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面小编整理了一些《徐特立的学校管理论文(精选3篇)》的相关内容，希望能给你带来帮助!【摘要】在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下，徐特立在中央苏区创建工农民主教育，以及任职延安自然科学院院长期间的实践教育活动，开创和发展了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教育事业。
徐特立的学校管理论文 篇1：
徐特立考察国外教育之思想探析
【摘 要】徐特立是中国现代教育的先驱之一，是中国著名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教育家。1910～1924年间，他曾东赴日本考察小学教育，后留法勤工俭学，又考察了法国、德国、比利时等国教育。期间，他通过撰文、回国演讲等方式，向国内民众介绍了考察它国教育的心得，由此阐发了他关于“大力普及小学教育；反对专制，民主办校；工读并进，学以致用；勤俭治校，注重效率”等具有现代教育理念的思想主张。在深化教育改革的今天，重温徐特立考察国外教育之思想主张，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关键词】徐特立 考察 国外教育 思想主张
徐特立是中国现代教育的先驱之一，是中国著名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教育家。在清末民初中国社会处于内忧外患的时候，为实现“教育救国”的梦想，1910年，33岁的徐特立东去日本考察教育。五四运动后不久，他又远涉重洋，西赴欧洲强国法国留学。留法期间，他考察了法国的教育。之后，又相继去德国、比利时等国考察教育。在留学，考察它国教育的活动中，徐特立认真思考，撰写了多篇考察调研文章，回国后，他又作了多场演讲。在文章和演讲中，他针对中国教育的现状，提出须极力追赶先进，革旧布新，虚心借鉴他人教育经验，从而阐发了他具有现代教育理念的思想观点。
一 徐特立赴国外“留学”，考察教育之活动概略
“徐老有一个明显的特点，就是作为一位老教育家，他不像当时许多办教育的人一样不问政治、不管国事，而是很关心政治，很关心国家命运。他的一生是随着革命潮流而奋进的。”1905年，以孙中山为首的中国同盟会成立，其时，关心国事与民族前途的徐特立由相信康梁而“走上了反康梁而相信孙文的道路”。
1905年，徐特立科举考试落第，后考入宁乡速成师范。此校由曾留学日本、具有民主革命思想的周震鳞担任校长。徐特立在这里学习4个月，民主革命意识有较大提高，教育思想有较大转变，科学知识也有较大的增进。受周震鳞等人的影响，又目睹国内真正有志于教育改革的人并不多，认为长此以往，不仅教育改革无望，国民文化水平无法提高，而且对于革命事业的发展也极为不利。他觉得自己应该主动担当起这一责任，于是，他接受周震鳞的建议，决定先到外省学习，然后东渡日本去考察，研究中小学教育。
1910年春，33岁的徐特立在江苏教育会办的小学教师培训班学习。学习期间，他到上海多所小学参观考察，并参加了一些学校的教学改革活动。举办培训班的俞子夷曾留学日本多年，他鼓励徐特立到教育发达的日本去考察。1910年7月，徐特立东去日本考察2个月，在湖南留日学生的帮助下，他阅读了一些介绍日本教育的书籍，如《小学校事汇》《三千个优良小学校》等，这些书对他影响较大，此后被他反复提及。据日本学者大塚丰介绍，《小学校事汇》由日本教育学术研究会编写，1904年出版，主要内容有12篇，包括小学教育的沿革，小学校的各类法规，小学教育的近况、组织、设施、事务、职员，讲授与管理的训练，教育行政的现况，小学与社会，参考书，内务等。在这本书出版之前，日本的有关教育书籍大都是从西方国家的著作翻译过来或改头换面编写成的，介绍的多是欧美的教育思想和理论，而此书却是根据日本小学教育的实际情况，搜集第一手资料加以具体系统分析研究而写成的，这在日本尚属首次。徐特立注意到这本书，而且认真地翻阅了此书。这说明他很注意联系本国实际办教育的经验，同时也表现了后来他成为教育家的超前的卓越胆识。
五四运动前后，徐特立在湖南参加了反帝反封建的爱国运动。在驱逐湖南反动军阀张敬尧的斗争中，他成了斗争的骨干。五四运动后，留法勤工俭学运动兴起，1919年9月，徐特立离开上海远赴法国，11月到达法国马赛，至1923年9月，他在法国半工半读，达4年之久。留法时他已经43岁，有人问他何必去吃苦做“扶拐棍的学生”？他认为：“年老的人多半在社会上有些权柄，倘若全不求学，社会上受害就不小。”因此，他下决心要做一个进步的老人，不远万里到法国一边做工，一边学习自然科学，考察社会。1923年9月离法赴德国考察教育，1924年1月离开德国去比利时考察教育，7月回国。除此之外，1928年5月，受党中央委派，徐特立去莫斯科参加中国共产党“六大”，并去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俄语和马列主义，1930年回到中国。
二 徐特立考察国外教育之思想主张
在国外留学和考察教育期间，徐特立带着问题学习、思考他国办教育的方法和经验，反思本国教育的弊端与改革的办法，他经常给同仁寄信，并在报刊发表文章，如《徐懋徇由巴黎致湘学界书》《致留法湖南勤工俭学学生书》《徐懋徇自法来函：报告归国原因》《法国小学状况》《请湘教育界诸公注意》《致黎邵西书》等文。回国后，他在湖南教育界结合自己的学习考察心得作了多次演讲，如《在法比游学归来的讲演》《欧洲义务教育现状》《法国小学教育状况》等。反思中国教育，主要是中小学教育中的弊端，提出应借鉴日本、法国等国教育制度与办学经验。他根据湖南的实际情况对办好教育，尤其是办好中小学教育，极大地提高本民族的思想文化素质，阐发了一些具有新的现代教育理念的思想观点，这集中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大力普及小学教育
自清末废除科举制度以后，中国的小学教育普及与日本、法国等国比较，速度很慢。徐特立比较中国与它国在普及小学教育上的差距，直指当时本国的弊端：“我国的教育现象，最受影响的就是什么玉皇、观音，操之一般无聊的无知识宗教家，这是中国教育不进化的现状。”且认为，中国教育没能普及的根本原因是人民无权自治。要实现义务教育，应该从乡自治办起，多办小学，因为“教育之基础在小学。根沃者枝茂，源深者流长，固其理。”民国成立后，徐特立下决心要在湖南从大办小学教育开始，从而达到普及基础教育之目的，他和好友，时任长沙县第一任知事的姜济寰商议，准备在长沙县办1000所国民小学，姜济寰还向他提出为了满足师资需要，有必要大力培养师资。他委托徐特立先在长沙办一所师范学校。在艰苦努力和多方筹措下，1912年，徐特立在长沙创办的长沙师范正式开学。在姜济寰、徐特立、朱剑凡等人的辛劳操办下，后来，在长沙办成了800所小学，成绩卓著，颇受湖南教育界称道。除此之外，他还办夜学等补习学校，招收社会上从事苦力劳动的学生就读。如黎明州、廖奕等就是徐特立招进长沙师范读书的苦力学生。为了普及小学教育，让穷苦人家的孩子读上书，他反对湖南省当局的错误教育政策。当时，湖南省教育司司长主张贵族式教育，要裁减学生，兼任湖南省教育司科员的徐特立力争无效，最后，丢下委任状，弃官而去。
徐特立留法时了解到法国的国民教育即公共义务教育，成效显著，他写信给姜济寰，提请在国内办小学时主意：“教育程度不必高深，普及最要。足下仍须用民国元年之精神，极力提倡。”与此同时，徐特立还极力支持举办女子教育。五四运动以前，中国能够接受学校教育的女子凤毛麟角，五四运动中，由于西方新思潮的传入，一些激进的民主主义者与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大张旗鼓地宣传妇女解放的主张，这就大大地刺激了社会各界对妇女教育问题的关注。无疑，这对设立女子学校起到了巨大推动作用。鉴于长沙女子学校太少之缘故，徐特立大声疾呼：“学龄儿童，须强迫入学，女子尤须注意！”“女子补习学校，宜从速设立，一年或半年毕业。俾成年女子，略识之无，可以做工，可以经商；程度稍高者，可以办公。”为解决师资严重匮乏的问题，他通过自己创办的长沙师范大力培养师资。徐特立普及小学教育的思想与时俱进，后来在延安期间，他提出新民主主义教育“是不分男女成分、民族国籍、一律平等、免费的……进行普及的民主教育”。
2.反对专制，民主办校
徐特立留法和考察德国、比利时等国教育，尤其是对法国教育的办学新风印象深刻。期间，他深受西方人文主义思想家“自由、平等、博爱”思想的启蒙和影响，看到法国教育民主管理，风气甚浓。回国后他在创办的长沙师范和长沙县五美小学等学校中，积极倡导民主作风，反对专制主义。在民主治校中，他采取多项措施使师生行使自己的民主权力。如他在一些公立学校，破天荒地提出在学校组织“校务会议”，吸纳学生代表参加，让他们反映学生意见，使师生平等参与学校管理。又如开放校禁。清末民初，受封建教育思想和新式教育思想的交叉影响，教育事业处于传统向现代过渡、新与旧交替的阶段，但是，多数学校仍墨守陈规，对文化专制主义的风气未有大的触动，即使是新办学校大多还实行封建家长式管理，学校大小事，均由校长一人说了算。徐特立针对此种不民主的风气，他在自己管理的学校率先示范民主管理。长沙女子师范是他一手经办的私立学校，为了发扬民主，组织成立学校董事会，董事会集体讨论产生校务委员会，选出五个常务委员，轮流处理学校的日常事务。这些做法在湖南各校开了民主治校的风气。在西方，尤其在法国等国家，妇女得到解放，女权与男权无异，妇女权益得到了应有的尊重和保障。中国通过五四运动，妇女处境虽有所改善，但还有很多权利没有争取到，就连在校女生都受到有形或无形的禁忌羁绊。为此，徐特立带头在长沙师范开化良好校风。过去不允许学生随便走出校门，徐特立当校长时“允许学生在课余时间自由出入。过去不许女生过问政治，现在可以参加社会活动了。”有时，他还带领学生进行郊游，打破学校对女学生的长期禁锢状态。湖南省立第一女子师范和其他学校一样，规定女生学习期间不准怀孕，否则取消学籍。后来遇到一个湘潭籍的早婚女生许德耀深夜临产，徐特立打破原来的规定，允许她在校分娩。1912年春，春柳社在长沙文庙里演文明戏，徐特立带领学生去看戏、学戏。可想而知，徐特立在当时的背景下，要力革旧制、大倡民主、以人为本，那是需要何等的魄力和勇气。徐特立之所以敢这样做，这与他留学时目睹了法国女子活动自由有很大关系，而这些行为的背后却蕴藏着深刻的男女平等、自由，要彻底变革社会制度的思想。
3.工读并进，学以致用
受儒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思想的影响，封建社会的教育是一种“治术教育”，是以培养“君子”或士大夫之类的“治术人才”为目的，封建时代的教育思想、内容与方式，基本上与生产劳动脱节。而且当时一直流行“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治于人者食人，治人者食于人”的思想观念。徐特立对培养封建士大夫的教育思想、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极为不满。他深受国外的教育思想理念的影响，坚决反对“劳心者要受教育，劳力者不需要受教育”的观点。在日本考察期间，徐特立对于学生要结合所学知识，开展勤工俭学有了初步认识和了解。例如，东京的鲛桥小学，学校的作息时间与工厂上下班时间配套，学校为了使在工厂做工的学生无论什么时间下班都能有书读，便设立二部和三部。二部是上下午开两班课；三部是上下午开三班课。这就使学生做工学习两不误，这是日本半工半读学校的基本做法。1915年9月，新文化运动兴起时，蔡元培等人曾提出了“劳工神圣”的口号，这一口号影响甚大。五四时期的勤工俭学运动主张以勤工为手段，解决学生学费问题，并创造“工读并进”“学以致用”“学用一致”的新生活。这一做法，可以说是对封建教育的严厉批判，也是对中国现代教育内容和教育方式的有益探索。徐特立留法期间，抱着学习西方科技、“输世界文明于国内”，以期改革本国教育，改良中国社会的愿望，他“赞成工学主义，赞成勤工俭学到底”。回国后他主张学校可实行半工半读。在长沙，他不遗余力地办工人夜校、农民夜校，显然，与他受到勤工俭学思潮影响有关，他认为应该让劳力者有享受教育的权利。新中国建立后，徐特立在兴办社会主义新教育的过程中，一再强调办教育就要贯彻“劳力与劳心并进，手和脑并用”的思想观点，“所谓‘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是剥削阶级的思想。”勤工俭学的作用是为了培养学生“学以致用，从用中去学”打下基础。我们必须懂得：“知识是从实践中来的，劳动才能创造世界，劳心者只是学习前人的实践经验，把实际理论化。光劳心不劳力，把心吊在半空中，光用脑不用手，瞧不起用手的人，在我们的社会里是行不通的；光劳力不劳心也会变成狭隘的经验主义者，所以劳心必须和劳力并进，手和脑应该并用，这就是我们提倡勤工俭学的实质。”
4.勤俭治校，注重效率
在国外考察中，他对勤俭治校，注重效率的做法是特别赞赏的。1910年，他在日本考察教育时对日本教育大加赞赏，日本学校十分注意人力、财力、物力的节约，不搞铺张浪费，注重工作效率的提高。他曾访问过一所叫做“实践女校”的学校。这所学校的行政人员，就只有校长夏田戈子一人，其余都是教员。校内的日常事务，均由学生自理，学生亦即工作人员。学校的房屋设备，都能充分发挥效用，一室多用，如缝纫教室，只要把工作台搬走，就成了室内操场。学校课程的开设，也注意结合培养学生学习能力的需要，根据学生将来从事实际工作需要而开设，如“家政”课之类的开设。由于学校勤以做事，俭以办学，因此，学校环境整洁清雅，教学安排井然有序，效率很高。徐特立非常佩服这位精明能干的校长，认为其经验值得学习。后来，他回国后，在创办长沙师范时，他就以“勤、俭、公、实”四字为“校训”。他经常告诫学生：“我们不论在什么时候，都要注意节约俭朴，不要铺张浪费，你们从小就要养成这样的习惯。”
徐特立留学，考察国外教育的思想，对我们今天不断深化教育改革仍有重要的启示意义。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全面深化改革的决定》提出我们要加大教育改革的力度，要为国家、为民族培养大量的“爱学习、爱劳动、爱祖国”的高素质的劳动者和技能型人才，重温徐特立考察国外教育所提出的思想主张，我们应为此努力。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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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林劲〕
作者：莫斐雅
徐特立的学校管理论文 篇2：
徐特立新民主主义教育思想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贡献
【摘 要】在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下，徐特立在中央苏区创建工农民主教育，以及任职延安自然科学院院长期间的实践教育活动，开创和发展了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教育事业。他主张教育要为政治、经济服务，明确人的全面发展是教育的目的，提出“三位一体”即教育、科研、生产的科学技术教育思想，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新民主主义教育思想，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教育思想，促进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毛泽东教育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
【关键词】徐特立；教育思想；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徐特立（1877-1968），字师陶，湖南长沙人。徐特立是中国优秀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和教育家。毛泽东曾说过，当时最敬佩的两位老师，一位是杨昌济先生，一位就是徐老。徐特立毕生从事教育工作，坚持实事求是，谦虚好学，全心全意为人民办教育的理念，从乡村私塾教师到教育界的“长沙王”，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为党的教育事业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作出了重大贡献。
一、徐特立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教育实践活动
（一）在中央苏区创建工农民主教育的实践
在苏区，徐特立担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教育人民委员部副部长。当时苏区的文化教育非常落后，农民大都不认识字。毛泽东对苏维埃共和国的文化教育制定了总方针，“使广大中国民众都成为享受文明幸福的人”。为了贯彻党的执行方针，为了扫除文盲，徐特立提出《识字运动的办法》，指出：“识字最好的方法，就是同吃饭的，同睡觉的，同工作的人，从二人到五人，编成一小组，把所有识字的人，和不识字的人配合，用所有识字的，教所有不识字的。”在扫盲教育方案实施的具体方法上，他将教育方案与群众的实际生活相结合，提出“老公教老婆、儿子教父亲、秘书教主席、马夫教马夫、伙夫教伙夫、识字的教不识字的”的通俗的识字方法。他还在各地创办扫盲教师训练班，到区、乡指导成立识字委员会，识字分会和识字小组，培养扫盲骨干。徐特立为了普及苏区的教育，创办了很多类型的学校。1933年4月在瑞金县郊的沙洲坝的晒谷场边的茅草屋建立起列宁小学，他亲自担任教员，解决了附近孩子识字的问题。1932 年春他创办中央列宁师范学校，并亲自担任校长。1932年3月，徐特立在瑞金开办闽瑞师范，担任校长，他采用上大课的形式主讲主要课程，主要培训小学教师。这些学校为当时中央苏区普及小学教育和扫盲运动培养了骨干力量。
（二）在延安时期的教育实践活动
红军长征在陕北胜利会师后，徐特立随即在陕北全面开展教育工作。为了扫除文盲，徐特立提倡新文字，开展冬学运动进行扫盲。1936年，他在党中央西北办事处志丹县办了一所夜校，用新文字拼音识字，取得很好的效果；同年冬天，他又在保安创办扫盲师范，招收的学员大都是文盲，还有一部分残废的红军战士、农村青年和小学教师。用新文字进行教学，经过几个月的训练，学员摘掉了文盲的帽子，还成为延安时期运用新文字开展扫盲运动的主力军。1937年5月16日，延安成立新文字促进会，徐特立当选为理事。同年9月，徐特立制定《关于推进新文字的指示信》《关于发动识字运动月的指示》，这两个文件以西北办事处教育部名义在《新中华报》发表，冬学扫盲教育从此成为边区的一种经常性的学制。
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创办了第一所理工农综合大学延安自然科学院，1941年至1944年徐特立担任院长，是任期最长的一位院长，为党和国家的事业作出了重大贡献。当时自然科学院的食物、衣着以及教学用具供应严重不足，徐特立鼓励师生发扬艰苦奋斗精神，亲自带领大家进行农副业和手工业的生产劳动，来解决物资不足的问题。在学校的教学内容和质量上，徐特立负责讲授自然科学概论、布尔什维克党史、自然辩证法等课程，还邀请很多优秀分子来学校任教比如萧劲光、孙鸿儒、陈康白等，保证了教学质量。徐特立特别重视理论联系实际，学院建有很多的教学生产设施比如机械实习工厂、化工实习工厂、学校农场、化学实验室和生物实验室等，让学生轮流参加实习，还聘请边区工农业生产部门的负责人或技术员到学校指导学生学习。在徐特立等人的领导下，延安自然科学院为党和国家培养了一批科技人才，取得了很多的科技成果，如把马兰草变成了造纸的原料，对南泥湾开发建议和方案，以及提制燃料、试制麻棉等等。
二、徐特立新民主主义教育思想的主要内容和贡献
（一）教育要为政治、经济服务
毛泽东教育思想的基本观点是教育要为政治和经济服务。徐特立坚决贯彻毛泽东的教育思想，同时，他也認为在革命的重要组成部分中也包括教育，教育是为革命服务的。在中央苏区期间，教育人民委员部与少共中央局共同签发的联席会议的决议中指出：“目前教育工作的方针，就是满足战争的需要和帮助战争的动员。进行广泛的马克思共产主义的教育。”[1]（P.14）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小学制度暂行条例》中，指出：“共产主义的文化教育是革命的阶级斗争的工具之一，必须运用实际斗争的教训和经验来施行教育，使教育与斗争联系起来。”[1]（P.97）以上两个教育方针和政策，徐特立都参加了制定。抗战时期，徐特立指出教育在抗战的中政策是：“一、改变教育的旧制度、旧课程，实行以抗日救国为目标的新制度、新课程。二、必须实行义务的免费的教育方案，提高人民民族觉悟的程度。三、实行全国学生的武装训练，以作全国皆兵的模范与准备。”[2]（P.44）在这个政策中可以看出教育是为抗日战争也就是为革命服务的，教育可以在抗战中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徐特立还指出了教育在抗日统一战线中可以发挥重要作用。他说教育的内容要紧紧围绕统一战线，否则就会造成孤立的状态，教育全党和人民群众要用统一战线的政策策略。新中国成立初期，徐特立主张社会主义教育要为新政治服务，指出：“教育还有积极的消极的两方面。消极方面是要肃清反动的残余的教育，积极方面是要充分地实现政协的文化教育政策以准备迈进到社会主义。”[2]（P.201）
徐特立还主张教育与经济具有内在联系，教育的性质和发展方向是由经济制度所决定的，教育是推动经济发展的不可或缺的力量。在苏区和延安时期，徐特立通过创办学校、培养教师、自编教材等活动，大力开展扫除文盲运动，提高了人们的文化知识水平，为农村革命根据地的建设输送了一批经济建设的精英干部。在担任延安自然科学院院长期间，徐特立注重理论联系实际，将科学技术与生产劳动相结合，不仅培养了大量科技人员，也为抗战期间经济发展作出了贡献。解放后，关于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对教育的定位，他指出：“社会发展，首先是经济发展，生产发展，扩大再生产，发展扩大再生产一定会增加新的品质和新的种类，这就靠技术的提高，也就是文化的提高。” [3]（P.485）
（二）明确教育目的是人的全面发展
第一，德智体全面协调发展。1912年，徐特立为长沙师范学校制定的校训是“公、诚、俭、朴”；为湖南第一师范学校编写的《小学各科教授法》讲义中，提出修身科的教授目的就是把学生培养成“诚实忠良之国民，以进于社会道德之生活”，并阐述了体操科和其他文化科的教学目的和要求。可见徐特立在入党前就非常重视德育、智育、体育这三个方面的教育，并将这种思想运用在他长期的教育实践活动中，他的思想对青年毛泽东的教育观有深刻影响。毛泽东在1916年致黎锦熙信中说到：“古称三达德、智、仁与勇并举。今之教育者以为可配德智体三言。诚以德智所寄，不外于身；智仁体也，非勇无以为用。”[4]（P.59）抗日战争时期，徐特立在陕甘宁边区第一次明确提出人类全面发展的观点是包括德育、智育、体育三个方面。徐特立认为德育是人的全面发展的灵魂和统帅，应培养青少年的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确立共产主义方向，进行集体主义教育，和“五爱”教育；对学生进行智育，就是用现代文化科学知识去武装青少年的头脑，批判性地学习古今中外一切的知识遗产；体育是人的全面发展的物质基础，身体健康是革命和建设的本钱，他认为青少年应当锻炼身体，强健体魄，要有战胜任何艰苦环境和恶劣条件的体质。
第二，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毛泽东于1934年在苏维埃文化教育的总方针中提出，苏维埃的教育要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进一步强调劳动分子要知识化，知识分子要劳动化。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是毛泽东教育思想的重要原则。徐特立在他的教育生涯中，认为要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必须将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他指出劳动者是世界上的第一等人，劳动者是最伟大的，为了能够更生动地说明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道理，他以神农种田，轩辕做衣，舜帝烧窑，孔夫子的“执御乎”以及古人读书兼种田的事例进行了说明。他放弃在国内的工作去欧洲勤工俭学，就是为了做世界上第一等做工的人。他指出：“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上提出的教育政策，其一是对一切儿童施以免费的普通教育，另一是教育与生产联系起来。可见生产是教育的内容，同时也就是科学的内容。”1958年，徐特立主张“劳力与劳心并进，手和脑并用”，来告诫青少年同志，读书学知识必须经过生产劳动去体验，不能做四肢不勤和五谷不分的“书呆子”。
第三，注重人的个性发展，加强培养创新性精神。徐特立指出，人的各方面都平均发展并不是真正的人的全面发展，应当在德智体全面协调发展的基础上，根据青少年的不同的个性，因材施教，加强培养青少年的创新性精神。早在他担任长沙师范学校校长时，就十分注意学生的个性发展，并培育了一批有創造性的优秀人才。如学生们经常把自己创作的诗歌、杂文、谜语、打油诗贴在教师的窗户上，徐特立将其中一些思想新颖和文笔流畅的作品刊登在自己主编的《教育周报》上。这对学生的支持和鼓舞很大，学生继续创办窗户报，还以“祖鞭报”“晨钟报”“晚钟报”来命名刊名。当时田汉是“祖鞭报”的主编，徐特立发现田汉爱好文学且很有天赋，便着重培养他。田汉家境贫困，买不起课外书，徐特立就将自己买书的折子送给他，让他在书店自由选购；在生活上也给予了田汉很多的帮助；徐特立亲自推荐田汉到日本读书深造。田汉在徐特立的精心培育下，通过自己的刻苦努力，谱写出《义勇军进行曲》的歌词，成为中国著名的戏剧家。在中央苏区时期，徐特立提倡要充分尊重学生的自主性和创造性，对学生的个性发挥和奔放不能加以限制。在延安时期，他指出革命教育事业的本质，就是培养高度自觉的具有创造性和革命性的青少年来建设新社会。
第四，“以学为主”的科学教育方法。徐特立从中国教育的实际出发，结合自身七十多年的教育实践，概括出“以学为主”的科学教育方法，体现了“群众本位”教育思想。他指出：“教者校也，是外来的东西；育者养也，是内发的东西。”[5]（P.116）因此，在教育中要重视“育”，体现在教学中就是要“以学为主”。在学习方法上，徐特立指出要“定量”“有恒”，就是要量力学习，不可贪多，要经常不断，持之以恒。他还说“不动笔墨不读书”，读书做笔记很重要。在教学方法上，徐特立总结为“典、显、浅”。其一，“典”。他指出：“典就是有根据的东西，即是有事实根据的东西。如有时我们喊‘典故’，‘典故’是过去的事实。如喊典型，典型的东西也是一个事实。如喊法典，法典是个规律。解决问题要有根据，有根据的，是唯物主义的，没有根据，则是唯心主义的。有根据有事实的东西，大家容易懂，也容易大众化。”[2]（P.245）其二，“显”。他解释道：“所谓显，就是教的东西要是明显的，大众周知的，大众经常遇到的，普遍存在的，显著的。凡是明显的东西，是不待研究、不待分析就清楚的东西，眼一看耳一听就明了理解的东西。”[2]（P.245）这就给教师提出更高的要求，需要教师要把教学内容吃透，然后以通俗易懂的语言，生动直观地教授给学生。其三，“浅”。他说：“我们之所谓浅，不是肤浅之浅，不是停止在常识方面，而是由浅入深，由常识到科学。由浅入深，是每个人都能干的，由浅入深，由粗到细，由近到远，由感性到理性，是大众能够接受的东西。假如长期停止在常识方面，则会使学生不感兴趣。”[2]（P.245）实际上就是在教学中强调循序渐进的方法。
（三）“三位一体”的科学技术教育思想
徐特立不仅热爱教育事业，他在担任延安自然科学院院长时，在马克思主义科技思想的指导下，还提出“三位一体”即教育、科研、生产的科学技术教育思想。科学技术教育发展的关键就是要解决好这三者的关系。抗日战争时期，他明确提出：“科学教育与科学研究以方法和干部供给经济建设机关，而经济机关应该以物质供给研究机关和教育机关。三位一体才是科学发育的园地。”[5]（P.202）因为“一切科学都是建筑在产业发展的基础上，科学为生产服务，同时生产又帮助了科学正常的发展。技术直接的和生产联系起来，技术才会有社会内容，才会成为生产方法和生产方式的一部分，才会使科学家的眼光放大、能照顾全局。”[5]（P.184）“三位一体”的科学教育的思想实质，就是在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基础上，将科学技术教育研究与生产实际结合起来发展。在实践“三位一体”科技教育思想的路径上，徐特立提出必须在组织上有所保障。他提出延安自然科学院要与军工局、建设厅等机关所属的工厂和农场密切联系，组织成立“学校管理委员会”，工厂和农场的负责人也加入进来，学校根据工厂和农场的需求来培养人才，军工局、建设厅和自然科学院之间密切合作，解决彼此的困难。在徐特立的科技教育思想的带领下，当时延安自然科学院的许多领导和教师都担负两方面的工作，一是教育科研工作，二是应用科研工作，既提高了自身的科研能力，也让科研成果及时地应用在经济建设中。
总之，在长期的中国革命教育的实践中，徐特立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新民主主义教育思想，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教育思想，促进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毛泽东教育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徐特立的教育思想对中国教育的发展和创新，仍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参考文献：
[1]苏区教育资料选编[M]，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81.
[2]徐特立教育文集[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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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毛泽东早期文稿[M]，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95.
[5]徐特立文存（第二卷）[M]，广州：广东教育出版社， 1995.
[责任编辑：褚永慧]
作者：管桂翠
徐特立的学校管理论文 篇3：
民国初年湖南教育管理人才流动原因初探
摘 要：特殊的时代背景和宽松的管理制度、优质教育管理人才的极度匮乏、教育管理人才的私人交往及“传道济世”的群体精神共同推动了民国初年湖南教育管理人才的频繁流动，对民国初年湖南教育的发展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关键词：民国初年;教育管理人才;流动原因
民国初年湖南教育迎来蓬勃发展，私立教育进一步繁盛，尤其“明德、修业、楚怡、周南、衡粹、隐储六校，既经据称设立多年，成效显著“，获得了教育部的通令嘉奖。[1]毛泽东、蔡和森、李维汉、田汉、向警予等人均在这一时期接受新式学校教育并迅速成长起来，成为新民主主义革命人才群体的重要组成部分。他们的成长成才一方面归功于自身的努力与勤奋，另一方面也离不开徐特立、朱剑凡、胡元倓等为代表的进步教育家群体不遗余力地帮助与培养。作为当时湖南教育界的名流，朱剑凡、徐特立、胡元倓等人通过身兼数职、跨校任职、创办新校等方式，认真履职学校管理，为民国初年湖南各类教育事业发展做出了贡献。作者将徐特立、朱剑凡、胡元倓等人不囿于一地一校办学，充分发挥教育管理能力的行为称之教育管理人才流动。
作者目前所及的研究成果中，关于民国初年教育人才流动的并不多见，关于教育管理人才流动的专著论文更是极为鲜见。一些教育史研究的论文和专著在描述中触及到了民国初年教育管理人才流动的基本史实，但因为研究视角的原因，大多停留在叙而不议的阶段，很少有就此深入下去的，对流动背后的原因更是缺少关注。鉴于当前相关研究成果阙如，本文拟抛砖引玉，就民国初年湖南教育管理人才流动原因进行简要探讨。
胡元倓、徐特立等人在民国前的湖南教育界已颇有声望，如果安稳于一校，日子固然轻松惬意，但他们频繁流动于省城各校，或兼任他校校长，或跨校任职，或新办学校，或任校长兼教员，工作十分繁忙。作者认为，他们舍弃安逸与轻松，选择了“折腾”与忙碌，其原因既有客观上的，也有主观上的，归纳起来，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时代背景特殊，管理制度宽松
任何事物都是一定历史背景的产物，民国初年的湖南教育同样如此。1913年二次革命后，中华民国名存而实亡，袁世凯死后更是陷入军阀混战局面，湖南地处南北军阀争夺的中心，导致湖南政局更迭十分频繁。“十余年间，掌握湖南实权的最高军政长官共更替了十三人次，其中除汤芗铭、赵恒惕督湘时间稍长外，其余均不及经年”。[2]民国前期主政湖南者，多推崇“废督裁军”“联省自治”的主张，除汤芗铭、赵恒惕外，其余主政者均来自湖南本土，为了获取学界支持、捞取政治资本，至少表面上他们都比较重视教育，其中三次出任湖南都督的谭延闿最热心地方教育，“终身关注和支持明德的发展”，从“1905年到1930年去世，一直担任明德学堂、明德学校、明德中学总理、董事长”[1]，还为多次明德发展慷慨解囊，给明德中学最大限度的支持。
另一方面，由于这一时期形成了“相对宽松的社会氛围”，使民国初期的教育“在制度化、普及化的道路上迈出关键性的步伐”，[2]尤其是关于公私学校教育管理人才选聘规章制度的确立，加上主政者走马换灯，对地方教育介入不深，对教育管理制度的细节无暇顾及，因此总体上形成了有利于教育管理人才流动的宽松环境。民国初年湖南的中小学及中等师范教育占比最大，最受政府重视。针对公立私立的不同，政府制定了相应的管理制度，其中关于教育管理人才的选聘，制度规定“省立中学和中等师范学校的校长由董事会遴选，报省行政长官任命，私立中学及私立中等师范，学校校长由董事会聘任，报省教育厅备案”。[3]私立学校经费自筹，校长人选无需教育行政管理部门批准，备案即可，公立学校校长虽需省行政长官任命，其实选聘大权交予了董事会，而董事会大部分由热心地方教育的知名人士充任，重视受聘对象的实际才学，因此朱剑凡、徐特立、胡元倓都曾得以高票当选公办学校的管理者。
二、优质教育管理人才极度匮乏
教育要发展，关键在教师，更关键者在于教育管理者。清末民初，“湘中教员奇缺，谙管理法者亦鲜其人”，[4]优质教育管理人才不足的问题十分突出。
武昌首义到长沙首应，革命如暴风骤雨，迅速席卷中华大地，政治革命极大地冲击了旧有的思想与观念，教育作为开启民智、培养人才的重要手段，受到有识之士的高度重视。洋务运动以来，清政府逐渐重视选送幼童出洋留学，留学欧美的青年才俊偏重军事与科技，极少以教育为业，导致清末教育管理人才极度稀缺。胡元倓、朱剑凡、陈润霖在20世纪初赴日本考察或学习，他们关注的焦点在教育，学习的内容也是教育理论，科班出身和系统的教育理論学习使他们成为民国初年湖南教育界不可多得的管理翘楚。徐特立虽系宁乡速成师范毕业，但也曾到上海和日本考察教育，民国前已经主持兴办教育、民国初年又赴法勤工俭学，这使徐特立视野进一步开阔，对如何办教育有了更深刻的思考。[5]优质的教育管理人才总是稀缺的，教育管理人才的培养又绝非一朝一夕可以实现，只有让已有的优质教育管理人才充分流动起来，才能最大限度发挥其作用，从而有效解决优质教育管理人才匮乏的问题。这种教育管理人才的流动，使“熟悉教育的教育者创办、主持私立学校，是近代化湖南私立教育的一大特点”，[2]直接的结果是“私立教育发达，成为民国前期湖南教育的亮点和特色”。[2]
三、教育管理人才私交甚笃，相互帮衬俨成常态
民国初年教育管理人才是极度匮乏的，真正有水平有能力有见地的教育管理者总是少数，而这些少数人之间互通声息，私交甚笃，在兴办教育上互相帮衬，必要时施以援手，是促成教育管理人才流动的重要原因。民国初年湖南教育家群体之间的关系错综复杂，虔敬有序的师生关系、血浓于水的亲戚关系、亲密无间的同学关系便于他们交流、互荐与帮衬。
师生关系者如朱剑凡与徐特立、周震麟与徐特立、胡元倓与谢祖尧，前者曾是后者业师，双方关系极为密切。1905年徐特立考入周震麟创办的宁乡速成师范学校，朱剑凡时任该校教师。徐特立担任长沙师范学校校长期间，于1912年至1915年还受聘至宁乡驻省师范学校任教，讲授《国文教授法》，[6]也曾在此期间应邀到周南上课，严格来讲，周震麟和朱剑凡都是徐特立宁乡驻省速成师范的老师，因此即使徐特立贵为一校之长，校务十分繁忙，但凡周朱二师有需要，徐特立也能毫不犹豫地答应。长沙师范学校是徐特立亲自创办并担任第一任校长，1920年任命朱剑凡兼任长沙师范学校校长时，事务繁多的他也能欣然应允并尽力而为，彰显两人的特殊关系。1924年，朱剑凡诚邀徐特立担任周南教务主任，[6]不能不说也是私交发挥了作用。谢祖尧系明德毕业生，民国初年曾留学日本，回国之后聘书纷至沓来，胡元倓知晓后，要求他优先服务母校，谢氏对胡元倓素来敬重有加，二话不说就留下来了，“担任明德代理校长近30年”。[7]后来谢祖尧还担任过湖南省立第一师范校长，对明德和一师的发展均做出了巨大贡献。
亲戚关系者如胡元倓与龙绂瑞等。胡龙二人系表兄弟关系，同是明德的共同发起和创办人，开办之初，胡元倓任监督，龙绂瑞任副监督。围绕明德发展，龙绂瑞竭尽所能，当明德因容纳革命活动被清政府打压之时，为防明德遭遇不测，龙氏亲自出面创办经正学堂作为后手。其后龙绂瑞创办了长郡中学校长，后来还担任过湘雅医学专科学校、楚怡高工、艺方女校等校的校董，但始终没有卸下过明德董事的担子。
同学关系者有胡元倓与朱剑凡、陈润霖等。20世纪初，胡元倓、朱剑凡、陈润霖等人负笈东游，同入东京弘文师范学院就读或赴日考察教育，结下同窗之好，后又一同归国办教育。胡元倓办学最早，所办明德当时影响最大，能够对其他好友的办学提供启示和借鉴，必要时候他还亲自出马，施以援手。胡元倓对民国前后的湖南教育贡献颇多，“周震麟办修业学校、陈润霖办楚怡学校、方克刚办妙高峰中学都或多或少与胡元倓有直接间接的关系”。[7]
四、教育管理人才深怀“传道济世”情结
湖南地处中部地区，思想观念并非极端保守，也有开放包容的一面，被称为近代开眼看世界第一人的魏源即来自湘西的邵阳地区。近代相继兴起了一代又一代湖南人才群体，为中国的近现代化做出了贡献，以毛泽东、刘少奇为代表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人才群体的兴起，最终实现了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使中国摆脱了百余年来被奴役和侵略的历史。湖湘文化中“经世致用”思想讲求个人对社会的贡献，主张在实现社会价值的过程中实现个人价值。民国初年的湖南教育家群体出生于晚清时代，自幼受到湖湘传统文化的熏陶，知识分子的责任与担当铭刻其心，须臾不忘。当湖南教育管理人匮乏或某些特殊关键时候需要他们挺身而出，他们也能毫不犹豫，用知识分子的铁肩担负起发展湖南教育的道义。
民国初年，实业救国与教育救国成为时代潮流，通过办教育开民智、造人才，为中国的发展杀出一条血路，是选择教育救国的知识分子的内心渴望。胡元倓在其向清政府呈递的申请开办明德的报告中，阐释其办学初衷：“窃维生存竞争，愈剧愈烈，非兴学无以图存，非毁家无以纾难”[8]充分表明其办学心志绝非为升官发财所走的曲线救国之道。正因如此，胡元倓为了办好明德可以说不顾一切。他通过“磨血式募捐”，为明德发展募集办学经费，他节衣缩食、自掏腰包，只为减少开支，他淡漠名利，一心办学，1915年因为办学成就和个人声望，胡元倓完全有望当选为湖南教育会会长，但胡元倓公开发文婉拒，他表示“兼顾明德南北两校事务异常忙冗”，因此“此次改选无论会长、干事，均不愿被选”。[9]
徐特立、朱剑凡、陈润霖、罗辀重等人办学，莫不如是。1912年辛亥革命后，徐特立曾被推选为湖南省临时议会副会长，两个月以后即辞职，“我还是回到教育界去，用教育来改革人心罢！从此以后，我就变成了一个教育救国论者”[10]徐特立离开省议会之后，应聘到省教育司担任科长，不到一月又辞职，“因为我识破了这些不过是一个做官的捷径，就仍回教育界”。[11]朱剑凡兼任长沙师范学校校长、湖南省立第一女子师范学校校长期间，只为办好学，从不计较个人待遇，因此无论是兼职管理工作，还是登台授课，朱剑凡不拿一分一厘，完全义务帮忙。醉心于办教育的朱剑凡对袁世凯复辟帝制的行为坚决反对，遭到时任湘督汤芗铭排挤，朱剑凡毫不恋栈，辞去任职一年的湖南省立第一女子师范学校职务。[12]创办楚怡工业学校的陈润霖在“辛亥革命后任湖南都督府教育司司长，不久去职，专心于楚怡学校”，[7]后来又曾于1913年受命创办湖南省立第四师范，对办学兴致颇高，对当官不屑一顾，充分体现了知识分子的风骨。娄底的罗辀重1912年接任陶龛学校校长，1915年到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攻读教育学，1920年学成归国，本来有机会留在省城担任教育厅长和国会议员，但是他婉言谢绝，回到偏僻的湘中农村继续办学，使陶龛学校名噪一时。[13]
民國初年教育管理人才频繁流动是当时特殊的政治环境、宽松的管理制度、教育管理人才极度匮乏的现实、教育家密切的私人交往和“传道济世”教育家情怀共同作用下的结果，这一结果反过来又实现了优质教育管理资源的优化配置，有效弥补了人才总量的不足，推动了民国初期中小学和中等师范教育事业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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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周若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