公共服务的供给研究
由于不同的国情,世界主要发达国家形成了具有不同特点的公共服务供给模式。美国模式是一种在社会保障与社会福利等公共服务上坚持以市场为主导,引进竞争和激励机制的制度模式;英国模式是一种基本的全面公平型制度,强调的是自由经济的机会平等,鼓励个人的自助努力,将国家的保障限于“平等的最低生活”;德国模式是分散式管理(中央和地方分权模式),中央负责制定一些规章制度和标准,并且通过税收和转移支付解决地方难以解决的问题;北欧模式是全面公平的公共服务模式,突出特点是平等分享和公众参与公共服务。
多年来,公共物品的供给问题一直得到学者们的关注。Hansmann认为,公共物品的生产由非营利的第三方部门完成,生产者的欺诈行为便会得到有力的遏制;Weisbrod认为,第三部门的出现是市场失灵和政府公共物品供给不足的结果,它被视为一支独立的第三方力量在公共物品提供上实现公平与效率的最优结合,同时也在防范政府与私营部门对公众利益的侵害方面具有重大意义;Wuthnow提出政府、市场、志愿部门三部门提供公共物品供给模式,他指出,政府的特点是拥有强制性权力,市场是以非强制性原则来运作,而志愿部门是以“志愿主义”的原则来活动。政府、企业、第三部门
共同参与公共物品的供给,可实现各自优势的充分发挥及优势互补。Savas总结出政府促成私营部门进入公共物品领域的三种途径,即委托、撤资及替代。Reymont创立公共物品供给PPP模型(Public-Private-Partner ship),即公共部门与私营部门的合作伙伴模式。T.Prosser认为社会公共产品可以由两个渠道提供:一是基于权利保障的方法(rights—based approach),即通过国家立法方式来保证社会基本公共服务的提供。二是基于社会团体力量的方法(social solidarity-based ap-proach)。政府要确保基本公共服务的提高并保证各种合法机构公平进入公共服务市场。为了使公共服务的提供有效率,可以依靠颁布限制性的公共服务竞争法、依靠竞争法提供生产和分配的效率、依靠税收和转移支付方式对资源重新分配等方法。
三、对国内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研究述评
在明确提出公共服务均等化的概念之后,国内学者对相关概念的内涵和实现机制等问题进行了一系列的研究,试图将公共财政制度的完善、公共服务均等化和统筹城乡发展的政策支持结合起来,将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提升到一个新的理论层次。但是基本公共服务的相关问题,还有许多方面值得我们研究,具体表现在:
(1)对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问题的相关概念的分歧较大。明确界定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相关概念应该是进一步探讨促进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政策制度的基础和前提,但目前我国学术界对这些概念的分歧还较大,使得研究现有基本公共服务的不均等及相应的体制缺陷没有一个可衡量的标准。
(2)对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基础理论研究不够。虽然已经有少数学者对此方面进行研究,但只是从西方经济学中福利经济理论的角度进行了探讨,并没有结合我国实际进行研究,然而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问题是我国在特殊发展阶段下提出的。
(3)忽略了基本公共服务不均等的原因研究。虽然有少部分学者对其进行研究,但是研究得不够深入且较少去认真考察其背后深层次的原因。
(4)对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衡量标准研究较少。目前大部分学者都是在定性的研究公共服务均等化问题,虽然也有小部分学者试图建立可量化的指标来衡量公共服务水平,但是目前还没有一套很实用的衡量体系。
作者：丁焕峰 曾宝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