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贸易往来与产业合作的本质是互利共赢。新冠疫情以来，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各国泛化国家安全概念，以莫须有的理由打压中国企业，严重损害了国际经贸关系与合作基础。中国在国际秩序混乱之际，则需清晰辨别利害关系，坚持对外开放路线，摒弃零和冷战思维和意识形态偏见，发展不冲突、不对抗、合作共赢的国际经贸关系。
习总书记在2019年国际进口博览会上指出：中华文明历来主张天下大同、协和万邦，中国将与各国一道共建开放合作、开放创新、开放共享的世界经济，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贡献[1]。在疫后经济复苏期，中国积极建设海南自由贸易港，以实际行动向世界证明，中国开放的大门只会越开越大，将以新一轮高水平对外开放推动全球化，为世界经济复苏注入新活力1。站在历史的新起点，坚持以开放促改革、促发展、促创新，从商品、要素流动型开放向制度型开放转变，以更高水平的开放实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创新发展。
坚持政策方向自信，则需从实践经验中寻找理论基础。出于对深度开放政策的价值与国际产业合作的关注，本文证实全方位开放和产业承接政策对带动内陆区域经济发展的实际影响，通过城市经济统计数据比对，推断区域对外依存度、城市经济开放程度与经济增长率的相关性，为保障区域经济增长动力、协调城市收入差距、坚持“一带一路”建设提供理论依据和道路自信。
一、中国区域经济发展差距与成因
经过长达四十年的努力，中国通过对内改革、对外开放取得了长足的进步，经济总量跃居世界第二。然而，东部与内陆地区发展差距明显，东部地区亟需寻找产业承接地以突破发展瓶颈，而内陆地区则有待实现产业技术升级。我国正值从高速经济增长向高质量发展转型期，加快建立协同发展的产业体系，寻求产业扩张新动力是跨越转型关口的首要任务2。
（一）区域发展差距明显
从长期城市经济统计数据来看，年实际生产总值(GDP)超过万亿元人民币的城市集中在广东、江苏、浙江省和北京3。近年来，围绕在中心发达城市周围的省内地级市，其经济发展速度，普遍超过全国内陆城市。例如，广东省东莞市、珠海市、佛山市、惠州市年实际GDP均超过5000亿元;江苏省内地级市：无锡、徐州、常州、苏州、南通年实际GDP介于5000亿元～1.4万亿元之间;浙江省宁波市、温州市年实际GDP介于4000～8000亿元之间;北京周边城市：石家庄市、唐山市年实际GDP介于均超过5000亿元。相比之下，大多数内陆省份、老工业基地、边疆地区和少数民族地区如：辽宁、吉林、黑龙江、河北、山西、山东、湖南、湖北、安徽、云南、甘肃等，鲜有年实际GDP超5000亿元的城市(除省会城市之外);其中，少数民族居住区域，如内蒙古自治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宁夏回族自治区内城市年实际GDP均在5000亿元以下，介于500亿元～3000亿元之间。内陆城市平均年实际GDP在3000亿元左右，仅为东南沿海发达经济区域的3/5，与东部城市和中心城市收入差距较大。
从描述性统计分析来看，东、中、西部经济发展差距较大的同时，经济集聚现象日益凸显。经济发展水平相似的地区之间趋于空间集聚，且自1992年以后，相邻区域发展依赖性更为显著。此经济虹吸现象说明，中心城市和经济发达城市吸引要素流入能力较强，对周边地区产业配置亦存在较强影响。又因高速发展的交通、通信设施为区域间要素流动提供便利条件，产业集聚效应显著地强化发达地区在全国的主导地位，进一步拉大与内陆落后地区、偏远地区的经济发展差距。
（二）经济发展差距的成因
自20世纪70年代末起，中国沿海地区依赖港口贸易优势，率先获得改革开放红利，全要素生产率长期高于内陆地区。东南沿海乡镇企业快速的生产率提升，成就了中国改革开放初期经济增长;东南沿海城市和部分中心城市依靠大量吸引外资、承接国际生产订单，迅速融入国际分工体系，实现领先全国的飞速经济增长[2]。21世纪初，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出口贸易额激增，形成出口拉动型经济增长模式，制造业密集分布于东南沿海港口区域，东部中、高技术行业产业的密集布局，一方面快速带动东部产业集聚，另一方面拉大与内陆地区收入差距、发展差距[3]。生产率超出全国平均水平的沿海地区和中心城市，吸纳大量就业人口迅速流入，形成较高人口密度、产业规模庞大的主要经济城市。与此同时，中国城市自20世纪60年代起，按行政级别享受不同程度的优惠政策及扶持，要素流入不均加速了区域发展不平衡，并拉大居民收入差距[4]。建国初期老工业基地、边疆地区、革命老区、少数民族地区多地处偏远内陆，日益被隔离在经济贸易网络之外[5,6]。
引领全国各地区、各民族融入世界贸易网络体系，带动内陆地区快速发展，以开放促发展，在发展中不断缩小东、中、西部贫富差距是推动整体社会共同进化、协同发展的有力保障[7]。据此，下文将讨论十八大以来新时期全方位开放政策和国际产业融合对本国区域经济发展的推动作用，并深入剖析开放经济的正向空间溢出效应，以说明自由、开放型经济对带动周边城市协同发展、弥合区域经济发展差距的积极作用。
二、产业承接促发展，以发展促“弥合”
（一）产业承接与技术扩散理论
国内外学者就开放政策有效性、国际产业融合带来正向经济溢出效应等课题展开充分探讨，Edwards[8]在注意到发达国家存在经济开放倾向后，摒弃开放与发展之间可能存在的内生性，仍然坚信开放自由的经济政策有助于本国经济发展假说。Sarkar[9]强调贸易国吸收国际技术溢出的重要性，一旦本国形成自有技术研发体系，国际产业合作将长期推动本国经济发展。
开放带来进步，封闭必然落后4。全方位对外开放与持续深化对内改革，仍不失为推动经济发展的有效国策之一[10,11]。“一带一路”倡议旨在以深度开放、国际产业融合刺激经济增长;不仅被视为区域发展政策，并且是实现“中国梦”的有效途径之一[12]。中国各城市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经贸合作越频繁，城市之间、国际之间要素流动越快，由此产生的空间溢出越明显，贸易繁荣、产业分工细化、市场拓展、区域竞争和开放经济溢出共同引致经济增长[13]。开放经济理论要义指出，自由、开放的经济政策允许生产要素自由流动，资本、技术和劳动力的优化配置、产业规模化和集聚化，均可提高该经济体全要素生产率，最终令辐射半径内区域共享经济发展红利[14,15]。
（二）开放经济的正向空间溢出效应引致发展差距的弥合
区域经济发展、产业协作存在相互依赖性。发达经济体显著带动周边地区经济发展，对邻近区域的扶持和带动作用，即为正向经济溢出效应[16]。从中国整体发展趋势来看，毗邻发达城市的地区，例如，广东、浙江和江苏省内地级市、毗邻北京的石家庄市，明显受到相邻发达城市的正向空间溢出效应影响，其经济增长的速度快于其他地理位置更为偏远的地区。目前，中国各地市场壁垒弱化，国内市场整合加强，加之，高效便捷的通信、物流体系为生产要素和产品跨区域流动提供了便利，区域经济溢出效应显著增强[17]。通过承接相邻发达城市产业转移、产业分工和提供产业配套，落后地区可以迅速模仿先进生产模式、管理方式，提高生产率和管理效率以实现本地区经济快速发展[18]。当然，由于城市初始经济水平、自身禀赋、地理区位、文化习俗的不同，吸引要素流入、构建商业网络、模仿先进技术和产业分工协作的能力亦存在较大差异，因而，不同地区和城市获得的经济溢出红利不同，资源禀赋优越的地区更易于实现长足的发展[19]。
三、开放政策与产业承接带来经济溢出红利
本文通过测量主要城市经济发展指标，列示实际经济增长率、对外经贸频繁程度和开放度，比对产业承接和城市经济发展的相关性，观察城市圈产业集聚现象，试证实开放经济与持续发展、区域经济溢出之间的客观规律，即经济一体化建设对我国不同地区经济发展的推动作用和弥合区域发展的作用。
（一）统计数据与经济测度
本文搜集109个“一带一路”沿线主要城市近15年连续经济观测值，以区域GDP反应经济发展水平，比对全方位开放政策对中、西部城市的发展推动作用[6]。观测对象涵盖一线城市5、直辖市6、计划单列市7、省会城市8和区域经济重点城市9，较为全面地反映了中国各城市的经济实力和国际贸易能力10。
（二）“一带一路”建设带动沿线城市协同发展，缩小城市差距
自20世纪末起，东南沿海城市如，上海、广州和深圳市率先融入全球产业协作体系，从承接加工订单、发展中低端技术制造业开始，逐步缩小与发达出口贸易国之间技术、质量差距，区域经济获得长足发展，稳居城市GDP排名前五位，为我国出口贸易做出巨大贡献11。然而，受要素、资源和技术瓶颈的限束，从产业扩张型经济发展向技术质量型发展转变中，不免诱发实际经济增长率放缓。近7年来，东部地区主要城市实际GDP增长率跌幅不一，有部分城区出现经济发展停滞现象(见图1，虚线框部分)。
反观内陆主要城市近年经济发展速度，十八大以来内陆地区对外依存度、经济发展速率普遍提高，中部地区发展速度高于全国均值(见图2)。自2013年底，“一带一路”建设推动内陆中小城市对外经贸合作进程，中西部内陆城市如，南京、无锡、徐州、常州、武汉、长沙、成都、重庆、昆明、沈阳、长春、哈尔滨、乌鲁木齐等，近7年里，对外经济活跃度明显提高，对外依存度介于1-7%之间，产业扩张带动经济发展速度明显加快(见图2，虚线框部分)，国际行业交流、资源优化配置成为内陆地区发展新动力，产业承接、产业融合建设中部地区经济发展新高地。
2019年，我国进出口总额超过17万亿元，同比增长8.6%;中、西部地区的传统特色商品和资源密集型产业出口总值有所增长，东部沿海地区的高新技术行业出口总额增幅明显;其中，我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进出口总额达4.57万亿元，同比增长11.3%(海关总署)。2018-2019年，甘肃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进出口增长了近百亿元，出口增长率明显加快，同比增长40%以上(甘肃海关)。
可见，内陆通过对东部地区的产业承接、对外深度经贸合作有助于产业技术升级和产业链扩张。鉴于此，实施积极的国际产业融合政策仍不失为促进区域产业发展的有效手段之一。
注：不同色实线代表东南沿海各城市近15年经济增长走势，绿框内显示近年部分港口贸易地区经济增长率为负，经济发展明显放缓。
注：不同色实线代表内陆各城市近15年经济增长走势，绿框内显示近年大部分内陆地区经济增长率为正，经济发展动能显著。
我国发达城市主要集中在华北、华东、华中和西南地区12。经济体量较大、年生产总值1～2.3万亿元的城市包括北京、天津、上海、重庆，集中在江苏省、浙江省、福建省和广东省。改革开放四十年里，区域经济发展呈现较为显著的空间正相关，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城市圈形成稳定高经济增长集聚区[20,21]。
最近5年，中、西部城市快速承接东部城市产业分工、产业转移，沿海城市经济发展对内陆存在拉动作用，内陆城市如，南京、长沙、武汉、常州、徐州、成都、昆明、重庆等与东部沿海城市保持同步经济增长。并且，区域经济溢出作用明显，地处长江上游的重庆与下游上海，首尾呼应，带动长江经济带产业发展。可见，受“一带一路”建设、国际和国内产业融合带动作用，内陆城市如，南京、长沙、武汉、常州、成都、徐州、昆明、乌鲁木齐年实际GDP介于7.5%-11%之间，超过全国平均水平。2019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同比增长6.7%，其中，云南省GDP增速高于全国均值2.4个百分点;陕西省和湖南省GDP增速分别为8.4%和7.8%均快于去年同期(国家统计局)。据国家发改委统计，自2013年以来，我国西部地区经济发展速度明显快于全国平均水平，年增长率达8.8%，年进出口总额增长率为6.4%;通过“一带一路”建设，加强与相邻中亚地区经贸往来，拉动基础设施投资，通过产业融合扩大内需，进一步释放了经济增长活力13。
四、研究结论和对策建议
（一）研究结论
本文分析贸易开放、区域经济溢出对城市经济增长的影响，评估“一带一路”建设近7年来产生的实际效果，得出以下结论：(1)全方位贸易开放与国际产业融合对中国地级市经济增长率的贡献为2.3个百分点。(2)“一带一路”开放经济建设对中国内陆的推动作用大于东南沿海地区。目前，中国东南沿海地区以乡镇企业为主体已完成了初级工业化，从高速经济增长期向中低速高质量发展过渡，而中、西部作为沿海产业转移承接地，存在更大的提升、发展空间，因而，中部和西部的固定资本回报率高于东部。(3)对城市集群的考察结果表明：现阶段，深度开放政策对中心城市的经济推动作用不显著，相反，对于普通中小城市的作用较为显著。
（二）对策建议
中国领土广阔，各地自然禀赋和发展机遇差异巨大，平衡区域经济发展、缩小城市贫富差距、扶持地处偏远的县级市，令各地区各民族共享经济发展成果，对进一步深化体制改革和维持整体社会和谐稳定有积极的现实意义。本文的研究发现有助于检验深度开放政策有效性，缩小区域经济发展差距，协调区域发展稳步有序。为充分利用“一带一路”发展机遇，从持续深化对内改革出发，提出以下建议：
1. 营造具有竞争力的“软环境”，进一步降低“制度性成本”
内陆欠发达地区需杜绝地方保护主义和歧视性政策，以开放的心态、积极的态度和主动的作为，吸引外部企业入驻。地方政府要以精简审批、完善税制为深化改革要义，从税收、投资补贴、精简报批事项等方面，完善中、西部城市、地区产业振兴政策。在国家税收政策允许的范围内，清理规范涉企行政事业性收费，最大限度地降低企业税费负担;为中小企业积极搭建地方融资平台，降低融资中间环节费用;控制本地区工业用地成本、人工成本和商用能源价格，立足长远地引导实体经济健康有序发展。着重解决阻碍企业发展、审批难等突出问题，营造良好营商环境，并提升对企业的服务质量，鼓励参与对外经贸合作、产业衔接和产业分工，积极协助本地企业迅速融入到全球产业链中，通过技术追赶、商业竞争改变内陆地区落后面貌。
2. 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加快孕育经济发展新动能
重视科技研发、创新创造对本地产业发展的重要性，培育、构建科研成果转化体系，令本土企业从模仿、加工向品牌创新、产品功能创造转变，进而实现“内生型”经济增长。我国供需结构性矛盾的根本原因在于要素配置扭曲，一方面要通过强化创新，培育新产业、新产品和新业态，另一方面推进传统产业与信息、智能技术融合，形成产业发展新动能，推动市场供需再平衡[22]。通过搭建产业园区技术共享平台，减低企业技术研发成本;以资源共享、优势互补为核心要义，从知识产权保护入手，针对知识产品新形态，完善数字化知识产权监管机制，鼓励科研创新;开展多方式技术协作与开发，实现以市场为导向、网络分工的科研成果转化模式。以诱导创新、优化要素资源配置，实现供给侧改革;通过支持生产性服务业发展，减低对外技术依存度，以突破性生产性服务引领制造业产业信息化、服务化[23]。
3. 完善地方政府政绩考核制度，鼓励区域协同发展
省内相邻城市地方政府要以“协同发展”为主，“经济竞争”为辅，强化合作意识，正向发挥开放经济红利空间溢出，避免恶性竞争[4,19]。完善地方政府考核制度，考虑偏远地区经济禀赋劣势，从多角度、更公平、更高效地考核地区发展质量，将产业结构调整、淘汰落后产能、城市群健康发展问题纳入考核体系，实施有效地方官员奖惩激励，为提高城市群建设质量和推进大中小城市网络建设提供有力保障14。相邻城市之间的协同发展与产业合作有利于实现区域利益最大化，最终实现城市集群促进中心城市发展、中心城市反哺周边中小城市的良好态势。
4. 扶持西部地区、偏远地区和少数民族集聚区建立资源型产业网络
通过多种政策支持，积极帮扶我国少数民族集聚区域承接东、中部地区资源型产业，令偏远地区和少数民族地区融入到中国经济体系中来，实现发展红利共享、经济果实共享，真正惠及当地民生、生态和社会建设[5]。统筹做好西部大开发工作，既可拓展我国经济发展空间，又可支撑全国经济稳中向好形势;走活西部这盘棋，将为我国实现经济转型升级、迈向高质量发展打下坚实基础15。国家发改委计划围绕“一带一路”建设和乡村振兴战略，开工建设一批交通、能源基础设施与生态环保和民生保障重点工程，大力推进西部地区经济发展16。守住保障偏远困难地区基本生活底线，着力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利用网络互联模式令偏远地区共享优质教育和医疗资源，实现民生不断改善、市场潜力不断释放的奋斗目标。
在新型冠状病毒COVID-19席卷全球，外部局势复杂之际，应着重注意政策措施的可行性。因而，建议重点以区域间产业承接、产业优化升级为主应对外部局势变化，为地方经济发展注入新动力，行稳致远久久为功。
摘要：2020年初新型冠状病毒COVID-19席卷全球,反对国际贸易和主张逆全球化的声音不绝于耳,迷茫之际更应充分认知推进经济一体化的意义和价值,继续坚持新时期改革开放,推进区域产业承接进程,行稳致远久久为功。本文通过检验长期城市经济发展统计数据,探索中国城市开放度、对外贸易依存度和经济增长空间特征,对比分析得出:(1)更为深度的经贸合作显著促进中国大部分城市经济增长,且对中部和西部促进作用更为明显;(2)“一带一路”建设对中小城市的经济促进作用明显,且内陆地区经济增长快于东南沿海地区,佐证内陆地区承接中高技术产业、从资源型产业向生产型服务业转变的潜力巨大。据此推断:以“一带一路”建设为契机,调动内陆地区产业融合、承接积极性,鼓励中心城市经济带动作用,有助于提高中、西部内陆地区和偏远地区经济增长率,实现区域协调发展。鉴于深度开放对经济发展的积极意义,主张在新冠疫情之后仍要坚持改革开放方针,以商品要素流动型开放向规则制度型开放转变,以更高水平的开放实现更深层次的改革。
关键词：疫后经济,产业承接,经济空间溢出效应,区域协调发展
参考文献
[1] 习近平:让“一带一路”建设造福沿线各国人民[J].中国产经,2016(08):4-7.
[2] Wang,X.,Economic Growth Over the Past Twenty Years[M],China:Twenty Years of Economic Reform.ANU Press,2012.
[3] Wang,X.,The Route of Urbanisation in China from an International Perspective[M],Rising China:Global Challenges and Opportunities.ANU Press,2011.
[4] 周业安.地方政府竞争与经济增长[J].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3(01):97-103.
[5] 刘幼迟.新时期我国民族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问题及对策建议[J].宏观经济管理,2017(11):70-75.
[6] 廖功磊,夏青.中国区域经济发展差距的地域演变趋势研究[J].统计与决策,2010(20):116-119.
[7] 赵正永:“一带一路”为陕西开放提供重要历史机遇[J].中国产经,2015(10):60-61.
[8] Edwards,S.Openness,Trade Liberalization,and Growth in Developing Countries[J].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1993(03):1358-1393.
[9] Sarkar,P.Trade Openness and Growth:Is There Any Link?[J].Journal of Economic Issues,2008(03):763-785.
[10] 毛其淋,盛斌.对外经济开放、区域市场整合与全要素生产率[J].经济学(季刊),2012(01):181-210.
[11] 包群.贸易开放与经济增长:只是线性关系吗[J].世界经济,2008(09):3-18.
[12] 卢锋,李昕,李双双等.为什么是中国?—“一带一路”的经济逻辑[J].国际经济评论,2015(03):9-34+4.
[13] 赵银平.“一带一路”:习近平打开的“筑梦空间”[J].中国产经,2016,(10):4-6
[14] 傅十和,洪俊杰.企业规模、城市规模与集聚经济—对中国制造业企业普查数据的实证分析[J].经济研究,2008(11):112-125.
[15] Grossman,G.M.,E.Helpman.Trade,Innovation,and Growth[J].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1990(02):86-91.
[16] Vamvakidis,A.Regional Integration and Economic Growth[J].The World Bank Economic Review,1998(02):251-270.
[17] 盛斌,毛其淋.对外经济开放、区域市场整合与全要素生产率[J].经济学(季刊),2012(01):181-210.
[18] Madsen,J.B.Trade Barriers,Openness,and Economic Growth[J].Southern Economic Journal,2009(02):397-418.
[19] 周黎安.中国地方官员的晋升锦标赛模式研究[J].经济研究,2007(07):36-50.
[20] 熊灵,魏伟,杨勇.贸易开放对中国区域增长的空间效应研究:1987—2009[J].经济学(季刊),2012(03):1037-1058.
[21] 赵奇伟,熊性美.中国三大市场分割程度的比较分析:时间走势与区域差异[J].世界经济,2009(06):41-53.
[22] 杨伟民.贯彻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推动高质量发展[J].宏观经济管理,2018(02):13-17.
[23] 梅冠群.积极构建“一带一路”国际规则体系[J].宏观经济管理,2018(09):13-20+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