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写好一篇逻辑清晰的论文,离不开文献资料的查阅，小编为大家找来了《鲜卑立体造型艺术论文(精选3篇)》，仅供参考，大家一起来看看吧。摘要：关于乌桓、鲜卑的历史，中外学者先后做过不同程度的研究，其成果亦颇可观。学术界对于乌桓、鲜卑史研究的索引从1900年——2008年已整理发表，毋庸赘烦。
鲜卑立体造型艺术论文 篇1：
论麦积山北魏佛像雕塑艺术产生的历史美学风格意蕴
摘要：我国是四大文明古国之一，我国拥有悠久的历史和文化底蕴，佛学文化是我国历史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通常认为佛教在西汉时期传至我国，在唐朝和宋朝发扬光大。在悠久的佛学文化中，麦积山北魏佛像雕塑是我国古代泥塑佛像的代表。北魏时期是鲜卑族和汉族文化交融时期，多元文化的融合孕育了这一泥塑文化宝库，麦积山北魏佛像雕塑同其他地区佛像艺术性差异较大，艺术表达极具时代感和民族特色。
关键词：麦积山；北魏佛像雕塑；历史美学；泥塑；石窟
麦积山石窟位于甘肃，内含的佛像数量大约在70座上下，并且保存完整，十分具有研究价值。麦积山石窟佛像开凿的时期为北魏南北朝时期，北魏政权建立是我国少数民族汉化的重要时期。当时的政治思想、经济发展、文化模式等都对佛教的带来了较深的影响。
一、麦积山石窟佛像风格的形成过程及原因
麦积山石窟佛像开凿构建大致上可以分为三个时期：前期主要是前秦艺术成果的直接继承；中期受到当时政权思想和审美的影响，风格以秀丽清风为主；后期佛像逐渐趋于女性化，风格以柔美慈祥为主。
随着秦朝政权的全面崩溃，我国北方再次进入混乱时期，各路军阀混战，民不聊生，我国当时少数民族鮮卑族在乱世中逐渐兴起，实行军户制，渐渐发展程首屈一指的军事政权。在386年建立国度，定国号魏。结束了我国当时100多年的军阀混战状况，我国初步统一，统一整个北方，国家进入休想生息阶段。孝文帝为了缓解鲜卑族和汉族的矛盾，巩固自身的统治地位，完善国家机制，实行民族汉化，规定鲜卑族按照汉族服饰装扮，学习汉族文化。鼓励两族通婚。我国进入全方面的休想生息阶段。稳定的环境使得佛学文化盛行。
国家政权的变化，给麦积山石窟佛像形象带来了巨大影响。北方民族刚健的佛像形象逐渐取代汉风佛像形象，最直观的影响就是佛像不在是单纯的神秘偶像，原来的威严形象逐渐被温柔慈悲形象取代。佛像趋于人性化，形象更加传神，工匠逐渐追求艺术性。佛像衣服纹理逐渐被民族化。衣服的纹理开始逐渐追求立体性和空间感。佛像艺术性逐渐凸显。
北魏汉化对佛像的影响结果就是，在艺术上参考了东晋顾恺之的“秀骨清像”，此种风格流行了将近200年。南朝的萧梁时代张僧繇创造了另一种风格，用丰满的形象抗衡“秀骨清像”。两种风格差异巨大，一种清瘦一种丰满。在北朝的北齐、北周时代，张僧繇创造的丰满形象逐渐取代了“秀骨清像”。
二、麦积山石窟佛像泥塑手法的创新和发展
麦积山石窟佛像的泥塑形象可以大体上分为三类：其一，泥塑佛像凸出墙面。其二，泥塑佛像完全脱离墙面。其三，紧贴墙面的泥塑佛像。麦积山石窟佛像高度大体上同人等高。游客在观察佛像时通常是处于平视状态，而不是仰视的状态，给人平等的感觉。让人感觉和佛处于平等交流的状态。拉近了佛与人之间的距离。佛像在高度和面部表情上显得平易近人，佛像形象更具人性化。该种佛像风格形成主要是受到两汉民间雕塑的艺术手法影响。
北魏早期麦积山石窟佛像风格已经受到国家政策的影响，佛像民族特性日益凸显，佛像站姿、面部表情、服饰等方面逐渐丰满，结构更加匀称。服饰线条性更凸显，但是佛像神秘性和威严度降低。佛像形象逐渐人性化，给人深思的感觉倍感亲切。
北魏中期，佛像体态逐渐转瘦，佛像形象受到当时审美影响逐渐转变。该阶段我国传统雕塑、绘画进一步受到佛学形象表现手法影响。雕塑的构图形象充满了民族特色。匠师多使用简洁的构型和阴刻线的手法来表述人物的内心情感。雕塑充满了生活当时的生活气息。佛像早期的站立威严形象逐渐被坐姿自然、典雅的形象取代。
北魏后期，北魏后期直到西魏时期，麦积山佛像形象逐渐确立，佛像形象大多都是俯首下视、面容慈祥、体态端庄。麦积山石窟佛像形象基本确立，形成了面部丰满、造型清秀、颈部细长、外衣以汉族袈裟为主。神态端庄慈祥、面露微笑、富有韧性。形成了独具特色的佛像形象。独具典雅端庄的南朝风格。而西魏时期的佛像形象逐渐转变为美丽、善良的母性形象。
三、结语
麦积山佛像大多面部丰满、造型清秀、颈部细长、外衣以汉族袈裟为主，大多形象典雅端庄、面部慈祥，极具人性化。与之对比的还有怒目金刚、刚健伟岸的护法形象，佛像刚劲威严。人们在瞻仰佛像时两种佛像风格反差强烈。也是这个原因使得匠师在整体布局时，将护法金刚和菩萨相结合，两者气氛相综合，以达到这个佛窟气氛和谐。麦积山的整体佛窟造型严谨规整，具有极高的艺术研究价值。
参考文献：
[1]刘珣.北魏时期麦积山与青州龙兴寺佛像造型艺术表现的比较[D].西安美术学院，2014.
[2]魏文斌.麦积山石窟初期洞窟调查与研究[D].兰州大学，2009.
（作者单位：麦积山石窟艺术研究所）
作者：孙苑
鲜卑立体造型艺术论文 篇2：
2009年——2014年乌桓鲜卑史研究索引
摘 要：关于乌桓、鲜卑的历史，中外学者先后做过不同程度的研究，其成果亦颇可观。学术界对于乌桓、鲜卑史研究的索引从1900年——2008年已整理发表，毋庸赘烦。本文仅就2009年——2014年间发表的相关研究论著进行归纳、整理，其中起源与发展史方面25篇；文化、社会生活与习俗方面20余篇；政治、制度与军事方面20余篇；民族交往与融合方面30余篇；考古研究方面近40篇。本着“学术为天下之公器”的道理，将其刊布于众。
关键词：游牧文化；乌桓；鲜卑；研究索引
一、论著类（含博士、硕士毕业论文）
成永娜，《乌桓民族关系探析》，烟台大学硕士生论文，2009年。
郭鹏，《十六国时期慕容燕集团文化述论》，西北师大硕士毕业论文，2009年。
闵海霞，《匈奴发展史研究》，兰州大学博士生论文，2010年。
吴松岩，《早期鲜卑墓葬研究》，吉林大学博士生论文，2010年。
蒋东明，《慕容鲜卑兴衰原因探析》，内蒙古大学硕士生论文，2012年。
李莎，《论乌桓、鲜卑的南迁及其对汉匈关系的影响》，渤海大学硕士生论文，2012年。
陶丽根，《拓跋鲜卑早期史地综考》，内蒙古大学硕士生论文，2013年。
郝燕妮，《慕容鲜卑对“中国”认同问题研究》，吉林大学硕士生论文，2013年。
刘洋，《东汉王朝东北地区治理政策研究——以东汉王朝与鲜卑的关系为重心》，广西师范大学硕士生论文，2013年。
梁云，《拓跋鲜卑早期历史若干问题研究》，内蒙古大学博士生论文，2013年。
周刘备，《唐代诗人眼中的汉代边疆问题》，华中师范大学硕士生论文，2014年。
李洪波，《两汉时期的马政与边疆安全》，东北师范大学硕士生论文，2014年。
李焕清，《古代北方少数民族名号与崇山习俗考论》，东北师范大学博士生论文，2014年。
李路《汉代东北边疆民族文化与汉文化交流研究》，东北师范大学博士生论文2014年6月
张婷婷，《鲜卑族民间美术造型》，哈尔滨师范大学硕士生论文，2014年。
高建国，《鲜卑族裔府州折氏研究》，内蒙古大学博士生论文，2014年。
二、论文类
理论研究综述
傅新民，《融合、消亡、新生——北魏拓跋鲜卑文化改革沉思》，《网络财富》2009年01期。
闫祥云、马成军，《拓跋鲜卑史学自觉与北朝史学编纂》，《吉林省教育学院学报》2009年02期。
姚胜，《甘英出使大秦原因考》，《塔里木大学学报》2009年03期。
李焕清、王彦辉，《匈奴“瓯脱”考辩》，《史学理论研究》2009年04期。
王平、陈文，《简述东汉前期对北匈奴的政策》，《白城师范学院学报》2009年04期。
薛海波，《试论汉魏之际东北各民族的政治发展形态——以部落酋豪为中心》，《东北史地》2009年08期。
闵海霞、崔明德，《试析南匈奴未能实现统一的原因》，《烟台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年10期。
李治亭，《论边疆问题与历代王朝的盛衰》，《东北史地》2009年11期。
陈得芝，《秦汉时期的北疆》，《元史及民族与边疆研究集刊》2009年12期。
焦应达，《古代北方民族法律起源探析》，《内蒙古民族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年05期。
程尼娜，《汉代东北亚封贡体制初探》，《学习与探索》2010年05期。
梁云，《内蒙古地区鲜卑历史的研究意义》，《呼伦贝尔学院学报》2010年06期。
秦树才、梁初阳，《〈后汉书〉中国民族史史料概说》，《西南古籍研究》2011年06期。
杨春奋，《中国古代北方少数民族男子发式微探》，《鸡西大学学报》2011年07期。
梁云，《早期拓跋鲜卑研究回顾》，《内蒙古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年01期。
王冉，《论早期鲜卑和东胡的渊源》，《剑南文学（经典教苑）》2012年02期。
付开镜，《魏晋南北朝鲜卑民族性观念的儒家化》，《史林》2012年06期。
周丽莎，《魏晋时期鲜卑之崛起及其被打压》，《呼伦贝尔学院学报》2012年12期。
尹波涛，《略论马长寿先生的北魏史研究——以〈乌桓与鲜卑〉为中心》，《西北民族论丛》2013年08期。
李晓标，《区域旅游开发中的文脉分析研究——以拓跋鲜卑民族文化园为例》，《现代营销（学苑版）》2013年10期。
李昆、李建凤，《知网所见鲜卑族族源研究综述》，《青春岁月》2014年01期。
高然，《民族历程与慕容改姓》，《西华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2014年07期。
戴光宇，《试论鲜卑语、契丹语和满语的关系》，《满语研究》2014年12期。
赵红梅，《汉代边疆民族管理机构比较研究——以度辽将军、护羌校尉、使匈奴中郎将为中心》，《黑龙江社会科学》2014年09期。
起源与发展史
李海叶，《北魏时期的慕容与鲜卑》，《宁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9年03期。
黄河，《3-4世纪昌黎鲜卑胡姓群体初探》，《东北史地》2010年01期。
赵学政，《诗歌（词）中的北疆游牧史考——以匈奴、鲜卑为例》，《前沿》2010年01期。
殷宪，《拓跋代与平城》，《学习与探索》2010年03期。
李书吉，《拓跋魏代北史实拾遗》，《学习与探索》2010年05期。
曹永年，《关于拓跋鲜卑的发祥地问题——与李志敏先生商榷》，《中国史研究》2010年08期。
潘玲，《西汉时期乌桓历史辨析》，《史学集刊》2011年01期。
刘军，《论鲜卑拓跋氏族群结构的演变》，《内蒙古社会科学（汉文版）》2011年01期。
赵红梅，《慕容鲜卑早期历史谈论——关于慕容氏的起源及其对华夏文化的认同问题》，《学习与探索》2011年05期。
梁云，《拓跋鲜卑西迁大泽、匈奴故地原因探析》，《内蒙古社会科学（汉文版）》2011年07期。
杨军，《乌桓山与鲜卑山新考》，《欧亚学刊（国际版）》2011年10期。
倪瑞安，《拓跋南迁匈奴故地研究述评》，《东北史地》2012年01期。
穆崟臣，《慕容鲜卑民族共同体形成考论》，《广西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年07期。
温玉成，《论拓跋部源自索离》，《新疆师范大学（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年11期。
丁柏峰，《简论吐谷浑西迁之后与慕容鲜卑的历史分野》，《西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年01期。
崔向东，《论慕容在慕容鲜卑崛起中的作用》，《社会科学战线》2013年02期。
王鹏，《鲜卑人觊觎中原慕容世家的“皇帝梦”》，《国家人文历史》2013年02期。
刘宗铭，《简述鲜卑族的起源及发展演变史》，《学理论》2013年03期。
王天蛟，《嫩江流域是鲜卑入主中原的必由之路》，《理论观察》2013年04期。
魏俊杰，《论鲜卑段部的源流和兴衰》，《北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年06期。
高然，《慕容鲜卑早期历史考论》，《地方文化研究》2014年08期。
文化、社会生活与习俗
高恒天、赵金国，《秦汉时代鲜卑族的道德生活及影响》，《陕西理工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年02期。
徐海晶，《从北朝上层女子看鲜卑族的贞洁观》，《白城师范学院学报》2010年04期。
孙险峰，《北魏鲜卑人的宇宙观——从鲜卑人的祭天礼制看宇宙观的变迁》，《自然辩证法研究》2010年11期。
庄鸿雁，《鲜卑萨满文化三论》，《学术交流》2012年09期。
王永平，《北魏后期迁洛鲜卑皇族集团之雅化——以其学术文化积累的提升为中心》，《河北学刊》2012年11期。
陈鹏，《拓跋鲜卑七分国人时间异说形成考》，《魏晋南北朝隋唐史资料》2012年12期。
吕净植，《鲜卑非瑞兽辨》，《北方文物》2013年02期。
艾荫范，《尾音节为“隗”的古鲜卑人名音读和意涵初判》，《北方文物》2013年04期。
王春红，《北魏鲜卑八姓之嵇、奚辨》，《许昌学院学报》2014年04期。
赵和平，《于阗尉迟氏源出鲜卑考——中古尉迟氏研究之二》，《敦煌研究》2014年06期。
肖永明，《青海魏晋十六国墓葬的鲜卑文化因素》，《青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年05期。
曾顺岗、张宏斌，《鲜卑政治、文化背景下的儒士命运——对北魏崔浩被诛的深层解读》，《天府新论》2014年05期。
孙楠，《鲜卑族口传文学的史料价值》，《通化师范学院学报》2014年09期。
陆刚，《东汉鲜卑立体造型艺术发展脉络研究》，《雕塑》2014年09期。
宋丙玲，《从文本和考古材料探析早期鲜卑服饰反映的汉人意象》，《中国美术研究》2014年09期。
陆刚，《鲜卑立体造型艺术作品构成形式解析》，《美术教育研究》2014年10期。
政治、制度与军事
薛宗正，《关于慕容氏集成制度的探讨》，《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年03期。
李俊方、魏舶，《汉晋护乌桓校尉职官性质演变探析》，《北方文物》2009年11期。
李大龙，《简论曹魏王朝的鲜卑政策——以王雄刺杀轲比能为中心》，《黑龙江民族丛刊》2010年10期。
李瑾明，《游牧社会领导者的作用考——以鲜卑君主的地位为中心》，《宋史研究论丛》2010年12期。
金洪培，《淝水之战与慕容垂复燕》，《延边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年04期。
林永强，《汉朝针对降附乌桓的军政管理措施考论》，《黑龙江民族丛刊》2012年04期。
曹晋，《克里孟古城：檀石槐鲜卑军事大联盟的指挥中心》，《集宁师范学院学报》2012年06期。
毋有江，《拓跋鲜卑政治发展的地理空间》，《魏晋南北朝隋唐史资料》2012年12期。
赵红梅，《鲜卑朝贡制度构建的历史轨迹——1—4世纪鲜卑朝贡中原王朝特征述略》，《学习与探索》2014年04期。
程尼娜，《汉魏晋时期东部鲜卑朝贡制度研究》，《学习与探索》2014年04期。
民族交往与融合
王华权，《汉语亲属称谓前缀“阿”成因再探——兼说鲜卑等北方少数民族语对中古汉语的影响》，《长江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年04期。
崔明德、成永娜，《乌桓调整与周边民族关系的原因及其影响》，《烟台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年07期。
周惠泉，《宇文虚中新探》，《文学评论》2009年09期。
孙玉景，《古代浑河地区民族族系嬗变及其文化特征》，《民族论坛》2010年03期。
汪锡鹏，《由太和五铢到北周三品——从钱币上看北朝鲜卑统治者的汉化进程》，《中国城市金融》2010年03期。
羊瑜，《从六镇鲜卑看拓跋鲜卑的汉化过程》，《浙江工商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10年06期。
赵秀文、金锋、包福存，《鲜卑族汉化与诺曼底贵族盎格鲁化比较》，《牡丹江大学学报》2010年08期。
庄金秋，《略论段部鲜卑与两晋的关系》，《东北史地》2010年09期。
束霞平，《刍议鲜卑族服饰对南北朝戎服的影响》，《丝绸》2010年10期。
沈波，《对鲜卑族种属的多角度探析》，《赤峰学院学报（汉文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年11期。
金洪培，《叛服不常——略论慕容鲜卑与西晋的关系》，《黑龙江民族丛刊》2010年12期。
高然，《鲜卑豆卢氏世系补论》，《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10年12期。
赵红梅，《乌桓朝贡东汉王朝探微》，《社会科学辑刊》2011年11期。
胡玉春，《铁弗匈奴与拓跋鲜卑关系考略》，《黑龙江史志》2012年01期。
王荔，《慕容鲜卑汉化过程浅析》，《剑南文学（经典教苑）》2012年03期。
李春梅，《匈奴与乌桓的关系考述》，《内蒙古社会科学（汉文版）》2012年03期。
李莎，《论两汉时期乌桓、鲜卑南迁的原因及对汉匈奴关系的影响》，《咸阳师范学院学报》2012年05期。
管芙蓉，《鲜卑族入主中原的意义》，《山西大同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年06期。
潘慧，《浅析拓跋鲜卑和中原文化的融合与冲突》，《丝绸之路》2012年08期。
赵红梅，《政治中心的移徙与民族文化的交融——慕容鲜卑传统教育渊源解析》，《学习与探索》2013年02期。
孙泓，《慕容鲜卑迁入朝鲜半岛及其影响》，《朝鲜、韩国历史研究》2013年03期。
郑亮，《试论东汉与鲜卑的和战关系》，《剑南文学（经典教苑）》2013年09期。
刘彦坤，《浅析鲜卑文化在南北朝时期对民族大融合推动作用》，《商》2014年04期。
孙颢，《高句丽与慕容鲜卑关系解读——以陶器为视角》，《北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年06期。
崔向东，《乌桓、鲜卑南迁西进与北方民族关系演变》，《内蒙古社会科学（汉文版）》2014年07期。
杨懿，《华裔理殊：永嘉之乱前的慕容鲜卑及其改革动因》，《山西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年07期。
苗霖霖，《党项鲜卑关系再探讨》，《黑龙江民族丛刊》2014年08期。
考古研究
吴松岩，《早期鲜卑考古学主要发现与研究述评》，《东北史地》2009年01期。
韦正，《鲜卑墓葬研究》，《考古学报》2009年07期。
倪瑞安，《拓跋—北魏墓葬研究的学科背景与核心问题》，《内蒙古文物考古》2010年01期。
吉平、刘海文、马婧，《内蒙古南宝力皋吐鲜卑墓地发掘简报》，《华夏考古》2010年06期。
陈孔坛，《“北周三品”钱币是鲜卑宇文部汉化的物证》，《东方收藏》2010年11期。
李怀顺，《河西魏晋墓壁画少数民族形象初探》，《华夏考古》2010年12期。
潘玲，《东汉至魏晋早期鲜卑墓葬的特征与演变分析—以性别和年龄差异为例》，《草原文物》2012年03期。
范恩实，《论西岔沟古墓群的族属——兼及乌桓、鲜卑考古文化的探索问题》，《社会科学战线》2012年04期。
吴荭、王策毛、瑞林，《河西墓葬中的鲜卑因素》，《考古与文物》2012年04期。
潘玲，《长城地带早期鲜卑遗存文化因素来源分析》，《边疆考古研究》2012年08期。
吴松岩，《拓跋鲜卑一种特殊的合葬类型—二次叠葬墓》，《内蒙古社会科学（汉文版）》2012年09期。
谢洪波，《北朝镇墓兽造型与鲜卑族汉化的关系解析》，《贵州民族研究》2013年04期。
林林、冯雷、郭松雪，《慕容鲜卑早期落脚点“棘城之北”考》，《草原文物》2013年09期。
范兆飞，《北魏鲜卑丧葬习俗考论》，《学术月刊》2013年09期。
张景明，《鲜卑金银器与草原丝绸之路》，《边疆考古研究》2013年12期。
王海，《秦汉辽西史地考论之一——以曹操征乌桓进军路线为切入》，《渤海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年07期。
石磊，《呼和浩特托克托县郝家窑鲜卑墓葬的清理》，《草原文物》2014年09期。
（责任编辑 孙国军）
作者：李亭霖 索雅杰
鲜卑立体造型艺术论文 篇3：
大同古代雕塑艺术符号在雕塑衍生品设计中的应用
摘要：
本文首先从宏观角度入手，对大同地区古代雕塑资源进行整体性归纳。其次从造型符号、色彩符号、服饰符号和纹饰符号四个方面梳理了具有地方特色古代雕塑艺术符号，并结合市场现有衍生品实例，探讨了这四类符号在大同古代雕塑衍生品中的应用前景。
关键词：
雕塑衍生品 造型符号 色彩符号 服饰符号 纹饰符号
中国分类号：J306
文献标识码：A
一 大同地区古代雕塑姿源储备概述
说到中国古代雕塑，我们首先想到的是山西大同地区。大同地区古代雕塑资源丰富，被誉为“中国古代雕塑博物馆”。大同地区古代雕塑资源具有规模庞大、类别多样、内容全面的整体特征；大同地区古代雕塑具有较高艺术价值、历史价值和考古价值；大同地区古代雕塑具有很强的民族特质和地域特色，鲜明地展现了大同这座历史文化名城的历史血脉和精神风貌。
云冈石窟与龙门石窟、敦煌石窟和麦积山石窟并称中国四大石窟，又因其现存造像数量多、质量高，被冠以“中国美术史上的奇迹”的美称。云冈石窟是北魏一个朝代完成建造的，在文化传统、审美倾向和艺术表达方面体现了相对完整而统一的时代性。按开凿时间和艺术风格，可分为早期、中期、晚期三个时期。早期风格以“罢曜五窟”为代表，具有雄浑、质朴的西域风格；中期石窟无论在内容题材还是造像组合样式上都更为丰富多变，显现出了绚丽多彩、富丽堂皇的北魏艺术风格；晚期石窟造像风格则呈现出“秀骨清像、褒衣博带”的汉化倾向。云冈石窟形象地展示了佛教艺术中国化的演进历程，记录了佛教造像在中国走向世俗化、民族化的发展轨迹。
善化寺是我国目前辽金建筑布局中保存最完整的一座寺院，也是辽金时期一座重要的华严密教寺院。寺中大雄宝殿内佛坛塑有五方佛和二弟子二菩萨立像，两侧为二十四诸天像。二十四个护法诸天，表情丰富，身份、神态各异，显得异常生动。
华严寺位于山大同市西南，创建于辽代，是辽代是西京重要的皇家祖庙。薄伽教藏殿内遗存塑像三十一尊，中间端坐着慈祥庄重的三世佛，两侧为弟子、菩萨和供养童子。殿内菩萨形象各异，神态端庄，具有娴淑的女性风范。其中一座斜倚站立的合掌露齿菩萨像，被郭沫若先生誉为“东方维纳斯”，身体略向右倾斜，优雅的5形曲线与著名的米洛的维纳斯有异曲同工之妙。
大同被誉为“龙壁之城”，现存龙壁九座，最富盛名的当属明太祖朱元璋第十三代王朱桂府前的九龙壁。九龙壁始建于明代洪武二十五年，距今已有六百多年的历史。该影壁长约四十五米、壁高八米、厚约两米，是中国现存规模最大、建筑年代最早的—座龙壁，是当之无愧的中国九龙壁之首。壁面采用五彩琉璃构件拼砌而成，中间位置平均分布着九条气势磅礴的飞龙浮雕形象，两侧则装饰有日月图案。整组影壁气势恢宏、主次分明、色彩绚丽。
大同雕塑资源除了以云冈石窟为代表的北魏石窟雕塑艺术，以华严寺善化寺为代表的辽金彩塑，以九龙壁为代表的明代龙壁外，还包括数量众多的陵墓雕塑，如棺床、棺室雕刻；大同地区还遗存不少建筑刻件，例如瓦当、石门、脊兽等；大同地区民间还有许多器物雕塑流传于世，例如瓷器、青铜器、金银器上的雕塑装饰等。
二 大同古代雕塑艺术符号梳理及应用策略
大同地区丰富的古代雕塑资源，为雕塑衍生品的设计开发提供了丰富的创作素材和可视化的艺术符号。只有从繁杂的艺术现象提炼出典型的艺术符号，才能明确展现大同古代雕塑的共性特点，才能集中体现大同古代雕塑的艺术价值，才能着力传达大同古代雕塑“意不尽言”的艺术张力。下面，笔者将从造型符号、色彩符号、服饰符号和纹饰符号四个方面对大同古代雕塑的艺术符号进行归纳与梳理。
（一）造型符号
雕塑艺术是三维的空间实体艺术，因其三维实体性、可视性和可触性，有别于其他造型艺术门类。雕塑从空间出发，多角度满足观众的审美需求，这是二维造型艺术所无法比拟的表现优势和审美力量。优秀的雕塑造型符号不仅在艺术层面上来源于具有地方特色的艺术精品，更在精神层面上成为地域精神的物化表现。例如美国的自由女神铜像国家纪念碑（图1）就是一个造型符号的成功范例。自由女神像是法国于1876年为庆祝美国独立100周年赠送的礼物，雕塑形象是一位希腊少女，她右手高举火炬，左手捧着《独立宣言》，脚下则是打碎的手铐、脚镣和铁链。自由女神像从落成之日起，就受到美国民众的喜爱，成为纽约港口的标志性雕像。而作品背后蕴含的自由、民主精神，使得自由女神这一造型符号成为美国精神的标志。在我看来大，大同地区也有类似自由女神一般，可代表大同古代雕塑风貌的造型符号，比如说云冈石窟第二十窟主佛（图2），也就是大家俗称的“露天大佛”。主佛面部造型丰满圆润，鼻梁高挺，双目有神，身着袒右肩式袈裟，正襟端坐。整体雕刻手法刚健雄浑、洗练概括，不仅是是云冈石窟最具代表性的雕塑作品，在全国范围内，也当属于北魏佛像的经典作品。与此同时，云冈石窟第二十窟“露天大佛”也是大同旅游产业的标志性元素，具有很强的地域文化特色。凡是到云冈石窟参观的游客，都会与“露天大佛”合影留念，很多大同特色产品和产业都采用“露天大佛”的形象融入其品牌标志，由此说明“露天大佛”可以称得上是大同标志性的古代雕塑造型符号。但是目前“露天大佛”的雕塑衍生品形式较为单一，基本都是以整体坐像浮雕或者头部局部圆雕的形式，材料则多为煤矸石或树脂，缺乏创意点，很难引发消费者的购买兴趣，亟待我们继续挖掘其艺术特色和创意植入点。
（二）色彩符号
色彩符号作为地域文化的一个部分，它能够代表一个地域的文化价值理念和悠久的历史文化和当地人民对颜色的喜好，具备一定的象征性功能，形成了独特的色彩审美和视觉语言，体现了不同的文化差异。如果你来过善化寺大雄宝殿，一定会对殿内彩塑华丽辉煌、灿烂夺目的色彩效果留下深刻的印象。善化寺大雄宝殿金代原装彩塑（图3）采用多层晕染、金彩并植、精描细刻的手法，特别是胁侍菩萨和诸天像的冠戴和服装上的敷金，更是金彩辉映，灿然若写。在二十四诸天及胁侍菩萨塑像中，金纹织绣的丝绸服装，兼用了贴金、描金、剔金、沥粉、平涂、罩染、刮刻等多种方法，以表现其华丽浮凸的不同丝绸质地。如金锦绣纹，即先在沥粉勾勒出的花纹内贴金，上面敷彩，然后用一种尖利的刀笔刮刻除花纹，以除去上面的彩色，露出金底，从而表现出织绣金纹那种高低起伏、粗细相间、复杂繁密、华丽绚烂的真实效果。这种金彩并植、精描细刻的彩塑风格，体现了金人尚“金”的时代风尚。善化寺彩塑中金色的广泛应用.尤其是存留有原有色彩的诸天服装，配色复杂，组织华美，究其原因，应与辽金少数民族喜爱饰金，尤其是金人尚“金”的风尚有直接关系。在大同古代雕塑衍生品开发中，可以尝试开发一系列以金色为主题的彩塑衍生品。彩塑衍生品的开发在市场上目前尚属空白，具有很强的市场潜力。在开发中，可以借鉴传统的贴金工艺，塑、绘、贴金三者相结合，将大同地区古代彩塑的金色气质充分表达出来。
（三）服饰符号
大同地区雕塑资源以古代雕塑为主，其中佛教雕塑更是占有极大的比例。因此，佛教雕塑的服饰特色，以及佛教雕塑中对于衣纹的处理手法也作为大同古代雕塑衍生品的开发中的一个特色，将古代佛教服饰文化与雕塑相结合，开发一系列以服饰为内容的雕塑衍生品。我们以云冈石窟佛像雕塑服饰为例。云冈石窟早期佛像雕塑的服饰多采用袒右肩式和通肩式两种。所谓袒右肩式，即袈裟自后背处开始覆盖整个左肩，右侧斜搭右肩一角，露出右侧胸部以上位置和右臂。而通肩式，则是犍陀罗佛教的特色服饰特点，即大衣领口呈U形，衣纹从两肩头高点向下汇合呈一系列如水波纹般的涟漪形态。而到了云冈石窟中期佛像，特别是太和十三年后建成的佛像，明显地具有了南朝服饰的风格，体现了褒衣博带的佛装特色。所谓“褒衣博带”是指衣袖宽、衣裾长。鲜卑族的服饰一般采用窄袖的款式，—方面便于马上骑射，另一方面可以抵御风沙严寒。而窄袖向“褒衣博带”的转变便与拓跋鲜卑政权为加快汉化步伐而实行的服装改革相关。据《魏书》记载，太和十年，“帝始服衮冕”。服装改制引发了雕塑艺术的形制变化，云冈第1、2窟、第5、6窟和第11至13窟等中期石窟中的佛像或多或少都含有褒衣博带的服饰特色。而云冈石窟晚期佛像则基本全部采用了褒衣博带的佛装。云冈石窟佛装的多重风格，不仅具有艺术和美学价值，而且可以帮助人们了解拓跋鲜卑少数民族与汉族融合的历史进程，具有很高的历史和宗教价值。服饰符号在艺术衍生品中应用较好的范例是北京故宫博物院开发的吉祥物“壮壮美美”（图4）。两个吉祥物形象来源于中国传统吉祥龙凤，而身上穿着的便是清朝皇帝和皇后的龙袍和凤袍。无论是服饰本身还是朝珠、龙帽、凤冠等配饰都经过相关专家考证，以达到还原服饰特色的艺术效果。这种以卡通形象为主体，配以具有民族或历史传统服饰为特色的雕塑衍生品设计模式，能够亲近消费者，并为传播和传承民族文化发挥巨大作用。服饰符号应用于大同古代雕塑衍生品开发过程中，我们可以借鉴此种成功的设计模式，运用消费者喜闻乐见的卡通形象，配以云冈石窟各时期特有的佛装，成组展现云冈服饰文化特色。
（四）纹饰符号
在大同古代雕塑中，包含着很多具有本土特色的纹饰符号。例如云冈石窟的忍冬纹、莲花纹等植物纹样，以及大同龙壁的龙形瑞兽纹样。纹饰符号有其独特的象征性，人们通过一系列欣赏活动后对纹饰的思维和认识不断完善，纹饰的象征意义也随之产生。相信每个参观完九龙壁（图5）的游客，都会感叹于龙壁的精美壮丽，并为身中华民族的子孙感到由衷的自豪而骄傲，这就是纹饰符号象征意义给人心理带来的滋养和震颤。九龙壁横向长条形壁面上均匀分布着九条高浮雕龙形象，龙与龙之间穿插布置着山石、流水、珊瑚等形象，造成主次分明、高低错落的对比关系。九条龙中，位于中心的龙其位置正对着代王府的中轴线，采用了端坐静观的样式和代表了皇家尊贵的正黄色，龙身呈半围合之势，从形制上看，可以说是九龙之首。除中心位置的龙外，其余八条龙采用左右对称的形式排列，但在细节上会略有不同，整体和谐而又不雷同，体现多元化的视觉美感。离中心最近的第一对浅黄色龙，采用飞翔的姿态，龙身呈“S”形蜷曲状，龙头朝向左侧眺望。从中心向外左右分布的第二对龙龙头朝向右边，仿佛在云海之间盘旋上升。第三对紫色的龙，神态更为严肃庄重，似乎以一股势不可挡的气势从空中俯冲而下。东面第一条龙和西面第一条龙是首尾呼应的一对黄绿相间的坐龙，表情严肃，气势磅礴。九龙壁整体构图疏密得当，浮雕造型简洁有力，色彩丰富华丽，堪称中国龙壁中的精品。龙是中华民族最重要的图腾符号，被看作是中华民族精神和性格的最好体现，可以说龙形纹饰贯穿了整个中国古代艺术的漫漫长路，在雕塑、建筑、绘画和服饰等艺术门类中都有所体现。龙是象征吉祥的纹饰符号，代表了平安、尊贵等美好寓意，而中国人也自诩为“龙的传人”。围绕着龙这一传统瑞兽纹饰符号，国内外很多博物馆制作了相关雕塑艺术衍生品。例如英国大英博物馆开发了以中国龙浮雕、明代青花瓷瓶和“龙”字印章相结合的中国龙钥匙圈（图6）；辽宁省博物馆根据馆藏玉猪龙设计制作的等比例大小的岫玉仿真雕塑衍生品（图7）；上海博物馆根据馆藏四龙纹铜镜的花纹制作的男士法式衬衫袖扣（图8）。大同九龙壁的龙形纹饰有数量多、动态多样，色彩丰富的特点，且浮雕的立体形式更利于雕塑衍生品造型的设计，因此龙形纹样是具有巨大开发潜力的纹饰符号素材。
结语
大同地区是中国古代雕塑的沃土，为雕塑衍生品的开发提供了丰富的设计素材和广阔的设计空间。古代雕塑作品因其唯一性且不可再生，而显得弥足珍贵。雕塑衍生品可突破收藏和流通限制，使古代雕塑艺术可以以全新的方式亲近大众。开发具有大同本土特色的古代雕塑衍生品，必须深挖大同本土古代雕塑艺术符号的独特魅力，从造型符号、色彩符号、服饰符号、纹饰符号等多方面人手，将地域特色、艺术特色与市场需求相结合，打造具有中国风格、民族气象、本土特色的古代雕塑衍生品。
作者：任凡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