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伙伴们反映都在为论文烦恼，小编为大家精选了《社交网络之网络舆情论文(精选3篇)》，仅供参考，大家一起来看看吧。摘要：随着网络舆情的发展，大学生骨干对高校网络舆情的引导成为高校网络舆情管理的一部分。总结了大学生骨干和高校网络舆情的特点，提出了构建大学生骨干参与高校网络舆情引导的基础，分析了大学生骨干舆情监测与预测、建言、舆情向导、舆情知识库构建的四种作用。认为大学生骨干在高校网络舆情引导中具有独特的作用，高校应着力发掘大学生骨干舆情引导的潜力。
社交网络之网络舆情论文 篇1：
我国网络舆情工作的困境及路径探讨
[摘 要]网络舆情在社会发展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当前我国的网络舆情工作中主要存在着以下困境：移动互联网与大数据带来挑战；官方舆情场和民间舆情场，境外舆情场和境内舆情场存在着分歧；各地区网络舆情工作明显差别，网络舆情立法缺位和人才队伍不足等。指出做好网络舆情工作的路径，即建立健全网络舆情工作制度建设；整合信息传播与舆情应对平台；加强网络“意见领袖”的沟通与管理；加强突发事件网络舆情工作创新。
[关键词]网络舆情； 困境； 路径
在社会转型期，互联网作为最盛行的“民众思想集中地”，以互联网为载体的网络舆情也随之发展成为社会的一种新主导型舆论场域。当前，网络舆情的走向直接影响着社会重大事态的发展，是各级党政部门进行决策领导的重要参考，也是民众获得知情权、参政议政的重要平台。然而，当前我国网络舆情工作中存在诸多问题。如何正视这些问题，积极探索做好网络舆情工作的路径，对于贯彻科学发展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以及实现“中国梦”都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网络舆情工作中存在的主要问题及表现
（一）对网络舆情工作认知不足
第一，对网络舆情工作的重要性缺乏认识。近年来，随着我国互联网的飞速发展，网络舆情工作开始被多次提入国家的重大会议中。早在2007年党的十七大报告中就明确指出，“要加强网络文化建设，注重网络舆情引导，营造良好的环境氛围”；党的十八大提到“开展全民阅读活动，加强和改进网络内容建设，唱响网上主旋律，加强网络社会管理，推进网络规范有序运行”；2014年2月29日召开的《中央网络安全和信息化领导小组第一次会议》中，习近平总书记在会议中重点强调了网络舆论，“做好网上舆论工作是一项长期任务，要创新改进网上宣传，运用网络传播规律，弘扬主旋律，激发正能量，大力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把握好网上舆论引导的时、效、度，使网络空间清朗起来”。 2005年我国设立了专门的舆情部门，后来逐渐扩展为网络舆情管理办公室，网络舆情工作在我国当前的社会转型期中占据着非常重要的地位，它是消解当前发展矛盾和社会压力的重要渠道，是捕捉当前社会中的现实民意和利益需求的主要路径。但是，一些地方政府和官员对此缺乏充分的认识。
第二，“舆情工作就是捂盖子”的认知误区。舆情工作不是“捂盖子”。顾名思义，“捂盖子”是指隐瞒矛盾，想方设法地不让问题暴露，目前“捂盖子”被视为应对舆情的一种“利器”，成为舆情工作中的一大“顽疾”。“流言始于封锁，谣言止于公开”，在舆情工作中的“捂盖子”严重地损害了公民的知情权，不仅降低了官方的信誉度，更容易引发社会混乱，造成社会恐慌。同时，“捂盖子”也模糊了公共事件中的“问责”，尤其是在一些交通事故、矿难事故、官员贪污腐败事件、食品安全事件当中，谁来为突发事件所造成的伤害和后果买单？问责制度将何去何从？所以说，舆情工作不是“捂盖子”，应走出“舆情工作就是捂盖子”的认知误区，将“捂盖子”的恶习渐渐转变为“揭盖子”的思维方式，使我国的网络舆情管理工作逐渐走向正规化、科学化。
第三，将舆情监测和舆情监控混为一谈。舆情监测不等于舆情监控，将舆情监测和舆情监控混为一谈，是我们认知网络舆情时经常出现的错误。舆情监控，是指整合互联网信息采集技术及信息智能处理技术，通过对互联网海量信息自动抓取、自动分类聚类、主题检测、专题聚焦，实现用户的网络舆情监测和新闻专题追踪等信息需求，形成简报、报告、图表等分析结果，为客户全面掌握群众思想动态，做出正确舆论引导，提供分析依据。而舆情监测是指监视和预测公众的民意，侧重于监视与预测。从二者的目的来看，舆情监控目的是为了监督并控制民意；而舆情监测，则是单纯地监视和预测民意，了解和解读民意，以便为党和政府作出正确的决策提供一定的参考和辅助，不涉及到控制方面。从程序和条件来看，舆情监测多侧重于技术方面，一般程序是确定危机预警应对方案、进行全程监测、传达和沟通信息。而舆情监控则必须具备严格的条件，它侧重于“控制”，它的实施主体必须是执法部门，程序必须依照法律部门的规定，执行起来难度较大。从网络舆情的本质来看，舆情只能被监测、只能被掌握和预测；要对其进行控制，既是技术难以达到的，也是对民意的一种侵犯，因此，网络舆情监测并不等于网络舆情监控。
第四，把网络舆情等同于社会舆情。网络舆情不同于社会舆情。首先，网络舆情是以网络为载体，而社会舆情的载体较为丰富，不仅仅包括传统媒体，还包括人们的街谈巷议、口传心教等。因此，它不能完全地反映或者是代表社会民意，这是由它的媒介特性所决定的。其次，二者在社情民意的反映范围上不尽相同。网络舆情的主体只是社会群体的一个小部分，它代表以网民为主的某些社会群体的意思。最后，网络舆情与社会舆情的外在表现形式不同。网络舆情主要以互联网为主，包括微博、博客、网络社区、新闻跟帖、QQ、人人贴吧等与互联网有关的存在形式，而社会舆情的存在形式较为泛化、随意，除了传统媒体外，还包括街谈巷议等等。
（二）网络舆情工作机制、网络立法及人才队伍培养存在的问题
第一，舆情工作运行机制不能达到“多管齐下”。网络舆情工作运行机制是我们进行舆情管理的重中之重，它是一个庞大的系统工程。在这个网络舆情管理系统中，只有各项具体运行机制科学、有效地运行，处于“多管齐下”的状态中，才能使整个互联网舆情工作顺利进行。
1.网络舆情收集机制不完善。互联网中的信息泛滥与信息爆炸使得网络舆情收集变得尤为复杂。首先，对舆情收集的范围与内容缺乏科学、合理地“把关”。舆情工作中应该重点去收集哪些信息？如何设定收集内容与范围的标准？如何在收集信息时“去伪存真”？这是网络舆情收集机制中所遇到的困惑。其次，网络舆情收集的渠道较为单一。我国当前网络舆情收集在方法上主要集中在最传统、最基础的方法——搜索引擎，对一些资源丰富的渠道并没有充分利用，例如网上问卷调查、博客、微博、网络社区、新闻跟帖、QQ或者MSN以及一些国外网站等，它们可以为舆情收集提供丰富的渠道。
2.网络研判分析机制不完善。网络舆情分析主要是对海量的舆情信息进行筛选、提炼、分析、整合并进行研究而从中得出研究结果的一个过程。由于信息海量，分析时工作量庞大，加之要求具有科学精准的分析方法，所以在实际操作中往往不尽人意。网络舆情分析分散、随意，缺乏科学的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是当前网络舆情分析机制中一大难题。在网络舆情的定量分析中，容易出现文本分析、情感分析样本选取的偏差，偏重于主导声音而忽视其他民意，最终导致整合、分析出的网络舆情结果也缺乏真实、客观性；在定性分析当中，容易停留于网络舆情的浅层次方面，单纯地分析网络舆情所产生的表面原因以及所面临的当前问题，缺乏对其深层次原因和解决问题的方法进行研判探究。
3.网络舆情引导机制不完善。在当前我国网络舆情工作中，正确、高效的网络舆论引导机制不完善。首先，缺乏危机意识，缺乏引导预备机制，是网络舆情引导机制中的首要问题。网络舆情多发于突发事件当中，如果我们没有危机意识和舆情引导预备方案，将会使舆情处理变得复杂、无措，产生更大风险。其次，网络舆情引导中应急能力不足，容易错过最佳引导时机。网络舆情与公共突发事件相伴而行，因此对网络舆情的引导直接考验着政府的应变能力和问题解决能力。不难发现，很多时候一遇到公共突发事件和灾难事件，政府在面对复杂多变的舆情时，不能在第一时间公开信息，摆出应急方案，以至于失去主动权和权威性的同时，也遭到了民众的质疑、不满。最后，网络舆情工作更注重事后的后续总结工作，总结每一次网络舆情引导工作中的经验和教训，将会为今后的舆情引导工作逐渐走向成熟、高效起到很大的作用。
第二，法律规范匮乏，网络立法不完善。法律规范是否完善健全，直接关系到我国能否建立一个科学、正规的网络舆情管理体系，能否营造出一个健康的网络文化氛围。盘点一下目前我国关于互联网的法律法规，数量较少，且专业性、针对性较弱。主要有《信息网络传播权保护条例》、《中国互联网行业自律公约》、《维护互联网安全的决定》、《互联网文化管理暂行规定》等。然而，纵观这些法律条文，发现当前我国并没有一部专门性的、全面处理网络舆情的法律条文，可以说网络舆情在网络立法上一直处于空白。因此，应提升网络舆情工作中的法律理念，建立专门性的网络舆情法律法规，对网络立法不断完善，使网络舆情工作真正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
第三，忽视舆情工作队伍的建设，缺乏专业的舆情人员。网络舆情工作人员是社情民意的“观察员”，也是社情民意的“传声筒”。当前我国的网络舆情工作中恰恰缺乏一支强大、专业的舆情工作队伍，这是政府在网络舆情危机应对中的一大困境。表现在：一方面，部分党政部门由于理念偏差，对网络舆情工作队伍的重要性认知不足，未能及时有效地创建一支专业的舆情工作队伍。与专业的舆情工作人员相比，党政部门的工作人员一般为思想政治方面的人员，缺乏公关知识和舆情应对意识。另一方面，缺乏专业舆情人员培养体系，忽略对专业舆情人员的培养。
（三）移动互联网与大数据带来挑战
近年来，随着中国信息技术的不断发展，3G和4G网络覆盖着越来越多的人群，同时，智能手机、平板电脑等移动设备的快速普及，移动互联网正高速渗透到中国社会人群中。《2014上半年中国移动互联网用户行为统计报告》显示，[1]截至2014年6月，中国移动互联网网民达到6.86亿。其中，48%移动互联网用户每天使用移动互联网时长为1-4小时；84%移动互联网用户在晚上使用移动互联网，移动互联网与社交网络兴起将“大数据”带入新的征程。
第一，移动互联网成为网络舆情的新信源。移动互联网在给人们日常生活信息交流带来便利的同时，也给舆情传播提供了快速传播的新途径。人民网舆情监测室发布的《2013年中国互联网舆情分析报告》称：以微信、新闻客户端为代表，移动互联网在一些突发事件和公共议题上开始成为新信源，影响舆论。据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最新统计，2014年上半年，中国微博用户数2 .75亿，较2013年底减少543万；手机微博用户数1 .89亿，下降794万，使用率为35.8%。而以微信等为代表的手机即时通信工具的用户数却高达4.59亿，比2013年底增加2842万 ，使用率高达87%。越来越多的网友从微博的公众意见平台，转向更为私人化的微信朋友圈、陌陌等APP端，用户呈现显性的分流趋向。个性化、视频化、本地化和社交化四个维度拥抱正在发生的移动媒体革命，微信、新闻客户端等移动端的传播模式兴起，给传统的舆情监测方式带来了新的课题。
第二，舆情传播的不确定性，舆情监测陷入盲区。在以往以传统媒体、BBS论坛，我们往往可以容易锁定舆情源头与传播路径，在事态进一步发展之前第一时间发出预警并进行及时的干预。微信作为一个社交工具，信息传播形式相对隐蔽，互动率相应也较高，因此，通过平台与渠道监控舆情源头的传统监测模式已被颠覆。APP移动端的发展，以微信为代表的新媒介在传播渠道上，多是基于熟人关系的相对私密化的“圈子传播”，这类新媒介场域，一般的监测手段“触手难及”，极容易成为舆情监测的“盲区”。对于舆情引导的工作而言，最大的瓶颈莫过于“不知道舆情源头在哪”、“舆论是什么样子”、“谁是传播的主体”等等。如果没有对这种新媒介确切的监测把握，那么在舆情事件发生的时候，就很难形成有效的危机应对方案，从而错过舆情应对的最佳时机。
第三，海量信息，舆情“大数据”分析难度加大。据统计，中国网民每天发布和转发微博信息达2.5亿条，每天发送微信等即时通信工具信息超过200亿条，[2]网民每天通过各类网络论坛、网络新闻、博客/个人空间、社交网站、网络视频、微博、即时通信等互联网平台发表言论，海量信息“爆炸式”呈现出来。“信息超载”之下，一方面迫使更多的人群不得不更为主观地从海量的信息中获取信息，另一方面，信息量庞大、类型多元、价值密度低、速度快、时效高的大数据吸引了越来越多的关注目光。毋庸讳言，舆情工作正面临着大数据的挑战：如何实现跨平台舆情监测，从凌乱纷繁信息中挖掘有效舆情信息，成为许多舆情工作者必须面临的新问题。
（四） 不同舆论场存在较大分歧
第一，官方舆论场和民间舆论场相互对立依存。官方舆论场主要的发声主体是以党媒为主的带有明显官方色彩的传统媒体，民间舆论场主体则以自媒体为中坚力量。社交工具的多样化推动了民间舆论场的快速发展，有了微博、微信、论坛等公众平台的承载，民间舆论场的话语权正在渐渐赶超官方舆论场，甚至某些特殊事件，可以“倒逼”官方舆论场的舆论生态。官方舆论场重视大政方针层面的宏观事务，而民间舆论场更多的是关注与民生戚戚相关的问题，双方在关注点上存在分歧。其次，两个舆论场舆论的真实性各有差别。对于一起舆情事件的解读和背后真相的挖掘，两个舆论场的真实性各有差别。例如网络反腐类舆情，在案件尚未公布之时，网络上就已经开始流传涉案人的违法违规信息，或传言已被调查。然而在此时，很多涉事单位对其回应基本都称之为网络谣言，并对相关信息进行封堵。但随着案件调查的深入，当初被称之为谣言的信息最后却成为真相。当前，官方舆论场与民间舆论场的差异是造成社会撕裂的最主要原因。如何打通两个舆论场、塑造社会共识将是长期的过程，也是严峻的考验。
第二，境外舆论场与境内舆论场。一方面，境外舆论场具有明显偏见。由于中西价值观的差异，境外舆论场对于境内舆论场带有攻击性和仇视性，对于国内的政治生态以及民生问题往往带有明显的价值偏见；另一方面，境外舆论场信息传播的主导地位。由于西方国家在互联网信息传播中的优势，加之境内民间舆论场的散乱和易于被境外舆论场的控制，使得境内舆论场在国际舞台上有时不能够发挥主流作用，只能被动地对境外舆论场的质疑进行反驳和辩解，不能够真正形成影响境外舆论场的舆情生态。
（五）各区域网络舆情工作差距明显
1.我国东部地区舆情机制建设较为健全，舆情应对及时，而中西部地区舆情机制相对滞后。据CNNIC（中国互联网信息中心）第33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到2013年底，中国共有八个省市（北京、上海、广东、福建、浙江、天津、辽宁、江苏）的互联网普及率超过了50%。同时，东部地区一些地方政府率先在网络上展开网络舆情工作，通过与网民的互动成功打通两个舆论场，为地方政府塑造了良好形象。如江苏省镇江市，他们率先在全国范围内建立了政府部门新闻发言人制度，举办“网上居委会”活动，实施“网络幸福工程”，构筑镇江市网络幸福体系。通过系列与民沟通互动的行动来不断丰富网络问政的内涵，提升了镇江市政府的执政水平。报告显示，西部地区（新疆、宁夏、陕西、甘肃、青海、重庆、四川、西藏、广西、贵州、云南）互联网普及率为40.36%，低于全国45.8%的平均水平。西部地区共有网民1.4015亿，占全国网民基数的22.7%，其中网民超千万人数的省份有四川、广西、云南、重庆、贵州、新疆六个省份，其余皆为百万人数，青海、宁夏、西藏更是在300万以下。可以看出，整体上西部地区网络发展仍然远落后于中东部地区，网络发展缓慢，网民较少。一些地方官员不懂网络，不触碰网络，缺乏网络舆情素养，网络舆情工作处于无序的状态。
2.县级舆情多发、频发，舆情工作相对省市级较为落后。相对于我国各省、市党政机关在网络舆情应对工作中较为成熟的经验而言，各县级党政机关的网络舆情工作则较为落后。表现为很多县级政府只是把网络舆情工作粗略划分在宣传部、公安局名下，未建立专门的舆情队伍，很多舆情事件牵涉多个行政部门，而进行处置应对的往往只有宣传部门，网络舆情管理工作较为混乱。
3.村级舆情管理工作基本处于空白。随着近年来城镇化进程的加快，农村常出现一些土地纠纷问题，当村民从村委会那里得不到公正裁决或合理诉求时，便向镇、县级政府部门上访。“上访不如上网”，这是最近几年开始流行的说法，在农民网络维权意识不断增强的当下，很多纠纷涉事人直接在网络上发帖进行维权。例如在天涯社区的百姓声音版块，沉积着大量来自农村村民的维权网贴，网贴充斥着各种身份证信息、血手印、横幅和维权“诉状”。然而与之相对应的是，这类维权贴文鲜有人关注。在官方层面，村镇级行政单位对此类舆情多持漠视态度，然而在管理空白的背后，却有十分活跃的农村舆情。
4.我国少数民族地区网络舆情工作存在难点。第一，民族区域舆情工作具有特殊性。鲜明的地域性、多民族宗教和多元文化是民族地区的显著特征，所以民族地区网络舆情的源头除了有公共安全、自然灾害、民生等事件以外，还包含着民族、宗教因素，与少数民族群众的生活习惯紧密联系，有的还与国际问题相交叉。网络舆情如处理不恰当、不及时就容易引起网络舆情危机，破坏民族团结和社会稳定。事实已经证明，少数民族地区发生的网络舆情，发酵时间短、诱发群体性事件的概率大、事态管控难度高、民族关系破坏深、政府负面影响大的特点日益引起了党和政府的高度重视。第二，民族区域舆情传播具有多元性。在传播主体上，由于少数民族地区民族众多，宗教各异，文化丰富，55个少数民族的受众都可以是网络舆情的传播者和参与者，其传播主体和参与主体较为丰富；在传播方式上，可以是电话、音视频的电视传播，还可以是论坛、QQ、微博、微信的网络传播，甚至还有境外组织参与的跨国传播，传播方式、载体较为多元化。值得注意的是，近几年，移动互联网等新兴媒体正在成为境内外“三股势力”宣扬异端思想、传播暴恐材料的新平台，在境外网站上发布的暴恐音视频数量呈逐年增长趋势。同时，“三股势力”还借助网络散布谣言，煽动民族仇恨，攻击中国政府。如2010年网上不断有人传播“艾滋病扎针”、“新疆羊肉有病”等谣言信息，其目的是制造社会恐慌，挑拨民族关系，煽动民族仇恨。第三，民族区域舆情监控具有复杂性。我国少数民族语言文字的多样性导致舆情监控的难度加大。据国家语言资源监测与研究中心2011年统计，目前使用少数民族文字建站的网站共有400多个，主要为蒙古、藏、维吾尔、哈萨克、柯尔克孜、朝鲜、彝、壮、傣文等十多个民族的语言文字，其中维吾尔语言网站和藏文网站占绝大多数。然而针对这些使用少数民族语言文字的网络舆情，我们却没有一套成熟的监测工具。目前，针对少数民族语言网络舆情的监测相对滞后，很多舆情机构对少数民族语言舆情的监测依旧是以人工检索为主，暂时还不能做到大数据搜索、智能分析以及及时监测等服务。因研究水平总体落后，舆情管理部门还尚未有成熟的监测系统对含有少数民族语言文字的网络舆情进行及时监测和研判。
二、做好网络舆情工作的路径探析
（一）建立健全网络舆情工作相关制度
第一、网络空间管理需逐步走向法治化治理。2014年4月13日，公安部门等在全国范围内统一开展打击网上淫秽色情信息“扫黄打非·净网2014”专项行动。8月7日，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正式发布《即时通信工具公众信息服务发展管理暂行规定》，规范以微信为代表的即时通信工具公众信息服务。可以预见，未来一段时间，有关部门将继续加大网络治理的力度，这要求加快相关立法工作，特别是在依法治理网络空间、完善互联网信息内容管理等法律法规上迈出新的步伐。
第二、健全各地政府舆情工作机制。1、加强领导，明确任务，将舆情信息工作摆上重要位置。舆情工作要成为各级政府部门的重要职能，纳入工作日程，不断形成长效工作机制。当前，国内一些政府机关相继成了“网络舆情应对处置领导小组”以及相应的舆情工作部门，加强组织领导，划分职责，配备专职人员，这对推进舆情工作的常态化具有现实指导意义。2、理顺关系，整合政府内部舆情工作资源。进一步整合优化舆情信息收集与反馈网络，打造政府舆情工作联动机制。一方面，要加快打通省-市-县-乡镇上下级舆情工作资源共享平台，实现舆情信息反馈的纵向互通，另一方面，着力衔接起本级政府各个系统、各个部门间的信息交流，实现舆情信息的横向互通， 使舆情工作的触角延伸到各个环节，构建起覆盖全面、无死角的舆情工作整体局面，形成舆情监测与应对的工作合力。3、建立健全舆情工作机制、舆情预警机制。建立完善科学合理、运转灵活的舆情监测与反馈机制，一方面，针对可能发生的网络舆情，按照涉及范围、性质、传播广度、影响程度等参考指标，提早制定完善相应的应急处置预案，切实掌握网络舆情应对的主动权。另一方面，要形成对互联网的全天候动态监测机制，做到时时有人监测、有人回应的常态。4、加强人才队伍建设，打造专业化的舆情工作队伍。一方面，多渠道引进舆情专业人员，优化现有工作人员结构；另一方面要对现有人员加强网络舆情收集、分析、研判等方面的专业培训，不断提升舆情工作队伍的整体素质和工作水平。
（二）整合信息传播与舆情应对平台
第一、进一步强化舆情内参专报途径。当前，一些从事舆情工作的人员不深入网络舆论场，对舆情信息停留在简单的“复制”，有的坐在办公室想当然地“编”信息，有的在那里“等”信息，有的从别人那里或从网上“抄”信息，这样的信息粗放汇总当然就没有什么质量。因此要建立和完善舆情信息工作评比奖励制度，建立科学有效的激励机制，以提高舆情内参的质量与分量。同时，要围绕互联网舆论场一些带倾向性的问题和人们普遍关心的社会热点问题，定期与不定期形成一批有情况、有分析、有对策建议的专题舆情分析报告，不断提高对网络舆情的深度把握能力。第二、加快布局微博、微信公共平台。如何在新的互联网发展环境下，更加有效发挥政务微博微信的作用，为公众提供更好的公共服务，将成为政务部门抢占新媒体平台的关键。为了将良好的政务信息公开平台持续有效地运行下去，实现政府追求的“亲民化、便民化、高效化”目标，政府必须对政务微博微信有一个理性的发展定位及长远的顶层设计，政务微博发布状态无序，运营不良、发展不平衡等问题亟需解决。
（三）加强网络“意见领袖”的沟通与管理
第一、加强对微博意见领袖的身份管理。目前微博意见领袖的身份认证存在一定的乱象，一些意见领袖没有使用实名制，许多网民并不知道其本人真实身份。建议将粉丝数或单条微博平均转评数超过一定数量的网络个体账号，采取“特殊”政策，必须账号前台执行实名制。第二、强化底线意识，依法治理。依法加强对微博意见领袖违法、违规言论的管理。此外，应加大力度打击谋利型网络意见领袖。网络水军、网络公关是网络上的灰色地带。如今，一些“网络水军”已渗透到互联网的每一个角落，从论坛、博客到QQ群、邮件组再到微博，无处不在。对于由网络水军包装出来的网络红人，如果话题仅限于娱乐、生活，可以淡化处理，但有必要对其进行正面引导。有些网络“意见领袖”还刻意制造涉官、涉富、涉权等事件，以谋求政治或经济利益，有关部门要进一步掌控以网络推手为代表的网络水军群体发展态势及其行为方式。第三、引导网络意见领袖弘扬主流价值观。既要进一步鼓励广大党政干部在网络上积极发声，更要从“规模”建设向“质量”构造转型，充当政府和广大网民之间“舆情调节阀”的角色。
（四）突发事件的网络舆情工作创新
第一、转变理念——由“被动灭火”转变为“主动应对”。 我国当前的舆情工作缺乏主动应对的理念，取而代之的是消极的“被动灭火”。突发事件网络舆情一旦爆发，封锁消息、删帖子的“捂盖子模式”；无动于衷、任凭摆布的“绵羊模式”；回避问题、视而不见的“逃避模式”都一涌而来，使突发事件的网络舆情工作陷入了困境。
第二、快速反应——引进“4小时”黄金回应法则。反应迟钝，错过最佳引导时机是我国当前舆情工作中的一大弊病。事实上，谁赢得了突发事件真实信息发布的时效性，谁就在舆情应对中赢得了主动地位。应将传统的“24小时”回应法则转变为“4小时”黄金回应法则，提高突发事件中信息发布的及时性。“黄金4小时”是指突发事件发生后政府的反应、发声、处理问题的时间应在四小时以内，它主要锁定于新媒体场域，例如运用微博、博客、网络社区、QQ、微信等通道，在四小时内对舆情问题作出回应与处理。
第三、统一口径，避免“多方回应、多种声音”。突发事件网络舆情危机一旦发生后，政府应保持各个沟通渠道畅通无阻，确保发布信息时口径一致，避免出现多方回应，口径冲突。政府各部门对事件的观点看法应达到真实统一，避免多种观点所带来的舆论混乱；完善新闻发言人制度，通过新闻发言人来表达政府的声音，政府的态度、立场和意见都通过统一的新闻发言人来传达，做到“一个声音”。
第四、建立广泛的合作机制。1、各级、各地政府之间的相互合作。突发事件发生后，各级各地政府应该积极互动，进行信息沟通与交流，保持“一个声音”，避免口径冲突，提高政府在舆情工作中的公信力和权威性。2、公共突发事件发生后，政府应在第一时间与媒体进行沟通，将真实信息告知媒体，邀请各大媒体参加新闻发布会，对事件的进展跟进报道。3、加强与相关专家学者的合作，发挥其释疑解惑、排忧解难的作用。
第五、建立并完善事前、事中以及事后的相关机制。1、建立完整的突发事件舆情事前预警防范机制。这种机制一般包括网络舆情工作预案、舆情引导流程、舆情应对组织机构、不同时间段舆情应对的不同规划，具体可以细化到舆情的收集机制、舆情的分析和研判机制等流程当中。2、建立完整的事中应对机制。提前准备好“怎么做”是网络舆情工作中的必要之举，尤其是在频频发生的自然灾害、交通事故及食品安全事故等突发事件中，“怎么应对”成为突发事件网络舆情工作成败与否的关键。3、建立完整的善后机制。突发事件网络舆情的善后工作往往是政府最容易忽视的一部分。突发事件所引发的网络舆情一般都是经历了初期的酝酿，中期的爆发和高潮后逐渐开始消散。然而，其产生的影响并没有随着舆情的淡出而淡出我们的社会，它仍然在无形中影响着民众的思想和行为。因此，政府应重视网络舆情的善后工作，一方面，事后政府应认真地进行民意评估，深入了解民意。另一方面，政府应积极关注民意修复和公众心理，满足群众在善后工作中的信息需求，重新建构政府的权威性和公信力。例如，可以通过微博发布正面信息，传递正能量，消除负面影响。
参考文献：
[1]易观国际.2014上半年中国移动互联网用户行为统计报告[EB/OL]http：//www.eguan.cn.
[2]国务院新闻办公室.2013年中国人权事业的进展白皮书.[EB/OL]http：//news.xinhuanet.com.
（责任编辑：悠 然）
作者：王秀丽
社交网络之网络舆情论文 篇2：
大学生骨干在校园网络舆情引导中的作用机制研究
摘要：随着网络舆情的发展，大学生骨干对高校网络舆情的引导成为高校网络舆情管理的一部分。总结了大学生骨干和高校网络舆情的特点，提出了构建大学生骨干参与高校网络舆情引导的基础，分析了大学生骨干舆情监测与预测、建言、舆情向导、舆情知识库构建的四种作用。认为大学生骨干在高校网络舆情引导中具有独特的作用，高校应着力发掘大学生骨干舆情引导的潜力。这有助于促进高校网络舆情管理体系的完善。
关键词：大学生骨干；网络舆情；舆情引导；作用机制；高校
网络信息技术的发展与普及使得网民规模正逐年扩大，截止到2013年6月底，我国网民规模为5.91亿，互联网普及率为44.1%，学生群体是网民中规模最大的职业群体，占比为26.8%。[1]网络舆情作为社会舆情的一种，其正逐渐被人们所关注，高校网络舆情管理成为高校学生工作和校园文化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而网络舆情引导成为高校网络舆情管理的一部分。作为高校教育者、管理者与广大学生的中介桥梁，大学生骨干可以成为舆情管理队伍中的一员，在高校舆情引导中发挥积极作用。
一、高校网络舆情引导研究现状
1.国内高校网络舆情引导研究现状
目前关于高校网络舆情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参与群体特征、涉及内容、成因与现状、管理对策等方面。[2]周建胜等人在分析了高校网络舆情的成因后，提出了新闻发布、论坛、队伍、预警、信息收集和处置机制。[3]
在研究高校网络舆情引导中，有学者提出在队伍建设时吸纳优秀大学生骨干加入。游佳琳等人在构建校园网络舆情监测与引导长效机制时，提出构建学生自我管理机制，将学生骨干培养成为网络舆情中的“意见领袖”以引导舆情走向。[4]王海建在讨论高校网络学生干部的思想政治教育价值时也提到了学生干部对网络舆情的引导作用。[5]但是目前的研究都没有全面深入地探索大学生骨干在高校网络舆情引导中的作用机制。
2.国外高校网络舆情引导研究现状
国外舆情研究始于19世纪，主要是西方的民意研究。而高校舆情管理作为高校危机管理的一个重要分支始于20世纪60年代。[6]随着网络技术的发展与成熟，网络舆情引起了政府的重视，高校网络舆情也成为管理工作的一部分。国外对网络舆情的管理和引导主要关注技术与实际操作层面的研究，表现为：立法规范舆情内容、鼓励网络媒体与用户自律、技术手段控制和过滤、增强网络使用人的责任意识。
二、大学生骨干与高校网络舆情引导
1.高校网络舆情与大学生骨干
网络舆情是由于各种事件的刺激而产生的通过互联网传播的人们对于该事件的所有认知、态度、情感和行为倾向的集合。[7]而高校网络舆情是高校师生通过互联网对校园生活中的某些现象、校园管理以及其所关注的其他社会现象、社会问题所表达的情绪、意愿、态度和意见的总和。[8]在高校网络舆情中，学生因其自身的特点往往会成为舆情的主要参与者，因此在舆情引导工作中，大学生骨干可以发挥其独特的优势，成为高校管理者与学生之间的桥梁。
高校网络舆情中的大学生骨干根据其来源分为“线上”骨干和“线下”骨干。“线上”学生骨干来自网络，是学校官方网站、校园论坛或者班级网络平台上具有一定知名度和号召力的网络“意见领袖”。他们主要通过论坛帖子、博文、评论等来表达学生观点，成为一大批学生信服并追随的对象。[5]“线下”学生骨干是传统的学生干部，包括学生党员、入党积极分子、校院级学生组织社团干部、宿舍长、辅导员助理等。[9]其长期从事学生工作，具有一定的学生管理理论与实践经验，可以有效地发挥桥梁纽带作用。
2.高校网络舆情引导的意义和困难
（1）高校网络舆情引导的意义。高校网络舆情引导是指深刻理解党和国家政策方针，广泛了解大学生舆情现状及成因、动态和趋势，综合运用教育学、心理学等理论，通过科学合理的方法，使大学生群体整体思想认识、情感态度等趋于理性并与学校教育目标相一致。[10]
高校网络舆情引导的意义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首先，对于学生来说，高校网络舆情引导可以帮助学生理性且全面地思考社会或校园问题，做到不盲从，不随波逐流，有助于学生心智健康发展；其次，高校网络舆情引导有助于高校对学生进行思想政治教育，有助于维护学生与校园安全，避免消极、非主流的思想侵害学生，破坏校园和谐；最后，及时有效地引导高校网络舆情，消除不和谐因素，调动积极因素，对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2）高校网络舆情引导面临的困难。近几年，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关注高校网络舆情问题，但是高校网络舆情的引导仍然面临很大的困难。
一是高校网络舆情自身的特点导致舆情引导困难。高校网络舆情内容复杂、涉及面广泛，并且其突发性强，传播迅速。高校管理者往往很难预测、监控舆情的发展，即便深入了解掌握了高校网络舆情的具体内容，也经常是为时已晚，其已经形成溃堤之势。只有在高校网络舆情形成之前，高校管理者及时感知，才有助于后期舆情的引导。
二是舆情主体的特点导致舆情引导困难。大学生群体作为高校网络舆情的主体，相对于普通人群其文化水平较高，思维活跃，生活空间较为集中，群体的价值观相似，同时具有很强的目标性。因此大学生群体是积极的舆情传播者，任何言论都极易被发展为舆情。同时，由于大学生群体缺乏社会经历，思考问题不够全面，且从众心理严重，极易被别有居心者利用，从而导致舆情往负面、消极的方向发展。
三是舆情管理技术不成熟导致舆情引导困难。虽然网络信息技术发展已经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但是在网络舆情管理方面依然还有很多问题有待解决。网络舆情参与的匿名性使得管理者不能准确确定舆情的来源；网络及其应用的复杂性使得对网络舆情的信息挖掘不易实现。网络舆情信息监测是从海量、交互、动态的网络信息中及时识别、发现舆情。它既与自然语言处理技术密切相关，也与信息组织和信息分析技术相联系，其受限于自然语言处理技术。[11]目前的网络舆情监测软件在内容挖掘方面还有待提高。
三、大学生骨干在校园网络舆情引导中的作用机制
虽然形成高校网络舆情需要大量的参与者，但根据中国舆情网问卷调查的结果显示，在校园BBS论坛上的活动中，那些“参与讨论，表达意见”的学生人数要远远低于“只浏览文章”的学生人数。换句话说，其实在校园网络论坛中，大部分学生并不参与讨论，高校的网络舆情一般是由少数人引起的，而这些人一般都是“意见领袖”。[8]因此可以发挥大学生骨干的桥梁、纽带作用，以大学生骨干为主体，以少数带动多数的方式来引导高校网络舆情往正确方向发展。
高校网络舆情引导根本上属于高校网络文化建设的范畴，其核心是高校师生价值体系建设。大学生骨干参与高校网络舆情引导的核心是促进大学生价值体系的建设，其主要目的是清理纷繁复杂的网络言论中不利于大学生健康发展的言论，或者将这部分负面言论的影响降低到最小，防止高校网络舆情激化、歪曲、失控。
1.大学生骨干参与校园网络舆情引导的基础建设
大学生骨干参与校园网络舆情引导的基础建设示意图如图1所示。大学生骨干参与校园网络舆情引导的基础建设主要涉及高校两大机构：高校网络舆情管理机构与高校大学生骨干管理机构。
高校舆情管理机构主要为学生建立利益诉求渠道，并为大学生骨干提供与普通学生的交互机制和工作平台基础。高校网络舆情的成因之一是大学生表达自身利益诉求途径不畅通，因此，高校舆情管理机构通过设置学生利益诉求渠道，以便学生主动参与校园管理。同时，这也为大学生骨干收集学生意愿、发现和预测校园网络舆情提供途径；交互机制的构建便于学生骨干与普通学生、高校管理者进行沟通交流，同时也为大学生骨干第一时间处理突发舆情提供保证；高校网络舆情一般发生于校园内的论坛、社交网络等网络平台，这是大学生骨干发挥作用的主要平台。高校舆情管理机构为大学生骨干提供了相关工作网站、网络舆情检测软件、即时通讯系统等硬件及软件保障。
高校大学生骨干管理机构主要负责管理大学生骨干。高校网络舆情下的大学生骨干必须在思想上深刻意识到高校网络舆情工作的重要性，并了解网络舆情的特点、分类及成因和可能造成的影响，从思维上跳出狭隘的认知，并适时把网络舆情与自身的政治敏感度、法律意识、主人翁意识紧密联系起来。除负责大学生骨干的培养工作之外，学生骨干管理机构还应该建立相应的保障和考核机制，激励和约束大学生骨干，以保证大学生骨干在高校网络舆情中的引导作用。
2.大学生骨干引导高校网络舆情的作用机制
（1）舆情监测与预测作用。大学生骨干来自于大学生群体，其独特的身份有助于高校学生舆情的捕捉与预测，使舆情监测更具真实性，舆情预测更具准确性。大学生骨干通过线上活动，利用网络搜索引擎、网络调查、Web信息采集等技术，从人人网、朋友网、校园论坛、校园官方网页、博客、即时通讯等大学生经常使用的网络工具搜集网络舆情信息，并协助校园网络系统的维护、网络安全及保密管理等工作；通过线下与学生群体互动交流，充分掌握学生动态，真切了解他们的需求，理解他们的想法，及时分析、归纳、总结，并进一步向学校舆情管理部门汇报。通过线上与线下的密切配合，大学生骨干在校园网络舆情方面铺设了一张信息捕捉网，一旦发现可能形成网络舆情的网络信息，便可以采取一定的防范措施。
（2）建言作用。大学生骨干作为学生群体的一份子，较之高校管理者能更清楚地了解和领悟学生的需求。大学生骨干通过学生访谈、学生舆情问卷调查、以舆情为主题的辩论赛、学生意见听证会等方式搜集学生意见，同时让学生群体及时了解到舆情动态及学校的相关政策。在对校园网络舆情总结、归纳、修正之后向学校舆情主管部门汇报，同时以学生利益需求表达者和学校舆情管理参与者的视角提出相应的管理建议。这样不仅做到了上情下达、下情上传，同时也对舆情进行了深刻剖析，调动学生群体全面、理性地认识网络舆情。
（3）舆情导向作用。大学生骨干在感知舆情动态后，及时修正舆情中不正确的价值观，摒除阻碍主流思想发展的因素。从校园论坛、学校官网、即时通讯与社交网络三种不同的网络平台来看大学生骨干的舆情导向作用：在校园论坛上，大学生骨干通过发挥“意见领袖”的作用，主动提出正面的网络议题，积极发表客观的评论，转载分享健康的内容，引导学生跟随；在学校官网上，学校给予大学生骨干一定的管理权限，作为学生新闻发言人发布学校相关政策信息，减少学生对学校的“自觉对立”；即时通讯与社交网络不同于非官方的论坛和官方的学校网站，大学生骨干通过转发学校政策信息、社会或校园的讨论热点，并对此发表评议，引起学生群体关注、讨论，甚至发起线下活动，扩大主流思想的影响。
（4）舆情引导知识库的构建作用。大学生骨干在校园网络舆情演化的各个阶段发挥着作用。在校园网络舆情的产生时期，大学生骨干主要起到舆情监测与预测作用；在舆情的成长期，主要起到建言与导向作用；而在舆情的消退期，主要起到舆情引导知识库构建的作用。部分舆情在消退期可能衍生出新的舆情，大学生骨干在新的舆情生命周期中起到同样的作用。
四、总结
总之，无论是从大学生骨干独特的身份，还是从高校学生管理工作的机制，或是从高校网络舆情的产生与发展的特点来说，大学生骨干在高校网络舆情引导工作中都具有独一无二的作用。在高校网络舆情引导机制的构建中，高校应重视大学生骨干的培养工作，充分挖掘大学生骨干在网络舆情处理工作中的潜在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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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孙晴）
作者：姜莉莉
社交网络之网络舆情论文 篇3：
基于涉老突发事件的网络舆情预警实证研究
摘 要：伴随着我国人口老龄化程度的不断加剧，与老年群体密切相关的突发事件时有发生，有关言论在互联网上不断生成与传播，涉老网络舆情随之产生。如何对涉老网络舆情进行科学有效的控制与引导，不仅关系到老年群体的合法权益，还关系到全社会的和谐与稳定。在详细分析涉老网络舆情现状与特点的基础上，综合运用层次分析法与模糊综合评判法构建涉老网络舆情预警模型，并以“广场舞老人霸占篮球场”事件为例进行实证分析，最终得出此涉老网络舆情事件的预警等级为“比较严重，Ⅱ级”。该结果与专家对此事件的等级评定结果相吻合，从而较好地说明了预警模型的科学性与有效性。
关键词：涉老突发事件;模糊综合评判;层次分析法;预警模型
文献标识码：A
一、引 言
随着老年人口的不断增长，我国人口老龄化问题日益凸显。据2018年1月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截至2017年底，我国人口年龄结构中60岁以上的人口数量已经达到2亿4 090万，约占我国人口总数的17.3%，其中65周岁及以上的人口数量已逾1亿5 831万，约占我国人口总数的11.4%[1]。日趋严重的老龄化问题又相继产生了诸如养老等一系列关乎民生的社会难题。近些年来，随着养老问题逐渐受到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老年群体也成为一个特殊群体日益得到全社会的高度重视，“尊老、爱老”成为社会积极倡导的主旋律。然而，近年来相继发生的诸如“老人公交车上强吻女学生”“老人地铁上殴打女乘客”“老年暴走团霸占机动车道酿事故”等一系列涉老突发事件一时间使老年群体成为了众矢之的，相关负面言论不断，涉老网络舆情随之产生。
与此同时，伴随着大数据、云计算、移动互联网等新兴技术的飞速发展与成熟應用，人与人之间的沟通交流方式发生了巨大变革[2]。通过各种通信工具人们能够突破时间与空间的藩篱，随时随地地进行联系与沟通，如通过手机等移动终端进行信息的发布与传递目前已经成为人们不可或缺的一种生活方式。据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于2018年1月31日发布的最新统计数据显示，截至2017年12月末，我国手机终端用户已达7.53亿，互联网用户中使用手机上网的人群约占总用户的97.5%[3]。互联网技术的快速发展使得信息的传播彻底摆脱了时空的束缚，人们可以随时随地通过诸如文字、图片、语音、视频等多种形式传递信息与发表意见。而一些涉老突发事件经由互联网络平台往往能够迅速生成网络舆情并随之进一步传播与演化，这对于老年群体的切身利益与社会和谐稳定的维护都产生了巨大威胁。因此，及时对涉老突发事件进行舆情预警，进而科学有效地控制与引导涉老网络舆情有着极其重要的社会意义与现实意义。
总体上讲，当前国内针对突发事件网络舆情的相关研究成果较多，王晰巍、邢云菲等人在探讨新媒体环境下舆情传播信息特征的基础上构建了突发事件网络舆情的传播模型，并得出移动端的突发事件网络舆情相对于非移动端的传播速度更快、方式更多样、范围更广泛的结论[4]。齐佳音、刘慧丽等人基于复杂系统理论构建了内外源动力耦合度测量指标体系，得出了耦合协调度与社会影响力具有较强的正相关关系，并据此提出相应的对策建议[5]。吴鹏、金贝贝等人构建了包括网民、政府、媒体的多Agent模型，这为突发事件网络舆情的预测提供了参考模型[6]。陈海汉、陈婷基于网络论坛的发帖量构建了发帖量计量模型，并通过相关具体案例证明了模型的有效性与实用性[7]。王旭、孙瑞英以“魏则西事件”为案例，运用社会网络分析法对网络舆情传播的整个生命周期进行了剖析，并在此基础上绘制了突发舆情事件的舆情传播网络图，进而对该事件进行了结构测度分析，最终有针对性地提出了突发事件网络舆情的应对策略[8]。国内关于突发事件网络舆情的研究相对而言较为成熟，而涉老网络舆情是与老龄化问题的日益突出相伴而生的，因此专门针对涉老突发事件网络舆情的相关研究尚处在初级阶段，成果较少[9-12]，且现有文献多为宏观角度的定量研究，鲜有从细粒度上对涉老网络舆情的内在影响因素进行定性分析的相关研究。为了丰富现有研究，在对涉老网络舆情的现状及其特点进行剖析的基础上，将层次分析法（AHP）与模糊综合评判法相结合，构建基于涉老突发事件的网络舆情预警模型，并通过“广场舞老人霸占篮球场”事件进行实例论证，最后有针对性地提出涉老网络舆情的应对策略，以为政府的涉老网络舆情应对提供方法借鉴。
二、涉老网络舆情概述
（一）涉老网络舆情的现状
所谓涉老网络舆情就是指以发生的一系列涉老突发事件为导火索，进而引发的一系列社会舆论，而这些舆论借助互联网平台迅速传播并掀起新一轮的热议。近些年由涉老突发事件引起的涉老网络舆情屡见不鲜。2013年江苏省无锡市开庭审理了第一件“常回家看看”赡养案，这在网上引起了热烈的讨论[13];2014年山东青岛一位老人因买菜时闯红灯造成交通事故引发了热议;2015年安徽女大学生扶老人被讹事件经网络传播后引起了较大的社会反响[14];2016年重庆市“78岁大妈碰瓷玩具车”事件掀起了涉老网络舆情的热潮[15];2017年6月，新浪微博上的一个题为《真是坏人变老了吗？“涉老”事件为何频引争议》的帖子再次引发争议[16]。总体而言，近些年涉老突发事件时有发生并迅速掀起舆情的漩涡，图1仅以2017年6月份为例。
如图1所示，仅2017年6月份的一个月内便发生了6件涉老突发事件，这些事件经由互联网迅速传播以后，生成了不同程度的网络舆情。其中“广场舞老人霸占篮球场”传播热度指数最高，为5.08，其次为“老年暴走团机动车道健身”事件，其传播热度指数为1.99。这些涉老突发事件产生的一些负面舆情在互联网上迅速传播并演化，给老年群体的切身利益、政府的公信力以及社会的和谐稳定都造成了较大威胁。总而言之，伴随着我国老龄化程度的不断加深，涉老突发事件产生的涉老网络舆情也在不断增多，如何科学有效地对涉老网络舆情进行控制与引导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
（二）涉老网络舆情的特点
近些年伴随着移动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等新兴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与成熟应用，与传统的网络舆情相比，涉老网络舆情也衍生出一些新的特点，这给政府舆情控制与引导的能力带来了新的考验。具体主要表现在以下几点：
1.偶然性特点
移动互联网、大数据等新兴技术的发展与使用使得涉老网络舆情的生成与传播更具有偶然性，这主要表现在涉老网络舆情信息发布的偶然性以及涉老网络舆情信息传播的偶然性。涉老网络舆情信息发布的偶然性是指：一方面，涉老突发事件本身具有偶然性和不确定性，因此其引发的涉老网络舆情带有偶然性;另一方面，在信息技术的支持下，互联网用户能够摆脱时间与空间的束缚，随时随地地发布身边的涉老网络舆情信息，并表达自己的看法[17]。涉老网络舆情信息传播的偶然性是指互联网用户在看到涉老网络舆情信息时会不自觉地进行评论、转发，这促进了涉老网络舆情的进一步传播与演化。
2.碎片化特点
伴随着自媒体的兴起，微博、微信、快手、抖音等社交网络平台不断涌现，“全民麦克风”时代悄然到来。当涉老网络舆情事件发生后，相关信息往往会以文字、图片、视频等多种形式被发布到各种社交网络平台上，而这些信息往往具有短、平、快等特点。如新浪微博，文字信息被限制在140字以内，用户往往能在极短时间内用极其简短的文字将涉老网络舆情事件的相关信息发布出去。再如快手，录制的视频一般都在1分钟以内，公众在录制完涉老舆情事件后可以瞬间发布到网络平台上去，这凸显了涉老网络舆情具有碎片化的特点。
3.群体演化特点
近些年，我国老龄化现象日趋严重，在老龄化背景下涉老问题受到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因此，每当有涉老舆情事件发生时总是能够迅速引起社会的高度关注，进而引发热议。涉老网络舆情话题容易在传播演化过程中不断延伸与发展，呈“愈演愈烈”趨势，且容易产生“以讹传讹”的失真信息甚至网络谣言，这些都容易进一步引发次生舆情。同时，在热点涉老网络舆情事件中，公众容易产生“求同”心理，他们的观点、看法通过交流与讨论之后往往会趋同或一致，这样就极容易引起公共舆论，进而引发涉老网络舆情。并且有的涉老网络舆情甚至会与线下行动相结合，进一步形成群体性事件。因此，涉老网络舆情具有典型的群体演化特点。
4.偏差性特点
首先，网络世界具有虚拟性、匿名性等特点，许多网民仅仅为了发泄自己的情绪，其观点或言论往往偏向主观，这并不能够客观地评价涉老突发事件。其次，网络舆情是由许多网民的观点汇聚碰撞引发的，它能够较好地展现出真实的社情民意，但即便如此，实际上它并不能代替所有公民的观点，因为除了积极活跃在各种社交网络平台的“发声者”或者“网络大V”以外，还有“沉默的大多数”存在。最后，涉老舆情由于针对的是老年群体，而恰恰我国老年人群使用互联网的比重是最低的，网络上掀起相关舆情浪花的往往为年轻人，而一旦涉老舆情事件中涉及到老年人与年轻人，网民往往会为自己所代表的群体发声，这些因素都导致了涉老网络舆情的偏差性特点。
由于涉老网络舆情具备以上这些特点，因而涉老网络舆情的有效控制与引导应该引起政府的高度重视。面对当前我国频繁发生的涉老网络舆情事件，应积极采取有效措施对其进行及时预警，要“防患于未然”，在涉老网络舆情还未广泛传播与演化、造成较大的负面社会影响时，便对其进行科学有效的控制与引导。
三、基于AHP-模糊综合评判的涉老网络舆情预警模型
模糊综合评判法是一种较为有效的评判方法，应用非常广泛。它是基于模糊数学知识的、能够较为有效地对目标事物给出综合评判与分析的一种数学分析方法[18]。它可以将定性评价转化为定量评价，适合对受到多种因素影响的对象给出一个较为客观的总体评价，该方法由于具有思路清晰、系统性较强、能够有效解决难以量化的问题等优点，因而得到了各个学科的广泛应用。其步骤主要包括因素集、指标权重、评价集、综合评判等。而层次分析法是由美国著名学者萨蒂提出的一个较为常用的系统性分析方法，它能够将一个复杂的问题视作一个整体的系统，通过对该系统的影响因素逐层分析，结合专家咨询给出各因素的相应权重，进而构建模型。本研究通过将层次分析法与模糊综合评判法有机结合，构建涉老网络舆情预警模型，在对涉老网络舆情影响因素深入分析的基础上，设计涉老网络舆情预警指标体系，并运用模糊综合评判法对其预警等级进行准确判定，进而通过具体案例论证，说明该预警模型的有效性与实用性，最终提出一些具有针对性的涉老网络舆情应对策略。
（一）涉老网络舆情指标体系构建
本研究通过仔细阅读网络舆情指标体系的相关文献[19-24]，并结合涉老网络舆情的自身特点，构建涉老网络舆情预警指标体系。该指标体系以涉老网络舆情主题热度、涉老网络舆情发布度、涉老网络舆情参与度和涉老网络舆情扩散度为一级指标，共包含4个一级指标，其中一级指标又被细分为13个二级指标。一级指标分别为涉老网络舆情主题热度、涉老网络舆情发布度、涉老网络舆情参与度与涉老网络舆情扩散度。涉老网络舆情主题热度又具体细分为3个二级指标，分别为同类主题发布总数、涉老主题敏感度、涉老主题转发评论量;涉老网络舆情发布度具体细分为2个二级指标，即涉老网络舆情所在网站和舆情发布者粉丝数量;涉老网络舆情参与度和涉老网络舆情扩散度均包含4个二级指标，其中涉老网络舆情参与度细分为舆情传播者互动频率、舆情传播者粉丝数量、涉老事件正面回复数及涉老事件负面回复数;涉老网络舆情扩散度细分为发布网站权威度、发布网站分布度、意见领袖影响力和涉老网络舆情传播速度，具体详见图2所示。
（二）因素集的确定
确定涉老网络舆情的因素集是建立其综合评判体系的一个重要步骤，在涉老网络舆情因素集的确定上，首先要抓住影响较大的关键性指标，进而对其再一次进行细分，即U={U1，U2，…，Un}。根据建立的涉老网络舆情指标体系图，将因素集U大致上细分为4个子集，而其中的评价集为Ui={Ui1，Ui2，…，Uik}，进一步将其细分为13个具体的评价因素。
（三）评价集的确定
在涉老预警模型的构建当中，建立科学恰当的评价集是尤为重要的，即V={V1，V2，V3，…，Vm}，本研究综合涉老网络舆情对于社会维稳的意义以及领域内专家的意见，参照我国自然灾害预警等级的划分标准，将涉老网络舆情预警具体划分为四个等级，即蓝色预警、黄色预警、橙色预警与红色预警，相对应的等级分别为（轻微严重，Ⅳ级）、（一般严重，Ⅲ级）、（比较严重，Ⅱ级）和（非常严重，Ⅰ级）。也即取m=4对涉老网络舆情预警等级进行评判。
（四）指标权重的计算
运用层次分析法对涉老网络舆情各个影响因素的权重进行确定。在确定权重时，由于各影响因素的重要程度不同，因此要对其赋予不同的权值。为保证科学性，本研究采用Saaty等学者的9级比例标尺法来对涉老网络舆情影响因素的重要度进行赋值（见表1）。
在有关专家对涉老网络舆情影响因素的重要度赋值的基础上建立判断矩阵，然后对判断矩阵的特征向量进行求解，本研究采用方根法来进行求解，其具体步骤为：
（五）模糊综合评价
综合层次评判法的分析结果及上述指标权重的计算方法能够得出向量Ai与矩阵Ri，进而可以运用Bi=Ai*Ri得到第一级模糊综合评判模型，再进一步由第一级模糊综合评判矩阵B与相应的权重A可以得出第二级评判模型BS=A*R，最终根据得到的最大隶属度来确定其对应的涉老网络舆情预警等级。
四、模型应用与实例分析
（一）舆情事件回顾
2017年5月31日，河南省洛阳市的某公园篮球场上，一群跳广场舞的大爷大妈与打篮球的年轻人为争夺篮球场而发生冲突[25]，由开始的语言冲突上升至肢体冲突，继而多名老人殴打一名赤裸上身的年轻男子，该事件造成该年轻男子受轻伤。其后，警方介入，将受伤男子送往医院，并带走数名涉事老人。该事件引起热议并迅速在网上发酵，与其后发生的两件涉老舆情事件相比，该涉老突发事件引起了更大的负面影响，详见图3所示。
由图3所示，通过对2017年5月26日至2017年6月25日期间发生的涉老突发事件进行汇总，这段时间内发生的较大的涉老网络舆情事件主要有3件，而其中以“广场舞老人霸占篮球场”事件的关注度和影响力最大，在新浪微博上，该事件的阅读量达到了4 731.3万条，讨论数大于10 000条。
（二）结果与分析
本研究以“广场舞老人霸占篮球场”事件为例，首先由相关专家对指标体系各影响因素权重按照9级比例标尺法进行评分，再结合方根法最终得出判断矩阵及一级指标的各个影响因素权重，具体如表2所示。
由表3可以得出W=（0.541，0.312，0.100，0.047）T，即一级指标的权重为：A=（0.541，0.312，0.100，0.047）;同理，能够得出二级指标影响因素的各权重分别为A1=（0.152，0.369，0.479），A2=（0.552，0.448），A3=（0.347，0.148，0.302，0.203），A4=（0.380，0.243，0.188，0.189）。其次，通过网上问卷共随机挑选了227名不同性别、不同文化层次和不同年龄段的网友对该事件的严重程度认知进行了问卷调查，并采用李克特量表对问卷进行筛选处理，最终获得200份有效问卷，具体的相关统计数据如表3所示。
已知二级因素的各个权重分别为A1=（0.152，0.369，0.479），A2=（0.552，0.448），A3=（0.347，0.148，0.302，0.203），A4=（0.380，0.243，0.188，0.189），同时评价集的变换矩阵为
由模糊综合评判方法运算规则可知，第二层得出的各评判结果形成了第一层评判的交换矩阵，即
由综合评判结果可看出，对于“广场舞老人霸占篮球场”涉老网络舆情事件评论的隸属度分别为（0.061，0.140，0.430，0.368），其中最大数值为0.430，其对应的预警等级为“比较严重，Ⅱ级”，即“橙色预警”。这与专家事后对该事件的定性评价相吻合。
五、结论及建议
近些年，伴随着我国人口老龄化问题的不断加剧，与老年群体密切相关的涉老突发事件也时有发生。这些突发事件经由互联网平台能够迅速掀起一系列负面言论并迅速传播、发酵，进一步生成涉老网络舆情，大多数涉老网络舆情事件都产生了较大的负面影响，考验着政府的舆情导控能力，威胁着社会的和谐与稳定，因此寻求科学有效的舆情预警方法则显得十分必要。本研究在综合运用层次分析法与模糊综合评判法的基础上构建了涉老网络舆情预警模型，并以“广场舞大妈霸占篮球场”事件对该模型进行验证，结果表明该预警模型对涉老网络舆情事件有较好的预警效果。然而，老龄化背景下的涉老网络舆情具有特殊性与复杂性，有鉴于此，笔者针对涉老网络舆情预警，提出以下几点建议。
（一）努力提高老年人自身素养
伴随着我国经济的高速发展，人民的生活水平相比以前有了质的提升。而我国的老年人口由于受历史、经济、社会等多种因素的限制，造成了他们的文化水平整体偏低。因此，在生活水平大幅提升、信息技术高速发展的今天，我国的养老需求不应仅仅局限于满足基本的物质需要，而应从物质需求向精神需求进行转变，老年人自身要更加注重精神层次的提升。老年人应努力提升自身的综合素养，包括知识素养、道德素养等，同时发扬“活到老学到老”的精神，不断地学习科学文化知识，与时俱进，学习和接受新鲜事物，努力做到既不容易上当受骗，又能理解其他群体的想法与需求，形成年轻人“尊老敬老”、老年人“爱幼护幼”的社会风尚，为社会的文明与和谐贡献出自己的一份力量，与此同时这又能在一定程度上减少涉老网络舆情事件的发生。
（二）积极为老年群体提供良好的养老环境
伴随着老年群体的不断扩大，要实现“老有所乐、老有所为”的目标，积极为老年群体提供一个良好的养老环境至关重要。目前，由于受多种因素的限制，我国还没有建立起一个系统的养老体系，许多地方也因为受经济、公共服务水平的限制，无法为老年群体提供一个良好的养老环境。良好的养老环境包括硬环境和软环境两大类，硬环境包括基础设施、服务中心等，软环境包括技术环境、人文环境等。这些环境因素相互联系、相互影响，其因素总和构成了养老环境。目前我国各地养老环境的供给能力参差不齐，由于城乡二元体制的藩篱还没有完全被打破，农村地区相对城市而言，其发展步伐较慢，经济、文化水平偏低，因此农村的养老环境总体上来讲还非常落后，养老基础设施尚不完善，技术环境、文化环境等供给能力还极为有限。政府应着力解决养老环境供给不足的问题，如此便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减少类似于“广场舞老人霸占篮球场”等因争夺环境资源而引发的涉老网络舆情事件。
（三）建立涉老网络舆情的快速预警机制
身处社会大变革时代，大数据、物联网、移动互联网等信息技术飞速发展为公众的日常生活带来了许多便利，而与此同时也给传统的网络舆情的控制与引导方式方法带来了全新的挑战。与传统网络舆情相比，新时期的涉老网络舆情传播速度更为快捷、传播方式更为多样、传播范围更加广泛。政府在应对具有偶然性、碎片化、群体演化等新特点的涉老网络舆情时，不再像以往那样能够有足够的时间通过权威的信息发布途径来从容地了解和导控舆情。当涉老网络舆情产生以后，政府应能第一时间获取相关信息继而启动涉老网络舆情导控机制，才能抢占社会舆论阵地，掌握公众舆论的主导权[26]。因此，为了能够更及时、高效地应对涉老网络舆情，要建立科学有效的涉老网络舆情预警机制。当发生涉老突发事件时，能够迅速对该突发事件进行预警分析，给出该涉老突发事件的预警等级，以提高涉老网络舆情的快速预警能力，这对于涉老网络舆情的控制与引导来说至关重要。
（四）建立涉老网络舆情危机处理预案
涉老网络舆情虽然主要是针对老年群体而言的，其直接关乎的也一般为老年群体的切身利益，但涉老网络舆情产生的潜在危机则会对政府的公信力、社会的和谐与稳定造成巨大的影响。正所谓“牵一发而动全身”，因此，涉老网络舆情危机的处理应引起足够的重视。涉老网络舆情的科学控制与有效引导，关键要做到“预防为主、防治结合”，而对于涉老网络舆情危机的及时预防尤为关键。在涉老网络舆情生成初期便积极采取有效措施，努力将负面的涉老网络舆情扼杀在摇篮中，不让其继续传播与演化。老年群体是一个需要给予特别关注与呵护的群体，积极应对涉老网络舆情危机应事先建立起涉老网络舆情危机应急处理预案，保证信息发布渠道的畅通。当发生重大的涉老网络舆情事件时则能够在最短的时间内，通过广泛的信息渠道发布正确信息，避免网络谣言的滋生、发酵。在现代化信息时代，网络信息的传播具有短、平、快以及分散私密传播等新特点，涉老网络舆情的补救成本非常大。因此，应积极建立涉老网络舆情危机处理预案，为老年人的切身利益与社会的和谐稳定保驾护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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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曹海军 李明 侯甜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