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写好一篇逻辑清晰的论文,离不开文献资料的查阅，小编为大家找来了《汉语词类研究述评论文(精选3篇)》，供大家阅读，更多内容可以运用本站顶部的搜索功能。摘要：从吕叔湘先生提出“时点”“时段”的概念开始，语言学界对汉语的时间词的研究越来越深入，并从现代汉语的时间词研究延伸到古汉语的时间词研究。本文从研究语料的时间顺序角度出发，分为文言和白话两部分，对现代汉语时间词研究及古汉语时间词研究进行简要回顾和述评。
汉语词类研究述评论文 篇1：
近十年来汉语歧义研究综观与展望
摘要：汉语歧义问题长期以来一直是现代汉语语法研究的一个热点。进入21世纪之后，学者们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进一步对汉语歧义现象进行了探讨，主要成就有：重视语言主体和歧义之间的关系，以语用分析为指导，歧义和语用、歧义与认知的研究成为歧义研究的重点内容；引进并利用新兴的技术手段和研究方法对这一现象进行研究，在语言学的跨学科研究上取得了突破性进展，逐步增强了歧义研究的应用性，使歧义问题的研究进一步向纵深方向发展。文章阐述了近十年来汉语歧义研究的主要内容，并对歧义研究的未来发展趋势做了展望。歧义的加工以及计算机领域对歧义的研究将成为未来的主要侧重点，跨学科研究也是歧义未来研究的主要研究方向。
关键词：近十年；歧义；综观；展望
歧义问题长期以来一直是现代汉语语法研究的一个热点。诸多前辈时贤都对汉语歧义进行过研究，成就斐然。在进入21世纪之后的近十年间，学者们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进一步对汉语歧义现象进行了探讨。这一阶段的主要成就是：重视语言主体和歧义之间的关系，以语用分析为指导，歧义和语用、歧义与认知的研究成为歧义研究的重点内容；引进并利用新兴的技术手段和研究方法对这一现象进行研究，在语言学的跨学科研究(如，心理语言学、计算机语言学和实验语音学)上取得了突破性进展，逐步增强了歧义研究的应用性，使歧义问题的研究进一步向纵深方向发展。
本文以近十年(2000－2010)的汉语歧义研究的相关论文和著作为依据，对汉语歧义的研究成果进行梳理总结，试图描绘出当下汉语歧义研究的概貌，并且据此进行考察分析，以期揭示未来汉语歧义研究的新趋势。
一、汉语歧义定性分析和静态描写
传统的汉语歧义研究概括起来，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歧义定义、歧义类型、歧义格式、歧义分化等主要侧重定性分析和静态描写的研究。进入2l世纪之后，汉语歧义研究在这些方面的研究相对比较零散，新兴的研究成果不多。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
1，歧义格式研究
这一阶段对歧义格式的研究主要是吸纳了多种研究理论，采用了更加多元化的分析方法。这些研究都从不同的角度深化了歧义研究内容，揭示了歧义可能包含的信息量，分析歧义组合形成的具体原因、构成的条件，揭示组合成分的词类小类及其配合规律，提出分化歧义的具体办法。王红旗(2006)对现代汉语中与施事和受事相关的歧义对象产生的条件的探讨。何洪峰(2002)对由“词语多义、结构层次不同、结构关系不同和语义关系不同四类因素两两组合而形成的句法结构的16种歧义的可能性”的探讨。邱庆山(2008)对“连N也v”格式的致歧情况的考察。于景超(2007)对“v+了+T+的+N”格式研究，等等。
2.汉语歧义度探究及歧义结构的语用分析
汉语歧义度的研究继续受到重视，从语用学角度对歧义结构进行分析探讨日益成为研究新趋势。在歧义度研究方面，尤庆学(2000)、王玲玲(2010)等均问卷调查的形式考察分析了歧义结构的相对歧义度和绝对歧义度：在歧义结构的语用分析方面，项成东(2003)对语用歧义的产生、界定、分类和特征进行阐述，并且详细探讨了影响语用歧义理解的主要因素。徐以中(2003)综合考察了副词“只”的位置和歧义之间的关系。陈一民(2005)指出从语用认知的角度来分析，有关汉语歧义结构的单义项的认知理解频率往往是不平衡的；并通过对大量歧义实例的考察和分析，认为句法、语义和语用三个方面可作为优选意义的理论分析途径。所有这些研究成果对探索歧义度研究以及歧义结构与语用、认知的关系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3，汉语歧义分化方法研究
有关汉语歧义分化方法的研究仍然受到关注。研究主要是从语音、语义、语用、认知的角度来分析歧义的分化。杨亦鸣(2000)以“也”字句为例讨论了如何利用语音图谱来确定话语中心，并借此排除相关歧义。延俊荣(2000)从“挖深了”的构成出发，探讨其认知上存在的原因、分化手段以及理论依据，并从层次分析、语境、语音间隔、重音及“了”的不同用法等不同的角度讨论了该格式的分化问题。周明强(2004，2006)分别从认知和语用的角度辨析了歧义、歧解、用歧的联系和区别，并分析认知研究在歧义消解中的作用和影响。
近十年的汉语歧义研究中，结构主义仍然占有一定地位，歧义格式、歧义度、歧义结构意义，以及歧义分化和歧义消解探讨等方面都有发展，从语用、认知等角度分析与歧义研究的关系已经成为研究重点并日益占据主导。
二、汉语歧义研究新领域的拓展
1，心理语言学与歧义
在心理语言学界围绕着语言理解是模块化的，还是相互作用的这一基本问题诞生了很多理论模型。这些理论模型很多都以歧义加工为研究对象。近十年来，以汉语歧义加工为研究对象研究内容涉及词汇歧义、句法歧义和词类歧义。
(1)词汇歧义。对于词汇歧义的研究，学者们在不同程度上肯定了语义和语境对于确定歧义词的意义的作用。周治金，陈永明(2006)发现词语境和歧义词相对意义频率对汉语同形歧义词和同音歧义词多个意义的加工过程有影响。周冶金等(2003)发现在同音歧义词加工的早期。语境和相对意义频率在同音歧义词歧义消解过程中有其影响。舒华，唐映红等(2000)也发现语境对同音词对词汇歧义的促进作用。任桂琴等(2007，2008)等采用ERP和眼动技术，对汉语词汇歧义消解中句子语境作用的时间进程及大脑活动进行了考察，实验结果支持模块化观点。对于词汇歧义加工的脑机制问题也受到关注，周冶金等(2007)探讨了汉语词汇歧义消解的过程及大脑两半球的差异，在歧义消解方面大脑左半球具有一定的优势。
(2)句法歧义。以往针对句法歧义的研究主要是在英文中进行，而且大部分集中在非常有限的几种句法结构上。近年来，汉语句法歧义消解的研究引起了语言学家、人工智能专家和认知心理学家的极大关注，已经逐渐成为探讨句子加工的一个非常活跃的关键领域。汉语句法歧义加工的研究近十年来刚刚兴起，多数研究也是围绕着加工是模块化的还是相互作用这一基本问题的。张亚旭，张厚粲等(2002)证明了话语参照语境在句子加工早期的作用，结果支持句法歧义消解的参照理论和基于制约的模型。高兵、杨玉芳(2009)发现人们在句子加工的早期就开始利用语用知识理解句子的隐含意义。孙兵，刘鸣(2007)研究表明语义关联性因素显著影响对句子的理解加工。徐晓东、刘昌(2008)着重探讨了句法加工和语义加工的关系，提出“平衡点理论”，认为在句法加工和语义加工的关系不是静态不变的，二者之间力量比较强的一方能够支配句子的理解过程。另外，周治金等(2003，2007)都探讨了语境对句法歧义消解影响；高兵、曹晖等(2006)还利用ERP技术和功能成像技术把心
理语言学中比较关注的脑机制应用于句法加工，力求在生理角度真正解开大脑如何进行句法加工之谜。除此之外，工作记忆对句法解歧方面的探索也出现了一些研究成果(鲁忠义，范宁，2006；王沛，蔡李平，2010；闫国利等，2004；陈宝国，徐慧卉，2010)。
(3)词类歧义。词类歧义作为一种特殊的汉语歧义现象，兼有词汇歧义和句法歧义的特点，但与词汇歧义和句法歧义的研究相比，它们受到关注较少。武宁宁，舒华(2002)研究表明语境在歧义词加工早期对意义激活就有影响，支持相互作用理论。武宁宁，舒华(2001，2003)考察了汉语词类歧义词意义激活的时间进程特点，研究表明相对频率能够即时影响词类歧义解决过程，结果支持基于制约的模型。
2，计算语言学与歧义
随着计算机领域内的高科技和先进技术在语言学中的普遍应用，歧义问题在计算机语言学的研究范畴中取得了长足的发展。立足于计算语言学的学科背景，计算机遇到的歧义可能存在于各级语言单位及语言学的各个层面，自然语言理解和机器翻译中存在的歧义问题也自然成为困扰很多计算语言学家的难题。
计算语言学专家的任务是考察机器在处理自然语言的过程中所遇到的歧义，包括歧义字段切分、歧义格式分化等。在这些具体的研究领域中，汉语文本的自动分词是汉语信息处理中最为基础的研究，近十年间学者们进行了大量的研究。在汉语文本的自动分词研究中，歧义字段切分和专有名词识别是这一领域中最棘手的两大难题。
(1)歧义字段切分研究。歧义切分字段从主要构成形式上可分为交集型歧义字段和多义型歧义字段。陈小荷(2004)利用封闭测试和消歧实验等手段，着重陈述了用基于词的二元模型来消解交集型分词歧义的方法步骤，并且指出二元模型对于大规模语料库建设的重要意义。针对于解决交集型伪歧义字段的切分，李蓉(2009)通过引入先进的机器学习方法SVM来进行研究论证，提出了一种应用于支持向量机的汉语歧义切分方法，要求建立与之相对应的分类模型，来提高歧义切分速度和识别准确率。与交集型歧义字段研究相比，多义型歧义字段的研究比较少。冯素琴，陈惠明(2007)通过采集、统计相关组合型歧义字段的前后语境信息，应用对数似然比建立了语境计算模型，并且针对语境信息的窗口大小、位置和频次对消歧的影响设计了权值计算公式，借此证明使用语境信息之和对消解组合型分词歧义具有良好效果。
(2)专有名词识别研究。汉语文本自动切词的另一个难点是专有名词识别。近年来学者们着重研究了中国人名和中国地名的处理问题。刘开瑛(2001)提倡建立专门合理的专有名词识别模块，并不断对其内容进行适当地裁减和增加，赋予这一系统足够的开发性和可移植性。刘开瑛、郑家恒(2000)还指出在建立专有名词识别系统的时候，需要优先采用统计方法，利用一定的概率估值函数在待识别语料中进行初筛选，并且收集候选信息相应的上下文信息，然后通过规则进行进一步的确定或删除处理，直至得到真正无歧义的专有名词信息。
经过近十年的研究，自动分词软件系统的研制开发已经逐渐由先前单纯的实验阶段逐渐发展、演变并且不断地趋于完善，现已达到了实用阶段。在计算机语言学领域，高科技和专门技术的不断研发、应用，使得学者们对相关歧义的分类描写愈加清晰，并且逐步建立起消解歧义策略的计算语言学模型，进一步提高了歧义识别准确率。
3，实验语音学与歧义
近十年来，实验语音学关于歧义方面的研究主要体现在声学方面，研究发现重音、停顿、声调、语气和语调等特征基本上可以分化各种歧义结构。亢世勇、朱学岚(2000)认为停顿、重音、声调等可以分化因组合层次、结构关系导致的歧义。郑波等(2002)发现消除指代歧义的基本手段是在所指名词上设置相应的重音。王蓓等(2002，2004，2005)通过语调知觉实验和语料库样本分析的方法研究了重音的声学线索。黄彩玉(2008)通过声学实验对“都”进行研究，发现：在“都”的总括歧义句中，句子的最重音分别集中在总括的不同语义指向部分。黄彩玉(2009)发现施事与受事语义格交叉产生的歧义句的分化手段是歧义音节后的停延。徐以中、杨亦鸣(2010)还对副词“就”与“才”的歧义及韵律特征规律进行了研究。
三、汉语歧义研究展望
从2l世纪开始，汉语歧义研究跨上了一个新台阶。近十年来研究，无论是从研究方法还是从研究思路上，都为我们留下了极其丰富的研究成果。这一时期，语法学家们也不再满足于停留在理论层面上，而是将歧义研究和实践结合起来，将汉语歧义研究应用于对外汉语教学、计算机语义识别、自动分词、机器翻译等领域，很好地适应了语言研究和信息处理不断发展的需要。相关领域内高科技和研究技术的日臻成熟，歧义理论研究正逐渐向着实验、量化和认知研究等方向发展。当然，当前汉语歧义研究还存在着研究内容不够深入、研究范围不够广阔、新型的研究方法有待加强等不足。为克服这些不足，给歧义研究打开新的局面，我们认为今后的汉语歧义研究可以从以下几方面展开研究。
1，汉语歧义的实证性研究
在歧义的研究手段上，应更多地采用较为敏感、精确的仪器进行实验研究，如跟动追踪技术、脑电位相关技术等。未来歧义加工将是一个较好的研究方向。对汉语歧义加工的研究，除了运用实验室的定量研究之外，还应当辅以像有声思维、限制语境等定性研究，以求更全面、真实地揭示歧义句的心理加工机制。
2，汉语歧义的应用性研究
在人们所讨论的歧义中，歧义度低的是可能的歧义，或不存在的歧义，歧义度高的才有成为现实歧义的可能。过去的歧义研究多为静态描写性研究，动态的歧义研究依然非常薄弱，特别是语言应用中歧义认知的调查研究更少。所以在今后的研究中，要使研究有意义，必须格外重视汉语歧义句的应用性研究，以解决实际中遇到的歧义问题(如机器翻译、人机对话、通讯中信号传递等问题)。
3，汉语歧义的跨学科研究
歧义现象涉及哲学、心理学、语言学、信息科学等多学科内容。今后的研究应争取多学科(语言学、计算机科学、心理学等)的合作研究，以便从多侧面、多层次、多维度上研究汉语歧义句，使研究成果互相吸收、互相融合。
四、结语
无论是在相对传统的定性分析和静态描写的研究领域，还是在新兴的拓展研究范畴内，汉语歧义研究均取得了长足的发展，尤其是实验、量化等新兴的高科技手段和工具的使用，使得汉语歧义研究快速的进入了跨学科交叉研究的行列。展望未来的汉语歧义研究，语言学家理应在发扬现阶段汉语歧义研究优势的基础上，重视汉语歧义在多侧面、多层次、多维度上的研究，利用新兴科技增强实验、量化研究的精密度，借此来解决汉语歧义研究中遇到的难题，推动与歧义研究相关学科不断发展完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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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 梅瑞祥
作者：于秒 冯玥
汉语词类研究述评论文 篇2：
汉语时间词研究综述
摘 要：从吕叔湘先生提出“时点”“时段”的概念开始，语言学界对汉语的时间词的研究越来越深入，并从现代汉语的时间词研究延伸到古汉语的时间词研究。本文从研究语料的时间顺序角度出发，分为文言和白话两部分，对现代汉语时间词研究及古汉语时间词研究进行简要回顾和述评。
关键词：时间词 研究综述 白话 文言
时间是不依赖于人的意识的客观存在，人类可以能动地感知时间、认识时间、形成时间观念，并借助语言形式来表现时间。综合来说，人的时间观念可以分为两种，测度时间和时间流[1]。测度时间观把时间当作能够以一定的单位进行测量、标度的线性序列，其功能在于标示时间轴的某点或某段，在这一观念的支配下，时间本身可以成为一种被刻画和描写的认知对象。时间流则是把时间想象为一条从无限远的过去流向無限远的未来的河流，它可以展现出时间由过去、经现在、到未来的单向性，或者立足于现在而回顾过去或展望未来的双向性。
一、时间范畴与时间词的定义
我们把测度时间和时间流这两种时间观念在某种语言中的表现称为该语言的时间范畴。语言中时间的表达主要有两种途径：一是语法途径，即通过时、体来表达时间；二是语义途径，即通过词、短语、小句、复句、句群来表达时间。陈平[2]的研究表明，现代汉语的时间表达系统由三个部分组成：（1）时相结构，体现句子纯命题意义内在的时间特征，主要由谓语动词的词汇意义所决定，其他句子成分的词汇意义也起着重要的选择和制约作用；（2）时制结构，指示情状发生的时间，表现为该时间与说话时间或另一参照时间在时轴上的相对位置；（3）时态结构，表现情状在某一时刻所处的特定状态。这三个组成部分既有区别又互相关联，组成现代汉语有机的时间系统，龚千炎[3]进一步研究了现代汉语的时间系统，认为时相部分是语义层，属于词汇范畴；时态部分是语法层，属于语法范畴；而时制部分虽然多使用词汇成分，但作为时相到时态的过渡，也包含不少语法因素。因此，我们可以认为汉语的时间系统是一个“词汇·语法范畴”。
关于时间词的概念问题，朱德熙认为：“时间词是体词的一种”[4]，时间词都表示时间，但是表示时间的不一定是时间词，如时间副词等。朱德熙对时间词的定义局限于时间名词，应为时间词的狭义定义。陆俭明、马真也认为一般所说的时间副词，如“刚、已经、马上、正在、终于、常常”等，事实上不是表时间的，而是表时态的[5]。
关于时间副词的定义，最早是王力提出：“凡副词，用来表示时间者，叫作时间副词”[6]。后来李泉的《副词和副词的再分类》认为时间副词“表示事物或动作发生变化的时间或频率”[7]。黎锦熙认为时间副词“表明动作的时间，或缓急、久暂”[8]。张谊生认为：“凡是只能充当状语和句首修饰语，不能充当主宾语（包括介宾），并且不受其他词语修饰的，是时间副词”[9]。综合来看，学者们大都把表“时间”与表“重复频率”的副词合二为一，统称为“时间副词”。
近些年，有一些学者认为，时间词除了时间名词和时间副词之外，还有时间介词。时间介词是表示动作发生的起始时间、发生时间、持续时间的时间关系词，如“自”“从”“当”“终”等。例如吴金花博士的论文《中古汉语时间介词研究》[10]对时间介词的定义、分类、用法、语义来源与演变等作了详细的介绍。
综合以上观点，本文所提到的“时间词”的概念采用广义定义，认为凡是表示时间的词语及时间关系词均为时间词，即包括时间名词、时间副词、时间介词等。我们参考吕叔湘先生对汉语的区分，将汉语分为白话和文言两大类，分别对这两类的时间词研究情况进行综述。
二、白话时期的时间词研究
最早研究时间词的著作是吕叔湘的《中国文法要略》[11]“表达论”（下卷）。“时点”和“时段”这两个术语及其区别就是吕叔湘先生最先提出的。丁声树等在《现代汉语语法讲话》[12]中以现代汉语为语料，对“时点”“时段”的概念也进行了描述：“时点”表示什么时候，说的是时间的位置，时间的早晚；“时段”表示多少时候，说的是时间的长短，时间的久暂。也就是说，时间词最早的研究是由现代汉语的语法界开始的，而后延伸到古代汉语。陆俭明[13]把表时间的词语的分类加以细化，从语义上分为6类：表时量的数量结构；时间名词，表年份、月份、日期的词语；表时间的方位词语；由“这（个）、那（个）”跟“时候、时间”构成的偏正结构；动词性词语跟“时、时候”构成的偏正结构；由“这、那”跟表时量的数量结构形成的偏正结构。马庆株[14]对汉语时间词作了详细的描述，把时间词分为有顺序义和无顺序义两类，并用绝对和相对概念对时间词连用时呈现出的语序做出解释，具有很强的实用价值。由于现代汉语时间词研究比较系统及深入，我们从语言学类别及语料范围两个角度来进行综述。
（一）不同语言学类别的时间词研究
从认知语言学角度研究时间词的著作有：《时间隐喻表征的跨文化研究》[15]，《汉语时间概念的空间隐喻系统》[16]，《汉语时间词的模糊性与精确性之探析》[17]，《时间隐喻研究述评》[18]，《英汉时间类表述的空间隐喻运用对比》[19]。其中空间隐喻方面的研究占比较大。也有以方言为语料的时间词认知表达研究出现，如毛润民的《赤峰方言时间词刍议》[20]。
从篇章语言学角度研究时间词的著作有：《现代汉语时点时段研究》[21]，《时间词的管界与标志》[22]，《时间词语的内部组构与表达功能》[23]，《现代汉语时间词的篇章功能》[24]等。李向东的《现代汉语时点时段研究》是专门论述时间表达系统的第一部专著，作者把汉语时间的表述形式分为“本体时间”和“代体时间”，并根据其结构特征把它们区分为简单形式（时间词）和组合形式（时间结构）。分析了时点和时段的构成机制、表义功能、句法功能及时点、时段词的连用规律。区分了时间的“基准定位”和“参照定位”，并且对时间参照定位的语表形式从语义特征、整体构成、制约因素等方面进行了细致的考察。杨同用则研究了汉语篇章中的时间词以及时间词的连用现象，并讨论与此有关的现代汉语叙事文体中时间词的层次网络问题，有助于篇章的理解以及文本的信息处理。胡培安探讨了时间词语内部组构之间的语义选择限制和时间词语在实现表达功能时与其他相关词语之间的语义选择限制。在呈现性时间和指称性时间两个概念的基础上，分析了呈现性时间向指称性时间转化的方式和规律，区分了“参照”和“基准”两个概念并全面研究了时间词语的表达功能（参照功能、测度功能、本体功能）。陆建敏的文章则从篇章管界功能、指称功能和衔接功能三个方面来论述了现代汉语时间词。
从应用语言学角度研究时间词的著作有：《日本留学生汉语时间词的偏误研究》[25]，《三组同义单双音节时间词偏误研究》[26]，《对外汉语教学中的时间词问题》[27]等。这类文章在20世纪末到21世纪初开始出现，近几年才新兴起来。大都从偏误的角度对时间词进行研究分析，对第二语言学习有着很强的实用价值。
（二）不同语料范围的时间词研究
研究单个或一组时间词的著作有：陆俭明《说“年、月、日”》[28]、王小珍《现代汉语时间词“早、晚、先、迟”的比较研究》[29]、《谈约量时间词》[30]、《也谈约量时间词》[31]。陆俭明运用分布的理论，分析证明了“年、月、日”的不同的语法特征。沈庶英从分布出发，谈了约量时间词的特点及其类属，把约量时间词从意义上分为言长时、言短时和言长短时三类，对约量时间词在动词前后的结构、意义分析描写。王小珍从语义、语法、语用、历时层面考察和对外汉语教学等角度全方位分析了时间词“早、晚、先、迟”。殷志平将约量时间词细分为7类，从语义、句法、句式等方面描写了约量时间词的特点。这些文章在较小的范围内对时间词进行研究，对汉语时间词研究系统进行填补，在认识时间词及正确运用时间词方面都有很大的价值。
研究某一类时间词的著作最多的是时间副词的研究。郭志良的《时间副词“正”、“正在”和“在”的分布情况》[32]，史锡尧的《副词“才”与“都、就“语义的对立和配合》[33]，陆俭明、马真的《关于时间副词》[34]，张谊生的《现代汉语副词研究》[9]，张耀宇的《现代汉语时间副词“再”与动词及否定词搭配的研究》[35]。郭文认为时间副词“正”、“正在”和“在”表示动作在进行中或状态在持续中。文章讨论了这三个时间副词与动词的关系，与动态动词的其他状语的关系以及与动态动词的补语的关系。史文则就“才”与时间、数量及跟时间数量有关的活动结合时的情况做了语义、语用和语法分析。陆、马的文章首先将时间副词分为定时时间副词和不定时时间副词并详细考察了130多个时间副词的意义和用法。张谊生对时间副词进行了系统分类，事件的表述是按照在一维时间轴中的长短、先后和过程状态，还是按照在单位时间内发生的交替变化和次数频率，抑或是按照事件之间的相互联系和呈现方式，可以把时间副词分为三类：表时副词、表频副词和表序副词。其次，根据所表事件涉及的是过去、将来、现在、恒常等指示性的具体时间，还是在一定时间内的进程或性状的变化，可以把时间副词分为：时制副词和时体副词。张耀宇的文章则就现代汉语时间副词“再”与动词及否定词搭配的问题上做了系统论述。
系统研究时间词的著作，如余东涛的《现代汉语时间词研究》[36]，从现代汉语时间词的划分、句法功能、语义对比、类型学等角度全面研究了现代汉语时间词。
三、文言时期的时间词研究
对文言时期的时间词的研究主要分为：在自己的语法体系中涉及时间范畴的，如《马氏文通》[37]中的计时之字。也有专门研究文言时间范畴的，如系统而全面地研究古汉语时间范畴的专书—王海棻的《古汉语时间范畴词典》[38]。词典开头的研究报告《古汉语时间范畴综说》是作者多年研究古汉语时间范畴的科学总结，从汉语计时词语的特性、结构类型、计时方法与社会文化的密切关系以及时间范畴的历时演变等诸方面，为我们描画出了古汉语时间范畴的清晰图像。
但综合来看，文言时期的时间词研究并不系统，多以专书为语料进行共时研究或选取某一组词进行历时研究。其中选取专书、由点到面对某一类时间词进行共时描写的著作最多，大体是先定义词性，然后从语义角度进行分类，再从词语的结构、组合能力及句法功能的角度进行分析描写。按语料的时间顺序又可分为上古、中古和近代。
針对上古汉语主要有对一类或一组时间词语进行研究的，如梅晶的《上古汉语中的“季节”类时间词探析》[39]和《上古“年”类时间词研究》[40]；有对某一种文字的时间词进行研究的，如秦晓华的《甲骨文时间词研究》[41]；有对专书时间词进行研究的，如韩晓旭的《<史记>时间词语研究》[42]、曹雪林的《<孟子>记时词语研究》[43]、黎路遐的《<汉书>时间词组的前后归属问题探讨》[44]以及方文一的《<尔雅>中的一组同义时间词—兼谈同义词的词性问题》[45]。也有一些以时间范畴为研究对象的著作，如郑路的《<左传>时间范畴研究》[46]和余艳的《<战国策>时间范畴表达研究》[47]。
中古汉语时间词研究主要表现在专书研究和专类研究上。专书研究如《<朴通事>时间词研究》[48]、《<唐语林>时间词语研究》[49]。专类研究如：《中古汉语时间介词研究》、《中古汉语“短暂”义时间词研究》成果[50]。以及专书和专类相结合的，如：张彩琴的《<三国志>和<世说新语>时间副词研究》[51]对《三国志》和《世说新语》中的时间副词作了分类（时间、频度、速度3类）、探源，分析了它们的结构特点并将其与先秦时间副词进行了对比研究。系统研究中古汉语时间词的则有何亮所著的《中古汉语时点时段表达研究》[52]，对中古汉语时点、时段及时间方位结构的表达形式、句法功能、语法意义及其发展做了系统性研究。
近代与中古界限不甚清晰，研究类型也相似，主要是专书或者一组、一类时间词研究，如黄维东的《<红楼梦>前80回时间词研究》[53]、倪晨媛的《<歧路灯>时间表达式研究》[54]以及潘攀的《近代汉语一组时间词》[55]。
四、结语
综上所述，对汉语时间词的研究，各家从认知结构、语法功能、语义分布角度出发作了详细的分析和描写。从描写到解释，从结构到功能，从本体到应用，人们对时间词的系统研究正逐步深化，在语用价值和篇章功能等方面也有一定的探索。对比文言与白话时期的时间词研究，不难看出研究得最为系统、深刻的当数现代汉语时间词，这一时期的时间词研究主要集中在时体范畴、时间词语的表达以及新兴的第二语言学习时间范畴的偏误分析上。而对古汉语时间词的研究多为描写性研究，包括以专书为语料的分类描写、单个及单类时间词语的认知表达及流变研究为主。而不论哪个时期的语料，时间副词都是研究的一大重点。相对于现代汉语时间词的系统研究，古代汉语时间词研究主要停留在词类的框架中考察时间表达，仅对时间系统中的某个部分作出描写，历时研究不足；对系统内部的用法差异以及各部分之间的结合使用缺乏总体上的分析与把握；对“时”和“体”的认识不足，主要将目光集中在单句的时间表达上，对复句和篇章中的时间表达关注不够，有待进一步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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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潘攀.近代汉语一组时间词[J].武汉教育学院学报，1997，（2）.
作者：曾婉
汉语词类研究述评论文 篇3：
从现代汉语颜色词的词性看词类划分问题
摘 要：文章回顾了现代汉语颜色词的研究现状，发现了确定颜色词词性的一些问题，认为划分词类的依据和确定词性的标准要具有开放性。
关键词：汉语颜色词 研究现状 词性 标准
颜色词是现代汉语中颇具特色的一类词，词汇量非常丰富。近来，虽然对颜色词的研究者甚众，但涉及词性问题的并不多。
一、现代汉语颜色词的研究现状
（一）颜色词的文化研究
较早从文化角度对颜色词进行研究的有：徐朝华的《析“青”作为颜色词的内涵及其演变》（南开学报1988年第6期），杨星荧的《色彩词和色彩描写》（广州师院学报1985年第5期）。
最近研究者甚众，具体有辛亚宁的《从“这个歌星很白”看颜色词的对外汉语教学》（郧阳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5年4月），顾海芳的《汉语颜色词的文化分析——关于<说文解字>对青、白、赤、黑的说解》（沙洋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2年第4期），吴戈的《汉语颜色词语构、语义文化简析》（河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1年第28卷第l期），李春玲的《汉语中红色词族的文化蕴含及其成因》（汉字文化2003年第2期），安俊丽的《黄色彩对汉语词汇的文化影响》（安庆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2年9月第5期），陈良煜的《历代尚色心态的变异与汉语构词》（青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2年第3期），于逢春的《论汉语颜色词的人文性特征》（东北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9年第5期），吴开秀的《谈汉语颜色词的语义功能》（阿坝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2第2期），黄芳的《颜色词黑与白的文化涵义》（中国科技信息2005年第23期），刘群的《颜色词红黑白的联想意义及其反义关系》（襄樊学院学报第4期2003年7月），田伏礼的《颜色词与文化》（丹东师专学报2000年第2期总第80期）。
（二）颜色词的词汇研究
对颜色词从词汇角度进行研究的既有专著也有单篇论文，较早的有：伍铁平的《论颜色词及其模糊性质》（语言教学与研究，1986），张清常的《汉语的颜色词大纲》（语言教学与研究，1991，（3）），张旺熹的《色彩词语联想意义初论》（语言教学与研究，1988，（3）），姚小平的《基本颜色词理论述评》（外语教学与研究，1988，（l）），符淮青的《汉语表“红”的颜色词群分析（上）》（语文研究1988年第3期）、《汉语表“红”的颜色词群分析（下）》（语文研究1989年第l期），从个案入手，专章阐述了对“红”色词群的认识；刘云泉勾勒出了“汉语基本颜色词的发展”框架，刘钧杰的《颜色词的构成》（语言教学与研究，1985，（2））；梅家驹的《同义词林》、章银泉的《色彩描写词典》等则侧重于对颜色词语料的整理、归类。
近来，又有黄友、陈波的《“彩色”的语义指向及与其他颜色词的语义关系——由小学语文课本中的一例引发的思考》（襄樊学院学报2005年第4期），曹有鹏的《词义的模糊性初探》（长沙电力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1999年第l期），叶军的《关于建设现代汉语颜色词属性库的构想》（内蒙古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9年6月）、《浅论现代汉语基本色彩词》（内蒙古大学学报，2000，（3）），李红印的《汉语色彩范畴的表达方式》（语言教学与研究2004年第6期），潘峰的《谈现代汉语基本颜色词的范畴》（湖北成人教育学院学报2005年7月），李红印的《颜色词的收词、释义和词性标注》（语言文字应用2003年5月第2期）和《现代汉语颜色词语义分析》（商务印书馆，2007年12月1日第1版），潘峰的《现代汉语基本颜色词的超常组合》（《黄冈师范学院学报》2006年05期）。
（三）颜色词的修辞研究
早期陈望道、陈原在其著作中有所论述，后阮显志有《颜色词及其修辞作用》（《语言学论文集》，安徽教育出版社，1989年4月）。
近来，有衣玉敏《“黑”的“颜”外之意》（修辞学习2003年第6期），[韩]金福年《不同性别表达者选用汉语颜色词的差异》（修辞学习2004年第1期），周延云《汉语色彩词的言语义初探》（青岛大学师范学院学报1998年第4期），李孝国《说“乌龙”》（语言新观察2002年第8期）。
（四）颜色词考释
从汉语史角度进行探讨的有：宋金兰《“黑”名源考》（汉字文化2004年第1期），潘峰《<尔雅>时期汉语颜色词汇的特征》（湖北成人教育学院学报2004年3月），吴东平《古汉语颜色词当议》（孝感学院学报2003年9月），[法]麦里筱《汉语颜色类词的产生》（古汉语研究2003年第4期总第61期），孙丽艳《浅谈汉语中“黄色”一词的古今词义变迁》（内蒙古科技与经济2002年第12期），陈建初《试论汉语颜色词（赤义类）的同源分化》（古汉语研究1998年第3期总第40期）。
（五）颜色词的语法研究
对颜色词语法方面的研究多从认知语言学角度，如：张敏《认知语言学与汉语名词短语》（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马庆株《汉语语义语法范畴问题》（北京语言文化大学出版社，1998），王洪君《“逆序定中”辨析》（汉语学习1999年第2期），李燕《汉语基本颜色词之认知研究》（云南师范大学学报2004年3月），陈家旭、秦蕾《汉语基本颜色的范畴化及隐喻化认知》（河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3，（2）），高永奇《现代汉语基木颜色词组合情况考察》（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2004年l月第l期），王依平的硕士论文《现代汉语颜色词的认知研究》（黑龙江大学，2010年4月）。
可见，关于颜色词文化研究、词汇研究的较多，涉及词性问题的除了李红印《颜色词的收词、释义和词性标注》（语言文字应用2003年5月第2期）是词汇学研究外，语法学方面的研究未见。
二、颜色词的词性问题
（一）现代汉语的基本颜色词，是“指使用频率较高、由一个语素成词、表示确切色彩的词语。如单音节词语：红、橙、黄、绿、青、蓝、紫、棕、黑、白、灰、粉。”[1]又“‘红、黄、白、黑、绿、蓝、紫、灰’等8个稳定而能产的基本颜色词。我们把这8个基本颜色词称为‘辨色词’”。[2]
（二）颜色词词性问题
李红印认为：“‘红、黄、黑、白’等颜色词词性标注和释义之间的纠葛源于其自身性质未被准确认识。从色彩认知角度看，‘红、黄、黑、白’等颜色词是汉民族辨色阶段的产物，它们首先是分辨、指称某类色彩，随后在语言使用过程中，开始更多地用于表达某一事物所具有的色彩属性。因此，‘红、黄、黑、白’这类颜色词实际上是‘身兼二职’，一方面分辨、指称某类色彩，另一方面表示事物的色彩属性，如‘红’原本是分辨、指称红这种色彩（例：这种红不好看），后又表示事物的红的属性（例：红花；红裙子）。前者就是所谓名词性用法，后者就是所谓形容词用法。”
实际上，关于词性问题，朱德熙先生在《语法讲义》中[3]早有论述：
1.划分词类的根据
“实际上根据词的意义来划分词类是行不通的。因为表示同类概念的词，语法性质不一定相同。……‘红’是形容词，而‘红色’是名词。……因此给汉语的词分类不能根据形态，只能根据词的语法功能。”
“一个词的语法功能指的是这个词在句法结构里的所能占据的语法位置。举例来说，形容词的功能有：
a.前加‘很’。
b.后加‘的’。
c.后加‘了’。
d.作谓语。
e.作定语。
很明显，凭借形容词的语法功能，我们可以把它跟别的词类区别开来。举例来说，名词不具备a，c，d几项，动词不具备a，e等项，同时，名词、动词的语法功能里也有一些是形容词所没有的。我们给汉语的词分类，根据的就是这些功能上的异同。我们划分词类的时候，却只能根据功能，不能根据意义。”（37-38页）“兼类问题跟我们如何分析词义有关系。……当我们把A、B两类词分开的时候，可以允许有一部分词兼属A、B两类。”（38-39页）
2.名词的语法特点：“（1）可以受数量词修饰，……（2）不受副词修饰。”（41页）
3.“数量词的主要语法功能是修饰名词。”（51页）
4.“我们用来划分动词和形容词的标准有以下两项：
（1）前边能不能加‘很’；
（2）后边能不能带宾语。
根据这样的划类标准，我们可以把形容词和动词分别定义为：
（1）凡受‘很’修饰而不能带宾语的谓词是形容词。
（2）凡不受‘很’修饰或能带宾语的谓词是动词。（55页）
5.“我们把副词定义为只能充任状语的虚词。”（192页）
6.“状语是谓词性成分的修饰语。”（151页）
7.“谓词主要功能是作谓语，同时也能作主语和宾语。”（40页）“谓词包括动词和形容词两类。”（55页）
上述是朱德熙先生的主要论述，他认为汉语的基本颜色词是形容词。这里能基本解决颜色词词性问题，但也出现了一些问题：
1.在确定划分词类的根据时，朱先生有前后矛盾之处：“我们划分词类的时候，却只能根据功能，不能根据意义。”（37-38页）“兼类问题跟我们如何分析词义有关系。……当我们把A、B两类词分开的时候，可以允许有一部分词兼属A、B两类。”（38-39页）既然“不能根据意义”，也就不能有所谓兼类问题。
2.在确定词性时，使用了循环定义。名词的语法特点：“（1）可以受数量词修饰，……（2）不受副词修饰”（41页），“数量词的主要语法功能是修饰名词”。（51页）
3.词性标准封闭，对一些现象不能解释。例：这种红不好看。按朱先生的标准，此例中‘红’是名词。又如：引起批评的原因主要是电视剧的内容“太下流太黄色”。（《北京晚报》2001年1月17日）同样，这里“黄色”则成了形容词。
因此，为了较好地解决颜色词词性问题，我们认为谭景春的观点和做法是可取的：“上文建立的三条原则虽然能够解决词类转变中的一些问题，但是不可能解决词类转变中的所有问题。所以我们的原则是开放式的，随着研究的深入，根据实际情况的需要可以再补充新的原则。”[4]
的确，随着社会的发展，语言本身也在不断变化发展，词语的词义和功能不可能一成不变。划分词类的依据和确定词性的标准也应该具有开放性。
注释：
[1]高永奇：《现代汉语基木颜色词组合情况考察》，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2004年，第l期。
[2]李红印：《颜色词的收词、释义和词性标注》，语言文字应用，2003年，第2期。
[3]朱德熙：《语法讲义》，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37-192页。
[4]谭景春：《从临时量词看词类的转变与词性标注》，中国语文，2001年，第4期。
（袁小红 河南省禹州市方山镇中心学校 461686）
作者：袁小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