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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信传播模式的传播学论文 篇1：
微信时代下的社会风险传播转向
摘要：微信传播过程中的传播群体来自于自我构建，许多微信用户在一段时间内构建一定的传播群体后都会养成依赖习惯，使其逐渐减少对其它媒体的接触频率和接触时长。微信传播模式在表象上建立在“私人关系”和“私人空间”之上；而在媒体传播场域中，从“私人空间”转向公共议题的传播不仅迅捷而且数量非常庞大，完全可以形成一个无法把控的“大数据”。微信传播的潜在风险可能蕴藏在微信传播偏向之中。微信传播将媒体公共传播空间与个体私人传播空间的界限模糊起来，对相关法律规范和政策引导提出挑战。
关键词：微信传播；新媒体；媒体转型；公共议题；社会风险
文献标志码：A
新媒体环境下的媒体转型有两个突出的标志：一是在互联网冲击下媒体环境的转换，二是媒体商业化趋向下媒体功能的多元。这两大特征构成了中国传播媒体的基本特征。网络自主传播和商业化媒体趋利传播在加速和改善信息传播的速度与数量的同时，更大程度上放大了无以控制的风险传播媒体因素。中国社会科学院编制的《中国新媒体发展报告No.5（2014）》提出，中国新媒体的发展“催生了新型的娱乐、通讯、媒体和消费文化。” 如果以前我们面对互联网时代传播的弥散状态而感叹信息消费权的转移与传播的平面性结构，那么微信时代下的自主传播模式日趋扩大的转向与抑制的不在场性则更为加剧。
互联网时代，新媒体作为一个集合概念，被其不断囊括进入的是不断丰富的媒体终端。微信借助于而又游离于以电脑为代表的网络，使其具备了多样的自主传播模式。微信传播模式集聚了网络自主传播和商业化媒体趋利传播的共同特征，是两者之间非常自由的结合体。微信传播在利用媒体方式和聚集传播群体上呈现出彻底的自由状态，即对于互联网链接的上与下的自由，对于个体和群体传播再造的分离与聚合的自由。同时，微信传播过程中的商业趋利功能正在向多元化转向，各类公众账号进入到不同层级的微信用户群体。
一、微信同时构建两个传播空间
微信的伴随性使得许多电脑用户直接转向手机用户，或在使用的倾向性及时间分配数量上转向微信，极大地推进了微信用户的暴发式增长。腾讯公司提供的数据显示：“微信和Wechat（微信海外版）合并月活跃账户数达4.38亿。”目前通常认定的数据表明，微信用户已达6亿，其中中国用户达5亿，国外用户达到1亿。也就是说，微信聚集着中国新媒体传播中所具有形态的最大能量。以前我们对微信用户特征及结构的描述凸显出一点，即“整体上呈现学历低、年龄低、收入低”的状态。实事上，这种现状逐渐在逆转，微信迅速成为被广泛接受的媒体终端传播模式。
与新媒体的传播特征相一致，微信传播的社会化属性呈现日趋增强的过程。微信之前的手机用户的媒体功能主要定位于个人通信交往的使用功能，短信内容可能涉及到政治、经济、文化等一些公共议题传播内容，但从容量和形式上受到极大的限制，技术上也不便于传播群体的大量聚集，递次扩散的速度迟缓。微信改变了手机用户以个人通信交往为主的使用功能，使之具有了两个传播渠道，即个体的私密属性和向外扩散的公共属性。微信传播的个体私密属性与公共属性随时切换，放大了新媒体传播的“蝴蝶效应”。
新媒体时代标志着自媒体时代的觉醒，微信传播将自媒体时代推向了又一个跨越式的高度。新媒体改变了传统意义上的新闻人角色，向新闻产品生产、新闻信息发布、社会舆情引导提出了分水岭式的挑战。失去传统媒体的传播“中心主义”后，自媒体营造了一个真正平面的自由传播空间；当微信将公共传播空间和私人传播空间并为一体时，谣言和新闻的界线变得难以分辨。在各种动机的诱发下，风险传播的启始点逐渐向微信传播移位，最初的微信传播在一定的人群中形成舆情后，再扩散到其它类型的媒体之上，于是微信传播的意义远远不再是单一个人用户的私密传播空间。
信息自由流动是传播媒体追求的终极目标。而对于人类社会来说，不是所有的信息流动都是具有促进社会构建的正向价值的流动，都能对社会发展发挥建设性的作用。“信息的自由流通可以用于行善，但也能被用于作恶。” 2011年8月英国骚乱事件发生后，一向冷静的英国人再也冷静不下来了，英国政府向新媒体发出了严厉的声音。这引发了西方社会对在新媒体环境下社会风险传播的重新审视，因为以个体传播为基础的新媒体传播方式对社会公共传播的影响力绝对不弱于以往由社会公共机构所主导的媒体，其传播的社会效果的负向价值在许多情况下强于正向价值，而负向价值传播容易被好奇心理所挟裹，被叛逆情绪所浸染。
二、微信传播向度的任意分解
针对风险社会的话题有一个不可忽视的重要因素凸现出来，由不断创新的媒体技术引领下媒体环境的转变，以及由新媒体引发的风险传播模式的转向，使媒介对社会舆论公共空间的构建呈现多重样本。如果说在传统媒体环境下是多重样本，那么在新媒体环境下的构建不仅多样而且复杂，而微信传播在两个空间的自由跨越和即时即地的伴随性使其传播向度随意分解，呈现出具有媒体个性的传播特征。
（一）构建群体
微信在传播过程中的传播群体来自于自我的构建。起始的构建方式主要通过微信用户个人工作生活中结识关系的圈子构筑基本的传播群体，在传递个人信息的基础上扩展浏览兴趣，分享与自我关注倾向相近的传播文本，由此构建出独立的传播群体，再通过连环式的熟人关系做接力式的传播，当无数独立的关系群体以好友链接好友的方式无限制地蔓延下去，便构建出一个同时传播同一个样本而相互之间已经并不相知的庞大信息群体。微信传播在“去中心”上胜过以往的任何媒体，包括以网页为主导的新媒体传播方式。微信以每一个用户为建构中心，无数个依赖“熟人”构建的个性中心相互扩散链接，在无法预测延伸方向和无法统计链接数量的状态下，构建出任意的媒体态度相近、意见倾向相似的社会传播群体。数据显示，32.9%的青少年通过即时通信软件交往，64.1%的受访者只跟固定的圈子进行交流。当然，微信传播也可以切换至网络媒体，直接进入公共空间进行传播，这时的传播特征与熟人构建完全不同了。
（二）界限模糊
互联网传播动摇了传统媒体以信息发布控制权为中心的单向传播模式，信息消费权转移使得传播者和接受者的界限模糊起来。以电脑为终端的传播在大多数情况下仍然依赖公共传播空间进行传播，电子邮件、QQ等传播方式的私密传播模式主要用于个人信息交流，而公共议题的传播非常有限。微信传播模式表象上建立在“私人关系”和“私人空间”之上，而在媒体传播场域中，由于微信传播技术提升后的便捷性得到极大的增强，从私人空间转向对公共议题的传播，不仅迅捷而且数量非常庞大，完全可以形成一个无法把控的大数据。微信传播将媒体公共传播空间与个体私人传播空间的界限模糊起来，对相关法律规范和政策引导提出挑战。在微信两个传播空间界线模糊的场域里，商业动机的传播因素可以非常轻易地进入，助推微信从个人私密传播空间向广泛公共传播空间切换。
（三）自我强迫
许多微信用户在一段时间内构建一定的传播群体后都会养成依赖习惯，并且逐渐加重。在一切能够浏览的环境和时间里，他们都会发送或浏览信息，这种自我强迫式的媒体依恋使人们逐渐减少对其它媒体的接触频率和接触时长。微信的自我强迫与以往所谓的网瘾完全不同，它只在使用媒体过程中渐渐培养出来的依赖习惯而已，在程度上有强有弱。微信在完全可以被接纳的自我强迫的依赖习惯下，强化着微信用户的媒体接触率。其结果是，以自我的方式增强了这一传播模式的传播力，同时让各种社会力量和社会动机发现了拓宽传播空间与影响传播场域的路径。另一种自我强迫来自于外力强迫。例如，转发是微信最基本、最通常的操作模式，许多转发出于自己的选择，但有时并非如此，例如，在一定的时间段里分享圈子、朋友圈里传播的各类文本之后，出于礼貌等动因强迫自己转发，还有那些含有“不转遭遇厄运”等内容的微信传播文本，通过对微信用户施以心理暗示和动机胁迫制造自我强迫。
（四）信息记忆
与公共媒体对传播内容真实性的严肃态度不同，微信在私人空间的传播过程中以浏览满足至上，对传播内容的取舍以个人的态度倾向为主导，较少因为其是否是一个流言而费力地去较真。甚至当他们已知那就是一条编造的虚假事件或是传播中的一个谣言，许多微信用户依然会在自我强迫中浏览，在微信朋友圈中传播。这一传播过程表现为一种无目的的心理扩散、随意间的游戏式完成过程。在绝大多数情况下，微信用户之间的虚假事件和谣言传播可能在一定的范围内就会终止传播，然而又会有其它相同的传播样本重复出现，而后又自然消除。长期以往，反复重现，它将在这些社会群体的信息记忆中留下擦痕，隐藏为一种潜在的情绪，成为诱发社会风险传播的心理势能。
三、微信风险传播的弥撒性
微信的这些特征在社会传播中具有两面性。如果说新媒体的传播促成了网络社会的形成，网络传播的任意性与社会管理的有序性形成对抗；那么微信传播的出现导致了普通民众对媒体利用的又一次嬗变。我们往往看到微信用户数量的增量，而数量仅仅是一个传统意义上的变化，更大的变革性变化来自于它将社会公共传播话语权向多项层级分布，向不同类型的传播空间切换的转移力，对公共意志传输权力的影响。我们今天所面对的所谓由网络传播而引发的社会风险传播，其根本原因来自网络传播与传统媒体传播方式的改变。但在微信传播方式下，社会有效控制力将进一步下降。微信一旦脱离了原有的私人空间，就能通过朋友圈不间断的弥漫式链接，将海量信息自由地发散以及任意地传播抵达，使得相去甚远的人群在不相知的状态中集结在一起，形成与网络传播所建立的传播社区一样的互动社会群体。这种群体随时结合，随时解体，尽管存在于虚拟的空间里，但随时都会转化到现实社会中来施以社会压力。如果它被某种社会动机所利用，就会形成社会风险，其传播的形成不仅仅在于速度和弥漫性，还在于隐匿性。
微信在实现个人信息交流更加便捷的情况下，也包含了不良情绪、群体心态失衡、以及矛盾纠纷所发酵的积怨的任意抵达。以《黑龙江晨报》公布的《2014年哈尔滨微信朋友圈十大谣言》为例，其中不乏“有图有真相”的虚假事件和流言蜚语在微信朋友圈中传播，在传播到一定的峰值时，又从微信圈中扩散到更大的传播范围，引发社会局域性群体的恐慌与焦虑。从微信传播跨越到其它公共空间传播，可能是一个短暂的过程，也可能是一个较长的过程，这存在极大的偶然性。有一点又是非常明确的，消除这些“有图有真相”的虚假事件和流言蜚语的传播，以正视听，主要依赖于以传统媒体为主导的主流媒体。这里便会出现一个媒体间转换的盲点，即许多对微信依赖程度很强的人群很少接触这些所谓的主流媒体，其结果是，可能已经阻止了虚假事件和流言蜚语的传播，而微信用户并没有接受以正视听的传播，依然留下了原有微信传播的信息记忆。
四、风险社会中微信传播转向
20多年前，德国社会学家乌尔里希·贝克出版了他的著作《风险社会》。他认为，风险社会“作为一个概念并不是历史分期意义上的，也不是某个具体社会和国家发展的历史阶段，而是对目前人类所处时代特征的形象描绘”。英国社会学家安东尼·吉登斯认为：“我们所有的人都需要抵御风险的保障，但也需要具有面对风险并以一种积极的方式来对待风险的能力。”面对人类社会不断呈现的风险图景，他们研究提出，现代化社会发展为人类创造了工业化所带来的生活改善，同时诱发了许多不同于传统社会的风险和不确定因素。在21世纪，我们所面对的风险社会，是现代媒体环境下的风险社会。风险社会与风险传播不可分离，因此我们研究微信传播模式时，研究其引发风险社会传播的模式转向，有着广泛的研究范围与多维的研究向度。
如果不是现代媒体技术构建下的新媒体环境，社会风险形成的频率会下降，推进的速度会减缓，甚至规模的扩延会有限，可控的难度会降低。例如1929年纽约股票交易所面临严重危机，造成股市临近崩盘，但那时的社会风险依赖事件本身所造成的后果进行蔓延，扩张的范围只限定在事件所能影响到的范围之内。而21世纪社会风险的出现可能是一个偶发的因素，例如2011年伦敦骚乱事件的诱发源是极小的事件。前后对比可以看出，两个不同时期媒体环境下社会风险蔓延的方式截然不同。前者是危机形成在先，已经出现的危机在不断加剧，加剧过程使事件造成的社会风险不断扩延；后者是危机在后，由原本不是社会风险的事件形成诱因，随着人际传播和媒体传播，尤其是即时性、扩散性的自媒体方式传播，推动了社会风险的蔓延。
人类社会信息传播活动分为两个类型，一类是社会与个人之间、点对面的公众传播，即数学上服从幂律分布；另一类是人与人之间、点对点的“个案交流”，即结构学上的相互对应关系。从“媒体即人的延伸”角度分析，微信的媒体延伸最为突出地集中在个体的对应关系上，即现代媒体延伸下的人际传播。依赖着现代媒介传播技术，微信传播让自己的传播模式回到了现代版的口语传播时代。口语传播时代具有两大特征：一是如果具备传播的相关元素，一个现象被无限的个体反复传播，从一个个体向无数个体点对点地扩散，最终使传播群体的数量达到一定的程度；二是如果具备诱发个体传播主体所关注、偏好的任何因素，传播将任意形成、延续，传播过程中的传播意图被大量分解、层级转换。微信在进行风险传播时，不在意传统新闻的刻板规则，证实、规范、形式、信源均被摒弃，道德底线、隐私权、传播责任等传播限制被肆意妄为所替代。那些浩若繁星的手机终端如同在无垠的信息海洋里闪烁微光，蕴含着强烈的扩散“势能”，随时可能组合成强大的信息流，使传播监控力完全不在场。
媒体传播的社会心理预期表明，负面的预期总是大于正面预期，社会负面问题的传播力始终强于正面问题的传播力。传统媒体如此，新媒体也如此，当然包括微信建构的公共传播空间。微信的分享空间由熟人和朋友圈组成，就单个用户终端来说，往往最先从私人之间传播开始，当无数的熟人和朋友圈连接为一个庞大的构建群体后，其传播功能自然转换为一个以传播公共关系中对抗元素为偏向的公共传播空间。这种对抗元素传播偏向在微信负面传播中被用来营造风险“号召力”，由此形成的风险传播有时并非由正常的传播所致。
五、结语
我们以往对互联网与风险传播关系的研究证实了其存在着复杂而紧密的关联，同样如此，微信传播的潜在风险可能蕴藏在微信传播偏向之中。微信传播的人际化和私密化，使微信风险传播在把控与阻止上出现了明显的转向。第一，原有对互联网的监控模式可能被微信的传播转向所颠覆。以往我们有充分的理由和权力管控和阻止公共空间的传播，只需通过控制渠道或公共媒体直接引导社会公共意见，而微信的传播空间是由个体的圈子构建的，具有公共议题传播的功能而又无法转换为对类似公共媒体模式的管理。第二，微信群体的媒体意识被技术至上所忽略，这是因为媒体技术的日新月异并不等同于媒体终端使用者媒体素养的提高；在微信传播群体的构建效能与现代传播技术的发展速度相匹配时，并不等同于社会群体的媒体素养达到了相对应的适应状态。而问题的症结就在于，当微信的强迫依赖性加剧对其它传播媒体的疏离，并因为私密性传播场域而固化了外力监管进入的不在场时，媒体素养就显得尤为重要了。中国社会全面转型已经从20世纪末持续到21世纪，社会转型带来了社会价值观取向的重新定位、社会群体心态的震颤，形成风险社会的因素和几率同时加剧。
今天的社会风险在一定的地域性范围内出现后，很快会得到跨越地域性的关注，有时风险会从一地蔓延到另外一地，其中的动因落位在风险传播之上。社会风险传播的加剧固然与社会转型过程中各种利益的重新平衡和冲突相关，与社会文化价值向度的调整和个体适应社会转型的心理状态相关。与此同时，由不断创新的媒体技术引领下的媒体环境发生转变，由新媒体引发的风险传播模式也发生转向。
我们可以从社会学的角度去解释媒体存在的形式和意义，也可以从传播学的角度去思考社会学上的社会群体结构。在多元媒体环境中，媒体环境不再是隔绝而独立于外的形态，微信传播在跨出私人交流的范围而进入公共交流的领域，已经转向为社会范畴，其舆论引导力同样将置放于“文化领导权”之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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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武鸿鸣
微信传播模式的传播学论文 篇2：
传播学视角下基于微信的新型职业农民培养模式研究
摘 要：在“互联网+教育”的背景下，微信作为移动平台最大的门户APP， 以其信息共享方便与用户粘度高等特点应用于教育领域中，然而微信作为教育手段的同时，也具备了从人际传播、组织传播到大众传播一体化的新媒介特征，以传播学的视角从信息传播者、教育信息、传播手段、学习者、效果评价等五个方面构建微信在新型职业农民教育中的应用模式，为移动端的教育模式提供借鉴。
关键词：传播学;微信;微课;新型职业农民培养;ARCS;教学目标分类
一、 引言
培养一词是指按照一定的目的长期进行教育和训练，使其逐步成长的过程。新型职业农民的培养，是一个系统工程。为了做好新型职业农民培养工作，首先要解决什么是新型职业农民的问题，抓住新型职业农民的本质内涵，才能更好的设计新型职业农民的培养目标与模式，开展与之相适应的教学工作。对于新型职业农民的描述有如下几种：2012中央一号文件“大力培育新型职业农民，对未升学的农村高初中毕业生免费提供农业技能培训，对符合条件的农村青年务农创业和农民工返乡创业项目给予补助和贷款支持”。2014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加大对新型职业农民和新型农业经营主体领办人的教育培训力度。新华网给出的定义是“新型职业农民是指具有科学文化素质、掌握现代农业生产技能、具备一定经营管理能力，以农业生产、经营或服务作为主要职业，以农业收入作为主要生活来源，居住在农村或集镇的农业从业人员。”
根据以上描述可知，新型职业农民是专门从事现代化农业相关工作的群体，新型职业农民的培养与转变不是简单的变化，是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发展到一定高度后的产物，即量变积累后的质变，这种变化不仅包括政府政策、法律的保障以及社会、企业等的扶持，还包括对新型职业农民群体的教育与引导。新型职业农民与传统农民的三个不同特点，一是成为一种独立职业的市场主体、二是具有高度稳定性的职业，三是能可持续发展的行业等，其实质就是彻底打破我国城乡二元化结构，使得农业生产者融入到国家现代化发展的轨道中来。我国人口众多，有效耕地匮乏，农民渴望融入到国家现代化发展的进程中，转变过程中农民的观念、知识、技能、信息化应用水平是培养过程中的难点。目前我国的新型职业农民群体尚未大面积形成，仍然处于一个从过渡到逐步壮大的阶段，农民学习者的学习有如下特点：1）农业生产与学习时间矛盾突出。2）观念与思想相对封闭，接受新事物较慢。 3）学习者的学历层次不等，学习基础相对较差 ，不善于学习与理解系统性知识。4）学习者的年龄差异大，理论学习经历较短，注意力难集中。5）学习者的地域分布较广，组织学习相对困难。6）对农业工作职业化是全新或陌生的事物。
目前新型职业农民的培养模式包括：学校统一集中的面授课、聘请农业专家做技术培训、网络授课等。然而新型职业群体的形成是一个庞大的系统工程，除了国家政策保障、政府扶持、引导等外部条件，更重要的就是群体自身的职业素质。职业群体的培养要从思想观念、专业理论、实践技能等方面考虑，新型职业农民的培养不仅是知识的传授、更有对思想观念的改造、对职业精神的培养，这样方能形成由普通农民到新型职业农民的可持续发展之路。
二、研究背景
在政府层面， 2012年、2014年中央将新型职业农民技能培训和职业教育写入一号文件，体现了国家对新型职业农民培养的重视，在实践方面，各省市都出台了针对新型职业农民培养与扶持的方案与措施， 2016年山东省农业厅、省财政厅研究制定了《山东省新型职业农民培育实施方案（2016-2020）》，自2016年开始在全省整体推进，到2020年培育新型职业农民50万人，初步打造一支有文化、懂技术、会经营，具有新理念、新技能、新觉悟的新型职业农民队伍。2015年11月，临沂大学新型职业农民学院设立。
对于“新型职业农民的培养问题”也引起了相关专家的关注，河北科技师范学院的蔡云凤等《中外新型职业农民培育模式比较研究》表明国外新型职业农民的培育模式主要有北美、西欧、东亚三种较典型模式，我国新型职业农民的培育模式有政府工程模式、院校培育模式、远程教育模式、合作组织模式和推行服务模式。北京市密云社区教育中心的李毅在《试论微课在新型职业农民培育教学中的应用》中提到今后的农民教学中运用微课必将是大势所趋，并说明了网络时代在农民群体中推广微课需注意的问题。
随着智能手机的普及，微信作为一种新媒体，其传播方式涵盖了从人际传播、组织传播到大众传播的多种模式，具有明显的社交、宣传、公众传播等特征，它的“高粘度”、“群体传播”、“易共享”、“泛在”等特征使之在移动端的APP中独占鳌头，兼具了传播、教学、互动为一体的强大工具，使得人们的交际形式、信息传播等发生了相应的变化并使教育方式有了新的途径，与新型职业农民学习特点有很高的契合度。利用微信共享微课程等资源进行线上线下（O2O）的宣传、教学、互动为一体的培养方式，能快速有针对性地向农民推送实用的技术和专业知识，及时通过评论等方式互动解答交流相关知识和经验，不受地点、时间和工具的限制，有着其它网络教学模式不能超越的优势，适合农民的职业特点。
因而本文重点以传播学的视角分析与建构基于微信开展新型职业农民培养的路径及其特征。
三、微信传播模式下新型职业农民教育的要素分析
新型职业农民教育是教育者按照一定的教育目标将合适的教学内容通过线上或线下的教学活动传递给学习者，同样具有传统的教育传播者、传播信息、传播方式、学习者、学习效果五大要素，但又与传统教育模式有着很大的区别。
1.传播者（教育者）
传统课堂相对单一，教师自己就可以成为课堂的主导者。在微信传播的新型职业农民教育中，教育机构及其教师担当传播者的角色，通过微信传播进行新型职业农民教育，教育者也是传播者，传播者作为新型职业农民培养的主体，要通过互联网进行视频微课堂、文本、图片等信息的制作与传输，通过公众号或微信功能进行教学活动的教育传播者兼具大众传媒与教育者的特征。新型职业农民培养这个系统工程不仅包括专业知识传授，还有思想宣传、政策解读、行业动态分析等，微信教育传播的教师团队可以是职业规划师、农业市场分析师、农业技术人员、教学设计人员、微视频主讲、微信公众平台管理员等若干方面的人员，有别于传统的专职教师。
微信目前可以通过朋友圈、公众平台、微信群、微信好友进行信息的传递与共享，在传播方式上属于网络传播，从传播类型上跨越了多种传播模式，因而在这种信息极易扩散的传播模式下，做为微信教育工作者在具有基本教师素养的前提下，同时还要有公共传媒信息“把关人”的素质[6]，除具备一定“三农”方面的专业知识和技术，还要了解和遵守国家的信息安全法律、法规和农业政策法规的相关知识等。
2.信息传播的特点
一般来说有关“三农”的教育信息是与农业相关的教育资源与教学设计的综合。在微信传播的教育中，教育信息的范围得到了扩展，除了数字化教学资源及设计外，还要进行行业信息的传播与共享，教育信息可以采取“学业+产业”融合的模式进行，保证新型职业农民群体可以在农业生产中持续学习的个性化需求。为了减少新型职业农民教育与从业间的矛盾，使得教学变得更加有效简单，通过微信的教学活动是“互联网+教育”应用实践，其教育信息应该满足如下特点：
（1）职业价值观的培养
良好的职业观是新型职业农民可持续发展的内因与源泉。通过微信传播平台可以对新型职业农民的内涵、目标、实现途径，意义等内容进行精准投放。有效的提高新型职业农民的认识，转换观念、提高现代化农业从业者的职业素质，培养学习能力，法律意识。
（2）职业规划性指导
微信具有的高粘性可以让学习者方便地共享到职业规划案例与从业相关的指导性学习内容。新型职业农民作为新型市场的重要组成部分，要承担市场运作带来的红利与风险，对市场进行分析及时通过微信平台对农业产业的发展方向给出科学评估预测，为新型职业农民职业规划给出指导意见。
（3）市场导向信息的提供
市场导向是新型职业农民调整种植和产业布局的风向标，微信可以及时传递农业市场变化、职业需求等信息，及时发布农业市场相关信息，根据市场变化指导农民随时调整从事产业的方向，通过微信平台进行互动交流避免风险，从而保障职业的稳定性。
（4）涉农特色课程的特点
①层次性。从即将成为新型职业农民的学生与青少年开始、成人、直至老年人都是新型职业农民教育的对象，数字化教学资源与教学范围要针对不同年龄段的不同需求层次开展，要求教育资源类型的多样化。
②区域性。我国地域辽阔，农业种植模式东南西北差异大，从事现代化农业生产就会由于地域的不同产生不同的方向，在不同的区域开展教学要因地制宜，确实解决实际问题为导向。
③时效性。新型职业农民教育必须考虑不同季节对农业生产带来变化的因素进行教学设计，比如我国东北平原地区小麦种植是春季播种，秋季收割;而华北平原则是秋季播种，下一年初夏收割，考虑针对不同时节农业变化的实际需求进行学习资源的发布。
④专题性。比如进行农业生产、农业加工、互联网+农业等不同类型的学习资源制作。
3. 新型职业农民教育微信传播途径下的教学设计（传播方式）
传统网络教育常用建构主义的教学理论，提倡在教师指导下的、以学习者为中心的学习，教师是意义建构的帮助者、促进者，学生是信息加工的主体、是意义的主动建构者，传统课堂中教师可以在教学过程中对学生进行持续的关注，通过教学活动获取教学反馈。微信是通过移动终端在互联网上运行的，学习工具的特点决定了知识点的微型化、碎片化的特性，中间环节的传递与不可见性会导致教与学的盲目性和无针对性，这种情况下，如何在教学的不同环节激励学生的学习动机并保持学生学习的持续性，取得满意的学习结果，教学目标的合理设定与学习动机的保持就显得尤为重要。
（1）通过布鲁姆教学目标分类对教学知识进行分解
泛在学习环境下，为了保证随时通过移动终端获取学习内容，要求课程资源的碎片化、微型化。新型职业农民学员的学历程度不一，接受能力不同等现状，要求教育资源与教学要通俗易懂，短而精。基于上述原因，通过微信结合微课的形式来进行教学设计，很好的满足了实践性强的农业知识技能的传授。通过布鲁姆教学目标分层对教学知识进行分解，有利于知识内容的呈现与学习。具体方法有以下两点：
1） 通过微课线上学习推进学习者知识的记忆与理解
对于新型职业农民教育来说，需要一个学习时间灵活、学习方便、系统性强的教学过程，微信作为泛在学习环境下的一种交流工具，使得这样的需求可以变成现实。根据布鲁姆的教学目标分层理论，占用时间最多分量最重的是对基本理论的记忆和理解，学生通过网络视频，系统的学习课程基本知识和理论，视频内容为5-8分钟，既能完成一个知识点的讲授，也能保证农民学员注意力的集中，也便于学生随时学习、随时复习，达到知识有效传播的目标。
根据布鲁姆教学目标分类原理，在制作微课程时应该对传统教材的知识结构进行重新梳理，理清新型职业农民教育课堂的各个阶段分别要实现的教学目标。教学目标的设计，首先要从了解农业从业人员学习基础开始，避免教学目标太低或太高，其次教学目标层次要明确，掌握在不同阶段要达到什么样的效果。
2）补充线下活动促进知识的应用与分析
线上的微信教学活动结合线下的技术培训与实例操作，更能促进学员对所学农业知识与技能的分析与应用，成为保证培养目标的重要环节。采取微信进行微学习时，学生与教师之间处于准分离状态，教学本身应该是人与人之间互动的社会活动，农业活动本身具有较高的实践性，线下的学习活动，更有利于学员的反馈交流，使微课程中所学知识在强化与纠错中不断内化，新型职业农民的线下活动环节设计对应布鲁姆教学目标分层的中间两个层次即：知识的应用、分析。设计主要考虑微课学习后的技能培养、案例应用与农业相关的实践交流等内容。
农业知识的应用与分析更多的要以农民学员为中心，教师主导的原则，教师要精心设计组织教学，把职业农民关心的知识通过案例、项目等生动具体的方式表达出来，让农民所遇到的从业困难找到解决思路和办法，善于应用，学会分析，应对新型职业农民从业中的难题。
（2）基于学习动机下的微信教学路径设计
通过微信进行新型职业农民教育，教师不能面对面的与学生持续沟通，也不能及时了解调整学生学习与教学的状态，尤其农村学员长期从事农业相关的实践活动，对于理论学习的能力与毅力较弱，因而要保证教学质量，就要尽可能的激起学生的学习动机。美国佛罗里达大学的约翰·M·凯勒（John M Keller）教授于20世纪80年代提出的ARCS（ARCS 即Attention，Relevance，Confidence，Satisfaction）教学模型，给出了基于实践的教学路径，通过分析新型职业农民群体的学习动机、了解产生动机的因素，比如学习者是为了实现自己农业现代化的理想、为了学习农业技能产生稳定的收入、为了农业方面的兴趣爱好、为了掌握更多农业知识而获得职业荣誉感、为了成为新一代农民而受人尊重等不同动机。
通过微信的教学、学员间互动反馈，确定不同的学习动机，以此为依据设计教学路径，通过满足多样化的信息推送引起相关群体的注意，指导解决农民生产生活中的实际问题，满足学习者的信息需求利用，提升新型职业农民教育学习者的自信心和获得感，提高教育的满意度。
4.学习效果评价
在微信群或者朋友圈开展教师评价，学生互评等方式对学习后的感受、设计方案或者创新作品进行讨论评价，让学生真正感觉到对各知识点的理解和收获。同时教师可以根据学生的随时交流反馈，有针对性地调整所授内容，解答学生疑问，收到学以致用的效果，尽可能避免所授知识与学习需求的脱节。学生在学习后进行职业规划，进入从业、创业阶段，同时又将成功与失败的经验分享到微信群中，对其他学习者产生影响，使得教育过程进入从理论到实践、再到理论的良性循环中去。此外还可以根据学员参加的是学历教育还是非学历教育，给出不同终结性的测试，测评结果计入学分银行，做为个人参与农业政策扶持项目、经费补贴的优先考虑条件。
四、微信传播模式下新型职业农民培养模式的几点思考
1.引导学员树立积极的职业观
普通农民到新型职业农民转变过程中最大障碍是职业观的树立与深化，借助微信高效的传播与共享能力，通过对政策、市场、职业发展前景分析和新型技术推广等，影响这个新型职业群体的思想与知识技能的重构，进而引导农民对新型职业观的树立。
2.研究学习动机改进教学模式
需求即动机。通过微信的强互动与沟通能力，及时了解学员的学习需求，借助布鲁姆教学目标分类、ARCS动机模型等教学理论在微信环境下新型职业农民教育中的应用，改变传统模式下的教学知识固化、死板滞后，与实践脱节的问题，摆脱了时间和空间的限制，要对应学生的学习动机推出学习内容和学习方式，提高学习效果与质量。
3.微课程知识呈现方式要直观
农民学员学历层次相对较低，对系统的专业知识理解会出现较多困难，关键教学点尽可能通过媒体工具设计的直观形象，通过图片、动手操作等直观的手段，促进学生对知识的理解，以期收到良好的学习效果。
4.强化学习实用性是教学的重点
泛在学习环境下的新型职业农民教育，有别于传统教育，以解决农业生产实际问题为导向，对系统的知识按照布鲁姆教学目标进行分解，选取不同的知识切入点开展教学，将教学活动与学习者已有的经验状态联系起来，以解决工作、生活的实际问题为原则，激发学习的热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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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郭桂真）
作者：韩磊
微信传播模式的传播学论文 篇3：
国内图书馆阅读推广模式研究综述
摘 要 论文从图书馆各类阅读推广模式构建的主要不同出发，总结了基于实践的模式构建和基于理论的模式构建，分析各模式特点，指出各模式差异，丰富了阅读推广的理论研究。
关键词 图书馆 阅读推广 模式
分类号 G252
DOI 10.16810/j.cnki.1672-514X.2019.04.019
近年来，随着全民阅读的热潮兴起，阅读推广在全社会广泛开展，各界各层都取得了相当多的实践经验。越来越多的人们逐渐认识到，阅读推广作为一项实践性极强的专业活动，要想发展得更好走得更长远，必须得到深入系统的理论支撑，由此学术界针对阅读推广的理论研究也开展得如火如荼，这其中，不乏关于图书馆阅读推广模式（模型）方面的优秀成果。
1 研究现状
模式或模型方法被广泛应用于各种科学研究中，其中模式是指“一种再现现实的具有理论性的简化形式”[1]，模型是指“人们为了达到某种特定的目的而对研究对象所作的一种简化描述”[2]，当然，对于模式或模型的定义，目前并没有一个完全统一的标准答案，但模式比模型更广义一些，基本得到认同[3]。
笔者在中国知网从主题途径输入“图书馆”和“阅读推广”，题名途径输入“模式”或“模型”进行检索，得到334条结果（检索时间2018.3.5），进一步限制选择核心期刊及CSSCI期刊，检索结果减少至83篇。最终确定以此83篇期刊论文作为本次综述的主要基础，但根据研究需要也会涉及到334篇中其它的部分文章。
1.1 文献一般情况
论文年度分布为2011年1篇，2012年5篇，2013年11篇，2014年10篇，2015年20篇，2016年16篇，2017年19篇，2018年1篇。最早提出阅读推广模式的论文在2011年，而最早关于阅读推广研究论文的出现是在2005年[4]，可见，阅读推广模式研究论文的出现比阅读推广的论文滞后几年。作为实践性极强的图书馆阅读推广，自然而然先期成果会偏重于一般性实践描述，如案例总结、国外经验介绍等，理论性的成果随研究逐渐深入后开始出现，关于模式的提炼便是其中之一。2015年后模式研究发文量基本保持稳定的趋势，说明探索还在继续。
阅读推广的重要性已经成为图书馆界的共识，从检出的文章在国家基金支持方面也可看出，83篇文章中国家社科基金11篇，占比达到12.9%，显示出阅读推广是近年来的研究热点之一。
论文机构分布方面，前几位分别是： 四川大学5篇，东北师范大学、武汉大学和南京图书馆各3篇，地域涉及比较广泛;论文作者分布方面，前几位分别是：姜晓4篇，李晓薇3篇，淳姣和于姝各2篇。
1.2 图书馆阅读推广模式分类
83篇文章基于不同的研究视角和各自的实践基础，提出了几十种各不相同的模式或模型，极大地丰富了图书馆阅读推广的理论，笔者认为有必要对这些研究成果作一次全面综述。但目前笔者尚未检索到专门针对“图书馆阅读推广模式”而写的单篇综述文章。不过，也有部分研究论文中有关于图书馆阅读推广模式的概括性论述，一般是从分类的角度进行了简单的总结。其中贲欧（2012） 提出了我国开展阅读推广的模式，认为应该分为阅读推广主体模式、阅读推广媒介模式和阅读推广受众模式[5]。张勇等（2014）则从自身高职院校图书馆的实践出发，认为“从基于对阅读推广的顶层思考，阅读推广模式应该具有明晰的系统构架，主要应包括约束性模式、开放性模式、派生性模式三类”[6]。胡胜男等（2016）则认为阅读推广模式主要有以下三种：专题讲座式、主题活动式和环境友好式[7]。王彦力等（2016）提出從信息技术支持视角，可以划分为多媒体技术、新媒体平台、大数据推广理念、游戏式推广、业务流程再造[8]。不同的视角产生不同的划分结果，引导人们加深对图书馆阅读推广模式的认识。
本文拟从模式构建视角出发，按照构建的不同方式、不同过程，侧重的不同方面，对现有的图书馆阅读推广模式作一个总结综述。模式从其构建的主要方式不同来看，可以大致分为两类：一类是从实践中提炼升华而成，另一类是从已有理论或现存模式中借鉴改造而成。
2 主要基于实践升华而来的图书馆阅读推广模式
从实践角度看，模式的提出都是有图书馆实际工作基础原型的，通过图书馆人不断总结、概括、精炼，最后提出基于原型的且能举一反三的推广模式。
2.1 侧重于国内高校图书馆实践的阅读推广模式
高校图书馆作为全民阅读推广中不可或缺的重要力量，在资源和人员方面都有较大优势，贡献了不少优质的阅读推广模式。
在基于各种不同实践的基础上，一些高校研究者从较为广阔的视角，以全要素或全流程为主线，提出了阅读推广的模式。赵晨洁、杨兰芳（2016）以南京航空航天大学实践为例，在阅读的三要素（读者、文本和意义构建）之外，加入馆员和图书馆，认为阅读推广可以从基础、助推、展示3个层次开展活动，并且同时实现对馆员的培养和对大学生的教育两个目的[9]。秦疏影（2015）则认为阅读推广已经进入到了相对成熟的精细化管理阶段，应该注重对过程的控制，并以北京农学院图书馆实践为例设计了精细化阅读推广流程模式，对每一个步骤进行精细化管理，以此提高阅读推广的效率和质量，并对活动推广效果进行评价[4]。
更多的模式则抓住阅读推广的某一个要点，加以深化提炼。阅读既是个体的体验，也是社会化的行为，读书会就是阅读社会化的一种组织形式，是“读者对阅读的读物相互分享和交流的团队”[10]。谷诗卉（2017） 等以重庆大学图书馆自身“悦读会”系统为基础，提出了读书会网络化服务模式，在这种模式下阅读推广可以追求规模效应，产生较大影响[11]。针对读者读书趣味的多元化、小众化，段梅（2016）从南京理工大学图书馆微读书会2.0入手，提出实行文本精读、焦点研读、读书观影、文化参观、经验交流等一整套阅读推广精读模式，力求小而美[12]。
在信息时代，图书馆许多活动都离不开信息技术的支持。一直以来，图书馆对信息技术的变化都非常敏感，尤其是每一种新媒体的成功运用，都可以形成新的阅读推广模式。2013年刘芳等提出微媒体环境下的全媒体模式，结合三峡大学的实践，主要从微博、微小说等角度入手[13];随着微信的普及，研究者开始从微信公众号角度探讨新媒介形式下的阅读推广模式，2017年黄红梅等还深入详细地分享了微信的软文推广模式[14]。王玮、王丽丽则跳出单一的新媒介途径，结合中国人民大学的实践，提出一种跨媒介模式，认为新媒介（数字化媒体）应该和实体媒介（指传统书籍等信息物理载体）以及空间媒介（图书馆物理空间）相结合，以读者体验为重，打通各种媒介之间的隔阂[15]。
随着高校阅读推广的蓬勃发展，不少高校意识到阅读推广的活动化、碎片化，开始探索其系统性、持续性，以追求对大学生读者的长效机制。这方面的模式，各有各的侧重点。从读者为中心的角度出发，阅读推广的模式侧重于人的全面发展，明确提出阅读推广的目标是帮助促进读者的能力发展、助力人才培养。此类模式以沈阳师大图书馆“培养型”模式以及石家庄学院图书馆“读者发展”模式为代表。前者提出培养型阅读推广要分为两阶段：初级阶段为阅读习惯养成，高级阶段为阅读能力提升[16];后者提出要重视读者个人文化能力的发展，从阅读需求、阅读兴趣、阅读方法、阅读对象和阅读分享等五方面构建阅读推广流程，促进读者全面发展[17]。另外一些模式则侧重从课程体系入手，借鉴教学管理方法，开展以“阅读学分制”为主导的阅读推广，根据谢运洁的随机调查，目前从211、985到高职院校各层次的高校都有这种模式[18]。在张勇等的文章中，这种基于学分制的模式，又被称作约束性阅读推广模式[6]。此外，为追求阅读推广的长效机制，侯壮等结合电子科技大学的实践提出了阅读推广常态化的理念，结合学校运行的规律，配合师生学习和生活的节奏，用时间串联全年的相关活动，形成“四季书香”推广模式[19]。总之，探求长效的阅读推广模式，是高校图书馆阅读推广工作发展到一定时期的必然，也体现出阅读推广的深入性、持久性和本质性。
2.2 侧重于国内公共图书馆实践的阅读推广模式
公共图书馆有着与高校图书馆不同的地方，如服务对象、组织构架、地域分布等。相应地，关于公共图书馆阅读推广模式也集中于不同的主题，呈现出与高校图书馆不同的关注点。
从服务对象看，公共图书馆面向不同年龄和不同身份的公众，在全民阅读推广中起着重要作用。其中，尤以对儿童推广最为典型，其模式研究成果也较多。相比成人读物，儿童读物本身所具有的特殊性，在阅读推广中理应成为最重要的考量因素，从这个角度出发的模式主要有以绘本为中心的模式和提倡分级阅读的模式;当然，儿童阅读推广需要更加贴近儿童心理，需要活泼生动的形式，温州市图书馆提出了把知识看作是和金钱一样可以存储的财富，以此实施了“儿童知识银行”模式[20]。从公共图书馆的组织优势看，开展儿童阅读推广可以依托成熟有效的总分馆模式，对此大连少儿馆已有成功的实践[21];数字阅读也是儿童阅读推广不可回避的现实，梁雯雯以江苏少儿数字图书馆为例，探讨少儿数字阅读推广模式，提出应该采取有效措施整合数字资源的生产者、组织者、使用者、监督者[22]。除了儿童之外，对老人、盲人等各种特殊人群的服务也是公共图书馆的重要任务。不过，目前关于这几类人群的阅读推广实践并不丰富，相应地，提出的模式也较少。在83篇重要论文中，仅有一篇是涉及盲人阅读推广的，将在下文叙述中涉及。
关于公共图书馆阅读推广模式的探讨，还有相当一部分集中在寻求多元化的合作方面。公共图书馆相对于高校图书馆，有着更为广阔的合作意愿和合作途径。图书馆多元化合作的对象，可以分为政府机构、出版商、社会名人、企业/团体、学校/教师、社区/家庭、民间组织等[23]。针对这些不同的合作对象，目前都有不少对应的实践和模式总结。例如，上海图书馆与出版发行业的跨界合作模式[24]，深圳市公共图书馆与儿童阅读公益组织合作模式[25]，郴州图书馆和郴州福城志愿者联盟的“春苗书屋”模式[26]，“图书馆+书店”融合服务模式[27]，等等。这些合作模式表现多种多样，但也有一些需要注意和加强的共同点：都应遵循系统性和读者为本的原则，力求体现针对性和常态化[28]。除了与图书馆外的社会机构合作，图书馆与图书馆之间寻求连接点，以联合的形式开展阅读推广工作，也是多同行间进行元化合作的模式之一，且对图书馆界扩大影响力大有裨益。
2.3 基于图书馆实践的其他阅读推广模式
从本质上说，无论高校图书馆还是公共图书馆，都属于同一性质的阅读推广主体，拥有不同于政府、企业、其他社会组织等阅读推广主体的共同特点。相当多的模式在总结提炼的时候，是既基于高校图书馆工作，也基于公共图书馆工作的，较为集中的有立体阅读推广模式以及真人图书馆模式。
有研究者認为立体阅读“不失为阅读推广的最佳模式”，所谓“立体阅读”的核心就是“围绕阅读主题，综合利用载体资源”全方位、多层次地开展阅读推广活动[29]。这个模式经同济大学实践并提出后，得到了不少赞同，沈阳师大图书馆、海南职业技术学院图书馆等都是高校图书馆中该模式实践及深化的探索者。另一方面，方海燕则从河南省各级公共图书馆、南京图书馆等机构的相关实践出发加以总结，认为立体阅读是经典阅读推广的有效模式，因为“立体阅读的交叉融合、载体丰富、重视阅读体验等特点符合经典阅读的内生要求”，能够让传统的僵化的经典阅读推广模式脱离困境[30]。
关于真人图书馆模式，在笔者检索出的83篇文献中涉及篇数有3篇，不过，这三篇文章用了三种方式命名该模式，除了真人图书馆外，还有human library和 living library[31-33]。真人图书馆核心点在于“将具有一定特长或特定经验的‘人’作为 ‘图书’，通过读者与‘真人书’的面对面的交流过程，实现借阅、传递知识的目的”[33]，是图书馆阅读推广的一种创新型模式，根本点是对传统阅读概念的突破，与其他阅读推广相比，这种模式倾向于向读者呈现知识与智慧的结合，更希望通过读“人”的方式，进行隐形知识的传递，其活动开展的过程与读者阅读的过程基本重合。高校图书馆中，上海交通大学、同济大学等开展得比较好，公共图书馆中，重庆图书馆、台州图书馆等也有实践。关于真人图书馆模式的流程，也基本模拟实体图书：确定推广主题，制定借阅规则，进行真人图书的选择、管理、宣传和借阅[33]。
3 主要基于理论借鉴而来的图书馆阅读推广模式
图书馆阅读推广理论直接隶属于图书馆学，但由于其体系还处于初步形成阶段，并且该理论领域又属于交叉学科范畴，亟需从其他相关学科理论中吸取营养，融汇贯通，方能真正生长成为独立的门户。与阅读推广相关的其他学科，主要是传播学、营销学、教育学、经济学等。从图书馆阅读推广模式的理论构建来源看，目前主要也是从上述学科移植、借鉴、改造、创新而来。
3.1 基于传播学的图书馆阅读推广模式
传播学是“一门探索和揭示人类传播的本质和规律的科学”[34]，广义上说，也是与信息相关的学科，这决定了它和图书馆学的不解之缘。
传播模式与图书馆阅读推广模式的相似性在于：阅读推广活动的最终目的是要将阅读内容向受众传播。谢蓉最早在2012年提出，“阅读推广活动从本质上可以归结为一种传播活动，”并依据拉斯韦尔的5W模式，提出阅读推广活动的要素：Who（阅读推广主体），Say What（阅读的客体），In Which Channel（推广媒介、推广设施），To Whom（阅读者）， With What effect（推广效果），完整地解释图书馆阅读推广的整个过程，并且对比研究了社会化媒体推广模式、电子阅读器借阅模式、移动图书馆推广模式在5W模型下的不同[35]。5W模式得到了较多研究者的响应，王琳、吴高、阮朝辉等都以各自经验和实践，从不同角度丰富了5W模式在图书馆阅读推广中的应用[36-38]。
5W模式显然具备相当的优越性，时至今日仍然是传播学的经典模式，不过，正如没有完美的模式一样，它也存在局限性，最大的缺陷是缺乏反馈，信息的传播和接受是单一方向的。5W模式在传播学的发展过程中，也在不断被修正和丰富，香农-韦弗模式在5W模式上加强了反馈，奥斯古德双行为模式和施拉姆循环模式则强调了传播过程的循环和互动等。这三种模式目前尚未见到与阅读推广相关的研究论文，但随着全民阅读的发展分化，预测这些模式也可以运用在指导一些小众性、重反馈、重互动的阅读推广活动中。
3.2 基于营销理论的图书馆阅读推广模式
营销学（Marketing），也称市场营销学，“是研究以满足消费者需求为中心的企业营销活动过程及其规律性的科学”[39]，但它同样也适用于非营利组织。图书馆营销在欧美图书馆界已经是一个普遍使用的术语，而国内图书馆阅读推广也越来越频繁地借鉴了营销学的理论和模式。
在83篇论文中，有5篇运用了5种营销学的营销模式（模型），深入解析了模式（模型）对阅读推广的启发、指导作用。5种模式分别是：营销大师科特勒提出的4P组合模式[40]、我国无线营销理论开创者朱海松先生提出的4I 理论模型[41]、欧洲著名推销专家戈德曼提出的AIDA模型[42]、中国互联网数据中心DCCI提出的SICAS模型[43]、美国学者凯勒提出的CBBE模型[44]。如表1所示。
营销学理论引入图书馆阅读推广工作，尤其是表1中模式或模型的采纳，较大程度地满足了阅读推广工作的细化、深化需求，推动了阅读推广服务的创新，也进一步丰富了阅读推广的理论研究。
3.3 基于教育学的图书馆阅读推广模式
如果说传播学和营销学与阅读推广的结合侧重于“推广”一词的话，教育学则侧重于“阅读”。阅读与教育的关系是密不可分的，它们相互影响相互制约。目前图书馆阅读推广的模式中，与教育学相关的借鉴集中在学习理论方面。研究显示，一个组织中至少有75%的学习是非正式的（碎片化学习就属于非正式学习的一种），而图书馆在辅助读者碎片化学习方面可以起到协助者、引领者和教学者的作用，基于此，周秀霞等提出了3L的阅读推广模式，具体指出图书馆在大学生的AL（Assistance-Learning）、TL（Teaching-Learning）、PL（Practice-Learning）三种学习状态中的资源保障路径和智力支持措施[45]。
建构主义是当代学习理论的重要流派，而新建构主义则是随着网络时代的到来，学者对建构主义的更新。新建构主义认为学习最重要的不在施教者，而在学习者的自我知识构建，这种构建包含有情境、协作、对话、意义建构和共享五要素，有学者据此设计了盲人阅读推广模式，将其扩展成为主题设计、创设情境、学习指导、协作对话、成果分享和学习反思等六个方面[46]。这个模式目前尚未有实践案例的支持，属于纯理论假设模式。
3.4 基于经济学理论的图书馆阅读推广模式
我国的全民阅读发展虽然形势大好，但还是存在一些瓶颈。从经济的视角看，主要是一直没有国家或行业层面的稳定资金来源。德国成立了德国促进阅读基金会[47]，英国有图书信托基金会[48]，美国则有美国国家艺术基金会“大阅读”项目[49]，国外经验显示资金的这种模式对阅读推广的保障作用是显而易见的。
虽然我国目前没有像国外那樣专门的大型资金途径，但研究者们也结合国情和阅读推广实情提出了其他一些资金投入模式。图书馆阅读推广总体看来是以政府投入为主，属于公益性质的行为，但公益并不意味着没有成本，政府投入也并不排斥社会资本。PPP模式即Public-Private-Partnership（公共政府部门与民营企业合作模式），目前在我国公共文化服务领域已有不少成功先例。刘向煌（2016） 研究了PPP模式，提出这不仅是经济学视角的社会融资方式，也是一种多方合作的社会管理机制，具备引入图书馆阅读推广领域的可行性，并尝试性提出模式实施的三个关键在于：合作模式设计、合作内容实现及合作绩效评估[50]。
受困于资金短缺而难以卓有成效地开展阅读推广工作，这种情况在我国农村地区表现更为明显。考虑到互联网的时代背景，也有研究者提出另外一种融资方式即众筹模式，认为可以引入并运用于农家书屋以实施针对乡村人群的阅读推广。所谓众筹指企业、组织或个人等通过互联网众筹平台的身份认证后，借助平台发起特定的融资项目。图书馆领域的众筹成功案例在国外已不鲜见。例如国外图书馆基于Kickstarter 平台的众筹项目在2015年10月前已达成473项，达成率90.61%。目前国内尚缺乏适合图书馆众筹的平台和案例，段玉昆、戴旸尝试提出了农家书屋众筹模式的理论构建，认为此举将会促进农家书屋与公益捐助、互联网、商业众筹三个领域的跨界融合[51]。
4 结语
目前我国的图书馆阅读推广理论研究还处于起步阶段，学者们对阅读推广模式的探索也处于大胆开拓尝试中，但很显然，这样的开拓已经取得了较为丰富的成果，揭示出阅读推广模式的多维性和复杂性特征。
笔者发现，在图书馆阅读推广模式的研究探索过程中，存在着一些不完善的地方，主要表现在以下三点：一是基于实践层面的图书馆阅读推广模式有些还停留在仅仅简单描述原型的阶段，类似于活动案例或工作总结，提炼概括程度不够;二是将借鉴的其他理论或模式应用于图书馆阅读推广工作中时，有些理论或模式改造融合得不够理想，生硬晦涩之感明显;三是对图书馆阅读推广的顶层模式研究不够，大多数模式都是活动层面的中模式、小模式，缺乏国家或行业层面的大模式。
前文中所提及的模式虽总不可避免地具有不完整、简单等缺点，不能用其中一种模式完全表达出阅读推广的复杂和微妙，但每一个模式都从不同层面、不同过程、不同要素揭示出了阅读推广的重要特点。我们知道，每一个关于模式分类的角度都不是最完美的，从模式构建的视角出发亦是如此。基于实践的构建和基于理论的构建并不能像文本分类一样泾渭分明，大多数模式都是理论与实践交融的结果。不管是当下还是未来，在图书馆阅读推广模式的探索研究和实证中，我们需牢记最根本的一点：构建模式是为了解决问题，而不是构建模式本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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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周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