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论文主题涵盖三篇精品范文，主要包括《农户家庭农业生态论文(精选3篇)》，供需要的小伙伴们查阅，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摘要：【目的/意义】探究当前我国农业政策对旅游经营农户农业生产意愿的影响，为优化旅游农户的农业政策提供参考依据。【方法/过程】基于江西464个旅游经营农户的微观调查数据，通过路径分析法实证检验现行农业政策对旅游经营农户的农业生产意愿的影响。
农户家庭农业生态论文 篇1：
大力发展生态农业 促进农村经济发展
[摘 要]在建设良好农业生态环境、保证农业可持续发展的要求下，生态农业的发展显得尤为重要。作为我国最早实施生态农业建设和研究的试点单位，北京市大兴区留民营率先走上生态农业发展之路，并取得了巨大的生态效益和经济效益。本文在对留民营村生态农业发展现状和建设成果进行调研和分析的基础上，阐述了种种制约生态农业进一步发展的因素，针对这些因素初步提出了下阶段留民营发展生态农业的对策与建议，以及在绿色生态农业模式推广过程中应注意的几点问题。
[关键词]生态农业 留民营村 经济发展
一、生态农业的内涵
生态农业的概念于1971年正式提出。美国土壤学家Willian Albrecht从土壤学视角提出这一理念，认为建立良好的土壤条件，就会有健康的作物，并认为可以少量施用化肥，但不可以用化学农药。而在我国，一般认为生态农业，就是从系统思想出发，按照生态学原理、经济学原理和生态经济学原理，运用现代科学技术成果和现代管理手段以及传统农业的有效经验建立起来，以期获得较高的经济效益、生态效益和社会效益的现代农业发展模式。生态农业开发，就是实施和推广生态农业发展模式的全过程。
自20 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开展生态农业研究和试点已有近20年的历史。从全国各地区的生态户、生态村、生态乡、生态县发展来看，生态农业展示了广阔的发展前景，取得了良好的经济效益、生态效益、社会效益以及促进了生态农业理论体系的进一步完善，不仅为中国农业的持续发展提供了一条有效的途径，而且对国际上特别是为发展中国家提供了典型示范。
二、留民营村的发展现状
留民营村位于北京市东南郊，大兴区长子营镇境内，现有农户240户，人口861人，全村总占地面积145公顷。
“春天白茫茫、夏天水汪汪、秋天不打粮”这是人们对过去的留民营村的描述。 而正是这个曾经贫穷落后的小村子，自1982年走上生态农业的道路后，成了世界闻名的 “全球环保五百佳”村庄。留民营村在生态理论的指导下，进行了合理的生产结构调整，大力植树造林、开发利用太阳能和生物能，形成了以沼气有机肥、有机农业为中心，串联农、林、牧、副、渔的生态系统，建成了一种、二养、三加工，产、供、销一体化的生产系统。此外，凭借优美的生态环境、整齐的现代农业温室、系统的能源利用设施和淳朴的乡风，留民营村，以观光农业为特色，发展起了生态乡村旅游，每年前来留民营参观的国内外学者和游客络绎不绝。观光生态农业的发展，为村民增收创造了另一个有效途径。
三、留民营村生态农业发展模式
1.以沼气为中心，建立循环型产业链，形成废物综合利用、循环利用模式。
留民营村发展大中型沼气工程，使农业生产系统的物质和能量在其内部实现循环利用，使农业废弃物转化为再生资源，多层次有效综合利用农业有机物质，显著提高了资源的利用效率，延长了农业生产的链条。留民营村以沼气为中心，形成了以系统总体与家庭规模的有机废物综合利用及循环利用模式。
（1）系统总体型的生态大循环。留民营围绕沼气工程建设，把种植业与养殖业有机地结合在一起，通过对农业生产进行技术创新，使蔬菜全部实现了标准化的日光温室大棚栽培，养殖业实现了工厂化的规模生产经营。在种养业基础上，留民营积极发展加工业，如留民营家禽养殖加工场的建立为留民营的养殖业产品提供了加工和包装。这样形成了一种、二养、三加工、产供销一体化的农业产业化生产体系，实现了农、工、商一体化的格局。
通过系统总体型生态良性循环，提高了生物能的利用率，减少了系统对外部能源的需要；促进了系统内部粮食、畜牧生产的发展，提高了经济效益；同时减少了污染，净化了环境，使生态系统向良性发展，这样，留民营村整个系统的农林牧副渔就形成了一个良性循环，各业相互依存，相互促进。废物得到了充分利用，减少了系统开支，提高了经济效益。
（2）家庭规模型的生态小循环。在留民营村一家一户的生产单位中，利用生态原理调整单一的庭院结构为最佳结构，增加食物链条，将庭院土地多层式利用，建立起了蔬菜—鸡—猪—沼气的循环综合利用系统。具体就是，选择典型农户的家庭庭院，采取提高沼气利用率为中心，并采用沼气和太阳灶等农村新能源为生活用能等措施，进行生态小循环。
家庭规模的生态系统不仅能够增加家庭的经济收入，促进农民生活方式的改变，改善家庭卫生状况，提供了清洁、高效的能源，提高农民的生活质量，而且具有良好的社会效益。
2.整体绿化工程的实施。
扩大林木面积，搞好绿色植被是留民营在生态农业建设中的重要环节。近年来，留民营村按照生态农业发展规律，大搞“两渠两路一个网，两环两场一个园”整体绿化工程。1990年开始，留民营村请中国林业科学院的专家指导，制定了生态农用林的建设规划，营造完善的农田林网，建设花园式村庄。经过10年努力，建起了百亩片林、百亩苗圃和百亩果园，营造了环田林、环村林、环厂（场）林、环路林共计营造林带19条，动土方3.5万立方米。至2000年，共植树6.1株。初步形成了生态林业结构。全村林木覆盖率达30%。
3.观光生态农业和生态旅游业的兴起。
留民营没有青山绿水风景逸人的自然景观和历史悠久文化底蕴深厚的人文景观，不具备发展旅游业的先天条件，但留民营人却独辟蹊径，依靠自己的生态农业优势，发展了观光生态农业和生态旅游业，并成为了留民营生态农场新的经济增长点。
留民营村以生态农业为根本，开设有生态农业区、无公害有机蔬菜高科技示范区、无污染旅游制品工业区、国际生态农业学术研究培训中心、沼气太阳能综合应用示范区、民俗旅游观光区、北京娃娃农庄、北京青少年绿色文明素质教育基地、全国蒲公英农村儿童文化园、国际生态学术研究培训中心等，并建有生态庄园旅游度假村、动物园、庄园酒楼等设施，开展生态农业观光旅游，，兴办了农产品定点采的旅游项目，周边10个村近百户农民订立了农副产品产销合同，游客可以随手采摘水果、花生、红薯、小杂粮、蔬菜等，每年吸引了国内外游客10多万人次。既增加了旅游项目又增加了农民的收入。留民营村每年旅游收入达300多万元。
四、带动留民营村生态农业蓬勃发展的因素
1.国家的政策、资金扶持。
近几年来，随着三农问题的日益突出，国家逐步加大对农村、农业的扶持力度。例如建设大型沼气站需要数额较大的资金，但是仅靠农户投资往往不足，往往需要政府提供资金扶助。留民营的大型沼气站之所以能够发展起来，也得益与政府的资助，如1993年北京市能源办向留民营一次性投资80万元。此外，对于留民营村生态农业的发展，国家也提供了相应的政策上的支持。
2.农村基层领导干部带头作用。
留民营村生态农业的良好发展离不开村干部的带头作用。80年代，留民营村负责人张占林敏锐地意识到生态农业是一种先进的科学理论。在一批科技专家的指导下.带领全村村民开始走上了开创生态农业的道路，农村基层领导干部的带头作用可以作为一种重要的农业生产投入。在当前我国农业科学文化知识亟待提高的条件下，他们的带头作用显得尤为重要。
3.适时进行了农业生产结构调整。
按照生态农业的三年规划， 留民营村调整了农业生产结构。对种植业的生产结构进行调整，在继续抓紧粮食生产、保持水稻生产优势的同时，本着“服务首都、富裕农民”的方针，扩大种植业面积；在养殖业方面，新建多个养殖场，增加养殖数量；在充分利用全村劳动力的优势上，积极发展工副业。这些措施都加快了养范业和农副产品加工业的建设和发展， 为建立起一个农林牧副渔比例合理、互相制约、协调发展的生态农业系统奠定了基础。
五、留民营村生态农业建设中存在的制约因素及推进大发展的相应对策
1.农民索质偏低，技术推广难度较大，强化技术推广是关键。
农民文化素质偏低是制约生态农业发展的主要因素。生态农业的发展伴随的是新技术的推广和运用，文化素质的高低直接决定着农民对新技术的掌握和创新能力。留民营村当前年轻劳动力外出打工现象十分普遍，真正从事农业劳动的劳动力大多年龄偏大或文化水平偏低，这样对生态农业的推广实施增加了难度，因此科技人员必须长期、详细地对农民进行技术上的培训。
2.生态规划建设发展不完善，加强人才的引进与科技的投入。
发展生态村，仅仅依靠村民自身想办法是行不通的，必须依靠有专业知识的专业机构。生态规划包括以下几个方面内容：生态农业规划、生态产业规划以及生态景观规划。目前，留民营村内还未出现一支高技术、高含金量的科研队伍，很多设想的实施需要生产者掌握较新的生产技术，掌握科学管理方法，了解新工艺，否则，不利于留民营村长期发展，不利于留民营村走持续生态科技化道路。科技和人才是发展的动力，因此今后要继续加强科技的投入和人才的引进，实现留民营的可持续发展。
3.观光生态农业和生态旅游业发展需加强，进一步发展第三产业。
虽然留民营凭借它优美的生态环境，独特的生态模式和民俗风情文化底蕴，成功地塑造了“中国生态农业第一村”的品牌，但是仍处于起步阶段。缺少特色景点、旅游资源和设施的设计结构欠合理、宣传力度不够、收费价格偏高等问题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留民营第三产业的发展。加强对旅游业的发展建设工作，对主要客源地，不同的季节应有的放矢，具有针对性，避免“农家乐”这种千篇一律的做法。例如在春季，以踏春、采摘等为主；夏季则可以举办焰火晚会。
六、绿色生态农业模式的推广应注意的问题
1.生态农业的良性循环系统的建立要因地制宜，切忌盲目效仿。
留民营凭借其优越的自然经济条件，和正确的理论政策指导，成功地发展起了生态农业。但是留民营村的发展模式不一定适合每个地区，因此各个地区发展生态农业建设良性循环模式的要注意寻求适合自身发展的生态良性循环的生产和耕作方式，因地制宜地搞，切忌盲目效仿。
2.生态农业良性循环系统离不开先进的技术与工艺。
留民营生态农业建设，发展了畜牧业、渔业和饲料加工等多种经营项目，提出采用多种物质循环和能量流动的有机废料多重利用的良性循环模式。这一设想的实施需要生产者掌握较新的生产技术，掌握科学管理方法，还需要研究、开发物质循环利用的新工艺，否则无法建立良性循环的模式。
3.加强宣传教育和培训，提高广大农村基层干部和群众的生态意识和技术水平。
我国农村基层十部群众的生态意识还比较淡薄，许多地方政府在实践中很难准确处理全局的、长远的生态效益和局部的、短期的经济利益之间的关系。在群众中“产品高价、资源低价、环境无价”的旧观念仍然根深蒂固。因此，政府各级涉农部门要积极举办各种培训，提高广大农村基层十部群众的生态意识和技术水平。要充分发挥精耕细作的优良传统，促进农业向广度和深度进军。
参考文献：
[1]崔娜娜，周申立.观光生态农业在留民营村旅游景点中的应用[J]安徽农学通报，2005，11（6）
[2]四轮驱动_大力发展以沼气为纽带的生态农业_省略_业的可持续发展.新余市发展沼气[J].江西能源，2001（4）
[3]四川省生态农业可持续发展探讨_以双流县生态农业发展为例[J].经济纵横，2006（7）
作者：刘亚男 黄鑫 金彬珥
农户家庭农业生态论文 篇2：
农业政策对旅游经营农户农业生产意愿影响的实证分析
摘 要：【目的/意义】探究当前我国农业政策对旅游经营农户农业生产意愿的影响，为优化旅游农户的农业政策提供参考依据。【方法/过程】基于江西464个旅游经营农户的微观调查数据，通过路径分析法实证检验现行农业政策对旅游经营农户的农业生产意愿的影响。【结果/结论】调查显示，旅游经营农户对农业政策的评价处于中等水平，作为中间变量的农业基础设施投入与建设政策、农业补贴政策、中介服务组织建设、农业保险政策、农业贷款政策以及防灾救灾政策和手段直接影响旅游经营农户的农业生产意愿，初始变量中性别、年龄、文化程度、从事旅游人数、从事农业人数、旅游收入比例、农业收入比例、自有耕地面积以及实际耕种面积能够间接影响到旅游经营农户的农业生产意愿。建议应加大农业政策的支持力度，制定灵活多样的农业政策，提高重点政策的实施针对性，满足不同个体特征及各类资源禀赋的旅游经营农户对相关政策的多元需要。
关键词：旅游经营农户;农业政策;农业生产意愿;江西省
文献标志码：A
Key words： tourism management farmers; agricultural policy; agricultural production willingness; Jiangxi Province
近年來，在各级政府的高位推动下，我国乡村地区快速迈入了旅游发展的“黄金时代”，各地的农家乐、渔家乐、果蔬采摘园、生态观光园、乡村民宿等旅游业态如雨后春笋般蓬勃发展，由此涌现出了一批从事旅游经营的农户。他们大多数既从事旅游经营，又从事农业生产，不仅是乡村旅游地重要的生产经营主体，更是农业景观的生产者和保护者[1]。但不可忽视的是，在当前农业比较效益较低的情况下，不少农户更倾向于从事旅游经营，以至于逐渐减少或放弃农业生产。因此，如何激发旅游经营农户的农业生产意愿，发挥他们在农业生产中的主体作用，不仅决定着乡村旅游地的乡村性本质能否得到有效保护，还深刻影响着乡村旅游地的可持续发展。
金 灿：农业政策对旅游经营农户农业生产意愿影响的实证分析——基于江西省的调查当前，为了保障粮食的有效供给和农业的稳定发展，国家先后实施了农资和粮食综合直补、农机购置补贴、减免农业税等一系列强农惠农政策，大大提高了农户的农业生产积极性。那么，这些农业政策对旅游经营农户的农业生产意愿是否有影响？我们又该如何利用农业政策来调控他们的农业生产意愿和行为？鉴于此，本文尝试构建旅游经营农户农业生产意愿形成机制理论框架，并利用江西464个农户的微观调查数据，实证分析现行农业政策对旅游经营农户农业生产意愿的影响。
现阶段，国内外学者关于农业政策对农户生产意愿影响研究的文献主要集中在3个方面：（1）实证分析惠农政策对不同类型农户的垂直性效果。Andrzej[2]以波兰北部牛奶生产区为考察对象，认为只有加大乳制品部门的补贴制度并适当购买现代化农业设备才能提高奶农的生产意愿。何文剑等[3]将研究目光锁定在林业种植农户群体，提出现行的林改政策虽然对农户造林起到了一定的激励作用，但仍未达到加速农户扩大林地投资的程度，有些政策甚至对林木采伐和管理起到了负面影响。时小琳等[4]通过对福建油菜种植农户的微观调查，得出现有的油茶补贴政策对农户的油茶种植起到了高度的正向作用，而高成本的劳动力则会对拓宽油茶种植面积具有显著的负向作用。（2）深度挖掘农业政策对不同资源禀赋的农户行为的作用机理。Manitra[5]通过建立水稻生产指数模型，提出了人力资本、政策接纳程度等会极大影响农户的稻米生产力。刘滨等[6]认为农业政策和补贴对劳动力、交通、耕地等不同资源禀赋的农户的生产决策起着不同效益的影响。孙伟艳[7]提出各类资源禀赋的农户对农业政策有着大相径庭的认知程度，且认知程度亦对农户的种植和生产行为具有一定影响。（3）实证研究不同农业政策对农户生产决策的影响。Yao等[8]利用供需平衡模型检验了不同的采购制度和交易价格对农户生产效率的影响。黄季焜等[9]详细分析了粮食直补和农资补贴的实施效果，得出这两种补贴实际上并没有改善市场，对农户的粮食产量和农资投入亦没有产生正向影响。吕晓等[10]将研究的目光集中在土地政策上，提出农户对土地政策的了解和认知水平能够有效提升其土地转出意愿和土地流转行为的发生率。通过上述文献可知，学术界对不同农业政策与农户农业生产意愿之间的关联性进行了深度探讨，并得到了诸多有价值的结论。但是，旅游经营农户因其个体特征和资源禀赋截然不同，他们对农业政策的反应也不尽相同，导致农业政策的实施效果在实践中存在了极大的不确定性和不稳定性，因而只有深入了解旅游经营农户的真实想法和意愿，农业政策才能实现彻底的“对症下药”，而目前学术界鲜少关注这方面的研究。
1 数据来源与分析框架
1.1 数据来源
本文数据来源于“乡村旅游地农户农业生产行为研究”课题组的调查。2014年7月至2016年8月，课题组从江西全省所有11个地级市中选取23个典型乡村旅游地，并派调查人员赴实地与农户进行面对面问卷调查。为了避免旅游经营农户参差不齐的文化水平和理解能力对问卷数据的真实性和可靠性造成干扰，问卷的填答主要由调研人员对题项进行一一解释并询问之后记录答案。本次调查共访谈了531户旅游经营农户，剔除错答、漏答等无效问卷，共回收有效问卷464份，问卷有效率为87.4%。为了检验本次调查数据的信度和效度，本研究采用SPSS 20.0对问卷数据进行相关性检验，Cronbachα系数为0.857，信度良好且达到了实证分析的基本要求。
1.2 分析框架与研究假设
根据美国经济学家Friedman提出的持久收入理论[11-12]，预期收入以及长期利益是一切经济行为的动机和基本原则。旅游经营农户作为精打细算的理性经济人，一般家庭经济行为的决策主要取决于家庭对从事这一行为所产生的持久收入的理性预期，但是在实际情况之中，旅游经营农户选择继续进行农业生产活动，不仅是为农家乐、采摘园、土特产等经营提供保障，还有满足自家生活需求的考虑[13]。而且需要注意到的是：旅游经营农户的家庭情况和资源禀赋迥然有别，他们会在综合考察个人情况、家庭特征以及各类资源禀赋等诸多因素的基础上，进一步考虑是否继续从事农业活动以及长期性的农业生产是否会对正常的旅游经营造成负面影响。本文借鉴前人的相关研究[14]并结合调查地的实际情况，将研究变量设置为初始变量、中间变量和因变量这3种类型，同时根据这3种变量构建旅游经营农户农业生产意愿分析框架（图1）。初始变量选取农户个体特征、人力资源禀赋、经济资源禀赋和耕地资源禀赋，中间变量选取相关农业政策评价，旅游经营地农户在5年内是否继续进行农业生产则为因变量。其中，因变量和中间变量均为定距变量，对其测量采用直接赋值的方式。相关农业政策的实施效果评价设定为“很不满意”“不太满意”“一般”“比较满意”以及“非常满意”这5个程度，分别为其赋值为“1、2、3、4、5”。
根据张淑杰[15]、冷博峰[16]、钱加荣[17]等学者关于惠农政策与农户生产行为方面的研究成果，并基于上文构建的分析框架，本研究提出以下3种假设：
假設1：初始变量会直接影响因变量，即旅游经营农户的个体特征、人力资源禀赋、经济资源禀赋和耕地资源禀赋能够直接影响农户的农业生产意愿。个体特征属于旅游经营农户与生俱来便具有的内在属性，而农户的农业生产意愿则具有较强的后发性与主观性，会受其不同的性别、年龄、职业、受教育水平等各个方面影响，因而本研究认为旅游经营农户的个体特征能够对其旅游经营农业生产意愿造成直接影响。与此同时，资金、收入、劳动力、耕地面积等经济与资源禀赋不仅是从事农业生产的基础指标，更是影响旅游经营农户进行农业生产的源动力，因此本文假设旅游经营农户的旅游收入占家庭总收入的比例越大，农业收入的占比越小，家庭的日常资金使用主要来源于旅游收益而非农业带来的收益，则农户越不会倾向于进行农业生产。此外，旅游经营农户拥有的耕地资源禀赋越强，但可支配的农业劳动力越少，那么农户的生产积极性越不高，也就更不愿意在旅游经营之余进行农业生产。
假设2：中间变量会对旅游经营农户的農业生产意愿产生影响。保证粮食安全与提高农民收入是我国推行农业政策的两个最主要的出发点，倘若满足了这两大目标，对旅游经营农户农业生产意愿的提高便会有一定的积极作用。但是在实践过程中，农业政策往往会以不同的实施条例、标准、方式、程度等传达到千家万户，再加上不同资源禀赋的农户对于所获得的每一项农业政策的认知具有普遍差异性，自然便会导致农户对这些政策和补贴的实施效果产生不同的评价和满意度，从而进一步影响农户的农业生产意愿。因此，本研究选择农业基础设施投入与建设政策评价、农产品价格调控政策评价、农业技术投入和推广手段评价以及农业补贴政策评价等10个具体的农业政策作为中间变量，且这些变量能够对旅游经营农户的农业生产意愿造成直接影响。
假设3：初始变量可以通过影响中间变量来间接影响因变量。旅游经营农户并非纯农户，土地和粮食对其而言并不是唯一的生活保障，因而以旅游经营农户为代表的非纯农户是否加入持续进行农业生产的大军，并非是从农业政策之中获取微薄的补贴那么简单。因而，现行所实施的农业政策能否促进旅游经营农户形成长久性的农业生产意愿，关键在于所实施的相关农业政策和补贴能否让其农业生产与旅游经营的利益达到最大化。若既能保障粮食安全，又能提高农户收入，还能不影响正常的旅游经营，那么就会提高旅游经营农户进行农业生产的意愿。然而农户们对农业政策的实施效果和评价参差不齐，会受其迥然有异的资源禀赋和截然不同的个体特征的双重影响，因此，本研究假设初始变量不仅能够直接影响旅游经营农户的农业生产意愿，还能影响中间变量，从而通过中间变量来间接影响旅游经营农户的农业生产意愿。
2 实证结果与分析
2.1 变量统计描述
2.1.1 旅游经营农户农业生产意愿的基本描述 根据实际调查结果，在464份合格问卷中，32.1%的农户在回答“5年内是否继续进行农业生产”的问题时给出了“否”的答案，这表明了他们更愿意进行旅游经营而对农业生产的兴趣不大，余下的67.9%的旅游经营农户则表示十分愿意在未来进行农业生产，因而有近70%的旅游经营农户对农业生产的积极性和热忱度处于较高水平，这也从侧面说明政府所实施的一系列农业政策对农户的生产意愿可能起到了一定的正向影响作用，但具体影响到生产意愿的分别是哪些因素，仍需要进行进一步分析和验证。
2.1.2 中间变量的统计描述 在表1的统计数据中可看出，旅游经营农户对相关农业政策评价的均分在3分左右，处于一个较为客观的中等水平。其中，农业基础设施投入与建设政策、农产品价格调控政策、农业补贴政策、农业保险政策、农业贷款政策以及防灾救灾政策和手段的平均得分都超过3分，而农户对农业贷款政策的评价在所有中间变量中取得了3.22的最高分;此外，农业技术投入和推广手段、农资市场管理手段以及中介服务组织建设土地流转政策和做法这4个政策的评分稍低，处于2～3分之间。总体来看，农户对中介服务组织评价的差异最大，而对农业贷款政策与农业基础设施投入与建设政策的评价差异则最小。
2.1.3 初始变量的统计描述 根据以往学者的分析思路和理论结果，在旅游经营农户的个体特征方面，选取了性别、年龄、职业和文化程度这4个变量;在人力资源禀赋方面，将从事旅游经营人数和从事农业生产人数设置为变量;在经济资源禀赋方面，旅游收入比例和农业收入比例作为解释变量;而在耕地资源禀赋方面，则选取自有耕地面积和实际耕种面积这2个变量。各个变量的相关定义和具体的描述统计如表2所示。
2.2 中间变量对农业政策评价的多元回归分析
根据上文构建的分析框架，本研究首先将中间变量作为自变量，运用SPSS 20.0将旅游经营农户的农业生产意愿设置为因变量进行线性回归分析，完成分析框架中第一个步骤。结果显示模型的解释程度达到了45.3%，整体拟合度较高。根据表3的统计数据显示，农业基础设施投入与建设政策、农业补贴政策、中介服务组织建设、农业保险政策、农业贷款政策以及防灾救灾政策和手段均通过了显著性检验，而农产品价格调控政策、农业技术投入和推广手段、农资市场管理手段以及土地流转政策和做法的P值大于0.1，均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这其中的原因主要来源于以下两点：一方面，江西一带多丘陵和山地，耕地分散不均且开垦难度大，要达到“低规模+高收入”的农业生产预期难度较高，倘若农产品价格调控政策和土地流转政策等相关政策在其中没有起到一定的补贴及调节作用，那么将会极大地弱化农户的农业生产意愿;另一方面，旅游经营农户属于“兼职农户”，他们对农业及土地的依赖性不强，而旅游经营能够给家庭带来的收入高于从农业生产中获得的收益，因而农户会将农业生产作为副业，而将主要精力投入到可为家庭带来更高收入的旅游事业之中。长此以往，旅游经营农户对农业生产这一行为的采纳度便会大幅度降低。由于农产品价格调控政策、农业技术投入和推广手段、农资市场管理手段以及土地流转政策评价均没有通过模型检验，因而在下文初始变量对中间变量和因变量影响的多元回归分析以及路径探索中则不再对这4个变量进行讨论。
2.3 初始变量对中间变量和因变量影响的多元回归分析
从表4可以看出，初始变量对因变量农业生产意愿的回归结果通过了10%的显著性检验，总体模型解释度为6.3%，虽具有一定的解释力，但由于解释度不高，极大低于农业政策评价对因变量45.3%的解释力，因而可以推测出初始变量在很大程度上是通过中间变量来对因变量产生间接影响，这符合上文拟提出的第二条假设。从初始变量对中间变量农业政策评价的各项回归数据来看，6个模型均分别通过了显著性检验，整体呈现出较好的拟合效果。在初始变量对这6个中间变量的解释程度中，除了对农业贷款政策评价偏低的3.1%的解释度之外，其他5个变量的解释度均值均超过了5%，其中农业保险政策对初始变量的解释程度最高，达到了6.8%。根据各项回归结果与统计显示，性别、年龄、文化程度、从事旅游经营人数、从事农业生产人数、旅游收入比例、农业收入比例以及自有耕地面积这8个初始变量显著影响到因变量旅游经营农户的农业生产意愿。此外，显著影响到旅游经营农户对农业基础设施投入与建设政策评价的初始变量为年龄、从事旅游经营人数、旅游收入比例、农业收入比例以及自有耕地面积;显著影响到农户对农业补贴政策评价的初始变量为年龄、家庭总收入、农业收入比例以及自有耕地面积;显著影响到农户对中介服务组织建设评价的初始变量为文化程度、从事农业生产人数、旅游收入比例、农业收入比例、自有耕地面积以及实际耕种面积;显著影响到农户对农业保险政策评价的初始变量为性别、年龄、从事旅游经营人数、旅游收入比例以及自有耕地面积;显著影响到农户对农业贷款政策评价的初始变量为性别、文化程度以及自有耕地面积;显著影响到农户对防灾救灾政策评价的初始变量为年龄、从事农业生产人数、旅游收入比例、自有耕地面积以及实际耕种面积。
2.4 影响農业生产意愿的路径分析
从表5可得知各项初始变量对中间变量以及因变量的影响路径。其中，间接影响数值=初始变量（农户个体特征、人力资源禀赋、经济资源禀赋以及耕地资源禀赋）对中间变量（农业政策评价）的标准化回归系数×各中间变量对因变量（农业生产意愿）的标准化回归系数;总影响数值=间接影响+直接影响。由于排除了前期所检验得出的不合格数据，表5中只显示出通过了10%显著水平检验的各项回归系数。通过各条路径分析结果显示，性别、年龄、文化程度、从事旅游经营人数、从事农业生产人数、旅游收入比例、农业收入比例以及自有耕地面积这8项初始变量对旅游经营农户的农业生产意愿产生了影响，而职业和实际种植面积这2项变量对农户的农业生产意愿则并无影响。在这些初始变量之中，性别对旅游经营农户的农业生产意愿影响程度最大，总路径系数的绝对值接近于0.1，达到了0.096;影响程度次之的初始变量是自有耕地面积，总路径系数的绝对值是0.044;而文化程度、年龄以及从事旅游经营人数依次排在总影响系数的第3～5位;从事农业生产人数、农业收入比例等初始变量的路径系数均<0.02，影响程度较低排在末位。根据上述路径表述，具体分析如下：
2.4.1 性别对农业生产意愿产生反向影响 女性旅游经营农户对目前的农业政策评价处于一个相对较低的水平且不愿意在将来进行农业生产。在中国农村社会，存在着“男耕女织”的传统农业生产模式，男性是农业生产行为的主力，而女性则更偏向于处理家政、照顾亲人等私人领域，较少参与公共事务。作为旅游经营农户的女性亦是如此，她们在日常生活中不仅要成为打理旅游事务的一分子，更要承担起照顾老人和孩子的繁忙重任，在时间和精力的双重约束下，她们很少主动了解相关农业政策或是参与农业生产，从而导致其对相关农业政策的评价较低且不愿意继续进行农业生产。其中，女性旅游经营农户对农业基础设施投入与建设政策、农业补贴政策、中介服务组织建设以及防灾救灾政策和手段这4个政策的评价较低，主要原因是她们缺乏对相关政策的了解和认知，对农业种植和生产的参与程度与男性农户相比也存在着较大的差距，因而相关部门要加强对女性旅游经营农户的引导，对其进行合理的农业政策与技术的宣讲与支持，倡导她们积极参与到农业生产的行动中来。
2.4.2 年龄对农业生产意愿产生正向影响 年龄越大的旅游经营农户对农业政策评价较高且愿意继续进行农业生产。一方面，家庭的旅游经营事务主要依赖于年轻劳动力，老龄旅游经营农户的体能较弱，劳动效率不高，因而他们很少去参与家庭的旅游经营事务;但在另一方面，相较于年轻农户，老龄农户参与农业生产的时间更长，农业实践经验更为丰富，对家庭的农业生产贡献较大，因而他们愿意去了解相关农业政策并持续进行农业生产。由于老龄农户对中介服务组织建设和农业贷款政策的评价较低，因此政府要加大对老龄农户的教育和宣传投入，使其提高对新型农业政策和机构的认知程度和接受程度，从而在立足老龄农户的经验优势之上，保障他们能更好地进行农业生产。
2.4.3 文化程度对农业生产意愿产生正向影响 文化程度和教育水平越高的农户，对相关农业政策的评价越高且更愿意去进行农业生产。在对农业生产意愿的影响路径中，文化程度对其产生了3.1%的直接影响;而在对农业政策评价的间接影响中，文化程度对农业贷款政策评价的影响最大。旅游经营农户作为一类特殊的“以农为辅”的“兼农户”，由于身肩“旅游+农业”的双重任务，因而在日常旅游经营和农业生产事务中，他们不仅要了解瞬息万变的旅游市场，更会去主动掌握实时农业信息和相关政策，这需要敏锐的“信息嗅觉”和较高的信息识别能力。文化程度高的旅游经营农户，对农业政策的解读和接受能力更强，也具备较好的农业知识和技术的适应性，因而一定的文化和教育程度才是帮助旅游经营农户提高农业生产积极性并提高农业生产率的基础所在。政府在进行农业政策推广和实施时，要注意对农户进行一系列前期性的教育和培训，帮助其缩小认知偏差并掌握相关农业知识和技能，只有这样，旅游经营农户从农业政策中所获取的益处才会得到最大化的发挥。
2.4.4 人力资源禀赋对农业生产意愿产生反向影响 由于人力资源禀赋对旅游经营农户的农业生产意愿产生了-0.002%的总影响力，这一结果说明在家庭劳动力之中，从事旅游事业人数越多则进行农业活动的人数越少，对农业政策评价则处于一个较低的水平且更不愿意在将来进行农业生产。其中，从事旅游经营人数对农业基础设施投入与建设政策、农业补贴政策以及农业保险政策造成了间接性影响;从事农业生产人数则对农业基础设施投入与建设政策、中介服务组织建设以及防灾救灾政策和手段造成了间接性影响。由于旅游经营农户的“兼职农户”属性，他们与一般的“专职农户”相比有着更丰富的谋生方式和更广阔的收入渠道，因而他们更多的是把能够给其带来更多经济效益的旅游经营活动列为“主业”而逐渐淡忘农业生产活动，在家庭劳动力有限的情况下，自然会更加倾向于在旅游经营方面投入更多的人力和物力。劳动力是支持劳动者进行人力运作并获得相关效应的前提和保障。作为旅游经营农户，无论是进行旅游经营管理还是农业生产劳作，充沛的人力资本是帮助其获取最大收益的关键。为了帮助旅游经营农户在进行旅游经营事业的同时不忘进行农业劳作，帮助其实现“双向经营”，相关农业政策要给予从事农业生产人员额外的税收和补贴关照，并加大技术与资金支持，鼓励旅游经营农户在今后投入更多的人力和精力去田地中进行农业种植和生产。
2.4.5 经济资源禀赋对农业生产意愿产生反向影响 由于经济资源禀赋对旅游经营农户的农业生产意愿产生了-0.003%的负向影响，说明在经济资源禀赋之中，旅游收入比例越高则农业收入比例越低，旅游经营农户对农业政策评价和认知的水平越低且更不愿意继续进行农业生产。其中，旅游收入比例除了对农业贷款政策不产生中间影响之外，对其他5个政策均造成一定影响，因而旅游收入比例是本研究至关重要的解释变量;而农业收入比例对农业补贴政策和中介服务组织建设这2个政策产生中间影响。对于以农业收入为辅的旅游经营农户，家庭的主要收入主要来源于旅游经营活动，因而耕地和土地对他们而言更多的是一种社会保障而不是生活寄托。农业收入的高低会直接影响到整个家庭对待旅游经营和农业生产的对立平衡，因而相关农业政策要打破目前旅游收入和农业收入这种“不平衡不对等”的局面，就要降低旅游经营农户的农业种植成本，加大物资和技术的投资力度，提高土地的单位产量，通过农资管理市场适时有效地对农产品价格进行调控。因此从长远发展的角度来看，只有缩减旅游经营和农业生产之间的收入差距，才能从本质上提高旅游经营农户的农业生产积极性，进而影响并激励其未来的农业生产意愿和行为。
2.4.6 耕地资源禀赋对农业生产意愿产生正向影响 家庭所拥有的耕地面积越大，旅游经营农户对农业政策的评价越好，继续进行农业生产的可能性也就越高，其中自有耕地面积是唯一能够对农业基础设施投入与建设政策、农业补贴政策、中介服务组织建设以及农业保险政策等全部6个政策产生间接影响的初始变量。从古至今，土地都是一切农户的命根子，它承载着所有农户的希望。对于旅游经营农户而言，只有自有耕地达到一定的规模，农业生产符合预期目标，实际收入取得一定效益，才会激发他们进行持续性农业生产，而了解相关的农业政策与知识则会帮助其更好地进行春种夏长、秋收冬藏，“因时制宜”地取得更高的经济效益。因此，旅游经营农户的自有耕地面积越大，越能激励其继续从事农业生产活动，而一系列的农业政策以及相关农业知识则起到了间接的调节性作用。
3 结果讨论与政策启示
3.1 结果讨论
本文基于江西464个旅游经营农户的微观调查数据，通过线性回归以及路径分析法实证检验现行农业政策对旅游经营农户的农业生产意愿的影响。分析结果显示，旅游经营农户对农业政策的评价处于中等水平，并有近7成的农户表示愿意在未来继续进行农业生产活动。其中，作为中间变量的农业基础设施投入与建设政策、农业补贴政策、中介服务组织建设、农业保险政策、农业贷款政策以及防灾救灾政策和手段直接影响旅游经营农户的农业生产意愿，初始变量中性别、年龄、文化程度、从事旅游经营人数、从事农业生产人数、旅游收入比例、农业收入比例、自有耕地面积以及实际耕种面积能够影响到旅游经营农户的农业生产意愿。在这9个初始变量之中，性别、年龄、文化程度、从事旅游人数、从事农业人数、旅游收入比例、农业收入比例和自有耕地面积是通过直接和间接影响到旅游经营农户的农业生产意愿，而实际耕种面积只能起到间接影响的作用。简而言之，当前政府所实行的一系列农业政策对旅游经营农户的农业生产意愿产生了直接且积极的影响，而农户的个体特征和资源禀赋亦是影响其农业生产意愿所不可或缺的中间影响因素。
3.2 政策启示
在乡村旅游地，要想提高旅游经营农户这类特殊“非纯农户”的农业生产意愿，保障农业收入占家庭总收入的比例以及缩小农业收入与旅游收入二者之间的差距是重中之重，通过实行合理有效的农业政策便可推动这一目标的实现。鉴于此，应从以下3个方面对农业政策进行完善：
3.2.1 加大农业政策支持力度，提高重点政策的实施针对性 在农业政策的支持方面，主要从农业基础设施投入与建设、农业补贴、中介服务组织建设、农业保险、农业贷款以及防灾救灾和手段技术推广上满足旅游经营农户对农业政策的实际需求，其中要重点加大对农业基础设施投入与建设、农业贷款的支持力度，从而充分调动旅游经营农户的农业生产积极性。
3.2.2 制定灵活多样的农业政策，满足不同个体的多元需要 对于老龄旅游经营农户，在重视并发挥其宝贵的耕种经验的同时要给予其更多的政策关照，保障老龄农户的合法权益;对于文化程度较低的旅游经营农户，要加强政策宣传和技能培训力度，让其对农业政策和基础知识有一个更为清楚的认知;对于耕地资源较差的旅游经营农户，要引导其加入农业合作社，设定合理的利益分配机制来增加其农业收入。只有实行“因人制宜”的政策原则，才能让不同资源禀赋的旅游经营农户都能从从事农业生产活动中受益。
3.2.3 深化现有农业补贴政策，鼓励旅游经营农户进行规模化生产 作为“以农为辅”的旅游经营农户，他们或许有从事农业生产的意愿，但毫无疑问其更倾向于通过旅游经营实现发家致富，因此，只有强化这类“非纯农户”从事农业生产的额外补贴，才能极大地提高其从事农业生产的积极性;除此之外，更应该适度提高对规模化种植的旅游经营农户的补贴力度，通过规模化种植，可以将目前“小、分、散”的乡村旅游地农业生产格局有效地调整为“大、整、合”的适宜局面。今后，政府在制定農业政策之前要多加关注以旅游经营农户为主的“非农群体”，多关注他们的意见和态度，通过出台和实施合理的农业政策使其成为稳定的农业劳动群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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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金灿
农户家庭农业生态论文 篇3：
宁波小农户与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利益联结机制及路径研究
摘要小农户与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构建紧密的利益联结机制是其融入现代农业发展的重要路径。通过实地调研，掌握宁波市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联农带农的实际成效以及存在问题，选择典型案例总结成功经验。在此基础上提出构建“农业龙头企业+专业合作社+小农户”的产业联盟，将是宁波市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与小农户协同发展的关键路径，并提出政府部门应从鼓励社会化服务组织发展、制定向小农户倾斜的惠农带农政策、增加小农户培训次数等方面为产业联盟健康发展铺平道路。
关键词小农户;利益联结机制;实施路径
doi：10.3969/j.issn.0517-6611.2020.04.077
开放科学（资源服务）标识码（OSID）：
Research on Interest Connection Mechanism and Path between Small Farmers and New Agricultural Operation Subjects in Ningbo
ZHAN Chai1，LIU Ya-nan2， LI Jia-dan1（1.Rural Development and Information Research Institute， Ningbo Agricultural Science Research Institute， Ningbo，Zhejiang 315014;2.Business Academy，Ningbo University，Ningbo，Zhejiang 315211）
Key wordsSmall farmers;Interest linkage mechanism;Implementation path
小農户是我国农业生产经营的基本单位和重要主体，也是推动我国实现农业现代化的根本动力[1]。当下小农户面临着人均土地占有率低、劳动生产率低、生产力不足、农业技术投资低等一系列问题[2]，很难依靠自身力量实现向现代农业方式的转变。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指出，要“实现小农户和现代农业发展有机衔接”。2018年中央农村工作会议把“积极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促进小农户与现代农业发展有机衔接”确定为推进农业大国向农业强国转变的一项重要任务。2019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促进小农户和现代农业发展有机衔接的意见》，对小农户参与现代农业发展实施路径、利益联结机制、政策保障等作出了顶层设计。这些都体现了党中央对小农户发展的高度重视和小农户健康发展对农业现代化目标实现的重要性。
从农业“适度规模经营”概念提出以来，与之相对应的“小农户如何发展生存”一直是农村农业领域学术界争论的焦点，有学者认为小农户的发展应该走规模化的道路[3]，也有学者认为在农业发展过程中要突出小农户的优势[4]。关于应该采用何种路径来突出，孔祥智等[5]认为可以从土地流转后利益重新分配方式创新和社会化服务带动两种路径推进小农户与现代农业发展的衔接。姜长云[6]认为积极支持发展农业生产性服务业、引导小农户增强自身的能力等双向作用来增强有效衔接。关于如何保障这些实施路径顺利落实，张红宇[7]认为政府首先要在发展理念、制度和政策上重视和指导小农户。刘益平[8]认为政府首要扶持农业社会化服务健康发展是解决小农户经济的必然出路。
综合当前学者关于小农户与现代农业发展衔接的研究集中在3个层面：第一，明确了小农户在我国现代农业发展中的主要作用和地位;第二，小农户与现代农业发展衔接形式多样，其中以“农民组织化+服务规模化”延伸出的各类衔接形式是主流观点;第三，政府部门应转变以前侧重大力扶持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思路，适当调整向支持小农户发展倾斜，使更多优惠政策惠及处于弱势地位的小农户。总结得出，学者们当前研究的重心集中在理论层面的推导和个案的优化研究，针对某一个地区进行综合全面调研基础上的研究还比较少。笔者通过对宁波市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和小农户的走访调研，研究当地小农户与现代农业发展衔接的模式、存在问题以及阻碍因素，丰富小农户与现代农业发展衔接的实践经验。
1宁波市小农户与现代农业发展衔接现状及问题分析
1.1小农户生存发展现状
“十三五”期间，宁波市委、市政府提出建设绿色都市农业强市的發展战略，促进现代农业发展走在全省前列。各类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蓬勃发展，但不容忽视的是，以小规模经营为特点的小农经济依然长期是宁波市农业生产经营的主要形式，据《宁波市第三次农业普查主要数据公报》（以下简称“普查公报”）显示，截至2016年底，宁波全市共有1.1万个农业经营单位，64.7万个农业经营户，其中有1.9万规模农业经营户，小农户占比97.6%。农业经营单位和规模农户通过建立并逐步完善与农户的产销衔接、合同订单、保护价收购、股份合作、二次分配等多样化的利益联结机制，辐射带动周边农户开展专业化、标准化、规模化生产。据统计，到2017年底，宁波市市级以上农业龙头企业251家，吸纳农民就业18.5万人，联结带动农户126.4万人，年均增收4万元，辐射带动种养植业基地16.20万hm2。合作社总数达2 645家，入股社员4.37万户，联系带动农户34万户，联结基地面积5.86万hm2，合作社统一组织购买农业生产投入品总值11.6亿元，统一组织销售农产品总值32.5亿元[9]。分析得出，第一，宁波要完全实现农业现代化的目标，必须先思考如何将小农经济纳入到现代化农业发展目标中来;第二，当前新型农业经营主体都积极与小农户构建利益衔接机制，但对小农户具体增收有何益处，缺少数据展现，需要进一步实地调研去探究。
1.2小农户与新型经营主体利益联结模式及问题分析
通过走访调研，发现其中部分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与当地小农户构建起了比较完善的利益联结机制，对小农户增收起到了正面的带动作用，但绝大部分农业新型经营主体与小农户的衔接并不紧密，小农户发展前景依然不大明朗。
1.2.1农业龙头企业与小农户联结方面。
据数据统计，宁波市级以上农业龙头企业联结带动的农户占全市农村户数的72.5%[10]。在实际调研中发现绝大多数农业企业通过承租土地、招聘短期用工、收购部分农产品等方式联系带动农户，这些方式对小农户进入现代化农业体系的作用还很有限。少数农业企业与小农户签订了购销订单，这种模式稍微紧密一些，企业层面可以收购到质量可控、数量客观的标准化农产品，小农户也不愁农产品销售的问题，但在合作中，当市场行情好的时候，如果小农户不按照事先约定的价格交付给企业农产品，偷偷将好的产品卖到市场上去，企业对分散的小农户没有约束力;当行情差的时候，企业会对小农户生产的农产品挑三拣四，变相压低价格，甚至有个别农业在协议中使用模糊性的语言和增加免责条款等方式逃避应有责任，最大限度维护自身利益。总体来说，当前调研的农业企业规模都较小，各个环节附加值还比较低，带农惠农意识还不强。
1.2.2农业专业合作社与小农户联结方面。
数据显示，目前宁波市农业合作社平均带动17家农户，每个合作社平均仅经营22.0 hm2耕地，合作社规模还很小，带动农户十分有限。调研中发现农民专业合作社统计数字背后隐藏着大量“空壳”合作社，有1家或亲朋好友几家组成1个合作社，也有1个主体注册几个合作社等情况比较普遍，正常运营的合作社大约在10%左右（据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课题组2017年对浙江、陕西、吉林等8省10多个县的调查结果显示，注册登记的农民专业合作社，正常运营的比例大约为20%，有的地区这一比例低于10%）。在正常运营的农民专业合作社中，很多是由几位种植大户和有市场渠道的能人控制，与其余小农户仅有土地租赁和短期雇佣关系，没有共同遵守的规章制度，合作互助的精髓未得到体现。合作社的发展受限于带头人的技术和市场渠道，产业拓展和价值链提升空间狭小。一旦带头人脱离合作社，合作社就会名存实亡。
此外，家庭农场通过雇佣工人、承租土地与小农户联系，尚未建立利益分配机制。总结来看，目前宁波市小农户与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联结还处于起步阶段。
1.3原因分析进一步调研总结当前小农户与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衔接中的问题，主要由以下几方面原因引致。
1.3.1政府政策激励机制不完善制约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带农积极性。
目前政府出台的相关农业政策以及财政扶持的农业项目都存在照顾规模农户的现象，小农户受关注比较少。随着小农户发展呼声提高，政策扶持方向也在慢慢转变，2018年宁波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印发《关于加快推进绿色都市农业示范区建设的实施意见》中提出“通过财政支农资金折股量化、土地股份合作、发展订单农业等方式，把小农生产引入现代农业发展轨道”，调研发现真正实现的很少。部分农业建设项目验收对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与小农户利益联结机制有相应考核分值，调研中很多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只要拿出部分财政扶持资金给小农户购买一些农业物资，就算达到了利益联结的指标要求。政府引导力度不够大、扶持方法不够具体、考核要求不够明细等原因都制约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主动联农带农的积极性。
1.3.2社会化服务体系的缺位制约小农户与新型经营主体的协同发展。
调研中了解到部分小农户因自身技术缺乏、资金少、信息渠道窄等原因渴望加入农业产业化组织抱团发展，进入后务农收入有一定的增加，但幅度不大，可持续性不强。农业产值的持续增长需要不断深化产业链发展，极尽发挥各产业环节的价值，目前农业企业和合作社往往只在几个产业环节上有优势，联合后也很难将农业产业蛋糕做大，亟需专业的社会化服务组织来填补空位，一起共同推进整个产业链产值的增长。调研中发现目前市场上存在的社会化服务组织服务领域主要集中在农机服务、农资供应、瓜果蔬菜种苗繁育、技术指导等环节，病虫害统防统治、农产品收储、产地初加工、市场营销、农业金融等领域均比较缺乏。
1.3.3小农思想制约小农户参与现代农业发展衔接中主人翁意识的发挥。调研中发现目前参加农业产业化组织的小农户户主年龄在50岁以上的偏多，很多小农户进行农业活动是为了守住最后的饭碗，并不想依靠这个产业大幅度提升收入水平，认为参加农业合作社交入股资金存在损失风险，与企业签订长期土地租赁和订单协议容易失去对耕地的控制，且认为自身话语权小，难以在与企业经营者谈判中争取到利益。
2典型案例分析与经验总结
在调研中也发现一些小农户参与现代农业发展比较好的模式，现挑选2个案例进行总结分析。
2.1“合作社+農户”产业链延伸增值共享联结模式
ZX花木合作社，成立于2006年，现有社员255户。在“四明山区域生态发展”背景下合作社带领社员开创出了一条融合林下经济、水果采摘、民宿经济等业态的致富路径，社员共同分享农旅产业链延伸带来的增值收益。因成效显著，2019年被评为“国家级示范性专业合作社”。
合作社与小农户利益联结发展经历了以下3个阶段：第一阶段，资金入股。成立之初由20个农户每户出资5 000元作为合作社运转资金，社员负责自家林地花木种植管理，合作社负责产前农资集中统一购买、育苗栽培技术培训和指导，市场宣传、品牌塑造和销售渠道开拓;第二阶段，土地入股，为了优化花木种植品种，发展多元化产业，合作社鼓励社员以自家耕地入股建设良种樱花园和集体苗木基地，培育的樱花新品种扩繁后免费发放给社员，集体苗木销售的利润部分作为合作社运行和储备资金，部分按照股份分红给社员。第三阶段，分工协作提供长期工作岗位，在花木产业步入下行通道，农旅融合业态市场兴旺的背景下，合作社继续鼓励社员土地入股发展林下经济、特色果品采摘业态，运用储备资金长期租赁废弃林场管理房发展民宿餐饮，规划社员苗木种植基地发展旅游观光，业态拓展后产生大量稳定的就业岗位，面向社员招聘。至此社员增收渠道从最初的花木销售扩展到土地租赁、土特产销售、观光采摘、餐饮民宿、景点门票收入等分红，以及合作社务工等多个渠道。接下来，合作社将引入加工企业合作开发樱花系列加工品，进一步提升樱花产业附加值，增加集体分红的收入来源。
2.2合作社+农户社会化服务拓展增值效应分享联结模式
CN粮机专业合作社，成立于2007年，现有社员354人，主要业务有水稻种植加工、农业社会化服务供给等，先后荣获“宁波市级示范性社会化服务组织”“省级规范化合作社”“全国农机专业合作社示范点”等荣誉称号。
合作社与小农户的利益联结方式：小农户通过资金入股、机械设备入股、长短期务工等方式参与合作社经营。具体在服务过程中，合作社通过农资统一采购、全程机械化耕作，助力社员地均生产成本下降;合作社联合承包大面积耕地，农产品产地初加工后统一销售，集体经济收益大幅提升，社员获得更多股份分红;社员利用合作社信息、技术、市场资源的共享，用自己的农机为周边非社员农户提供服务，大幅提高机械年作业量，增加经营性收入;合作社成立不同服务小组，面向社员的就业岗位增加，为社员带来工资性收入。入社后小农户通过土地入股分红、机械入股分红、农业单产利润提升、合作社务工、出外非农务工时间延长增加工资性收入等方式提升了收入水平。据合作社测算，入社前后对比小农户年均可支配收入提升50%以上。
接下来合作社计划承包更多的耕地，建设粮食加工分级生产线，强化品牌效应，进一步带领社员做强产业价值链。
2.3成功经验总结
以上2个合作社的成立都是为了解决小农户生存问题，成立初期都形成了稳定规章管理制度和协商议事方法，紧随市场导向优化利益联结机制。小农户通过资金入股、机械设备入股、土地入股等方式组成农业合作社，随着合作社成员和入股资本的增加，逐渐形成不同领域、不同环节的专业分工格局以及组成相应技术人员团队，顺利拓展产业纵向链条和横向边界，将产业增值空间尽可能地留在合作社内。同时合作社在发展壮大中，与市场谈判能力逐步增强，表现在农用物资采购成本的下降、农产品销售价格的提升等方面。业态和环节的增加相应在合作社内部催生出大量就业岗位，为社员脱离耕地选择就近就业提供了可能。
3对策与建议
根据实地调研中收集的建议，以及学习国内一些典型模式路径，针对调研中总结的问题，提出以下建议。
3.1构建“企业+合作社+农户”为主体的产业联盟，做大利益分成蛋糕
通过调研分析，针对当前宁波市“农业企业+农户”和“合作社+农户”合作模式中的缺陷，综合考虑构建“企业+合作社+农户”为主体的产业联盟，联盟内农业企业在营销渠道开拓、品牌运营管理、产品精深加工、资金支持等方面具有先天优势，农业合作社能发挥传播农业种植技术，对社员进行规范化管理，通过熟人关系网对社员契约行为形成道德约束，在企业和社员之间充当信用保障等作用，社员具备丰富生产经验，充沛劳动时间，农旅融合业态所需的房屋、特色美食手艺、民俗文化传承等资源。三者的结合，将有助于发挥各自优势延长农业产业链条，提升各环节的附加值，助力农业全产业链价值实现整体飞跃，使农户和企业都能实现自身利益最大化，形成完善稳定的协同发展模式。
3.2扩展农业社会化服务供给，保障产业联盟可持续发展
农业社会化服务是“产业联盟”的融合剂，产业联盟中企业、合作社和农户都只具备各自领域的核心技术，亟需大量的社会化服务组织来补充。健全农业服务体系主要从政府提供的公益性服务和社会组织提供的经营性服务两方面入手。公益性服务方面，政府部门需进一步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农业技术推广等服务，尤其是农业技术推广方面，考虑到政府部门推广队伍力量有限，需要鼓励科研院所、高校等单位加强与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联系，采集小农户对良种良法的需求和农业龙头企业对农产品加工保鲜、质量安全检测、产业布局规划等方面的诉求，以此为导向开展科学研究，有好的成果和成熟技术后及时通过培训班、微信公众号、上门服务等多种形式向产业联盟内各主体推广，形成“科研单位+示范基地+农业企业/合作社/农户”的农业技术推广服务网络和示范平台;经营性服务方面，政府可以通过购买服务、惠农政策补助等方式鼓励经营性服务组织在传统的农业信息、农资采供、统防统治、农业科技、农产品营销服务的基础上，开展农产品质量监测服务，建立农产品质量追溯管理制度，围绕农产品生产经营等各个环节开展法律政策咨询服务，满足小农户实际生产经营需要[11]。
3.3推动更多惠农政策和项目资源向小农户倾斜，细化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联农带农考核指标
首先，保障小農户与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享有平等被扶持的权利，是政府未来出台相关农业政策和开展农业项目建设需要考虑的重点，权利上平等了才能激起小农户主动对接现代农业发展的信心，同时也能让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认识到与小农户结合是“合则两利”的事实;其次，可以把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带动小农户的数量和利益联结程度作为政府扶持政策的重要衡量指标，扶持前明确具体的利益联结形式，验收提供相应的佐证材料以及实行“一票否决制”，促进利益联结机制不断紧密完善;再次，针对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与小农户签订的协议因自然和市场风
险出现频繁毁约的问题，政府应鼓励引入相应的保险机制，补贴部分保费，降低各方的风险损失，保障各方契约关系长期稳固有效。
3.4加强小农户生产经营理念的培训，提升主动融入现代农业体系的认识
针对小农户主动参与农业产业化组织积极性不高、参与进来忽视自身利益争取等问题，向小农户宣传自身的优势和现代化农业产业价值成为促进小农户主动融入农业产业化组织的第一任务，首先通过政策的导向、基础设施的改善、社会化服务体系的完善等转变小农户的心态，让小农户看到实处、心有所依，认识到小农户的未来发展前景广阔，有主动学习的愿望[12]。其次，通过开展针对性强的小农户科学技术和市场、经营意识的培训，弥补小农户种植技术落伍、经营能力欠缺和市场敏感性差的不足。当前宁波每年都会举办多次针对新型农业农民技术、经营管理理念、农业发展前景等知识技能的培训班，参加培训班的以各农业产业化组织的带头人和技术骨干为主，后续要进一步鼓励小农户参加，根据小农户生产规律合理安排开班时间;另外也可以通过组织专业人员现场指导、定期定点技术培训、构建直达农户的咨询平台等多种方式对小农户进行帮助和指导，助力小农户实现由“输血”到“造血”的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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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何秋洁，万远英.新时代实现我国小农户与现代农业发展有机衔接路径探讨[J].农业经济，2018（9）：9-11.
作者：詹柴 刘亚楠 李佳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