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论文没有思路的时候，经常查阅一些论文范文，小编为此精心准备了《乡村教育运动基本特点论文(精选3篇)》，供大家参考借鉴，希望可以帮助到有需要的朋友。摘要：20世纪二三十年代，四川民众为摆脱内忧外困，在本地及外来有识之士的领导下兴起了一场如火如荼的乡村建设运动。这场运动波及社会各个领域，不同群体从不同方面采取系统全面的建设措施，促进抗战时期四川地区的社会发展，推动了该地区的现代化进程。阐述民国四川乡村建设运动的概况，总结其基本经验，为现今“乡村振兴”的发展提供借鉴。
乡村教育运动基本特点论文 篇1：
梁漱溟乡村建设实践对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启示
摘要：民国时期领域广阔、影响深远的乡村建设运动,不仅是农村落后破败的现实促成的,也是知识界对农村重要性自觉体认的产物。乡村建设的主要内容,包括扫盲和文化教育、引进和推广动植物良种、尝试建立农村医疗保健体系、移风易俗、倡导合作组织、加强农村自卫等方面。乡村建设运动的历史意义不仅在于其所遗留的丰富精神遗产,更在于其所进行的伟大实践为今天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为“三农”问题的解决提供了有益的启示。
关键词：民国时期； 乡村建设； 梁漱溟； 晏阳初； 新农村建设
20世纪20、30年代,为解决中国农村极为严重的衰败问题,乡村建设运动(乡村教育运动)应运而生。一大批资产阶级民主人士和知识分子试图通过开展乡村教育,探索乡村改造与乡村建设的道路,并形成了初具规模的乡村教育运动。先后有600多个团体跻身其中，梁漱溟、晏阳初、黄炎培等是主要代表。
一、 梁漱溟乡村建设的思维逻辑起点
乡村建设运动,不仅在当事者看来“无疑地形成了今日社会运动的主潮”，［1]在今天的研究者眼中,它也是“中国农村社会发展史上一次十分重要的社会运动”，［2]与任何社会运动一样,乡村建设运动的产生和壮大有其深刻的社会背景。
（一）20世纪旧中国农村的贫穷落后，是乡村建设运动的直接动因
20世纪前半叶的中国,农业生产手段落后,生产水平低下,农民生活不能温饱,无法接受最基本的教育和医疗保健,身体病弱,文化落后。尤为严重的是，20世纪20、30年代的中国农村,遭遇了一连串的天灾人祸。国家政治秩序动荡,军阀战乱频繁,匪患遍地,广大农村不断成为内战的战场和土匪侵扰的对象;水旱灾害频发,受灾面积广阔,受灾人口众多;雪上加霜的是，20世纪20年代末的世界经济危机深度波及在世界经济体系中处于弱者地位的中国,由于我国的进出口结构以出口农产品和工业原料、进口工业成品为特点,本来就不堪一击的小农经济面临深渊。农村“破产”,是朝野上下、社会各界的共同结论。与经济落后相伴而生的,是文盲充斥、科学落后、卫生不良、陋习盛行、公德不修等不良现象。正是在这样的现实背景下,救济农村、改造农村逐渐汇集成一股强大的时代潮流。面对极端反动腐朽的统治,许多知识分子从爱国主义出发,提出实业、科学、教育救国。1921年，黄炎培即指出:“今吾国学校,十之八九其施城市教育也，虽然,全国国民之生活,属于城市多乎?抑属于乡村为多乎?吾敢十之八九属于乡村也。吾尝思之,吾国方盛普及教育,苟诚欲普及也,思想十之八九当属于乡村。即其所设施十之八九,当属于乡村生活之教育”。［3]晏阳初认为，教育能够担负起支配国家前途,改造社会的责任。因为整个社会的基础是乡村,通过乡村改造,以图“民族再造”。他认为，中国农村的社会问题千头万绪,归根到底为“愚、贫、弱、私”。［4]因而主张用“四大教育”(文艺教育、生计教育、卫生教育、公民教育)加以攻克,并采用“三大方式”(学校式、生活式、家庭式)进行推动。梁漱溟则认为“中国的问题不是什么旁的问题,就是文化失调——严重的文化失调”，［5]救治的药方“要靠乡村建设建起新的乡村文化礼俗,恢复伦理本位的社会秩序”。［6]
（二）西方文化和西方政治体制不适合中国是其推行乡村建设运动的思想基础
梁漱溟(1893-1988)，原名焕鼎，字寿铭，广西桂林人，中国著名的哲学家、思想家、教育家,民盟主要负责人之一。辛亥革命的失败促使更多的人开始痛苦的反省：“吾国之病源何在耶？向谓种族问题为之梗也，救之以革命而病如故；向谓专制政治之厉民也，药之以共和而病亦如故，是必有一较深之原因”。［7]这深层的原因何在呢？在梁漱溟看来，民国以来的“政治改革之所以不成功，完全在新政治习惯的缺乏；换言之，要想政治改革成功，新政治制度建立，那就非靠多数人具有新政治习惯不可”。而新政治习惯的培养，“天然须从乡村小范围去作。”［8]梁漱溟和当时许多先进知识分子一样关注中国国民性的改造问题,认为中国问题的解决要从本质上和全盘上加以考虑,不能只着眼于具体的“愚、穷、弱、私”、帝国主义、军阀等问题。［9]梁漱溟认为中国社会面临的根本问题是“文化失调”，几十年来外力的侵入,使中国文化的根本(有形的根——乡村和无形的根——做人的老道理)已经崩溃和动摇,要拯救国家和民族,必须从培养人民新的政治习惯做起,而由于中国是一个农村社会,因此,必须从“创造新文化救活旧农村”做起，也就是说从乡村建设做起。［10]他指出，西方文化无论相对于东方文化如何先进，却不能全部照搬照套，因为：如果一般国民不能改变东方文化影响下而形成的生活习惯和人生态度，徒然更改政治制度，采用西方民主政治，却只能增加东方文化的冲突和矛盾，而无助于问题的根本解决。
梁漱溟与同时代的李大钊、陈独秀、胡适等新文化派全盘扫荡中国固有的旧伦理、完全以资产阶级近代公民的形象塑造一代新型国民不同，他对中西文化持折中调和之说，梁漱溟心目中的新国民精神是以中国固有精神为主、吸收西洋人的长处，是有别于中国传统的、西洋的、印度的一种新的人生的路向。
二、 梁漱溟乡村建设的实践
1931年，梁漱溟在山东邹平创办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自任研究部主任、院长，从事乡村建设运动，把他的新民思想付诸于实践，成为20世纪20、30年代中国乡村建设派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
（一）以农村为基点
梁漱溟认为中国的乡村是“老道理”植根最深的地方，而且乡村有其特殊的社会地位和特点。在《乡村建设理论》中梁漱溟提出了三个理由：第一，中国是一个集家而成乡，集乡而成国的国家，乡是最适合进行教育的范围；第二，“我们中国，百分之八十的人口住在乡村过着乡村的生活，中国就是由二三十万乡村构成的中国”；第三，从乡村入手特别适合于理性的发挥，因为不仅“乡村原来靠理性维持，都市秩序原来是靠武力维持的”，而且中国固有的“伦理的社会、情理的社会”的“风气”，在乡村不像在都市那样已被摧残殆尽，还保留着一些残余，“正好藉以继续发挥”。［11]因此，要新民就要首先从乡村入手。梁漱溟提出，“没有农村的新生命，中国也就不能有新生命，我们只能从农村的新生命里来救中国的新生命，却不能希望从中国的新生命里来要求农村的新生命。”［12]
（二）以教育为手段
梁漱溟认为乡村教育与乡村建设是一而二、二而一的关系，乡村教育与乡村建设必然要“合流”。梁漱溟还认为，学校教育与社会教育不可分，平时我们可以把重点放在儿童教育上，但在社会改造时期，则应注重社会教育、成人教育、民众教育。“此民众教育或社会教育，即乡村建设” ［13]在实践中，各乡村教育实验区都强调学校教育和社会教育相结合，它们除了传授文化知识外，还对农民进行说服教育和引导，以培养他们新的生活习惯，促进社会改良。例如，邹平的乡学和村学对乡理事和村理事规定的具体工作方式是：遇事公开讨论，以求得到多数人的了解和赞同；引导群众监督公事；接受学长的规劝；善于将县政府的意思传达于众等。
梁漱溟强调教育的任务有二:第一是要农民自觉，就是说“乡下人自己要明白现在的乡村的事情要自己干，不要再和从前一样，老是糊糊涂涂地过日子， 迷迷糊糊地往下混”，而“乡下人如果真照此去干这便叫做乡村自救”。［14]第二是要解除他们因西洋文化的传入而引起的精神文化失调，第一步必须“启发农民的智慧，让他们认识古人的道理，使他们明确一种新的精神的方向，让他们已失去的合理观念恢复起来，把传统的观念变为自觉的观念，让他安定，让他看到前途”，认识一点进取的方向;再则“在人生实际问题上来给他点明”，从而使他“从苦闷中找到出路，从彷徨中找到方针，从意志消沉中仿佛叫他有了兴趣”，［15]变意志消沉为“乐身之心，进取之心”。［16]只有这样，才能使他们在认识到自己精神方面不足的同时慢慢找到自己新精神的方向。
（三）以知识分子为依靠
梁漱溟把教育农民的责任归结到有志于乡村建设运动、代表理性的知识分子身上，由他们来唤醒农民的理性，从而灌注“西洋人的长处”，真正“发动乡民的进取心”。［17]并通过新的乡村组织，使农民慢慢养成新的国民精神。
（四）以改造农村社会为目的
梁漱溟说，救济乡村只是乡村建设的“第一层意义”，乡村建设的“真意义”在于创造新文化，“乡村建设除了消极地救济乡村之外，更要紧的还在积极地创造新文化”［18]从而培养新国民，改造旧社会。
（五）以“政、教、富、卫”为主要内容
民国时期以晏阳初、黄炎培、梁漱溟等为主要代表的乡村建设运动的内容，包罗宏富，包括社会调查、行政改革、基层自治、发展教育(学校教育和社会教育，后者涉及文字教育即扫盲、文艺教育、科学教育、卫生教育、公民教育等内容)、推广科技、移风易俗、提倡合作、自卫保安、卫生保健等诸多方面，当时常概括为“政、教、富、卫”四个方面。古梅教授认为足以代表乡村教育运动宗旨的，不外乎四个方面：（1）增进乡村人民的生产力；（2）改进乡村人民的生活状况；（3）提高乡村人民的知识程度；（4）利用乡村环境以实施教育。”［19]其实包括了农村的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经济建设、社会建设。
三、 梁漱溟乡村建设实践的启示
梁漱溟、晏阳初、黄炎培等为主要代表的平民教育、乡村建设运动，对中国出路进行了大胆的探索，如梁漱溟把农村作为解决中国问题的中心；重视农民的教育；重视国民性的改造；重视动植物良种的引进和推广；建立农村医疗保健体系；割除陋习、涵养新风；倡导合作组织；加强农村自卫等等。对农村建设进行了全方位、多层次、多角度的实践，涵盖了政治建设、经济建设、文化建设和社会建设。他们的诸多尝试值得我们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借鉴。
但这毕竟是一场改良主义运动，尽管轰轰烈烈，失败是其必然命运。总结失败的原因根本上讲有两点：一是改良主义的政治出发点。“他们只看到了社会现象的表面病态——愚、穷、弱、私，但他们没有进一步追究中国农民为什么会愚，会穷，会弱，会私？他们根本不了解埋在这‘愚、穷、弱、私’底里的帝国主义之侵略与封建残余的剥削，才是‘愚穷弱私’的原因。”［20]这就是说，乡村教育运动的领导者们并没有接触问题的实质：民族独立和政治权力。在整个民族陷于沦亡危机的时候，中国的乡村建设不能离开民族独立解放运动而单独进行。解决乡村问题、农民教育问题的最大障碍是土地问题，如果没有民族独立、不推翻反动的、封建阶级的统治，在不改变封建土地所有制的前提下，仅想由扫除文盲引发教育进步，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农村问题。乡村建设派只重视问题的表现，企图通过改良的方式解决农村矛盾，在当时的条件下是根本行不通的。二是知识分子本身的局限性。在政治上，梁漱溟、晏阳初等人并非看不到中国农村破产衰败的真实原因。晏阳初在《定县土地调查》报告中，甚至提及了农村问题的核心——土地问题。梁漱溟也不满于“高谈社会改造而依附政府”，认为依靠国民党政府复兴农村进而实现社会改造的目的是根本不可能的。然而，由于知识分子自身的软弱性，一方面他们有改造社会的勇气和决心，另一方面他们既没有经济实力又不掌握政权。所以他们在实际工作中，不敢触及帝国主义与封建残余的统治，不敢触动农村封建土地占有关系，不得不依附代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国民政府的经费而实施具体的实验计划，这只能是南辕北辙。在这种情况下，他们的乡村教育工作就陷入了不可克服的矛盾：“他们想不谈中国社会之政治的经济的根本问题，但他们要解决的却正是这些根本问题。他们不敢正视促使中国农村破产的真正原因，但他们所要救济的却正是由这些原因所促成的国民经济破产与农村破产”。其结果便是“实验自实验，破产自破产”，甚至有朝一日“破产的浪潮会把实验的一点基础也打击得粉碎”。［21]
我们今天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具备了政治、经济、教育、文化和社会意识等有利条件，必然与民国时期的乡村建设、平民教育运动命运不同，必将大大推进小康社会建设。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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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千家驹.中国农村建设之路何在［A].申报月刊(三卷十期)［J].参见韩明谟.中国社会学史［M].165.
责任编辑 王友海
作者：郭云波
乡村教育运动基本特点论文 篇2：
民国四川乡村建设的实践研究
摘要：20世纪二三十年代，四川民众为摆脱内忧外困，在本地及外来有识之士的领导下兴起了一场如火如荼的乡村建设运动。这场运动波及社会各个领域，不同群体从不同方面采取系统全面的建设措施，促进抗战时期四川地区的社会发展，推动了该地区的现代化进程。阐述民国四川乡村建设运动的概况，总结其基本经验，为现今“乡村振兴”的发展提供借鉴。
关键词：民国;四川;乡村建设
引言
20世纪20年代，中国乡村出现了破产趋势，为拯救乡村、建设乡村，各阶层兴起了一场规模大、时间长、区域广、影响深远的乡村建设运动。其中最著名的有梁漱溟的山东邹平实验、晏阳初的河北定县实验、卢作孚的嘉陵江三峡乡村建设实验、黄炎培的徐公桥实验等。开展乡村建设运动的团体数量较多，建设实验区的模式也多种多样。民国四川乡村建设运动与中国其他地区的乡村建设运动相比，具有起步早、持续时间长，从一而终的特点[1]。抗日战争爆发前，四川地区就涌现出一批乡村建设者和团体，如：卢作孚开创的嘉陵江三峡乡村建设实验;高显鉴在江津白沙成立的四川平民教育促进会，建立了江津平民教育实验区;川东师范学校筹办的乡村建设学院和中心农场。许多乡村教育家到四川乡村建设学院和省立四川教育学院任职，如陶行知的学生张宗麟、好友邵鹤亭，梁漱溟的学生张俶知、赖钧伯等。抗日战争爆发后，一些乡村教育家和团体迁入大后方——四川，以晏阳初、傅葆琛、陶行知、黄炎培、梁漱溟等为代表，使得四川的乡村建设运动更加如火如荼。当时“乡村建设三杰”（卢作孚、晏阳初、梁漱溟）汇聚四川，晏阳初代表的平教会直接参与和指导了四川的乡村建设运动;梁漱溟也或多或少影响到四川的乡村建设运动，曾两次到四川省立教育学院讲学，到北碚考察嘉陵江三峡乡村建设。[2]纵观历史，民国时期四川的乡村建设运动是全国乡村建设运动的重要部分，在我国乡村建设运动史上独树一帜，堪称民国乡村建设运动的“绝响”。[3]
一、民国四川乡村建设运动兴起的背景
1抵制帝国主义的侵略
鸦片战争后，国门被打开，西方列强开始了对中国的侵略和压迫。帝国主义实行经济侵略，向中国大量倾销农产品、工业品，沉重打击民族工业，导致许多中国工厂倒闭。由此减少了民族工业对农产品原料和劳动力的需求，进而间接影响了农村经济。帝国主义还施以政治压迫，1931年日本发动了侵华战争，占领了东北地区，并试图占领整个中国。近代的中国处于民族危亡，社会动荡，经济萧条的时代背景下，为探索救国之道，有志青年纷纷崛起。他们决定从帝国主义控制薄弱的农村入手，通过建设乡村的方式，抵御帝国主义侵略，实现国家的复兴。四川作为抗战时期的大后方，积极进行乡村建设运动，全国各地的乡村建设人才、团体纷纷迁入四川，给四川乡村建设运动注入了新鲜血液，使四川成为抗战爆发后全国乡村建设运动独树一帜的区域。四川省政府顺应时势，加速推动四川乡村建设运动，与晏阳初领导的平教会合作设置实验县，实行政教合一、普及教育。
2复兴衰败的农村经济
由于帝国主义的入侵，传统的小农经济受到冲击，落后的农村治理模式也受到质疑。农业的歉收或丰产不丰收导致农村经济衰败，进而引发社会动荡。民国时期的乡村受到西方资本主义的冲击，还有国内兵匪祸乱、灾害连天的影响，导致农村与农业日趋衰败。1929年的世界经济危机迫使西方列强向中国出口更多的农副产品，物美价廉的洋货冲击使中国的农村衰落。郑大华在其专著《民国时期的乡村建设运动》中概括了农村经济衰败的八大表现：土地高度集中、农产品价格低落、农民购买力锐减、农民绝对贫困化等，并将原因归纳为帝国主义侵略、封建统治者掠夺和天灾人祸三个方面。由于农村经济破产，农民生存压力加重，推行乡村建设运动，复兴农村经济迫在眉睫。
3全国乡村建设运动的兴起
一批海外留学归来的学者和国内的一些知识分子为挽救处于崩溃边缘的中国农村经济，积极实践乡村建设运动，以期实现民族复兴。1920年，留美归国的晏阳初主持上海基督教青年会的“平民教育科”刊行《平民千字课》，先后在长沙、烟台、嘉兴等地从事平民识字教育活动。“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在社会各界人士的支持下于1923年8月在北京成立。其宗旨是“除文盲，作新民”，晏阳初担任总干事长。1926年选定河北定县翟城为乡村教育实验区，从事乡村建设活动。1927年，梁漱溟提出“乡治”，次年在广州成立“乡治讲习所”。1929年1月，梁漱溟担任《村治》月刊主编，之后参加筹办“河南村治学院”任教务长，真正开始乡村建设运动。1930年，江苏省立教育学院由民众教育院和劳农学院合并在无锡正式成立，其宗旨是研究实验民众教育并训练农村服务人才等。国民政府曾一度阻碍乡村建设运动的开展，但由于农村不稳加剧社会动荡，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关注。南京国民政府于1933年左右提出“复兴乡村”的口号，组建“农村复兴委员会”，以官方的姿态支持或直接从事乡村建设运动。以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以及南京大学、中华职业教育社、齐鲁大学等一些教育团体和机构为乡村建设运动的代表，社会各界人士广泛参与到这场声势浩大的乡村建设运动中，从而形成全国规模的乡村建设运动。
二、四川乡村建设运动实施的措施
由于抗日战争的爆发，许多乡村建设的人员和团体迁入四川，他们采用的乡村建设模式也多种多样，使得民国时期四川乡村建设运动几乎囊括了全国所出现的各种乡村建设模式。包括由经济支撑的乡村建设实验，以整顿教育为主的乡村建设，还有政教合一的县政改革等。
1经济支撑的乡村建设
四川地区以经济作为支撑建设乡村最具有代表性的就是卢作孚所领导的嘉陵江三峡乡村建设实验。卢作孚是重庆合川人，中国著名的爱国实业家、教育家，曾被譽为“中国船王”，与晏阳初、梁漱溟并称为“民国乡建三杰”。1925年，卢作孚创办民生公司，从此走上创办实业与兴办文化事业相结合的新的救国之路。1927年卢作孚担任江北、巴县、璧山、合川峡防团务局局长，积极清剿匪患，并在嘉陵江三峡地区开始推行乡村建设运动。将实业和乡村建设结合起来，通过民生公司为乡村建设提供必要支撑。实施乡村建设的具体措施包括：①以民生公司为依托，大力发展煤炭、纺织、石灰和水泥等产业，如创办天府煤矿公司、三峡染织厂和合川水电厂等，并建立北碚农村银行，流通农村金融。②移风易俗，破除封建迷信，修建博物馆、图书馆，兴办各类职业院校，建立西部研究院，积极弘扬现代科学与文化。③大力发展现代交通通信、医疗卫生、文教体育设施，如开通合川—北碚—重庆嘉陵江航线，修筑北川铁路，修建北温泉公园、北碚公园和北碚街心花园，修建地方医院，建造体育场馆等④倡导并积极主持成立“北碚里（市）民代表大会”，市民代表由市民直接选举产生，培养民众的自治意识与民主精神。[4]以北碚为中心的嘉陵江三峡乡村建设实验经历了北碚峡防团务局、嘉陵江三峡乡村建设实验区、北碚管理局三个时期。从1927年一直到1949年前后，整整23年，不但是四川省最早的乡村建设实验，而且是民国时期持续时间最长的乡村建设运动，有着民国时期乡村建设运动最完整的历史记录。卢作孚领导的嘉陵江三峡乡村建设实验坚持以实业为支撑，以经济建设为主，具有务实开拓的风格，取得了极大成就。使北碚从交通闭塞、盗匪猖獗的偏僻乡村建设为“具有现代化雏形”的美丽城市。
2整顿教育的乡村建设
1932年，江津县县长高显鉴成立四川平民教育促进会，这是四川省最早的乡村建设实验机构。建立江津平民教育实验区，任曾在定县实验区工作的吴太仁为江津实验区干事长，在江津开展平民教育运动。1932年7月，川东师范学校筹办乡村建设学院和中心农场，目的是培养一批懂教育懂农业的专业人才，将来分配到防区各县建设乡村。1933年7月，四川乡村建设学院正式成立，由川东师范学校的乡村师范专修科、农事试验场两部分组成。1936年四川乡村建设学院更名为四川省立教育学院，高显鉴任院长。他大力推行平民教育和乡村建设活动，致力于培养乡村建设人才，促进地方乡村建设。
晏阳初领导的平民教育促进会对四川的乡村建设运动起到巨大影响。与国民政府合作设立四川省设计委员会，开展全省调查工作，协助新都实验县工作，创建华西实验区，创办中国乡村建设育才院等。1940年10月28日，乡村建设育才院在重庆北碚歇马场大磨滩成立，使中国首次有了全国性培养乡村改造人才的高等学府，被認为是中国教育史上“学术的新纪元”。[5]育才院的特色之处在于院内学生又是先生，由于教育对象年龄跨度较大，儿童、成人皆有，便形成高年级教低年级，识字的教不识字的现象。育才院秉承学习与实践并重的理念，重视调查、研究、实习;崇尚自由民主的思想，制定课外师生自由交谈制度，图书馆还可以借阅进步书刊，由学生“四自会”（自习、自给、自强、自治）管理。晏阳初的办学，诚如黄绍竑所写《五十回忆》中所说：“完全站在教育的观点上来从事乡村改造的。”晏阳初的乡村建设思想与办学方式，为抗战时期的四川教育带来新气象。之后在教育所郭鸿銮、杨伯钦等人的支持下，各所学校普遍办识字班，街道也开办平民夜校，为四川民智的提高和抗战救国意识的增强做出巨大贡献。
3政教合一的县政改革
新都县政改革是晏阳初领导的平教会在四川成立的第一个乡村建设运动实验区，借鉴河北定县实验改革的经验，但不尽相同的是新都实验县的设立并非是平教会主动提出，而是由国民政府和社团共同推动与之合作。1936年，在四川省政府主席刘湘的邀请下，晏阳初协助四川的乡村建设工作，与省政府合作成立“四川省设计委员会”，并推荐陈开泗为委员，在全省范围内开展调查工作。1937年4月，在调查工作的基础上，四川省政府成立新都实验县。由于陈开泗曾担任浙江金华、湖北黄冈两个实验县的县长，具有丰富的县政改革经验，省政府便任命其担任新都实验县县长。[6]新都实验县的目标是“革新县政机构，促进地方建设”。县政改革的实行措施如下：①调整新都各级行政组织。以“减少小单位、充实大单位”为改革原则，裁局设科，使全县事权集中于县政府;改设乡（镇）公所，实行县、乡（镇）两级管理;改组县咨询委员会，由地方各保甲长推举代表审议县政兴革计划、县预算决算、税捐征收等，充分体现民意。②整顿公安，清丈土地。设立县警卫处，划分警卫区，将县中学毕业生作为机动武力，一旦有土匪，立刻封锁交通要道，缉拿盗匪。整理田籍赋籍，革除积弊，增加了新都县的田赋收入。③调整乡村学校区划，建立卫生保健制度。各保须设立一所初级小学，每乡（镇）设立一所高级小学，县城设立一所中学。初级小学不收学费和书本费，提升了全县适龄儿童的入学率。与华西大学医学院合作，创设卫生院，分设卫生所，各保设卫生员，置保健箱，贫苦农民住院治疗费由县救济院支付。县政府每年支出的卫生经费仅次于公安与教育经费。④普遍设立农民讲习班，设县农场和家畜保育场，与川大农业改进所、金陵大学农学院合作，改良农业种植品种。以上各项措施的推行使得新都县社会经济等多方面迅速发展，“人才既美满，经费又充足，而权力又复集中，当时之新政，颇觉可观”。[7]不幸的是，新都实验县各项改革措施的推进触及到当地哥老会及豪绅的利益特权，遭受他们的顽强抵制。并与1938年11月10日，利用刘湘逝世后省政府动荡的契机，发动团丁围城事件。新都县政改革也走到尽头，实验县被取消。
三、民国四川乡村建设运动的历史定位
1对四川的影响
经济方面，民国四川乡村建设运动以实业为支撑，开办多家民族企业发展经济，修建铁路、公路，开办航运，大力发展交通建设，倡导改良农业技术，提高农民的生活水平，为四川的经济发展打下坚实基础。文化方面，民国四川乡村建设运动重视发展平民教育，在实验区开办识字班、小学、平民夜校等，以此丰富民众的业余生活，提升农民的文化素养，促进社会的进步。普及乡村教育意味着向现代文明跨出了重要一步。政治方面，民国四川乡村建设运动较早认识到政治力量的重要性，与政府合作，增强了乡村建设的力度和效果。乡村建设运动的开展促使民众抗日救亡意识的崛起和增强，为抗战的胜利和民族的解放做出贡献。
2对世界各国平民教育的影响
民国四川乡村建设运动不仅推进了四川地区的历史进程，而且其影响深入全世界各地，尤其是叙利亚、哥伦比亚、墨西哥、泰国、巴基斯坦等亚非拉国家。1943年5月24日，晏阳初在“纪念哥白尼逝世400周年集会”上被评为“现代世界最具革命性贡献的十大伟人”。由此，中国的乡村建设运动开始走向世界。1950年以后，晏阳初担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特别顾问，先后到菲律宾、印度、印度尼西亚、墨西哥、黎巴嫩、委内瑞拉、波多黎各、加纳等亚非拉国家进行考察，指导各国的平民教育运动，为各国教育事业的发展做出一定贡献。1967年5月，晏阳初在菲律宾创立国际乡村建设学院，亚非拉大多数国家选派优秀领袖人才前往该学院进行培训。为发展中国家培养了一批乡村建设人才，成为世界乡村建设运动的研究中心。
3对当下“乡村振兴”的若干启示
民国四川乡村建设运动在中国近代史中有着非凡的意义，也对当今解决“三农问题”，开展“乡村振兴”，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大力发展产业经济，夯实农业发展的基础，以工业带动农业。乡村建设的主体是农民，必须提高农民的文化素养，激发农民参与乡村建设的积极性、创造性，培养农民的自治意识与民主精神，保证农民享有充分的民主权利，参与自治创新。推广科学的农业生产技术，民国时期四川乡村建设运动与高校合作，引进优良农作物品种，举办农业讲习会，向农民传授农业技术知识。现今科技对农业发展的支撑力得到极大提升，但是部分地区农民的耕作方式较为传统，生产力较为低下，必须要广泛传播农业生产技术，以此提高农业的基础发展，为“乡村振兴”打好基础。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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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李雪银
乡村教育运动基本特点论文 篇3：
差异之相：抗战时期晋冀鲁豫边区乡村党员与生产运动
【关键词】乡村党员;生产运动;乡村经济治理;晋冀鲁豫边区;抗战时期
乡村党员是抗战时期晋冀鲁豫边区基层社会变迁的主导者与实践者，其行为方式与治理逻辑无疑对晋冀鲁豫边区乃至整个中共革命的历史进程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抗战时期，生产运动是晋冀鲁豫边区重要的群众性运动之一，在中共革命的乡村实践过程中亦占有突出的位置。因此，关于抗战时期晋冀鲁豫边区乡村党员与生产运动的研究，可以全面探讨乡村党员在中共革命实践中的复杂面相，能够从乡村党员的研究视域来深化抗战时期生产运动的研究，进而透视出乡村党员与基层治理的历史逻辑和运行模式。有关抗战时期晋冀鲁豫边区乡村党员，以往学术界鲜有专门性研究。进入新世纪，随着各地革命历史档案资料的陆续开放以及海内外学术联系的日渐加强，组织实践史的研究路径逐渐兴起，内容涉及乡村党员的吸纳机制、社会构成、组织生活等方面，①较大地推动了民主革命时期乡村党员研究的深入与拓展。然而到目前为止，学术界从运动与个体的研究视角来对乡村党员进行系统性研究的学术成果则依然较少，且已有研究大都有意忽略或无意遮蔽了以“人”为中心的革命历史叙述。
有鉴于此，本文将在学术界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利用档案、资料汇编和报刊等资料，拟从实践和个体的路径来深度探讨抗战时期晋冀鲁豫边区的乡村党员与生产运动，并将其置于20世纪前半期中国社会经济变迁的大背景之中加以考察，还原以“人”为中心的历史图景，以期深化革命史与经济史的研究，并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有益的参考。
一、直接介入与间接影响：生产运动中的乡村党员
全面抗战爆发之后，随着战略相持阶段的到来，发展生产与保障供给日益成为晋冀鲁豫边区的一项重要任务。面对日益严重的财经危机，生产运动的重要性也随之提升。作为一个革命政党，中共历来强调党员干部的主观能动与奉献精神，这不仅源于其共产主义意识形态本身的内在要求，亦跟客观环境的结构性制约相关。在中共政权的组织体系中，乡村党员是中共政权整合乡村社会的支点，扮演着基层治理主体的历史角色。生产运动到来之际，晋冀鲁豫边区各级党组织遂要求乡村党员“应该高度发挥革命的生产热情，高度发挥生产中的积极性与创造性，并以此来影响与推动其他生产者”。①在各级党组织的号召与组织下，晋冀鲁豫边区的乡村党员在宣传与组织生产互助、解决生产互助中的各类困难、培养与成为劳动模范、优待抗属等方面均发挥了重要作用，有效地促进了生产运动的地方实践。
（一）宣传与组织生产互助
宣传动员工作是中共革命实践链条中首要环节，这一点在晋冀鲁豫边区生产运动中也不例外。生产运动开展初期，晋冀鲁豫边区各阶层民众基于传统、现实等因素考虑并未完全意识到生产运动的重要性，少数民众甚至对生产运动态度消极。此种情形之下，对生产运动进行充分、广泛地宣传也就成为晋冀鲁豫边区乡村党员的当务之急。武乡乡村党员“真正能够团结群众，为群众服务。他们也能够真正说服群众，王栓柱动员群众说‘努力生产使（使即累的意思）得慌，不生产饿得慌，宁只使得慌也不要饿得慌’”。②翼城大河支部党员在春耕时也“号召群众扩大耕地，準备有吃有穿，加强根据地的财富，走向丰衣足食”。③乡村党员从集体利益与个体利益的双重维度上对生产运动的意义进行了宣传与动员。
生产互助组是晋冀鲁豫边区生产运动的主要组织载体，彰显出中共政权对于其所秉承的共产主义理想的不懈追求，亦是中共政权克服生产困难的制度性保障，而乡村党员则是各种生产互助组的基本力量。太行区平顺一区乡村党员共计473人，内中有65%的乡村党员参加了春耕队，58%的乡村党员参加了锄地队，67%的乡村党员参加了割麦队，80%的乡村党员参加了秋耕队。④太岳区沁源二区也是如此，60.7%的乡村党员参加了各种互助。⑤从各地资料可以看出，乡村党员是晋冀鲁豫边区生产运动的组织者与领导者，中共政权开始直接介入私人经济生产领域。
（二）生产运动中以身作则和模范带头
中共是一个极其注重发挥模范带头作用的革命政党，其强劲的进取心和奉献意识使得乡村党员成为中共组织动员链条中的重要一环。生产运动开展之后，晋冀鲁豫边区的乡村党员大都起到了积极作用，并通过自身的模范行为影响到了普通乡村民众。
平顺乡村党员“在互助中以身作则，多做重活，自己不自私，光给别人做活，自己先进还领导大家干，在互助中记工很公道，不叫人家吃亏，团结了群众，开展了生产运动”。⑥昔西“庄窝支部同志在开春时先别人耕地，影响全村群众也乘早下手，在三月初天下大雪时该村地完全耕过耙过，王家沟支部互助本村及外村耕地，各庄支部领导游击小组在积极活动中发展起来”。①乡村党员的以身作则和模范带头作用不仅推动了生产运动的顺利进行，而且也密切了乡村党员与群众之间的关系，扩大了中共政权在晋冀鲁豫边区的执政基础。
（三）解决生产运动中的各类困难
晋冀鲁豫边区生产运动的开展在较大程度上是一种战时环境下的应对性策略，因此生产运动过程中粮食短缺、畜力不足、组织纠纷等现实困难是不言而喻的。乡村党员在这些困难的解决上也做出了突出贡献，并创造出了一系列的宝贵经验。
粮食问题历来是中国社会的一个重要问题，进入近代社会以后，中国各地的粮食产量一直保持较低的增长态势。全面抗战爆发之后，华北各地“因敌寇压榨太甚，小米每斗二百元，土地没人买，荒芜的非常多，人民没法生活，大多逃亡”，②粮食严重短缺。为了解决这一困难，晋冀鲁豫边区各地乡村党员采取务实的态度，整合各种资源，将互助、互借等传统的社会习惯引入生产运动之中。翼城乡村党员“解决群众春荒的困难，如有四区晓史支部党员王永芳共五口人，共有麦子三袋，借与群众。又如三区甘泉支部有支书李登胡在春耕时发现群众刘玉山等九户未有籽的困难，他们无法耕种，每天卖煤度过生活，他便开了党员会议，发扬互助互借的精神，当时就有党员4人准备借出籽四斗”。③沁源中五井支部春耕时“胖则家没吃的很苦难，党员长生有些粮就给了他，并动员林枫借给他二斗米，老黄家也困难，两个孩子，给他的一个孩子介绍去当雇工，长生自己家和他弟之家都有些不够吃，便将自己驴子买了二石六斗米，用一石米买回一头牛”。④
畜力的缺乏也是晋冀鲁豫边区乡村社会的一个长期存在的问题，为克服这一困难，各地乡村党员也进行了有益的探索。以单县罗口支部为例，该支部乡村党员是这样解决畜力不足问题的，“夏种时共组织了六十一个互助组，党员都分头参加进去，在党员的带头下，每一个组一个牲口，配上四个人拉構子种豆，每个沟子种下了廿四亩豆子，在互助中解决了缺乏畜力的困难”。⑤平顺凤峪支部也借互助的方式解决畜力困难，先由乡村党员组织全村民众成立春委会，在春委会之下设立参观团、招待组和互助组。参观团的主要任务就是代表群众到各村接头，与外村人拉社会关系与政治工作关系，争取外村援助，同时推动其他村的春耕。参观团中有两个乡村党员为主要领导者，还有两个有威望的士绅、一个善于交际的农民。招待组的任务是对外村牛主负责，招待并有权力检查本村村民，对牛主和牛的招待与牛是否分配公平。招待组内有二个乡村党员，一个农民，三人组成。互助组的目的是以人力代替畜力，解决耕牛的缺乏，共组织了十个互助组，共六十八个人，除一个小组有一个乡村党员参加领导外，其余九组都是两个乡村党员参加领导。经过乡村党员的探索与努力，“周围各村对凤峪支部共帮助了牛工100多个，全村的土地得到了完满的耕种”。⑥平顺凤峪支部的例子说明，传统的社会网络依然在革命场域下的生产运动中发挥着作用，革命实践不能完全逾越传统结构。
生产运动中的组织纠纷与生产互助组成员的家庭纠纷也是影响生产运动能否顺利实践的一个重要因素，因此如何妥善地解决这些纠纷便成为晋冀鲁豫边区乡村党员不得不面对的一个重要问题。沁源有义村乡村党员王同乐的“组里在种地时，全组讨论先种平地，后种坡地，有个组员不高兴了，大家讨论发现他没平地，于是就决定先给他种些坡地，然后再种平地，这个组员很高兴了，干得也很有劲。组里有兄弟俩因分家生气很久，村公所都调解不了，王同乐他们就在互助中做活时探透了他们的心思，在做活休息时开个会解决了”。①平顺孝父支部“吴保才（党员）组里有一个组员，他老婆和另一个组员他父亲有关系，老婆时常和他生气，他说参加了互助组，这个问题解决不了他也不会安心。于是就设法给他出主意，解决这个问题，两口不生气，他老婆也变得积极进步了”。②群众路线与模范作用是乡村党员解决生产运动中各种纠纷的两大利器，这也暗含着乡村党员基层治理的基本脉络。
（四）培养和成为劳动模范
塑造典型是中共政权重要的社会动员方式之一。在晋冀鲁豫边区的生产运动中，劳动模范也肩负着传递政策、鼓舞情绪、发扬先进等方面的责任，因此培养和成为劳动模范遂成为乡村党员的应有之义。
太岳区襄垣第六区常家坡支部“在秋季生产中组织了互助，培养了劳动英雄李金和纺织英雄高东娥，模范家庭史桃林，在这时对全县的生产工作是起了推动作用”。③太行区武乡“二百一十八个劳动英雄中，党员干部（支部）二十九人，党员群众五十九人，共八十八人，占全体劳动英雄40%强。其他地方虽然没有统计，但知名的一些劳动英雄，大部分都是党员”。④
（五）生产互助中的优待抗属
为了稳定前方战士的思想和保障抗属的生活，晋冀鲁豫边区的乡村党员在生产运动中采取了各种措施优待抗属，强化前后方的军政连接。
襄垣罗村乡村党员在“春季互助中的优抗，解决了抗属中的柴火、住房问题，解决春耕劳力上的苦難问题，庙没沟互助分队帮助荣退军人耕地25亩，给抗属耕地15亩”。⑤翼城“三区曹公支书每天除参加拨工组外，还要到各村去检查工作，访问军烈属，如访问到卢星三时即发现了他种地粪的困难，他便买了20余担粪解决其困难”。⑥沁源乡村党员也在生产运动中优待抗属，“绵子共优待28户，耕地43亩，还有12个人工。李元共优待39户，耕地140亩，还有174个人工，中峪共优待29户，耕地32亩，人工34个”，⑦成绩斐然。
（六）改造懒汉与二流子
受传统社会经济结构所限，抗战时期的晋冀鲁豫边区存在着为数不少的懒汉与二流子，他们的存在不仅浪费了晋冀鲁豫边区的劳动力资源，而且在很大程度上增加了社会的不稳定因素，因此对其进行全方位的改造也是生产运动中乡村党员的一项重要任务。沁源崔庄支部生产运动的开展即“首先从改造二流子着手，王元则是个二流子，这人出身是个雇工，劳动力很强，后来他父亲死了，家庭人口也就减少了，自己倒觉得过好日子是不成问题，便发展成二流子，支书霍希忠掌握他的历史特点，便开始着手改造，首先在生茶贷款上不给他，他便受到了很大的刺激，后来经村公所与群众的教育，自己要回心转意变成劳动英雄”。⑧乡村党员对于懒汉与二流子的改造使革命话语与民间舆论良性地结合在了一起，极大地提升了晋冀鲁豫边区的社会风气。
还有个别乡村党员，其本身即是懒汉或者二流子。生产运动成为教育与规训乡村党员的一种重要途径，在生产运动中，他们也得到了改造，劳动观念逐渐内化于心。华北各地档案资料中均有这样的具体记载。平顺“中五井党员郭长生以前是个流氓，好赌博，不多参加劳动，从去年开始转变过来能受了。现在在村上为生产主任，能说也会计划。春耕开始村上都在组织互助，他那时正在受训，回去都组织起来，还有几个人没有参加，他就动员他们在一块，组织互助选他为组长，把全小组的事情商量了一次”。①榆社东陈支部“懒党员李福利、懒群众白二山在群运中也积极生产，大家体会到组织互助能省工，都做活克服困难，懒党员、懒群众也变好了”。②
乡村党员的积极作用与模范行为不仅为晋冀鲁豫边区生产运动的革命实践奠定了组织基础，而且也密切了乡村党员与各阶层民众之间的关系，更构建了晋冀鲁豫边区政权的合法性。经过生产运动，晋冀鲁豫边区的乡村党员“都开始学会了团结群众，动员群众，如自己先给群众做生产，休息在后，不怕吃亏，得到了群众的赞成，得到了群众信仰”，③中共政权真正扎根于广大的乡村社会。
二、晋冀鲁豫边区乡村党员存在的“另类”行为
共产党组织是一个根植于传统乡村社会的革命政党，其发展和壮大也是在血与火的洗礼中逐步进行的，因此乡村党员的内部构成呈现出了明显的差异性，且这种差异性也是一种长期的客观存在。由于共产党组织是由一个个的个体党员组成，而个体的选择和变化未必皆如期待，所以晋冀鲁豫边区乡村党员在生产运动中也表现出了相应的差异性。尽管大部分乡村党员发挥了积极作用，但是少数乡村党员则出现了消极应付、行政命令、自私自利、轻视放任等“另类”行为。
（一）消极应付
受固有思维定式之限，晋冀鲁豫边区部分乡村党员对于生产运动的意义及其责任缺乏正确的认识，“这些共产党员还没有晓得他自己的责任，还没有想到提高人民的劳动热忱，促进农村富力的增加，乃是共产党员的责任”。④平顺×支部即是如此，一些乡村党员“不去组织群众，只在干部会上说自己领导一个互助小组，让群众参加，群众不得不参加，几个人成立了互助组，可是不到一块做活，什么也没有，也不选小组长。支部会也不开讨论春耕工作，分委布置一次工作，他开一次会，说一下完事，支部对春耕工作没有当成自己的事”。⑤霍县×支部“布置了组织互助与党员表现好起模范作用，会上支部同志都满口承认，但是只说在口头上，不去实际干”。⑥乡村党员消极应付的态度与行为削弱了党组织对于生产运动的领导和组织，也在很大程度上阻碍了生产运动的基层实践。
（二）自私自利
少数乡村党员在生产运动中还表现出了自私自利的一面。潞城西坡村有些乡村党员“在生产运动中表现也不积极，搞自私，只号召群众互助生产，而自己不互助，每天搞流氓，闹腐化，例如史文俊、史长木等同志，人家让他互助，他说他家人多不用互助，有个别同志互助欠下人家钱，不给人家，人家在地生产，他们在家借口偷懒，整天流氓不劳动”。①浮山东马沟的一个乡村党员“在春耕互助组中，只计划给自己怎么干，不管别人，闹得互助组中很讨厌他，把他赶出去。在村中咋咋呼呼，强迫仓库主任给他借三担米，至今未还”。②晋冀鲁豫边区部分乡村党员自私自利行为的出现极大地损害了党组织的社会观感，这也说明乡村党员的党内教育工作任重而道远。
（三）行政命令
放弃细致入微的宣传动员而仅仅依靠行政命令方式组织与领导生产运动的现象在晋冀鲁豫边区也较为常见。举例言之，襄漳交川支部“组织互助组，共组织了六个组，这都是行政命令，当时有一个小组真正进行了互助，以下二个应付了几天，还有三个组就连应付亦没有，经敌人继续奔袭掠夺将一个组长打死后，完全停止了”。③平顺×支部“不根据群众经验，不了解群众情绪，行政命令应付公事便去组织互助组。春耕开始的时候，支书亲自领导一个互助组，推动一般，支书接受了这个任务后回去传达了一下，即召开了一个干部会，讨论在给人家（政府）组织互助组的错误认识下，一下就组织了十幾个互助小组，支书和支组并且更以各家互派代表的方式亲自领导了一个互助组”。④这种行政命令的方式严重背离了生产运动的客观规律，更不利于调动民众生产互助的积极性。
（四）轻视放任
中共政权下的社会变迁是一种政治外力主导下的社会变迁，政治力量的强势尤为突出，这就造成晋冀鲁豫边区的少数乡村党员注重政治工作，而相对轻视经济工作。晋冀鲁豫边区“有些同志想群众自己懂得种庄稼，这回又开了高干会，大家情绪高得很，党何必去多找事呢，所以他们觉得不必去领导，就可以完成。有些同志想我们的生产计划已做好了，县上区上活动分子的生产动员会也开了，任务都分配下去了，因此，一切都没有问题
了”。⑤平顺孝文“支书根本就没参加互助组，借口在合作社负责就不用互助工作，提起互助就头痛，怕麻烦，认为不互助还不会生产种
地”。⑥武乡二区的乡村党员也自我批评道，“当了干部就没有到地里动弹过，说谁不会生产，闹的现在少吃无米，真是糟糕，又说今年再不好好种庄稼，简直是抗战罪人。最后一致下决心，不但要自己做好，而且要领导全村进行春耕，决不让有一个人坐着不动”。⑦
（五）排挤劳模
在晋冀鲁豫边区，乡村党员群体与劳动模范群体分属于不同范畴的社会楷模，他们两者之间既存在着密切的联系，同时又存在着一定的分歧。随着革命实践的逐步深入，乡村党员的群体认同感也渐趋加强，集体主义原则的教化更强化了这一意识，所以当劳模不是乡村党员时，排挤劳模的现象即会出现，少数乡村党员对于劳模的帮助是较少的，有些非党劳动英雄“甚至受到支部或党员的排挤，而这种情形的确还不是个别的。就连李马保这样出色的党员劳动英雄，又是支部书记，还曾经有四十多人暗地垮他的台（群众反映中发现的）。武乡马堡非党劳动英雄被排挤到哭泣。有些党员对于新兴的积极分子，往往是嫉妒
的”。⑧平顺川底劳模郭玉恩“不是党员，但他的长处是私心小，劳动好。过去支部看不起人家，常和他闹别扭”。①如何在革命的旗帜下整合不同类型的新型政治精英与新型经济精英之间的关系成为中共政权不得不考虑的一个重要问题。
晋冀鲁豫边区少数乡村党员“另类”行为的出现折射出中共革命的多元和复杂，也彰显出中共政权在特定的历史情境中所不得不面对的理想与现实之间的张力，而弥补与调和这些特定张力的过程即构成了中共革命逐渐走向胜利的一个个历史性坐标。
三、“另类”行为的另一种解读
在晋冀鲁豫边区的生产运动中，乡村党员存在的“另类”行为，一方面固然缘于这些乡村党员因支部教育的缺失而导致的思想认识不足，但是从另一个方面来说，制度性、客观化、传统型等因素的存在也是其中不可忽略的重要原因。
（一）对于劳动缺乏正确的认识
全面抗战初期，晋冀鲁豫边区部分乡村党员对于劳动的重要性认识不足，轻视劳动。绵上县“有些同志不想劳动说‘打出日本到共产呀，分地种，到那时再动弹吧’，有些同志还讽刺地说‘自私自利的厉害，不做工作先动弹’，所以有些动弹的也不愿动弹了，这是对新民主主义经济认识不够”。②平顺“赵城党员武全楼、武唐新自当了干部以后，前几年顽固军队成天要捉他，他便东跑西跑了好几年，完全不想参加劳动了，在村上还好逛破鞋，还和人赌博”。③乡村党员劳动意识的缺失直接导致了消极应付、行政命令、排挤劳模等“另类”行为的出现。
支部教育是乡村党员政治社会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各级政权将党的各项政策内化到个体党员与基层社会的一种重要途径，意义甚大。然而，晋冀鲁豫边区因处于残酷的战时环境之中，再加上敌后乡村居住环境的分散，所以支部教育工作并不理想。武乡“对党员教育就很少，没有深入到每个党员中去”。④霍县支部教育工作“因重视不够，掌握不紧，所以各区对教育没有计划，没有次序步骤、慎重其事的进行这一工作”。⑤支部教育工作的松懈对于乡村党员缺乏正确劳动观念问题的形成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村级党员干部中流行着一种思想，有地谁不会种，用咱们领导干什么。要工作就不能生产，要生产就不能工作。很多干部认为工作就是问老百姓伸手要东西。领导生产好像不是工作”。⑥
（二）生产互助的制度性困境
生产互助制度是新民主主义革命制度设计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晋冀鲁豫边区经济建设中的重要步骤，然而受经验、时代等因素的限制，晋冀鲁豫边区部分支部的生产互助制度在起初阶段不尽完善，很多方面还存在着一定的缺陷。
阳谷罗海等支部“互助生产不合理，群众劳力负担重，生产互助组不计工、评工，与地主富农互助，也不出工资，有劳动力的吃亏，地多无劳动力的占便宜，村干不生产由互助组派专人替他干活，有一次替村干×××干活的人出担架了，他还不高兴，群众干活没劲说互助组为糊涂组”。⑦榆社北泉沟劳动互助的“等价交换没有解决，吃了亏的因情面关系也不好说”。⑧平顺一区“在组织灾荒群众与富户的互助上也出现了偏向，莫流支书领导的互助组，两个富裕中农占了大光，贫农吃了亏，还说了些便宜话，××肚大，××不出力气。王家支委领导群众开了荒，不按劳力分配，而按成分分配，借名为基本群众谋利益”。①生产互助制度的不完善为少数乡村党员自私自利等“另类”行为的出现埋下了伏笔。
（三）客观环境的残酷与恶劣
抗战时期，灾荒的频繁与战争的残酷也给晋冀鲁豫边区生产运动的开展造成了较大的阻碍，这也是少数乡村党员在生产运动中出现“另类”行为的重要原因。冀鲁豫区，1942年“沙区是最为严重的一个专区，受灾村庄达400余，灾民16万人。遭灾原因，首先是敌寇三光政策的摧残，1940年的‘五五扫荡’，1941年的‘四·一二大扫荡’，1942年的10月扫荡，农村早已残破不堪，人民积蓄罄尽。其次是前年去年歉收，再加上冬季普遍没有种上麦子，人民逃出者占13%（壮丁占60%以上），牲口大部分损失了，剩下的不足20%。农具除敌人烧掉一部分外，剩下的也都变卖吃掉了”。②太岳区1943年“敌人盘踞沁源城关、交口等腹心地区，仅沁源在二沁大道上就有群众12496人，流离失所，肥田将近4万亩被敌控制，在春耕期间敌人曾奔袭松交、汶家庄、东西峪、端氏等地。窜扰罗村、吾元一带，三次在沁县大抢粮，二次企图打通临屯路，并进行抢粮，五月份短期出扰岳南，各据点附近敌人的活动为数更
多”。③战争对于晋冀鲁豫边区的破坏，由此可窥一斑。
客观环境的残酷与恶劣造成少数乡村党员对生产运动缺乏信心，“搞生产没劲，又有敌人造成的荒，粮食耕牛均困难，没心情生產，大家都是想发动没信心”，④消极应付、轻视放任等“另类”行为也随之出现。
（四）传统平均主义意识的存在与放大
“均贫富”的传统平均主义意识在中国历史进程中比较普遍，而中共革命主导下的晋冀鲁豫边区社会变迁则更是将这种传统的平均主义意识放大化了。在太岳区，有些乡村党员“直到现在，表面上虽没有明白地反对富农经济的发展，但心里总认为富农经济是不好的，一说到富农就有不舒服的样子，在群众中，也有人怕说自己日子过得好，大家都以穷光蛋为荣。在根据地内有好多富裕中农，本来可以大量发展生产，雇用长工，但他为了保持‘名誉’，不受歧视，顶多不过雇个短工，总不愿大踏步地走向富农式的生产”。⑤
敌顽势力的谣言与污蔑则更加剧了传统平均主义意识的扩大化。太岳区“春耕的时候，汉奸却到处散布谣言说，××县已经共产了，十家一口大锅，五家一把菜刀，群众生产情绪显然有些低落”。⑥上述言论的出现造成了发动各阶层民众参加生产运动的困难，也降低了一些乡村党员生产互助的热情，他们唯恐“成了富农，党内部开除，所以便不发展成富农”。⑦
（五）过度的模范宣传
对于模范的宣传可以说是中共革命动员中的一项重要内容。不过，对于模范的宣传却不能过度化与扩大化，因为过度化与扩大化的宣传往往容易忽略乡村党员的个体诉求与需求，从长远来看，并不利于乡村党员生产积极性的提升。左权县即出现了这种情况，李雪峰曾在左权县委会上说“吴满有方向的宣传，在党和群众中，都没有很好的联系党内外思想、生产上实际情况，把它做起来。在党内由于安于贫穷的糊涂思想与空洞的过高的模范作用，使得不少党员，对党采取两面态
度”。①
过度的模范宣传还会造成个别乡村党员忽视生产互助中的客观规律性，夸大主观能动性。平顺一区曾出现过这一问题，乡村党员“吴天才不按实际情况，说出大话，保证不借义仓，全由自己解决，引起组员群众的不满，参加了互助组不能借义仓而退出，影响到互助组的垮台。”②过度的模范宣传是少数乡村党员行政命令、排挤劳模等“另类”行为出现的直接诱因。
可以说，意识、环境、制度、传统等因素的制约是晋冀鲁豫边区少数乡村党员在生产运动中出现“另类”行为的主要原因。当然，随着生产运动的逐步深入，晋冀鲁豫边区各级党组织适时调整策略，整合各种资源，通过强化党内教育、完善互助制度、积极应对战争、宣传新式富农、团结劳动模范等措施，使乡村党员逐渐意识到“互助组是第二个革命，是从穷变富的道路;共产党领导革命，是改善生活，是组织互助组”。③晋冀鲁豫边区乡村党员的“另类”行为得到了遏制，生产运动也随之向更高层次实践。
四、结语
在传统帝制时代，政治权力一般不会直接介入民众的生产之中，但是从抗战时期的生产运动开始，基于理想与现实的双重考量，中共政权的权力实践与民众生产之间的紧密联系逐渐建立，中共政权逐步以前所未有的姿态强势介入民众的生产空间之中，构建起直接介入与间接影响相结合的乡村经济治理模式。作为中共政权垂直权力结构的末梢神经，乡村党员即是这一革命实践链条中的重要一环，有效地推动了抗战时期晋冀鲁豫边区生产运动的地方实践，并为晋冀鲁豫边区的经济建设工作做出了突出的贡献。不过，尽管乡村党员成为晋冀鲁豫边区生产运动的重要支点，但是他们在生产运动中却依然表现出了明显的差异性，少数乡村党员甚至还出现了“另类”行为。这些“另类”行为的出现跟抗战时期晋冀鲁豫边区的客观环境、基层制度、乡村传统等因素均存在着一定的联系，并不能一概以所谓的“落后”而论之。在特定的客观社会结构之下，中共政权可以通过一个个细致入微和环环相扣的革命实践将人的主观能动性发挥到极致，但是乡村社会的结构性存在却依然制约和塑造着革命实践的历史演变趋势，这正是晋冀鲁豫边区乡村党员在生产运动中出现差异之相的一个重要原因。对于抗战时期晋冀鲁豫边区生产运动中乡村党员差异性行为的解读，也提醒我们，在对中共革命历史进行研究时，不仅要站在革命实践者的视角来观察乡村社会与社会个体，而且还须站在乡村实践者与个体实践者的视角来透视中共革命，只有这样才是深度理解中共革命与乡村社会的一种学术上的自觉。
（杨豪，历史学博士，河北大学历史学院副教授）
作者：杨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