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整理的《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论文(精选3篇)》，仅供参考，大家一起来看看吧。[摘要]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进行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事业与中国国情有紧密逻辑联系。特殊的中国国情隐含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内在依据,催促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生成生长;多样的中国国情蕴涵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基本内容,表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实现途径;变动的中国的国情拓展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发展时空,促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持续发展。准确把握中国国情,是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环节。
第一篇：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论文
“中国梦”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内在关系
【摘要】党的十八大以来，新一代中央领导集体提出了“中国梦”这一概念，这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两者之间是互动互利的关系。一方面，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中国梦”的基石;另一方面，“中国梦”也能进一步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发展。
【关键词】中国梦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逻辑关系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中国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发展进程。没有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就没有中国革命的勝利和中国建设的巨大成就。改革开放特别是新世纪以来，学界对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研究非常深入，从各个层面各个角度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内容、进程、意义进行了梳理和探讨。新世纪以来，中国共产党依据中国的国情对马克思主义进行了适时的发展，从“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到科学发展观，再到“中国梦”无不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与时俱进的优秀品质。
“中国梦”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本内涵
“中国梦”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的理论成果之一，是以习近平为核心的党中央提出来的。“中国梦”与“美国梦”有着巨大的区别，“中国梦”本质是要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这是近代以来中国人民的梦想。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不仅意味着国家的强盛，更意味着人民的幸福。这就把国家富强与人民幸福统一了起来，成为社会各阶层都能接受的共识，有了这样一个共识，才能更好地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进程。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实际相结合形成的重要理论体系。自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就开始了，先是在革命年代，形成了毛泽东思想，选择了正确的革命道路。改革开放以后，中国共产党总结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这一体系仍在持续发展中。“中国梦”就是这一体系的最新成果。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中国梦”的基石
政治理论基础。作为当下中国的重要社会共识，“中国梦”为社会各阶层提供了可以共同奋斗的方向，每个人都能在中国寻求并实现自己的梦想，这就是“中国梦”给中国人民带来的方向感。实际上，“中国梦”在中国并不是无源之水，更不是无本之木，而是有着深厚的理论基础。马克思主义自诞生以来，就成为全世界无产阶级运动的重要指导思想，然而马克思主义是从欧洲的社会文化土壤中产生出来的，并不一定完全适合所有的国家和地区，所以才有了具有各个国家风格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以后的马克思主义开辟了一套全新的话语体系，这套话语体系在继承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基础之上，发展出了一套中国特色的理论体系。在这个体系之下，有着鲜明的中国语调、中国气派和中国自信。经过数十年的发展，这套话语体系已经在中国的革命和建设过程中形成了有机的整体，认证严密、体系完善、理论扎实，是政治性和思想性的统一，也是学术性和实践性的统一。
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是基础性的政治理论，深刻影响着当今中国的各个方面。随着时代的发展，中国的改革开放进入到一个关键时期，前期积累的各种矛盾已经逐渐显现。恰恰在这时，以习近平为核心的党中央为凝聚社会共识，提出了“中国梦”这一重要理论概念。这一理论是在总结数十年来中国社会发展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指引下提出来的。“中国梦”植根于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是对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进一步继承和创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如泉水一般为“中国梦”源源不断地提供养料，哺育着这一理论的成长，如果没有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作为奠基，“中国梦”就会站不住脚。
文化价值基础。马克思主义一般被认作是人类历史上重要的政治革命性理论，但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观察，马克思主义何尝不是一种罕见的文化现象呢?近代以来的欧洲在文化上高度繁荣、大放异彩，也是人类历史上少有的一段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时代。这样的时代背景实际上造就了欧洲不同文化流派之间的碰撞和交融，这种交融造就了欧洲哲学的繁荣。在某种程度上，马克思主义理论本身最基础的内容就是其所创立的哲学。马克思主义在传入中国以后，必然要经历与中国传统文化相适应的一个过程，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就是这样一个历程，将欧洲的马克思主义文化与中国的文化相融合，最终形成适合于中国文化氛围的马克思主义。长期以来，中国文化曾领先世界，为世界文明进步作出了贡献，然而近代以后的中国文化却没落了，失去了往日的影响力。现如今，实现“中国梦”，让中国文化也能够站在世界最高水平。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文化现象，从其文化内涵的角度来说，可以为中国文化的发展提供相当的文化理论支撑，帮助中国文化在当今激烈竞争的世界格局中实现跨越式的发展。
“中国梦”推动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发展
“中国梦”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如前所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中国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经过了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实际的不断融合，更有中国人民的智慧和创造。在革命年代，中国共产党由于在一段时间内的教条主义而经受挫折，认识到完全照搬苏联的经验不行，仅仅把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背熟也没用，因为中国的国情与苏联以及欧洲是完全不一样的。在经历了惨痛的教训之后，我们党意识到：必须要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同中国的实际结合。经过共产党人的艰苦探索，形成了毛泽东思想。新中国成立以后，在经济建设方面，我们也走了一些弯路，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从邓小平理论到“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再到科学发展观都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不断发展。这些也都是根据中国实际得出的经验性结论。“中国梦”的提出是党的十八大以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发展，充分体现出新一代领导集体审时度势的前瞻性。同样，“中国梦”也为当下中国的现实情况提供一个相对明确的解决方案，有了这个方案，才有可能有效解决中国面临的各项问题。
“中国梦”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一步发展的重要内容。作为现阶段中国进行各项工作的思想指南，“中国梦”不仅仅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成果，也为下一阶段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继续发展提供了基础。“中国梦”反映了当下中国各阶层人民的共同愿望，也是未来一段时间中国人民的愿景。它突出表现了中国自信、中国道路的有机统一，既是中国人民实践的理论结果，同时也为中国人民的实践提供了理论方向。因而这样一种理论与实践互动的结果，可以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发展提供相当多的理论素材。更重要的是，“中国梦”也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意义所在。
(作者单位：西藏民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注：本文系2016年西藏高校思想政治工作研究课题“校史文化融入西藏高校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研究”(项目编号：SZY201611)阶段性成果】
【参考文献】
① 杨瑞森：《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中的十个理论问题》，《教学与研究》，2010年第7期。
②秋石：《论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求是》，2001年第4期。
责编/孙垚 美编/杨玲玲
作者：刘欣荣
第二篇：中国国情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逻辑联系
[摘要]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进行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事业与中国国情有紧密逻辑联系。特殊的中国国情隐含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内在依据,催促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生成生长;多样的中国国情蕴涵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基本内容,表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实现途径;变动的中国的国情拓展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发展时空,促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持续发展。准确把握中国国情,是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环节。
[关键词]中国国情;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逻辑联系
国情是一个国家在一定发展阶段的社会情况和自然情况、历史情况和现实情况的统一。中国国情具有丰富的内容、多层的结构和独特的特点,是决定和影响中国近现代社会发展的客观存在。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进行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事业,是在中国国情基础上所展开的现实运动。中国国情的特殊性、多样性、动态性,规定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发生和发展,关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内容和形式,影响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和结果。因此,科学分析和准确把握中国国情,是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环节。
一、特殊的中国国情:隐含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内在根据
马克思主义为什么要中国化?即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依据是什么?这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前提性问题。对此,我们既要从马克思主义理论普遍性方面寻求依据,更要从中国国情的特殊性方面寻找根源。
1.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品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本依据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开创,不是偶然而是必然,这种客观必然性由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品质所决定:其一,科学性,马克思主义既来自于马克思、恩格斯对资本主义和工人运动的发展规律的认识,又来自于对人类文化的批判继承;它既揭示了自然界、人类社会和思维发展的一般规律与基本趋势,也为人们提供了科学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思想武器。其二,普遍性,马克思主义是从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客观实际中抽象出来的基本原理,反映了各国无产阶级革命的共性,对各国革命具有普遍指导作用。其三,实践性,马克思主义理论从实践中产生,在实践中发展,对实践具有指导作用,正如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表明的:“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1]其四,开放性,马克思主义公开声明自己的理论不是现存的教条,而是行动的指南;不是终极真理,而是随着实践的发展变化而发展变化的理论。因此,马克思主义是融科学性、普遍性、实践性与开放性为一体的理论体系。马克思主义具有的上述理论品质,表明马克思主义具有鲜活的生命力、广泛的影响力和极强的穿透力,它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提供了基本依据。
2. 特殊的中国国情: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内在根据
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品质,表明马克思主义具有中国化的可能,马克思主义要实现真正意义的中国化,需要与中国国情紧密联系。马克思说:“理论在一个国家实现的程度,总是决定于理论满足这个国家的需要的程度。”[1]
近代中国处于特殊的社会发展阶段。近代中国社会并不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分析的五种经济形态之中的完整意义的封建社会或资本主义社会,而是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相互勾结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1840年的鸦片战争,帝国主义利用坚船利炮敲开了中国国门,中国开始进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主权丧失、领土瓜分、国家动荡、民族危亡。因此,民族独立、国家富强成为近代中国社会发展的主题。为了寻找中国社会的发展道路,近代的仁人志士们先后引进了近代西方先进的生产方式,提出了“自强”、“求富”的口号,掀起了洋务运动,搬来了君主立宪制、资产阶级共和国的救国方案,也掀起了轰轰烈烈的革命运动。但是,由于对近代以来中国社会所处的历史方位辨别不清和对社会性质把握不准,他们并没有真正找到中国社会发展的正确道路。处于特殊发展阶段的中国社会迫切需要新的理论指导,此时“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2]十月革命的胜利,给中国人民带来了希望,给中国社会发展指明了方向:用马克思主义作指导,实行无产阶级革命,走社会主义发展道路。因此,近代中国社会发展对理论的现实需要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入、生根、发芽的现实土壤。
特殊的革命对理论有特殊的要求。完成中国近现代社会的历史任务,必须进行无产阶级革命,这是中国近现代社会发展的必然选择。但是,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是在特殊的国情下进行的革命,它不仅与欧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革命大不一样,也与经济文化同样落后的俄国无产阶级革命不尽相同。因此,中国革命不能对马克思主义的无产阶级革命理论进行逻辑上的纯粹推演,也不能对俄国无产阶级革命的实际做法进行机械复制。特殊的中国国情,要求中国的无产阶级既要着眼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具体运用,又对中国实践经验进行系统的理论思考,并做出合乎中国革命需要的理论性创造。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正是依据这一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逻辑,在深刻分析中国社会性质的基础上,全面认识了中国革命的性质、革命的对象、革命的动力、革命的前途、革命的道路等中国革命的具体问题,探索了一条中国特色的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道路,形成了中国特色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的实践充分证明了毛泽东关于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的正确性,而这一理论的正确性是以毛泽东对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特殊国情的正确把握为前提。所以说,特殊的中国革命对理论的特别要求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内在根据。
二、多样的中国国情:蕴含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基本内容
什么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怎样中国化?即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内在涵义和实现形式,这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本内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本内容,不是概念的推演,而是由中国国情的多样性所规定。
1. 深厚的文化传统:表征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民族化
从理论形态上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不断融合,使之具有中国作风和气派,实现马克思主义理论形态在中国的民族化。
中国传统文化,具有深厚的思想资源和广泛的社会影响,是中国国情中厚重的一个部分。作为一种文化现象,马克思主义是人类智慧的结晶,属于人类和世界。但由于不同地域和不同民族文化的多样性,决定了在西方社会特有历史条件和文化背景下产生的人类智慧,必须演变成为具体国家和民族的智慧,才能展示它真正的智慧和价值。因此,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必然要求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相融合,使之具有中国的特性、作风和气派。
毛泽东指明了马克思主义民族化方向。毛泽东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倡导者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事业的开辟者,他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阐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首先强调马克思主义民族化内涵。他说:“共产党员是国际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但马克思主义必须通过民族形式才能实现,没有抽象的马克思主义,只有具体的马克思主义。所谓具体的马克思主义就是民族形式的马克思主义,也就是把马克思主义应用到具体环境的具体斗争中去,而不是抽象地应用它。成为伟大中华民族的一部分而与这个民族血肉相连的共产党员,离开中国特点来谈马克思主义,只是抽象空洞的马克思主义。”[3] 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实践中,毛泽东坚持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有机融合,他一方面用“实事求是”、“一分为二”、“知行统一”等生动活泼的民族语言对马克思主义进行通俗的解释,赋予马克思主义以民族化的存在形式,另一方面他又用马克思主义改造和提炼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民本”思想和“实事求是”传统,创立了党的群众路线和思想路线。毛泽东把马克思主义植根于中国的优秀文化之中,指明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发展的方向,奠定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深厚的历史根基。
邓小平丰富了马克思主义民族化内容。邓小平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事业的继承者,他将传统的革故鼎新、通变救弊主张,升华为全面改革的政策;将兼容并包的文化品格,提升为对外开放的基本国策;将传统的民本思想,光大为人民为主体的价值观;将传统的“正德厚生”、“贵义尚利”的主张,拓展为“两个文明一起抓”;将传统的大同理想与共同富裕的目标、传统的中华“大一统”观念与祖国统一的理论联系起来。邓小平理论中蕴涵的丰富的中国传统文化内容,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枝繁叶茂。“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与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一脉相承,它既坚持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和方法,又批判地继承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发展变化”、“民本”和“自强不息”等重要观点。科学发展观更是在继承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传统和总结中国现代化建设经验、顺应时代潮流的基础上形成的科学发展理论,它强调的以人为本、统筹协调、与时俱进、社会和谐等重要理念,都植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深厚土壤之中,汲取了传统文化的智慧和养分。可以说,中国共产党倡导和推进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不断融合的过程,是马克思主义不断民族化的过程。
2. 特定的历史条件:表征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
从理论内容上看,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特定的社会历史条件、特定的社会发展相结合,通过理论和实践创新,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实现马克思主义理论内容在中国的具体化。
中国革命是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东方大国进行的革命,中国无产阶级在革命中遇到很多特殊而复杂的问题,在马克思主义的书本中找不到现存的答案,它要求中国无产阶级根据特定的社会条件和现实发展阶段,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具体研究和回答中国革命面临的实际问题。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具体分析了“中国的特性”。第一,革命性质特殊,毛泽东说:“现时中国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革命,已不是旧式的一般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革命,这种革命已经过时了,而是新式的特殊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我们称这种革命为新民主主义的革命。”[3]第二,革命对象和任务特殊,毛泽东分析,中国革命的对象“就是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就是帝国主义国家的资产阶级和本国的地主阶级”。[3]中国革命的任务,“主要地就是打击这两个敌人,就是对外推翻帝国主义压迫的民族革命和对内推翻封建地主压迫的民主革命,而最主要的任务是推翻帝国主义的民族革命”。[3]第三,革命动力特殊,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共同构成了中国革命的强大动力。毛泽东认为:“农民的力量,是中国革命的主要力量。”[3] “民族资产阶级受帝国主义的压迫,又受封建主义的束缚,所以,他们同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有矛盾。从这一方面来说,他们是革命的力量之一。”[3]第四,革命道路特殊,中国是一个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的半殖民地半封建大国,城市是敌人统治的中心,农村则是其薄弱环节;敌人的力量十分强大,共产党的力量还很弱小。因此,中国革命只能走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而且革命将是长期的斗争过程。基于上述具体分析,毛泽东创造性地提出了具有中国特色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实现了马克思主义无产阶级革命理论在中国的具体化,成功指导了中国无产阶级革命。
同样,在特殊的社会条件下进行的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又是一项前无古人的全新事业,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根据经济文化落后国家走上社会主义道路这一历史条件,把马克思主义创造性地运用到中国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具体环境中,准确分析了中国社会主义发展阶段,科学回答了社会主义的本质,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实现了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理论在中国的具体化,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
3. 具体的实践环境:表征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应用化
从理论价值上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具体实践相结合,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方法来解决中国问题,实现马克思主义理论价值在中国的实际应用化(或实践化)。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实际应用,要求将马克思主义科学世界观转化为一整套具体指导中国革命和建设的科学方法论。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中,毛泽东形成了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的思想方法,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工作方法,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等整套具体指导中国革命和建设的科学方法。毛泽东丰富多样的方法,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实际应用的生动体现。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实际应用,要求把马克思主义理论和无产阶级政党的具体实践活动结合起来,制定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根据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制定了新民主主义革命总路线,提出了新民主义的政治、经济、文化纲领,指导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以邓小平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人根据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具体实际,提出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路线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政治、经济、文化与社会发展纲领,指导着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国共产党根据不同时期具体实际而提出的路线、纲领、方针、政策,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实际应用的现实写照。
4. 复杂的社会结构:表征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大众化
从理论实践上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是马克思主义被广大人民群众接受、理解、掌握、运用,使马克思主义“变成改造社会、改造世界的物质力量”[4],实现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人民大众的结合。
近现代中国社会具有复杂的社会结构,是一个以农民为主要成分的农业大国,无产阶级只占人口的少数。中国的革命实质上是无产阶级领导的农民革命,中国革命的主要力量是农民,正如毛泽东指出的:“中国民主革命的主要力量是农民。忘记了农民,就没有中国的民主革命。”[5]因此,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推广和运用的主体就是中国农民。为了使全党更好地团结和凝聚以农民为主体的广大中国人民,毛泽东强调对农民进行马克思主义的教育,使他们掌握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
理论的实践程度取决于人民群众对理论的把握程度。为了使马克思主义为人民大众所接受、理解、掌握和运用,中国共产党人不断寻求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有效方法和具体途径。毛泽东提出让哲学从哲学家的书斋里解放出来,让人民群众掌握哲学。在毛泽东著作中,随处可见他用非常朴素的人民群众的语言来表达马克思主义的深刻道理。邓小平十分重视马克思主义的大众化工作,他说:“我们讲了一辈子马克思主义,其实马克思主义并不玄奥。马克思主义是很朴实的东西,很朴实的道理。”[6]所谓通俗和朴实就是马克思主义要大众化。江泽民同志论述了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问题,强调在坚持正确的舆论导向的前提下,要讲究宣传艺术,提高引导水平,努力使理论和宣传报道“更加贴近生活、贴近读者,使广大读者喜闻乐见。”[7]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则更加明确地提出了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和大众化的历史任务。
深厚的文化传统、特定的历史条件、具体的实践环境、复杂的社会结构,体现了中国国情的多层次性,内在地规定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民族化、具体化、应用化、大众化等基本内容。
三、动态的中国国情:促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持续发展
马克思主义什么会不断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经历了怎样的过程?这涉及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发展进程和发展机制问题。剖析变化发展的中国国情,此类问题也可从中得到合理解答。
1. 实践主题的变迁:标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发展阶段
从内部要素分析,中国国情的变化深刻体现在实践的变动之中,实践的发展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不断发展。实践主题的变迁,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展示为不同的发展阶段。
中国人民自近代以来改造中国社会的实践不断变化发展,历经了革命、建设、改革和发展的具体实践,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围绕中国社会不同的实践主题则展开为四个具体阶段:
(1)毛泽东思想阶段。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围绕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的社会实践活动和“进行什么样的革命?如何进行革命?”的实践主题,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特殊国情结合,对中国革命道路进行了艰难探索,找到了一条不同于俄国十月革命的道路——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道路。在这条道路的正确指导下,中国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建立了新中国。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直接面对“怎样由新民主主义社会向社会主义社会转变?怎样建立社会主义制度?”的社会实践,围绕这一实践主题,中国共产党人创造性地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结合,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改造道路,顺利实现了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确立了社会主义制度。中国特色的革命道路和改造道路,构成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个重大理论成果——毛泽东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
(2)邓小平理论阶段。社会主义制度建立以后,中国共产党面临国家富强、人民富裕的社会实践活动和“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实践主题。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对此进行了深入的理论思考和实践创造,第一次比较系统地回答了中国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发展阶段、根本任务、发展动力、外部条件、政治保证、战略目标、战略步骤、整体布局、党的领导和依靠力量以及祖国统一等基本问题,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形成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二个重大理论成果——邓小平理论,推进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发展。
(3)“三个代表”重要思想阶段。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以来,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继续进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探索,此时党的队伍发生了重大变化,新党员的数量大量增加,如何加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核心力量的建设,增强党的战斗力、凝聚力,提高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提高拒腐防变和抵御风险的能力,成为重要的实践问题。以江泽民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紧紧围绕“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 这一实践主题,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和中国共产党的建设紧密结合,形成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三个重大理论成果——“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进一步推进了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
(4)科学发展观阶段。党的十六大以来,我国发展面临的环境更加复杂多变,改革的深层次矛盾日益明显,面对世界经济全球化、政治多极化和科学技术日新月异带来的发展机遇和挑战,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围绕“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等实践主题,吸取人类发展的经验教训,把马克思主义的发展理论与当代中国的发展实际紧密结合,提出了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科学发展观,形成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理论成果——科学发展观,不断推进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本历程就是实践主题的转换和解答。历史事实表明,适时把握中国社会实践的主题,不断进行马克思主义的科学回答,才能有力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深入发展和不断前行。
2. 时代主题的变换:显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发展形态
从外部环境分析,中国国情的变化与时代的变换相牵连,时代的发展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不断发展。时代主题的变换,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呈现出不同的发展形态。
时代是指人类社会依据经济、政治和文化等状况为而划分的某个时期。人类社会每一个时代都有区别于其他时代的时代特征(包括时代性质、时代主要矛盾及其发展趋势等)和需要解决的时代课题。随着时代主题的变换和时代特征的不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主题、任务、内容、进程相应发生改变,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也就呈现不同的发展形态,正如恩格斯所指出:“每一个时代的理论思维,从而我们时代的理论思维,都是一种历史的产物,它在不同的时代具有完全不同的形式,同时具有完全不同的内容。”[8]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中,时代主题经历了“战争与革命”到“和平与发展”的重大转换,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发生了“两次历史性飞跃”,呈现两种理论形态。
(1)第一次历史飞跃——毛泽东思想。20世纪上半期,“战争与革命”是时代的主题,时代的发展需要回答“进行什么样的革命?如何进行革命?”这一中国社会发展的实践课题,确立中国革命的战略和策略。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主要运用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等马列主义基本原理分析中国国情,阐明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逻辑,成功地找到了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领导中国人民取得了革命胜利,建立了新中国,经过社会主义改造,走上了社会主义道路,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解决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的落后国家如何进行无产阶级革命、如何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形成了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次历史性飞跃。
(2)第二次历史飞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20世纪下半期,世界格局发生重大变化,正如邓小平分析的:“现在世界上真正大的问题,带全球性的战略问题,一个是和平问题,一个是经济问题或者说发展问题。和平问题是东西问题,发展问题是南北问题。概括起来,就是东西南北四个字。南北问题是核心问题。”[6]以邓小平、江泽民和胡锦涛等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准确把握“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围绕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重点,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等一系列重大理论和实际问题,阐明了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逻辑,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建设道路,形成了关于建设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科学理论体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解决了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如何进行建设社会主义、如何发展社会主义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二次历史性飞跃,拓展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发展道路。
从毛泽东思想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确立都是对时代课题的回应和对时代精神的把握,也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的创新和发展。
纵观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可以得出一个基本的逻辑结论:依据时代的变化和实践的需要,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不断研究和回答中国革命、建设和发展面临的实际问题,不断寻求和开拓中国特色的革命、建设和发展道路,这是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持续发展的强大动力,也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本质所在。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2]毛泽东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3]毛泽东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4]毛泽东文集:第8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
[5]毛泽东文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
[6]邓小平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7]江泽民文选: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
[8]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注:基金项目:本文系湖南省高等学校科研项目“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探索与实践研究”(项目编号:09C496)和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专项任务项目“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与中国传统文化关系研究”(项目编号:10JD710027)。■
作者：陈其胜
第三篇：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中国传统文化的关系
摘 要：具有深厚底蕴的中国传统文化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先决条件，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提供了思想基础，同时它也是构建中国国情的一个重要方面，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又弘扬了中国的传统文化。在深入了解中国传统文化以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本含义的基础上，进一步诠释中国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融合符合客观规律性，同时分析中国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关系，最后提出要辩证地看待中国传统文化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融合。
关键词：中国传统文化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融合
1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内涵
作为中华民族血脉的中国传统文化，是世界文化中唯一经历数千年、持续至今而未曾中断的文化，它在历史的长河中，形成了务实性、崇尚统一、伦理道德至上的特征，牢固积淀在每个中国人的思维模式和行为方式中，推动着中华文明不断前进。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一命题是由毛泽东同志最先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提出并作出了科学阐述的。会上毛泽东作了《论新阶段》的政治报告中指出：“没有抽象的马克思主义，只有具体的马克思主义。所谓具体的马克思主义，就是通过民族形式的马克思主义，就是把马克思主义应用到中国具体环境的具体斗争中去，而不是抽象地应用它……离开中国特点来谈马克思主义，只是抽象的空洞的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是指以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为指导，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来解决中国革命和建设问题的过程。同时又将实践经验上升为理论，并且同中华民族优秀文化相结合，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
因此，马克思主义在中华大地上的运用和传承不是简单地将马克思主义机械移植，也不是将中国传统文化彻底消融，而是在中国传统文化这广袤的土壤中滋生出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体系。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要被中国人民所接纳必须要借助中国传统文化，中国传统文化要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也必须要依托马克思主义。
2 中国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融合
2.1 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在本质上具有相通性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承发展的过程中和中国传统文化发生过碰撞、对立及融合，所以作为外来思想文化理论体系的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必然存在相异之处。但马克思主义既然可以在中国这片广袤的土地上萌芽、结果也正说明了二者在本质上除了相异性也存在相通性。如被称作中国最早“和谐”观的“大同”思想与马克思主义思想，易经中的“阴阳学说”与对立统一规律等等的相通。中国还有一些文言文与马克思主义哲学存在相通性，如《荀子.劝学》中的“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不积小流，无以成江海”与量变质变原理相通，《范仲淹.岳阳楼记》中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为乐”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科学理论体系相契合等等。正是由于马克思主义和中国传统文化在上述价值观念和思维方法上具有相通性和契合点，马克思主义才能在中华大地上枝繁叶茂，从而逐渐成为指导党和国家建设的思想。
2.2 中国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相结合具有客观规律性
中国传统文化和马克思主义这两种文化形态由于先天的地域和时代的不同，导致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在思维方法和价值观念存在着巨大的差异，这势必成为助推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的必然要求：马克思主义为传统文化灌注崭新的时代性特征，使其获得新的生命力，传统文化为马克思主义灌注崭新的地域性特征，进而推进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承和发展，更进一步地弘扬时代新风。
中国传统文化不仅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家园，它同样也是构建中国国情的一个重要方面，如果忽略这个重要方面，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无法真正的实现。马克思主义如果不与中国传统文化相融合，就会加大中华民族在接受马克思主义上的认知障碍，失去理论的凝聚力和创造力，从而无法担当起对社会的精神导向功能。从人类文明进步的发展历史来看，如果没有优秀文化思想理论的诠释，中国人民是无法理解马克思主义精髓的，甚至会对马克思主义思想进行批判。
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对于推动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进程有其十分重要的借鉴意义，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也必须从中国传统文化中吸收其有利的、有积极意义的因素进行参考。归结起来就是，中国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相融合是符合中国国情的，也是符合客观规律的。
3 正确看待中国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关系
3.1 优秀的传统文化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推进
习近平同志指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突出优势，是我们最深厚的文化软实力”。可见中国传统文化对于中华民族的强盛兴衰有着何等的意义。没有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指引，我们就无法取得举世瞩目的发展成就，人民就将长期处于精神世界匮乏的困境之中。
对于中国传统文化，我们应该持“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的态度，并且应该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唯物辩证的态度去分析中国传统文化，理清哪些是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的积极因素，哪些是必须剔除的消极因素。
中国传统文化是我们中华民族的血脉，我们应该大力弘扬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积极因素，来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天下为公”、世界“大同”，这是中国人民几千年来为之不懈奋斗的理想和追求。对中国传统文化有着深远影响的儒家思想主要以仁爱为核心，提倡忠孝、诚信，希望建立一个“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的大同社会。这些看似简单的描述同马克思主义的共产主义学说有许多的契合之处。按照马克思、恩格斯的设想，未来社会将消灭剥削，实现人的自由发展，出现人与人之间、人与自然之间和谐共处的画面。这就必然成为促使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相融合的先决条件，成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强大力量。
3.2 传统文化中不利于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消极因素
封建社会的阶级观念造就的古代社会高度集权的官僚体制，以及导致社会主义文化产业发展滞后的文化专制主义，使人民误解了马克思主义共同富裕思想的绝对平均主义等等，这些思想制度随之而来的陈旧陋习和不良作风并没有随着历史的发展所消亡，而是潜移默化地积淀到人们的心中，这势必会给中国传统文化和马克思主义相融合带来阻碍，如果我们不坚持批判的态度，仅仅用简单的传统文化的视角去诠释马克思主义，就会阻碍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
因此，对于中国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关系我们要唯物辩证地对待，既要传承和弘扬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中的精髓，又要防止传统文化中消极因素的浸染，不断推进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和马克思主义的创新升华和融合发展，为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凝聚起无坚不摧的强大力量。
4 结语
马克思主义是揭示关于自然、社会和思维发展的普遍规律的科学主义，是不断发展的而不是僵化的科学主义，作为中国各族人民利益代表者的中国共产党，已经把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积淀的民族精神视为中华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因此，二者的结合是历史的必然。所以辩证地看待中国传统文化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关系，对于马克思主义思想在中华大地上的传承和弘扬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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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张苗.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中国传统文化的辩证关系探析[J].黑龙江科技信息，2009，（28）：117.
作者：李理 哈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