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论文主题涵盖三篇精品范文，主要包括《国有商业银行不良贷款解决论文(精选3篇)》，欢迎大家借鉴与参考，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中国四大国有商业银行高企的不良贷款比率长期以来是监管当局致力解决的问题，这一比率的降低是国有商业银行综合改革过程当中无法绕开的环节。从上届政府始，每年要求下降3个百分点的任务成为四大国有商业银行考核经营绩效的首要指标。
国有商业银行不良贷款解决论文 篇1：
谁降低了国有银行不良贷款率？
中国四大国有商业银行高企的不良贷款比率长期以来是监管当局致力解决的问题，这一比率的降低是国有商业银行综合改革过程当中无法绕开的环节。
从上届政府始，每年要求下降3个百分点的任务成为四大国有商业银行考核经营绩效的首要指标。新成立的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更是在强调这一比率下降的基础上，进一步要求不良贷款余额与不良贷款比率“双下降”，其目的就是要提高不良贷款下降的真实性。通过本文的分析和研究，我们可以发现，这一审慎的监管理念和要求正在逐步体现其至关重要的作用，考核指标的科学性和合理性是引导国有商业银行提高经营管理健康度的重要手段。
截至2003年，经过国有商业银行系统和银行业监管当局的共同努力，四大国有银行的资产质量有了显著提高，不良贷款率呈现逐年稳步大幅度下降趋势,从2000年的33.37％稳步下降到2003年的20.36％（表一）。
国有银行不良贷款率下降，有不良贷款余额（分子）减少的作用，也有贷款余额（分母）增加的作用。由于新增贷款中，将来还有可能产生新的不良贷款，所以，过多依靠新增贷款，做大分母来稀释不良贷款率是不可靠的，只有不良贷款余额的减少而带来的不良贷款率降低才是更为真实和持久的。另外，对于分子、分母因素各自作用的大小，也一直众说纷纭。本文力图实证分辨国有商业银行不良贷款率下降的分子、分母因素“贡献度”。
一个简单的测量工具
不良贷款率是分子（不良贷款余额）与分母（贷款余额）之比，分辨分子分母因素各自对降低不良贷款率所起作用的最简单方法，就是将假定一个因素（分子/分母）不变时所得出的不良贷款率与原不良贷款率相减，得出的差额就可大致反映出变动因素（分母/分子）对整体不良贷款率下降的“贡献度”。用公式表示如下：
1.分子因素的“贡献度”
差额 = 分母不变时的不良贷款率 —上年的不良贷款率
= 本年NPL占上年贷款余额比率 —上年NPL占上年贷款余额比率
2.分母因素的“贡献度”
差额 = 分子不变时的不良贷款率 —上年的不良贷款率
=上年NPL占本年贷款余额比率 —上年NPL占上年贷款余额比率1
我们从以上计算结果（见表二）可以得出三个基本结论：
其一，整体而言，取消分子分母任何一个因素后得出的不良贷款率都会不同于分子分母同时发挥作用后所得出的实际不良贷款率，这表明，分子分母因素都是影响因素。其中，2001年的分子因素“贡献度”为正值，从数字上看对不良贷款率降低的“贡献度”为负，究其原因是由于推广五级分类，造成原来在四级分类下被认定为“正常”的贷款大量划转为不良贷款，其数量远远高于当年各行核销坏账额，结果导致当年不良贷款余额反比年初增加475亿元。若剔除这一变更因素，2001年的分子因素对于降低不良贷款率也应有其“贡献度”。
其二，2001年～2003年，分母因素“贡献度”均高于分子因素“贡献度”，表明不良贷款率的下降更多地来自于增量贷款因素。当然，对于这一计算结果的解释，我们必须考虑到两个非常重要的基本情况：第一，2000年以后，各国有银行新管理层加大了贷款质量清查以及实施审慎会计制度的力度，很多原本“正常”的贷款或假正常贷款还原成不良贷款，例如，中国银行2001年不良贷款余额比2000年增加264亿元，由此就在统计上抹杀和冲抵了分子因素对降低不良贷款率的“贡献度”；第二，中国整体经济的高速增长对于银行贷款总量的增加有着必然的要求，也就是说，这种相对较高的分母“贡献度”有其存在的必然性。
其三，2001年～2003年，分母因素的“贡献度”与分子因素的“贡献度”之间的差距按五级分类口径分别为3.76％，2.81％，2.04％。体现逐年缩小的趋势，分子因素“贡献度”占比逐年大幅度提高，由2001年的－33.19％提高到2002年的22.29％，并在2003年进一步提高到33.22％。2003年的分子分母的作用占比已是“强三弱七开”（33.22：66.78），而并非外界经常说的“二八开”，这也客观真实地反映了监管当局和国有商业银行共同努力的结果。
解读2003
2003年，金融机构贷款增长迅猛，但前高后低特征很明显。全年贷款新增3万亿元，增长21.4％，比上年多增1.1万亿元。但9月末，金融机构贷款就已新增2.7万亿元，同比多增1.3万亿元。9月份以后贷款增势开始放缓。10月，金融机构人民币各项贷款仅增加616亿元，比前三季度平均每月增加贷款2700多亿元的水平相比明显减少。11月，金融机构本外币贷款余额为16.85万亿元，同比少增514亿元。所以，有必要以2003年9月末为分界点，对国有商业银行2003年不良贷款率降低的分子因素分母因素“贡献度”进行分段考察。计算结果见表三。
由此我们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第一，2003年前9个月，分母因素“贡献度”重又提高，分子因素的“贡献度”由2002年底的22.29％下降为21.62％；但第4季度，情况根本好转，分子因素“贡献度”迅速回升，达到34.36％。其原因显然在于前9个月贷款增加过猛。
第二，2003年第四季度延续了2001年～2002年分子因素“贡献度”逐步提高的趋势。其原因在于：一是由于人民银行的贷款规模控制和中国银监会的贷款质量控制措施频出，贷款增长过猛势头得到遏制；二是国有银行风险控制水平和资产保全能力的提高导致不良贷款余额大幅度下降；三是随着五级分类贷款办法在国有商业银行的实施已近三年，假正常贷款逐步被揭露，由其所现形的不良贷款数额越来越少。尤其是后两个因素的作用，更是随着中国银监会组建完毕，大力倡导和实施专业化审慎银行监管措施的逐步到位而凸现出来。
值得一提的是，我们也使用贷款四级分类数据对2003年的不良贷款比率的下降进行了分段分析，结果发现，2003年前3个季度和第四季度，四级贷款分类下的分子贡献度分别为5.62％和90.51％，分母因素“贡献度”分别为94.38％和9.49％（见表四）。
之所以四季度的五级分类下分子因素的“贡献度”34.36％远远低于四级分类法下的同期分子因素的“贡献度”90.51％，其原因主要在于：一是中国银监会出台《国有独资商业银行贷款质量五级分类及新发放贷款现场检查方案》，自2003年10月起对国有银行自2002年2月1日以来的五级分类法实施情况进行现场检查，由此可能揭露出了一些假正常贷款；二是五级分类法以未来现金流预测情况作为判别借款人有无还款能力的核心依据，而非以是否逾期为标准，这样即使是近期发放的贷款也可能被认定为不良贷款，以上两个因素导致的“新增”不良贷款部分冲销了不良贷款余额减少的贡献，反映在五级分类法下，就大大降低了分子因素的“贡献度”。
但数字后面的实际情况表明，2003年以来银监会大力推进五级分类贷款办法和标准，并由此进行的各种真实性检查无疑又一次促进了国有商业银行贷款分类及质量的真实性，为今后的提呆拨备、做实利润和充足资本奠定了重要的工作基础。
“分子”还是“分母”？
根据以上的计算和分析，可以得出如下六个结论：
其一，不良贷款余额减少和贷款余额增加都是导致2001年～2003年国有银行不良贷款率降低的重要因素。
其二，贷款余额的增加对于2001年～2003年国有银行不良贷款率降低的“贡献度”更大一些。同时，必须考虑前述的两个非常重要的因素：即2000年以后很多原本“正常”的贷款或假正常贷款还原成不良贷款，统计上抹杀了不良贷款余额降低因素对降低不良贷款率的“贡献度”；中国整体经济的高速增长对于银行贷款总量的增加有着必然的要求，分母做大目的并不全在于所谓的人为掩盖不良贷款率。
其三，2001年～2003年增加贷款余额因素的“贡献度”高于降低不良贷款余额因素的“贡献度”，但差距逐年缩小，分子因素的“贡献度”占比逐年大幅度提高。到2003年底，已占三成多，并非如外界经常猜测的“二八开”。
其四，2001年～2002年降低不良贷款余额因素的“贡献度”逐渐提高，2003年前3季度这一趋势的“中断”有着特殊原因，是暂时的，第四季度继续延续2001年～2002年分子因素“贡献度”逐步提高的趋势。除人民银行货币政策调整的影响以外，深层次上导因于银监会大力倡导和实施专业化审慎银行监管的各项措施。
其五，2003年第四季度，分子因素“贡献度”重又提高，但远未达到四级分类法下的高度，这在某种意义上说，是提高国有商业银行资产质量真实度，夯实基础的一个代价。因为银监会自2003年10月起对国有银行五级分类法真实情况进行严格的现场检查，由此必然揭露一些假正常贷款；更为严格的五级分类法以未来现金流作为判别借款人有无还款能力的核心依据，辅之以还款意愿和还款能力的考察，一些近期发放的贷款也可能被认定为不良贷款。所有这些变化导致的“新增”不良贷款部分冲销了不良贷款余额减少的“贡献度”。
其六，2001年～2003年国有银行不良贷款率的降低是真实的，而且，随着银行业监管当局提高国有商业银行贷款五级分类办法的执行水平，以及在此基础上围绕提高资本充足率和改善贷款质量的一系列新措施的出台，我们更有理由相信，国有商业银行不良贷款率的降低将更多地源自不良贷款余额的减少。
本文作者为金融监管研究人员
(注：从统计上而言，由于分子、分母并不是完全独立地对不良贷款率下降发挥作用，因此，不可能完全将分子分母的贡献度严格区分开来。本文采用的计算方法对估算分子和分母所独立发挥的作用有一定的差异，但这种差异同方向反映在分子和分母上，而且差异很小，因此对比较结果不会产生影响。)
作者：含 岭 一 晟
国有商业银行不良贷款解决论文 篇2：
谁降低了国有银行不良贷款率？
中国四大国有商业银行高企的不良贷款比率长期以来是监管当局致力解决的问题，这一比率的降低是国有商业银行综合改革过程当中无法绕开的环节。
从上届政府始，每年要求下降3个百分点的任务成为四大国有商业银行考核经营绩效的首要指标。新成立的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更是在强调这一比率下降的基础上，进一步要求不良贷款余额与不良贷款比率“双下降”，其目的就是要提高不良贷款下降的真实性。通过本文的分析和研究，我们可以发现，这一审慎的监管理念和要求正在逐步体现其至关重要的作用，考核指标的科学性和合理性是引导国有商业银行提高经营管理健康度的重要手段。
截至2003年，经过国有商业银行系统和银行业监管当局的共同努力，四大国有银行的资产质量有了显著提高，不良贷款率呈现逐年稳步大幅度下降趋势,从2000年的33.37％稳步下降到2003年的20.36％（表一）。
国有银行不良贷款率下降，有不良贷款余额（分子）减少的作用，也有贷款余额（分母）增加的作用。由于新增贷款中，将来还有可能产生新的不良贷款，所以，过多依靠新增贷款，做大分母来稀释不良贷款率是不可靠的，只有不良贷款余额的减少而带来的不良贷款率降低才是更为真实和持久的。另外，对于分子、分母因素各自作用的大小，也一直众说纷纭。本文力图实证分辨国有商业银行不良贷款率下降的分子、分母因素“贡献度”。
一个简单的测量工具
不良贷款率是分子（不良贷款余额）与分母（贷款余额）之比，分辨分子分母因素各自对降低不良贷款率所起作用的最简单方法，就是将假定一个因素（分子/分母）不变时所得出的不良贷款率与原不良贷款率相减，得出的差额就可大致反映出变动因素（分母/分子）对整体不良贷款率下降的“贡献度”。用公式表示如下：
1.分子因素的“贡献度”
差额 = 分母不变时的不良贷款率 —上年的不良贷款率= 本年NPL占上年贷款余额比率 —上年NPL占上年贷款余额比率
2.分母因素的“贡献度”
差额 = 分子不变时的不良贷款率 —上年的不良贷款率=上年NPL占本年贷款余额比率 —上年NPL占上年贷款余额比率1
我们从以上计算结果（见表二）可以得出三个基本结论：
其一，整体而言，取消分子分母任何一个因素后得出的不良贷款率都会不同于分子分母同时发挥作用后所得出的实际不良贷款率，这表明，分子分母因素都是影响因素。其中，2001年的分子因素“贡献度”为正值，从数字上看对不良贷款率降低的“贡献度”为负，究其原因是由于推广五级分类，造成原来在四级分类下被认定为“正常”的贷款大量划转为不良贷款，其数量远远高于当年各行核销坏账额，结果导致当年不良贷款余额反比年初增加475亿元。若剔除这一变更因素，2001年的分子因素对于降低不良贷款率也应有其“贡献度”。
其二，2001年～2003年，分母因素“贡献度”均高于分子因素“贡献度”，表明不良贷款率的下降更多地来自于增量贷款因素。当然，对于这一计算结果的解释，我们必须考虑到两个非常重要的基本情况：第一，2000年以后，各国有银行新管理层加大了贷款质量清查以及实施审慎会计制度的力度，很多原本“正常”的贷款或假正常贷款还原成不良贷款，例如，中国银行2001年不良贷款余额比2000年增加264亿元，由此就在统计上抹杀和冲抵了分子因素对降低不良贷款率的“贡献度”；第二，中国整体经济的高速增长对于银行贷款总量的增加有着必然的要求，也就是说，这种相对较高的分母“贡献度”有其存在的必然性。
其三，2001年～2003年，分母因素的“贡献度”与分子因素的“贡献度”之间的差距按五级分类口径分别为3.76％，2.81％，2.04％。体现逐年缩小的趋势，分子因素“贡献度”占比逐年大幅度提高，由2001年的－33.19％提高到2002年的22.29％，并在2003年进一步提高到33.22％。2003年的分子分母的作用占比已是“强三弱七开”（33.22：66.78），而并非外界经常说的“二八开”，这也客观真实地反映了监管当局和国有商业银行共同努力的结果。
解读2003
2003年，金融机构贷款增长迅猛，但前高后低特征很明显。全年贷款新增3万亿元，增长21.4％，比上年多增1.1万亿元。但9月末，金融机构贷款就已新增2.7万亿元，同比多增1.3万亿元。9月份以后贷款增势开始放缓。10月，金融机构人民币各项贷款仅增加616亿元，比前三季度平均每月增加贷款2700多亿元的水平相比明显减少。11月，金融机构本外币贷款余额为16.85万亿元，同比少增514亿元。所以，有必要以2003年9月末为分界点，对国有商业银行2003年不良贷款率降低的分子因素分母因素“贡献度”进行分段考察。计算结果见表三。
由此我们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第一，2003年前9个月，分母因素“贡献度”重又提高，分子因素的“贡献度”由2002年底的22.29％下降为21.62％；但第4季度，情况根本好转，分子因素“贡献度”迅速回升，达到34.36％。其原因显然在于前9个月贷款增加过猛。
第二，2003年第四季度延续了2001年～2002年分子因素“贡献度”逐步提高的趋势。其原因在于：一是由于人民银行的贷款规模控制和中国银监会的贷款质量控制措施频出，贷款增长过猛势头得到遏制；二是国有银行风险控制水平和资产保全能力的提高导致不良贷款余额大幅度下降；三是随着五级分类贷款办法在国有商业银行的实施已近三年，假正常贷款逐步被揭露，由其所现形的不良贷款数额越来越少。尤其是后两个因素的作用，更是随着中国银监会组建完毕，大力倡导和实施专业化审慎银行监管措施的逐步到位而凸现出来。
值得一提的是，我们也使用贷款四级分类数据对2003年的不良贷款比率的下降进行了分段分析，结果发现，2003年前3个季度和第四季度，四级贷款分类下的分子贡献度分别为5.62％和90.51％，分母因素“贡献度”分别为94.38％和9.49％（见表四）。
之所以四季度的五级分类下分子因素的“贡献度”34.36％远远低于四级分类法下的同期分子因素的“贡献度”90.51％，其原因主要在于：一是中国银监会出台《国有独资商业银行贷款质量五级分类及新发放贷款现场检查方案》，自2003年10月起对国有银行自2002年2月1日以来的五级分类法实施情况进行现场检查，由此可能揭露出了一些假正常贷款；二是五级分类法以未来现金流预测情况作为判别借款人有无还款能力的核心依据，而非以是否逾期为标准，这样即使是近期发放的贷款也可能被认定为不良贷款，以上两个因素导致的“新增”不良贷款部分冲销了不良贷款余额减少的贡献，反映在五级分类法下，就大大降低了分子因素的“贡献度”。
但数字后面的实际情况表明，2003年以来银监会大力推进五级分类贷款办法和标准，并由此进行的各种真实性检查无疑又一次促进了国有商业银行贷款分类及质量的真实性，为今后的提呆拨备、做实利润和充足资本奠定了重要的工作基础。
“分子”还是“分母”？
根据以上的计算和分析，可以得出如下六个结论：
其一，不良贷款余额减少和贷款余额增加都是导致2001年～2003年国有银行不良贷款率降低的重要因素。
其二，贷款余额的增加对于2001年～2003年国有银行不良贷款率降低的“贡献度”更大一些。同时，必须考虑前述的两个非常重要的因素：即2000年以后很多原本“正常”的贷款或假正常贷款还原成不良贷款，统计上抹杀了不良贷款余额降低因素对降低不良贷款率的“贡献度”；中国整体经济的高速增长对于银行贷款总量的增加有着必然的要求，分母做大目的并不全在于所谓的人为掩盖不良贷款率。
其三，2001年～2003年增加贷款余额因素的“贡献度”高于降低不良贷款余额因素的“贡献度”，但差距逐年缩小，分子因素的“贡献度”占比逐年大幅度提高。到2003年底，已占三成多，并非如外界经常猜测的“二八开”。
其四，2001年～2002年降低不良贷款余额因素的“贡献度”逐渐提高，2003年前3季度这一趋势的“中断”有着特殊原因，是暂时的，第四季度继续延续2001年～2002年分子因素“贡献度”逐步提高的趋势。除人民银行货币政策调整的影响以外，深层次上导因于银监会大力倡导和实施专业化审慎银行监管的各项措施。
其五，2003年第四季度，分子因素“贡献度”重又提高，但远未达到四级分类法下的高度，这在某种意义上说，是提高国有商业银行资产质量真实度，夯实基础的一个代价。因为银监会自2003年10月起对国有银行五级分类法真实情况进行严格的现场检查，由此必然揭露一些假正常贷款；更为严格的五级分类法以未来现金流作为判别借款人有无还款能力的核心依据，辅之以还款意愿和还款能力的考察，一些近期发放的贷款也可能被认定为不良贷款。所有这些变化导致的“新增”不良贷款部分冲销了不良贷款余额减少的“贡献度”。
其六，2001年～2003年国有银行不良贷款率的降低是真实的，而且，随着银行业监管当局提高国有商业银行贷款五级分类办法的执行水平，以及在此基础上围绕提高资本充足率和改善贷款质量的一系列新措施的出台，我们更有理由相信，国有商业银行不良贷款率的降低将更多地源自不良贷款余额的减少。■
本文作者为金融监管研究人员
(注：从统计上而言，由于分子、分母并不是完全独立地对不良贷款率下降发挥作用，因此，不可能完全将分子分母的贡献度严格区分开来。本文采用的计算方法对估算分子和分母所独立发挥的作用有一定的差异，但这种差异同方向反映在分子和分母上，而且差异很小，因此对比较结果不会产生影响。)
国有商业银行不良贷款解决论文 篇3：
商业银行经营管理中存在的风险与防范策略
摘要： 随着商业银行改革的不断深入、内部管理的不断加强，如何在提高经济效益的同时有效地防范和化解风险，已经成为不容忽视的重要问题。通过分析国有商业银行不良贷款风险形成的原因和商业银行经营风险的主要表现形式，结合我国银行业风险管理的实际，借鉴国外银行风险管理的成功经验，对如何有效管理、防范商业银行经营风险提出了具体的策略。
关键词：商业银行；经营风险；资本充足率；经营管理
银行业作为经营货币的企业与生俱来就规定了其风险的本质，与其说银行是经营货币的企业，更不如说是为了获得利润而经营风险的组织。随着中国金融开放进程的加快与金融体制改革的推进，金融混业产品日趋增多，金融创新与风险防范及其对金融市场的影响和所引发的系统风险，以及相应的政府监管机制改革和各类金融机构的经营战略调整等热点问题也日益突出。只有充分掌握风险在银行经营中的特点，将风险经营、管理与防范结合起来，才能收到利润增长与风险防范的最佳效果。
一、国有商业银行不良贷款风险形成的原因
所谓商业银行即是以信用为基础、以经营货币借贷和结算业务为主的高负债高风险行业。商业银行的经营特点和其在一国国民经济中所处的关键地位和作用，导致了银行经营风险具有隐蔽性和扩散性的特点，一旦银行经营风险转化成现实损失，不仅可能导致银行破产，而且将对整个国民经济产生多米诺骨牌效应，对整个国民经济带来严重后果。国有商业银行作为金融活动的主体，在经营中面临着政治、政策、法律、社会经济、文化以及银行员工职业道德等多重风险。在中国已加入WT0的今天，国有商业银行面对入世带来的挑战和机遇，要实现银行经营资金的安全性、流动性、效益性， 防范、减少和化解商业银行经营风险显得尤为突出与迫切。我国商业银行的经营风险形成的原因很多，但综合起来看，不外乎是有两大方面的原因。一方面，从外部环境看，经济环境差，企业面临严重的困难，面临破产的威胁，没能对借贷和投资行为给予应有的约束，此外，也有金融体制等政策方面的客观原因；另一方面，主要是长期以来缺乏风险意识，没有建立起有效的风险管理机制，在规范经营和内部管理方面，还存在经济形势的不景气，企业无力偿还陈欠的贷款本息，以物资、车辆、房屋等归还贷款本息所形成的无效益资产。客观上的业务发展需求，主观上蕴涵了领导决策的偏差，形成了一定的无效资产。商业银行，特别是国有商业银行的经营成败关系着国家经济的兴衰，只有商业银行自身能够得到保障，稳定地经营，国家经济才能得以较为平稳的发展。中国已经进入经济全球化的新时代，面对外资银行进入中国的严峻形势，如何提高我国商业银行的竞争力，使其在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已然成为不可回避且亟待解决的问题。借鉴国外银行在管理经营风险方面的成功经验，结合我国商业银行自身的环境特点，探索有效的防范风险之路，是商业银行一直都在关心和探索的问题。
二、商业银行经营风险的表现
导致商业银行风险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主要是经营管理与决策风险、政策及法律风险、社会经济环境欠佳以及银行经营管理人员道德、借款人经营管理能力等诸多个方面，商业银行经营风险有多种形式。现阶段商业银行经营风险的主要形式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不良贷款率，存在着“超贷”的现象
近年来，商业银行的不良贷款率虽然有所下降，但仍然占全部贷款的很大一部份比率。主要原因是商业银行由于政策性任务而肩负的沉重包袱，国有企业的亏损通过信贷关系转嫁给国有商业银行，资金难以合理流动与优化配置，加大了信贷资产的风险和损失。银行贷款对存款的比例越大，风险越大，银行经营的安全程度也就越低。由于缺乏有效的风险约束和激励机制，我国银行经营理念发生扭曲，不惜以牺牲信贷资金的安全、流动和效益为代价，片面追求贷款规模，普遍存在着“超贷”的现象。
（二）资本杠杆比率偏高，信贷资产质量低
近年来，由于各商业银行资本金增长速度远远低于存款的增长速度，资本杠杆比率越来越高，近两年均超过50%；自有资金抵御流动性风险的能力逐年下降；信贷资产质量低，资金沉淀现象严重；不良贷款占比较高，使得占全部资产较大比重的信贷资产缺乏流动性，从而影响了资产的总体流动性。
（三）虚增存款，盈利水平低
存款是贷款的基础，而贷款又是现今我国银行利润的主要来源，存款上不去，贷款就没有了根本的保障。银行为了扩大规模，就采取了虚增存款的方法，最后导致真实的存款没有增加，而在虚假存款基础上的真实贷款却放出去了，存贷比率失调，虚假存款引起真实贷款倒逼银行，造成银行风险不断累积。从各家银行的损益表来看，各家银行虽有盈利，但盈利在减少，资产利润率在逐年下降，我国商业银行已进人到一个“微利时代”。
（四）抵押高估，风险不断累积
抵押高估是一种虚假欺诈行为，会产生两方面的反应。一是这种高估的行为银行知道，但由于各种不可明信的原因，谁都不说破，听之任之；另一种是银行不知道，被骗了，等到发现问题的时候怎么都收不回来放出贷款的原值，更谈不上利息了。无论是哪种反应，结果是银行吃亏，风险不断累积。从现阶段的巨额不良资产就可看出问题。
（五）金融创新滞后，中间业务发展不成熟
商业银行的中间业务与国外银行的中间业务有着很大的不同，国外银行的中间业务是利润来源的一个主要方面。国外银行对“服务就要收费”这个理念认识的明确。相反我国的商业银行中间业务绝大多数不赚钱、免费，甚至赔钱。主要原因是银行对中间业务的理解错误，中间业务是面对竞争，金融创新的产物。提高银行的服务质量现今被误解为增加银行存款的一种筹码，基于此造成中间业务不赚钱、赔钱的局面，而在这背后通过中间业务来降低风险的可能性就可想而知了。
三、防范和化解风险的对策
（一）正确认识风险是防范和化解风险的关键
风险首先是一种机遇。银行面对的风险多种多样，概括起来包括信用风险、市场风险（利率风险）、营业风险、环境风险（政策性风险）和行为风险等。对银行来说，风险不仅仅是损失，银行如能事先降低并且合理规避风险，就能利用风险这一机遇，保全自身的资本，甚至赚取丰厚的回报。所以风险对银行是灾难还是机会不在于风险本身，而在于自身对未来变化的了解和掌控能力。对国内银行来说在过去的经营中，有太多因风险而遭受损失的例子。风险往往变为损失的主要原因，银行缺乏全面正确的风险管理观念和企业风险文化，表现在计划体制下的完全漠视到强化风险管理和责任下的对风险采取过度规避。
（二）确立正确的经营思想和风险管理意识
商业银行更应该清楚地认识到在风险背后是利润的来源，清晰地分析风险就是明确地了解利润产生的本质。银行不要将风险看作阻碍银行发展的绊脚石，而是将风险经营、管理的思想贯穿到银行本身的每一个环节，不是一味地去堵截风险，而是将风险进行合理的引导、合理的运作，使其在现实中得到可控，并带来相应利润。在现今商业银行中，风险的管理、控制，以及经营方向等是由银行的管理层和风险控制系统的工作人员来具体执行和操作，但对于风险决不应限于这两方面的人员，任何岗位的银行员工都要有风险防范的意识。牢固树立风险管理意识，真正将风险管理作为管理工作中的核心内容。这就要求银行要培育自身的风险文化，确立正确的经营思想和风险管理意识。
（三）全面实施资产负债管理
商业银行的风险不是单纯的资金管理问题.而是多种问题的综合反映，因此，应当从资产负债综合管理的角度来探讨流动性风险的防范。一要加强各级商业银行法人体制，强化经营系统调控功能，建立应对流动性风险的内部决策控制、实施控制、事后监控和预警机制。二是要求银行在培养全行全员的风险意识、掌握现代风险管理理论和方法、建立完善的风险控制制度、出台详细的风险操作标准、风险管理人员的培养和使用等方面做出不断的努力。三要实现各商业银行资金的优化配置。通过强化资金在各行全系统调拨，充分利用好有限的资金资源，实现资金在全系统的优化配置，以增强系统内资金的效益性和流动性。
（四）要建立有效的风险防范和管理机制
商业银行风险管理的任务就是寻找业务过程的风险点，衡量业务的风险度，在克服风险的同时从风险管理中创造收益。商业银行要建立有效的风险防范和管理机制，健全风险管理体系。一要适应商业银行股权结构变化，逐步建立董事会管理下的风险管理组织架构。建立总行、分行和市地行三个层次的风险识别、度量、监控机制，有效采取防范、分散、转移和消化风险的措施。二要改变行政管理模式，逐步实现风险管理横向延伸、纵向管理，在矩阵式管理的基础上实现管理过程的扁平化；改变以往商业银行内部条条框框的管理模式，实现以业务流程为中心的管理体制，并不断摸索以战略业务体为中心的风险管理体制。三要建立完善的风险判断、评估、监控和分散机制，培养我行高素质的风险管理人才。
（五）创新中间业务降低经营风险
商业银行要在金融产品设计中加大风险中介的因素，让商业银行金融产品有一个相对的竞争优势。及时地推出特别是面向公司客户的避险金融产品，规避汇率风险和资金价格风险。要创新商业银行的中间业务，大力开办各种委托代理和中间服务业务，提高资产负债的总体流动性水平。我国居民的富裕金融资产会越来越多，其合理、有效投资并优化组合投资的委托需求和咨询需求会增强，应及时向这类客户提供用于规避风险的代理理财服务、咨询服务、与证券公司和保险公司联手开发投资组合产品，从而有效地降低经营风险。
商业银行经营风险的化解，是一项系统复杂的工程，存在着方方面面的原因。只有改革国有银行的产权制度，才能从根本上化解体制风险，相应的其他各种配套的风险防范措施才能奏效。当然，要彻底地化解我国国有商业银行的经营风险，还必须有其他的配套工作的配合，才是最终化解国有商业经营风险的根本。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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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张 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