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生平电影范文
杜琪峰生平及电影风格
1980年杜琪峰应好友刘松仁之邀，执导了首部电影作品《碧水寒山夺命金》。在动作片和西部片熏陶下度过少年时代的杜琪峰把这部电影拍成了一部武侠动作片。影片上映之后杜琪峰感到自己的经验不足，于是回到无线电视台拍摄电视剧，并且由制作助理升至编导、监制[15] 。 1983年担任无线电视台出品的武侠剧《射雕英雄传》的执行导演[2] 。1986年杜琪峰应新艺城老板黄百鸣之邀，执导《开心鬼》系列的第三部《开心鬼撞鬼》。这部电影在香港取得了1600万的票房[15] 。 1988年杜琪峰和金杨桦合作执导了徐克工作室出品的电影《城市特警》。虽然该片的票房不佳，但是却是他首次接触警匪题材的电影。同年执导由周润发、张学友主演的喜剧电影《八星报喜》。 1989年他执导了文艺片《阿郎的故事》。该片是杜琪峰第一次在没有徐
1991年杜琪峰为东方电影公司执导电影《踢到宝》。该片借用了警匪片和灵异片的一些桥段，仍是典型的新艺城风格喜剧。之后杜琪峰和黄百鸣、禤嘉珍联合组建了百嘉峰电影制作公司，公司主要由杜琪峰主持。[16] 1992年执导由周星驰主演的无厘头喜剧电影《审死官》。该片于1992年7月2日上映，以4988万的票房打破香港电影票房纪录，成为香港电影票房冠军和十大卖座片之一[3] 。
1993年杜琪峰推出了好莱坞类型的漫画英雄式电影《东方三侠》。同年杜琪峰还执导《东方三侠》的续集《现代豪侠传》。这部电影融合了科幻、灵异、警匪、女侠等各种元素[17] 。
1994年在为不同公司制作了大量各种不同类型的电影后，杜琪峰决定重新思考自己的导演之路。于是他休整了一年。1995年杜琪峰执导了由刘青云主演的电影《无味神探》。这部电影打破黑白对立的传统警匪模式，是杜琪峰电影生涯中重要的转折点[18] 。
1996年杜琪峰和韦家辉、游乃海等人合组了银河映像电影公司。同年他拍摄了银河映像团队的创业作《十万火急》。这部电影以消防队员的故事为主题，由杜琪峰执导并监制，并且获得了第17届香港电影金像奖最佳导演奖的提名[19] 。
1998年杜琪峰凭借电影《真心英雄》获得了第五届香港电影评论学会大奖最佳导演奖[20] 。1999年杜琪峰执导了黑帮电影《枪火》。该片是杜琪峰导演生涯的一次突破，标志了杜氏风格的成熟。凭借这部电影杜琪峰获得了第19届香港电影金像奖、第37届台湾电影金马奖和第5届香港电影金紫荆奖最佳导演奖[4] 。
2000年杜琪峰凭借电影《暗战》获得了第19届香港电影金像奖最佳导演奖提名[21] 。之后杜琪峰入主中国星集团并担任营运总裁，专门负责影片的制作和发行，并联合徐克、林岭东和陈嘉上等人成立一百年电影公司。同年他还与韦家辉共同执导了爱情喜剧电影《孤男寡女》[22] 。
2001年和韦家辉共同导演执导喜剧电影《钟无艳》。同年他还执导了由刘德华和反町隆史主演的动作片《全职杀手》[23] 。2002年与韦家辉共同执导由梁咏琪、金城武领衔主演的爱情片《向左走，向右走》。[24]
2003年执导动作剧情片《PTU》。该片是杜琪峰纯粹为自己拍摄的理想电影。凭借这部电影杜琪峰获得了第23届香港电影金像奖最佳导演奖[6] 。同年他执导了由刘德华、张柏芝、张兆辉主演的《大块头有大智慧》，并且获得了第23届香港电影金像奖最佳导演奖提名[6] 。 2004年杜琪峰拍摄的《柔道龙虎榜》是一部向黑泽明致敬的作品[25] 。同年执导由任贤齐、陈慧琳、张家辉联合主演的警匪片《大事件》，杜琪峰将这部电影拍成了写实片。该片不仅参加了戛纳影展，还让杜琪峰在第42届台湾电影金马奖颁奖礼上获得了最佳导演奖[26] 。 2005年杜琪峰执导了对香港黑社会进行全景式描述的写实电影《黑社会》。凭借这部电影他获得了第25届香港电影金像奖最佳导演奖、第12届香港电影评论学会奖最佳导演奖以及第42届台湾电影金马奖最佳导演奖提名[7] 。
2006年执导黑帮题材的电影《放逐》。该片不仅入围第63届威尼斯电影节竞赛单元，还让杜琪峰获得了第12届香港电影金紫荆奖最佳导演奖以及第13届香港电影评论学会大奖最佳导演奖[28] 。
2008年杜琪峰历时四年拍摄的电影《文雀》入围了第58届柏林电影节竞赛单元。同年担任第65届威尼斯国际电影节评委[8] 。2010年担任电影《报应》的监制，同年他还执导了都市爱情电影《单身男女》[29] 。
2011年执导由刘青云、何韵诗、任贤齐主演的犯罪题材的电影《夺命金》。凭借该片杜琪峰获得了第49届台湾电影金马奖最佳导演奖、第12届华语电影传媒大奖最佳导演奖、第3届中国电影导演协会港台导演奖[9] 。同年担任第64届戛纳国际电影节评委[30] 。
2013年7月4日执导的电影《盲探》在中国内地和香港同步公映[31] 。同年执导由孙红雷、古天乐领衔主演的警匪电影《毒战》。该片是杜琪峰首部破亿的影片，同时这部电影还打破了中国内地警匪电影的票房纪录[10] 。
2015年，执导由周润发、张艾嘉、陈奕迅主演的剧情片《华丽上班族》;该片上映5天取得4300万的票房成绩[11] 。
2016年，与韦家辉联合执导的魔幻大片《天师捉妖》，由巩俐、刘德华和向佐主演[13] 。
前言 杜琪峰及“银河映像”所拍摄的黑帮电影，在香港影坛中算是另类。在一部电影的制作过程中，导演在一部电影的制作中担当的是大脑的角色，起着主导作用，因每个导演的风格不同，从而导致电影的映像风格都是有差别的，导演的个性会作用于影片当中，主要表现在镜头语言、场面调度、角色表演这些传统领域，然后会扩及到对画面的、光线、色彩、摄影等方面，一位风格独特的导演，其美学追求、电影观念、艺术技巧，都直接或间接的影响着一部电影的形态特征，而杜琪峰以其独特的艺术手段，在脱离香港传统黑帮电影套路的同时，不断地创新突破，使个人风格彰显于自己的作品当中，阐释着属于自己的黑帮电影。
一、镜头语言的特征
杜琪峰的黑帮电影时常会出现黑色电影的特征，何为黑色电影的特征?在西方美学当中，黑色代表着“罪恶”，所以影片的主要特征就是黑夜的场面比较多，无论是内景还是外景，总是给人阴森恐怖、前途莫测的感觉，而且采用德国表现主义的摄影风格，灯光上皆有鲜明的光暗对比，并制造光暗反差的效果，以深沉的影调来造成一个梦魇般的幻觉，并以单色为主，没有太多的彩色吸引力，并呈现出孤独绝望、悲观无奈的主题意象。而杜琪峰选择的黑社会题材是存在于社会的黑暗面，为了接近真实，突出黑社会的“黑”，场景也多以夜景、内景为主，摄影灯光幽暗，色彩单一，电影所表现的人性阴沉及命运不公的主题，无论视觉效果或内容均灰暗深沉，而杜琪峰在制作地不断摸索中，手法越来越老练，使这些黑色视觉特征完美地出现在自己的电影当中，而又主要体现在光影、色彩、镜头及意向上。 (一)光影 电影中常常利用光影的明暗、光色的配置等来营造影像所具有艺术美感和生活的真实感，不同的光线设计会造成不一样的情调，从而达到烘托主题、渲染气氛、刻画形象、增强戏剧性的效果。而低光源照明、阴影、尤其是经由百叶窗或是缓慢的电扇投射所造成的阴影又是黑色电影的一个主要特征，在杜琪峰的黑帮影片中，他也在刻意地营造着这样的阴影，光度常常会出现全暗、半暗或逆光，特别是在封闭室内的场景，人物有时会处在没有任何亮度的环境里，只有语言或是道具的声响，或是一扇开着的窗是唯一的光线来源，采用大量的逆光反射在人物面部也只有一半的光亮，另一半依旧隐藏在黑暗之中，使得人物充满着神秘感或是将要陷入未知的危险之中，如《黑社会》中，黑帮老大们在漆黑的室内，只拉开一个窗帘，光线只足够映亮一张桌子，在开会选话事人，每当一个老大发言的时候，就会给个半张脸的特写，另外一边完全掩藏在黑暗里，讲完之后又慢慢融入黑暗之中，这样高反差的画面给观众一种深不可测的印象，同时又能呈现一种庄严沉重的气氛，而且会加上烟雾弥漫的效果，源于燃烧的烟，如《放逐》中，阿鬼他们在客厅中商讨杀人计划时，桌上烟灰缸里还没熄灭的烟，或是被光线反射的粉尘，如《暗花》里刘青云扮演的杀手，在与梁朝伟扮演的恶警将要生死交锋时候，中间插一段低沉地男性独白，后景牢房的灰尘漫天的飞舞，这些手法会产生一种虚无、悲观与颓废的气氛，从而体现着影片的黑色基调。
(二)色彩
电影的色彩主要体现在色彩基调上，色彩基调主要是指统领全片的色彩倾向和色彩风格，即是色调，又是情调，它往往体现着创作者的创作构思和审美理想，并承担着叙事、表意、抒情的任务。而每一部电影都会有它的色彩基调，“银幕色彩是最容易穿透人物表层空间而进入人物内心世界的因素”，杜琪峰的黑帮电影也不会例外，在他的电影中有时会在场景中出现香港本土五光十色的广告牌和霓虹灯，但不会像《艋岬》那样让视觉色彩充斥着整部电影，那这样复杂的颜色在他电影中的出现只是寥寥无几的几个镜头，他的黑帮电影要表现的是江湖恩仇，伴随着流血和死亡，红与黑的搭配在《黑社会》的开头时有出现过，洪门八卦图红色和黑色的不断变化下，在讲述着江湖上的血雨腥风，红色代表着流血，黑色代表着死亡，不过这也是如广告牌和霓虹灯一样，只有在特殊的场景，随着影片的需要才会出现，而杜琪峰的电影常常体现着命运无常的主题，有着黑色幽默的同时又带有荒诞性，所以黑、白、灰、蓝所组成的冷色调才是杜琪峰电影的主要色彩基调，在一部电影中，他是不会运用太多饱和艳丽的色彩，多以上述四种色彩搭配调形成一个冷调效果，从《枪火》到《复仇》一直沿用这样的效果，片中的人物的衣着都以灰黑搭配，并根据人物的造型加上深色的墨镜，或手持银白色的手枪，这样的色彩效果更能表达杜琪峰电影中的人物命运变化无常和社会残酷的主题，在采用冷色调的同时又加以低饱和度，这样的处理使影片形成黑白片的效果，从而符合着黑社会存在于这社会状况，《教父》中的黑白色符合影片的基调，黑西装内置白衬衫加上黑的蝴蝶结，为了突出人物黑社会身份，杜琪峰的黑白调色并不局限于对于角色身份的证明，而是为了描画出角色身处在大背景下内心矛盾的心情，这样的黑白片效果随着剧情的变化而变化，就像中国古代的泼墨画，形里有意，不会呈现单调而带来的视觉疲劳。
(三)镜头
镜头是影像艺术最基本的构成单位，当电影家开始用镜头来思维创作时，电影便会有自己的语言和文法，镜头不仅传达着影片的内容和思想，也体现着影片的节奏和风格。而杜琪峰在快慢镜头的运用上把握得很有分寸，分别有着不一样的作用，他的电影情节的时间比较集中，跨度不会太大，要在有限的时间里处理小细节或是为了加快影片的节奏，杜琪峰往往会运用快镜头，如《复仇》里阿鬼他们在模拟杀手杀掉费兰斯女儿一家的时候，镜头不停在两者之间快速的切换，而后面费兰斯在雨中与阿鬼他们走散，镜头在费兰斯与路人之间来回的切换为是了加快影片的节奏。杜琪峰慢镜头的运用方面比较别出心裁，很多的慢镜头是用在激烈的枪战场面。一般枪战在动作场面剪接时会连接相当的紧凑，从而来产生紧张的氛围，杜琪峰却反其道而行，他在表现枪战的场面时却用缓慢的镜头来表现枪击的整个过程，并使得人物面部表情和肢体动作被夸张，如《复仇》里，阿鬼费兰斯他们四人在树林里，排好站位，对对方三杀手们进行枪击，是用慢镜头来表现子弹的射出，然后一个镜头特写，刚刚射击完的枪口冒着硝烟慢慢散开，同时慢镜头分别推向四个人面部，四个人的神情被夸张的展现，慢镜头使时间被放大、变缓从而达到延迟时间的效果，这细腻的刻画着人物细节动作，形成了一种脱离现实的意象，从而使双方在死亡的笼罩下达到一种荒诞的效果。杜琪峰在表达死亡的时候常常用长镜头，如《黑社会》中大D被乐少用大石砸死，随后乐少又将大D的妻子用木棍勒死，以至于乐少自己在车上被手下用锤砸死，都是用长镜头来完成的，这固定的长镜头忠实地记录下了人物施暴的残忍以及死者在临死前挣扎的痛苦无力，给予观众强烈的视觉震撼。
(四)意象
黑色电影的意象的选用上明显要区别于其他类型片，黑夜、雨、幽暗的街道、昏暗的路灯、茶楼以及饭馆，几乎是黑色电影的标志性因素，这些在一般电影中是难得一见的场景在黑色电影中却成为不可或缺的要素，并在表意和营造气氛中起到很大的作用。而杜琪峰电影情节常常会有寓意深刻的意象，在上述的意象中而最常出现的意像就是黑夜和雨，正如吴宇森的枪战前鸽子飞一样，黑夜和雨几乎成了杜琪峰的标志，在他的电影里，事件本身多半发生在夜晚，黑社会分子也多是在夜晚活动，杜琪峰追求的是真实的感官效果，都是在晚上进行实景拍摄，这是他的黑色电影的基本背景和意象，雨则是营造黑色气氛的又一意象，阴雨连绵的景象增加了电影灰暗凄迷的气氛，用来暗示着命运无常的主题，有时又是情节突变的前奏，如在《复仇》中，当费兰斯在被追杀的过程中逃到了大街，与三个同伴他们走散了，这时下起了磅礴大雨，他独自在撑着雨伞的人群中穿梭，寻找着同伴，大雨打在雨伞强烈的碰撞声，使得影片的节奏突然加快，也衬托着费兰斯与同伴走失那惊惶无措的状态，当费斯找到同伴，雨又渐渐小了，这时的影片又恢复到平缓的节奏。除此之外，昏暗的路灯给人一种孤独而迷失的意象，如《以和为贵》中，飞机被仇家追杀，在街道上疯狂地狂奔，在快体力不支的时候，被占米所救，飞机和占米当年都是同时出道的混混，现在一个是话事人，一个还在拼命地赚刀口钱，当占米提出让飞机跟他混的时候，碍于面子，飞机下了占米的车，此时在飞机在昏暗的路灯下缓缓地离去，镜头对他孤独的背影进行特写，那无助的背影也加重了片子无奈、前途莫测的黑色基调。
二、“杜氏”暴力美学
黑帮片总是会涉及到暴力和枪战，从《英雄本色》开始，那眼花缭乱的枪战场面掀起过对于黑帮片的追捧热潮，这也是观众审美心理的期待的表现对象，而吴宇森暴力美学的诞生，给后继者很大的压力，不能否定，他就像一座难以翻越的大山，尤其在香港，吴宇森对于动作的场面设计和调度几乎成为不可逾越的经典。但杜琪峰在不断地摸索中创造了属于自己风格，并不迎合大众的审美口味，而执着地坚守着，他的暴力简洁而真实，没有《英雄本色》里的大张旗鼓地枪战场面，但每招每势真实而残酷，在情绪和气氛上的渲染，充满着震撼和压力感，形成着杜氏风格的暴力美学。
(一)写实的暴力场面
纵观香港动作片的暴力场面，不难发现，许多导演有意把在动作的设计夸张和神化，如在徐克的电影中，人物往往会飞檐走壁，打斗场面会有异常的玄幻效果，而杜琪峰不采取这样的动作设计，而是注重实效，这种写实的风格更能使人物在暴力的威胁之下，展现出的那种惶恐不安而接近绝望的神态，从而达到存托影片主题的效果。在他的黑帮片中，有些写实拍摄的暴力场面异常的惨烈和残酷，是一种血淋淋的写实的印象，但又区别于吴宇森的“暴力美学”，流血不是为了做渲染成分而出现，而是作为加重写实的成分，这些场面虽然在电影中占的比例较小，但足以给观众造成视觉和心灵的震撼，流血的场面带来残忍和恐怖，动作设计也冷静客观，《枪火》中阿鬼在餐馆用刀片割破老鼠的喉咙，流血不止的老鼠痛苦的捂着喉咙慢慢的死去，《黑社会》中残忍砍刀乱战，飞机身中数刀，血肉模糊，还继续在捅人，最令观众震撼的是占米那段把尸体剁碎喂狗那段，残忍到了极致，这种镜头加重了影片的阴郁和恐怖的气氛，有时甚至让影片限于血腥与残忍，杜琪峰的黑帮电影，则以这种偶尔闪现的残忍的镜头，制造一种残酷乖戾的气氛，揭示出江湖所代表的冷酷无情的黑色意味，也展示出江湖厮杀的惨无人道。
(二)暴力工具
杜琪峰在选择影片中的暴力工具时，是经过深思熟虑的，他会选择香港传统黑帮片常用暴力工具，也会选择日常生活随处可见的物品来作为暴力工具，这样在暴力的过程中，这些日常用品会增强影片的真实感，给观众带来强烈视觉震撼，从而彰显个人风格。在热兵器时代，枪是暴力实施的基本配置，从《枪火》、《放逐》以及《复仇》，在杜琪峰黑帮电影中，重型武器基本不用，也许为了使影片达到舞台剧的效果，他选择了枪击稍有节奏的手枪，但除了枪之外，杜琪峰也在寻找更为原始的暴力工具，来彰显自己的风格，他电影中的人物不虚张声势，实施的是最简单的暴力，是要接近真实，表现着人在暴力工具的施暴下生命是脆弱的。刀，毋庸置疑，作为冷兵器时代的主角，一直沿用到现在，在杜琪峰的电影中，刀代表着残暴和死亡，这与《古惑仔》系列刀用来宣扬兄弟情谊有着很大区别，如《黑社会》中大D和乐少在酒吧里，直截了当地用刀捅死了号码帮的老大，没有过多的前奏，两人杀死号码帮老大之后，神情自然，开了一瓶香槟庆祝，无情地挥刀与兴高采烈的庆祝表情形成很大反差，这内心的残暴与邪恶的表现让人毛骨悚然。然后是棍棒和石头，东莞仔在树林里逼大头交出龙头棍，随手捡了一根木棒，不停地殴打大头，在片子后面，乐少在鱼塘用大石砸死了大D ,这些最原始的暴力工具也让这些人回归到原始动物的残暴范畴。而牢笼，也是杜琪峰比较喜欢运用的工具，牢房在他电影中出现过多次，使影片产生极大的压抑感，在《黑社会》中，大D被关在警察局的牢房里，平常飞扬跋扈的他此时也显得焦躁不安，那由垂直发锈的铁条构成的牢门将人困在狭小的空间里，再加上明暗光线的作用，压抑的气氛世人喘不上气。或许，杜琪峰觉得牢房的空间还是太大，还不够压抑，暴力的残忍度不够，他继续使用更小的空间，那就是笼子，在《以和为贵》中，为了让乐少的手下叛变，占米用狗链把他们与狼狗绑在一起，并且锁在狗笼里面，手段是极其的残忍，观众的感官由于笼子的反复使用而被强烈的刺激，使观众在思考人类的施暴极限的同时，对自我灵魂的“恶”进行拷问。
(三)“以静制动”的枪战场面
传统的枪战场面，以吴宇森《英雄本色》为代表，讲究激烈的枪战和宏大的爆炸场面，而杜琪峰一改吴宇森枪战片和徐克动作片惯于用大量使用运动摄影的做法，而尝试用用静止不动的镜头去捕捉并表现枪战的动感和美感，创造一个“静止”的构图，而且以主观镜头来展示枪战的同时，以求深入到人物的内心世界，从而使观众也能感受到枪战时那紧张的气氛。在影片中，人物立体的站位、各具特色的持枪动作，偏于静态的枪战场面，着重表现在胶着状态，广角对切式的镜头将场面包装得剑拔弩张、血脉兀张，在极静的状态下枪声骤起的动静的鲜明对比。《枪火》中的枪战几乎都是用固定机位来拍摄，在百货公司的枪战，这一构图是阿鬼五人从电梯下来，遭遇到杀手的枪击，双方相互枪击数枪之后，枪声停止，五人保护文哥离开电梯之后，双方没有太大的动作，大约两分钟的时间影片没有任何的声响，双方人马在一段时间的只是相互观察，直到阿信朝着电梯上的杀手开枪了，随着后景阿信不停地朝电梯上的杀手开枪，前景的柱子后其他两个杀手一左一右躲藏着，此时阿鬼在中景居左，阿来在两个柱子中间持枪，枪口向左，阿mike站在后面柱子的左边，枪口向右，阿肥用稍显臃肿的身子挡着文哥，两人躲在柱子后面，此时的文哥稍显紧张，眼神不时地搜寻者杀手的踪影，整体构图错落有致，立体又不死板，杜琪峰以静态的场面来营造一种在死亡阴影笼罩下令人窒息的压迫感和不安感，之所以如此，是因为杜琪峰“一向都很佩服黑泽明导演在他片中所营造的那份„静‟的感觉。”此外杜琪峰在影片中刻画双方枪战的场面时，会保持一段长距离的对峙，双方都看不见对方，长距离的进行枪击，只用镜头切换来表现人物此时的受伤或死亡的状态，达到表现人物高深莫测的形象，如《枪火》中在停车场和废弃工厂的两段枪战，双方压根都没见对方，只有不断地枪击和回声的枪响。
三、角色
传统的黑帮电影是属于英雄人物的，我们会记起那穿风衣，叼根牙签，手提着枪，那华丽的枪击，连死都都极其潇洒的小马哥，在热血的江湖中，为了兄弟就能两肋插刀的陈浩南，这些侠骨柔情被演绎得悲壮激烈，但是随着吴宇森远赴好莱坞，后继者的粗制滥造失去了观众。而杜琪峰在电影中打破了这一老戏路，在反传统的同时塑造着属于“杜氏”风格的人物形象，主要集中地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一) “英雄不再”的男性角色
香港影片里中一直保持着一个突出的特征，尤其是在黑帮类型电影中，男性主角是在影片中的表现始终是首要的，整部片子的意调必须围绕其展开，带有浓厚的英雄主义色彩，但随着九七金融风暴的冲击，观众们对于传统英雄的观念开始有了新的变化，关心自身利益，隐私的自我保护，成为新的社会主流意识，为此观众们乐于接受贴近生活的角色，从而在这些角色上找到心灵的共鸣。而杜琪峰敏锐地观察到这一变化，在他的电影中男性角色趋向于平民化，他们需要面对众多复杂的问题，不仅要受到金钱和权力的诱惑，需要生存，也惧怕死亡，还必须承受社会现实生活重压，并且将他们的生活还原到最真实的存在，具有大量的日常化、生活化的描写，如《黑社会》开头的生活化的情景，各分舵老大在打麻将讨论到底是选大D还是选乐少，女人们在一旁八卦，孩子们在嬉戏，就像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家庭聚会;乐少身为老大候选人，一个人去菜市场买菜，还会讨价还价;占米起初是卖盗版的，为了赚更多的钱，去大学学习经济学，杜琪峰这样的设置要说明的是黑帮人物时常存在于社会之中，他们也都是有血有肉的普通人。如果以《英雄本色》为代表的传统黑帮片宣扬的是英雄主义，而杜琪峰采取的就是反英雄化。 (二) 低调的江湖情谊
在他电影中的江湖情谊不在像《英雄本色》那么“明目张胆”，而是略显得低调和含蓄。为了反映在当今物质文化社会，人与人之间的感情逐渐地冷漠，他电影中的男性角色就像是独立存在于这个社会，略显得孤寂，甚与于周围的人不合群，偶尔也会热血一把，但高潮过后又会回复平静，即使为兄弟，也不是外在表现出来，而是在只言片语中或是表情中透漏出对朋友真挚的感情，如《枪火》里当阿信跟文哥老婆私通曝光后，文哥要其他四人杀掉阿信，阿鬼他们为此当即为了而反目成仇，阿鬼和阿来为此在餐馆拔枪相互指着对方，话语并不多，只有几个微妙的眼神来传达信息，他们为了救阿信演了一出兄弟反目成仇的戏，他们之间的情谊不再像《古惑仔》系列那样通过轰轰烈烈两肋插刀表现出来，而是埋藏在心底，为此杜琪峰对于五人情谊的表现也是别出心裁，设计了一个场景，用了一个两分多钟的长镜头来展现，在等待任务的时候，五个人在办公室里用纸团当球踢，你来我往，就像儿时在踢球一样的场景，实在是幽默了一把，纸团，在暗自代表了自己的性命，互相传来传去，表现一种可以以性命相互委托的信任，杜琪峰在《枪火》中给出一个这样的新定义，男人间的情谊并不一定要从轰轰烈烈的打杀中体现出来，踢纸团也是另一种诠释的方式，他也以这样的镜头语言来表现高扬男性情谊的时代已经结束。 (二)反“夫权”的女性
在中国传统封建道德标准中，“夫权”一直以来根深蒂固的植于国人的道德观当中。女性往往只是男性的附属品，要时刻遵从着三从四德，“未嫁从父、既嫁从夫、夫死从子”是古代妇女的真实生活状态。香港的传统黑帮片中，“女性角色几乎为摆设”，在电影中的地位就如封建社会女子一样，受控制于“夫权”思想，通常被导演设置为花瓶或是引起混乱的祸水，女性角色往往是男性角色的衬托，有时过于软弱，有时成为男性角色的争斗的战利品和牺牲品，吴宇森的英雄电影在男性角色的塑造方面极为成功，而女性角色却成为受到忽视和最为人诟病的一环，不论《英雄本色》中的朱宝意或是《喋血双雄》中的叶倩文，女人永远是柔弱和等待拯救的角色，她们的存在只是为了衬托男性的英雄行为。而《古惑仔》系列这方面更为突出，两个帮派会为了一个女人就大动干戈，女人就是引导英雄人物走向堕落的叙事元素，最后总是以女性角色的死亡而激起男性角色英雄主义的体现。杜琪峰是香港影坛里少有的男女观念平等的导演，他把女性的地位提升到与男性平等的高度，并且把女性社会作用的真实度在电影中最大程度地还原。在他的电影中，男人对女人的帮助和尊重、对家庭的歉疚和向往是他表现的新的方式，杜琪峰电影中脱胎于男性情义的女性张扬正是主流价值观念转变的投影，他在自己的电影中不在把女性角色设为男性角色的附属品，女性意识的觉醒与高涨，她们倔强、独立，有着一种刚强坚毅的气质，甚至带有女权主义，如《复仇》中叶璇饰演的角色，一人抚养着多个孤儿，不接受施舍，嘴上虽老抱怨，常常大骂男人们不是东西，但却坚持要把孤儿们抚养成人，在女性角色的设置上，杜琪峰是尊重女性，不同以往地提升了女性在电影中的地位。 (三)无善恶之分的角色设置
传统香港黑帮片角色的设置上比较容易公式化，大多继承了角色善恶之分这样的一个模式，善人和恶人在影片中的表现观众就能一目了然，尽管会有黑社会背景，但黑得也要有情意，分为讲忠义的和无恶不作的，《古惑仔》系列特别能突出这一点，影片中，洪兴帮在收保护费，整个过程和和气气，还相互寒暄，洪兴的老大陈浩南还从收到的保护费中拿出一部份以红包的形式返还给商家小贩，镜头转向东兴帮，他们为了多收保护费与商家小贩发生冲突，东兴帮的古惑仔们在老大的指使下砸店铺、砍伤人，两个帮派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在社团里，洪兴帮的人为了保护老大都愿意牺牲自己，忠义表现得极为突出，东兴帮的人却为了争老大而窝里斗，在两帮的争斗中，不管洪兴帮如何被东兴帮打压，最后都是还以洪兴帮的反败为胜的大团圆而结束。这单一的设置，都是为了完成传统的叙事模式而缺乏真实性。杜琪峰对于角色的好坏，没有刻意地去设置，重点是要表现出真实的人性，而真实的人性是复杂的，善恶都存在于每个人的内心深处，并且杜琪峰还把自己对于人性的独特思考和感受加入到电影当中，要说明在特定环境中，人性的善恶会不同地被体现出来。在他的黑帮电影中，人物被生活化，平民化，接近现实中的人物特性，正派主角和反派主角没有明确的定义，好坏在角色身上相当的迷糊，与《古惑仔》系列电影的对比，《黑社会》中乐少在前80多分钟里都是一个温文尔雅的中年男人，当自己的权利遭受到损害时他残忍的本质又会凸显出来，最后5分钟，当大D向他提出要设两个话事人的时候，他抄起一块石头活生生地砸死了大D，并用树枝勒死目睹惨象的大D老婆，到了《以和为贵》，乐少为了连任，残忍地把扶植他上位的邓伯推下楼梯，但在大街上追着儿子阿东，担心他出事的时候，极度焦急的表情，又是一位慈父才有的爱子情怀，这样的刻画反映着真实的人性，减少了如传统电影角色虚构的设计。
四、结语
在人类的电影史上，黑帮电影已经成为类型电影重要的一支，而八十年代的黑帮片是属于香港的，吴宇森的《英雄本色》的变化里看到了香港黑帮电影形成了独特风格，在此影响下到了九十年代香港涌现出一大批导演，拍出了众多的黑帮电影，杜琪峰正是身在其中，他的黑帮片属于另类，在吸取传统黑帮片的同时也在不断力求突破创新，特别是在影像风格上，在光影、色彩、意象等镜头语言上标新立异，动作设计上区别于传统的黑帮片，对人物进行不同以往的塑造，逐渐形成属于自己的影像风格，而如今杜琪峰还在用生命在继续创作着“杜氏风格”的电影，他的电影在成为香港电影品牌创作的同时，众人也在继续期待杜琪峰和他的“银河映像”更好的表现。
第二篇：冰心生平
冰心生平
1900.10.5-1999.2.28，原名谢婉莹，笔名冰心、男士等。福建长乐人，1900年10月5日生于福州隆普营一海军军官家庭，其父谢葆璋曾任清朝海军巡洋舰副舰长。1912年考取福州女子师范学校预科读了3个学期，1913年随父母迁往北京，1914年进入贝满女中，1918年考入协和女子大学预科。1919年在北京求学时即投身五四文学革命，被选为北京女学界联合会宣传股成员。1921年加入茅盾、郑振铎等人发起的“文学研究会”，努力实践“为人生”的艺术宗旨，出版了小说集《超人》，诗集《繁星》等。1923年因成绩优异，提前获得燕京大学学士学位及学校颁发的金钥匙奖，与吴文藻(后为其夫)、许地山等赴美留学，在波士顿威尔斯利大学读书，1926年夏，获硕士学位，随即回国，在燕京大学文学系任教，并在清华大学兼课。1929年与吴文藻结婚。1936年吴文藻赴欧美讲学，冰心同往，七.七事变时回国。1937年9月举家迁居昆明，1940年到重庆，任《妇女文化》主编，1941-1947年担任国民党政府国民参政会议参政员。1946年随丈夫赴日，1949年应邀在东京大学开设中国文学课程，羁居日本5年，1953年入中国作协，1954年以来当选历届人大代表。1958年续写《寄小读者》。1970年到湖北沙洋“五七干校”劳动。1980年《小桔灯》获第二次全国少儿文艺创作荣誉奖，《空巢》获优秀短篇小说奖。创作涉及新诗、小说和散文等领域，且多有成就，为中国新文学史上著名的女作家之一。主要作品有短篇小说集《超人》、《去国》、《冬儿姑娘》，诗集《繁星》、《春水》，散文集《寄小读者》、《往事》、《关于女人》等。学习泰戈尔写的小诗体诗集《繁星》，《春水》，曾被公认为小诗的楷模。除继续致力于创作外，还积极参加各种社会活动，曾任中国民主促进会中央名誉主席、中国文联副主席、中国作家协会名誉主席、顾问、中国翻译工作者协会名誉理事等职。著译作品：
主要著作有散文集《寄小读者》，诗集《春水》、《繁星》，儿童文学集《小桔灯》。另有《冰心著译选集》(三卷)、《冰心文集》(六卷)等。
主要译作有：(叙)凯罗?纪伯伦《先知》(人民文学出版社，1957年)，穆拉?安纳德《印度童话集》(上海少年儿童出版社，1955年)，(印度)泰戈尔《吉檀迦利》(人民文学出版社，1955年初版，1983年再版)，《泰戈尔剧作选》(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园丁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61年)，《诗集》(合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诗选》(合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年)，《泰戈尔抒情诗选》(香港万里书店，1959年)，《泰戈尔剧作集》(中国戏剧出版社，1959年)，《泰戈尔小说选》(合译，贵州人民出版社，1981年)，《泰戈尔诗选》(《吉檀迦利》、《园丁集》，湖南人民出版社，1982年)，马亨德拉《马亨德拉诗抄》(合译，作家出版社，1966年)，安东?布蒂吉格《燃灯者》(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等。
第三篇：海瑞生平
海瑞(1515-1587)，字汝贤，号刚峰，广东琼山(今属海南)人。明朝著名清官。历任知县、州判官、尚书丞、右佥都御史等职。为政清廉，洁身自爱。为人正直刚毅，职位低下时就敢于蔑视权贵，从不谄媚逢迎。一生忠心耿耿，直言敢谏，曾经买好棺材，告别妻子，冒死上疏。海瑞一生清贫，抑制豪强，安抚穷困百姓，打击奸臣污吏，因而深得民众爱戴。他的生平事迹在民间广泛流传，经演义加工后，成为了许多戏曲节目的重要内容。
祖上从福建晋江垵边(广西杂志有载)迁居海南琼山海厝。他自幼攻读诗书经传，博学多才，嘉靖二十八年(1550年)中举。初任福建南平教谕，后升浙江淳安和兴国州判官(今湖北省阳新县)。
海瑞是中国历史上的著名清官。推行清丈、平赋税，并屡平冤假错案，打击贪官污吏，深得民心。嘉靖四十一年(1562)，海瑞任诸暨知县;嘉靖四十五年任户部云南司主事。曾上书批评世宗迷信巫术，生活奢华，不理朝政等弊端。嘉靖四十五年(1566年)，户部主事海瑞买棺材，别妻子，散童仆，以死上书，劝说世宗不要相信陶仲文这帮方士的骗术，应振理朝政，因而激怒世宗，诏命下狱论死。“这一奏疏的措辞虽然极端尖辣，但又谨守着人臣的本分。”——黄仁宇先生在《万历十五年》中如此评价这篇奏疏。 嘉靖最初把这篇奏章留中不发，但最后还是气愤难平，下令将海瑞逮捕到东厂禁锢。首辅徐阶力救海瑞，黄光升则把海瑞上书比拟儿子骂父，以减轻罪责，并乘机把海瑞留在狱中，营护海瑞甚力。(详见《中国历史大辞典》第3681页)直至同年十二月世宗驾崩，穆宗即位，才奏请释放海瑞出狱。。海瑞隆庆四年曾前往福建晋江潘湖黄光升尚书府拜谒黄光升，以表营护之恩，有“潘湖海瑞歇马庙”可证及《中国历史大辞典》第3681页有载。 隆庆三年(1569年)调升右佥都御史，他一如既往，惩治贪官，打击豪强，疏浚河道，修筑水利工程，并推行一条鞭法，强令贪官污吏退田还民，遂有“海青天”之誉，深受百姓的爱戴。后被排挤，革职闲居16年之久。万历十三年(1585年)，重被起用，先后任南京吏部右侍郎、南京右都御史，力主严惩贪官污吏，禁止循私受贿，海瑞及闻潘湖黄光升卒，悲伤至极，带病前来晋江奔丧。后于万历十五年(1587年11月13日)病死于南京。 海瑞中举人。到北京，即拜伏于宫殿下献上《平黎策》，要开辟道路设立县城，用来安定乡土，有见识的人赞扬海瑞的设想。代理南平县教谕，御史到学宫，部属官吏都伏地通报姓名，海瑞单独长揖而礼，说：“到御史所在的衙门当行部属礼仪，这个学堂，是老师教育学生的地方，不应屈身行礼。”迁淳安知县，穿布袍、吃粗粮糙米，让老仆人种菜自给。一日海瑞母亲大寿，海瑞上街买了两斤肉，屠夫感慨到“没想到我这辈子还能做上海大人的生意啊”。胡宗宪的儿子路过淳安县，索要见面礼，海瑞不给，于是胡宗宪的儿子便向驿吏发怒，把驿吏倒挂起来。海瑞说：“过去胡总督按察巡部，命令所路过的地方不要供应太铺张。现在这个人行装丰盛，一定不是胡公的儿子。”打开袋有金子数千两，收入到县库中，派人乘马报告胡宗宪，胡宗宪没因此治罪。都御史鄢懋卿巡查路过淳安县，酒饭供应的的十分简陋，海瑞高声宣言县邑狭小不能容纳众多的车马。鄢懋卿十分气愤，然而他早就听说过海瑞的名字，只得收敛威风而离开，但他嘱咐巡盐御史袁淳治海瑞和慈溪知县霍与瑕的罪。霍与瑕，是尚书霍韬的儿子，也是坦率正直不谄媚鄢懋卿的人。当时，海瑞已提拔为嘉兴通判，因此事贬为兴国州判官。过了很长时间，陆光祖主张文官选举，提拔海瑞任户部主事。
海瑞临死时，别人问他有什么遗言，海瑞告诉仆人将5钱柴火钱还给户部，说是经过自己测量后，户部多给了5钱柴火钱。死后，皇帝谥号忠介，送葬时，全城的百姓都赶来送葬。
季羡林(1911.8.6~2009.7.11)，山东临清人，字希逋，又字齐奘。国际著名东方学大师、语言学家、文学家、国学家、佛学家、史学家、教育家和社会活动家。历任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北京大学副校长、中国社科院南亚研究所所长，是北京大学惟一的终身教授。通英文、德文、梵文、巴利文，能阅俄文、法文，尤其精于吐火罗文，是世界上仅有的精于此语言的几位学者之一。“梵学、佛学、吐火罗文研究并举，中国文学、比较文学、文艺理论研究齐飞”，其著作已汇编成24卷的《季羡林文集》。生前曾撰文三辞桂冠：国学大师、学界泰斗、国宝。 作者用“毁于愚氓之手”来概括藤萝的悲剧，这是非常慎重、准确而发人深思的。文章写于1992年，“十年浩劫”已结束十五六年，改革春风劲吹，取得了重要成绩。但是，由于国民素质还需进一步提高，因而出现了“愚氓灭美”的现象。从中可以看到努力实行科教兴国、提高国民思想文化和审美素质的重要。
20世纪80年代后期以来，季羡林对文化、中国文化、东西方文化体系、东西方文化交流，以及21世纪的人类文化等重要问题，在文章和演讲中提出了许多个人见解和论断，在国内外引起普遍关注。季羡林认为，“文化交流是人类进步的主要动力之一。人类必须互相学习，取长补短，才能不断前进，而人类进步的最终目标必然是某一种形式的大同之域”。其实，季羡林近10年来积极参与国内东西方文化问题的讨论，也贯彻着这一思想。季羡林将人类文化分为四个体系：中国文化体系。印度文化体系，阿拉伯伊斯兰文化体系，自古希腊、罗马至今的欧美文化体系，而前三者共同组成东方文化体系，后一者为西方文化体系。季羡林为东方民族的振兴和东方文化的复兴呐喊，提出东西方文化的变迁是“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在国内引起强烈反响。季羡林表达的是一种历史的、宏观的看法，也是对长期以来统治世界的“欧洲中心主义”的积极反拨。
散文随笔
《清塘荷韵》《赋得永久的悔》《留德十年》《万泉集》《清华园日记》《牛棚杂忆》《朗润园随笔》 《季羡林散文选集》《泰戈尔名作欣赏》《人生絮语》《天竺心影》《季羡林谈读书治学》《季羡林谈师友》《季羡林谈人生》《病榻杂记》《忆往述怀》《新纪元文存》《赋得永久的悔》 等。
季羡林(1911.8.6~2009.7.11)，山东临清人，字希逋，又字齐奘。国际著名东方学大师、语言学家、文学家、国学家、佛学家、史学家、教育家和社会活动家。历任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北京大学副校长、中国社科院南亚研究所所长，是北京大学惟一的终身教授。通英文、德文、梵文、巴利文，能阅俄文、法文，尤其精于吐火罗文，是世界上仅有的精于此语言的几位学者之一。“梵学、佛学、吐火罗文研究并举，中国文学、比较文学、文艺理论研究齐飞”，其著作已汇编成24卷的《季羡林文集》。生前曾撰文三辞桂冠：国学大师、学界泰斗、国宝。
作者用“毁于愚氓之手”来概括藤萝的悲剧，这是非常慎重、准确而发人深思的。文章写于1992年，“十年浩劫”已结束十五六年，改革春风劲吹，取得了重要成绩。但是，由于国民素质还需进一步提高，因而出现了“愚氓灭美”的现象。从中可以看到努力实行科教兴国、提高国民思想文化和审美素质的重要。
20世纪80年代后期以来，季羡林对文化、中国文化、东西方文化体系、东西方文化交流，以及21世纪的人类文化等重要问题，在文章和演讲中提出了许多个人见解和论断，在国内外引起普遍关注。季羡林认为，“文化交流是人类进步的主要动力之一。人类必须互相学习，取长补短，才能不断前进，而人类进步的最终目标必然是某一种形式的大同之域”。其实，季羡林近10年来积极参与国内东西方文化问题的讨论，也贯彻着这一思想。季羡林将人类文化分为四个体系：中国文化体系。印度文化体系，阿拉伯伊斯兰文化体系，自古希腊、罗马至今的欧美文化体系，而前三者共同组成东方文化体系，后一者为西方文化体系。季羡林为东方民族的振兴和东方文化的复兴呐喊，提出东西方文化的变迁是“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在国内引起强烈反响。季羡林表达的是一种历史的、宏观的看法，也是对长期以来统治世界的“欧洲中心主义”的积极反拨。
散文随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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季羡林(1911.8.6~2009.7.11)，山东临清人，字希逋，又字齐奘。国际著名东方学大师、语言学家、文学家、国学家、佛学家、史学家、教育家和社会活动家。历任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北京大学副校长、中国社科院南亚研究所所长，是北京大学惟一的终身教授。通英文、德文、梵文、巴利文，能阅俄文、法文，尤其精于吐火罗文，是世界上仅有的精于此语言的几位学者之一。“梵学、佛学、吐火罗文研究并举，中国文学、比较文学、文艺理论研究齐飞”，其著作已汇编成24卷的《季羡林文集》。生前曾撰文三辞桂冠：国学大师、学界泰斗、国宝。
作者用“毁于愚氓之手”来概括藤萝的悲剧，这是非常慎重、准确而发人深思的。文章写于1992年，“十年浩劫”已结束十五六年，改革春风劲吹，取得了重要成绩。但是，由于国民素质还需进一步提高，因而出现了“愚氓灭美”的现象。从中可以看到努力实行科教兴国、提高国民思想文化和审美素质的重要。
20世纪80年代后期以来，季羡林对文化、中国文化、东西方文化体系、东西方文化交流，以及21世纪的人类文化等重要问题，在文章和演讲中提出了许多个人见解和论断，在国内外引起普遍关注。季羡林认为，“文化交流是人类进步的主要动力之一。人类必须互相学习，取长补短，才能不断前进，而人类进步的最终目标必然是某一种形式的大同之域”。其实，季羡林近10年来积极参与国内东西方文化问题的讨论，也贯彻着这一思想。季羡林将人类文化分为四个体系：中国文化体系。印度文化体系，阿拉伯伊斯兰文化体系，自古希腊、罗马至今的欧美文化体系，而前三者共同组成东方文化体系，后一者为西方文化体系。季羡林为东方民族的振兴和东方文化的复兴呐喊，提出东西方文化的变迁是“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在国内引起强烈反响。季羡林表达的是一种历史的、宏观的看法，也是对长期以来统治世界的“欧洲中心主义”的积极反拨。
散文随笔
《清塘荷韵》《赋得永久的悔》《留德十年》《万泉集》《清华园日记》《牛棚杂忆》《朗润园随笔》《季羡林散文选集》《泰戈尔名作欣赏》《人生絮语》《天竺心影》《季羡林谈读书治学》《季羡林谈师友》《季羡林谈人生》《病榻杂记》《忆往述怀》《新纪元文存》《赋得永久的悔》 等。
季羡林(1911.8.6~2009.7.11)，山东临清人，字希逋，又字齐奘。国际著名东方学大师、语言学家、文学家、国学家、佛学家、史学家、教育家和社会活动家。历任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北京大学副校长、中国社科院南亚研究所所长，是北京大学惟一的终身教授。通英文、德文、梵文、巴利文，能阅俄文、法文，尤其精于吐火罗文，是世界上仅有的精于此语言的几位学者之一。“梵学、佛学、吐火罗文研究并举，中国文学、比较文学、文艺理论研究齐飞”，其著作已汇编成24卷的《季羡林文集》。生前曾撰文三辞桂冠：国学大师、学界泰斗、国宝。
作者用“毁于愚氓之手”来概括藤萝的悲剧，这是非常慎重、准确而发人深思的。文章写于1992年，“十年浩劫”已结束十五六年，改革春风劲吹，取得了重要成绩。但是，由于国民素质还需进一步提高，因而出现了“愚氓灭美”的现象。从中可以看到努力实行科教兴国、提高国民思想文化和审美素质的重要。
20世纪80年代后期以来，季羡林对文化、中国文化、东西方文化体系、东西方文化交流，以及21世纪的人类文化等重要问题，在文章和演讲中提出了许多个人见解和论断，在国内外引起普遍关注。季羡林认为，“文化交流是人类进步的主要动力之一。人类必须互相学习，取长补短，才能不断前进，而人类进步的最终目标必然是某一种形式的大同之域”。其实，季羡林近10年来积极参与国内东西方文化问题的讨论，也贯彻着这一思想。季羡林将人类文化分为四个体系：中国文化体系。印度文化体系，阿拉伯伊斯兰文化体系，自古希腊、罗马至今的欧美文化体系，而前三者共同组成东方文化体系，后一者为西方文化体系。季羡林为东方民族的振兴和东方文化的复兴呐喊，提出东西方文化的变迁是“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在国内引起强烈反响。季羡林表达的是一种历史的、宏观的看法，也是对长期以来统治世界的“欧洲中心主义”的积极反拨。
散文随笔
《清塘荷韵》《赋得永久的悔》《留德十年》《万泉集》《清华园日记》《牛棚杂忆》《朗润园随笔》《季羡林散文选集》《泰戈尔名作欣赏》《人生絮语》《天竺心影》《季羡林谈读书治学》《季羡林谈师友》《季羡林谈人生》《病榻杂记》《忆往述怀》《新纪元文存》《赋得永久的悔》 等。
季羡林(1911.8.6~2009.7.11)，山东临清人，字希逋，又字齐奘。国际著名东方学大师、语言学家、文学家、国学家、佛学家、史学家、教育家和社会活动家。历任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北京大学副校长、中国社科院南亚研究所所长，是北京大学惟一的终身教授。通英文、德文、梵文、巴利文，能阅俄文、法文，尤其精于吐火罗文，是世界上仅有的精于此语言的几位学者之一。“梵学、佛学、吐火罗文研究并举，中国文学、比较文学、文艺理论研究齐飞”，其著作已汇编成24卷的《季羡林文集》。生前曾撰文三辞桂冠：国学大师、学界泰斗、国宝。
作者用“毁于愚氓之手”来概括藤萝的悲剧，这是非常慎重、准确而发人深思的。文章写于1992年，“十年浩劫”已结束十五六年，改革春风劲吹，取得了重要成绩。但是，由于国民素质还需进一步提高，因而出现了“愚氓灭美”的现象。从中可以看到努力实行科教兴国、提高国民思想文化和审美素质的重要。
20世纪80年代后期以来，季羡林对文化、中国文化、东西方文化体系、东西方文化交流，以及21世纪的人类文化等重要问题，在文章和演讲中提出了许多个人见解和论断，在国内外引起普遍关注。季羡林认为，“文化交流是人类进步的主要动力之一。人类必须互相学习，取长补短，才能不断前进，而人类进步的最终目标必然是某一种形式的大同之域”。其实，季羡林近10年来积极参与国内东西方文化问题的讨论，也贯彻着这一思想。季羡林将人类文化分为四个体系：中国文化体系。印度文化体系，阿拉伯伊斯兰文化体系，自古希腊、罗马至今的欧美文化体系，而前三者共同组成东方文化体系，后一者为西方文化体系。季羡林为东方民族的振兴和东方文化的复兴呐喊，提出东西方文化的变迁是“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在国内引起强烈反响。季羡林表达的是一种历史的、宏观的看法，也是对长期以来统治世界的“欧洲中心主义”的积极反拨。
散文随笔
《清塘荷韵》《赋得永久的悔》《留德十年》《万泉集》《清华园日记》《牛棚杂忆》《朗润园随笔》《季羡林散文选集》《泰戈尔名作欣赏》《人生絮语》《天竺心影》《季羡林谈读书治学》《季羡林谈师友》《季羡林谈人生》《病榻杂记》《忆往述怀》《新纪元文存》《赋得永久的悔》 等。
季羡林(1911.8.6~2009.7.11)，山东临清人，字希逋，又字齐奘。国际著名东方学大师、语言学家、文学家、国学家、佛学家、史学家、教育家和社会活动家。历任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北京大学副校长、中国社科院南亚研究所所长，是北京大学惟一的终身教授。通英文、德文、梵文、巴利文，能阅俄文、法文，尤其精于吐火罗文，是世界上仅有的精于此语言的几位学者之一。“梵学、佛学、吐火罗文研究并举，中国文学、比较文学、文艺理论研究齐飞”，其著作已汇编成24卷的《季羡林文集》。生前曾撰文三辞桂冠：国学大师、学界泰斗、国宝。
作者用“毁于愚氓之手”来概括藤萝的悲剧，这是非常慎重、准确而发人深思的。文章写于1992年，“十年浩劫”已结束十五六年，改革春风劲吹，取得了重要成绩。但是，由于国民素质还需进一步提高，因而出现了“愚氓灭美”的现象。从中可以看到努力实行科教兴国、提高国民思想文化和审美素质的重要。
20世纪80年代后期以来，季羡林对文化、中国文化、东西方文化体系、东西方文化交流，以及21世纪的人类文化等重要问题，在文章和演讲中提出了许多个人见解和论断，在国内外引起普遍关注。季羡林认为，“文化交流是人类进步的主要动力之一。人类必须互相学习，取长补短，才能不断前进，而人类进步的最终目标必然是某一种形式的大同之域”。其实，季羡林近10年来积极参与国内东西方文化问题的讨论，也贯彻着这一思想。季羡林将人类文化分为四个体系：中国文化体系。印度文化体系，阿拉伯伊斯兰文化体系，自古希腊、罗马至今的欧美文化体系，而前三者共同组成东方文化体系，后一者为西方文化体系。季羡林为东方民族的振兴和东方文化的复兴呐喊，提出东西方文化的变迁是“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在国内引起强烈反响。季羡林表达的是一种历史的、宏观的看法，也是对长期以来统治世界的“欧洲中心主义”的积极反拨。
散文随笔
《清塘荷韵》《赋得永久的悔》《留德十年》《万泉集》《清华园日记》《牛棚杂忆》《朗润园随笔》《季羡林散文选集》《泰戈尔名作欣赏》《人生絮语》《天竺心影》《季羡林谈读书治学》《季羡林谈师友》《季羡林谈人生》《病榻杂记》《忆往述怀》《新纪元文存》《赋得永久的悔》 等。
1 卓琳：
颁奖辞：彩云之南的才女，黄土高原上的琼英。携小平手五十八载，硝烟里转战南北，风雨中起落同随。对她爱的人不离不弃，让爱情变成了信念。她的爱向一个民族的崛起，注入了女性的坚定、温暖与搀扶。 2朱邦月：一根拐杖撑起的家 颁奖辞：这个奇特的家庭，集中了世界上最多的苦难，也凝聚了人间最真的情感。头发花白，面带微笑，这位温和而坚定的老人，胸中盛满40年的艰难。他这支拐杖，是一家人的翅膀。他这双肩膀，扛住了生命的重量。
3 阿里帕-阿力马洪：十九个孩子的妈妈
颁奖辞：不是骨肉，但都是她的孩子，她展开羽翼，撑起他们的天空。风霜饥寒，全都挡住，清贫劳累，一肩担当。在她的家里，水浓过了血，善良超越了亲情。泉水最清，母爱最真! 4 沈浩：践行信念好村官
颁奖辞：两任村官，六载离家，总是和农民面对面、肩并肩。他走得匆忙，放不下村里道路工厂和农田，对不住家中娇妻幼女高堂。那一年，村民按下红手印，改变乡村的命运;如今，他们再次伸出手指，鲜红手印，颗颗都是他的碑文。 5 李灵：80后最美乡村女校长
颁奖辞：一切从零开始，从乡村开始，从识字和算术开始。别人离开的时候，她留下来;别人收获的时候，她还在耕作。她挑着孩子沉甸甸的梦想，她在春天播下希望的种子。她是80后。
6 翟墨：中国无动力帆船环球航海第一人
颁奖辞：古老船队的风帆落下太久，人们已经忘记了大海的模样。六百年后，他眺望先辈的方向，直挂云帆，向西方出发，从东方归航。他不想征服，他只是要达成梦想——到海上去!一个人，一张帆，他比我们走得都远!
7 陈玉蓉：暴走妈妈捐肝救子
颁奖辞：这是一场命运的马拉松。她忍住饥饿和疲倦，不敢停住脚步。上苍用疾病考验人类的亲情，她就舍出血肉，付出艰辛，守住信心。她是母亲，她一定要赢，她的脚步为人们丈量出一份伟大的亲情。
8 张正祥：保护滇池勇者无敌 颁奖辞：生命只有一次，滇池只有一个，他把生命和滇池紧紧地绑在了一起。他是一个战士，他的勇气让所有人胆寒，他是孤独的，是执拗的，是雪峰之巅的傲然寒松。因为有这样的人，人类的风骨得以传承挺立。
9 萨布利亚-坦贝肯：西藏盲童的眼睛
颁奖辞：她看不到世界，偏要给盲人开创一片新的天地。她从地球的另一边来，为一群不相识的孩子而来，不企盼神迹，全凭心血付出，她带来了光明。她的双眼如此明亮，健全的人也能从中找到方向。
10 宋文骢：歼-10之父
颁奖辞：少年伤痛，心怀救国壮志;中年发奋，澎湃强国雄心。如今，他的血液已流进钢铁雄鹰。青骥奋蹄向云端，老马信步小众山。他怀着千里梦想，他仍在路上。
第四篇：罗云生平
罗云
罗云，原名罗克贵，1900年生于新邵县罗家坪孙家桥一个贫苦的佃农家庭。父母共生养七个孩子，因抚养不起而夭折一个，罗云排行老二。他的童年是在食不果腹、衣不遮体的煎熬中度过的。在那军阀混战、兵慌马乱的岁月里，罗云自懂事起，就跟着体弱多病的父母下田做事，一年到头面朝黄土背朝天，起早贪黑地劳作。他十
一、二岁就学会了所有田间活计。同时，也磨练出粗犷豪爽、耿直倔强的性格和吃苦耐劳、忠实淳朴的品德。
罗云12岁那年，因天灾和虫灾家里收成大减到几乎绝收。但是凶恶的地主仍然带领一帮如狼似虎的走狗和打手上门逼债，进屋就砸烂他家仅有的一口饭锅和碗盏，接着又砸桌椅板凳。父亲强忍怒火，跪在地上恳求宽限些日子;弟妹们吓得躲在母亲的怀里大哭;罗云气得牙齿发抖。打手们不容分说硬将他父亲捆绑起来，强行拉走说是要见官。父亲忍无可忍，一路上骂他们是恶霸、土匪强盗。狠心的地主竟指使走狗和打手，用乱棍将罗云的父亲活活打死在村外的田埂上。
自那以后，罗云全家人的生活更加困苦不堪。母亲一病不起，骨瘦如柴;不满15岁的大哥拉着弟妹，四处乞讨度日。就在乞讨的途中，多病的大哥被抓去当兵，因忍受不了折腾和打骂惨死在旧军营里。
经历这两桩弥天的血海深仇，幼年的罗云刻骨铭心，立誓要报仇雪恨。此后，罗云变得寡言少语，心事重重，而性格却变得更加坚强刚烈。
第二年的一天夜里，13岁的罗云侍奉母亲睡熟后，自己蹑手蹑脚地穿好衣裤，走出房门，转身轻轻把门关好，跪在地上向母亲磕了三个头。他擦了一把眼泪，长长地叹了口气。然后，罗云冲出家门，七弯八拐，摸到地主家的场院。他左右打探没有什么动静之后，就放了一把大火，然后消失在茫茫的黑夜中。罗云这一离家出走，一走就是三十
六、七年。
罗云离家后，漫无目的地四处流浪漂泊。他目睹黑暗的世道活活把人逼上绝路，目睹乡里的穷苦百姓几乎同自己的家庭一样，艰难的在饥寒交迫中挣扎，这种苦难的日子好象永远都没有尽头。
两年后，罗云流浪到长沙。一天，看到有招兵的，他鼓足勇气前去报名应征。长官看他长得又瘦又小、没有枪高，就收留他在身边当了一名勤务兵，每天干着端茶倒水、打扫卫生的事。后来，他才知道他跟的是鲁涤平湘军的一个团长。
1916年春，为了反对北洋军阀政府，湘军独立。罗云所在的6团编入新成立的2师。不久彭德怀也投军到2师，3年后彭德怀升为代理连长，秘密在连队组织“救贫会”，旨在灭地主、救贫农、反对克扣军饷。1923年彭德怀升营长，罗云在该营任班长，成为“救贫会”十多名会员之一。此后，罗云在南征北战的几十年战斗生涯中，一直敬重和追随着彭德怀。
1926年，湘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军，唐生智任军长。7月罗云随部队参加北伐战争，克娄底、宁乡、汨罗、岳阳、临湘、渡长江直逼武昌。一路打仗，罗云不怕苦、不怕死，作战勇敢，升为代理排长。9月，攻占汉阳兵工厂，渡汉水，攻占汉口。迫于北伐军威武善战，吴佩孚率残部北逃，第八军乘胜追击。9月中旬，在河南信阳境内进行了著名的鸡公山战役。因连长阵亡，代理排长罗云主动代理连长职务。他英勇机智、沉着果断地指挥全连战士冲锋陷阵、顽强拼杀，夺取了战斗的胜利。16日攻占鸡公山，为北伐军继续北上起了重要作用。罗云接着参加了攻占洛阳、郑州、开封等多次战斗。他在战斗的锻炼中增长了指挥才干。后因他性格倔强、脾气暴躁而得罪上司，由代理连长降为中士班长。
1927年，国民革命军第八军一部分编为独立第5师，彭德怀是一团团长。此时，国民党蒋介石公开背叛革命，正疯狂地清剿屠杀共产党人。在彭德怀的帮助和教育下，罗云被提升为代理连长，秘密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28年4月，国民党何键为了加强对平江农民运动的镇压，命令独立5师开赴平江。殊不知，此时彭德怀已经是一位坚定的共产党员，正秘密地按照党的指示，争取掌握独立5师，等待时机举行武装起义。7月中旬，彭德怀与中共湖南省委代表滕代远会晤。18日晚，彭德怀召集党团员紧急会议，宣布7月22日以发动士兵闹饷为掩护举行起义。会后，罗云同志非常振奋激动，他抓紧一切机会，在连排干部和激进士兵中进行发动串联，积极为起义作准备。22日上午，彭德怀在平江县城东门外举行的誓师大会上宣布武装起义的目的：“打倒国民党反动派，打倒土豪劣绅，建立工农政权，成立工农红军。”罗云听后，心潮澎湃，热血沸腾，情不自禁地带头振臂高呼口号：“响应起义。”
平江起义后，成立了工农红军第5军和平江苏维埃政府，推选彭德怀为红5军军长、滕代远为党代表。罗云任1团1营2连连长。在湘鄂赣边界开展游击战争。1930年6月被编入红军三军团第1师。
1932年底，蒋介石在前三次“围剿”红军被打败后，又抽调50万兵力，分左、中、右三路向我中央根据地发动第四次“围剿”，以陈诚为总指挥的中路军12个师担任主攻，企图分进合击一举歼灭我中央红军与黎川、建宁地区。时在红三军团第1师的罗云随所在部队迅速赶到北线，向围剿之敌发动进攻，每次都出色地完成任务。
1933年2月12日晚，红三军团第1师正在开祝捷大会，彭绍辉师长拉起二胡唱着湖南小调。突然接到报告：敌人又向广昌围攻而来。彭德怀急令1师担任草台岗的主攻任务。前卫连连长罗云一接到战斗动员，立即率全连战士星夜向霹雳山急奔。由于山路崎岖，加上黑夜，行军非常艰难。红军官兵英勇顽强，动作迅速。为了迷惑敌军，我红1师伪装成游击队，规定不准打迫击炮、不准打机枪，以免暴露我主力部队。
彭师长正要调整部署时，时候忽听到一阵机枪对射声.大家非常震惊，正要查明是哪个部队动机枪时，军团长彭德怀打来电话问到：有命令不准打机枪，为什么不执行?暴露了目标，我拿你是问。彭师长感到事情的严重性，立即组织调查，才知道原来是部队与敌人遭遇了，前卫连连长罗云突然发现敌人与我拼命抢占主峰，不得已才动用了机枪。作战勇敢外号“铁脑壳”的连长罗云，正抱着机枪扫向敌人。这时，敌人凭借火力强行扼守山峰。我军由于缺乏远程武器，面对敌人十几挺机枪的严密封锁，很难迅速攻上去。军团长几次来电话催问战况，指示要尽快消灭霹雳山的敌人。在整个军团作战受阻的情况下，如何把敌人盘踞的几个山头夺下来，事关重大。前卫连连长罗云主动向师长请战：带领连队迂回敌人背后，打垮敌人指挥所。师首长批准了他们的行动计划。罗云当即率领前卫连有战斗经验的小伙子，向敌指挥所突然发起袭击，用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捣毁了敌人的指挥所，创造了一个连队歼敌500余人的战例。
这时，敌机直冲下来，炸弹投在阵地的山峰上，几颗炸弹在敌人阵地上爆炸，浓烟弥漫之中，敌人乱作一团，喊叫声、咒骂声连成一片。敌人慌忙向后躲藏，连机枪都扔在阵地上不要了。彭绍辉将此情况看得一清二楚，认为这是进攻的最好时机，当即向部队发出攻击命令。罗云第一个跳出战壕，带头冲向敌阵。这时他的左臂被敌人击中，鲜血顺着衣袖流下来，他咬紧牙关，包扎好伤口继续冲向敌阵，直到后续部队赶来接替1师。由于罗云同志在霹雳山战斗中指挥有力，身先士卒，机智勇敢，为粉碎敌人的第四次“围剿”立下卓越战功，红军三军团于当年8月1日授予他二等红星奖章。
同年10月，蒋介石经过充分准备，调集100万军队、200多架飞机，发动了第五次“围剿”。对中央根据地，蒋介石动用了50万兵力，分路“围剿”中央红军。罗云所在的红三军团4师3团在中央苏区的绚口与敌遭遇，狭路相逢勇者胜。红3团2连连长罗云，冒着枪林弹雨，带头冲入敌阵，一场短兵相接的战斗开始了。突然一发子弹从他头顶中央穿破了头皮，血很快流到面颊颈部。罗云全然不顾，继续冲杀。这次战斗，在他的头顶上留下了一块“永久”的纪念——两公分长的疤痕。
第五次反“围剿”终因“左”倾路线的错误领导而失败后，罗云随中央红军开始长征。当部队冲破敌人的三道封锁线，前进至湘江岸边时，在德国军事顾问李德的错误指挥下，红军误入了蒋介石精心设计的铁三角合围圈。飞机、大炮和蚂蚁般的敌人疯狂地向红军扑来。敌人仗着人多势众，装备精良，突入我前沿阵地。这时红3团团长沈述清毫不犹豫率领1营迅速反击，不幸牺牲。接替其指挥的红4师参谋长杜中吴，当天下午在与敌人反复争夺阵地中，又不幸以身殉职。不到一天功夫，红3团相继失去两位指挥员，战斗进行得十分激烈。
望着倒在血泊中的战友，罗云悲愤万分。一跃而起，组织连队与敌人展开了白刃战。杀红了眼的罗云，被一块飞来的弹片扎入了大腿。他咬牙一把把弹片拔出，大声呐喊：为团长报仇!首先冲出战壕，战友们随之而上。疯狂的敌人退了潮。经历两昼夜的血战，仅红3团就有400余名官兵血染湘江，从而使中央红军纵队顺利过江。从此，罗云腿上就留下了一块湘江战役的“纪念章”。
1935年1月28日拂晓，罗云所在的部队在贵州与川军发生遭遇战，激战3小时后，才将敌阵突破。中午，敌人预备师赶来增援。突然，一发子弹从罗云的右腮穿入，从唇部钻出，瞬间使他失去了6颗牙齿，血似喷泉般涌出。罗云口不能指挥战斗，便用笔下达命令，他脸上是血、手上是血;笔上和纸上皆是血，最后昏倒在血泊中。战后，罗云受到军团长彭德怀的称赞，胸前又挂上了一枚三等红星奖章。
1935年9月13日，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支队从甘肃俄界出发，继续北上。16日，罗云所在先头部队红4团在前进中击溃国民党14师6团的阻截。当日下午，逼近甘肃南部的腊子口。腊子口是岷山山脉的一个隘口，是川、甘两省的天险门户，素称“天险”。隘口两边是悬崖绝壁，前面是一条宽30米的腊子河，深约3米，不能徒涉，河上有座桥，是通过腊子口的唯一通路。敌人以一个营扼守隘口，一个营配置在后边的三角谷地，师主力配置在隘口以北至岷山县一带，可随时增援阻止红军通过腊子口。罗云率2营在腊子口15里处经过20分钟的激战，扫清敌人的前哨阵地，击溃敌人一个营，缴获了大批面粉、白糖等战利品，我军士气大振。红4团决定以6连从正面强攻夺取木桥，以
1、2连迂回隘口守军侧后，两面夹攻，夺取隘口。入夜，攻击开始。团政委杨成武指挥6连，在密集火力的掩护下向桥头猛冲。敌军居高临下，凭借地形和坚固工事，使6连几次猛攻均未奏效，部队伤亡很大。如果不迅速拿下腊子口，待援敌赶到，再打就更困难。杨成武立即召开会议，他说：一定要攻下腊子口。我们北上的通道只有这条路。过不去，只有退回草地。然后大声问大家愿意回到草地，还是愿意拿下腊子口?下边响起雷鸣般的回答：坚决拿下腊子口!
17日凌晨，2营营长罗云带领15名红军勇士组成的突击小组，轮番向桥头守军展开对攻战。团长率
1、2连从腊子口左侧攀上陡壁，迂回守军侧背，突然发起攻击。经过激烈战斗，守军腹背受敌，近2个营被歼。拂晓，红4团终于夺取天险腊子口，缴获迫击炮3门、击溃国民党新编14师5团2个营及
1、6团各1个营。为红军陕甘支队北上打开了通路。在这次战斗中，周恩来副主席亲临前线指挥，他从望远镜里看见罗云同志左手拿枪，右手拿刀，冒着敌人的枪林弹雨向腊子口守敌冲去。看见罗云同志歼灭守桥之敌，接着又攻占了沿岸的敌碉堡、兵房和仓库。攻占腊子口的消息，从营团一直传到毛泽东那里，“罗铁头”的美名由此传遍全军。后来电影《万水千山》中的罗副营长的原型就是罗云。
1941年年底，中央将罗云调入中央社会部工作，主要负责中央领导的外围警卫工作。在延安整风运动的后期，由于肃反的扩大化，制造了一批冤假错案。因罗云是唐生智旧部，加上本人性格倔强，爱打抱不平，敢说真话，被免去职务，降低一切待遇。后他与个别领导发生不同意见而争执，被关禁闭。1943年7月15日康生在中央直属机关大会上又发布新的“左”的恐怖信号。但是罗云同志始终怀着一颗对党的忠心与坚定不移的革命信念。认为只要是干革命，他不在乎职位高低。他坚信历史会证明自己是忠于革命的。9月的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明确提出，把人留下来。由于彭德怀的出面，向中央介绍罗云同志的历史和功绩，他很快恢复了名誉和职务。罗云在抗日战争后期调任八路军留守兵团教导一旅一团副团长。
1945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大反攻并取得辉煌胜利的一年。根据党中央和毛主席的指示，晋冀鲁豫对日作战展开大规模的春季攻势，罗云所在太行军区第二分区部队组织实施了具有重大意义的马仿镇战斗。
马仿镇位于山西利顺寿阳、昔阳县交界处，战略位置十分重要，是敌我双方边界要地，也是敌我争夺激烈的地区。日军在这里扫荡也加倍疯狂，所到之处，村庄血洗，捉到抗日干部用大锅活活煮死，手段极其残忍。日寇不仅如此，还网罗组织了一批汉奸特务、地痞流氓、叛徒走狗成立警备队、治安队，以马仿镇为中心建起“维持政权”，收集抗日军事情报，捕杀抗日干部，到处残害人民，因此，这是一颗必须割除的毒瘤。分区首长决定把攻打马仿镇的任务交给罗云的30团去完成。罗云接到任务后，他把团里研究的情况和自己的想法向曾绍山司令员汇了报。司令员充分肯定了他的想法。罗云因没有亲自查看据点内情，心里还是不踏实，便亲自做了一次实地侦察，将敌兵力、火力部署记在心中，又经过几天的酝酿讨论，一个奇袭马仿镇的方案最终形成了。分区首长将他们的方案概括成四句话：隐蔽潜伏，里应外合，突然攻击，中心开花。并从全军挑选80名精干的官兵组成突击队，又罗云亲自率领和指挥。
3月4日，军区首长下达了攻击马仿镇的战斗命令，罗云手提一柄大刀，把守大门，后续部队一路夺取电台，切断敌人的电讯联系;一路与敌人逐屋争夺;另一路沿寨墙夺取四角的地堡，据点刀光闪闪，枪声、手榴弹爆炸声、战士的喊杀声、敌人的哀叫声，响成一片。罗云正在洞口指挥战斗，忽见一名日军光着头、赤着脚，披着一条破毛巾，手舞一柄明晃晃的军刀，声嘶力竭的狂喊着，直奔门口而来，妄图夺门逃跑。罗云举起大刀拦住鬼子的军刀，用力砍去，刀尖只砍到鬼子的后背。两名战士追上去，开枪射中，并与下边的战士一齐堵截，将这名日军活捉，原来正是马仿镇据点日军小队长铃木。罗云指挥这场战斗从早晨6点开始，持续到中午1点全部结束。经过8小时激战，全歼日军30多名，生俘日军8名。马仿镇战斗的胜利，拔掉了日寇苦心经营多年的巢穴，铲除了人民心中的心腹大患。
抗战胜利后的1946年，罗云任冀察热辽军区第二十军分区司令员。当时第二十军分区内土匪活动十分猖獗。8月15日那天，佳木斯各界群众举行集会，纪念抗日战争胜利一周年。会上，公审7名罪犯。当罪犯被押入会场正在宣判时，突然有人向主席台开枪。会场顿时大乱，一些群众在慌乱中被踏伤踩死。两个月后，500多名土匪偷袭风翎县。驻守人员被打散，200多人被土匪集体枪杀，1个连在四方台山沟遭到土匪伏击，全连官兵壮烈牺牲。罗云闻讯后极为愤怒，在第二十军分区内实施大规模的剿匪作战，在消灭土匪谢文冬部后，部队继续围剿土匪四大旗杆之一的张雨新部。
张雨新外号张黑子，一是他脸黑如炭，二是他干事心黑手辣，老百姓都叫他张黑子。他早年充当日军侦探，干尽坏事。罗云令分区解放军布下天罗地网，决不让匪首逃脱。一天，就在张黑子拼命狂逃时，一群老猎户追去，奔逃中张黑子见身后有骑兵追上来，就故作镇静地放慢脚步，也不说话，也不动枪。王参谋等人紧紧地跟在他的身后，也不吭声，看他到底耍什么把戏。过一会儿，王参谋作了个手势，两名战士冲到张黑子面前，大喝一声：站住，不许动。张黑子没有抬头，还在朝前走，突然两手一翻，亮出一支盒子枪和一支“王八槽子”，“叭、叭”两枪，两名战士应声倒下。说时迟，那时快，还在后面的王参谋也开了枪，子弹击中了张黑子的下巴，他“哎喲”一声，一头倒在雪地里不动了。张黑子在被押送司令部的路上，还死不老实，边骂边踢，这下子把马激怒了，拉着大车狂奔，车老板和几个押送的战士都被甩下车来，跑了两公里路，马车翻下山，张黑子被重重地压在马车底下，这个罪大恶极的“草上飞”死了。
罗云组织我二十军分区战士乘胜追击，又开始围剿血债累累的土匪刘山东。省委书记张闻天亲临剿匪，与罗云一道分析了复杂的形势，认为要彻底剿灭土匪，一方面要广泛发动群众，使土匪没有藏身之地;一方面要集中兵力，对土匪实施穷追猛打的战术。1947年2月1日，刘山东一伙逃到逊河南部山沟里。接到我侦察部队报告后，罗云亲自率2个营的兵力，经过3天3夜的追击，在龙江军区部队的配合下，全歼了刘山东这股屡屡窜犯的匪帮。刘山东四处碰壁，最后终于瘫倒在地，面对我军战士手中黑洞洞的枪口，他哀叹道：我刘山东在东北几十年，谁也拿我没办法，这下栽在你们手里，我服了。
罗云在穷追土匪的战斗中，不怕苦、不怕累。有一次，为了追歼残匪，他第一匹坐骑是缴获的白色日本战马，累倒了。他又换上一匹从土匪手中缴获的枣红马，又倒下了。罗云同志也倒下了，他是病倒累倒的。部队要送他回佳木斯，他不干，命令属下弄个担架抬着他，继续追下去。
1948年月12日开始，罗云随所部参加了著名的辽沈战役，接着又投入了平津战役。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罗云戎马一生，南征北战，历尽艰险为之奋斗的中国人民解放事业终于获得了伟大的胜利!
1950年，罗云调任衡阳军分区司令员。抗美援朝战争爆发后，他一直想能再上战场。但因病魔缠身，使他无法迈步。
罗云虽然不能亲临朝鲜战场指挥打仗，但他对前方的战事十分关心。他每天都要从报纸和文件上了解前方的战况，常常找市领导谈战局，研究如何做好抗美援朝的应对准备。
建国后，罗云身居高位，德高望重，但时刻不忘战争年代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党的七届二中全会提出的“警惕资产阶级糖衣炮弹袭击”这句话，他常常给家人说，给同志们讲。凡有多年不见的老战友来看望他，罗云不管对方高不高兴，都要问一下对方政治上犯错没有?经济上多吃多占没有和老婆离婚没有?他夫人见罗云总是这样问话，提醒他说：多年不见的同志怎么能这样问。他却认真的说：问问怎么不好，净说好听的话，那算什么共产党员。
五十年代初，当时任衡阳军分区参谋科参谋的苏万鹏，因工作需要向司令员罗云汇报工作。找遍了整个军分区大院，都不见司令员的影子。苏参谋到门岗询问，才了解到司令员穿便装出门多时了。苏参谋急忙向军分区封政委汇报。后来他们说司令员是不是下乡呢?连忙向各武装部打电话寻找，最后在祁阳武装部找到了司令员。警卫员着急的说，首长你这样怎么行，出了问题怎么办?罗云笑笑说，这有什么关系，人家外国首相还夹着皮包上下班了。解放后我住了小校，这样走走，可以看到办公室、文件里看不见的东西。至于安全，这得靠群众。你们几个跟着我行吗?我是相信人民群众的。你们警卫员跟在后面，反而暴露目标，等于告诉人家我就是首长。为了这件事苏万鹏还写了一文，题目是“司令员丢了”。
1955年中国人民解放军实行军衔制。8月1日解放军建军节那天，罗云参加了庆祝大会，回到家里一声不吭。家里人与他打招呼，他好象没听见，一直很晚才休息。大家都不明白怎么回事，夫人询问，才道出事情的原委：八一招待会上，罗云听到自己被授予少将军衔，而全军其他分区司令员都只授大校军衔，心里感到很不安。他心想尽管自己在几十年的风风雨雨中，为党和人民做了工作和贡献，但确是党把自己这个放牛娃培养成共产党员和一名高级指挥员，自己每前进一步，都离不开党和人民。他深情的对夫人说：“我这顶乌纱帽是建立在我的多少战友血汗上的。他们长眠在我曾战斗过的地方，我这个幸存者已得到了很多的荣誉，我年老多病，文化水平低，怎么还能接受这么高的军衔呢?我请求把自己降为大校。”罗云的报告没有被批准。授罗云少将军衔是周总理亲自批准的，中央军委和国务院认定他授予少将军衔是当之无愧的。
调查研究，实事求是，是罗云的一贯工作作风。1956年的一天，他了解到暂编22团一名战士看戏不买票，就向前指出该战士严重违反纪律，在群众中造成不好影响。当时，那名战士不认识罗云同志，说你这个老头是干什么的，你管得着吗?态度非常粗野。罗云当即就叫人去把22团团长武升平叫来，严肃认真地批评这件事，并责令给那位战士关7天禁闭。后来该战士知道原来站在自己面前的是军分区司令员，只好认真检讨了自己的错误。1958年大炼钢铁时，罗云深入基层调查研究，体察民情，了解人民的疾苦。他有一次到衡山县搞调研，县委贺书记谎报产量，引起了罗云的怀疑。他下到炼钢车间，发现那里的工人都在睡大觉，根本就不会炼钢，一问三不知。罗云返衡之后，立即向衡阳地委主要领导如实汇报，之后对那位县委书记作了处理。
罗云带兵严厉，对谁都一样。为此，妻子曾说他有些地方不讲人情。他回答说，平时人情多了，战时就没有人情了。罗云担任军分区司令员期间，他的足迹踏遍了衡阳地区各县的山山水水，对全地区的情况都非常熟悉。他自己常说，指挥员要指挥打仗，就要熟悉地形，脑子里要有一张活地图。六十年代是政治可以冲击一切的非常时期，很多单位对抓民兵的训练不够大胆。这样的单位碰上罗云，他都要进行严肃的批评：军队就是要保家卫国，保家卫国就要有真本事。不训练，敌人来了，只有失败，国将不国，家将不家，当了亡国奴，还有什么政治可谈。
一次，罗云到一个县检查民兵训练工作，针对有些单位训练成绩不好，便对某些武装部的负责人说，你们知道当指挥员的责任吗?抓训练是比那些唱样板戏、喊喊政治口号的人辛苦，但是我们是领兵打仗，打仗就会有牺牲，人民群众把子送到部队，要我们领兵打仗，如果是因为我们没有把他们训练好，他们不懂战略、战术而牺牲了，人民群众能信任我们吗?历史上名将都知道爱兵如爱子，爱兵就是要狠抓民兵部队的训练，使他们一旦上了战场能少牺牲、多杀敌。我们光怕战士们摸爬滚打受累受苦，而不提高军事素质，这是对战士们的极不负责，也是对党的事业不负责。在当时，罗云严抓民兵训练引起了一些关心他的战友和同志们的不安，要他注意不要被人抓辫子。他却说：我忠心为党为国，随他们怎么办。
其时，江华县虽然解放多年，但是那里的社会环境复杂，时常还有少量土匪四处活动，给老百姓生活带来极大危害。为了扫清少股土匪的危害，罗云依靠广大人民群众，组织起一支强大的民兵武装，配合解放军对少股土匪进行地毯式的清剿，最终肃清了土匪。对罪大恶极、民愤极大的匪首交人民群众公审，确保了人民群众有一个安定的社会环境，也加深了当地群众与解放军的雨水之情。每当罗云率部队来到江华县，都基本上住在老百姓家里，同老百姓同吃一口锅，同睡一张床。当时那里的老百姓温饱都没有得到解决，生活太苦了。罗云一住就是十天半月，每天吃的是玉米棒子，很多同志吃不习惯，吃得太阳穴都痛。一些人在返回的路上向罗云司令员“诉苦”。司令员说：“你们向我讲，我向谁讲啊?”
罗云身处高位，但他一贯谦虚谨慎，功高不居功。“永远艰苦奋斗，保持共产党人的本色”，这是他的座右铭，也是他常常教育身边的工作人员，教育子女的话。他自己穿的衣服、裤子和袜子都是补丁加补丁;他办公室桌上的那台收音机一直伴随着他十几年，每天用它收听国家大事，一直舍不得换。警卫员看不过去，向其夫人提意见，说不要把首长打扮成叫花子。这句话被罗云知道了，他对警卫员严肃的说：“胜利了，永远不能忘记叫花子!我十几岁的时候还没有穿过新衣服，现在穿得虽然旧了点，比我那个时候衣服好多了。”罗云反对孩子们在他面前谈吃穿，更讨厌说假话。每季度他都到学校了解孩子们的思想和学习情况，从不准用小车接送孩子。他常常教育孩子们要有理想，为人要正派，要艰苦奋斗，不能搞特殊化，不能说假话。每天下午，他带领全家老小到小园子里种菜、浇水，培养孩子们自己动手、丰衣足食，始终保持劳动人民的本色。他家解放后20多年中一直住着旧式平房，破旧的地板，踩上去都咯吱咯吱响。管理部门为他编造的修房预算，他总是说太多了，迟迟不同意翻修，直到1960年才翻修一次。60年代困难时期，为了减轻国家的负担，他自己养了一头猪，每天早起晚睡，带领全家人拔猪草，有时人都累病了。他养的那头肥猪，在“八一”建军节前宰杀了，还分给分区食堂一大半，此事后来受到《解放军报》记者的登门采访。
罗云将军几十年的戎马生涯，不仅身上留下枪伤，还得了严重的风湿病，每当天气一变，罗云疼得坐卧不安。随着年岁的增长，工作的繁忙，罗云的风湿病复发日益严重，但他仍然忘我工作，就是在1962年被组织上批准离休以后，他还坚持积极参加政治学习和体力劳动。1966年，他糖尿病开始恶化，同时又发现肝硬化。即使在这样的情况下，他仍然保持革命的乐观主义精神，与疾病作顽强的斗争，并坚持参加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每当毛主席著作学习日，他都要拄着拐杖前去参加。离休后的罗云，仍然一如既往地勤奋工作着。
罗云患有糖尿病、肝硬化，走路时常感到腿脚无力。同志们和地市领导多次建议他到南岳山疗养都被他一一谢绝了。他说，我已经这么老了，身体又不好，出去要带随员，需要花很多的钱。而我又做不了什么工作，出去疗养，会给国家浪费钱财，给地方政府增加负担。他常说，你们吃穿都是国家负担，这是人民的血汗，如果不是工作需要，即使浪费一分钱，也愧对老百姓。游山玩水，大手大脚地花国家钱财，那不是共产党人所为，而是国民党作风。到晚年病重期间，他认为吃药打针都是一种浪费，真正保持了一个共产党人的本色。
罗云常说，做一名共产党人在党内受点委屈算不了什么，在党的历史上，有很多好同志含冤死去，他们连中国革命的胜利这一天都没有看到。比起那些同志，我很知足了，我们还有什么委屈不平而言。他常常用这些话教育那些在工作中犯了错误、受到组织审查、思想不通的人。
罗云将军真正做到了为人民利益而鞠躬尽瘁。在他生命的最后时刻，他留下的最后嘱咐是：我在革命的战争年代，在党的领导下，身经百战，无数和我共同参加战斗的同志英勇牺牲，我还活着，看到了胜利，在我死后，不要举行追悼会，希望把我的骨灰撒在我曾经频繁转战的江西、延安的土地上，与长眠在那里的战友在一起。
罗云病重卧床以后，同志们都劝他安心静养，不要谈话，不要读文件资料。他却诚恳的说，请你们理解一个老人的心情。我的时间不多了，还等何时。说完又轻声呤诵“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烛成灰泪始干”的诗句。
1968年11月24日，天在哭泣，地在悲恸。罗云同志，我们的老将军，在广州军区总医院的病床上安祥地离开了我们。然而，人们无法抑制对将军的深厚感情。在衡阳，有一百多人自发地涌到老将军的住地，向敬爱的老将军行最后一个军礼。其中有许多年过古稀的老同志步履艰难地走到老将军的遗体前，老泪纵横，泣不成声，深深的鞠躬，在鞠躬。他们送的一首挽联上写道：
身经百战驱虎豹，艰苦万般胆未寒;
只为人民谋幸福，粉身碎骨也心甘。
1968年12月，湖南省军区政治部追认罗云为革命烈士。
第五篇：梁思成生平
梁思成，为梁启超之长子，是梁启超原配夫人李蕙仙所生，建筑大师，中国古建筑研究领域的著名学者，是解放后致力于保护古建筑的旗帜性人物。在《建筑五宗师》书中与吕彦直、刘敦桢、童寯、杨廷宝合称“建筑五宗师”。
个人履历
1901年4月20日出生于日本东京，原籍为广东省新会县(今广东省江门市新会区)。(和希特勒同一天)
1912—1914年在北京汇文中学学习。 1915—1923年在北京清华学校学习。
1923年5月，他去天安门广场参加二十一条国耻日的纪念活动，在途中被军阀金永贵的汽车撞伤，左腿骨折，使他留学美国不得不推迟一年。
1924年，梁思成赴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学习建筑。
1927年，以优异成绩获得宾夕法尼亚大学研究院建筑硕士学位。接着他到美国哈佛大学研究生院学习(肄业)，准备进行“中国宫室史”的博士论文，但是他感到研究工作不能光在书本中寻找资料而必须到实践中去考察研究，于是决定离开哈佛到欧洲考察建筑。
1928年春，梁思成与林徽因在加拿大温哥华结婚，接着到南欧结婚旅行并观摩各地建筑和美术半年才回国任职。
1928年，梁思成回国后应东北大学之邀去沈阳创办了建筑系，任系主任和教授(1928—1931年)。
1931—1946年任中国营造学社法式组主任，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通讯研究员及兼任研究员。
1944 —1945年任教育部战区文物保存委员会副主任。
1946年，梁思成赴美国讲学，受聘美国耶鲁大学教授，联合国大厦设计顾问建筑师(1946—1947年)，因他在中国古代建筑的研究上做出了杰出的贡献，被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授予名誉文学博士学位。
同年，梁思成回到母校清华大学创办了建筑系，任清华大学建筑系主任(1946—1972年)。
1947年，被中国政府派往美国担任联合国大厦设计顾问团的中国顾问。
1948年，被选为中央研究院院士。 1959年梁思成加入中国共产党。 1962年与林洙结婚。
1972年1月9日逝世于首都北京。享年71岁。 生平： 成长求学时期
梁思成的父亲梁启超是清朝著名的改革家，为躲避慈禧太后掌权的清政府迫害而出国，所以梁思成出生于日本东京，1912年辛亥革命后，随父母从日本回国，曾在北京崇德国小及汇文中学就学。1915年入北平清华学校(1928年之后的清华大学)，1923年毕业于清华学校高等科。1924年和林徽音一起赴美国费城宾州大学建筑系学习，1927年获得学士和硕士学位，又去哈佛大学学习建筑史，研究中国古代建筑(未毕业)。 1928年与林徽音在渥太华结婚后赴欧洲考察各地建筑，回国后在沈阳东北大学(张学良时任校长)任教，在那里创立了中国现代教育史上第一个建筑学系。同时成立了建筑师事务所，设计建造了东北大学主楼，并测量考察了清昭陵的建筑，当时就试图保护沈阳钟鼓楼，但不被当地政府采纳，终于被拆毁。1930年和张锐参与天津市规划，以《天津特别市物质建设方案》获奖。 抗日战争时期
日本侵略东北后，梁思成于1931年回到北平，进入中国营造学社工作，梁思成入营造学社后的第一件工作，就是在1932年主持故宫文渊阁的修复工程。
梁思成原计划即时着手研究宋代《营造法式》，不料“这部漂亮精美的巨著，竟如天书一样，无法看得懂”。为了深入研究古代，他首先从比较近的《清工部工程做法则例》着手，拜北京老木匠和彩画匠为师，配合研究北平大量清代建筑，搞懂《清工部工程作法则例》，在1932年著成《清式营造则例》手稿(1934年出版)。
同时期梁思成和中国营造学社同人，还收集和整理清代匠作则例中建筑师傅历代相传的《营律大木做法》、《大木分法》、《小木分法》等手抄本，1932年出版梁思成编订的《营造算例》，在《中国营造学社汇刊》上分三次刊印[3]。为了着手研究《营造法式》，必须收集宋代建筑的资料。1937年时有关宋代建筑的资料，有如凤毛麟角，梁思成、林徽因和中国营造学社的同人，决定到中国各地找寻中国古代建筑的实例。在交通不便、兵荒马乱时代，他冒很大风险和妻子林徽因等一起，在十几年间，踏遍中国十五省，二百多个县，测绘和拍摄二千多件从唐、宋、辽、金、元、明、清各代保留下来的古建筑遗物，包括天津蓟县辽代建筑独乐寺观音阁，宝坻辽代建筑广济寺，河北正定辽代建筑隆兴寺，山西辽代应县木塔，大同辽代寺庙群华严寺、善化寺等，河北赵州隋朝建造的安济桥，山西五台山7月7日发现当时所知中国尚存的最古老的木构建筑物佛光寺。他将这些重大的考察的结果，写成文章在国外发表，引起国际上对这些文物的重视，并为他日后注释《营造法式》，和编写《中国建筑史》，准备良好的基础。 1936年梁思成与史坦因(Clarence Stein，美国建筑学家和城市规划专家)有所交流。
七七事变后，日本人邀请他组建“中日友好协会”，他和全家撤退到后方，先后在昆明和四川宜宾李庄定居，在此期间培养了许多建筑师，并绘制了重点保护文物地图，提供美国援华飞行员，在轰炸敌后时注意避开这些地点。在后方期间仍然考察了四川彭山汉朝崖墓。在盟军对日本国土进行总攻击时，梁思成透过美驻重庆办事处联络官布朗森上校，陈述了保护京都、奈良古建筑的重要性，并提交了一份关于奈良古建筑的图纸，以及这样一段见解：“建筑是社会的缩影，民族的象征，但绝不是某一民族的，而是全人类的共同财产。如奈良唐招提寺，是全世界最早的木结构建筑，一旦炸毁，是无法补救的。”美军接受了梁的建议，并请其助手在军用地图上标绘出区块，进而保护日本古都免于原子弹轰炸。奈良被宣布为世界历史文化名城三十周年纪念日时，《朝日新闻》特刊一文——奉为《日本古都恩人梁思成氏》。(《文汇报》2006.6.28李光羽文)。关于梁思成保护京都免于盟军空袭说法目前尚存争议，日本《朝日新闻》记者古谷浩一经过调查后表示，虽然“很难断定京都奈良免于轰炸就是因为梁思成的建议”，但他的建议对中日之间意义重大。
另据战争史研究第五期报道，当时美国曼哈顿工程负责人格罗夫斯上校(Leslie Groves)将由战略航空兵参谋长诺斯塔德准将(Lauris Norstad)拟定的即将被原子弹轰炸的日本城市的最终名单(小仓，京都，广岛，新泻)提交给马歇尔将军时，遭到了陆军部长史汀生的反对，史汀生在做菲律宾总督期间多次到过京都，对这座优雅美丽的城市感情很深。史汀生称，京都对日本人民有巨大的感情价值和宗教意义，由此将对战后重建日本带来很大困难，格罗夫斯则坚持京都是最有价值的目标，因为别的日本城市大多已遭空袭破坏，大量人口和设备迁往京都，京都已是日本战时最重要的兵工生产中心，是拥有100万人口的巨大工业城市。史汀生找了杜鲁门总统，劝说他划掉京都的名字，同时将其保留在禁止轰炸的城市名单上。[5]。
1945年日本投降后，回北平担任清华大学建筑系主任，创办营建(建筑城市规划)学系，毕生志力教育工作。1949年在《文汇报》发表“清华大学营建学系学制及学程计划草案”。
1946年10月—1947年应邀作为美国耶鲁大学客座教授[6]，并获普林斯顿大学名誉博士学位，被指名作为纽约联合国总部大厦设计咨询委员会的中华民国代表，在此期间和世界知名的建筑师勒·柯布西耶等人一起共事。和史坦因交流城市规划，将这些列为他日后研究课题。平津战役中，绘制北平古物保护的地图区块，避免受到炮击。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
扬州大明寺鉴真和尚纪念堂(梁思成设计)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梁思成兼任北京市规划委员会副主任，主持了首都人民英雄纪念碑的建筑设计。1950年和陈占祥发表《关于中央人民政府行政中心位置的建议》(梁陈方案)。他坚决主张保护北京古建筑和城墙，建议在西郊建新北京，保护旧北京城，不在旧城建高层建筑，他的远见不能为那时代的人理解，这些建议没有被采纳。之后他多次上书，挽救了北海的团城和北京城墙(城墙在他去世后仍然被拆毁)。如果他的所有建议都被采纳，北京古城会成为世界上保存最完好的古都和建筑博物馆，北京城的发展也可以避免现在的极度集中与拥挤。他所考察发现的许多古建筑，现在都成为当地引为自豪的文化古迹。
他设计的唯一唐代风格的建筑作品是扬州大明寺的鉴真和尚纪念堂，在他身后建成。
梁思成于195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文化大革命中，他被作为“复古”的典型而被批判并抄家，其所收藏的全部图书资料都被没收。抄家者在其家中发现属于其早已去世的四弟梁思忠的中正式军刀上刻有“中正赠”(中正为国民政府主席蒋中正的名讳)，这也成了他的一大罪状。1972年，梁思成在贫病中去世。中共在文革后宣布对梁思成恢复名誉。
梁思成从1930年开始着手研究《营造法式》，前后二十余年，在1963年完成《营造法式注释》初稿[8]。但因爆发文化大革命，出版被搁置，直到1980年梁思成《营造法式注释》遗稿才初次由清华大学营造法式研究小组整理出版。
他在抗战期间的四川宜宾李庄以英文写成《图像中国建筑史》，但唯一的一份原稿，失踪了三十多年，后经美国友人费慰梅(Wilma Fairbank 费正清夫人)多方追寻，终于在新加坡原封不动失而复得，于1984年由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出版社出版后，获美国出版联合会专业学和术书籍金奖;中文本于1992年获中国出版协会奖。 家庭生活
梁思成第一任妻子林徽因，第二任妻子林洙，其儿为梁从诫，女儿为梁再冰。
1928年3月21日， 梁思成与林徽因在加拿大渥太华梁思成姐夫任总领事的中国总领事馆举行婚礼。之后按照其父梁启超的安排，赴欧洲参观古建筑，于8月18日回京。1929年8月，林徽因从东北回到北平，在协和医院生下其女儿，取名再冰，意为纪念已故父亲梁启超“饮冰室”书房雅号。婚后夫妻二人致力于建筑事业。
学者金岳霖，是中国一流的哲学家。金岳霖1914年毕业于清华大学，后留学美国、英国，又游学欧洲诸国。回国后主要执教于清华和北大。他从青年时代起就饱受欧风美雨的沐浴，生活相当西化，身高一米八，极富绅士气度。金岳霖在晚年回忆说，他还是通过徐志摩认识林徽因的。林徽因一家在北京东城北总布胡同居住的时候，金岳霖与林家比邻。梁氏夫妇的客厅有一扇小门，穿过“老金的小院子”到他的屋子，而他常常穿过这扇门，参加梁氏夫妇的聚会。到星期六下午，老金在家里和老朋友们聚会的时候，梁氏夫妇就穿过他的小院子来参加老金家的聚会。
据说金岳霖的生活很讲究，他家的厨师做面包做得好，每天早上就给林徽因家送过去，没事了就到梁家一起喝茶聊天。这样交往久了，两个人就互相有了爱慕之心。大概是1932年夏天，梁思成从河北宝坻考察古建筑回来，林徽因告诉他自己同时爱上了两个人，不知道该怎样办才好。
当晚梁思成想了一夜，第二天他跟林徽因说：你是自由的，如果你选择了老金，我祝你们永远幸福。而林徽因，不仅没有离开他，反而感动万分地对梁思成说了一句能让世上所有男人都无法拒绝的话语：“你给了我生命中不能承受之重，我将用我一生来偿还!”梁思成后来对他的第二个妻子林洙说，当时他和林徽因都哭了。后来林徽因把梁思成的话告诉了金岳霖。金岳霖说，思成能说这个话，可见他是真正爱着你，不愿你受一点点委屈，我不能伤害一个真正爱你的人，我退出吧。
从那以后，他们三人毫无芥蒂，金岳霖仍旧跟他们毗邻而居，相互间更加信任，甚至梁思成林徽因吵架，也是找理性冷静的金岳霖仲裁。金岳霖此后终生未娶，一直到八十多岁去世。
在林徽因去世后，梁思成曾跟林洙说过，作为徽因的丈夫，确实有点累。梁思成说到这个话题，是因为林洙问他关于金岳霖为了林徽因终生不娶的故事。据林洙说，梁思成笑了笑说：“林徽因是个很特别的人，她的才华是多方面的。梁思成这样评价过林徽因之后，诙谐地说：“所以做她的丈夫很不容易。中国有句俗话，„文章是自己的好，老婆是人家的好。‟可是对我来说，老婆是自己的好，文章是老婆的好。我不否认和林徽因在一起有时很累，因为她的思想太活跃，和她在一起必须和她同样地反应敏捷才行，不然就跟不上她。”
费正清在《梁思成与林徽因》一文里回忆说：“我经常骑自行车或坐人力车在天黑时到梁家去。红漆双扇大门深锁，佣人把庭院入口的门闩打开，我就径自穿过内花园去找徽因。在客厅舒适的角落里坐下，泡上两杯热茶，我们迫不及待地把那些为对方保留的故事和想法讲出来。我们有时分析比较中国和美国的不同价值观和生活方式，但接着就转向彼此在文学、艺术和冒险方面的许多共同兴趣，谈谈对方不认识的朋友。”
据《林徽因传》的作者张清平介绍，当年梁思成是因为林徽因喜欢建筑学而学建筑的。建筑学在他们之间，是共同的事业，也是情感沟通的基础。
关肇邺《忆梁先生对我的教诲》回忆说：“在先生那朴素而高雅的书房里，经常可以听到他们对学术上不同观点的争论。有时争得面红耳赤，但都有很充足精深的论据。我在旁静听，极受教益。也常有某一雕饰在敦煌某窟或云岗某窟、某一诗句出于何人之作等的争论而评比记忆力，等到查出正确结论，都一笑而罢。这些都使我感到多么像李清照和赵明诚家庭生活中的文化情趣。” 人生磨难 1966年，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爆发。原本已经在学术研究领域举步维艰的梁思成一下子被抛进命运的深渊，不仅学术生命戛然而止，而且人生之路也在无限的困惑和痛苦中走到了尽头。
善良的梁思成怎么也没有想到，自己精心培养、视为儿女的学生们居然一夜之间变成了凶神恶煞般的革命小将，并在“革命无罪、造反有理”的声浪中，将斗争的矛头指向自己的师长们。“文革”开始不久，清华大学建筑系的造反派们就贴出攻击梁思成的大字报——《梁思成是彭真死党，是混进党内的大右派》。在极度压抑的政治氛围中，梁思成被勒令一遍又一遍“交待”自己的“罪行”。但由于没有按照造反派的意思去歪曲事实，他无论怎样一丝不苟地写材料，也不会被通过，只能一步一步加重“罪行”。7月的一天，已年逾六旬的梁思成被造反派们从建筑系馆推了出来，胸前挂着一块巨大的黑牌子，上面用白字写着“反动学术权威梁思成”，“梁思成”三个字还打了一个大大的叉。梁思成踉踉跄跄地站在大门口，剧烈的疼痛几乎使他直不起腰。
自从1923年的车祸之后，他的腰一度要靠穿“钢背心”来支撑。其实，疼痛的又何止是身体呢?望着面前人头攒动的观看者，听着他们发出的刺耳的哄笑，梁思成眼前恍惚了。这批斗与其说是肉体上的折磨，不如说是精神上的侮辱，是对这位正直学者一生坚持的高尚人格的粗暴践踏。之后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梁思成只要出门就必须挂上那块黑牌子，他在曾经熟悉但眼前陌生的清华校园中吃力地蹒跚而行。工作干不了，工资停发了，住处也被勒令一搬再搬，最后全家老少被赶到清华大学北院一间没有水暖供应的小平房中生活。这样还远未达到造反派们的目的，梁思成的家成了他们肆意查抄、勒索的“反动堡垒”。梁思成多年以来收藏的艺术珍品损失殆尽。为了保护梁思成的文稿，包括《营造法式》的稿子，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林洙将它们交给了保姆李阿姨--一位出身贫农的善良老人，最后使这些珍贵的稿子逃脱劫难，完整无缺地保存下来。林洙说：“在文革中他遭到了批判，但是他说，宁愿被打倒踏上千万只脚，也要死在祖国大地上，很多人可能不理解，觉得他有点儿迂，因为很多人都跑了，但是他就是这样坦然。”“梁先生说北京城是封建社会的博物馆，全面地反映了当时的政治、经济、文化以及社会的情况，现在已经没有以前的味道了。”
半个多世纪前，梁思成和陈占祥提出了著名的“梁陈方案”，主张“从整体上对老北京进行保护”。然而方案没有被采纳。
半个多世纪后，当北京城里许多青砖灰瓦的四合院已经在推土机前灰飞烟灭，当人们为出行和堵车问题怨声载道时，当初的保护主张再次被提起，被热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