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社会的直觉告诉我们, 所有父母都是疼爱自己孩子的, 并心甘情愿为他们进行大量投资。但如果对这一司空见惯的现象作更进一步的观察和思考, 就会发现对子女的巨大投资, 包括有形的物质资源和无形的时间精力等, 其实都是对父母自身发展的一种消耗和制约。那么人们为什么还会义无反顾的辛苦生养并精心抚育子女呢?若要探究深厚父母之爱背后的心理机制, 不妨选择这样两个角度思考:遗传进化和经济分析, 正如迈克尔·舍墨 (Michael·Shermer, 2009) 所说“自然选择和看不见的手——进化与经济——是经验世界里重要的客观现实。”养育子女行为是基于生物本能的选择还是服从社会生活的一般经济规律?进化心理学和经济心理学已分别从不同角度进行了阐述, 揭示出父母之爱并不是理所当然或者全无条件的。
1 为什么要养育子女?——生养的决策
1.1 进化心理学:孩子是遗传媒介
从进化发展的视角看来, 深厚父母之爱的原因是可以理解的。按照遗传进化的逻辑, 后代是父母的一种媒介。通过子女, 父母的基因得以成功繁衍;没有子女的传承, 个体的基因很快就会消亡。对个体而言, 繁殖是和生存同样重要的任务。特别是对于人类来说, 相较于其他生物, 人类的幼年期要漫长得多, 用以实现功能强大的大脑发展并学习各种复杂的社会生存技能, 但同时幼年期的延长也使人类孩子面临更多的风险, 他们更容易受到饥饿、疾病或人为侵害而夭折。因此, 成年照看者——父母的保护与抚养对于子女的存活和发展是必不可少的。因此, 无论何时从本质上看人类的亲代抚育现象, 其繁殖收益都必然远远超过其代价, 从而自然选择成功设计了这种心理机制——强烈的父母抚育动机, 以确保宝贵基因载体的生存与成功繁殖, 从而保证人类个体的基因代代相传。
1.2 经济心理学:孩子是“耐用消费品”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加里·斯坦利·贝克尔 (Gary S.Becker) 创造性地将经济分析引入社会生活诸领域, 特别是家庭生活中。他将家庭视作一个生产单位, 给家庭赋予投入产出的功能, 而孩子可以看成是家庭中最重要的一种产品。他指出, 子女在一些重要方面类似于耐用消费品, 如汽车、洗衣机等, 因此, 对分析这些物品很有效的经济理论, 也同样可以用来分析子女的生产。首先毋庸置疑的是, 养育子女花费巨大, 但与此同时, 从收益角度分析, 子女至少能为父母带来三种形式不可替代的满足:第一, 父母疼爱子女, 子女热爱父母。这种父母与孩子之间的爱直接给父母带来满足。第二, 子女本身可以是家庭生产的资源。因此, 子女对家庭生产的贡献为父母带来间接满足。第三, 子女在父母年老时为其提供社会的、心理的和经济上的保障。由此, 子女同样可以为父母带来远期收益。所以, 一直以来, 尽管养育子女花费巨大, 尽管拥有越来越多选择生育的可能和便利 (有效便捷的避孕方法、流产手术广泛普及) , 人们仍愿意养育孩子。这是因为他们可以从中得到足够的效用 (满足) , 以补偿所花费的成本。
2 养育多少子女——数量的决策
2.1 进化心理学:争取更多遗传几率, 追求数量但更要保证成活
现代进化心理学理论主要基于汉密尔顿 (W.D.Hamilton, 1964) 的内含性适应性 (inclusive fitness) 原则发展而来, 内含适应性不再仅仅强调个体所拥有后代的数量 (如达尔文的经典适应理论所定义的那样) , 更关注个体基因在未来世代可复制的可能性, 也就是说, 个体促进自己基因传承的方式除了生殖行为之外, 还包括抚养后代, 并帮助他们获得更多繁衍子孙的机会。因此尽管从传统进化论的观点看, 个体若要增加自己的遗传概率应该尽可能多的生产基因拷贝即子女。但事实上, 人们实际拥有的子女数量远低于可能拥有的数量。家庭中孩子的数量除了受到父母特别是母亲的生育特性和繁殖上限的限制, 更重要的约束条件来自父母资源的有限性。较集中的父母投资增加了他们那些依赖期长、发展程度低的子女的存活机会, 并赋予子女更强的社会生存和竞争能力, 使他们能在以后的社会生活中获得更大的生存空间, 进而拥有更多的社会资源和择偶繁殖机会。因此, 这时父母的繁衍策略应当符合这样的进化倾向, 即在社会压力巨大的时期, 通过向少数子女进行更多投资而非单纯追求繁殖数量, 可以更好的提高父母的遗传适应性。
2.2 经济心理学:取决于孩子“相对价格”和家庭收入
按照经济心理的原理分析, 人们生育多少孩子的决策受到这样一些因素影响, 主要是孩子的“相对价格”和家庭总收入。一般而言, 孩子“相对价格”的上升, 会减少对孩子数量的需求而增加对其它商品的需求 (假定实际收入不变) , 而孩子的相对价格受许多变量的影响, 主要包括:
2.2.1 孩子的“收入潜力”
如果孩子干家务、在家庭作坊或市场上劳动, 对家庭收入做出贡献, 那么, 孩子的净成本就会减少。因此, 孩子“收入潜力”的增加会扩大对孩子的需求。
2.2.2 对母亲的补贴——孩子的“负成本”
给孩子的母亲提供补贴降低了孩子的成本, 从而导致孩子数量的增加。随着孩子数量的增长, 补贴又会增多, 如产假和生育保险等。这些补贴计划还导致母亲的劳动参与率下降, 从而减少了花在孩子身上的时间机会成本, 进而增加了家庭中孩子的数量。
2.2.3 母亲的时间价值——孩子的“隐性成本”
母亲时间价值的变化深刻地影响着孩子的相对成本, 因为母亲的时间成本是生儿育女总成本中一个主要组成部分。有研究者认为, 在过去一个多世纪里, 发达国家妇女挣钱能力的提高是生育率大幅度下降, 即孩子数量减少的一个主要原因。
如果说, 孩子的相对价格与其数量间的负相关表现的较为明确, 那么家庭总收入对孩子数量的影响则显得更为复杂, 它不仅影响孩子的数量更会影响孩子的质量, 即对单个孩子的投资量, 也就是说子女数量和质量间存在交互作用。一般而言, 家庭实际收入的增加会扩大对不同商品的需求, 包括孩子。但是, 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的某些时期内, 城市家庭生育率和财富之间的关系会部分或全部地变成负相关。一般来说, 在低收入水平上, 收入和生育率负相关, 而在高收入水平上, 二者无关或正相关。贝克尔对20世纪内发达国家相当混杂的各种例证进行了重新评价, 认为家庭“收入的增加既会增加所希望的子女数量, 又会增加所希望的子女质量, 质量方面的增加较大而数量方面的增加较小”。 (贝克尔, 1993)
3 如何对子女投资——质量的决策
3.1 进化心理学:受子女遗传价值和基因相关性影响
从遗传适应性的角度考虑, 父母赋予每个孩子的价值并不相同。有些孩子比其他孩子具有更高的遗传价值, 将会有意无意的影响到父母的投资偏好。按照内含适应性原则, 父母对孩子的投资主要受到子女遗传价值和基因相关性的影响, 而影响父亲和母亲投资行为的主导因素又存在性别差异。
跨文化研究表明, 母亲总是子女最主要的投资人。由于母子间几乎拥有百分之百的亲代确定性 (母亲体内受孕的生理特性决定了她可以完全肯定孩子是自己的骨肉) , 这较好的解释了在普遍的文化中, 母亲对子女的投资总是比父亲多得多的原因。母亲的投资主要受到孩子遗传价值因素的影响, 首先是健康水平, 这是一个孩子繁殖能力最明显的指标。一位母亲更愿意投资给一个健康的能成功存活到生育年龄的孩子, 而不是一个病弱的可能在童年期就夭折的孩子。即使面临道德压力, 母亲们仍然不可避免的表现出这种适应性偏好。
母亲自身的一些特征也将影响投资决定。年轻的母亲比年老的母亲拥有更长的生育期, 从而有更多的机会生育健康的有繁殖机会的孩子。对她们而言, 暂时拒绝对一个婴儿投资从内含适应性的角度来说并不会冒太大的风险;而年长的女性由于其繁殖前景的制约, 更可能投资给任何她们可能拥有的孩子。
另一方面, 父亲的投资则更多受到亲代确定性影响, 因为从生理角度而言, 他们永远无法像母亲那样百分百确定自己的父亲身份, 所以, 父亲的投资与亲子关系确定性密切相关。根据跨文化研究发现, 男性可能会对象征父子关系的线索表现出特殊的敏感, 尤其是对于子女生理特征的相似性。他们更愿意投资给那些他们认为与自己有遗传关系的子女, 而不是那些被怀疑其父另有其人的孩子。当父子关系显得不那么明显时, 女性可能会使用一些社会线索尽力说服男性确认父子关系, 比如暗示子女更像父亲而不是更像母亲。社会心理学家的研究进一步表明, 父亲的投资与其子女的福利密切相关:如果父亲缺失, 则他们的孩子将面临较高的死亡率和较低的社会地位。父亲的高水平支持与高度卷入与其子女的学业成就、情绪调节和社会交往能力显著正相关 (Geary, 2005) 。他们的子女拥有较强的社会竞争力, 进而能获得更多的择偶和繁殖机会。这与父亲提高自身内含适应性的进化需求相一致, 从而促使父亲们形成更强烈的向子女投资的倾向, 而放弃寻求更多择偶机会的努力。
3.2 经济心理学:由父母收入水平和投资收益率决定
从经济生活的角度看, 可以发现不论在何种社会, 富裕家庭的孩子总能得到父母相对更多的投资, 他们拥有更多的资源, 接受更好的教育, 具有更多成功的途径等。从长期看, 父母收入的增加总是带来对孩子投资量的增长。如前所述, 家庭收入的增加对子女质量的增加效应比对数量的影响更明显, 而子女的数量与质量之间又存在交互作用, 对质量需求的扩大会增加数量的成本, 从而进一步提升数量的相对价格。这种相对价格的上涨, 导致了孩子数量即家庭生育率的明显下降, 也将带来孩子质量诸如受教育程度等的大幅度提升。例如, 当台湾的生育率下降51%的时候, 25—34岁年龄组中受过中学教育的人数上升了100%。而当美国的出生率下降33%时, 25—34岁年龄组中从中学毕业的人数上升了33% (贝克尔, 1998) 。
同时, 对孩子的人力资本投资也受到投资收益率的影响, 实际投资收益率的提高能有效预测对子女投资量的增加, 以下相关研究证实了这一假设。美国社会学家施梅尔茨与布伦纳的研究表明, 上世纪后期的几十年间, 犹太人的收入较高, 而其家庭规模相较于平均水平要小, 但孩子的受教育水平更高, 这正与犹太人对孩子的教育、健康以及其它人力资本上投资的高边际收益率相对应;而美国黑人在子女培训上的投资较少, 因为他们在教育、健康和其它培训方面的投资收益率低于白人。近年来, 黑人的各种社会机会有所增加, 他们在子女培训上的投资也在逐步增多 (弗雷曼, 1981) ;在传统农业社会, 由于农村孩子相对“便宜”, 所以传统农民对孩子的投资较少。但随着经济的发展, 农业日益机械化和复杂化, 农业方面人力资本的收益率也提高了, 随之, 农民家庭对子女的投资日益增多, 对子女的要求从追求多数量转向注重高质量;经济发展的总体水平也影响着父母对子女的投资量, 整体收入水平的上升加之教育和其它人力资本投资收益率的提高, 将导致孩子数量即生育率的下降, 同时, 增加对孩子投资即对孩子质量的追求。把发达国家收益率的系统差异和不同家庭结合在一起的一个类似分析表明, 和贫穷之家相比, 富裕之家的孩子较少, 只有在欠发达国家里, 较富裕之家的孩子才多于贫穷之家的孩子。 (贝克尔, 1998)
摘要：养育子女是人类社会生活中一种重要行为和现象, 它既是个人家庭生活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也是整个社会得以发展和延续的必要前提。近期一些新兴心理学范式如心理进化论和心理经济分析, 提供了一种新的研究视角, 从不同角度揭示出父母之爱并非理所当然。
关键词：子女养育,进化心理,经济心理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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