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写好一篇逻辑清晰的论文,离不开文献资料的查阅，小编为大家找来了《档案馆保护工作探究论文(精选3篇)》，供大家参考借鉴，希望可以帮助到有需要的朋友。摘要：上世纪80年代的中期，“口述档案”逐步引起我国档案学界的重视。学术界围绕“口述档案”的概念、价值、作用、范畴以及口述档案的收集、整理等工作进行探讨。尤其是近十年来，口述档案研究逐步向深层次引申和发展。
档案馆保护工作探究论文 篇1：
传统戏剧类非物质文化遗产档案保护研究
摘 要：近年来在我国开始加强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背景下，传统戏剧类非物质文化遗产面临的形势则十分严峻，如何加强传统戏剧类非物质文化遗产档案的保护是当前非物质文化事业发展的重点。本文在阐释保护传统戏剧类非物质文化遗产档案的基础上，探讨该类非物质文化遗产档案保护存在的问题，进而提出有效的对策，为此类档案的保护提供有益的参考。
关键词：传统戏剧;非物质文化遗产档案;档案保护
传统戏剧是一种历史悠久的综合舞台艺术表现形式，它不仅是中国传统艺术之一，也是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以下简称非遗）的重要组成部分。建档与保存是抢救和保护濒危非遗最直接、最有效的方法，也是法律层面明确非遗保护工作责权利的重要举措。然而，当前传统戏剧类非遗的保护工作仍存在不少现实问题，导致此类档案的保护工作也存在诸多不足。目前，研究传统戏剧的机构和人员逐年增长，但是专门研究传统戏剧类非遗档案的项目或课题很少，这不利于相关档案保护事业的长远发展。基于以上考虑，本文从传统戏剧类非遗档案的保护意识、管理机制和信息化管理等方面探讨如何更系统、有效地对此类档案进行保护。
一、加强传统戏剧类非遗档案保护的必然性
1.有利于满足大众日益多元化的精神需求
如今，随着社会物质生活水平的不断提升，公众的精神需求变得越来越多元化。种类丰富、历史悠久的非遗正是古往今来大众追求精神文化的精华所在。中国传统戏剧发源于民间，由民间歌舞和杂耍演变而来，其表现形式和价值理念具有显著的娱乐性、地域性和平民性特征，因此在国内拥有广泛的受众群体，能够满足大众观赏戏剧的精神需求。一方面，中国传统戏剧类非遗档案是在特定的地域和传统戏剧活动中形成的。我国古代的戏剧作家将方言融入舞台语言进行表演，例如北京方言正是京剧语言的基础，江苏的昆曲、陕西的秦腔、上海的滬剧等均有体现，这些剧种不仅增加了传统戏剧艺术内容组成的丰富性，对传承当地的方言文化也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另一方面，传统戏剧类非遗档案客观记录了传统戏剧从形成、筹备到表演的全过程，保留了传统戏剧文化活动的原始状态，对于专门研究传统戏剧的机构、学者、表演工作者等具有无可替代的凭证、参考价值，因此，各机构加强对传统戏剧类非遗档案的管理工作，落实档案的保护措施无比重要。
2.有利于传承和保护传统戏剧类非物质文化遗产
传统戏剧是一种以活态形式存在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其表演场合总是在勾栏瓦舍、集市、茶楼和戏园等休闲场所中，传统戏剧集“唱、做、念、打”于一体，表演形式载歌载舞。但是许多传统戏剧类非遗档案的形成分散于文化行政部门、传统戏剧类团体组织、地方档案馆、艺术馆等部门，难以获得系统性的保护，并且面临自然侵蚀或人为损坏的风险。此外，若非遗传承人逝去，大量的非遗档案很可能随之受损或消逝。因此，保护好这些珍贵的传统戏剧类非遗档案是我们这代人应当肩负的重要使命。
二、传统戏剧类非遗档案保护的现存问题
1.保护意识层面
目前，传统戏剧类非遗档案在保护意识层面最大的问题是对非遗档案的重要性认识不足，一是相关文化事业单位对此类档案重视不足。例如，各级非遗机构存在“重申遗，轻保护”现象，只重视那些当前能立即产生经济效益的“非遗”档案的保护，而那些无法立即带来经济效益的“非遗”档案则束之高阁，有的破损，有的散失。加上国内档案培训和职业教育处于初始发展阶段，基层档案机构的业务人员的职业能力、文化素养总体上参差不齐，导致传统戏剧类非遗档案的保护举措在实施过程中困难重重。二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传统戏剧文化受到了国际流行文化的强烈冲击，致使国内中青年群体更崇尚西方文化，相比较而言，他们对传统戏剧文化了解甚少，无法对传统戏剧类非遗产生文化自觉，难以深化对此类档案的保护意识。三是在新时期社会环境变化的趋势下，戏剧类事业单位未能积极采用新媒体发扬传统戏剧文化，戏剧的舞台表演、实物展览、电视节目的播放等传统文化传播方式愈发无法满足年轻受众日益多样的文化需求，导致传统戏剧对大众的吸引力日渐下降。数字媒体时代下如何保护与传承非遗文化是非遗事业需要着力解决的难题，在思想意识层面上，大众和基层文化部门需要先明确代代传承传统戏剧类非遗的重要性，才能形成自发保护非遗档案的源动力。
2.人员管理层面
人才是一切管理工作的核心，非遗档案保护工作也是如此。一方面，各地非遗档案保护机构缺乏掌握专业技术的非遗档案管理人员。据悉，许多非遗档案管理部门的工作人员仅是兼职人员。有些兼职人员甚至对档案管理的基本常识都不太了解，更谈不上对“非遗”档案进行科学的管理。另一方面，许多传统戏剧类非遗档案以实物形态存在，如服装、头饰、彩塑、旌旗、器具等，传统戏剧类非遗档案兼具实用性与艺术性，但实物档案存在分类模糊、不易收集全面、数据采集困难等问题。由于国内对非遗档案及其工作缺乏统一的评价指标和标准体系，相关法规和制度尚处于初步推行阶段，易导致基层管理人员在开展非遗档案工作时个人主观性强，在档案管理工作中出现归档不全、鉴定不准确、馆藏质量不高等问题。
3.信息化管理层面
档案馆数据显示，我国约80%的非遗档案主要依靠线下实体档案馆实施保护。同时，国内传统戏剧类非遗档案的形成具有明显的分散性特征，传统戏剧类非遗保护单位包括各地的剧院、艺术研究院、演艺集团有限公司等。就目前传统戏剧类非遗档案分布的地方性机构来看，非遗档案保护数字化成果存在类型单一、资源数量偏少、缺乏检索功能等不足。例如，四川省艺术研究院以川剧为非遗保护项目，主要的数字化成果为四川省非遗项目介绍和在线网站，缺乏与非遗项目相关的影像视频资料和新兴数字技术的融合，该非遗项目的新闻报道仍然停留在六年前，其保护现状情况不明。因此，传统戏剧类非遗档案信息化现存的问题不仅不利于档案的分众传播和开发利用，而且无法实现传统戏剧类非遗档案的现行使用价值和历史文化价值，不能达到保护非遗档案的根本目标。信息化是开展档案在线服务的先决条件，在地方档案机构网站的非遗档案信息化管理平台中，档案业务人员仅流程化地将关于传统戏剧类非遗的纸质、声像档案转变成电子档案导入计算机数据库，这对于数字时代下如何长久、安全地保存非遗档案是必要措施，但是非遗档案资源的开放度和利用率未见显著提升。因此，非遗档案的信息化建设需注意避免造成数字环境中的“重藏轻用”。总体而言，我国传统戏剧类非遗档案保护工作的信息化管理存在数字化档案资源较少、网站功能与界面形式亟需优化等问题，传统戏剧类非遗档案的信息化管理尚需进一步的完善。
三、传统戏剧类非遗档案保护对策
1.提高档案保护意识
传统戏剧类非遗通常分布在农村或城市的基层地区，因此，政府有关部门，如文化部门、戏剧类非遗保护中心、地方各级档案机构、纪念馆和艺术馆等工作主体需要率先提高对此类档案的保护意识，真正认识到保护传统戏剧类非遗档案，便是为后世守护绝无仅有的传统戏剧类非遗文化。
首先，政府部门应完善传统戏剧类非遗保护法规，出台适合本地区情况的非遗保护条例或实施办法，让管理人员能够依法循章地保护传统戏剧类非遗档案，明确非遗档案保护工作的合法性。
其次，管理传统戏剧类非遗档案的基层委员会、综合档案馆、地方戏曲艺术协会等部门，可以积极组织戏曲类讲座、知识竞答等活动，充分利用社交媒体，加大对社会大众的宣传力度。传统戏剧是构成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一大类别，以豫剧为例，可从多方面开展传统戏剧类非遗档案的宣传工作。在生活中，豫剧演出、实物展览、节目比赛形式等都是很好的宣传活动， 而在网络环境下，文化部门或者档案机构开通微博、微信公众号等，实现与民众的线上互动， 进一步增强公众参与意识，提高公众参与度。2020年11月我国公布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零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提出“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强化重要文化和自然遗产、非物质文化遗产系统性保护，加强各民族优秀传统手工艺保护和传承。”非遗部门需要积极响应国家政策，联合其他事业单位、社会机构建立具有当地特色的传统戏剧类非遗项目，这样既能作为文化活动陶冶大众身心，又能助力国家“文化自信”的建设。
最后，地方高校可以将传统戏剧类非遗设定为本校的艺术研究项目或社团组织加以建设，有利于营造全民参与保护传统戏剧类非遗档案工作的氛围。
2.健全非遗档案管理机制
制度是行为者必须遵守的共同行为守则。第一，完善非遗档案行政管理制度。我国目前在非遗保护领域主要采取政府主导、文化主管部门负责、其他相关文化机构共同参与的组织体制。如今我国非遗保护工作呈现多个建档和保管主体，这种多主体分散保管的趋势会妨碍非遗的保护，需要规范不同部门的职能。比如，应有政策法律明文规定由哪些单位负责集中保管非遗档案，由于档案部门具有专业的人才队伍、完备的档案库房和数据库等基础设施，加上其丰富的档案保护工作经验，档案部门足以为非遗档案的保护提供最佳解决方案。各级地方档案馆可以负责集中统一保管非遗档案，其他文化主管部门进行非遗档案的收集、整理、归档，最后移交档案馆室。第二，明确档案馆参与非遗档案保护的主体地位。传统戏剧类非遗档案的保护主体包括公共文化机构、文化行政部门、社会组织与个人，档案保护工作以档案馆、艺术馆、博物馆等公共文化机构的工作开展为主。但是在地方政府开展的非遗保护活动中鲜少出现档案部门，档案馆在非遗保护工作中的主体地位未获得应有的肯定，很大程度上就意味着档案部门的非遗保护参与工作得不到专项经费支持，其主体地位也很难得到其他相关主体的认可。把档案保护工作中最具有发言权的主体——档案部门排除在外，无疑会阻碍非遗档案保护工作的开展。第三，完善非遗档案信息安全制度，目的是维护非遗档案信息的真实性、完整性，建立非遗档案等级保护制，鉴定信息内容价值逐级划分不同非遗档案的保护密级，遵循实事求是原則，分级严密保管，利于提高馆藏非遗档案的质量。第四，加大非遗档案保护的经费投入。以非遗保护机构拥有的非遗档案资源为例，政府提供的资金只是保证采录、编辑整理及保存这些资源，并没有拨付共享服务的专项资金，也没有配备必需的专业人才、设备、场地等。从现有的非遗档案保护工作资金获取渠道来看，其主要来源仍是政府财政拨款，但社会组织、团体对该事业的资金投入相对较少。
3.加强传统戏剧类非遗档案数据库的建设
非遗档案数据库为长久保存与传承非遗文化提供了技术支撑，提高了档案管理的效率。由于我国传统戏剧类非遗档案管理过程中的实物、文字、音像等档案呈现碎片化特点，加强传统戏剧类非遗档案数据库的建设是档案馆现阶段的长期任务。非遗档案数据库类型包括目录、多媒体和传承人档案数据库，数据库在建设中应注意下列要点：
一是对传统戏剧类非遗档案进行数字化数据的采集工作。我国传统戏剧类非遗档案资源建设存在耗费时间长的问题。例如，我国从1986年开始编纂的“中国曲艺志”，直至2011年才全部完成，这部全面反映传统戏剧类非遗各项情况的非遗档案书籍系统编纂耗时长达25年。鉴于此，加强采集非遗档案的数字化数据，分层级设立数据采集机构，包括国家、省市和社区等，构建三级非遗档案数字化信息网络资源库。按照统一标准对档案数据进行分类、著录、编目，最终有序、规范地保存在数据库中。同时，工作人员在此过程中应当与地方文化机构、戏剧类研究机构等协同合作，达到全面收集非遗档案的目的。在对省、市、县级传统戏剧类非遗档案数据的整理过程中，各部门主体要深入考察传统戏剧发源地，确保收集有长远保存价值的档案。
二是数据库系统应实现档案信息检索和利用的功能。建设传统戏剧类非遗档案数据库要以提高用户的查全率和查准率为目标，支持用户能够通过非遗名称、项目编号、非遗传承人、非遗发源地、申遗时间等条目进行精准检索，在实现检索功能的基础上，该数据库需要为用户提供信息的线上下载、阅览、社交媒体分享、信息咨询和评价反馈等功能，同时需考虑到系统界面设计的美观和生动，从而吸引用户主动利用非遗档案信息资源，激发大众参与非遗档案保护的兴趣。
三是传统戏剧类非遗档案数据库的建设需要彰显地方特色。传统戏剧活动形成的档案类型多样、内容丰富，凸显了当地文化特质，是地方特色档案资源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建立起具有鲜明地方特色的非遗档案数据库，能够更好地突出馆藏重点，彰显地域特色。
四、结语
非物质文化遗产是全人类宝贵的文化结晶，传统戏剧类非遗是我国非遗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各部门应提高对该类非遗档案保护工作的重视。近年来，国内传统戏剧类非遗档案工作主体在经过长期的实践操作、取得现有成果的基础之上，从提高保护意识、健全管理机制、建设档案资源数据库等方面出发，可优化当前传统戏剧类非遗档案的保护途径，推动传统戏剧类非遗档案保护工作顺利地开展。
参考文献：
[1]赵 跃.新时期档案机构参与非遗保护的反思与再定位[J].档案学通讯，2020
[2]周国语.基于传统戏剧艺术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生产性保护研究[J].戏剧之家，2016
[3]肖文建，黎 杜.非物质文化遗产档案长久保存策略[J].档案学研究，2017
[4]苏 瑞.非遗背景下的豫剧建档保护及其对策探究[J].档案管理，2020
[5]黎 杜.非物质文化遗产档案长久保存现状与对策研究[D].湘潭大学，2017
[6]王巧玲，孙爱萍，陈考考.档案部门参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现状及对策研究[J].北京档案，2015
[7]马 瑄.非物质文化遗产档案资源共享的困局与出路[J].长江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
[8]方凌超.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档案资源建设研究[D].安徽大学，2019
[9]周耀林，戴 旸.论非物质文化遗产信息化建设的原则与方法[J].图书情报知识，2011
（作者单位：安徽大学管理学院）
作者：焦杨
档案馆保护工作探究论文 篇2：
1995年～2014年我国口述档案研究文献计量分析
摘 要：上世纪80年代的中期，“口述档案”逐步引起我国档案学界的重视。学术界围绕“口述档案”的概念、价值、作用、范畴以及口述档案的收集、整理等工作进行探讨。尤其是近十年来，口述档案研究逐步向深层次引申和发展。本文以中国知网全文数据库作为数据来源，从年度分布、核心作者、研究机构、文献关键词、研究内容和研究主题五个方面，对1995年～2014年我国口述档案研究成果进行文献计量分析，总结近二十年来的研究状况，探讨研究中出现的新问题，并提出相关建议。
关键词：口述档案；口述历史；文献计量；统计分析
1 文献统计与分析
1.1 文献年度分布以“主题”为检索项，以“口述”与“档案”为检索词，对1995年～2014年发表在CNKI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中的相关文献进行检索，共获得644篇文献。经筛选，排除报道、年鉴，以及其他不相关文献，最后得到了文献量226篇。其年度发表量及所占比例，如表1 所示。
表1中，1995年～2005年口述档案研究成果趋于稳定，在2006年和2013年研究成果达到高峰。这表明，近十年来，特别是2012年以后，口述档案研究引起档案学界的关注并成为档案学术的热点之一。
1.2 文献作者分布。根据普赖斯定律，核心作者的发文量应为文献总量的50%。普赖斯核心作者的最低发文数“m=0.749（nmax）1/2”，其中“nmax”是最高产作者发的论文数。统计显示，最高产的作者是云南大学的赵局建和衡水学院的薛鹤婵，他们的发文量均为7篇，所以“nmax=7，m=1.98”，取临近最大整数2，据此可得知，发表2篇文献的皆为核心作者。统计结果，如表2所示。
（发表2篇为24人，发表3篇为13人，表中只显示部分作者及单位）
由表2进行分析，我国口述档案研究核心作者的发文量为126篇，占总文献量226篇的55.8%，核心作者为44人，因此，口述档案研究拥有符合普赖斯定律要求的核心作者群。
226篇文章涉及作者202人，作者独著、合著、合著度，见表3。统计得知，文献合著度为28.8%。在多人合著中，2人合著为主要形式，2人以上合著较少，整体合著度偏低。
1.3 研究机构分布。226篇文献的第一作者，主要分布在各大高校的院系、高校档案馆（室）、图书馆及地方档案馆（室）等机构。研究机构分布，见表4。
由表4可得知研究机构分布较为集中，主要分布在高校院系，发文量达到132篇；地方档案馆（室）和高校档案馆（室）为第二发文机构群，分别发布56篇、28篇；其他少数文献则来自研究院、银行等。发文量在3篇以上的研究机构有：上海大学16篇，云南大学13篇，山东大学4篇。数据显示，档案工作者的发文量占总数的37.2%，档案理论工作者的发文量占总数的58.4%，高校是口述档案研究的主体。
1.4 文献关键词统计。关键词是“为了文献标引工作从报告、论文中选取出来的用以表示全文主题内容信息款目的单词或术语”。词汇出现频次的高低，可以间接反映口述档案领域的研究热点。[1]如表5所示。
由表5可以看出口述档案作为出现频次最高的关键词，有80次，而口述历史有55次，据此可以看出我国口述档案研究并不是仅仅围绕口述档案开展，同时也与口述历史结合展开对比分析研究，涉及面比较广泛。
2 研究主要内容
2.1 年度、关键词分析。由表5可以看出，口述档案，口述历史为高频次关键词，这说明口述档案和口述历史有着紧密的联系。同时位于关键词频次前列的还有记录形式、历史事件、口述史，表明口述档案研究的是基础理论、概念、属性。[2]随着2006年口述档案研究进入高峰，在相关文献中出现档案工作、档案征集、少数民族等关键词，说明档案学界对口述档案工作的研究在升温。刘伟晶和柳旭共同撰写的《口述档案管理方法探究》一文提出了档案部门在口述档案的管理过程中应该采取“对口述档案的运动过程进行动态保护”“加强口述档案保管的标准化体系建设”“强化专业人员素质，提升专业队伍水平”等措施[3]的观点。表明口述档案研究的重心，表现在进行编研原则与方法的研究、收集征集技术手段和相关设备的研究等方面。
2.2 核心作者分析。由表2可知，发文最多的两位作者是云南大学的赵局建和衡水学院的薛鹤婵。赵局建研究的主要内容为口述档案基础理论和云南省少数民族口述档案数据库的建设；而在口述档案数据资源建设领域，潘玉民也是重点的研究作者；文化遗产保护近十年来受到国家的更多重视，因此，对少数民族口述档案工作的研究有了很大的提升，徐国英、子志月成为少数民族档案工作研究的核心作者；在口述档案保护工作方面，尹敬媛也取得了不少研究成果；薛鹤婵则是对口述档案的价值进行了主要的论述；王玉龙的研究主题为口述历史档案资源建设及其利用开发策略，黄项飞则立足口述档案价值和立体记忆的研究；刘维荣的研究方向为国外口述档案的研究，给国内口述档案的研究提供了不少启示；朱天梅在口述档案基础理论的基础上，对口述档案与民族文化间的传承和联系做出阐释；来自上海大学的黄桢和唐蔚进行了口述档案历史价值和证据价值的研究，取得了一定的成绩。
2.3 研究机构分析。一方面，口述档案的研究主体较为集中，主要分布在高校院系、地方档案馆（室）及高校档案馆（室）。而在高校院系研究的重点由之前的口述档案理论研究逐渐向口述档案的实际工作转变。由于受地域等因素的影响，部分高校院系的作者也会将少数民族地区口述档案工作及口述档案的保护、开发等内容作为今后的研究主题。另一方面，由于相关政策的出台，部分名人档案、历史档案的收集、征集工作被提上日程，因此，地方档案馆投入大量精力致力于口述档案的收集征集工作。部分地区还制定了口述档案工作实施方案，用于规范口述档案收集的范围、步骤及方法，为实际工作提供指导。[4]高校档案馆（室）充分利用环境优势，吸收口述档案基础理论研究成果，开展各自档案馆（室）的口述档案收集、征集工作。各档案馆（室）丰富了馆藏，满足了自身需要。口述档案工作研究的开展推动了我国口述档案工作进程，不仅是填补历史空白和弥补档案断层的有效措施，也是档案事业自身发展的需要，更是挽救民族文化遗产的迫切需要。[5]
3 口述档案研究中存在的问题及建议
3.1 基础理论研究成果过多，口述档案工作研究成果较少。近十年来，口述档案研究仍以基础理论为主，对口述档案价值、作用、基础概念的研究持续进展，并研究口述档案与口述历史二者之间的联系。口述档案价值的研究、口述档案具体工作的开展、口述档案征集工作及少数民族口述档案的研究较少。笔者认为，随着口述档案研究主体的不断扩大，不同主体在口述档案研究的过程中会面临不同的问题，这更加需要各个行业档案工作者和理论研究者全力对本行业口述档案的研究，避免理论研究中的不必要重复，减少科研力量的分散和人、财、物的浪费。[6]
口述档案征集、整理是文化部门的事儿，这是无疑的。是不是档案部门的事儿，还值得探索。如果是，那它的边界在哪里？档案部门要想征集、整理，谁来做、如何做？这些都需要我们认真地论证和总结。
3.2 研究内容不够深入，合作研究不足，合著度偏低。从检索结果来看，目前关于口述档案存在着“口述历史档案”等不同的提法。这表明研究者对于口述档案的概念定位不准、认识不足。由表5可知，口述档案核心关键词频次较少，说明我国口述档案理论研究仍然处于起步阶段，研究成果局限在口述档案概念、价值等方面，检索文献大部分都是一次性研究，缺乏更深入的探讨。[7]由表3可知，我国口述档案研究者个人占主体地位，合作少，合作意识不强，合作能力不足，这不利于口述档案研究的进一步发展。口述档案是什么，口述档案工作是什么，口述档案学术研究究竟研究什么？这看是简单的问题，却没有得到深入的探讨，仍然需要我们深度地解读。口述档案需要理论研究，这是高校理论工作者的强项。口述档案需要社会保存，这需要档案工作者的实际探索。希望理论工作者相互之间、理论工作者与档案工作者之间、档案工作者相互之间展开合作，共同探讨一些彼此关心或档案部门实际需要的问题，进而提高理论研究水平和论文的合作度。
3.3 增强意识，增加跨学科交流合作。2006年之后，我国口述档案研究开始由基础理论研究逐步转移到口述档案实际工作，并对我国口述档案各类工作的开展和存在的问题进行分析和反思。在我国口述档案实体管理研究方面，魏瑚在《我国口述档案建档现状及思考》一文中认为：“我国口述档案发展缓慢，究其原因，主要有‘档案馆口述档案建档意识不强、档案馆缺乏对口述档案建档的组织保障、 档案馆为口述档案建档的人财物基础薄弱’等方面的原因。因此要转变观念，重视对口述档案等边缘档案的收集、加强组织、借助外力等，使得口述档案在档案后保管时代得以更好的发展。”[8]口述档案的形成、积累属于跨学科性质类型的活动，这其中不仅需要档案学的研究，也同时涉及其他学科知识加以借鉴。[9]因而，研究进程中，需要跨学科交流合作。避免未来档案学界研究口述档案“单兵作战”的局面，也符合多学科研究的共同趋势。
4 总结
总体看来，我国档案学界对口述档案的研究依旧处于理论探讨和介绍阶段，对口述档案概念、价值、属性等的研究虽有成果但仍需深入。口述档案实践工作开展有所起色，不过仍然需要更多档案机构和档案人员的加入。口述档案研究需要学科合作和作者合作，需要借鉴国外先进的理论成果和实践经验，也需要我们更多地总结自身的实践经验和概括出具有本国特色的理论。
参考文献：
[1]张全海.谈谈“摘要”和“关键词”[J].档案学通讯，2015（3）.
[2]王在萍.1999年～2008年口述档案研究论文的文献计量学分析[J].黑龙江史志，2009（19）.
[3]赵晓，胡立耘.我国口述档案文献研究综述[J].档案学研究，2014（03）.
[4]赵局建.我国口述档案研究综述[J].兰台世界，2010（10）.
[5]万一芹，洪慧娟.建立口述档案 传承历史文明[J].中国档案，2006（01）.
[6][7]王玉龙，付航.基于文献计量学的我国口述历史[J].档案与建设，2013（04）.
[8]魏瑚.我国口述档案建档现状及思考[J].浙江档案，2006（9）.
[9]潘玉民.加快建设口述历史档案资源[J].中国档案，2012（5）.
作者：李文以 王烨
档案馆保护工作探究论文 篇3：
近五年我国口述档案研究综述
【摘 要】文章以“中国知网”为数据源，对2011至2015年期间我国口述档案研究文献的年代分布、来源期刊、被引用情况、论文主题等进行计量分析，通过学习最近五年我国口述档案研究的热点，指出目前研究存在的问题，并提出适当的建议，为我国口述档案接下来的研究工作提供参考。
【关键词】口述档案；计量分析
“口述档案”这一概念最早是在1984年由国际档案理事会出版的《档案术语词典》提出，该词典将“口述档案”定义为“为研究利用而对个人进行有计划采访的结果，通常为录音或录音的逐字记录形式。”而我国，对口述档案研究的热潮始于上世纪90年代，最初各界学者对口述档案的概念产生了激烈的争辩，可谓是百家争鸣，百花齐放。随着研究的深入以及社会环境的变化，我国学者对口述档案研究的方向逐步产生了转移。文章运用文献计量的方法分析近五年我国口述档案研究的热点，对研究现状做出评价并指出存在的问题，以期为后续口述档案的研究提供合理有效的参考。
一、数据来源与总体研究状况
文章以“口述档案”为检索词，“主题”为检索项，在“中国知网”数据库中检索出 2011—2015年文献数据180条，其中“档案与博物馆”学科有147条，除去会议和报纸以及主题不符的文献37条，最后统计出口述档案相关论文139篇，其中硕士论文13篇，期刊论文126篇。
二、对统计结果的分析
（一）论文数量及年代分布计量分析
由表1可以看出，2011年至2015年，我国口述档案研究的文献数量逐年增加，这说明，越来越多的相关工作者注意到口述档案的研究，并推动了这项研究的发展。另外，每年均有硕士论文涉及口述档案研究，由数据可知，最多的是2014年有4篇硕士论文，但是这与口述档案研究整个大环境相比，数量微乎其微。也就意味着，近五年，我国系统化研究口述档案的学者较少。
（二）论文来源期刊计量分析
总体分布情况如下：有36篇发表于《兰台世界》，11篇于《北京档案》，9篇于《云南档案》，6篇于《档案》，《档案学通讯》6篇，《档案学研究》、《中国档案》和《云南大学》各有5篇，其余则零散分布在相关期刊或学位论文集中。其中发表在核心期刊上的文献共38篇，约占总量的27.34%。略高于四分之一的数量分布在核心期刊上，这说明近五年我国口述档案的研究质量有待提高，得到知名专家认可的成果有待增加。而《兰台世界》是吸收口述档案数量最多的期刊，在口述档案研究方面是影响力相对较大的期刊。
（三）论文被引用情况计量分析
论文的被引频次是评价论文质量的有效指标之一，同时该指标也能反映出论文作者的学术影响力和受关注程度。通过表2可知，有56.83%的文献是一次都没有被引的，被引1-2次的占25.90%，引用三次（包括三次）以上的文献占17.27%。其中，上海大学图书情报档案系的潘玉民，2012年刊登于《档案学通讯》上的《再论口述历史档案资源建设》一文被引13次，有同等引用次数的另一篇文献则是云南大学子志月的博士论文《云南少数民族口述档案开发利用研究》。分析这些数据可知，经典的口述档案研究著作较少，现有的研究角度比较分散，各研究之间的关联度有待提高。
（四）研究单位计量分析
根据统计，研究者来自高校的文献数量为88篇，占文献总量的63.31%，其中云南大学发文25篇，在众多高校中排名第一。研究者来自档案馆（局）的文献有10篇，占总量的7.19%。可以看出，高校是口述档案研究的中坚力量，是研究队伍中的主导者。而档案馆（局）在口述档案方面的研究相对较少，远远没有发挥机构的优势。
（五）论文主题计量分析
1.口述档案概念属性研究
云南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的陈子丹在其《口述档案及其相关概念辨析》中提到我国史学者将采访者与受访者“双方合作谈话的录音整理成文字稿”，或将历史事件“当事人或知情人的口头资料，经与文字档案核实，整理成文字稿”视为口述档案，应当说还是比较恰当的。丽水市档案局的毛清英与王正媛在《历史的见证 永恒的记录——关于“口述档案”档案属性的探讨》中谈到，由于“口述档案”的形成与所记录的历史活动具有不同步性。因此无论是在形成目的还是形成过程上，档案似乎都不宜作为“口述档案”的属概念。毛清英与王正媛认为“口述档案”具有参考价值，我们不必争论口述内容是否具有凭证作用，而应该探究其中的文化价值。他们也提出口述档案只是对对口述者这一口述行为具有凭价价值。严永官的看法也大致如此，他认为“口述档案”没有必要也并不能够作为一个独立的概念提出并加以研究。尽管口述史料在凭证作用方面有其特殊性，但仍然并不排除它可以进入档案行列，只是需要经过一定的手续。
2.“口述档案”价值、作用方面相关研究
郭波认为口述档案可以拯救和保护历史文化遗产、填补历史空白、为史学研究提供准确的文献资料，改善和充实档案馆馆藏，更好地发挥档案馆的服务功能，也可以对青少年进行有效的形象教育。张威认为，与文献史料相比，口述档案的形成直接来源于具体口述者，由于他们的社会地位、价值取向、知识结构、思维方式、生活环境等因素，都会直接或间接地体现在他们的口述史料中，对同一历史事件的视觉角度和感受程度是各不相同的，从而对同一件事情拥有不同的个人记忆。朱天梅和倪丽娟在其著作里提到，现有的馆藏档案和一些实物记录多是反映官方的活动，缺少普通民众的视角与声音，口述档案恰恰就是这部分文化情境的再现，它不仅可以作为历史的补充，更能相互印证，还原历史的本来面目。陈维维除了提到口述档案有挽救文化遗产和研究参考价值外，提出口述档案的经济发展价值。这是在少数民族口述档案对当地经济的发展视角下所提出的具有经济效益的价值。
3.口述档案开发利用研究
云南大学子志月提出了开发利用云南少数民族口述档案的一些措施：提高民族文化自觉意识和档案开发利用意识，建立开发利用的长效机制，加强档案资源、人才队伍及档案资源信息化建设，开发档案信息资源为云南民族旅游业和文化产业服务，开展国际交流与合作等。孙丽娜在对云南省佤族口述档案的开发利用研究中，提出口述档案开发利用应遵循的原则：开发利用需要有规划性；特色性；协同性以及物质性与精神性，同时提出有举办展览、出版口述历史书刊、拍摄纪录片等利用途径。马波粉提出口述档案保护机制：树立和提高口述档案意识；口述档案保护的政策倾斜和人文关怀；口述档案保护工作的规范化和标准化体系建设。
4.高校与少数民族口述档案收集研究
吴雯在《高校口述档案征集工作述略》中对高校如何进行口述档案的收集步骤进行了较为全面的叙述：制定访谈计划，查阅资料了解相关背景，预约口述者，访谈，加强与校内外及媒体的交流与合作，合影，整理，请口述者签字审核，归档。少数民族口述档案研究，主要涉及云南少数民族的有11篇，关于湘西地区和新疆地区各有1篇。比较系统化民族特色口述档案研究当推陈祖芬对妈祖信俗口述档案的收集研究，2011年、2012年和2013年均有相关研究成果发表。
5.其他问题的研究
有一篇论文涉及口述档案所有权问题，胡红霞认为：“青田华侨发展史口述档案著作权、所有权归研究者所有，与口述者有关，口述者有署名权，但没有所有权分配问题”。张敏在其硕士论文中关于口述档案的归档问题，提出口述档案可以按照项目主题对采访进行分类。归档重在“选择”，确定归档范围时，只需从已有文件中筛选确定需要长久保存的部分。访谈记录时“三级校核制”：第一级是转录者本人，第二级是访谈者，第三级是受访者。
三、存在的问题
综上所述，我国档案研究者的注意力更多的是在口述档案的开发利用上，这是我国口述档案研究近几年取得进步之处。但是总体上看，口述档案研究尚处于不成熟的阶段，还是存在一定的问题。第一，目前我国研究者对口述档案的开发利用，更多的是在理论上进行分析，提出一系列的原则和方法。而真正在实践中分析遇到的问题，并提出科学解决方法的研究太少，除了陈祖芬于2013年发表在《档案学通讯》的《妈祖信俗口述访谈记录的转录与档案整理》一文，没有在实践中较全面的分析口述档案转录与整理的文献。第二，少数民族口述档案的研究虽然占现有研究的比例相对较大，但是目前研究的少数民族个数依然是小部分，与我国丰厚的文化背景相比，只是冰山一角。第三，高校和档案馆（局）的投入精力差距太大，档案馆（局）没有充分发挥带头模范作用，研究成果较少。
四、建议
根据近五年的研究现状，提出以下建议：第一，政府制定系统的规章制度，督促档案馆（局），并鼓励高校研究者，深入社会深处，对口述档案展开实地收集工作。沈固朝曾说：“今天急迫的问题，不仅仅在于档案工作者应重视口述资料的搜集，而且应把它作为一项具有抢救知识财富性质的工作来做”[17]目前形势更加紧迫，我们要在实践中发现问题，在现有理论指导下，不断修正口述档案收集体系，从而更好的拯救口述档案。第二，各省档案馆（局）应按各自所在的行政区域地理位置特色，对我国不同的民族特色进行系统的分析，明确各自的任务，做到一国之内整体规划，各省之下子目标明确。以此来保证少数民族口述档案的完整性，也能够确保提高收集效率。第三，档案馆（局）要统领口述档案研究工作，可以与高校合作，同心协力，资源共享。另外，要重视档案馆（局）内部工作人员专业素质的提高，必要情况下可以将研究成果作为每年的工作考核指标。最后，档案工作者在口述档案工作中要谨记“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
参考文献
[1] 徐娜.西北五省区公共图书馆专业人员发表学术论文计量分析[J].图书馆理论与实践，2013（04）：83-86.
[2] 陈子担.口述档案及其相关概念辨析[J].云南档案，2012（07）：24-25.
[3] 毛清英，王正媛.历史的见证永恒的记录——关于“口述档案”档案属性的探讨[J].黑龙江档案，2015（04）：52-53.
[4] 郭波.谈谈口述档案的社会适用性[J].兰台世界，2013 （S2）：72.
[5] 严永官.由档案凭证作用的异化看目前对“口述档案”的争议[J].档案管理，2013（03）：20-22.
[6] 张威.浅谈档案馆口述档案的价值及征集途径[J].北京档案，2013（05）：19-21.
[7] 朱天梅，倪丽娟.民族文化传承视阈下的口述档案价值研究[J].兰台世界，2015（05）：18-19.
[8] 陈维维.试论广西口述档案的价值[J].兰台世界，2011 （24）：14-15.
[9] 马波粉.我国口述档案保护机制的建立研究[J].黑龙江史志，2011（21）：25-26+39.
[10] 子志月.云南少数民族口述档案开发利用研究[D].昆明：云南大学，2013.
[11] 孙丽娜.云南省佤族口述档案开发利用研究[D].昆明：云南大学，2014.
[12] 吴雯.高校口述档案征集工作述略[J].兰台世界，2013 （29）：42-43.
[13] 胡红霞.口述档案的所有权研究——以青田华侨史口述档案为例[J].山西档案，2014（05）：78-80.
[14] 张敏.口述档案研究[D].合肥：安徽大学，2012.
[15] 陈祖芬.妈祖信俗口述档案建档范围的确定[J].档案学通讯，2011（06）：97-100.
[16] 陈祖芬.妈祖信俗口述访谈记录的转录与档案整理[J].档案学通讯，2013（01）：16-19.
[17] 沈固朝.档案工作要重视口述资料的搜集[J].档案学通讯，1995（06）：24-26.
作者：王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