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下是小编精心整理的《科举学研究论文(精选3篇)》，供大家阅读，更多内容可以运用本站顶部的搜索功能。摘要：科举学研究性质之争是近几年学界关注的焦点之一。科举学的研究对象的特殊性，科举学演进与发展的历程，社会对科举学研究的需求，科举学研究与社会职业的对应关系等，决定了科举学是一门专学而非学科。学科与专学或研究领域之间的差异，只代表知识发展中的不同方向，并没有研究层次上的高低之别。
科举学研究论文 篇1：
科举学研究的当代价值
摘 要：科举学以其求真的学术品格、开放的学科体系，在保存历史、认知规律和阐释文化中，给人以新的启迪与借鉴。科举学研究表明：科举时代的教育并非只有“应试教育”而无“素质教育”，我们应保存和重构完整的教育史；科举考试的某些规律至今仍发挥潜在作用，值得深入探索与观照；科举考试虽产生考试崇拜的负面影响，但它所蕴含的公平竞争的人文价值，足可与古代奥林匹克体育竞技精神、当代市场经济的自由竞争精神相媲美。
关键词：科举学；保存历史；认知规律；阐释文化
一门学科的产生与发展，与其学科性质、学术研究积累和社会需要紧密相连。科举学作为一门探讨科举考试演化规律及其历史作用的专门学问和综合性学科，它随着20世纪后期中国科举研究的兴盛而产生，并在当今教育发展与考试改革需要的推动下不断发展。如果说从1992年刘海峰教授发表《科举学“刍议”》一文到2005年其专著《科举学导论》的问世，记录了科举学的创立过程，那么自2005年9月以来每年一届“科举制与科举学”专题学术研讨会的定期召开，《科举学论丛》和多家刊物“科举学专栏”的设立，以及科举学论文的大量发表，则意味着科举学的广泛传播与呼应。近30年来，各类科举研究成果加速增长，学科视野和研究范围不断扩大，学术影响与日俱增，反映了科举学研究的盎然生机与时代价值。本文主要从保存历史、认知规律和阐释文化三方面，探析科举学研究的现实意义。
一、保存完整的教育史
科举学的综合学科性质，决定了它与历史学、教育学、心理学、文学、政治学、社会学、文化学等学科研究的不解之缘，其中与教育史的关系尤为密切。科举学与教育史的研究对象交叉，研究方法相通互补，研究成果相得益彰。科举史作为中国教育史、考试史的重要组成部分，近年来已成为教育史学科的一个重要的学术增长点；而科举学的兴起，则拓展和深化了中国教育史的研究内容，更新对科举制性质的认识，促进科举研究的学科整合及理论化、系统化。科举学研究对于客观、全面地评价科举制的地位与影响，保存完整的教育史，具有重要的理论与现实价值。
历史上的科举选士，建立在学校教育基础之上，并对各类教育的目的、内容和方法产生广泛影响。科举考试既是选官考试，亦是学校教育考试，二者相互依存。科举时代作为传统教育发展演变的最后阶段，在中国和东亚教育史、文化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科举制的废止，宣告了传统教育的终结和近代新式教育的确立。科举制与中国、东亚文化教育间长期的依存互动关系，科举考试传统对废科举后中国学校教育的重大影响，吸引了海内外众多学者探究其中的奥秘与得失。多年来，虽有一些学者肯定科举制的合理内核，但总体而言，国内学术界对科举制及科举时代的教育多持否定态度。人们习惯于将“科举考试”与“应试教育”、“封建流毒”、“落后腐朽”划上等号，将现实中的学校教育弊端归咎于科举教育传统的影响，选择性地大加挞伐。
上世纪30年代，陈东原曾将科举时代的教育归结为“养士教育”，认为科举制的优点在于，“使平民有参与政治机会及教育制度简单而易推行”，而其缺点则为，“养成一种奴隶教育，适足以维持专制君主之统治。”科举教育，“惟有阿谀圣朝，歌功明主”；“教育实质惟在科举考试的东西，闱墨房稿，奉为至宝，甚或不知《五经》《四史》偏旁姓氏。空虚无用，达于极点。”他批评新式教育的弊端，与科举养士教育一脉相承：“科举时代虽已结束，科举教育之实质却仍存在。论者早已有谓此种教育为‘洋八股’、‘新科举’者。”
当今不少论者将科举教育归结为“应试教育”，把科举教育传统视为现代中小学“片面追求升学率”、教育应试化的罪魁祸首。有人认为：“科举时代教育的历史让我们看到，在那个时代，只有应试教育而没有素质教育”；要真正实现素质教育的目标，最根本的前提就是“不断清除科举时代应试教育的流毒和破除‘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传统理念”。类似说法，不一而足，表达了对科举教育的憎恶、抨击与彻底否定。
正如一切历史事物不可能完美无缺一样，科举时代的教育在教育目的、内容与方法上确实存在种种弊端。问题的关键在于，应全面探究这些弊端产生的原因，深入辨析科举制在多大程度上以及如何影响学校教育的；科举考试除了负面影响之外，有无积极作用；不同历史阶段，科举教育的利弊得失究竟如何。如果仅罗列官学、私塾、书院、学风上大量存在的“应试教育”现象，而对科举之选拔人才、普及教育、传播儒学文化、维护国家统一等积极作用避而不谈，则会导致片面性认识和错误结论。事实上，科举制及科举教育利弊并存，并非只有“应试教育”而无“素质教育”。
历史上，人们对于科举制和科举制下的儒学教育虽有不少批评，但也有大量的正面评价。如白居易、柳宗元、王定保、苏轼、欧阳修、陆九渊、苏颂、辛弃疾、文天祥、林则徐等人，对于科举选士制多加肯定；朱熹、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陆世仪、颜元、阮元等思想家、教育家，虽激烈抨击科举弊端，但并不主张废科举，而是要求变革考试的内容与方法，完善科举选士制度。这些高素质的学者绝大多数出身科举之途，于科举时代的教育体验深切，对儒学教育发展也都作出了杰出贡献。考之于文献，古代对科举制的正面肯定要远远多于负面的评价。不过，“经过现代一些人的价值观的过滤，在各种正统的历史教科书中多见批判科举的言论，而肯定的言论则被有意无意地忽略了。”“以往发表了不少分析古人对科举批判的论文，但有谁去整理一下古代更为大量的称赞科举的言论?……古代名人中批评科举的言论已经被发掘得差不多了，而赞扬科举的资料还有大量处于原生态。”由此可见，学术界对于科举认识的以偏概全，既不符合科举考试评价的历史实际，也严重贬低了科举时代的教育之地位与作用。
科学研究贵在求真务实，科举学的求真就在于突破偏见，存史求实，实事求是地评价科举得失，重构完整的中国教育史。2005年废科举百年之际，伴随科举学研究的深入开展，科举评价出现了历史性转折。刘海峰教授连续发表了《为科举制平反》(《书屋》2005年第1期)、《重评科举制度》(《厦门大学学报》哲社版2005年第2期)、《为什么要为科举制平反》(《湖北招生考试》2005年4月号下半月)、《终结盲目批判科举的时代》(《东南学术》2005年第4期)等论文，旗帜鲜明地纠正了长久以来人们对科举制的种种偏见，振聋发聩，发人深省。在厦门举办的首届“科举制与科举学”国际学术研讨会上，在国内众多学术刊物和媒体上，海内外学者也纷纷发表颇有分量的科举学论文，从不同视角重新认识和评价科举制。
就保存和认识完整的教育史而言，这些科举学研究成果的发表，产生了重要的学术与社会影响。科举评价历来与教育史、考试史评价密切相联。为科举制平反，“就是还科举制的本来面目”，“还历史的本来面目”；“就是为沉默的古人说话”；“就是为考试选材机制平反”。在这里，“平反的
对象并不是‘废科举’，而是科举制，目的是要将人们对科举制的错误印象纠正过来”；“重新认识科举制，并不等于否定废科举，更不是主张在当代恢复科举制。”这些观点颇有现实意义。科举制在近代退出历史舞台，有其社会、政治、文化、教育变革的必然性与进步性，但不能因此就全盘否定科举制对中国古代社会政治、教育发展和世界文明进程的巨大推动作用。科举教育尽管存在不少历史缺陷，但它在普及民众教育、传承中华文化、提高国民文化素质和民族凝聚力等方面所发挥的积极作用值得肯定，不应将其简化为“应试教育”而全盘否定。
“科举学是一门现实性很强的学问”。它以求实的学术品格，开放的学科体系，通过综合、系统、学理化的深入研究，在教育史与教育现实之间架起理解的桥梁，给人以新的启发。从科举学的视角考察和分析教育史，可以纠偏补失，全面总结经验教训，保存和重构完整的中国教育史；可以更好地理解教育史，探寻古今教育的发展规律，为当代教育改革提供历史借鉴。
二、认识考试演化规律
考试作为一项基本的教育测量手段和重要的社会活动具有自身的规律性。人的知识与才能是在一定社会环境下通过后天学习而获得的，为了检测不同学习者的知识程度和能力差异，人类在长期社会实践过程中发明了“考试”。科举考试是世界上最早产生、历时最久、制度最为完备的考试活动，它积累了丰富的考试选才经验，也留下了深刻的历史教训。教育部考试中心原主任杨学为研究员认为，近百年来，“科举在中国的失败，考试在西方的发展，给中国人最主要的教训”，“是考试理论对于考试实践的巨大指导作用”；缺乏科学的考试理论指导的考试实践容易误入歧途。当务之急，“最应当做的一件事情，就是研究并建立考试科学”。科举学正是在考试改革需求的推动下和考试史研究的基础上应运而生、不断发展的，它为当今考试实践提供科学的理论指导。
作为一门考试科学，科举学是以历史上的科举考试制度、考试活动、考试思想、考试文化为研究对象，以考试问题为研究导向，探索和认识大规模选拔性考试产生、演化的特点、原因、影响和一般规律；它不仅研究考试历史，也观照考试现实，因而具有重要的现实价值。开展科举学研究，“有助于我们加深对考试发展规律的认识，正确引导人们按照考试规律办考试，使我们自觉遵守规律进行考试改革。”
由于科学研究需要运用概念、判断、推理的逻辑方法，才能揭示事物现象的本质特征和内在联系，得出普遍性的结论，因此，科举学研究特别重视自身的理论构建。这是科举学与一般意义的科举研究之根本区别所在。近十多年来，刘海峰教授和其他一些研究者，通过对“科举学”、“贡举”、“科举”、“科场”、“科名”、“科文”、“诗赋”、“策论”、“朱卷”、“闱墨”、“举额”、“冒籍”、考试公平、区域公平、科举教育、科举政治、科举文化、科举文学、科举社会、科举人才等一系列基本概念和专门术语的阐释，以及对科举学的性质、特点、目的、内容、方法和分类、分科的论析，初步建立了科举学的概念体系与理论框架，从而为系统、综合的科举考试研究奠定了理论基础。
运用科举学的理论和多学科研究方法，系统探讨科举考试运作过程中的矛盾与问题，能够更深刻地揭示考试的本质，得出一系列合乎规律性的结论。研究表明，在科举发展史上，考试形式与内容的更替，考试科目与考试管理的变革，考试与政治、教育、经济、文化的互动，考试制度的兴废，无不有其内在的演变逻辑。科举考试规律具有多层次性，既有命题与考试管理等微观层面的规律，也有考试与社会诸要素关系等宏观层面的规律，共同制约着科举制的特征、功能与演进轨迹。
从考试测量层面来看，科举考试与现代考试多有相通之处。不仅其考试手段和测量样本达到很高的信度与效度，而且考试科目、内容和形式的演化呈现出规律性。唐代以降，各科考试内容逐渐增加，考试难度不断加大；考试科目此消彼长，进士科一枝独秀，至宋代统合其他常科。考试题型从唐宋重视策论、诗赋、经术到明清演化以八股文为主。1300年间，科举制的发展趋势是，“越到后来越向统一考试演变，科目越来越趋同，内容越来越统一，从选拔专才走向选拔通才。而追求公平和可操作性是这种演变的内在动因。”
在考试管理层面，为确保考试公平，科举立法和防弊手段日趋严密。宋代开始废止“公荐”与通榜，推行糊名、誊录、对读、锁院、复试、二次评卷和殿试制度，建立了完备的考试管理制度体系。这些改革适应了考试公平竞争的要求，有效维护了考试的公正性与权威性，留下许多有益的考试管理经验；另一方面，科举对于考试公平的片面追求，一切以程文为去留，也滋生重文才轻德行、助长考试投机心理、容易遗漏真才的弊端，导致考试管理功能的异化。在考试舞弊与反舞弊的矛盾运动中，科举考试管理日趋僵化，严重束缚了人才的选拔。
在科举与教育关系层面，二者依存互动，处于不断的兴革、嬗变之中。科举考试作为鉴定人才等级的权威手段，使政府和民间所培养的人才为国家、社会所认可，促进了求学风气的兴盛和教育的普及；另一方面，科举选官的宗旨和考试内容、方法，对官学、私塾和书院的办学方向、培养目标、教学课程和学习方法产生直接影响，使各类学校相继沦为科举的附庸，削弱其育人功能。这种选拔性考试与学校教育的矛盾，构成了历次科举改革的内在动因。科举考试与学校教育的兴替历程表明：“大规模选拔性考试的内容、形式必须随着社会和教育的发展而变革，这是考试发展的一般规律。只有顺应这一考试发展规律，才能保持考试制度的活力，才能促进人才的选拔与培养；反之，则导致考试制度僵化，阻碍教育和社会的发展。”
就社会层面而言，科举考试既受政治、经济、文化等因素制约，又对社会诸方面产生广泛而深刻的影响。唐宋时期，封建统治阶级内部政治势力的消长以及经济形态的演变，促进科举考试制度的巩固和发展。科举制的长期实施，促进了社会阶层流动，成为中国官僚政治的重要杠杆与传统社会的稳压器。与“大一统”的政治要求和商品经济发展、经济与文化重心变迁相适应，明清时期科举制，逐渐从重视考试公平趋向维护区域选士公平，最终实行分省定额取士。晚清科举考试遭遇深重危机，统治者虽仓卒变革，但仍不能适应人才培养的急切需要，最终以学堂取代科举。
从不同层面探索科举考试演化规律，不仅丰富了科举学研究内容，也为当今各类选拔性考试提供重要启示。近百余年来，科举考试虽退出历史舞台，但它所隐含的考试演化规律却仍然发挥着潜在的作用，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事实。“考试现实是不间断的合乎规律的考试历史过程的延续，对历史采取虚无主义的态度，割断历史的想法不仅在实践中行不通，而且总要导致重大的挫折和失误。”废科举后，我国选官制度的曲折变迁表明，学校教育不能取代选官考试。新中国高考制度存废及改革起伏也证明，科举学对考试与学校教育的关系、考试形式与内容、考试公平与考试管理诸方面的研究成果，能够为高考改革提供重要的借鉴。
三、阐释考试活动的文化意蕴
考试作为一种社会文化现象具有鲜明的人文属性。人作为考试活动的主体，其考试观念、价值取向、文化背景使考试活动打上特定的文化烙印。不同时期考试的形式与内容与民族文化、社会文化紧密相连。此外，大规模选拔性考试活动对学术文化、民众心理、社会习俗产生广泛影响。因此，深入研究考试活动，不仅要探索考试规律，也应阐释考试的文化意蕴。科举文化作为古代考试文化之集大成者，以其丰富的内涵和巨大的历史影响，成为科举学研究的重要领域。从整体上考察科举考试文化的嬗变轨迹，认识考试文化全貌，反思考试文化传统，揭示考试文化的本质特征，能够为当今考试改革提供重要的理论参考与借鉴。这是科举学研究的又一现实价值所在。
历史上的考试制度、考试活动和考试思想，是特定社会文化的产物，其文化涵义和历史影响，惟有结合时代发展不断进行阐释，才能转化为具有普遍意义的文化传统。在一定意义上说，科举考试史就是一部独具特色的考试文化史，科举文化研究是中国文化史研究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从文化研究来看，科举学研究的重要目标就在于，依据科举考试的演变轨迹，综合运用叙事、传记、展示形象(场景)、阐释意义等表现方法，揭示科举考试活动所蕴含的普遍的人文价值。在科举考试文化研究中，科举学的文化阐释作用，突出表现在以下四方面：
第一，考察科举考试与民族传统文化、近代西学的关系，全面阐释科举考试发生、发展和走向衰亡的文化根源。中国最早创立和长期使用考试选才制度，是与以儒家文化为主体的特定社会文化土壤密切相连的。先秦儒学所崇尚的“大一统”观念、“贤能治国”思想以及“学而优则仕”的教育价值观，经过两汉“独尊儒术”和“察举”选士的实践强化，为隋唐时期科举制的确立奠定了思想基础与制度渊源。在儒家思想、儒学教育的影响下，科举考试形成以古典人文学科为主，重人文知识轻自然知识，重文举轻武举，经学与文学合一等特点，并突破民族界限而传播到越南、朝鲜、日本等东亚国家与地区。进入近代，在西方文化的全面冲击下，科举考试历经调整、改革而被废止，制度化的儒学文化随之解体。
第二，透过科举考试文化现象，揭示考试文化的本质特征。科举文化包括价值观念、制度规范、考试礼仪、考试心理与民俗、考试文物等不同形态，具有丰富的文化内涵。科举学研究表明，尽管科举文化的表现形态多样，但其文化本质却是相通的。公平竞争既是科举考试的基本原则，也是科举文化的本质特征。从科举考试规范，到贡院“至公堂”等建筑文化，无不体现公平竞争的核心理念。背离这一文化本质，考试竞争就会异化为徇私舞弊。“科举考试所创设的公平竞争机制及其彰显的平等精神，是华夏民族智慧的结晶，也是科举文化的精华所在。”科举制之所以被称之为“中国的一大发明”，科举文化精神之所以传承不辍，就在于它具有公平竞争的文化本质。科举考试的公平竞争精神足可与古代奥林匹克体育竞技精神、当代市场经济的自由竞争精神相媲美。
第三，论析科举与经学、史学、文学、科学、书法艺术的关系，重新认识科举考试对古代学术文化的多重影响。科举考试在古代社会占有特殊地位，它对中国封建社会后期和东亚地区的学术文化产生广泛影响，形成相关的科举学术文化。近年来，学术界就科举与唐诗、试策、律赋、八股文、书法，科举与《四书五经》、史著、史论、科学等学术文化的关系，进行专门研究，拓展了科举文化的研究范围，加深了对古代学术文化演化原因、特点的认识。科举考试的长期实行，促进了汉字的规范化和普及化，扩大了儒家经典和古典文学、史学的影响，推动民族文化的交流与融合。另一方面，由于受考试科目与考试方法的影响，它也限制了士人的学术视野和思想发展，对于学术风气产生严重的负面影响。
第四，认识科举文化影响机制，解析考试崇拜之谜。正如宗教世界创造“神灵崇拜”，市场经济产生“商品崇拜”和“资本崇拜”一样，考试社会也形成奇特的“考试崇拜”和“考试拜物教”。中国人发明了考试却无力主宰考试，而将考试奉若神明。科举时代，读书人求神问卦、食文饮墨、拜笔定名之风，历久而弥盛。其实，考试只是教育测量的一种手段，本身并不神秘，神秘的是考试结果的变幻莫测与呼风唤雨。考试崇拜反映了考生在激烈的考试竞争面前，对自己命运茫然无助的心理；反映了芸芸众生对于权力文化的向往、崇尚与敬畏之情。
在古代中国官本位社会里，科举考试是通向仕途最为重要的阶梯，它与个人名利地位、家族荣耀息息相关。“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宫花斜插帽檐低，一举成名天下知。”明末传教士利玛窦对此亦颇为惊叹：“新博士(按：指进士头衔)立即穿上他们特殊的服装和特定的帽子和靴子以及官吏的其他标志，并提升到官员品级中较富较高的薪俸。从这个时候起，他们就属于取代硕士(按：指举人头衔)地位的另一种社会阶层，并被算作是全国高等公民之列。一个外国人很难体会他们的地位比他们昨天的同事们高出多少，而那些人却总是让他们上座并以最奉承的称呼和礼貌款待他们”；“我们知道有些人虽然运气不好，却不绝望，竟为了博得这项荣誉而应试十次之多，并且抱定要末全有要末全无的原则，甚至把他们整整一生都消耗于徒劳无功的尝试。”这是对科举制下考试崇拜的典型写照。
科举时代虽已终结，但考试活动却不断发展，科举文化传统影响依然存在。“考试文化与其他类型的文化一样，往往因社会变迁、中外文化碰撞、教育交流和借鉴而发生某些变异，亦会在历史传承中获得新的发展。”当今海内外华人社会，教育日益普及化，而考试崇拜之风依然流行。在香港，每逢考试、开学季节及农历二月初三的文昌诞，不少家长携子女敬香祈福，将芹菜、葱奉于文昌神像前，寓意子女勤力聪明。在祖国大陆与台湾地区，一些考生祭拜孔子等文化名人，祈求考得好成绩。这种考试崇拜的文化心理可谓与生俱来，根深蒂固，显示出科举文化的负面影响。另一方面，科举文化传统也促进了人才选拔制度的变革。近代文官考试制度的创立与发展，反映了科举文化对世界政治文明进程的贡献，也折射出科举制所开创的公平竞争精神的普遍意义。
总之，科举文化传统具有双重性，既存在历史局限，也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我们应明辨是非，扬长避短。科举制虽化为陈迹，而其所留下的丰厚考试文化遗产却值得深入发掘、探析与积极开发、利用。科举学作为一门新兴的考试科学，以其系统性、综合性和理论化的学科特长，在科举文化研究中正在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学术研究重在有的放矢，解决实际问题，科举学鉴古知今，知今通古，具有很强的现实性。它深入探索和认识考试发展规律，为当今选拔性考试改革提供科学的理论指导；全面总结和评析考试文化传统得失，为创造适新的考试文化提供丰富的学术营养。
[责任编辑：洪峻峰 蔡永明]
作者：张亚群
科举学研究论文 篇2：
走向开放的科举学研究
摘 要：科举学研究性质之争是近几年学界关注的焦点之一。科举学的研究对象的特殊性，科举学演进与发展的历程，社会对科举学研究的需求，科举学研究与社会职业的对应关系等，决定了科举学是一门专学而非学科。学科与专学或研究领域之间的差异，只代表知识发展中的不同方向，并没有研究层次上的高低之别。作为专学的科举学必须摆脱偏狭的学科研究范式，向各个学科开放，确立跨学科、多学科的研究范式与思维方式，将各类研究统合到一个新的研究体系中，使科举学研究出现突破和飞跃。
关键词：科举学；学科；专学
文献标识码：A
作者：覃红霞
科举学研究论文 篇3：
红学格局与《红楼梦》人文素养课程的内容探究
摘要：本文以当代大学生读者群体为立足点，以提升其人文素养为目标，以《红楼梦》文本和红学研究作为依托，从而探究《红楼梦》作为高校人文素养课程的内容与体系。本文在构成性视觉的基础上将红学研究分为“内核”“外延”“辅助”“运用”“红学史”五大模块。在详细阐释了红学研究格局的前提下，为《红楼梦》作为高校人文素养课程的内容选取作了详细的划分。最后得出以《红楼梦》作为人文素养课程的内容应该在内核与外延模块中选取。
关键词：红学格局；红楼梦；人文素养；课程内容
《红楼梦》研究成为了一门专学，它承袭着传统学术的范式，又萌生着现代学术的特征。任何一宗学问其研究的目的都是要惠及民众，从当下时代发展的背景上看，《红楼梦》研究要惠及民众，最好的对象群体就是高校的大学生。惠及大学生最好的方式就是依托红学研究从而构建一门普适性的人文素养课程。问题随之而来了，《红楼梦》作为人文素养课程是建立在红学研究的基础之上的，那么红学研究的格局是什么样子的？它对于构建一门课程的意义何在呢？
在中国，各类学术可谓林林总总，它们之所以能成为“学”，是因为它们各自具备独特的学术思想或者与众不同的方法论。然而《红楼梦》研究能成为学却并非如此。“纵观两百余年的《红楼梦》研究，它并不是某一学术思想或某一方法论的具体实践。在‘红学’中，有各种各样的门户对立，针锋相对的流派、方法，体现了各种各样的甚至相互对立的学术思想。”[1]正因为如此，笔者认为对“红学”的界定不应该是规定性定义，而应该是构成性定义。换而言之，与其在某一概念上去强行界定红学的范围，还不如从红学研究的自然状态上去描述红学的现实面貌。与其在方法论上去界定红学的范围，还不如尊重因《红楼梦》研究而呈现出来的实际状态。如此，方能看到红学研究的真正格局。
撇开思想论与方法论，仅仅基于构成性的视角，笔者将《红楼梦》研究的格局以图示如图1：
笔者将《红楼梦》的研究格局分为五大模块，分别是内核模块，外延模块，辅助模块，运用模块和学术史模块。五大模块相对独立，因为它们各自的研究旨趣与研究方法不尽相同。五大模块又彼此联系互为支撑，因为它们的研究根本都是从《红楼梦》出发的。如果我们以此格局来作为构建人文素养课程的基础其意义在何处呢？要解决这个问题，我们首先需要理清每一个模块研究的主要内容是什么？研究的目的在何处？
第一、内核模块
《红楼梦》研究虽然已经成为专学，但《红楼梦》本身是一部小说也是毋庸置疑的，既然是小说就应该有针对小说的研究方法与旨趣。所以内核模块就是把《红楼梦》定位在一部纯小说的角度，从而研究它的人物刻画、语言风格、叙事结构、诗词艺术、主旨思想等等。内核模块其实质是以红楼文本为维度，诠释一部古典小说的艺术性与文学性，这也是我们常常说的文本研究，更是红学界长期以来呼吁的回归文本。
文本研究要研究什么？或者说回归文本最终要回到哪里？笔者认为除了从考证回到文本的外在形式以外，重点是要“回归心灵文本”。宁宗一先生曾在《关于“回归文本”的断想》一文中表示，回归文本不仅仅是研究文本的构成形式和作家秉持的世界观与价值观，还要深入作家的个性、气质、性灵、心态以及审美体验方式等等，因为小说文本其本质就是作家的心灵映射，所以小说文本就是作家的心灵文本，回归文本最终是要回到作家的心灵文本。这样做的好处在于能更准确地剖析《红楼梦》原著。基于此，内核模块研究的内容就是诠释作为古典名著《红楼梦》的艺术性和文学性从而探究作者曹雪芹的心灵文本，在心灵文本的标尺下真实地还原《红楼梦》的思想性。这也完全符合孟子“诵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的理念。
第二、外延模块
所谓外延模块，是以《红楼梦》文本研究为出发点，延伸开去从而系统地了解中华文化。例如从《红楼梦》看儒家文化、道家文化、佛家文化、民俗文化、服饰文化、饮食文化、中医文化、礼仪文化、茶酒文化，建筑文化、园林文化等等。如果说内核模块属于文本研究，那么外延模块就属于文化研究。如果说内核模块的研究主旨在于回归文本，那么外延模块的研究主旨就在于回文归本。所谓“回文归本”是回到《红楼梦》文本之中，归到中华文化之本，它最大的意义就是以《红楼梦》作为透视中国传统文化的窗子。
周汝昌先生曾在《还“红学”以学》一文中说：“这学，应是中华文化之学，而不指文学常论，因为曹雪芹的《红楼梦》是中华大文化的代表著作之一，其范围层次远远超越了文学的区域。这学，应是科学学术的研究，而不指一般的文史基本知识的考据。”[2]我们且不论周先生对红学范围的界定，单从这段论述而言，他深刻而准确地指出了《红楼梦》与中华文化的关系。外延模块是以文化维度作为方向，以探究中华文化为旨趣，它是成就《红楼梦》永恒经典的源泉。从上面的图示中不难看出，内核模块与外延模块占据了《红楼梦》研究的半壁江山。在文本与文化的维度里剖析《红楼梦》，实现《红楼梦》的文本研究和文化研究，最终达到回归文本和回文归本的主旨，是红学研究永恒的生命力。
第三、辅助模块
辅助模块是以作者维度而展开的文献研究，它包括四个方面，曹雪芹研究，脂砚斋研究，版本研究和探佚研究。辅助模块的主旨是为了更好的诠释《红楼梦》文本而做的旁证性与支持性研究，但有趣的是，以周汝昌先生为首的红学家，常常把辅助模块称之为“真红学”，因为他们认为从文艺学维度研究《红楼梦》还不足以让《红楼梦》研究成为一门专学。在红学界这曾经引发起一场大讨论，余波至今未歇。
什么是红学，如何界定红学的范围？纵观红学两百余年的發展，它似乎成为了一个开放的领域，在不断深入红楼文本研究的同时，它又积极地向文学以外的其他学术领域敞开，它的包容性使得其他学科非常容易地延伸其中。例如辅助模块所涉及的四个方面，它们有个共同的研究基础，那就是考证。考证原本属于史学与文献学的主要内容，但又不能否认，《红楼梦》在被传抄批阅的过程中，它已经被深深地烙上了“经学的命运”。产生《红楼梦》的年代原本就是经学复兴的时代，红楼文本自然而然地具有经学的特点，运用解经的方法阅读《红楼梦》也就顺理成章了，考据学与版本学自然也就运用于《红楼梦》的研究中，于是辅助模块中的四大分支也就孕育而生了。所以在“什么是红学”的大讨论中，大家都要承认一个事实，《红楼梦》文本有作为文学的小说性、艺术性、美学性，同时它还有文本以外的延伸性，这些延伸因子激发了诸如经学、史学、朴学等等对《红楼梦》文本的研究。如此可见，辅助模块的意义不仅仅是作为深入红楼研究的基础还可以让我们看到传统学术范式的运用，阅读方式与研究方式的多样化，多学科交叉于一点而碰撞出的闪亮火花。
第四、运用模块
《红楼梦》研究有何用？红学家往往会因此问而遭遇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尴尬。其实一宗学问不能完全站在实用主义的角度来衡量它的价值，然而任何学术都是要惠及民众的这一功能却是始终不变的。运用模块正是从运用研究的角度让红学能学以致用。所谓运用模块，是站在其它学科的理论基础上，以《红楼梦》文本作为案例平台，从而诠释某一学科的基础理论知识，让《红楼梦》文本作为其它学科的阐释工具。例如《红楼梦》与管理学，文本中王熙凤协理宁国府是一个极富管理学意义的章回。它可作为管理学中计划、组织、协调、控制、领导等职能的绝好例证。但是它不能为这些管理职能拓展更多的东西，换而言之，缺少这一案例，管理学依旧完整。但是管理学中这些职能的使用方法又可以有效地解答王熙凤为什么能协理好宁国府，而成为她管理历程中的丰碑。
运用模块是以学科为维度的研究，以红楼文本为平台散发开去，进行红学与其他学科之间的互溶、互通、互释从而达到中国传统文化“理念相通”的最高境界。如果说外延模块是以《红楼梦》文本为原点向外看的话，那么运用模块就是以其它学科为原点向《红楼梦》看。也正因如此，你会发现研红大军中不乏有管理学家、经济学家、心理学家、社会学家、数学家、医学家等等。所以在运用模块你会看到《红楼梦》文本的诠释功能是如此的强大，这似乎预示着红学研究的包容性将使得《红楼梦》研究与其他学科走向更高层次的综合。
第五、学术史模块
任何历史其本质都是一堆七零八碎的自在状态，学术史的描述最为强调客观性与全面性，然而事实告诉我们，这只能是一种难以实现的史学理想。从司马迁到当下的任何一位史学家，虽然他们都在努力靠近历史的客观与全面，然而在叙述的过程中却已经融入了自我的评判。又正是因为这种评判引带出了史学的另一种意义，那就是冷静地总结与系统的反思。
红学有历史这代表着红学是活着的，红学史模块是以史学为维度，运用学理研究，对已有的红学现象进行的总结与反思。从现有的红学史研究来看，主要有四种类型，一是以时间为维度的通史类，二是以红学家为维度的学案史类，三是以研究旨趣为维度的流派史类，四是以传播为维度的译介史类。
《红楼梦》研究的学术史模块其意义在于可以让我们看到一个较为清晰的红学批评和研究旨趣的发展历程，可以看到在中国文化大背景下各类研究的学术渊源，可以看到在不同学术思潮的坐标系上各类研究的历史定位与学术价值，可以看到每一种红学观点的文化依据，可以看到不同红学家在不同知识背景，时代命题以及个人历史的状态下所秉持的红学观。除此以外，红学史模块还有一个更为重要的意义，那就是在对红学固有历程的梳理中可以让我们看到它的内在律动，通过这种律动我们可以去把握红学的发展方向。
《红楼梦》研究以模块式将其划分，目的不在于分，而在于更好的认识红学研究的格局与现状。内核模块以《红楼梦》文本研究为旨趣，在回归文本的理念下剖析《红楼梦》的小说价值，从而呈现经典小说的文艺性与美学性。外延模块以中华文化研究为旨趣，在回文归本的理念下梳理探究中华传统文化的博大与精深。辅助模块以文献研究为旨趣，在梳理与深思的理念下去实现“求真”的传统学术范式。运用模块以红学运用为旨趣，在学以致用的理念下，从红楼文本出发去融通其它学科，从而实现学问理念相通的境地。学术史模块以学理研究为旨趣，在总结与反思的理念下寻找红学研究的内在规律，从而建立学术坐标获得学术良好发展的内在动力。
《红楼梦》研究的五大模块分别处在五个维度之上，内核模块属于文本维度，外延模块属于文化维度，辅助模块属于作者维度，运用模块属于学科维度，学术史模块属于史学维度。《红楼梦》作为高校人文素养课程是要建立在五大模块之上的，那么是不是每一个模块都必须成为人文素养课程的内容呢？这里就触及到了一个红学的普及与大众化的問题。
在中国现代学术舞台上，你会看到一个奇异的现象，很多一流的文史大家都曾涉足于红学，无论深浅与长短总有一段红楼情缘，例如王国维、蔡元培、胡适、顾颉刚、吴宓等等。刘梦溪先生曾说：“《红楼梦》里仿佛装有整个的中国，每个有文化的中国人都可以从中找到自己。”[3]作为普通读者也可以轻松地走进《红楼梦》，畅游其中并有所获得。为什么会产生如此奇妙的现象呢？这是因为每一个普普通通的中国人都可以通过自己的生命体悟，去激活这部经典，在《红楼梦》文本里完成一个自我心有所得的呈现。这样一来就会让读者产生一个错觉，以《红楼梦》研究而诞生的红学似乎可以随着《红楼梦》的普及走向大众化。在回归传统文化的当下，以《红楼梦》热而带动的红学热更让这种错觉愈加夸大。呼吁红学的民间化与大众化的呐喊声此起彼伏。然而红楼文化与红楼学术仍然是有着本质性的差异。《红楼梦》与红楼文化的普及不等于红学研究的普及，因为《红楼梦》是小说它原本就有普及性，而红学是学术，学术研究就要严格遵循学术的规范，研究的主体必须是经过正规训练的人。“一旦使学术研究‘大众化’、‘民间化’势必以学术规范的丧失为代价。鼓励‘红学’的民间化，实质上是对红学釜底抽薪，使红学不能真正成为学。”[4]再者，任何一宗学术的终极意义都是要惠及民众的，红学也不例外。但是这里的惠及并不等于普及，惠及的意思是让红学成果更好地服务于民众理解、赏析《红楼梦》从中了解中国传统文化知识。所以，以《红楼梦》作为高校人文素养课程，要选取并普及推广的内容是《红楼梦》的文艺性与文化性内容，而不是《红楼梦》研究的学术性内容。
通过上面的分析可知，虽然《红楼梦》作为人文素养课程是建立在红学研究五大模块之上，但是并非五个模块的内容都要选取。以《红楼梦》文本与红学研究为依托构建起来的人文素养课程是一门普适性的课程，其内容选取要有可推广性。那么哪些模块的研究成果是人文素养课程内容选取的重点，在所选模块基础上构建起来的人文素养内容可以帮助学生完成哪些人文知识的积累呢？
从《红楼梦》研究格局图中可以看到，内核模块与外延模块的文本研究与文化研究占据了研究格局一半的份额，它是紧密围绕中国传统文化而展开的研究部分，它是以《红楼梦》作为窗口了解华夏文化最便捷的途径。以《红楼梦》作为高校人文素养课程，其目的就是让当代的大学生通过《红楼梦》这部小说，以红学研究成果为依托，从而了解、赏析、传承中华文化。所以这两个模块的内容将作为人文素养课程内容选取的重点。
以《红楼梦》作为人文素养课程，第一部分的内容首先在内核模块中选取，分别是红楼人物、红楼语言、红楼叙事、红楼结构、红楼思想、红楼诗词等。这些内容是立足小说文本，让学生了解、欣赏、探究《红楼梦》的文学性，从而完成中国古典小说人文知识的积累。第二个部分的内容在外延模块中选取，分别是《红楼梦》中的儒家文化、道家文化、中国诗词文化、中国民俗文化、中国服饰文化、中国饮食文化、中国茶文化、中国酒文化、中国礼制文化、中国家族文化、中国官制文化、中国科举文化、中国戏曲文化、中国绘画文化、中国园林文化、中医文化等。这些内容是立足于中华传统，让学生了解、梳理并传承中国固有人文精粹，从而完成对中国传统人文知识的积累。第三个部分的内容在辅助模块中选取，分别是曹雪芹研究与红楼探佚研究。这两个方面的内容是立足于中国传统学术，让学生了解中国传统学术范式，从而完成对固有学术模式与学术思想的知识积累。在辅助模块中选择内容，还有一个目的是让学生理解“智者知人”以及“诵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的原则。另外红楼探佚的内容可以激发学生探究其未知的热情，让《红楼梦》作为人文素养课程具有互动性与参与探索性。
参考文献：
[1]陈维昭.论红学的边界性[J].汕头大学学报，1996 （1）.
[2]周汝昌.还“红学”以学[J].北京大学学报，1995 （4）.
[3]刘梦溪.红楼梦与百年中国[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5 （17）.
[4]陈维昭.当代红学的基本构成与主要走向[J].云南艺术学院学报，2004 （3）.
作者：马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