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论文没有思路的时候，经常查阅一些论文范文，小编为此精心准备了《心理史学研究论文(精选3篇)》，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摘要]随着心理史学学科发展，心理史学研究方法已经逐渐体现出了现代多学科研究方法相互渗透与融合的综合性特点，具有很强的包容性和学科适用性，得到了广泛的应用。虽然在政治学思想研究中显现出了一些问题，但瑕不掩瑜，只要我们正确的使用心理史学研究方法，一定可以让其在研究中大放异彩。
心理史学研究论文 篇1：
蔡元培北大改革的心理史学研究
[摘要]本文试图将心理史学理论与方法应用到中国教育史的研究中，希望通过对蔡元培在北京大学改革过程中动机和行为的分析与探讨，拓宽中国教育史学研究的视野和思路，扩大中国教育史理解的范围，增强中国教育史研究的生动性。并希望通过这种研究，能对当今中国教育和教育者，提供某些新的启迪。蔡元培提出的培养“大学问”家、树立新的学风和建立民主化、制度化的大学组织等重要观点，对我国目前高等教育改革与发展仍具有很强的借鉴意义。
[关键词]蔡元培；北大改革；动机
[文献标识码]A
“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理念和实践，造就了蔡元培先生在北大、在中国近代教育史乃至在整个中国近代史上的辉煌。正因为如此，对蔡元培北大改革的研究可谓汗牛充栋。但在以往的研究中，研究者多是从外部，或者说多是从蔡元培北大改革的事功和客观影响上进行探讨的。这种研究取向虽然能比较深入、全面地反映蔡元培北大改革的客观效应，但却容易忽略蔡元培本人的主观愿望，出现对蔡元培北大改革的误读甚至曲解。为此，本文拟借助心理史学的方法，从内部、从蔡元培北大改革的动机和愿望的角度，对蔡元培北大改革的历史事件进行解读，从而使对这一历史事件的认识更加接近历史的真实。
在对中国近现代史上个体或群体行为动机进行研究的过程中，有一个如何认识这些历史事件的基本的心理学理论观点或者说历史观的问题，也就是说，是把这些历史事件主要看作有意识的理性的行为，还是主要看作无意识的情绪化的行为。笔者认为，尽管中国近现代历史是伴随着“西方人所注入的痛苦、不满、屈辱、恐惧和憎恨”[1]，但如果由此就把中国近现代史上的个体行为和群体事件，看作是为克服挫折带来的“自卑情结”的无意识动机驱使下出现的“情绪化”甚至近于“变态”的“盲动”行为，未免就失之偏颇了。虽然近代西方社会给中国带来的强烈冲击使中国近现代史上很多群体的反应的确带有情绪化的“盲动性”，许多中国近现代史上的先进人物在这种群体的“盲动性”中有时也不免失去了“自己”，但这绝不是中国近现代发展史中历史事件的主流。与其说中国近现代史上个体行为和群体事件是在为克服挫折带来的“自卑情结”的无意识动机驱使下出现的“情绪化”行为，毋宁说中国的先进知识分子正是一再试图以个体有意识的理性为克服这种“盲动”而努力。蔡元培关于中国传统文化的批判、继承和西方文化的借鉴、吸收的认知和态度，以及他首任教育总长时，在《全国临时教育会议开会词》中关于“自大”和“自弃”的论述(在该文中，蔡元培强调指出，中国教育乃至社会的发展，“自大”和“自弃”都是万万要不得的)[2]，就充分说明了这一点。所以，中国近现代史上个体行为和多数群体事件，如果不是理性占据主导地位的话，至少理性和情绪也是同等重要的。不明确这一点的话，心理史学取向的中国历史和中国教育史研究，也会成为“退缩的历史”进而被逐出历史研究的殿堂[3]。
在这种认识的基础上，本文采用的社会动机概念是：社会动机是指引起社会生活主体达到一定社会目标的内在动力。它隐藏在人们行为的背后，是引起人们行为活动的直接原因。它不同于一般意义上的内驱力，意识性是它的主要特点[4]。精神分析学派代表人物之一的荣格(Carl Gustav Jung，1875—1961)认为：“要真正理解一个人，不仅要了解他过去的经验，而且还必须了解他的目标和未来成就。”在荣格看来，“目的对人的行为起引导、‘牵引’作用，过去经验的‘推动’作用和未来目标的‘牵引’作用同样重要。”荣格对人类动机的观点可以用下图来表示[5]。这是本研究分析和探讨蔡元培北大改革行为动机的基本理论依据。
1916年9月1日，蔡元培被聘请担任北京大学校长。1917年1月4日正式到北大任职，开始了对北大的改革。通过对蔡元培一生心路历程的全面考察，笔者认为，蔡元培北大改革的动机，主要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一、注重“学术”的自我特点和“鼓励造就大学问家的志愿”
蔡元培接受北大校长职务，在蔡元培的朋友中是颇有争议的。据他自己的回忆，当他从法国回到上海后，“友人中劝不必就职的颇多，说北大太腐败，进去了，若不能整顿，反于自己的声名有碍”，但也有少数的说，“既然知道他腐败，更应进去整顿，就是失败，也算尽了心”，“我到底服从后说，进北京"L61。可能就是由于蔡元培的“到底服从后说”，于是有人认为“孙中山的卓见，符合蔡元培的心愿，增强了他北上的决心”[7]。但笔者以为，即便没有少数人的支持，没有“孙中山的卓见”，蔡元培还是会出任北大校长的，这是他注重“学术”的自我特点和他在德国游学的经验所决定的。
注重“学术”是蔡元培自我概念中的重要内容，根据社会心理学的理论，这一自我概念决定着蔡元培行为选择上的同一性、对经验的接受和解释以及对社会和他人行为的期待。由于受到康德二元论哲学思想的影响，蔡元培认为，军国民教育、实利教育、公民道德教育，“犹未能超轶乎政治者也”，而政治的目的，不外乎现世的幸福，“一切隶属政治之教育，充其量亦如是而已矣”，而个人要对社会有所贡献，“非有出世间之思想者，不能善处世间事，吾人即仅仅以现世幸福为鹄的，犹不可无超轶现世之观念”[2]。所以他认为，“学问并非学商者即为商，学政治者即为官吏，须知即将来不作事，学问亦为吾脑筋所应具之物”[2]。而德国游学的切身体会和巴留芩的著作告诉他，“真研究学问者，与大学问家，无一不在大学为教师”[8]，这种状况对一国之学界关系重大。另外，要罗致一切有学问的人才，只有大学具有这种能力。可以看出，注重“学术”的自我特点和在德国游学的经验，是蔡元培北大改革的主要推动力之一。
注重学术的自我特点，又使“鼓励造就大学问家”成为蔡元培北大改革的主要目标(或牵引力)之一。吴稚晖在谈到蔡元培的志愿时认为，蔡元培“无时或忘的，就是他自己的主张，鼓励造就大学问家出来。别人办普通教育，像办工程等等，他也给予很多的帮助，而他毕生最致力的是办大学”，因为在他看来，“仿佛是一个国家，只要有大学问家出来，民族就可以之而贵，一班人即可以之而尊”。所以，“蔡先生要盼望我们造就历史上的大人物”。就是在后来他担任中央研究院院长的时候，他也“总是希望研究院能够造就中国出色人物，可以有人去得到诺贝尔奖金，在国外百科全书上也能够记载出中国伟人的姓名来。这种希望，仿佛是他天天所不能忘记的”[9]。
吴稚晖的观点，基本上反映了蔡元培的真实目的，这从蔡元培的著述中也可以得到证明。
1919年7月23日在《告北大学生暨全国学生书》中，对于五四运动，蔡元培表示：“为唤醒全国国民爱国心起见，不惜牺牲神圣之学术，以从事于救国之运动……在诸君唤醒国民之任务，至矣尽矣，无以复加矣!”但蔡元培从自鸦片战争后中国社会发展的历史出发，认为“我国输入欧化，六十年矣，始而造兵，继而练军，继而变法，最后乃始知教育之必要。其言教育也，始而专门技术，继而普通学校，最后乃始知纯粹科学之必要。吾国人口号四万万，当此教育万能、科学万能时代，得受普通教育者，百分之几，得受纯粹科学教育者，万分之几。诸君以环境之适意，而有受教育之机会，且有研究纯粹科学之机会，所以树吾国新文化之基础，而参加于世界学术之林者，皆将有赖于诸君。诸君之责任，何等重大。今乃为参加大多数国民政治运动之故，而绝对牺牲之乎?”在他看来，对于民众“一时之唤醒，技止此矣，无可复加。若令为永久之觉醒，则非有以扩充其知识，高尚其志趣，纯洁其品性，必难幸致”。他希望“自今以后，愿与诸君共同尽瘁学术，使大学为最高文化中心，定吾国文明前途百年大计”[2]。透过蔡元培文字间真情的流露，我们可以体会到他对从事纯粹之科学研究是多么的渴望!他是多么地希望中国学术能早日屹立于世界学术之林!但如果没有大的“学问家”，这种希望又怎么会成为可能?
他的这一思想在1921年5月12日在《在爱丁堡中国学生会及学术研究会欢迎会演说词》中得到了进一步的体现。他说：“学与术可分为二个名词，学为学理，术为应用。各国大学中所有科目，如工商，如法律，如医学，非但研求学理，并且讲求适用，都是术。纯粹的科学与哲学，就是学。学必借术以应用，术必以学为基本，两者并进始可……中国固然要有好的技师、医生、法官、律师等等，但要在中国养成许多好的技师、医生等，必须有熟练技能而又深通学理的人……要是但知练习技术，不去研究学术；或一国中，练习技术的人虽多，研究科学的人很少，那技术也是无源之水，不能会通改进，发展终属有限。所以希望留学诸君，不可忽视学理。”[2]可以说，“鼓励造就大学问家”，是蔡元培北大改革的目标之一。
二、对传统教育弊端的痛恶和对树立新学风的渴望
传统教育弊端主要表现为“鄙”、“乱”、“浮”、“蒽”、“忮”、“欺”，蔡元培对此是极为痛恶的[10]。所以他认为，“未光复以前，全国学风以破坏为目的”，但在民国成立后，“全国学风应以建设为目的，故学子须以求高深学问为惟一之怀想”[2]。蔡元培的这一观念还是很有见地的，只可惜袁世凯统治下的“民国”并不是蔡元培理解中的“民国”，“要撇开个人的偏见、党派的立场，给教育立一个统一的智慧的百年大计”[2]谈何容易!所以民初蔡元培的这一理想并没有机会得以实施。但当重建学风的机会来临之时，蔡元培是决不会放弃的。
蔡元培对北京学生的习惯是很了解的，“他们平日对于学问上并没有什么兴会，只要年限满后，可以得到一张毕业文凭”，教员自己也是不用功的，年复一年，日复一日，只是把第一次的讲义照样印出来，在讲坛上读一遍而已。这种情况在北大更为突出，学生的目的“不但在毕业，而尤注重在毕业以后的出路。所以专门研究学术的教员，他们不见得欢迎；……若是一位在政府有地位的人来兼课，虽时时请假，他们还是欢迎得很；因为毕业后可以有阔老师做靠山”[6]。所以，蔡元培到北大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转变学生的观念，树立良好的学风。
蔡元培在《就任北京大学校长之演说》中，对北大的学生提出了三点希望。第一，抱定宗旨。他说和专门学校主要以“学成任事”不同，大学是“研究高深学问”的场所。以往学生“求学于此者，皆有升官发财思想……因做官心热，对于教员，则不问其学问之深浅，惟问其官阶之大小。官阶大者，特别欢迎，盖为将来毕业有人提携也”。他认为“果欲达其做官发财之目的，则北京不少专门学校……又何必来此大学”，所以学生应抱定“为求学而来”的宗旨。“若徒志在做官发财，宗旨即乖，趋向自异……光阴虚度，学问毫无，是自误也”。如果学生“不于此时植其根，勤其学，则将来万一因生计所迫，出而任事，担任讲席，则必贻误学生；置身政界，则必贻误国家。是误人也”。第二，砥砺德行。蔡元培认为，“方今风俗日偷，道德沦丧，北京社会，尤为恶劣”，所以“必有卓绝之士，以身作则，力矫颓势”。作为大学学生，“地位甚高，肩此重任，责无旁贷”。第三，敬爱师友。鉴于以往师生关系、生生关系间存在的问题，蔡元培提出，师生之间“应以诚相待，敬礼有加”，同学之间“尤应相互亲爱”，“不惟开诚布公，更宜道义相局，……毁誉共之”[11]。这些论述明确反映出，对传统教育弊端的痛恶和对树立新学风的渴望是蔡元培北大改革的又一基本动机。
三、对大学教育重要性的认知和对民主化、制度化大学组织建设的追求
笔者认为，在德国游学期间(1907—1911)，蔡元培逐步确立了自己教育救国的理想(以往的研究多认为在1898年维新变法失败以后，蔡元培便确立了自己教育救国的思想。笔者认为，蔡元培是在1907年留学德国以后，才逐步确立了教育救国思想。对此，笔者将另文讨论)。但教育救国的人手处很多，蔡元培选择大学教育作为突破口，自有他认知和态度上的心路历程。
早在1900年，他就已经有了“精英教育”的思想萌芽，德国游学的经历和巴留芩对德国大学教育重要性的论证，又使他有了直观经验和学理上的支持。大学教授的感化力量是什么?是定一国青年“个人处世之趋向”；德国迅速崛起的经验是什么?是“德人学问之精邃”；“德人学问之精邃”背后的原因是什么?是“学界之伟人硕士，常于其国青年授以直接之教育，大学之势力永不坠”。“故大学能团结国民之精神，而维持其地位焉”。如果大学力保其“为学海重镇之名誉，据其永久之惯习，爱真理，重职责，致力于学问，摆脱世俗利害得失之观念，世界各国，莫不尊之重之”[8]。
大学教育的重要性，对蔡元培来说实在是太具有魅力和吸引力。有了这种认识和态度，而不去从事这种活动，那倒是让人难以理解了。蔡元培1917年3月15日在给汪精卫的信中写到：“吾人苟切实从教育着手，未尝不可使吾国转危为安。而在国外所经营之教育，又似不及在国内之切实……昔普鲁士受拿破仑蹂躏时，大学教授菲希脱为数次爱国之演说，改良大学教育，卒有以救普之亡。而德意志统一之盛业(普之胜法，群归功于小学校教员，然所以有此等小学校教员者，高等教育之力也)，亦发端于
此。”[12]由此可见，对大学教育重要性的认识，是蔡元培北大改革的另一推动力。
事实上，蔡元培在北大的改革，也是按照德国大学的模式进行的。根据德国大学的组织建制，蔡元培在北大创建了教授会、评议会等，希望通过民主化、制度化的组织建设，克服人存政举，人亡政息的传统模式。这是他北大改革的主要目标之一。
为了实现这一目标，蔡元培采用了德国柏林大学的创始人洪堡等人的大学办学理念，即：“思想自由，兼容并包”。1919年3月18日在致《公言报》函并附答林琴南的信中，蔡元培谈到自己办大学的两项主张：“(一)对于学说，仿世界各大学通例，循‘思想自由’原则，取兼容并包主义……无论为何种学派，苟其言之成理，持之有故，尚不达自然淘汰之运命者，虽彼此相反，而悉听其自由发展。”“(二)对于教员，以学诣为主。在校讲授，以无背于第一种之主张为界限。其在校外之言动，悉听自由，本校从不过问，亦不能代负责任……夫人才至为难得，若求全责备，则学校殆难成立。且公私之间，自有天然界限。”[12]
这种主张，与他对大学教育性质的认知和态度及他对他人的认知和态度特点又有着密切的关系。
蔡元培认为：“大学者，‘囊括大典，网罗众家’之学府也。‘礼记’、‘中庸’日，‘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足以形容之……各国大学，哲学之唯心论与唯物论，文学、美术之理想派与写实派，计学之干涉论与放任论，伦理学之动机论与功利论，宇宙论之乐天观与厌世观，常樊然并峙于其中，此思想自由之通则，而大学之所以为大。”[13]
在当时的历史年代和社会背景下，“真的”能做到“思想自由，兼容并包”、“囊括大典，网罗众家”，则是蔡元培的个人特质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有了注重“学术”、“宽厚”和“律己不苟而对人则绝对放任”等自我概念特点，蔡元培才“真的”能以“学问”作为判断和评价人和事物的“中心品质”，才“真的”能以“学问”的高低来对待古今中外学术，才“真的”能“广收人才，并且能恰当地任用，不求全责备，不论资排辈，只问学问才能，不问思想派别”[14]。
由于蔡元培在北大的改革与五四新文化运动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也由于蔡元培在主观上确实倾向于“新派”，所以有人认为：“蔡元培在提出和实践他的‘兼容并包’思想时，是有选择的，决非对新旧文化采取不偏不倚的态度。他要兼容的是新思想，保护新文化和新思想的传播”，“他实行的‘兼容并包’的办学方针，表面上看来似乎不偏不倚，实际上却是反对封建专制主义的有力武器。封建文化在中国已根深蒂固，并不需要‘容与包’，而与封建主义对立的‘新学’和新思想，因为不断遭到反动势力的扼杀，才需要特别保护，予以‘兼容’与‘并包’。因此，实行这一方针，实际上起到了宣称民主和科学、传播新思想、开辟新文化运动的道路等客观作用”[15]。这种认识初看起来似乎很符合历史事实，但却与蔡元培“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办学理念相去甚远。“思想自由，兼容并包”就是“思想自由，兼容并包”，是决无偏颇的。也许正是意识到个人可能出现的偏颇，蔡元培才力主建立民主化、制度化的组织制度。这才是蔡元培“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真意。
蔡元培在他的著述中多次提到这种民主化、制度化组织建设的重要性。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后，蔡元培辞职后于5月10日给北大学生写了一封信，信中写到：“仆深信诸君本月四日之举，纯出于爱国之热诚。仆亦国民之一，岂有不满于诸君之理?惟在校言校，为国立大学校长者，当然引咎辞职……北京大学之教授会，已有成效，教务处亦已组成，校长一人之去留，决无妨于校务。”[12]可以看出，他对北大已建立起的制度化组织寄予了多么大的希望。9月20日，蔡元培在《回任北大校长在全校教职员欢迎会上演说词》中表示：“学校是有机的组织，校中职员，普通语分为教员、职员两部，其实没有一事不互相关联的……本校事务，是全体职员共同负责的。全体职员的组织，果然稳固，即有一二分子的变动，为[如]更换校长等事，当然不成问题。”[2]再次表示了他对民主化、制度化组织建设重要性的认识。就在1927年担任中央研究院院长的时候，蔡元培依然把建立民主化、制度化的组织建设作为科学研究的重要保证，在中央研究院设立了评议会机构。他“十分重视评议会制度，坚持参加评议会，即使在他晚年客居香港时，也始终关心评议会的情况”[15]。可以说通过民主的方式，在法律范围内解决问题，是蔡元培在北大乃至其他社会事务中的追求。
在谈到大学校长的个人资质与民主化、制度化的组织建制的关系时，我国著名史学家章开沅先生就认为：“与个人资质相较而言，应该承认制度更为重要。任何优秀的校长总有自己的任期(或长或短)限制，但健全的行之有效的规章制度可以延续十年。”[16]蔡元培北大改革中力主建立民主化、制度化组织制度的目标追求，历史地证明了这一观点的合理性和重要性。
通过对蔡元培北大改革的动机和行为探讨，我们不能不感叹，客观的结果未必出于主观的愿望，而主观的愿望也未必造成客观的结果，但如果没有主观的愿望，客观的结果也只能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成就一项伟大的事业，既不能没有“时势”，也不能没有“英雄”。蔡元培在北大的改革因个人的特点而取得了历史的辉煌，他希望实现的三个目标虽因历史的原因没有完全实现，但仍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随着历史的进步和发展，蔡元培北大改革的目标一定会成为事实而决不会成为中国历史的永恒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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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胡志坚
心理史学研究论文 篇2：
心理史学研究方法述评
[摘要]随着心理史学学科发展，心理史学研究方法已经逐渐体现出了现代多学科研究方法相互渗透与融合的综合性特点，具有很强的包容性和学科适用性，得到了广泛的应用。虽然在政治学思想研究中显现出了一些问题，但瑕不掩瑜，只要我们正确的使用心理史学研究方法，一定可以让其在研究中大放异彩。
[关键词]心理史学研究方法；述评；存在问题；修正方法
心理史学，简而言之就是利用现代西方心理学的相关理论、方法对各种历史现象做出心理学解释的一种新的研究方法。心理史学研究方法，即心理史学所特有的研究方法，是指借用心理学的研究方法、研究模式研究成果和心理学特殊的研究视角来研究历史，期冀通过这样的研究用心理学的手段研究其他学科的内容。其最突出的特点就是以研究历史的主体“人”为中心，应用多种心理学原理对主体进行研究，从而体现出个体心理对该个体所处特定的社会、历史事件中具体行为活动的影响，最终影响社会发展。
一、心理史学产生的社会背景
19世纪末20世纪中叶，是世界范围内的社会大变革时期。由于资本主义经济的大发展，各种经济和社会弊端暴露出来，引发了多次影响严重的经济危机，社会各阶层之间出现了较快的人员流动。特别是随着二战的爆发，民主力量的崛起，普通民众在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的过程中扮演了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在这样的社会大背景下，史学研究的重点逐渐从对精英人物的关注转移到对普通民众的考察。史学研究者越来越重视对未引起前人注意的史料的考察和研究，应用新的理论和方法甚至是跨学科跨领域的研究方法，共同促进历史研究的深入发展。而作为史学研究方法之一的心理史学，也就是从这个时候产生和发展起來。
二、心理史学在西方的发展
“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说的流行是心理史学方法兴起的直接原因”[1]。
精神分析学说，是奥地利著名的精神分析与研究学家弗洛伊德在对众多精神病患者的临床观察和治疗过程中归纳出的一套以心理方面为主的医学理论。在研究方法论方面，它“可以透过有意识意图的欺人外表找到行为的真正原因”，[2]并且“在揭示非理性的思想和行为中显示了较大的作用”。[3]这对于以将历史研究作为基础材料之一的社会科学来说，引力巨大，而心理史学也就以精神分析学说为基础产生了。
心理史学在奥地利并没有长远发展，但是到了美国却形成了一股独具特色的社会性研究方法论，正如弗洛伊德在《自传》中讲到：“我在欧洲的时候总的时候总觉得自己在受人轻视，可是到了美国，那里的名流却要始终与我平等相待，…使我深深地受到鼓舞，信心倍增”[4]。1909年，弗洛伊德到美国讲学，宣传他的精神分析学说，在美国的学术界引起了巨大的轰动。紧接着他《达·芬奇的记忆》一文，被当作是“心理史学赖以发展的基石和典范”。[5]1958年，美国精神分析专家埃里克森出版了《青年路德：对精神分析与历史学的研究》更被公认为是心理史学的代表作，在理论体系的完善和论证上都取得了空前的成功，被当作是心理史学真正形成的标志。
三、心理史学研究方法存在问题
心理史学研究方法存在的问题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缺乏科学客观的材料。心理史学的方法论基本上是建立在精神分析学说的基础上的，该学说用于医学临床治疗优势明显，但用于政治学等社会科学学科的研究上却显得不够科学，特别是对于较早人物和事件的研究，由于资料的缺乏，客观性也就更加欠缺。可见，心理史学的研究方法单在历史性资料的应用上就存在一些问题。
第二，容易表现出较为明显的主观主义倾向。心理史学研究方法重视对由各种条件影响下被研究主体主体的内心世界的勾勒，虽然有一定资料的支撑，但难免会带有很强的主观主义色彩。甚至研究者可能会自己先设定一个结果，然后在收集能体现这个结果的资料进行收集和呈现。而对于周围的其他资料，甚至是与结果相左的资料却唯恐避之不及。
第三，容易犯心理因素决定论的错误。心理史学的研究方法一直都认为人的本身性格对人一生的决定性影响，从而忽视了成年后身处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方面的条件对人的心理的再塑造。而且，许多时候可能会过分夸大了被研究主体心理对于其思想等的影响，而忽视了其他方面。心理史学研究方法表现出的明显的心理绝对论问题，在应用中我们必须给予足够的重视。
四、修正方法
介于以上一些问题，在实际研究中我们需要注意以下几点：
第一，在研究中要注重研究方法上综合性。目前而言，心理史学作为多学科研究方法相互渗透与融合的综合性学科，是跨学科的研究。而其所使用的研究方法，在跨学科研究上也有很明显的优势。因此我们在实际研究中，应该在发挥心理史学研究方法优势的同时适当的使用其他可行的研究方法，使研究尽可能的避免使用心理史学研究方法最容易犯的问题。
第二，在资料的使用上要尽可能的丰富。心理史学研究的特点决定了研究资料使用上的特殊性。因此我们在重视所谓的第一手资料的同时，也要适当的多参考同时代相关的其他的证明资料，比如同时代人对被研究主体的评价和描述等任何可以为之证明的材料。只有这样，才能既可以发挥心理史学研究方法的优势，又可以提升研究成果的真实性和客观性。
第三，在研究上要体现出变化。在政治学思想家的研究中，心理史学研究方法主要是将被研究主体心理状态作为其思想方面的决定性影响因素，着意体现二者的相关性。因此，在实际研究中要尽可能多的体现出心理变化对于其思想变化的影响。被研究主体心理变化对其思想影响越明显，越能证明其心理和思想的关联性，这样的论证也就更具有说服力。
五、结论
随着心理史学学科的应用与发展，心理史学研究方法己不仅仅是过去那种心理学研究方法与历史学研究方法之间的简单相加，它逐渐体现出了现代多学科研究方法相互渗透与融合的综合性，体现出了很强的包容性和学科适用性。虽然在实际操作中存在一些问题，但是瑕不掩瑜，只要我们正确的使用心理史学研究方法，一定可以让其在科学研究中大放异彩。
参考文献
[1]王亮.心理史学研究综述[J].历史学教学，2013（06）.P65.
[2][美]杰拉尔德·艾岑伯格.心理史学与思想史[J].历史与理论，1975（第10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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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何仲生、余凤高编著.弗洛伊德：文明的代价[M].沈阳：辽海出版社，1999.PP171-172
[5]周兵.心理与心态—论西方心理历史学两大主要流派[J].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1（06）.
作者简介
薛彦超，男，汉族，山西太原人，硕士研究生，单位：天津师范大学，研究方向：政治学理论。
作者：薛彦超
心理史学研究论文 篇3：
心理史学与中学历史教学
关键词 心理史学，中学历史教学。历史
心理史学，顾名思义即历史学与心理学的结合，又称心理历史学或历史心理学。人是具有高级思维活动的“万物之王”，具有人类特有的心理活动和心理特征。由于人类行动具有明确的目的性，在某种意义上我们可以认为，历史的问题是一个心理问题。正如法国史学家马克·布洛赫在《历史学家的技艺》里所说：“历史事实在本质上是心理上的事实。”任何一件历史事实的产生都是人类内心世界驱动的结果，因此，我们在考察历史人物的思想行为时，不仅要了解彼时彼地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地理等状况，还要研究他们的心理世界，包括动机、情感、性格、气质等，因为这些都同当时历史的环境密切相关。只有对这两方面进行深入研究，人们才能真正弄懂历史。
20世纪初心理史学成为一门学科。出生于捷克的奥地利著名神经病学家和心理学家西格蒙德·弗洛伊德，在1910年发表了《列奥那多·达·芬奇：一个童年的记忆》一文，首次将精神分析与历史人物心理研究相结合，“内容新颖离奇，结论令人震惊”。这篇论文被认为是心理史学诞生的标志，精神分析学说也是心理史学方法最重要的理论基石。法国年鉴学派的代表人物布洛赫在《创造奇迹的国王》一书中，以“国王触摸”的功效——即通过国王触摸患者治病为事例，运用社会学、人类学、心理学的方法，对中世纪王权崇拜的产生、发展和消失，进行了综合性的考察，从而揭示出那个时代普遍存在的社会心态。1958年，埃里克·埃里克森出版了《青年路德：对精神分析与历史学的研究》一书。这是一部公认的经典，它标志着心理史学的真正形成。同为年鉴学派代表人物的勒华拉杜里根据1326年雅克·富尼埃主教领导的宗教裁判所的审讯记录在70年代写成《蒙塔尤：1294－1324年奥克西坦尼的一个山村》，对这个小山村的众多普通人物进行心态分析，竟成为当年的畅销书，蒙塔尤也因此成为旅游胜地。70年代，美国在这一学术领域先后创办了《心理历史学杂志》《童年历史·心理历史学》和《心理史学评论》等专门的学术刊物。心理史学，成为当时新兴的且是最活跃的学科，被学者称之为“新心理历史学”。自20世纪七八十年代以来，美国的心理史学在对弗洛伊德和埃里克森的思想方法进行了不断的扬弃之后，又取得了骄人的成就，研究数量之多、范围之大都超过以往各个时期。其中以托马斯·A·科胡特的《德国的影像——对德皇威廉二世的研究》和彼得·洛温伯格《纳粹青年追随者的心理历史渊源》影响较大。
在上个世纪初的“新史学”革命中，心理史学理论便被引进中国。梁启超在《中国历史研究法》及其补编中，对心理史学有相当全面深刻的认识。这在当时的中国史学界实不多见。他以义和团运动为个案，运用这一分析方法去探索义和团运动发生的根源，认为主要是民众长期以来已经完全无意识化的“迷信心理”和近代积蓄已久的“排外心理”，与当时帝国主义侵略和清政府的卖国，以及戊戌变法的失败诸原因聚合汇集而成。在以后的很长的时间内，中国史学界在心理史学方面，基本上仅限于在理论上对西方史学理论的译介和初步的探索，没有产生出系统性研究成果。台湾学者殷海光在1965年出版的《中国文化的展望》中，运用文化心理学的分析方法，对传统社会与近代社会给予了相当深刻的分析。1980年，李泽厚的《孔子再评价》，首次提出“文化一心理结构”模式，在当时的学术界引起了很大的反响。后来他在《哲学答问录》中特意作出说明，谓其目的在于区别西方“心理一文化结构”的认知模式：“从文化解释心理，并认为文化无意识地积淀为心理。所以文化结构与心理结构密切相关。”1987年，已故历史学家谢天佑的《专制主义统治与臣民的心理状态》一文，受到思想文化界的普遍关注，被称之为“触摸了千百年来的历史神经”。此后，我国的心理史学逐步进入了繁荣发展时期，涌现出一大批论著，掀起了历史心理学研究的高潮。
长期以来，为了批判唯心主义历史观，我们拒绝对历史主体的心理因素进行探析。历史在结构上被分为政治、经济和文化三个部分，历史研究一般也局限于这些领域的分析。这固然能使我们直接地认识和把握历史的主要环节，透过现象认识历史的本质，但也易于把历史简单化、模式化，中学历史教学也不可避免地受到了这种局限性的影响。在21世纪以前的教材里，对历史人物的分析往往局限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客观世界，很难找到对其性格、气质等主观世界的探讨，致使历史人物干瘪无趣，对学生很难有吸引力。如淝水之战，前秦兵号称90万。还没有与力量弱小的东晋军队接战，就溃不成军，仅从政治、经济和文化方面来解释似乎难以服众。拿破仑从厄尔巴岛出逃后，立刻受到沿途士兵的拥护和追随，不费一枪一弹，直趋巴黎，由一个囚徒重新变成了皇帝。在分析这样的历史事件时，如果不考虑拿破仑个人的威望、性格品质，以及当时法国社会的民众心理和群体心理因素，就无法正确解释历史。
心理史学方法，为人们观察历史提供了新视角，开拓了新视野，使历史研究更全面、更深刻、更立体、更丰富。如果我们对此加以及时利用，必然会给中学历史教学注入新鲜血液。这不但会大大活跃课堂气氛，而且有助于尽可能地接近客观历史，增强学生的综合素质。如何把心理史学运用于中学历史教学，我们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努力。
1.个体心理。一个人的成长和发展，必然会受到多种环境和复杂的关系的影响，但也必须考虑他的动机、情感、性格、气质等心理因素。在古今中外的历史上，重要历史人物的心理品质对历史进程发生影响的事例屡见不鲜。
促成项羽事业和生命由极盛迅速走向完结的原因，固然有政治失误、军事失利、人才流失、民心丧失等外在因素，但更重要的是他个人主观上思维方式的失调导致行为方式的错乱。项羽在破坏一个旧世界的拼杀中不愧是员骁将，但在建设一个新世界的竞争中只是一个弱智的低能儿。他出生于“世世为楚将”的旧贵族家庭，身负国仇家恨，有强烈的复仇意识；少年时学书学剑，都因浮躁不专而半途辍废，这些心理因素奠定并沉积了一生的性格缺陷。项羽灾难型情感的突出特征，是文化心理结构的不健全，是自我判断、分析、调控能力的疲软，常以情感纵事而不会以理智成事，政治上麻木不仁，军事上纵情残暴。作为项羽人格参照并取而代之的刘邦，虽平民出身，但因善于抑制和调节自我心态而取得了人际关系及与多事之秋的和谐；他虽未受过系统的文化教育，却在浅薄世风中完备了顺应社会环境情状的圆滑机敏、能屈能伸的性格。在很多关键时刻，他颇能克制自己的原始欲望和情绪冲动，付诸以怯懦中的决断、卑琐中的油滑和无赖中的机巧而使几度危机的局势发生逆转，为他在历史长河中成为善泳者提供了必要的技能并赢得了最
后胜利的机会。又如朱元璋，诚然，他也有许多优良性格特征和过人之处。但他性格中的许多负面因素却促使中国封建社会更加黑暗、更加专制，阻碍了中国社会的进步和发展。支配欲和强烈的自尊心是朱元璋进一步加强封建专制集权的内在性格根源，猜疑心极重、自私残忍是其杀人如麻、恐怖政治的思想来源，猜疑、残忍实际上是服从于权力欲和自尊。这些性格特征与朱元璋的出身卑微和经历曲折有关。而万历皇帝朱翊钧，当了48年皇帝，期间曾连续25年不见朝臣，荒淫无度，已近乎心理变态，他们对社会产生的消极影响更大(当然，他们自身也是封建君主专制制度的受害者)。
个人的心理特征一般是稳定性为主，可变性为辅。但在对历史人物进行分析时也应注意可变性。由于人们生活的社会环境及身体条件发生变化，人的个体心理特征，会发生或多或少的变化，而这种变化对历史进程的影响可能会很大。综观历史，有不少封建帝王登基之初励精图治勤于政事，颇有作为，但到后期多数却懒于理政，喜听阿谀之言，生活上追求声色犬马，如唐玄宗李隆基就是典型的例子。这同他的生理衰退和心理变异很有关系。他们大致走了创业、守成、昏庸这样的三部曲式的道路。--杨奎松深入考察了蒋介石从“三二○”到“四一二”过程中充满了矛盾的心理转变过程及当时的复杂环境，指出蒋介石并非从“三二○”之后就开始处心积虑的准备清党反共；相反，走向“四一二”带有相当程度的偶然性。
2.群体心理。人的生活从根本上说是群体的生活，与他人没有任何联系的个人是无法生存的。个体心理和群体心理有着相辅相成的关系：没有个体心理就没有群体心理，群体心理制约和影响着个体心理。群体心理主要表现为：群体气氛、凝聚力、社会助长、社会惰化、群体思维和群体决策中的极端转移，以及仿效、从众、竞争、协作、相容、冲突等。
法国历史学家勒费弗尔对1789年群众恐慌行为的研究很有说服力。他在《1789年的大恐慌》一书中从谷物涨价，农村大饥荒造成的动乱，“乞丐”“暴徒”“土匪”骚扰，领主对农民起义的镇压，贵族和宫廷的阴谋和反抗等因素探讨了1789年的大恐慌产生的原因，由于当时社会动荡，经济混乱，谣言四起，人们产生了以武力驱散第三等级、威胁巴黎并征服各省的心理定势，于是法国陷入一片空前的大恐慌之中。广大农民因为恐惧而作出了防御反应，恐惧消失后又产生了惩罚愿望，最终发动了起义，推翻了封建统治。有研究者认为，晚清遗民是真正意义上的“文化遗民”，几千年形成的根深蒂固的传统文化观念面临着空前挑战，文化失落的痛苦使他们具有一种共通的“文化遗民”情结，主要表现为：“万人如海一身藏”——道德的自我完成；“一死从容殉大伦99——自觉的文化意识；“犹向寒霄作怒潮”——文化精神的同一指归。这有助于我们理解梁济、王国维等的自杀行为。有学者研究《东史郎日记》后指出，对战争的狂热认同、个体虚荣、对华的全面蔑视及畸形的民族自负等病态心理是侵华日军极端暴行的个体心理层面的根源。
关于历史人物的心理分析，笔者在这里特别推荐两部新锐之作——聂作平著《历史的B面》(巴蜀出版社2001年版)及张宏杰著《另一面——历史人物的另类传记》(百花文艺出版社2004年版)。两位作者皆非历史科班出身，但在尊重史实的基础上，他们用文学手法细致入微地展现了我们熟悉的许多历史人物少有人知的复杂心理世界，如“崇祯：励精图治的亡国之君”，“被牌坊圣化的苦难：中国的烈女们”，“凝视怪胎：阴影里的中国宦官”(以上见聂著)；“无处收留：吴三桂的心理传记”，“心不在焉的革命者：洪秀全”，“女人慈禧”(以上见张著)。尽管从学术的角度也有可商榷的地方，但两书好读耐看，发人深省，对教学参考大有裨益。
我们也应注意到，心理史学的理论基础就有唯心主义倾向。它往往把人生物化，只重视人的自然特征——心理的生理基础，却忽视了人的社会特性——心理的社会基础；它片面夸大遗传对人类行为的作用，却忽视社会物质生产和社会组织发展对人类行为改变的作用。因此，我们在对历史人物进行心理分析时应注意以下几点：
1.注意个体所处的社会环境，不能搞纯技术性的心理分析。要充分注意人物所处时代、环境、阶级、文化等对个体心理特征的影响。
2.注意那些变动着的心理、生理因素对人物行为的影响。由于人在不同生理体质发育阶段或病变阶段，人物心理都会有所变化，而这些变化可能影响人物的行为，如果是处于位高权重的领导人物，则完全可能进而影响到历史的进程。
3.注意个体之间不同的差异。作为自然界中的人，个体之间差异很大，气质、爱好、毅力、才能、人品等各不相同，心理行为也会不一样。历史实践表明，面临同样情况，不同经历的个体表现出的情况状态不会一样，甚至有相同经历的个体表现出的状态也不一样。所以，我们必须对具体人物作具体分析。
责任编辑 豆艳荣
作者：薛伟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