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经济发展新常态是什么
习近平谈新常态是什么和不是什么
江治强基层社会治理机制的构建设想和路径
导读：基层社会治理机制的构建设想和路径，【摘要】基层社会治理是加强当代中国国家治理能力体系建设的重要内容，国家权力与社会自治场域之间的交集主要是在“基层”，中国基层社会治理的实践孕育着巨大的潜在动力，这种动力显然来自于国家权力与社会自治权之间持续不断地互动、碰撞与扭合，从社会协同的角度看，基层治理机制体系建设需要在公共需求整合机制、公共事务民主协商机制、多元治理主体协，【关键词】社会治理，以基层群众
基层社会治理机制的构建设想和路径 江治强①
【摘 要】基层社会治理是加强当代中国国家治理能力体系建设的重要内容。在中国，国家权力与社会自治场域之间的交集主要是在“基层”，即在城市主要是街道、社区层面，在农村主要是乡镇、村层面。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基层社会治理的实践孕育着巨大的潜在动力。这种动力显然来自于国家权力与社会自治权之间持续不断地互动、碰撞与扭合。从社会协同的角度看，基层治理机制体系建设需要在公共需求整合机制、公共事务民主协商机制、多元治理主体协作机制、公共服务多元供给机制等方面加大力度。 【关键词】社会治理;基层社会治理 改革开放30多年来，以基层群众自治组织为载体的基层民主实践得以长足发展，并在组织和引导群众参与社会治理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但囿于诸多原因，我国基层社会治理良性机制的构建仍处于瓶颈状态。探讨当前我国基层社会治理面临的形势，并对基层社会治理机制的建构提出切实可行的对策，无疑是当前的一项重要研究任务。
一、社会治理的生成逻辑
社会治理作为一股思潮产生于20世纪六七十年代在西方兴起的新公共管理运动。但究竟何为社会治理并无一致认识。1995年全球治理委员会对“治理”的概念作出明确界定，
②认为治理是各种公共的或私人的个人和机构管理其共同事务的诸多方式的总和。学者俞可
平认为，“治理”主要有四个特征：治理不是一套规则，而是一个过程;治理过程的基础不是控制而是协调;治理不仅涉及公共部门也包括私人部门;治理不是正式的制度而是持续的互动。按照上述释义，可见“治理”主要存在于公共事务和政治活动中，与“统治”相比，“治理”更多地注重治理主体的多元化，强调治理主体与被治理主体之间的互动。从这一点看，“治理”的实质是对公共事务决策权的制度安排，也是对传统政府绝对强权的一种挑战。 治理理论产生于对国家与社会两者关系的认识。在讨论国家与社会的关系问题上有一种假设：人类需要的演变和发展使得国家与社会之间的边界从二元分立，愈趋发展为交叉互补的关系。尤其到了20 世纪，在国家与社会之间的持续碰撞中形成了一个中间场域，即所谓的公共领域，公共领域的特点主要表现在：一是这个领域的公共事务反映人类共同需要，从而在整体上和长远上，有利于社会的良性运行和社会成员的共同利益;二是在公共场域中，
江治强(1976年-)，男，山东潍坊人，民政部政策研究中心研究二室主任，副研究员。 ②通讯地址：北京市东城区北河沿大街147号，民政部政策研究中心
邮编100721;电话：15810866277 ② 转引自俞可平: “全球治理引论”，《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02 年第1 期, 第22 页。
国家权力的“统治”和全面渗透有可能出现代理失灵或权力寻租问题，因而社会自治权的崛起呼吁对国家行政权的限制;三是这个领域的公共事务单纯放手交给社会，既有可能陷入“奥尔森困境”，也有可能在公共事务治理中扩展秩序的形成将造成社会公平的损失，甚至会带来社会自治权与国家统治权之间的对抗。社会治理理论的提出就在于解决在公共场域如何协调“社会制约权力”和“国家适度干预社会”的良性互动问题。在治理视角下，政府与社会的合作，将有利于对政府的理性行为施加约束，使之适应公益性的责任要求，在政府与社会之间架起一座利益均衡与良性互动的桥梁，从而有利于公共事务效率的改进。
二、当前基层社会治理面临的基本形势
在中国，国家权力与社会自治场域之间的交集主要是在“基层”，即在城市主要是街道、社区层面，在农村主要是乡镇、村层面。长期以来，在中央集权模式下，国家权力在基层全面渗透，形成了国家权力层层下移并依托乡镇(街道)政权、企事业单位和高度行政化的基层自治组织运作的社会管理格局。中国在持续推进的市场化导向的改革中，社会自主空间日益扩大，社会力量的民间化也日益明显，社会主体自我意识逐渐觉醒，社会越来越趋向于按照社会的、经济的原则而不是政治的原则进行组织和运作，这一“社会”崛起的趋势正在呼吁在公共事务的决策和管理中扩大社会参与。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基层社会治理的实践孕育着巨大的潜在动力。这种动力显然来自于国家权力与社会自治权之间持续不断地互动、碰撞与扭合。从这一角度看，中国基层社会治理面临的形势，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正在推进的政社分开与政府职能转变改革，使国家权力从基层事务中逐步收缩，基层政府与社会自治组织之间的权责边界逐步清晰，同时基层自治组织行政化趋势仍未根本改变，乡镇(街道)基层政府负担仍然偏重，行政职责普遍存在向城乡社区转嫁。界定基层政府与基层社会之间的权力关系，使行政权与自治权实现良性互动仍是基层社会治理不可回避的重大任务。
其二，社会自治组织、民间组织蓬勃发展，进入到社会治理框架内的治理主体更为多元，各类社会组织迅速产生，由此提升了人们在公共事务决策中的参与性和自我管理、自我服务的能力，但是社会组织发育相对滞后，同时具有较强的行政化色彩，富有公信力的社会志愿机制尚未形成，尚不足以承担政府剥离的社会职能，也不具备协同政府扩大群众参与社会治理的功能，从而决定了推进基层自治组织、社会组织去行政化，培育具有与政府组织同等能力的社会组织，成为发展基层社会治理机制的核心要素。
其三，基层治理中政府承担有限责任，国家保障基层群众依法享有自治权，基层自治开启了中国社会走向民主政治的通道，同时，基层民主实践中仍然存在群众权利意识不足、基层民主流于形式等问题，基层社会中的精英分子在发展社区公共服务、村改居、城镇化等过程中通过左右选举、与市场化主体合谋等方式侵害群众利益，以及垄断、占据和挥霍基层群众所有的公共资源，已造成基层社会矛盾丛生。基层治理机制的形成，必须考虑如何扩大群众的自愿参与，使公共事务的管理与基层群众利益之间建立内在根本联系，以此调动群众参与的主动性和积极性。 其四，城乡一体化的迅速发展和国家对人口控制的放松，带来了史无前例的人口大流动，随之产生的问题是，进城务工人员、流动人口等城市边缘群体被排除在城市的主流生活和属地化的社区管理体制之外，特别是一些城市中的“城中村”处于城市管理体制的“真空”地带，城市居民享有的权利和各类社会保障服务，这些城市“边缘人”作为公民该享有却无法享有，同时也被动地放弃了合法的基层民主政治权利;同时农村人口流出地造成的“空壳村”也使基层民主实践陷入困境。这些问题尚未有现成的制度安排予以有效应对。
三、基层社会治理机制构建的总体构想 在中国特定语境下，所谓基层治理机制，是指在当前日益增长的公共服务诉求与维持社会稳定的双重压力下，基于社会稳定的需要，由政府与社会合作管理基层公共事务的一种组织协调机制。
基层治理机制的良性运行主要表现为：政府在基层实施有限的行政管理并提供基本公共服务;具有广泛参与性的基层民主实践使公共事务纳入协商民主决策程序;基层各类社会力量在规范、协调和服务的过程中发挥基于自身功能的作用。从社会协同的角度看，基层治理机制体系应当包括四项相互关联的内容： 第一，居民公共需求整合机制。基层治理的逻辑起点是对社区居民公共诉求的回应。只有整合个体意义上的公民的公共诉求，才能实现将社会公众从治理的客体转变为治理的主体。公共诉求的整合在于使个体的、分散的基层群众诉求，通过向正式制度和组织的输入，从而转化为由不同治理主体解决的公共议题。诉求整合机制的构成要素包括：一是依法保障基层群众理性合法表达诉求的权利，建立需求反馈系统，使辖区任何公民都有公共需求、合法权益的表达权，尤其是利益相关方和常住流动人口的诉求能纳入公共决策程序;二是建立评估系统。基层自治组织将汇聚、筛选后的诉求信息进行需求分析，确定需求类型和程度，并组织和引导群众参与基层公共事务的协商决策;三是基层政府机构和党组织在整合社会利益方面发挥导向与引导作用，各类社区社会组织真正成为反映群众诉求、规范自身行为的有效载体。
第二，公共事务民主协商机制。公共事务关涉社区居民共同利益，对于公民在公共生活中的问题和公共需求，应先找到各方利益的共同点，以形成群众共同的意见。兼顾各方的公共利益的形成，需要社区公民通过自由而平等的对话、讨论、谈判、审议等方式参与公共决策的制定，即所谓民主协商机制。民主协商机制由民主听证制度、协商对话制度、民主议事制度、村务公开制度等一系列制度构成，这些不同制度通过自治组织的支持和相关制度的配套实施，形成规范有序的协商决策程序，以此成为基层治理的目标和准则。 第三，多元治理主体协作机制。一种良好的治理模式需要不同治理主体之间达成协作机制。协同治理的理想化模式是，政府以追求社会稳定为直接目标，运用其他主体所不具备的资源，在社区层面实施基本行政管理和提供基本公共服务，行政管理事务由相应行政管理机构承担，并通过职能整合的综合性行政机构在提供服务中实施管理;基层自治组织通过反馈信息、反映民意诉求等方式，协助行政管理在基层落实，但不承担具体行政政策的执行责任，而是在宪法框架下，组织群众以民主的方式协商解决基层公共事务;村社范围的公共服务，对属于政府职责的基本公共服务，则推行政府购买服务，对于非基本公共服务，政府重在搭建公共服务平台，引导社会参与，以市场化方式满足社区居民需求。不同治理主体基于不同的价值、目标和行动在参与、处理基层公共事务的动态互动过程中达成彼此协作。基层政府机构与自治组织之间主要是功能互补性协作，政府机构与社会组织(包括市场组织)之间主要是管理性协作，自治组织与社会组织之间主要是契约性协作。不同治理主体的协作共治机制就在不同治理主体寻求角色和功能实现的过程中，通过权力互动和资源交换的方式动态形成。 第四，公共服务多元供给机制。在对基层政府应担负的职责和公共服务性质进行科学界定的基础上，针对公共服务的不同性质建立相应的供给模式。政府行政事务与社区居委会的职责相分离，行政管理和基本公共服务事项由基层政府及其职能部门、街道办事处负责;凡城区、街道、乡镇职责范围内基层公共服务事项，不得向基层自治组织或社区组织延伸和转嫁;自治组织和社区组织承接政府转移的职能和公共服务事项，推行政府购买服务或实行“权随责走、费随事转”原则，由公共财政确保业务经费和工作经费。社区公共服务推行“一站式”服务，并注重专业化、标准化、品牌化、连锁化经营，社区居民、驻社区单位共同参与社区服务评估，监督社区服务供给的质量和效率。
根据上述单项机制设计思路，从公共需求的识别、整合到公共决策的达成，再到治理主体责任分担和公共服务供给机制的形成，构成了一个基层治理机制循环系统，而实现这一系统良性运行的关键在于系统内部结构功能整合的成效。
四、基层社会治理机制的建构路径
第一，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建立职责明晰的基层行政管理体制。一是科学界定基层政府的基本职能。应当对不合理的政府职能设置进行优化调整，使县级以下基层政府切实承担面向公众提供经济性公共物品和社会性公共服务的职能，尤其需要弱化县级政府和街道目前所承担的宏观调控和经济发展职能，推动基层政府职能转变。同时将基层政府不应承担和可以不承担的事务推向市场和社会。 二是增强乡镇街道行政管理权。从便于加强社会管理的角度出发，适当将县区政府掌管的行政审批权下放到乡镇政府和街道办事处，使乡镇、街道从原来只注重“抓事务、抓收费、抓应付上级检查”，向解决实际问题和加强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职能转变。下放到乡镇、街道的事权应精当适度，同时既要解决一些地方机构臃肿、人员超编的问题，又要解决有些地方工作力量不足、职能不到位的问题。 三是理顺基层政府(派出机构)与城乡自治组织之间的职责关系。按照精简“条条”、理顺“块块”的原则，减少或取消与县(区)级政府职能部门对应的乡镇(街道)部门，推行大部门制，整合街道办、社区工作站和上级职能部门在基层的行政性延伸部门，避免机构重复、多头管理，提高行政资源整合化程度;妥善解决街道办职能与社区职能高度重叠的问题。 四是创新社会管理和服务方式。通过合理区分行政管理、公益性事业和经营性事业，实行不同的管理方式。行政与公益性的事务，要强化政府职能，经营性的，要逐步推向市场。有些公共服务可以通过委托代理、向市场购买服务等方式，让社会力量参与到公共服务的供给。 第二，培育独立的社会治理主体。中国具有为数众多的基层自治组织和各类基层社会组织，只有这些社会组织成为群众参与的“组织者”、群众诉求的“反映者”、公共事务的“决策者”，担当起社区“当家人”角色，社会治理机制才能真正形成。当前应当坚持放权、规范、引导的原则，切实解决基层自治组织自治性不够、社会组织参与性不足的问题。
一是增强基层自治组织自治权限和自治能力。加强基层自治组织自治能力建设，首要的是通过立法及政治改革进一步改变行政权力侵蚀自治权力的问题。应限定政府的行政权，建立行政权不能干预自治权的监督、考核机制;增强村居民委员会组织法贯彻执行的强制力，防止用行政手段干预基层群众自治范围内的事情和随意用行政命令的方式下达指标和指令性任务。同时要增强自治行为的法律约束，规范自治权和自治边界，真正尊重和保障居民的自治权。特别是应当授予社区公共资源由社区民主协商解决权，在达成了一致意见和保证公平的基础上，鼓励基层自治组织动员社区资源，逐步提高依靠自身获得资源的能力;同时政府应当采取“费随事转”的方式转移部分资源给基层自治组织，使基层自治组织在承担政府转移职能中获得自我管理、自我服务、自我发展的相应资源。要明确村级党组织与村委会的关系，保证村委会的选举和日常运作真正体现村民的意愿。 二是培育独立而具有公信力的社会组织。社会组织的出现是社会自主化发展的结果，同时也是社会自发秩序的形成所不可或缺的组织载体。社会组织要在组织群众参与、反映群众诉求中发挥更大作用，必须从根本上推进“去行政化”变革，使其实现真正成为独立于政府行政部门的社会实体。应当在分类管理的前提下，全面推行社会组织取消业务主管部门，采取直接登记的管理体制;推进社会组织与行政部门脱钩，禁止行政人员在社会组织内任职，消除社会组织的官办色彩，理清社会组织与政府权力边界。对于不具备登记条件的基层社会
包含总结汇报、文档下载、教学研究、旅游景点、资格考试、考试资料、外语学习、行业论文以及江治强基层社会治理机制的构建设想和路径等内容。
第二篇：面对经济新常态
面对经济新常态，大学生该怎样应对?
2014年5月，习近平在河南考察时首次提出“新常态”，并在11月的APEC会议上全面阐述新常态。 经济新常态的内涵包括：经济增速正从高速增长转向中高速增长;经济发展方式正从规模增速型粗放增长转向质量效率型集约增长;经济结构从增量扩能为主转向调整存量、做优增量并存的深度调整;经济发展从传统经济增长点转向新的经济增长点。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12月9日至11日在北京举行。会议首次阐述了新常态的九大特征——
会议认为，科学认识当前形势，准确研判未来走势，必须历史地、辩证地认识我国经济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准确把握经济发展新常态。 从消费需求看，过去我国消费具有明显的模仿型排浪式特征，现在模仿型排浪式消费阶段基本结束，个性化、多样化消费渐成主流，保证产品质量安全、通过创新供给激活需求的重要性显著上升，必须采取正确的消费政策，释放消费潜力，使消费继续在推动经济发展中发挥基础作用。 从投资需求看，经历了30多年高强度大规模开发建设后，传统产业相对饱和，但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和一些新技术、新产品、新业态、新商业模式的投资机会大量涌现，对创新投融资方式提出了新要求，必须善于把握投资方向，消除投资障碍，使投资继续对经济发展发挥关键作用。 从出口和国际收支看，国际金融危机发生前国际市场空间扩张很快，出口成为拉动我国经济快速发展的重要动能，现在全球总需求不振，我国低成本比较优势也发生了转化，同时我国出口竞争优势依然存在，高水平引进来、大规模走出去正在同步发生，必须加紧培育新的比较优势，使出口继续对经济发展发挥支撑作用。
从生产能力和产业组织方式看，过去供给不足是长期困扰我们的一个主要矛盾，现在传统产业供给能力大幅超出需求，产业结构必须优化升级，企业兼并重组、生产相对集中不可避免，新兴产业、服务业、小微企业作用更加凸显，生产小型化、智能化、专业化将成为产业组织新特征。 从生产要素相对优势看，过去劳动力成本低是最大优势，引进技术和管理就能迅速变成生产力，现在人口老龄化日趋发展，农业富余劳动力减少，要素的规模驱动力减弱，经济增长将更多依靠人力资本质量和技术进步，必须让创新成为驱动发展新引擎。
从市场竞争特点看，过去主要是数量扩张和价格竞争，现在正逐步转向质量型、差异化为主的竞争，统一全国市场、提高资源配置效率是经济发展的内生性要求，必须深化改革开放，加快形成统一透明、有序规范的市场环境。 从资源环境约束看，过去能源资源和生态环境空间相对较大，现在环境承载能力已经达到或接近上限，必须顺应人民群众对良好生态环境的期待，推动形成绿色低碳循环发展新方式。
从经济风险积累和化解看，伴随着经济增速下调，各类隐性风险逐步显性化，风险总体可控，但化解以高杠杆和泡沫化为主要特征的各类风险将持续一段时间，必须标本兼治、对症下药，建立健全化解各类风险的体制机制。
从资源配置模式和宏观调控方式看，全面刺激政策的边际效果明显递减，既要全面化解产能过剩，也要通过发挥市场机制作用探索未来产业发展方向，必须全面把握总供求关系新变化，科学进行宏观调控。
这些趋势性变化说明，我国经济正在向形态更高级、分工更复杂、结构更合理的阶段演化，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正从高速增长转向中高速增长，经济发展方式正从规模速度型粗放增长转向质量效率型集约增长，经济结构正从增量扩能为主转向调整存量、做优增量并存的深度调整，经济发展动力正从传统增长点转向新的增长点。认识新常态，适应新常态，引领新常态，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国经济发展的大逻辑。
作为当代大学生，积极适应新常态，必须充分认识不同以往的发展变化。认识是适应的前提。认识理解新常态，才能积极适应新常态。积极适应新常态，就要深刻认识从严管治党的新要求，深刻认识经济运行变化的新趋势，深刻认识全面深化改革的新任务，深刻认识群众需求多样的新特点，深刻认识倡导清廉文化的新风气。
积极适应新常态，必须树立新常态下的新思维新理念。比勤奋更重要的是理念、眼界和勇气。理念的领先优于资源的领先。没有新思维新理念，就不会有积极适应新常态的高度自觉，就不会有主动适应新常态的思想境界。只有理念领先，才能打破惯性思维，树立与时俱进的思想状态，获得改革创新的更大勇气，以先人一步、快人一拍的节奏迅速提升工作水平。
积极适应新常态，必须消除等待观望的心态。等待观望，不在状态，虽谈不上违法乱纪，却有涣散作风、松弛纪律之弊，也是一种变相腐败。各级党员干部要清醒认识到，从严管党治党是摆在我们面前的重大课题，要严以修身、严以用权、严以律己，真正在思想严起来、整改上严起来、正风肃纪上严起来，以更加坚决的态度、更加有效的举措、更加务实的作风，将从严管党治党的要求落到实处，为全面推进“四新”提供坚强的作风保障。
积极适应新常态，必须摆脱为官不为的状态。为官不为，满足现状、不思进取，是干好一切工作的大敌。全会对做好当下工作和谋求长远发展做出部署，成就事业需要好状态、干部成长需要好状态、凝心聚力需要好状态，当前要着力解决一些干部中存在的不想干、不敢干、不会干、不愿干等问题，切实从僵化、教条、懈怠、背时的茫然状态中解放出来，提振精气神、凝聚正能量，为适应新常态、解决新问题、推动新发展担当新作为。
习总书记指出，明者因时而变，知者随事而制。面对新常态，我们必须增强紧迫感、责任感，积极认清形势、适应形势、驾驭形势。要“转”，使思想观念、行为方式紧跟时代步伐;要“变”，在作风、精神、能力上积极适应新要求;要“干”，顺势而为、主动作为、奋发有为，以开拓创新、知难而进的智慧和勇气，肩负起推动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的历史责任。
周围的大学生们普遍认为，新常态下，在“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理念下，将有一批新的中小企业和民营企业诞生，这些新兴企业在初创阶段，可能实力一般，但是发展空间比较大，因而更适合大学毕业生就业。同时，国家出台了一系列促进大学生就业的优惠政策。关键要看毕业生的就业观念是否转变，如果做好了这方面的准备，就业就不存在多大的困难。另外，在基层，对大学毕业生的需求也很大，很多岗位急需大量的毕业生。在基层咨询点前，每天都有很多来咨询的学生。由此可见，在新常态下，小微企业就业、自主创业、基层就业等成为许多大学生的新选择。
新常态下，毕业生对就业形势的把控很关键，毕业生调整好就业心态很重要，坚持先就业后择业，渐进式、阶梯式前进，不要期望一次就业终身就业。结合自己的专业，眼光瞄向基层和一线，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建功立业是大学生正确的选择。
第三篇：经济新常态需要精神新状态
过去一年，有一个词很热：新常态。它告诉我们，当下经济形势已经进入了三期叠加的新时期。
改革开放的35年里，中国经济增长每7年差不多就翻一番，GDP年均以近两位数的速度增长。因此，面对当前的“新常态”，少数人无所适从，看不清方向;也有人害怕创新，担心多做多错;还有人认为好日子过完了，唉声叹气。这三种现象，既是转型时期人们的心理反应，也是需要关注与疏导的负能量。在经济新常态下，特别需要良好的精神新状态，才能应对自如，赢得这场挑战。
经济新常态需要我们拥有平常心。
中国已经创造的经济发展奇迹，就像一朵生命力特别旺盛的花，连续多年的快速增长，已经为我们进入换挡期准备了条件。我们应该从追求速度转向追寻幸福。经济发展固然重要，但老百姓的生活幸福指数更为重要。并不是经济发展越迅速，幸福指数越高。我们都知道一个生活常识：一户人家有钱，并不等于这户人家幸福。国家国家，国也和家一样。2014年，英国一家机构调查“全球最快乐国家”，排名前10位的与经济排名关系不大。所以，我们要以平常心来看待GDP数据，明白数据不等于幸福，就能面对风波有定力，遇到难题能合力，从容不迫。
经济新常态需要我们拥有进取心。
1 面对结构调整的阵痛，许多人会用“适应”这个词应对。适者生存，但新常态更呼唤创新。在经济发展迅猛的时候，插根筷子都能发芽，做事更多是粗放型。新常态下，有的事坚决不能再做了，比如牺牲环境换取经济发展;有的事再做也没用了，比如一些已有的刺激经济发展的政策。有所不为，是要有所作为，需要用新作为实现新发展。新常态下，工作的成败关键在于判断力、创造力和执行力。一方面要加强前期调查研究，判断事情该不该做、该怎样做，一方面在决策之后，要以良好的精神面貌、过硬的工作作风去持续推进，创造性地做。正如有人说的：“三流的点子加一流的执行力，永远胜过一流的点子加三流的执行力。”要实现健康的经济转型，要让经济发展这朵花在花期结束之后，迎来再次绽放，就必须勤劳地浇水施肥，精耕细作。
经济新常态需要我们拥有自信心。
处于前期政策的消化期，会部分影响到新政策的推行、新局面的打开，这是必然的。但是，同样半杯水，悲观消极的人看见的是空了半杯，乐观积极的人看见的是满了半杯，有信心和没信心所看见的事物不同，所做出的行动也不同。在经济发展放慢步子之后，有自信心就能够懂得向内寻找动力、激发活力、挖掘潜力。其实，只要我们用心思考就能发现，经济发展仍然有巨大的空间。无论是国内市场的开拓，还是文化软实力的提升与文化产品的输出，都可以有所作为。
2 只要我们不在自卑与自傲的两个极端之间摇摆不定，坚定地扎根在中华文明的沃土之上，又四方广泛汲取雨露阳光，就一定能够创造出独特又美好的产品，并且赢得经济发展之花的再次怒放。
人活着，归根结底活的是一种精神。人创造精神，人又被这种精神所创造。经济新常态需要精神新状态。当平常心、进取心、自信心成为中国人精神的新常态时，这一束精神之光就会照亮我们脚下的探索之路，幸福就会成为中国人生活的新常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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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篇：新常态新举措全面发展教育事业
新常态
新举措 全面发展学前教育事业
学前办成立于2013年。全县学前教育民办幼儿园xx所，乡镇中心幼儿园xx所，在园幼儿xxxxx人，左园教职工xxxx人。三年来，在教育局的领导下，新常态、新举措，出色地完成了教育局下达的各项工作任务，全力推进学前教育发展，使全县学前教育规范、有序向前发展。现就三年业的工作总结和xxx年工作打算如下：
一、主要工作
1、规范学前教育管理制度。三年来，制订了《xx县幼儿园管理实施办法》、《xx县学前教育机构的伙食管理制度》、《xx县公、民办幼儿园财务管理制度》、《xx县普惠性民办幼儿园建设和认定工作的管理办法》等文件。
2、依法管理学前教育机构。学前办坚持依法行政，严格按照《民办教育促进法》、《民办教育促进法施条例》和《湖南省幼儿园标准(湘教发[2008]54号)的有关规定开展工作。对初审受理后的民办教育机构，按许可时间的规定，办学条件以及履行相关行政程序，对申报审批的资料进行全面审查，组织专家组赴实地评估，并将评审结论书提交局办公会会议审定。
3、加大学前教育投入。全县3-5岁学龄儿童共有xxxxx人，
现有幼儿园xxx所，其中公办园xx所，民办园xx所，在园的xxxx人，毛入园达到xx%。三年来，全县学前教育总投入资金近xx个亿。我县共建设xx所乡镇中心幼儿园，利用闲臵校舍改建的园xx所，总投入xxxx。利用社会力量办园总投入近xx个亿。
4、强化安全工作意识。督促学前教育机构健全安全管理制度，落实日常安全管理工作。安全工作常规督查和专项安全督查。三年业取得了很好的成绩。安全事故为零。
5、整顿非法办园工作。为了规范民办幼儿园办园行为，促进民办幼儿园办学有序、健康发展。每年教育局组织相关股室组成“XX县清理整顿无证幼儿园行动领导小组和工作小组。”三年来，教育局下达整改通知书30余份。
6、落实学前教育优惠政策。认真贯彻落实中央、省、市有关学前教育优惠政策。
7、建设学前教育师资队伍。三年来，通过国培、省市培训，完成xx人次园长培训，xx人次为师培训，利用寒暑假请幼师专家、名师进行培训共xx天。
8、积极争取学前教育巡回支教试点工作。xxx年xx月至xxx年xx月，全省试点工作只有xx个县，促进了我县幼儿教师队伍和幼儿园建设的发展。
9、积极鼓舞教师参加民办教育论文评选。三年来，我县幼
儿教师共获得一等奖xx篇;二等奖xx篇;三等奖xxx篇。
10、认真组织幼儿园一日活动展示。三年来共组织了xx次活动。主要是为了落实幼儿园教育指导纲要(试行)和《3-6岁儿童学习与发展指南》精神，促进全县幼儿教育质量不断提升。
11、认真组织落实全国学前教育管理信息系统建设。每年一次的系统建设工作。主要包括前提准备、部署运行、数据采集、数据录入、数据审核、系统应用、督导检查。这项工作任务繁杂，工作量极大。
12、幼儿园预防接种查验工作。每期开园部署，落实预防接种查验工作，督查幼儿预防接种证查验证明，保证全县幼儿健康入园。
13、认真组织学前教育机构年检工作。根据《民办教育促进法》精神，每年对民办的幼儿园、公办园进行一年一度办学情况评佳。对幼儿园办得好的，给予一定的奖励，并授予优秀单位称号，对幼儿园办得差的给予整改。确保全县学前教育办学水平不断得到提高。
14、不断完善“属地管理”的职责。学前教育线长面广。2014年教育局实行“属地管理”、“就还自愿区域划分”的原则。在招生、收费入学等问题上，管理不断得到落实，效果不断明显，保证了全县学前教育机构政令畅通，大局稳定。
二、存在的问题和建议
全县学前教育工作虽然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仍然存在不少的问题。
唯利观念较重。部分幼儿园在办园指导思想上一开始就存在着这样的错误认识，不是把办好幼儿园当作公益事业、自己人生的一大事业来对待，而是纯粹当作是一件短期赢利赚钱手段来操作。这样的办学指导思想，必然会导致急功近利，唯利是图，
以上问题，必须科学分析，采取如下措施加以解决：
1、强化“属地管理”职责。加大各督学区、九年一贯制学校，中心小学管理民办幼儿园的权利。民办幼儿园 通过属地管理的要求。申报报告由学校、督学办签字同意才向教育局申报。
2、公正、公平对待民办幼儿园。实行属地管理，份额要求公正，从而对待民办园和公办园，按照党的政策“积极鼓励、大力支持”，不能承意刁难民办园享受国家的优惠政策。
3、依法依规，加强民办幼儿园管理。普查性的幼儿园认定 、年检评估。跨区域招生、安全工作等，教育局将排除一切外来干扰，坚持原则，按规办事，如有违规，幼儿园不能享受国家任何补助，不能评优评先，年度办学情况评估将“一票否
三、2016年工作任务和要求
抓“普惠”，促行为规范。一是严格执行《xx县普惠性民办幼儿园建设和认定工作的管理办法》，坚持普惠性民办幼儿园条件、办园水平、办园行为的规范，建优质的学前教育资源惠及广大人民群众;二是严把普惠性民办幼儿园准入关。对申报的民办幼儿园进行科学评估，确保“普惠”质量。
第五篇：对经济新常态的认识
中国经济新常态，简单可理解为：这是不同以往的、相对稳定的状态，实质上是经济发展告别过去传统粗放的高速增长阶段，进入高效率、低成本、可持续的中高速增长阶段。 中国经济新常态有其现实背景，即中国经济正从中等人均收入水平国家向中高收入国家迈进、同时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历史转折时期，旧常态增长模式难以为继。旧常态的高增长，是不平衡式的增长，是以GDP为中心、以投资为主导、对技术进步重视不足的粗放式增长。所谓以投资为主导，实则是通过人为政策刺激而实现的增长，因而，在旧常态中，自觉或不自觉地走上违背经济规律和资源环境约束的、不可持续的增长，也就不足为怪了。旧常态的增长模式难以为继，必然促使经济转向新的增长模式并且实现与之对应的新常态。
在旧常态日渐暴露其不可持续的结构性矛盾之时，中国经济的增长率开始出现了下降。从2012年开始，中国经济出现了重大转变，增长速度下降至7%～8%之间，明显下了一个台阶。当时中国政策研究人士内部发生过激烈的争论，经过两年来反复辨析，基本形成了两点共识：一是，经济增速回落，不仅是国内外短期因素冲击所致，而且是中国经济基本面发生变化，传统增长动力减弱、潜在增长率下降的结果。因此，我国正面临经济增长阶段的转换，增速不可能也不应当再回到过去接近两位数的高增长。二是，虽然我国的潜在增长率已经不能支撑接近两位数的高增长，但潜在增长率不会一下子滑落到发达国家2%～3%的低速水平，而是具有一定时期内实现中高速增长的潜力。
不得不说的是，2012年11月，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掌舵中国经济发展“巨轮”后，就敏锐注意到中国经济这一重大变化和可能潜在的深刻影响。经过一年的研究观察和听取多方意见，2013年年末，中央对经济形势做出了经济增长速度换挡期、结构调整阵痛期、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三期叠加”的重要判断，第一次统一决策认识：中国经济已处于从高速换挡到中高速的发展时期。2014年年中，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总书记在对“三期叠加”进一步分析中，强调“经济工作要适应经济发展新常态”。随后，在北京APEC峰会上，他概括分析了中国经济发展新常态下速度变化、结构优化和动力转换的三大特点。在年终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又细致入微地分析了我国经济发展新常态带来的九个趋势性变化。“中国经济正在向形态更高级、分工更复杂、结构更合理的阶段演化。”按照最高决策者的判断，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是中国经济发展阶段性特征的必然反映，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认识新常态、适应新常态，引领新常态，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国经济发展的大逻辑。”
那么什么是经济新常态，它的特征是什么呢?通过学习，我们可以认识到，中国经济新常态的特征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一是中高速。从发展速度层面看，经济增速换挡回落、从过去10%左右的高速增长转为7%—8%的中高速增长是新常态的最基本特征。不少国家的经济增速都是从8%以上的‘高速挡’直接切换到4%左右的‘中速挡’，而中国经济有望在7%—8%的‘中高速挡’运行一段时间。环顾世界，当一个国家或地区经历了一段时间的高速增长后，都会出现增速“换挡”现象：1950年—1972年，日本GDP年均增速为9.7%，1973年—1990年期间回落至4.26%，1991年—2012年期间更是降至0.86%;1961年—1996年期间，韩国GDP年均增速为8.02%，1997年—2012年期间仅为4.07%;1952年—1994年期间，我国台湾地区GDP年均增长8.62%，1995年—2013年期间下调至4.15%。不少国家的经济增速都是从8%以上的‘高速挡’直接切换到4%左右的‘中速挡’，而中国经济有望在7%—8%的‘中高速挡’运行一段时间，这是因为中国是一个发展很不平衡的大国，各个经济单元能接续发力、绵延不绝，导致发展能量巨大而持久。“比如，当服务业在东部地区崛起时，退出的制造业不会消失，而是转移到西部地区，推动西部经济快速增长。 二是优结构。结构层面，新常态下，经济结构发生全面、深刻的变化，不断优化升级。产业结构方面，第三产业逐步成为产业主体。2013年，我国第三产业(服务业)增加值占GDP比重达46.1%，首次超过第二产业;今年上半年，这一比例攀升至46.6%。“美国等发达国家服务业已占GDP的80%以上，新常态下，我国服务业比重上升将是长期趋势。需求结构方面，消费需求逐步成为需求主体。2012年，消费对经济增长贡献率自2006年以来首次超过投资。从今年上半年数据看，最终消费对GDP增长贡献率达54.4%，投资为48.5%，出口则是负2.9%。城乡区域结构方面，城乡区域差距将逐步缩小。2011年末，我国城镇人口比重达51.27%，数量首次超过农村人口。随着国家新型城镇化战略的实施，城镇化速度将不断加快，城乡二元结构逐渐打破。区域差距也将逐渐拉近。收入分配结构方面，居民收入占比上升，更多分享改革发展成果。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GDP年均增长9.8%，国家财政收入年均增长14.6%，而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和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年均增长分别仅为7.4%和7.5%。在新常态下，这种情况将发生改变。瑞士信贷2011年发布的报告预测，未来5年内，中国的工资收入年均增速将达19%，超过GDP增速。在这些结构变迁中，先进生产力不断产生、扩张，落后生产力不断萎缩、退出，既涌现一系列新的增长点，也使一些行业付出产能过剩等沉重代价。
三是新动力：从动力层面看，新常态下，中国经济将从要素驱动、投资驱动转向创新驱动。从1998年至2008年，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总额年均增速高达35.6%，而到2013年降至12.2%，今年1至5月仅为5.8%。制造业的持续艰难表明，随着劳动力、资源、土地等价格上扬，过去依靠低要素成本驱动的经济发展方式已难以为继，必须把发展动力转换到科技创新上来。
四是多挑战：从风险层面看，新常态下，面临新的挑战，一些不确定性风险显性化。2014年初以来，我国经济运行继续保持在合理区间，但楼市风险、地方债风险、金融风险等潜在风险渐渐浮出水面。这些风险因素相互关联，有时一个点的爆发也可能引起连锁反应。 由此我们可以得出，新常态之“新”，意味着不同以往;新常态之“常”，意味着相对稳定，主要表现为经济增长速度适宜、结构优化、社会和谐;转入新常态，意味着我国经济发展的条件和环境已经或即将发生诸多重大转变，经济增长将与过去30多年10%左右的高速度基本告别，与传统的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的粗放增长模式基本告别。新常态的目标是经济发展质量的全面提升。适应新常态，是我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之后必须面对和思考的一个重大现实问题。落实经济新常态要求，追求经济新常态目标，必将有利于地方政府从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中解放出来，使中国经济从片面追求经济发展规模和速度转向更加注重经济发展质量和效益的轨道上来，实现经济和发展的良性循环，促进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建设。新常态的背后是执政思维理念的重大转变。新常态的提出，预示着长期以来 GDP增长马首是瞻的政绩考核指挥棒将会逐步淡化使用。新常态的核心是资源配置方式的理性回归。新常态，意味着在全面深化改革的发展新时期，我们要辩证认识和正确处理政府与市场、政府与社会的关系，统筹发挥“有形的手”和“无形的手”的职能作用，确保政府既不缺位放纵市场，又不越位干预市场，也不错位扰乱市场，从而将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这一要求落到实处才能最终确保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健康有序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