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小编为大家推荐《西方哲学论文范文(精选3篇)》，欢迎大家借鉴与参考，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摘要：现代西方哲学生发于本体论与认识论的哲学传统根基之上，体现着具有自身特色的转向和变革。这种转向和变革遵循了西方哲学从“能否思想”到“有无意义”的内在发展逻辑。
第一篇：西方哲学论文范文
现代西方哲学对西方文明的反思
[摘要]现代西方哲学围绕启蒙主义批判对西方文明传统进行了深入的反思。当启蒙主义高扬理性主义大旗时，又以科学理性主义造成了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失衡，使西方文明面临虚无主义的困境。今天我们义无反顾地踏上了现代化之路，反思现代西方哲学对西方文明的批判乃是我们汲取西方文明的经验教训，走出一条健康的现代化之路的需要。
[关键词]启蒙主义；科学理性主义； 工具理性； 价值理性； 虚无主义
本文讨论现代西方哲学对西方文明的反思，其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在于，中国的现代化是在西方文明冲击下发端的“外源性的现代化”，因而现代西方哲学对西方文明的反思与批判不仅仅是西方人自己的事，也与我们有关，甚至对我们更重要。因为西方人有相对充分的时间发现和解决在现代化进程中遇到的问题，例如他们可以通过立法迫使造成环境污染的企业搬出自己的国家，而我们已经没有这个余地了。西方现代化的进程持续了几百年，我们却要在几十年中赶上它们，这就意味着我们必须深入了解西方人对西方文明的反思和批判，以期走出一条健康的现代化之路。
毫无疑问，在西方人对西方文明的反思与批判中，哲学的反思与批判是最深刻的。哲学自诞生之日起就具有某种理想性，它的功能就是在不完美的现实世界上建设一个完美的理想世界——精神家园，哲学具有社会批判功能，哲学是世界观。我们经常说“哲学是时代精神的精华”，这句话包含了两层意思：一方面哲学作为最高、最抽象的意识形态，是对时代精神的概括和总结；另一方面，哲学也可以是社会变革的先导，它塑造新时代的精神，并以此引导社会的进步。就此而论，一种文明或者一个时代出了问题，哲学也难逃其咎。所以西方哲学对西方文明的反思和批判，也可以看做西方哲学的自我反思和自我批判。
现代西方哲学对西方文明的反思是多方面的，本文仅从西方文明的两大源泉——希腊文明与基督教文明说起，主要通过现代西方哲学对近代启蒙主义的批判，反思西方文明的问题。
一、启蒙主义
西方文明是许多不同文明相互融合的结果。我们经常说西方文明有两大源头，一是希腊文明，一是希伯莱一基督教文明。希腊文明作为西方文明的起源，兴起于公元前8、9世纪，在公元前5世纪达到鼎盛，不久就衰落了。代之而起的是亚历山大大帝的马其顿王国和罗马帝国。公元前后基督教兴起，逐渐成为罗马帝国的国教，公元476年西罗马帝国为日耳曼人所灭，西欧进入了中世纪，现代欧洲人的历史从那时开始。经过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的洗礼，西欧进入了近代文明，我们现在所看到的西方文明就是从近代欧洲文明发展而来的。因此，西方文明不是单一文明的结果，也不是单一文明延续至今，而是不同文明相互冲突融合的结果。
西方文明的两大源泉，其象征性的比喻，即雅典和耶路撒冷，代表着西方文明的两个基本要素：科学思维方式和超越性的宗教信仰。近代哲学家们试图将这两个方面融为一体，然而并不成功，后来西方文明的问题基本上都与这两个方面之间的紧张关系有关。为方便起见，我们围绕这两个方面讨论西方文明的基本特征，虽然它绝不仅限于这两个方面。
起源于希腊哲学的科学思维方式构成了西方文明的奠基石，西方文明之所以率先走上了现代化之路，与科学技术的迅速发展关系密切，西方文明向全世界的扩张亦与此有关。人们通常把建立在科学技术基础上的现代化简单地理解为物质文明，这是一种误解，在它的背后是西方的精神文明。后发国家试图只接受西方的科学技术等物质文明，并将其移植到本土文化上面去，例如中国的“中体西用”。迄今为止无一成功。
西方文明的另一个要素是它的宗教维度。宗教体现的是人的超越性思考和灵魂的归宿。取代罗马人而成为西欧主人的日耳曼人几乎可以算得上是基督教民族，基督教渗透到了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构成了欧洲人的基本生活方式。然而，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起着精神家园作用的宗教信仰发生了动摇，人们面临着虚无主义的威胁，陷入了信仰的危机。
17世纪以来，启蒙主义高歌猛进，宗教日益式微。这是一个理性昌明、科学进步、崇尚知识的时代，科学技术的迅速发展，社会制度的变革，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建立……所有这些因素共同造就了欧洲近代文明。资本主义制度使生产力获得了史无前例的提高和发展，然而也造成了深刻的社会矛盾。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批判，触及了资本主义社会的要害。不过遭遇这些问题之后，资本主义国家也采取了一些避免社会矛盾的措施。到了19世纪下半叶，资本主义似乎又兴旺发达起来。正当人们以为资本主义已经克服了自身的矛盾时，两次世界大战的爆发、1929—1933年世界性经济危机的发生，又迫使人们开始全面反思西方文明。1989年苏联解体，多极化和世界经济一体化进程加快，然而世界并没有因此而太平，伊拉克战争、911事件接踵而来，宗教、民族、文化之间的冲突似乎有加剧的趋势。这进一步促使人们反思西方文明。
在哲学家们看来，西方文明的问题可以追溯到从17世纪开始的近代哲学的主导精神——启蒙主义。启蒙主义有广义和狭义之分。狭义的启蒙主义特指18世纪法国启蒙运动，而广义的启蒙主义则是指从17—19世纪欧洲近代哲学。启蒙主义是一场长达300多年，蔓延西欧的思想解放运动，也可以说是现代西方文明的奠基者。中世纪晚期，经过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新文化复苏。一些哲学家、思想家力图与传统划清界线，以理性代替上帝的位置，通过倡导理性，发展科学，推进知识进步，来担负起教化大众的历史使命。启蒙的时代是理性的时代，科学的时代。虽然启蒙主义功不可没，但亦有其局限，首先受到人们质疑的就是理性主义。
二、理性的局限
西方文明有理性主义的传统。理性是一个内容丰富的概念，人们经常用它来标识人与万物的区别。广义上的理性指的是人之为人的心灵、精神等因素的整体，包括认识能力、情绪、情感、信仰、感觉等，都属于人的理性。而理性主义作为“主义”，突出强调的是认知或知识的层面，所以理性主义也可以说是一种科学主义。
一般说来，理性主义代表着一种科学思维方式，它主张我们能够通过理性认识的方式克服感觉经验的局限，把握事物的本质和规律，进而达到真理，自觉地乃至自由地支配世界。在理性主义那里，理性与秩序和规律相关。从认识论上说，这种思维方式就是通过层层抽象的方法逐渐接近从而最终达到对世界乃至宇宙的最高的普遍性的认识。从这种认识论的立场出发，人们往往反过来认为宇宙就像我们所认识的那样是合乎理性的，因而理性是宇宙的根本法则，于是便形成了“客观理性”、“世界理性”、“宇宙理性”的唯心主义观念，这意味着我们认识了世界也就控制了
世界，这种观念在近代哲学启蒙主义中达到了高潮。
(一)启蒙主义的局限
在某种意义上说，现代西方文明与启蒙主义密切相关，许多基本观念是那个时代奠定的，人们凭借科学的理性主义走出了中世纪，毫无疑问，这种理性主义的确具有启蒙的作用。然而人们没有意识到，理性归根结底是人的理性，科学理性不过是理性的一种功能，并不是理性的全部。换言之，根本不存在什么绝对理性或者宇宙理性，理性就是人的有限理性，当人们鼓吹理性而没有意识到理性的局限性的时候，其后果可想而知。那相当于把有限的理性误当作无限的理性，人把自己看作了上帝。因此，启蒙逐渐有了贬义的一面。它意指一种盲目的狂妄自大，不加审视、不加批判、无限制地使用理性。西方人大约是在20世纪中叶开始全面反思启蒙主义的，当然哲学的反思要早很多，只不过最初没有那么明确。19世纪有三大理论对理性主义传统具有颠覆性的意义，即达尔文的生物进化论、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和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说。它们从不同的角度说明了理性并不是世界的统治者。达尔文的进化论，揭示了人类进化和形成的生物学规律，向上帝创世说提出了挑战。颠覆了人的“神性”的高贵出身；马克思批判了黑格尔的唯心论，认为推动社会历史发展的决定性因素不是理性而是经济因素，即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说表明，理性不仅不是世界的统治者，不是社会历史的决定性因素，甚至不是人的主人，我们每个人也不是由自己的理性支配的，而是由无意识的本我驱动的。与此同时，非理性主义也堂而皇之地登上了哲学的历史舞台。
(二)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
现代西方哲学对科学理性主义的批判，又具体化为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问题。早在200多年前，德国哲学家康德就试图用实践理性(道德)弥补理论理性(科学)的局限。20世纪，西方哲学在此基础上对理性做了进一步的区分，这就是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
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最早表现出对工具理性的忧虑。他用“合理性”来划分传统社会与现代社会：传统社会是由传统和习俗决定的，现代社会则是合理性的。所谓“合理性”指的是人们逐渐强调通过理性的计算而自由选择适当的手段去实现目的。工具(合)理性(instrumental rationality)，即一种强调手段的合适性和有效性而不管目的恰当与否的合理性；实质的(合)理性(substantive rationality)，即一种强调目的、意识和价值的合理性，也就是后来人们所说的价值理性。他认为近现代的社会发展是一个价值理性不断萎缩，工具理性不断扩展的演变过程。社会毫无疑问越来越具有“合理性”，越来越有秩序，越来越组织化，然而“理性”却越来越多地被用于最大限度地满足人类自己的欲望。“工具”的意味也越来越浓，而对于“善恶是非”之类的道德价值却越来越不屑一顾，结果是理性导致了非理性。
在韦伯看来，新教体现了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的一致：世俗的工具合理行动的成功，是虔诚的新教徒宗教上价值追求的重要方面。以新教徒“天职”观为基础的资本主义精神，就体现了这一结合。这一人类历史上罕见的结合，使得新教伦理观下的资本主义精神，不仅在功利层面上收财获利，而且在价值层面上驱逐了传统主义，得以大获全胜。然而，这种结合是短暂的。资本主义占据社会统治地位之后，一方面，工具理性大大发展了，使得传统社会的一切神圣价值“祛魅”。导致现代社会中一切行动都变成可计算、可预测的，并把功能效率原则突显到极致；另一方面，价值目标却逐渐被抛弃，宗教精神被迫退隐了，财富的诱惑最终使得清教徒的宗教理想逐渐模糊。韦伯揭示了现代性的起源，一方面深刻批判现代文明的反文化、反人道特征，另一方面又强调作为现代人无奈的命运，现代文明注定是不可避免的——这就是现代性的悖论。结果，西方社会的现代化在形式上是合理的，但实质上又是不合理的。现代社会就处于这样一种悖论状态。
启蒙的理性主义表现为科学主义，科学技术是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工具和手段，由此而开辟了现代化之路，人类控制和支配自然界的能力越来越强，物质生活得到了明显的改善，社会越来越合理化，其结果却造成了“异化”——现代化之路本来是服务于人的，现在却变成了人所追求的目标，人受制于现代化这架巨大的机器，自身的意义和价值却失落了。
(三)非理性主义
在理性主义衰落以及合理化走向非理性的背景下，原本只是潜流的非理性主义堂而皇之地登上了哲学的舞台。19世纪末20世纪初，非理性主义的兴起与人们越来越意识到人的有限性和理性的有限性相关。传统的理性主义将理性理解为客观的、普遍的和绝对的理性，从而把人的有限理性绝对化了。现代西方哲学对理性主义的批判并不是不要理性，而是突出了理性的局限性，揭示了非理性因素的重要作用。这意味着人们把理性从广义的理性还原到了狭义的理性即人的理性，而且理性并非人心灵的全部而只是其中的一部分，“非理性”的那部分，例如生命冲动、本能、情绪、体验等，可能更重要。非理性主义最重要的代表是存在主义。
在某种意义上说，存在主义理论的核心是个人而且是非理性的个人。传统理性主义认为理性是人的本质，存在主义则主张人与物不同，人是没有本质的，每个人由自己塑造自己的未来，这就是萨特所说的“存在先于本质”。就此而论，人不是用类来规定的，人就是个人。作为一个由自己塑造自己未来的人，每个人都是自由的，自由是人的命运。在萨特看来，自由意味着选择，不自由也是自由的选择：你选择了不选择。因而哲学不在于理论而在于行动。
意识到理性的局限标志着西方哲学的重大转折。从理论上说，这是走出传统形而上学、人类中心说乃至西方中心主义的理论前提。显然，对理性主义的批判包含着对科学主义的批判。
三、科学的边界
我们今天所理解的科学技术主要是近代欧洲文明的产物。从16世纪起，科学技术以加速度的方式迅猛发展，造就了我们这个科学的时代。然而科学是有边界的。所谓科学的“边界”并不是说科学技术的发展是有限的，也不是说我们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能力是有限的，而是指以下三个方面：一是科学有它的适用范围，科学的功能是描述这个世界“是如何”，却不能说明这个世界“应如何”，即人生的意义和价值等问题：二是科学貌似绝对真理，但实际上也有相对性，而且科学具有社会建构的性质，也是某种“地方性知识”；三是我们支配和控制科学技术为人类服务的能力是有限的。这又涉及以下三方面问题。
(一)科学主义与人文精神
第一个问题涉及科学主义与人文精神的关系，虽属老生常谈，但并不意味着这个问题已经解决了。上个世纪20年代，中国学术界曾经发生过一场“科玄论战”，即以丁文江为代表的科学派和以张君劢为
代表的玄学派之间的争论。当时正是国人鼓吹科学救国的时代。张君劢等人被称为“玄学鬼”，科学派明显占了上风。然而，80多年之后回过头来再看这场争论，我们逐渐意识到科学主义的局限以及人文精神的重要意义。
科学不是万能的，至少它不能解决人生的意义问题，这一点有目共睹。因为科学关涉的是事实，而人生问题则关涉价值。然而“科玄之战”并没有结束，不过更多地掺杂了文化之争的味道。进入21世纪之后，杨振宁先生在北京《2004文化高峰论坛》上向《易经》“开火”，批评易经思维阻碍了中国科学的发展，被说成是点燃了新世纪的“科玄之战”。后来这个问题逐渐演化为西方科技文明与东方传统文化之间关系的争论。尽管2005年2月底，杨振宁先生在中央电视台《面对面》节目中断然否认“炮轰《易经》”，并表明他80％是肯定易经的，只有20％是指出易经的负面作用，但无论如何，科学与人文的关系的讨论远没有完结。
(二)科学：“地方性知识”
把自然科学看做是“地方性知识”，是20世纪70年代兴盛一时的“科学知识社会学”(SSK)的理论。传统认识论和科学观贯彻的是一种科学“普适性”或者“一元性”观念：我们只有“一个世界”(自然或宇宙)，“一种科学”和“一个真理”。真理是惟一的，如果存在着许多种真理，那就不是真理而是意见。因为真理是我们的认识对于客观世界的主观反映，这种反映与被反映的对象具有至少是相似性的符合关系，而在许多种反映中只有且只能有一种是正确的。一言以蔽之，自然科学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绝对真理。然而，“科学知识社会学”动摇了传统科学在人们心目中作为真理化身的地位。科学知识社会学是在库恩的科学哲学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它主张“科学是一项解释性的事业，在科学研究过程中，自然世界的性质是社会地建构出来的”。换言之，科学知识并非由科学家“发现”的客观事实组成，不是对外在自然界的客观反映和合理表述，而是在文化、社会等特殊环境因素的影响下“建构”出来的，是负荷着科学家的认识和社会利益或受到特定社会因素塑造的。因此，科学并不是普遍必然的绝对真理，而是某种“地方性知识”。既然科学不过是一种“地方性知识”，那么被科学排挤的许多非科学的东西就需要重新评价了。
(三)科学技术的限度
科学技术因为有实用性作为动力，所以其发展和进步可以是无止境的，我们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能力也可以是无止境的，然而我们使用科学技术为人类服务而不是危害人类的能力却是有限的。科学技术的双刃剑，既可以造福人类，也可以毁灭人类。合理利用科学技术这种工具理性的产物，关键不仅在于为其确定价值取向，而且在于将其控制在我们能够控制的范围之内，然而这两个方面我们都还没有做到。曾经有一段时间我们的问题是如何发展科学技术，而现在我们的问题则是如何控制和支配科学技术，使其造福于人类而不至于伤害人类。
如此。人类始终处在理想与现实的矛盾之中。从现实上看，人的理性是有限的；从理想状态上看，人的理性又是无限的。由于科学技术的发展与我们对其控制的脱节，分裂为两个方面或者两种不同的功能，问题就出现了：发展科学技术的人不负责控制科学技术，试图控制科学技术的人却没有能力控制科学技术的发展。1945年美国原子弹爆炸成功，标志着核时代的来临。然而60多年过去了，我们还在为如何控制核武器的问题伤脑筋。基因技术、克隆技术的发明同样引起了人们普遍的恐慌，然而至今看不到对它们的有效控制，科学技术的伦理问题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关注。
可见，当今时代的人类理性不但尚未发展到驾驭物质文明的水平，而且价值多元化和道德相对主义的问题比过去任何时代更加严重。
四、虚无主义
20世纪西方哲学对传统价值观的颠覆有着非常复杂的原因。科学技术的进步动摇了宗教信仰的根基，从而动摇了欧洲人建立在宗教信仰基础上的道德观念。西方哲学从古典哲学转向现代哲学，形而上学寿终正寝，人们放弃了对于永恒、神圣的最高价值的追求。随着西方中心主义逐渐失去了主导性的影响，欧洲人意识到并不是所有的社会都采取西方传统文化所主张的基本价值观念。凡此种种导致了西方社会的价值多元化、道德相对主义和宗教信仰危机。
如前所述，西方文明有两大源泉：雅典与耶路撒冷。一个代表着自然，一个代表着超自然。近代哲学试图弥合两者之间的鸿沟，但它的方法却是将一切都统一到自然上来，统一到科学上来。结果启蒙的科学主义所起的作用就是“祛魅”：世界的祛魅、自然的祛魅、宗教的祛魅……最终失去了信仰的维度。原本在西方文明中科学代表着工具理性，而宗教信仰则代表着价值理性，现在此消彼长，价值理性陷入了危机。这并不是说信仰是对的，宗教是对的。问题在于，按照科学理性主义，宗教信仰没有了存在的余地，然而我们却没有另外的东西可以“填补空白”。启蒙主义原以为理性可以取代上帝的位置，然而它错了。
科学技术的发展极大地冲击着人们的世界观和价值观，迫使宗教缩小了自己的势力范围，然而科学自身却不足以填充上帝退位所造成的空白，这对于西方文明造成的影响至今仍是难以估量的。
(一)尼采：上帝死了
虚无主义意味着绝对价值的丧失。虚无主义对西方文明的侵蚀早已开始，如果用一句话来表示，那就是尼采所说的：上帝死了!其结果是人类社会存在了几千年的精神价值相继崩溃。
尼采在《快乐的知识》一书中以寓言的形式，借“狂人”之口宣称：“上帝死了!”这标志着绝对价值的丧失，虚无主义的来临。尼采试图直面虚无主义的威胁，以彻底的虚无主义唤醒人之为人的价值，这就是他所谓的超人的道德。然而，尼采诉诸于纯粹的主观性，企图在虚无主义的基础上建立人自己的道德，却终究不能避免主观主义和相对主义的局限。
“上帝死了”，这标志着欧洲人精神支柱的坍塌。陀斯妥也夫斯基在《卡拉玛卓夫兄弟》中的一句话表现了人们深刻的恐惧：“如果上帝不存在，那么什么都可以做!”如果惩恶扬善的上帝不存在了，那意味着善恶、是非之间并不存在绝对的界限，这个世界肯定要乱套。陀斯妥也夫斯基的小说《群魔》中的主人公基里洛夫感到上帝是必要的，但他又知道上帝并不存在，这就意味着人生是荒谬的，根本没有意义，而在他看来这意味着人没有活下去的理由。的确，如果这个世界没有了善恶、正义、规则、意义……我们生活的理由是什么呢?
价值多元化与道德相对主义并不一定是人们的主张，很可能是人们对现代社会的一种事实性的描述。上帝死了，以黑格尔为代表的绝对唯心主义衰落了，加之工具理性推波助澜，导致了绝对价值的丧失。
(二)加缪：面对荒诞
西方文明2000多年的历史可以理解为试图以某种绝对价值(存在、理性、上帝……)抵御虚无主
义。当所有的绝对价值丧失之后，人们便不得不面对虚无主义，面对荒诞。
什么是荒诞?法国哲学家加缪说：“一个哪怕可以用极不像样的理由解释的世界也是人们感到熟悉的世界。然而，一旦世界失去幻想与光明，人就会觉得自己是陌路人。他就成为无所依托的流放者，因为他被剥夺了对失去的家乡的记忆、热情，丧失了对未来世界的希望。这种人与他的生活之间的分离，演员与舞台之间的分离，真正构成荒谬感。”荒诞根源于人生丧失了意义和理想。荒诞不是世界的客观存在，而是一种生命情态，是生命与世界的一种非价值关联。所有的荒诞都来自于人与世界的分离，来自于人对奠基其家园的大地的出离。
面对虚无，面对荒诞，人获得了自由，但这是一种处境尴尬的自由，是一种不得不自由的自由。也就是说，此时此刻，自由作为人的一种本源的存在已成了人的宿命，成了人对世界的一种无法摆脱的粘着，而这就是荒诞。在萨特看来，人生在世，具体选择什么是你的自由，但有一点是你不能选择的。这就是你必须选择，哪怕你选择了不选择，这也是一种选择。并且一旦你做出了选择，你就把自己置于了所选择的东西的规定性中。你选择了，你就得对你的选择负责。因此，面对荒诞，人所能做也应当做的就是走向荒诞，以自己的全部生命力量担当起那一无庇护的、赤裸裸的生命的全部事实性。例如希腊神话中的那位荒诞英雄西西弗，他因泄露了神的秘密而被罚不停地往山上推一块巨石，每当巨石快到山顶时又会迅速滚下山来，一切又得从头开始。然而在加缪看来，“西西弗无声的全部快乐就在于此。他的命运是属于他的。他的岩石是他的事情。同样，当荒谬的人深思他的痛苦时，他就使一切偶像哑然失声。……在这微妙的时刻，人回归到自己的生活之中。西西弗回身走向巨石。他静观这一系列没有关联而又变成他自己命运的行动，他的命运是他自己创造的，是在他的记忆的注视下聚合而又马上会被他的死亡固定的命运”。
(三)海德格尔：直面虚无
海德格尔一生的思考集中在一个问题上，那就是“存在”。他把人的存在解读为Dasein(此在)，即始终处在去存在中的存在者，从而彻底扭转了传统哲学的思路，不再寻求人的先验本质，而是把人推向了未来。其主旨乃在于通过将人逼入虚无之中，使其自己开创自己的未来。
当我们反思“我是谁”的时候就会发现，实际上“我”在日常在世的生存活动中无时无刻不依赖于“常人”、“他人”或“大家”(das Man)。于是，“在这种不触目而又不能定局的情况下，常人展开了他的真正独裁。常人怎样享乐，我们就怎样享乐；常人对文学艺术怎样阅读怎样判断，我们就怎样阅读怎样判断；竟至常人怎样从‘大众’中抽身，我们也就怎样抽身；常人对什么东西愤怒，我们就对什么东西‘愤怒’。这个常人不是任何确定的人，而一切人(却不是作为总和)都是这个常人，就是这个常人指定着日常生活的存在方式”。我们的一言一行都是以大家、公众为标准，向大家、公众“看齐”的。就此而论，“大家”拿走了我的存在，决定着此在在日常生活中的生存活动。
然而，大家是谁?查无此人，从无此人。看起来好像大家到处在场，但是当我挺身出来决断之处，大家却总是已经溜走了。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就是被查无此人的大家统治着，它从我们身上拿走了责任，好像大家可以承担一切责任，但是实际上却从来没有一个大家负责。当然，大家也不能说就无此人，应该说，我们每个人就是大家，只不过我们每个人从来不是作为大家来负责的。海德格尔把这种以大家的身份逃避责任的状态称为“沉沦”(verfallen)。我们以为有一个永远公正永远正确的常人、大家或公众舆论决定着日常生活，它能够替我们选择正确的方向，确定恰当的时机，并且为我们承担责任和后果。然而事实上并没有大家、常人、公众舆论，生存在世的是我们自己。海德格尔的话如晨钟暮鼓，当头棒喝，意在惊醒此在沉沦的迷梦。
那么，人们为什么要逃避他自己呢?因为沉沦状态对人们具有天然的诱惑作用：它免除了我在生存活动中面对可能性进行选择的痛苦和承担责任的负担，它使我感觉到生活中的一切都秩序井然，而且都处在最佳的安排之中。然而，人是始终处在去存在之中的此在(Dasein)，按本性他应该面对可能性筹划自身，因而他是自由的，但是他不愿意把自己看做是自由的，因为那样他就必须自己来决定自己的命运，自己来选择自己的人生，并且自己来承担这些选择的责任和后果。海德格尔通过“畏”(Angst)这一情绪说明了人的现实处境。畏启示着无：当你被迫人畏之中时，突然间，诸神隐退，万物消融，世界陷入一片虚无。你，只有你自己，面对空无而无依无靠，就在这无依无靠之中，人被迫面对自己的能在或自由。我被抛入了可能性的境域，必须自己面对自己的生存在世。因而我在畏中便陷入了惶惶然不知所措的境域，那是一种“不在家”(unheimlich)的感觉。这就造成了一种奇特的现象：当我作为自己而存在时我感受不到家的温暖，而当我作为大家存在的时候却感到我在自己的家中。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自始就已经沉沦的原因所在，我们不敢直面虚无，我们在逃避自由。
如何从沉沦状态中解放出来，立足于自身而在世呢?海德格尔的回答是，“提前到死中去”，“向死而在”。这类似于我们中国人所说的“置之死地而后生”。然而，当海德格尔破除了大家的独裁，使我们直面虚无，勇敢地承担起生存的重负，自由地去选择和筹划自己的未来时，我们固然没有了普遍性的本质、规则等等的约束，但也难以摆脱相对主义的困境。
1966年，在接受德国《明镜》周刊记者的访谈中，海德格尔说，“技术在本质上是人靠自身力量控制不了的一种东西”。当时记者问，还要控制什么吗?一切都运转起来了嘛，我们的生活很舒服，到底还要什么呢?他的回答是：“一切都运转起来了。这恰恰是令人不得安宁的事，运转起来并且这个运转起来总是进一步推动一个进一步的运转起来，而技术越来越把人从地球上脱离开来而且连根拔起。”“当我而今看过从月球向地球的照片之后，我是惊慌失措了。我们根本不需要原子弹，现在人们已经被连根拔起。我们现在只有纯粹的技术关系，这已经不再是人今天生活于其上的地球了。”
西方文明的经验教训是，科学技术不能解决一切问题。发展科学技术的目的是繁荣经济，然而一旦走上这条路，结果就会是“一切都运转起来了”，而且一个运转推动一个运转……人反而变成了实现现代化的工具。西方文明的经验教训值得记取。我们必须在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之间寻求某种平衡。现代化之路是中国人自己做出的选择，但是如果明知现代化有其局限性却仍然重蹈覆辙，那就是我们自己的问题了。这就是我们今天反思现代西方哲学对西方文明的批判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责任编辑 刘海静)
作者：张志伟
第二篇：现代西方哲学的转向
摘要：现代西方哲学生发于本体论与认识论的哲学传统根基之上，体现着具有自身特色的转向和变革。这种转向和变革遵循了西方哲学从“能否思想”到“有无意义”的内在发展逻辑。文章试从现代西方哲学的各种转向中挖掘西方哲学自身的内在逻辑和思想价值，在各种转向所体现的哲学观变革中再现从“思想”到“意义”的发展理路。
关键词：现代西方哲学;“能否思想”;“有无意义”;哲学转向;哲学观变革
对于西方哲学的发展历程，存在着一个公认的说法，即西方哲学从诞生以来，共经历了两次被称为“转向”的研究主题的切换。第一次转向是从古代的本体论哲学到近代哲学的认识论转向，第二次转向是从近代的认识论转向现代哲学的语言转向。对西方哲学发展历程作出这样的表述和理解，已经成为理论界的思想背景，成为人们对西方哲学理解的一种共识性认识。
现代西方哲学的转向不仅仅是语言学转向这一单一的运思之路而是具有转向的多重路径的，包括语言学转向、生存论转向等。并且这些多重路径转向的深层根据是哲学观的变革，哲学观的变革却是依据着西方哲学“从能否思想”到“有无意义”的内在发展逻辑的轨迹。
一、哲学的转向
通过对哲学史发展历程的逻辑梳理，可以看出西方哲学不是沿着一个方向按部就班发展的。哲学转向实际上就是其内在的发展逻辑起作用的结果，表现为哲学问题的思考方式和角度的转换，标志着哲学向着纵深方向的发展。整个西方哲学经历了本体论、认识论的过程，从而走向了现代。哲学的转向表征着哲学的发展逻辑，同时更表征了哲学对人类思维发展历史的总结。西方哲学从自身发出对“有无意义”的追问，研究意义世界的哲学超越了近代哲学的理性主义内容和模式，成为面向人类生活和人生意义的哲学。这种对“意义”的追问寓于现代色彩缤纷的哲学形态之中，使这些哲学在共同的发展轨迹上生成不同的表现形式。换言之，现代哲学流派史在从不同的维度上追问“有无意义”问题，都以对意义的揭示作为展开自己哲学思想的前提，共同遵循了西方哲学从“能否思想”到“有无意义”的发展轨迹。
认定某种哲学转向的意义，一个确定的理论预设就是在它之前存在着某种系统完整、影响深远、形式确定的学说路线或思维方式，而这种学说又确立了一种与之不同的另一种新型的哲学体系或路线，这些不同有的体现在研究对象上，有的体现在研究思路上，有的体现在思维方式上，更多的体现在立场观点和解释模式上。
对逻辑和语言的重视是西方哲学自古以来的传统。通过用逻辑的方式分析语言后，他们认识到传统本体论的命题、陈述、概念、范畴，甚至于本体论问题本身只是一种虚假的预设，是应该予以清除和否定的，哲学中正是有这样的假问题，才会含混不清。虽然，他们对传统本体论采取这样激烈的否定态度，但在他们实施这种语言转向的过程中，又总是涉及到语言与实在、世界的关系等本体论问题，这个问题又与思想是否与对象具有一致性的认识论相关，实际上，他们仍然保持了知识论的传统，这是“语言转向”的表层含义。更为深层次的意义在于语言之为语言表征着世界是为我的存在。
从哲学转向的视角看，从人的生存的角度从事哲学研究，其意义丝毫不亚于语言转向。生存哲学的转向与语言哲学转向不同之处在于，语言哲学采取拒斥本体论的方式实现了革新，而生存哲学则采取扬弃认识论的进路，对人的生命的意义进行阐释。他们反对自苏格拉底、柏拉图以来的传统哲学对理性和真理特别是对“思”的过分强调，将充满生机的本体论问题逐渐演变成为僵化的认识论问题——“能否思想”，这使哲学的道路越走越窄。他们从根本上反对传统哲学两个世界的划分，认为世界只有一个，就是人生存在其中的、由人的活动建构和生成的人化世界。哲学所追求的最高实体和终极价值也正是人存在的意义，他们认为个体人是否能创造有意义的生活，是现代人面临的根本性问题，因而，在摒弃对于所谓自然世界的追问之后，人们发现，生活意义问题的澄明是一项具有空前难度的难题，所以，现代西方哲学一直经历着这样一场历史性的变革，这场演变是哲学的真实性判断根据和原则的根本性转变，是包含着哲学观以及思维方式在内的哲学范式的整体性转变。生存哲学对于超越传统哲学实现哲学转向具有积极的意义，是西方哲学从“能否思想”到“有无意义”的基本逻辑的典型呈现。然而，这些观点也因缺乏坚实的基础和实践性的证明，而留于空谈。同时它的许多观点也被一些“后现代主义”者批评为一种“人类中心主义”。无论如何，生存哲学给我们开创了一个新的理解哲学的维度，如何吸收其中的合理成分，在它的基础上对其进行新的研究，这也是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
实践转向无疑是马克思开启的，马克思实践转向也是从对传统本体论和认识论的批判继承开始的。马克思认为没有实践作为人类与自然之间相互作用的中介，无论是“自然的真正的本体论”还是“人的激情的本体论”都不会得到确立，实践正是人的本质力量的确证方式，也正是实践给人生命以不同于其他物的意义。在标志着马克思哲学革命起点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马克思更是把实践的观点作为新唯物主义区别于旧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根本标志。“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马克思确信：“全部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凡是把理论引向神秘主义的神秘东西，都能在人的实践中以及对这个实践的理解中得到合理的解决。”在对传统的“能否思想”的认识方式进行批判后，马克思认为：“人的思维是否具有客观的真理性，这不是一个理论的问题，而是一个实践的问题。人应该在实践中证明自己思维的真理性，即自己思维的现实性和力量，自己思维的此岸性。”实践哲学将实践置于逻辑先在的地位，以实践为中介去统摄各种杂多的要素，消解了精神与物质，思维与存在，主体与客体的对立，用实践来说明人的生存之“意义”。
二、哲学观的变革
哲学的转向往往和另外一个问题联系在一起，这就是哲学观的变革。如果说现当代哲学是一场整体性的转向，那么它首先是、也应该是哲学观的变革，也只有理解了哲学观的变革，才能从根本上理解现当代哲学的转向。
哲学观可以简单地理解为追问和回答“哲学究竟是什么”。而哲学究竟是什么，现代西方哲学给出了多种回答：哲学是治疗人精神疾病的良药、哲学是语言的误用……无论现代西方哲学家告诉我们哲学是什么，这里面都有一个隐含的前提性问题：哲学是关涉人的，更确切说来，哲学是关涉人的意义的。我们都知道哲学由黑格尔哲学的终结走向了现代。在前黑格尔哲学的研究视域中，哲学无疑就是人的认识能力，无论是笛卡尔在形而上学也就是哲学领域的“我思故我在”所确立的“思”对“在”的先在性，还是康德哲学所确立的人类认识的“纯形式”，都是在探讨人类的思维能力，也就是“能否思想”的问题。现代西方哲学自黑格尔哲学以后走上了新的发展路径，再次追问哲学是什么。这时的哲学已经不再偏重于人的认识能力，而是将自己的着力点放在人的精神的终极关怀上面，哲学表现为人的真实的生活世界，表现为人生命的尊严和价值，更表现为人所独具的“意义”世界。现代西方哲学哲学观的变革，何以发生呢?原因始于巴门尼德而终结于黑格尔的“能否思想”存在着“生存论缺环”，包含着“对人的生存价值和意义的根本威胁”。所以现代哲学才会在“从关心人体世界到关怀人间世界时，明确提出了人的生命的意义问题”。但是，从某种意义上讲，今天存在于人身上的所有深具人性的东西都是从来就有的，只是这些东西在我们身上历经危机后，已发生了改动、溶解、再生。这是一切事物，也包括哲学这一“事物”发展的法则。所以，现代哲学哲学观的变革不仅仅是对传统哲学所陷入的危机与困境的拯救，它更深层地源于“能否思想”的本性，它是两千多年来哲学“智慧之爱”的积淀。换言之，人的生命的意义一直是西方哲学家苦苦探究的主题，离开人生意义的寻求就无所谓智慧。
哲学观的变革既是哲学转向的观念前提，是其中或显或隐的内在的影响着哲学理解活动的一些观念;同时，在某种程度上，它又构成了对哲学的时代变革的解释，成为使哲学成为时代精神的精华的思想成果。哲学观是不断发展的，是哲学面向时代、理解时代的产物，从这个意义上说，哲学观作为一种哲学意识滞后于时代的变革。时代的变革也不可能自发地引起哲学的变革，而是要求哲学以一种反思的态度对待变化的时代，因此，“作为思想把握的时代”，哲学也必须要体现为哲学观。哲学观的变革在哲学的变革中应该是前导性的，又以自身的方式反映了整个哲学的变革。
作为哲学变革的前导，哲学观的变革在现代西方哲学中正是体现在哲学从“能否思想”到“有无意义”的内在逻辑的转换。这种变革首先体现在思维方式上。传统哲学受主客二分的思维方式的影响。现代西方哲学正是基于对传统哲学观的“能否思想”的认识论模式的反叛，坚决反对以主客二分的方式定位人与世界的关系，不再把世界当作独立于人之外的客观性的存在，世界就是人的世界，人也就是在世界中的人，世界正是因其对人的生活有意义才获得其真实存在的意义的。现代西方哲学强调的是世界的属人性，在人的世界中，突出地强调人之为人的“意义”。同时传统哲学的理性至上的观念造成了独断性，使哲学灵魂——批判性的精神处于被削弱的境地，即使在传统哲学中有某些怀疑和批判的影子的出现，但是却只是为后来的独断的出现做出思想铺垫而已。晚期希腊哲学的怀疑主义之后正是思想禁锢森严的中世纪哲学的出现，康德刚刚开始了批判的萌芽，黑格尔就将哲学的理性主义的独断贯彻到了极点。正是因为这种理性主义忽视了人，忽视了人存在的意义，才造成了严重的缺失。现代西方哲学看到了这种困境，与之相反，相对主义的观念在现代西方哲学的各种思潮中普遍兴盛起来，这种相对主义突破了以往只是局限于认识论领域的怀疑主义，而是将这种相对主义直接导向了存在论的虚无主义。
现代西方哲学看到了传统哲学在单纯追求“能否思想”的过程中所表露的生存论缺失。为了还人以本来的真实生活与生活的价值，将自己的触角深入到了人的“意义世界”，体现了当代哲学对人的生活的真实思考以及思维范式的转换。当他们引领哲学走向另一条道路的时候，无疑也将人们引向了另一个极端。在这种形式之下，原来确定的“有无意义”变得问题重重，哲学也因此变得困难重重。人的“意义”尚不确定，研究人的生存之意义的学问——哲学的合理性又何在呢?哲学观的变革看起来带给人们的不是令人愉快的辉煌，而是挥之不去的困境。人们甚至嘲讽哲学：这就是哲学应有的位置。我们认为这不是哲学观的变革本身所造成的，而是一种能够取代传统哲学的理念尚未完全形成所造成的。现代西方哲学哲学观变革的实质就在于西方哲学内在的从“能否思想”到“有无意义”的内在的发展轨迹，当人们还没有对人生存的“意义”给出明确的解答之前，这种混沌的状态也是种必然要经历的阶段。当代人们生活中存在的普遍的意义的缺失、幸福感的丧失，哲学所面临的终结的难题以及时代所发生的一系列问题都反映了普遍的“意义”形成过程中的必然性和转换过程的艰难。
参考文献：
1、海德格尔著;吉洪译.关于人道主义的信[M].商务印书馆,1983.
2、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人民出版社,1972.
(作者单位：武汉科技大学文法与经济学院)
作者：陈振
第三篇：西方哲学：近代俄罗斯哲学的身后之影
摘 要：近代俄罗斯哲学是俄罗斯民族文化与西方文化的“交融”之果。考察西方哲学对近代俄罗斯哲学的影响，能为我们认识和评价当代俄罗斯哲学提供启迪。西方哲学对近代俄罗斯哲学的影响，既体现为俄罗斯学界对其哲学产生时间的界定，也体现在斯拉夫派与西方派的大争论中。法国启蒙哲学的政治思想和唯理论、德国古典哲学的唯心主义和价值理念，通过影响社会上层和知识分子的思想观念，成为唤醒近代俄罗斯哲学苏醒的号角和促进其诞生的催化剂。
关键词：西方哲学；启蒙理论；俄罗斯哲学
作者简介：郑忆石，女，华东师范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华东师范大学俄罗斯研究中心研究员，从事西方马克思主义、当代俄罗斯哲学研究。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当代俄罗斯哲学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比较研究”，项目编号：11BZX004；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当代俄罗斯哲学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比较研究”，项目编号：2009BZX001
哲学是人类理性的升华，其本性是以“超验”的方式探索本质追求终极（“终极存在”、“终极价值”、“终极解释”）。哲学之所以有价值、为人所需、为民族延续所必要就在于此。俄罗斯哲学同样如此。这固然源于其历史文化传统，即它惯于以理智直觉的方式强调生命的实践和生命的体证，在推崇理想的空灵崇高、道德的自主自律基础上立足“拯救”人类的整体，以“由德行义”的自我抉择，关注终极存在，以实现终极价值和终极关怀为旨趣（这一点在俄罗斯宗教哲学中体现尤为明显），同时也受益于它域、它民族、它国哲学的影响。这种影响，由于俄罗斯“亦东亦西”的特殊地理位置，特别明显地体现在俄罗斯哲学与西方哲学的“纠缠”中。西方哲学如同俄罗斯哲学的影子，在其漫长的发展历程中始终形影不离。1
一、西方哲学：近代俄罗斯哲学的源头
西方哲学对俄罗斯哲学的影响，从学者们对俄罗斯哲学产生时间的界定中便可见一斑。
尽管俄罗斯传统哲学家们对俄罗斯哲学何时产生的认识不同，如洛斯基认为产生于19世纪，别尔嘉耶夫认为产生于18世纪彼得大帝的改革，而在当代俄罗斯学者那里，则基本赞同产生于19世纪中期，但他们又都认为，严格意义上的俄罗斯哲学，只是在西方文化、西方哲学的影响下才形成并真正具有独立形态的。因为在他们看来，由于俄罗斯东方基督教话语的主要原则是宗教经验的主导地位和作用。这种主要原则追求的是“个人与神的个性联系和个性交往”，其本质是经验的而不是哲学的，是直观的而不是理智的，因此，“在俄国，东方基督教话语并没有产生出哲学。相反，这里的哲学是从西方来的。在西方化之后，哲学立即就从西方传入到俄国。俄国的哲学只是在俄罗斯综合之后才产生。这个综合是在西方化文化的基础上出现的。相应地，作为其组成部分的哲学也是在西方已有的形式和方法上发展起来的。因此，俄国哲学一开始就被纳入西方哲学的传统框架之内”[1]。尽管俄罗斯学者对俄罗斯哲学的时间起点存在着认识差异，但是俄罗斯哲学上刻有的西方哲学和西方文化印记却是共识。
自公元988年东正教从拜占庭帝国传入俄罗斯起，接受东正教的俄罗斯人也同时接触到了古希腊哲学，并在希腊拜占庭的东正教文化影响下创造出了具有俄罗斯特色的诗歌、绘画、音乐。近代以来，随着俄罗斯社会“西望”欧洲，西方哲学对其的影响开始明显增强。彼得大帝1689年的改革在开辟俄罗斯通向西方之路的同时，还通过改革俄国教会削弱了东正教的思想控制，为西方哲学在俄罗斯的传播从而催生俄罗斯哲学创造了条件。而在18世纪叶卡捷琳娜二世实行开明专制的年代，俄国人对德国哲学（尤其是谢林和黑格尔的哲学）的兴趣日渐浓厚，思想界先后出现了“谢林派”与“黑格尔派”。
19世纪30—40年代，俄罗斯爆发了斯拉夫派与西方派的大争论。虽然这场争论的问题视域是俄罗斯的社会、政治、历史、传统，但却是影响深远的、具有哲学高度的理论反思。这场反思中涉及的思想观念如个性、自由、人权、人道等等，乃至话语如统一、差异、直觉、理性等，无不刻着西方哲学的痕迹。即便是注重俄罗斯的特殊性，强调从俄国的历史与传统出发去分析和认识俄国的社会问题，并极力主张俄国的文化及历史道路有别于西方的特殊性，认为俄国民族的伟大历史使命是回到彼得大帝之前的俄国，从而试图通过重新解释俄罗斯的历史的早期斯拉夫主义者们，也同样深受这种西方哲学的影响。例如，以霍米雅科夫为代表的早期斯拉夫主义者们就因曾受教于黑格尔、谢林等人的德国唯心主义哲学而在其思想中蕴含着诸如自由、人道等普遍主义理念。而这些具有明显西方哲学自由主义、人道主义因素的理念，就它所捍卫的“个人的绝对道德意义和人权因素”而言，虽然“在实质上是基督教因素和全人类因素，但在历史发展方面主要是西欧因素”[2]（P196-197），是近代西方哲学、西方文化主要精神原则的体现。
二、启蒙理论：近代俄罗斯哲学觉醒的号角
在近代西方哲学中，启蒙理论尤其是近代法国哲学无疑是其重要部分。它如同黎明的号角唤醒了沉睡的俄罗斯，并通过影响社会上层和知识分子的思想观念而催生了近代俄罗斯哲学的诞生。
启蒙理论对俄罗斯社会的影响甚至可以追溯到彼得大帝改革之前。因为正是在16世纪俄罗斯民族（大俄罗斯）最终形成之后，在建立了包括东北罗斯、西北罗斯所有公国在内的统一国家后，俄罗斯人开始意识到自己与中欧、西欧各国的发展差距，意识到与西欧文化建立联系对于加强俄罗斯在欧洲列强中地位的重要性。因此，尽管这一时期教会对国家精神生活的影响强化了，教会与国家专制的结盟逐渐形成，但俄罗斯没有中断而是继续保持并发展了自15世纪末至16世纪初以来与一些西欧国家建立的关系。这一时期，一些西方杰出的建筑师、技师来到俄罗斯工作，他们在带来西方科学知识、西方文化，从而为俄罗斯的文化机体注入新生长剂的同时，也间接地启发了俄罗斯社会上层“看外”意识的萌生。
启蒙理论对于俄罗斯社会的“渗入”严格说来始于彼得大帝的改革。正是在这一时期，“专制制度的意识形态也开始利用那些由17世纪至18世纪初早期资产阶级政治思想所产生出的‘自然法’、‘社会契约说’等唯理论思想”[3]（P108）。因此，尽管“彼得改革不具有深刻的社会变革性质，它维护的是贵族阶级的利益，最终导致了人民处境的恶化和农奴制压迫的加强”[3]（P101）。但是，他为改变俄罗斯文化、教育的落后状况而在18世纪初实施的一系列重要措施1，却“活跃了封建制度内部业已存在的潜能，并借此促进了国家的经济和文化发展”[3]（P101）。也正是在这一时期，“许多自然科学和哲学巨匠如哥白尼、伽利略、牛顿、笛卡儿、霍布斯、普芬道夫、莱布尼茨等人的著作，在俄罗斯已为人知晓”[3]（P107）。这一切，不仅强化了俄罗斯社会的西化，促使俄罗斯社会触摸到欧罗巴“心性”，即了解和接触到西欧科学文化，促使俄罗斯的文化生活发生重大转折，并对其文化命运产生了深远影响，同时也“促进了人道主义和唯理论的学说和观点对俄罗斯文明社会的渗透”[3]（P107），从而使彼得大帝时代俄罗斯社会的文化、心理、意识的发展，“迈出了重要的一步”，即“对于人的个性及其在社会中的地位有了新的认识。人不再仅仅被视为罪恶之源（教会始终坚持这一点），而开始被当作一个能动的个性，其价值首先被确定为造福于祖国。如今使一个人能在社会上占据可敬地位的，已不是财富和祖先的名望，而是智慧、勇敢和个人的品质”[3]（P108-109）。可见，正是西欧16—17世纪出现的科学进步、文化繁荣，在“渗入”俄罗斯社会从而为落后的俄罗斯带来教育、科学知识、文学、世俗精神等进步文化的同时，也促进了社会意识的觉醒和思想的进步，在促使民众、社会各阶层投身政治斗争的同时，也“动摇了早先形成的政治和社会理论”[3]（P83）。
启蒙思想渗透于俄罗斯社会并在其理论领域折射，便是其后出现的近代俄罗斯哲学。西方启蒙思想中，关于社会的进步是社会机体受内在力量推动的人性进化和提高过程，是真理、道德、自由、幸福的扩展过程的思想，关于历史的前进，归根结底由人类理智决定，受语言、文字、教育、思想等文化因素推动的观点，启迪着俄国启蒙思想家，形成了相关的社会进步思想。例如，19世纪的俄国民粹主义关于社会进步的概念就认为，各民族的社会组织形式都经历了从低级向高级的前进运动，人类依靠教育、科学、文化和工业的发展可以达到普遍幸福。西方启蒙思想同时也启发俄罗斯哲学家产生关于“进步”的思想。索洛维约夫认为，进步是“具有自己的意志、思想和个性内容”的主体的活动，是“自然存在的人类借助于科学、艺术和社会制度来改善自己的生活”，是“作为精神存在物的人类力图在生活中实现绝对完美”，因此，进步“与其说这是在自然界中所进行和实现的有因果制约性的运动，不如说是一种具有人文精神的目的论循环”。[4]（P199，202-203）而别尔嘉耶夫关于“以上帝的名义号召允许人的精神自由地创造性地发展”的思想，关于“历史过程是以善为一方与以恶的非理性自由为一方的斗争构成的戏剧”的思想，尽管是以上帝的名义说话，却通过“个性自由”揭示了人类进步的基本内涵和最高标准。[5]（P311）正是西方启蒙思想中关于社会的发展是在进步和退步的对抗和矛盾中实现的，以及每个人都生而自由、平等的思想，启发了近代俄罗斯的哲学家们，形成了关于“发展”的理念。索洛维约夫就将“发展”作为自己哲学的基本概念之一，指出“发展概念从本世纪开始就不仅进入科学，而且进入日常思维”，而所谓“发展”，一是在变化过程中每时每刻都成为某种东西；二是发展的每一个点都带来以前没有的新东西。[4]（P199）而别尔嘉耶夫则在要求“宗教意识应当承认人类不仅有尘世的，而且有宇宙的意义”，肯定“尘世人类历史的一切事实都具有唯一和不可重现的重要意义；每个人的尘世生命都是绝对存在的瞬间，别样的瞬间不能献给拯救事业”时，表明了历史发展不过是人的个性自由发展的基本思想。[6]（P143）
西方启蒙理论对俄罗斯社会文化心理的影响不能不反映到哲学中，这一点从西方主义与斯拉夫主义的争论到索洛维约夫的综合，再到20世纪初的俄罗斯宗教哲学，以及后来的流亡俄罗斯哲学所形成的独特俄罗斯传统哲学中，对个性、精神、自由、生命意义、人道主义的观照中体现出的人文性便可得以证明。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西方哲学的启蒙思想是俄罗斯哲学的“破晓鸡鸣”。
三、德国古典哲学：俄罗斯哲学觉醒的催化剂
在谈到俄罗斯哲学的源头时，别尔嘉耶夫曾说过，俄罗斯“哲学思想的真正觉醒是在德国哲学的影响之下发生的”[7]。因为在他看来，德国古典哲学的每一个思想家，从康德、费希特、谢林、黑格尔到费尔巴哈，无不在俄罗斯哲学上留下过印迹，因此，“德国唯心主义对于俄罗斯思想具有决定性的意义”[8]（P30）。别尔嘉耶夫的这一断言，无疑揭示了德国古典哲学对近代俄罗斯哲学的产生所形成的深刻影响。
这种影响首先源自康德哲学。康德关于实践理性是“自由”的保障，善良意志的体现是“责任”的道德伦理学思想，在触发俄罗斯知识分子的道义良知、社会责任感、奉献精神，引发他们关于“道德，道德评价以及道德动机，在俄国知识阶层的心目中占据着尤为特殊的位置。如果可以用一个词来评定我们知识阶层的思想倾向的话，我们应该将之称为道德说教”[9]（P161）的感慨，并且不仅是道德的感慨和“说教”，而且在将其付诸实践和行动1的同时，也触发和推动着俄国哲学的伦理学探讨。托尔斯泰从非对抗的根据、律法、在现实中难以实现的原因等角度探讨了其“非暴力伦理学”，尽管他是以基督学说为基础，但所体现的至上道德原则却有明显的康德伦理学“痕迹”。索洛维约夫从善的结构和历程、道德的神性目标和人性基础、生命的道德意义等维度出发，得出“道德哲学的对象是善的概念；道德哲学作为一门哲学学科，它的任务就是阐明由经验所唤起的理性在善的概念中所思考的一切，同时对我们所面临的主要问题——关于我们生命的应有内容或意义问题——作出正确的回答”2的结论时，明显显露出受康德哲学的影响。别尔嘉耶夫的自由精神哲学则指出，“自由”是基于“个性”的“伦理学和精神上的范畴”，它“根植于生存的内部，即根植于精神世界，自由的世界”，并要求区分“表面的我”和“深刻的我”，不为被过分社会化、理性化、文明化了的“表面的我”、“客体的我”所左右，在面对内在的、真实的、生命深处的、主体的“我”时向善去恶[10]（P25-26），这些思想明显地与康德的自由观有着思想渊源。总之，俄罗斯哲学在道德哲学、伦理问题探讨中，对生命价值的重视、对至善意义的追寻、对自由精神的崇尚无不打着康德哲学的烙印。
这种影响还源自谢林哲学。谢林关于“自然整体”是能动的“世界精神”，其能动性和对立统一性是精神的属性的“自然哲学”；关于艺术直观所把握的对象是绝对同一，在艺术直观中达到主观与客观、自由与必然的“艺术哲学”；关于哲学上的绝对同一不是别的，正是基督教神学所说的上帝。上帝不是非人格的概念或本质，而是创造性的有人格的存在，积极的哲学必须斥之于意志，而肯定“神”的存在就必须是以意志所要求的信仰为基础的“天启哲学”[11]（P166），无论对于俄罗斯民粹主义者“批判思维的个体”思想的形成并极力付诸行动3，还是对于俄罗斯宗教哲学的产生，其影响都是明显的。1823年由一些年轻人在莫斯科成立的文学、哲学小组“爱智社”，就在抛弃自启蒙运动以来流行的法国唯物主义的同时，将注意力转向当时对于俄国知识界还很陌生的德国唯心主义。而在所有德国哲学家中，他们最为看重谢林。4可以说，“谢林吸引了斯拉夫主义者”[12]。斯拉夫主义的早期代表基列耶夫斯基、霍米雅科夫，都曾是“爱智社”成员。而“正是斯拉夫主义者意识到，哲学对俄罗斯来说不应仅仅是对西方的借鉴，而是本民族精神文化的必要因素。基列耶夫斯基明确提出要在与西方理性主义不同的‘独特的东正教思维’基础上建立独创的俄罗斯哲学”[13]（前言，P1-2），即俄罗斯宗教哲学。在俄罗斯宗教哲学中，“神人性和上帝的内在性，是俄罗斯哲学家生命体验的结果，也成为他们思考人的生存与命运的思想依据和基本前提”[13]（P214）。这一点，从基列耶夫斯基强调“理性从属于信仰的原则”、“精神完整性与信仰是紧密联系、内在统一”[13]（P11），到霍米雅科夫用“聚合性”指谓“在神之中的自由，向神的自由”[13]（P21），从索洛维约夫“只有以上帝存在和创造、上帝对世界的构想为根据，世界存在才具有‘合理性’或‘意义’”的以宗教世界观为基础的“万物统一”[13]（P111）的观念，到弗兰克“人的精神性之所以是一种真实存在，正是因为人性之中内在地包含着神性”[13]（P214）的观点，从别尔嘉耶夫“最高价值的人性，精神、自由、创造、爱，这些在根本上不是自然人性所具有的，而是来自神的”，“最高的人性是神性”的“人格”定义[13]（P256），到“宗教哲学是伟大的和最后的斗争，为的是争取原初的自由和包含在这种自由中的神的‘至善’”[14]（P22）的观点，等等，几乎所有19世纪俄罗斯宗教哲学家的思想中都有谢林哲学的身影。也正因为如此，别尔嘉耶夫才宣称“我们的第一批哲学家都是谢林的追随者，他们迷恋他的自然哲学和美学”[8]（P30）。
德国哲学的影响还来自黑格尔哲学。尽管黑格尔对俄罗斯哲学的影响稍晚于谢林，但却胜过谢林。对此，别尔嘉耶夫指出，黑格尔被俄罗斯人视为“人类思想的顶峰”，人们认为“在他那里可以找到对世界所有问题的解决。他影响了俄罗斯哲学的、宗教的、社会的思想。他的影响就如同柏拉图对于教父哲学的影响和亚里士多德对于经院哲学的影响”。因此，在别尔嘉耶夫看来，“黑格尔在俄国完成了空前的业绩，其哲学的巨大影响一直保持到俄国的共产主义”[8]（P71）。
不同于谢林哲学对俄罗斯的影响较多集中于斯拉夫主义者，以及由此形成的俄罗斯宗教哲学，黑格尔哲学对俄罗斯的影响则较多地体现在西方主义者中。“如果说谢林的名字和浪漫主义联系在一起，那么黑格尔的崇拜者们多是冷静理性的现实主义者。”[15]但是，黑格尔关于理想注定会变成现实，思维可以转化为存在，并从客观唯心主义出发，运用辩证思维方法解决思维与存在、理想与现实关系的思想1，在引发俄罗斯的西方主义思想家产生改变俄罗斯现实的渴望，激发民粹主义者们从政治、哲学层面上接受了黑格尔主义，从而先是保守解读2继而是激进反映3的同时，也对斯拉夫主义者产生了影响。斯拉夫主义者们因强调俄罗斯历史、民族、文化的独特性而似乎无关于黑格尔哲学，但他们用以论证俄罗斯独特发展道路的理论根据却与黑格尔哲学的“绝对精神”难逃干系。因为，他们正是吸取了黑格尔哲学认为“绝对精神”的发展体现在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民族中，而每一国家和民族都不可能脱离世界历史，都是其发展的不同阶段的观点，从而论证俄罗斯历史、文化的独特性，及其存在、发展的合理性、正当性，以至与斯拉夫主义如影随形的俄罗斯宗教哲学同样没能摆脱黑格尔哲学的“纠缠”。例如，索洛维约夫关于“理论哲学与实践哲学的统一”的“完整知识”理论，尽管是揭示西方哲学“把人仅仅作为认识主体，同时把人之外的世界作为认识客体”[13]（P118）的片面性，但通过这种揭示，索洛维约夫却看到西方哲学仅仅具有理论性质，只包括认识主体所提出的“实有”而缺乏实践主体的“应有”；看到作为西方哲学巨擘的黑格尔，其“凡是合理的都是现实的”命题因没有“任何应有的东西”而无法通过个人活动实现真理和善良，因此将黑格尔限于理性的实践改造功能转化为通过“意志”来克服知与性、思想与现实的实践改造功能。
综上可见，西方哲学中诸如人格、个体、自由、主体等观念，在启发近代以来的俄罗斯思想家们思考民族特殊性与人类普遍性、社会发展道路的独特性与一般性的关系等问题中，对近代俄罗斯哲学产生的影响无疑是巨大的。这种影响甚至绵延贯穿到整个20世纪俄罗斯哲学的历史中。
参 考 文 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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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 付洪泉]
作者：郑忆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