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我国输入型通货膨胀的形成机理
(一) 进出口贸易输入通货膨胀
首先, 从我国进出口商品的结构分析。自2002年以来我国进出口商品结构呈现以下特征, 初级产品在进口商品中的占比逐年提高, 由2002年的16.69%提高到2011年的33.49%。而且在进口的初级产品中, 非食用原料和矿物燃料、润滑油及有关原料占到80%以上。而初级产品在出口总值的占比却逐年下降, 从2002年的8.77%下降到2010年的5.18%。工业制成品进口额在进口总额中的占比逐年下降, 由2002年的83.31%下降到2011年的66.51%;工业制成品出口额在出口总额中的占比逐步走高, 从2002年的91.23%提高到2006年的94.54%, 此后一直保持在94%以上的高位。可见我国作为世界制造业大国, 大量进口包括石油、铁矿石等初级产品, 通过加工制造, 大量出口工业制成品, 我国经济表现为对国际上铁矿石、原油、大豆等大宗初级产品进口和对工业制成品出口的双重依赖。如果国际市场上原油、铁矿石等大宗商品价格的上涨经由进口传导, 首先推动PPI上涨, 最终会推动CPI进一步上涨, 从而出现全面的通货膨胀。
其次, 从我国进口商品的价格走势分析。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编制的初级商品价格指数显示, 2010年12月商品价格综合指数比上年同期上涨24.0%, 其中工业用农用原材料、有色金属和食品类价格指数涨幅居前, 分别为32.1%、32.1%和26.5%。去年以来粮食、有色金属、贵金属等商品价格均涨势迅猛, 西亚北非地区产油国局势不稳更进一步推动石油价格持续上涨。从粮食以及食品价格来看, 因主产区减产, 国际粮价于2010年下半年开始迅速攀升, 油价快速上涨及全球谷物库存急速下降, 助推国际粮价屡创新高。从铁矿石来看, 实行了近四十年的铁矿石年度定价机制于2010年宣告终结, 转而采用与现货市场挂钩的季度定价机制。新的定价机制令铁矿石价格与市场需求变化联系更加紧密, 价格波动也更为频繁。进口商品价格上升就会带动各部门生产成本和产品价格的上升, 进而带动整体物价水平的上升, 并最终由输入型通货膨胀转化为国内成本推动型通货膨胀。
再次, 从进口商品税负角度分析。由于我国进口商品需缴纳关税、增值税等流转税, 随着进口商品特别是工业用原材料的价格上涨, 税负明显加重, 无疑也推高了输入国内商品的价格, 或者提高了国内工业制成品的成本进而推高了价格。此外, 由于我国能源、原材料的对外依存度高且无定价权, 国际垄断企业肆意提高对我国出口商品价格, 而政府无法通过相应的限价措施缓解企业成本的上涨的压力。
(二) 国际资本流动输入通货膨胀
首先, 持续贸易顺差带来的外汇流入, 导致本币投放增加。自2002-2010年我国进出口贸易差额 (亿美元) 依次为304.26、254.68、320.97、1020.01、1775.08、2643.40、2981.26、1956.89、1820.83。持续的贸易顺差, 导致我国外汇储备不断增加, 国内基础货币大量投放。
其次, 外商投资增加, 在人民币升值预期下国际热钱的大量流入, 进一步增加了我国的外汇储备, 从而使外汇占款高企, 增大了流通中货币投放的压力。
理论上讲, 外汇储备的积累一方面表现为中央银行外汇资产的增加, 另一方面表现为基础货币的被动投放和其他形式储备货币的增加。投放的基础货币通过银行系统的货币创造和货币乘数的作用, 成为流通中的货币供应量。然后, 通过货币因素推高了国内资产价格, 进而推高了PPI、CPI, 加剧了通货膨胀。
可见, 通过对输入型通货膨胀形成机理的分析, 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我国对铁矿石、原油等大宗初级产品进口的依赖以及国际收支持续顺差的累积效应, 成为引发我国通货膨胀爆发的主要原因, 也是直接原因。
二、我国输入型通货膨胀产生的深层原因
政府投资驱动型与出口导向型交替推动经济增长的模式, 导致经济结构扭曲, 弱化了市场的修复功能, 是我国形成通货膨胀的深层原因。
改革开放以来, 我国实际上走的是一条政府投资驱动与出口拉动交替推动经济增长的发展模式。19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爆发以来, 拉动中国经济走出低迷的是持续的投资增加。随着2005-2007年积极财政政策的淡出, 货物和服务净出口的贡献率和拉动作用明显增大, 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金融危机的全球蔓延, 拉动中国经济增长的接力棒又交到了投资的手上。可以看出这是一种明显的政府投资驱动与贸易拉动交替推动经济增长的发展模式。
过分依赖政府投资驱动经济增长的模式会导致经济结构的扭曲。一是政府高投资大多用于基础设施建设, 必然加重对能源、原材料的消耗。在国内市场无法满足的情况下, 只能依赖进口解决, 被迫接受国际大宗商品的涨价, 进而推动生产资料价格的持续高涨;二是高投资容易加剧产能过剩, 对国有企业的高投资, 更加助长国有企业对上游产业的控制, 过多的产能只能通过出口寻找出路;三是持续的高投资财力不可能长期支撑, 有可能促使政府进一步加重税负或者增大赤字, 从而使政府更加深度干预经济, 导致市场作用受限, 失去自我修复功能;四是政府及国有企业的大量投资产生挤出效应, 民间投资的被挤出, 加剧了投资体制的不合理。
与之相伴随的过度依赖出口拉动经济增长的模式, 同样扭曲了中国的经济结构。首先, 持续贸易顺差下累积的庞大外汇储备导致央行通过投放基础货币增加国内的流动性, 加剧国内通胀压力。其次, 次贷危机后, 作为全球储备货币的美元通过贬值拯救美国经济, 这就以其他国家尤其是发展中国家的货币升值为代价。人民币预期升值, 进而带来热钱的大量涌入, 导致中国通货膨胀的压力加剧。再次, 中国经济长期依赖国际市场, 通过大量进口原材料、大量消耗能源与污染环境以及利用廉价的劳动力, 出口工业制成品, 赚取较少的加工费。一旦国际经济、金融危机爆发, 国内经济就会受到重创。结果造成了一方面人民币对内贬值, 通胀压力居高不下, 另一方面人民币对外升值的扭曲现象。为防止热钱的大量流入, 央行一直慎重加息, 维持着国内人民币存款的负利率, 资金价格被严重扭曲, 从而加剧了经济结构的扭曲, 使流通中高货币量长期累积, 通货膨胀不可避免。
三、我国输入型通货膨胀的治理
从短期看, 需要采取相应的财政与货币政策, 控制流通中过多的货币量, 减轻对商品价格上涨的压力;从长期看, 需要通过转变经济增长模式, 提升产业结构, 扩大内需, 从深层次解决问题。
(一) 转变经济增长模式, 从深层次解决问题
转变经济增长模式, 要把扩大内需作为今后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 而释放我国的内需潜力, 关键在于扩大消费。在当前政府投资不可能短期削减的背景下:首先, 要注重发挥投资与消费的协调拉动作用, 把增加消费需求作为主要的着力点。把投资增长更多的与扩消费、惠民生结合起来, 实现一举多得。其次, 增加消费需求, 重点在于增加中低收入收入群体的消费能力。这就涉及到收入分配改革问题, 各级政府要重视收入分配改革, 逐步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比重, 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近年来, 我国城乡居民人均收入及增长率明显放慢, 2009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7175元, 实际增长9.8%;全年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5153元, 剔除价格因素, 比上年实际增长8.5%。2010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9109元, 实际增长7.8%;全年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5919元, 剔除价格上涨因素, 比上年实际增长10.9%。收入的增长低于同期GDP的增长, 更是低于税收的增长。再次, 要正视我国当前贫富差距过大的现实。一方面国内消费增长乏力, 消费对GDP的贡献率和拉动作用明显不足;另一方面, 中国又是世界奢侈品的消费大国, 尤其是通过出境旅游购物。这说明我国目前贫富两级分化严重, 因此要妥善处理好公平与效率和劳资关系, 中央与地方、政府与企业、企业与劳动者之间的利益关系。利用收入分配政策、税收政策、政府财政转移支付政策等, 逐步缩小贫富差距, 实现社会和谐稳定。
还有就是推动产业升级, 在提高制造业技术水平的同时, 将产业链向制造业两端延伸。如上游的产品设计、原料采购、仓储运输, 下游的订单处理、批发、零售等。积极发展如信息咨询、担保服务、风险投资、信托租赁、金融保险等现代服务业。降低原材料及能源消耗, 减轻环境压力, 增加产业附加值, 逐步降低对国际大宗初级产品进口和低附加值商品出口的依赖。
(二) 运用财政与货币政策, 加强流动性管理, 抑制物价上涨
从长期看, 治理通货膨胀的治本之策是改变经济发展模式。但从短期看, 必须减少流通中过多的货币量, 这就需要加强对货币的流动性管理。作为货币政策的制定者中央银行而言, 一要分析和预测我国宏观经济发展动态, 掌握好宏观紧缩的力度和节奏, 继续运用包括法定存款准备率的调节、出售央行票据、调整商业银行存贷款利率及浮动幅度等多种货币政策工具, 调控货币供应量;二要继续推进汇率形成机制改革, 改革强制结售汇制度, 增强外币市场活力, 增大汇率弹性, 发挥对进出口贸易和投资的调节作用, 逐步降低外汇储备;三要继续推进利率市场化改革, 逐步赋予商业银行依据中央银行基准利率自主定价的权利, 中央银行通过对基准利率的调节, 影响商业银行的筹融资成本, 发挥市场利率对资金流动的调节作用。
由于经济增长模式的调整是一个长期的过程, 消费作为拉动中国经济增长的马车在短期内很难有明显的改变, 在一段时期里, 经济增长仍需要通过投资和净出口来拉动。不过在运用积极财政政策刺激经济增长时, 要严格控制政府投资范围, 不与企业争利, 主要发挥对民间投资的示范和引导作用。积极财政政策运用要与转变政府职能相结合, 在财政收入政策调整中, 积极运用税收政策, 通过对中小型企业、战略性新兴产业减免税, 以及财政补贴或贴息的办法, 推动这些企业的发展, 扩大就业;通过转移支付, 支持不发达地区经济发展, 对中低收入者发放生活补贴, 增强其抗通胀能力;完善包括个人所得税在内的税收制度改革, 调节不同收入者税负。在财政支出方面, 向民生方向扩张供给;积极支持城市化进程, 缩小地区差距;继续扶持粮食、生猪、油料、奶业、禽类的生产, 改善市场供给;将一定财力用于教育、医疗卫生事业, 继续加快社会保障制度建设步伐等。
总之, 引发我国输入型通货膨胀既有直接原因, 更有深层原因。因此要多管齐下, 综合治理。既需要在短期内运用财政与货币政策遏制物价上涨势头, 又需要长期努力, 通过产业政策、收入分配政策、税收政策等实现产业结构升级, 增强消费拉动经济增长能力, 解决制约我国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深层次矛盾。
摘要：我国通货膨胀产生的主要原因是输入型通货膨胀, 深层原因是政府投资驱动型与出口导向型交替推动经济增长的发展模式, 导致的经济结构扭曲, 市场的自我修复功能弱化。针对我国通货膨胀, 要多管齐下, 综合治理。既需要在短期内运用财政和货币政策遏制物价上涨势头, 又要从长期努力, 通过产业政策、收入分配政策、税收政策等实现产业结构升级, 增强消费拉动经济增长能力, 解决制约我国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深层次矛盾。
关键词：输入型通货膨胀,成因,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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