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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特色国际经济学论文 篇1：
教育国际化及高校外事工作的目标定位
摘要：从经济全球化、国家软实力建设、教育经济、校本建设四个维度，阐述我国教育国际化及高校外事工作所承载的社会发展意义与担负的历史使命，并将上述四个维度作为参照系，确定了高校外事工作应有的目标取向与定位。
关键词：教育国际化；高校；外事工作
我国的高等教育随着国家现代化进程的不断推进，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是由于我国现代高等教育“后发外生”的基本特征，决定了长期以来我国高等教育国际化水平低下，高等教育参与国际竞争的能力不强。可喜的是，我国以加入WTO为契机，加快了主动参与经济全球化进程这一人类社会发展新格局的步伐。高校外事工作正处于一个跨越式发展的战略机遇期,我们必须审时度势，本着高度的责任感和紧迫感，抓住世界政治、经济格局发生深刻变化、新科技革命及教育改革蓬勃发展的契机,主动融入经济全球化、国家现代化两个大局，争取在拓展我国教育国际化领域、创新教育国际化模式、提高教育国际化成效方面取得新的突破。
国际化视野下的高校外事工作的创新与超越，需要我们观念与思维方式的转变。在新形势下，我国教育国际化必将是个在四个维度上共时发生的且耦合关联的动态过程，因此，这四个维度构成了我国教育国际化目标的定位坐标和参照系（reference frame）。
一、经济全球化维度
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世界经济经历了一场激烈的变革，知识经济及经济全球化的趋势不断增强，并得益于信息技术的恩惠日益强劲，各类教育机构深受其影响。发达国家和新兴的工业化国家的经验反复表明：教育作为一种增长的动源，其战略意义不断提高。
经济全球化意味着资本、生产、管理、市场、劳动力、信息和技术的跨国界流动与配置。信息化和经济全球化的叠加作用，促使全新的国际劳动分工格局的初露端倪。经济全球化迫使各国的教育政策作出相应的调整，在国际化视野中探索既顺应世界潮流，又有助于本国长远利益的教育战略。于是教育国际化战略应运而生。教育国际化意味着培养一大批具有国际竞争能力和知识创新能力的复合型人才，使其在参与国际劳动分工中尽可能取得优势地位，从而成为国家发展的优质“人力资本”。教育国际化是经济全球化的必然结果。笔者深信，经济全球化必然推动教育全球化的进程。
毫无疑问，在经济全球化的时代，教育的封闭与僵化，难逃被时代淘汰的命运。高校外事工作者应有这种国际宏观的视野与广阔的胸怀，以积极的姿态和不断探索创新的精神，从世界经济政治的新格局出发，立足长远，确定外事工作的战略目标，为我国的现代化作出应有的贡献。“有为才能有位”，只有踔厉风发，学校才能在激烈的国际与国内竞争中脱颖而出。
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的高校外事工作的基本立足点至少有下列四个方面：一是积极推动新一轮的教育教学改革，培养具有国际视野和国际认可能力的创新型人才；二是找准切入点和结合点，抢占先机，做强做大学校能参与国际竞争与合作的优势项目；三是加大开放办学的力度，并在开放交流、合作中提升学校的整体实力，推动高校高新技术产业化进程；四是创造能够聚集国际精英人才与科学技术资源的学校环境，使其发挥出创新性知识与技术的孵化效应与溢出效应。
二、国家软实力建设维度
近年来，针对国际上出现的“中国威胁论”等思潮，我国在坚持走和平发展与和谐发展道路的同时，加大了国际公共关系（public relationship）建设的力度，希望通过文化传播与教育输出塑造一个现代文明的国家形象，以赢得国际社会的广泛认同，从而提升我国的国家软实力。这种策略显然是十分明智的选择。当然，注重国家软实力的提升，从更深远的意义上说也是一种对改变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格局的积极应对。诚如有学者所指出的那样，“政治集团判断国家及机构‘力量’标准，正在发生惊人的变化。对于政治集团来说，强有力的军队、官僚体制，这一切在昨天还都是非常重要的支柱。然而今天它们已经严重贬值了。是否有能力调节生产和分配机制与迅猛变化的技术、知识基础之间的关系，正逐渐被看作是反映一国力量强弱的指标”［1］。
毫无疑问，对外汉语教学、留学生教育和在海外成立孔子学院等重大举措对树立、塑造我国良好国际形象，增强中华文化的国际传播与渗透的能力具有积极意义。但从提升国家软实力维度去深入思考，高校外事工作仍有很大的作为空间。良好形象的建立以彼此信任为基础，以理解与被理解为前提。因此，今后在注重对外宣传与文化推介的同时，也应该策划有助学生跨文化相互了解型（mutual understanding Approach）的长期活动项目。尤其是从“他者眼里的我”角度为学生提供关于我国形象的真实全面、丰富的国际信息，激发莘莘学子为国奉献的爱国之心。有意识地培养学生的国际视野，促进国际团结，消除种族歧视，理解尊重他国文化。在文化推介过程中，也要超越仅仅将中华文化定位于传统符号表征（如中餐、筷子、节令、经典等）的层面，将推介展示深入到近代中国社会变革的现代化动态过程中，以信服的证据向国际社会表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历史必然性，让在我国高校工作的国际友人充分理解中国人民在前进道路上的种种艰辛和为人类进步与文明所作出的贡献。
三、教育经济维度
教育，从经济学角度而言，也是一个经济过程，至少是个准经济过程。我们有充分理由相信经济全球化也必然意味着教育市场的全球化和知识生产的全球化。
综观当代世界教育史，不难发现，教育扩张（educational expansion）已成为世界范围内的趋势。［2］伴随着教育扩张过程，发达国家出于防止过度教育（overeducation）［3］和增加教育收益率（rates of return of education）的考虑，制定了一系列鼓励教育机构向国际拓展教育市场的政策，乃至出现了国际教育的功利化导向①（revenue-generating approach），由于西方教育资源的强势地位，长期以来我国充当了优质生源输出国的被动角色。
应当说，随着教育实力的不断增加，我国已具备了参与国际教育市场竞争的初步能力。通过拓展教育海外市场，积极与各类教育机构实行教育合作、教育联合生产（joint production of education），既能提高我国教育机构的边际收益，又能促进教育的国际均衡化，获得先进教育技术引进的溢出效益。②需要指出的是，作为发展中国家的高校，要以科学理性分析的态度，在确认自身在国际教育分层及分工体系中的地位和拥有的特定资源基础上进行灵活多样的合作与交换。改变过去将教育国际竞争视为“零和博弈”的习惯性单向度思维，要以渐进式的市场策略，遵循共享、共有、共赢和公平、公正、公开的合作原则，获得更大的教育市场拓展空间。
世贸组织《服务贸易总协定》第13条规定：凡收取学费、带有商业性质的教学活动均属于教育服务贸易的范畴。它覆盖基础教育、高等教育、成人教育和技术培训。所有WTO成员国均有权参与教育服务竞争。显然，普通高等院校外事部门可以在政府与社会的支持下协同学校相关部门，利用我国加入WTO带来的前所未有的机遇，整合资源，重点突破，将具有一定优势和特色的中国教育服务推向全世界。
四、校本建设维度
尽管在新的历史时期，高校外事工作承担多种历史使命，涉及到社会生活的不同层面与领域，但万变不离其宗。作为一种特定的外事工作，其核心任务依然是借助高校自身的外事平台，在国家的外事法规政策框架内，顺应世界高等教育变化趋势，为学校上质量、上水平、上层次服务。在固本强基的前提下，不断加大对外开放与交流的工作力度，使学校的国际知名度与美誉度、办学效益、管理水平和综合实力得以全面提高，使学校外事工作与学校整体建设工作之间呈现良性互动的局面。
校本建设导向的高校外事工作的基本取向是其他一切取向的外事工作基础。如果高校的办学水平不高，教育质量低下，其教育国际化就失去了可持续发展的动力。事实上，目前制约我国普通高校教育国际化水平的正是高校自身的因素。诚如上海交通大学校领导所说，国内高校与世界一流大学有明显差距，主要表现为在国际学术界的显示度和影响力还不够；具有世界一流大学博士学位的教师少，真正的学术大师寥若晨星；教授能利用自身学术优势与国际同行展开平等学术对话的能力弱；科学研究“强强”联合协作少……这说明，我国高等教育在通用性、交流性、开放性等方面还十分欠缺，还需在推进教育国际化的同时，努力加强自身的内涵建设，在学科建设、师资队伍建设、教学基本建设和制度建设方面向国际先进水平和一流标准努力，力争为学术交流国际化、师资培养国际化、学生教育国际化、教学管理国际化、科研合作国际化奠定坚实的基础。
以校本建设为导向，从事高校外事工作的同志不能仅仅满足于妥善安排好“迎来送往”的接待事务，应加强学习，增强大局意识，进一步拓宽视野，全面提高外事工作科学决策、科学运筹、科学管理的能力，积极主动谋划发展，有计划、有步骤、有重点地引进国外智力资源和优质教育资源，成功的教学模式，先进的管理制度和办学经验。通过注入国际化元素，推动专业改造升级，提升学科建设与科研水平，提高人才培养质量，造就跻身世界前沿的学术大师，使学校办学更具特色，更具生命力，更具竞争力。
值得强调的是，高校在注重教育国际化的同时，不能在开放中失去“自我”，以牺牲高等教育的本土化、民族化和校本特色为代价换取国际化。各类高校可结合区域经济发展、地域优势、民族文化和学科优势确定自身的国际化战略，使教育国际化步入自主创新与对外开放相互促进的良性循环。
参考文献：
［1］教育大百科全书：第1卷［M］.海口：海南出版社，2006：42.
［2］COOMBS P H. The world crisis in education［M］. 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85.
［3］FREEMAN R. The overeducation american［M］. New York：Academic Press, 1976.
（责任编辑朱凯）
Education Internationalization and Target Identifying of Foreign Affairs in Chinese Universities
ZHANG Lixia
(Nanjing Forest Police College, Nanjing 210046, China)
Key words:education internationalization; university; foreign affairs
作者：张丽霞
我国特色国际经济学论文 篇2：
对服务外包热的理性思考
作者简介：韦东（1974- ），女，江苏东海人，南京人口管理干部学院讲师，南京大学经济学院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世界经济学，改革开放理论与实践；刘厚俊（1949-），男，安徽蚌埠人，南京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世界经济学，改革开放理论与实践；李莉（1963-），女，吉林九台人，南京人口管理干部学院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财务管理与金融。
摘 要：在近年我国承接国际服务外包的发展热潮中，存在着一些认识与实践上的问题。我国服务外包业的相对优势与劣势并存，服务外包发展过程中利益与风险相伴。理性思考我国服务外包，我们应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针对实际问题，采取必要措施，着力提高服务外包业的综合实力。
关键词：服务外包；理性；竞争力；策略
近年来国际服务外包迅速增长，并在全球范围不断扩展，形成了继制造业转移后的新一轮世界产业转移浪潮。我国政府非常重视这一机遇，商务部相应启动了“千百十工程”①，各省市也积极响应。然而，在这一热潮中也存在着一些认识上的偏颇与实践中的问题。我们要客观理性地对待这些问题，以实现服务外包业的科学发展。
一、认知：对于服务外包的理解和认识存在偏颇
对服务外包的认识科学与否，直接影响着服务外包业能否健康良性地发展。目前国内对于服务外包的理解和认识存在着一些偏颇，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1.对服务外包概念的理解存在偏颇
关于服务外包的概念，目前尚无统一定义，通常认为服务外包是企业将信息、应用管理和商业流程等业务发包给企业外的第三方服务提供者，以降低成本、优化产业链、提升企业核心竞争力。对这一概念的理解和定性，不同的学者有不同的观点，有的认为是一种新兴的加工贸易或国际贸易方式，有的认为是一种管理模式或者经营方式。当然，从不同角度出发的这些表述都是正确的，但是如果仅停留在单一的角度或层面，或者过于强调某一方面的性质，就容易导致认识上的偏颇。
我们应该透过现象看其本质，全面深刻地理解服务外包。国际服务外包的发展源自于国际分工的演变，因此理解这一概念也应立足于国际分工的角度。我们不能单纯为了外包而从事外包，仅仅停留于拉业务、上项目、多接单、多创收的量的层面。这样会重走传统加工贸易的老路，从“制造加工”落入到“服务加工”的窠臼，我国也仍将继续处于国际分工的劣势地位与价值链的低端环节。通过参与国际服务外包，逐步提高企业的技术水平和创新能力，改善我国在国际分工中的地位，调整和优化产业层级与结构，进而推进经济增长方式质的转变，这才是我国发展服务外包的本质和目的。
2.对产业发展规律的认识不足
目前，各地纷纷成立所谓的软件园、高科园、创新基地等，争做中国的硅谷或班加罗尔，并提出了从“世界工厂”到“世界办公室”，从“中国制造”到“中国服务”跨越的豪迈口号。从沿海到内地，不管条件是否具备，情况是否适合，争相发展服务外包。由于缺乏统一规划，目前我国外包业的布点较为零散，各地在模式选择及策略安排上趋同，存在一定程度的重复投资和盲目建设倾向。这样既容易造成资源浪费，又难以形成规模效应与特色优势，从而影响我国服务外包业整体竞争力的提升。
不可否认，国际服务外包是一次产业发展的机遇，但也要用客观理性的态度来迎接和把握。我们不能超越产业发展的内在规律，仅凭激情和冲动去搞外包，而应依托于制造业基础，结合实际情况量力而行。目前我国尚处于工业化中期，人口众多、需求旺盛的社会经济状况决定了我们必须继续夯实制造业基础，以满足生产生活的各种需要。同时，制造业既可以为服务业提供物质基础，又可为服务业创造新的发展空间，催生诸如研发、物流、售后等外包业态。作为国际服务外包业先锋的印度，近年来也意识到制造业基础的重要性，出台了《印度制造业国家战略》，引导生产要素从服务业转向制造业，以改善其产业结构，拓宽就业渠道；日本也出现了回归制造业的现象，并从2006年重新振兴传统制造业，并认为这是日本未来前进的方向。由此可见，发展服务外包不能脱离制造业基础，否则服务外包将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因此，各地区应科学把握产业规律，协调发展制造业和服务业，因时因地制宜，选择适合自己的产业形态，进行合理的资源配置，避免盲目和冒进，做到服务外包的“有序承接”②。
二、实践：我国服务外包业的发展现状
与国际主导态势之间存在差距
如果把我国放在全球坐标系中，分别从时间和空间的维度加以考察，就会发现我国服务外包业的现实状况与国际主导态势之间存在着差距：总体发展水平滞后、业务层级低端、营销渠道受控、市场分布局限。正视这一现实，将有助于我们对服务外包业做出合理的定位与务实的决策。
1.从时间维度来看
国际服务外包兴起于上世纪80年代，发端于美国，并逐渐扩展至欧洲、日本等地，进入90年代后步入快速增长期。服务外包从最初的信息技术外包（ITO），发展到业务流程外包（BPO）和知识处理外包（KPO，又可视为BPO的高级形式）,近年来BPO的增长速度要快于ITO。当前国际服务外包的业务领域不断拓展，对知识水平和技术创新的要求也不断提高，正在从IT基础模块外包发展到应用系统外包，从部分运维外包发展到整体运维外包；从基本的呼叫中心、支付流程等程式化服务，发展到复杂的研究开发、数据分析、风险管理等服务；从单一的技术外包发展到复合的业务外包，涉及到财务流程、金融保险、人力资源、公共关系等多个层面。
我国在2000年左右才开始关注服务外包，真正重视和发展起来也只是最近几年的事情，比起世界先进的外包国家至少要滞后10年。由于起步较晚，目前我国的服务外包业水平仍处于初级阶段，行业总体成熟度不足，技术水平和创新能力较低，承接的主要是应用软件开发、数据处理、呼叫中心等标准化的劳动密集型业务。在我国外包业的结构中，ITO占据主导地位，BPO和KPO所占比例较少；ITO中又以软件外包为主，BPO中又以客户服务为主；所从事的业务多为程式化、低附加值的基础外包，高科技、创新型、复合型的高端外包业务较少。
2.从空间维度来看
（1）全球发包国目前主要集中于美国、欧盟、日本三个地区，美国约占业务总额的2/3，欧盟和日本约占1/3。由于地缘关系、文化传统、商业习惯等因素的影响，发包国在选择承接国时存在着区域偏好。日本受其民族文化的影响，外包组织结构呈金字塔型，由发包公司、总承接商、二级、三级承接商构成，总承接商一般为本土的大公司，在选择分包商时，较为注重熟悉的渠道和稳定的关系，由于地理、文化的接近性，日本经常选择我国公司作为承接方。欧盟则不同，为了维护其整体利益，经常优先选择内部成员国作为承接方，还设有专门机构对外包进行统一管理，对外包的法律限制条款较多，对承接方的能力及适应性要求也很严格，因此短期内我国对欧盟市场的拓展难度较大。美国较之于欧盟，虽然各类限制较少，对外发包的业务量也很大，市场进入机会相对较多，但是美国对英语应用水平、承包公司资质、知识产权保护的要求却很高，而我国在这些方面与印度相比显然差距较大，因此很难取代印度成为美国的理想承接国。
（2）从承接国来看，按照竞争力的强弱，可将全球服务外包承接国分为三个层次：优先承接国为加拿大、印度、爱尔兰、俄罗斯、菲律宾；第二承接国为澳大利亚、新西兰、中国、马来西亚、墨西哥、西班牙；第三承接国为中东欧、印度尼西亚、以色列、泰国、巴西、埃及、巴基斯坦、南非。综合来看，我国外包业的总体实力尚不在优先承接国之列，处在第二梯队，与先进国家相比还存在一定差距。从单项指标来看，我国的优势也不明显，例如，新加坡、澳大利亚的产业环境更好，菲律宾、越南的商务成本更低，印度、爱尔兰的人才素质更优。另外，作为全球承接国最为集中的区域，亚洲承接了全球45%的外包业务，因此我国与周边国家之间也将存在着激烈的竞争。
（3）作为发包国与承接国的纽带，跨国公司在我国扮演着特殊的角色，发挥着双重影响，既是我国承接海外业务、进军国际市场的桥梁，同时又在通过各种方式加强对我国的渗透和控制。虽然近年来我国服务外包业增长很快，但从事的多属于国内业务，直接、独立承接的国际业务较少，大多是通过跨国公司在华分支机构如研发中心或是全球服务中心，进行间接地转包或者分包，例如微软、HP等就将其自有项目或外包业务再转包给我国公司。与此同时，跨国公司如美国的EDS、IBM，印度的TCS、Infosys等，纷纷在华注资、多点布局，大量招聘人才，争夺市场份额；或者与国内公司结成战略伙伴，如微软与中软国际、宝信软件、神州数码、浙大网新、山东浪潮等多家公司开展全方位的合作，提供技术平台与人才培训，增加业务往来，借此加强对我国市场的控制，这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我国本土外包企业自我成长和海外拓展的步伐。
三、比较:我国服务外包业的相对优势与劣势并存
明确了我国在全球服务外包中的位置，我们将进一步分析影响和制约我国服务外包业竞争力的因素。通过中印之间的比较，可以发现我国服务外包业的相对优势与劣势。
印度堪称国际服务外包业的典范，占有全球ITO及BPO市场40%以上的份额，全球外包100强中有20家印度企业入选。③印度外包业连续多年快速增长，有着较高的行业成熟度。但是印度的二元经济特征，滞后的基础设施建设，固有的社会矛盾以及时有发生的地区冲突，影响了印度外包业行业环境的安定性。同时日益增长的人力成本，加之金融危机的冲击，导致近年印度外包业的增速有所放缓，就业人数及行业利润率下滑。
较之于印度，我国的优势条件在于：社会环境稳定，经济持续增长，基础设施完备，国内市场广阔，人才储备较多、成本较低。依托于良好的国内条件，借势于国际外包的大潮，近年来我国服务外包业得以迅速增长。但是在跨国公司大举入华，竞争日趋激烈的今天，外包业的重心不仅是单纯量的扩张，而要转向综合竞争力的提升。目前我国外包业的竞争力还比较弱，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企业规模较小
规模是外包企业实力的直观体现，意味着企业技术水平和交付能力的高低。发包商在选择承包商时，非常重视企业的规模，因为一定的规模既能增强发包商的安全感和信任感，也是承包商持续生存和拓展市场的条件。我国最大的外包企业东软集团，员工约有1万余人，2008年营业收入约为5亿美元，而这仅相当于印度10年前的规模水平。目前我国规模过亿的企业尚不足总数的5％，企业年人均创收仅为1-2万美元；而印度规模达10亿美元以上的企业已超10个，企业年人均创收约5万美元，其中最大的外包企业之一Infosys的全球员工约有10万人，年营收超过30亿美元。同时，印度外包企业主要集中于班加罗尔、海德拉巴和孟买，形成了产业集聚，其中前10%的大公司占有了90%的市场份额，这既带来了规模效益，也带动了相关产业的发展。
2.资质水平不高
与外包企业相关的国际认证包括CMM，CMMI，PCMM，ISO027001/BS7799，ISO20000，SAS70等。④其中最主要的是CMM，CMM分为五个等级，等级越高表明企业的开发管理能力和国际竞争力越强，这已成为发包商进行风险识别和企业评估的通用标准。目前我国软件企业中仅有少数获得CMM4或CMM5的认证，而印度软件公司中达到这一标准的则较多，这表明我国外包企业在项目质量管理的规范性和成熟度上实力较弱。
3.人才供求存在缺口
以软件人才为例，虽然我国每年有大量的高校毕业生，但由于实习机会较少，理论与实践相脱节，导致实际操作技能较差，一般还需经过6-12个月的培训才能上岗。目前我国软件人才的结构呈橄榄形，中层的软件工程师相对过剩，而基层的软件编程人员数量不足，高端的系统设计师和软件架构师更是严重短缺，那些懂外语善交流的国际型人才，兼具技术与管理能力的复合型人才就更为稀少。因此，尽管我国外包人才储备的总量较大，但由于缺乏实践能力，结构不够合理，人才的供求之间仍然存在较大缺口。而印度通过国内多层次的培养体系与海外学习锻炼，经过多年积累，现已拥有优质的外包人才队伍，各层次人才齐备，且实践能力强，复合型、国际型人才充足。
4.营销能力欠缺
目前国内企业的营销理念比较落后，缺乏国际行销经验。大多习惯于通过价格战等传统方式参与市场竞争，经营偏重于业务数量的扩张，而忽视了服务质量、业务创新与品牌塑造；不熟悉海外市场的特点，不善于市场细分和定位；缺乏稳定的客户资源和成熟的营销网络，外包渠道多为跨国公司所控制，独立拓展海外市场的能力有待提高。而印度外包业既具有价格优势，又以重视质量和服务的各个环节而著称，在保有美国外包市场60%份额的基础上，还积极地向欧洲、日本、中国等地进军，通过启用当地人才、设立研发中心、投资收购等灵活方式绕开贸易壁垒，不断向海外渗透扩张。
四、辩证：服务外包发展过程中利益与风险相伴
通常认为，服务外包可以降低发包方的成本，减少管理环节，进而提高企业的核心竞争力；同时由于行业能耗低、污染少，技术含量高，又可以促进承接国产业结构的升级，因此各国竞相发展。但是这一潮流中也是利益与风险相伴、机遇和挑战并存，一些不利因素和负面效应影响着服务外包的持续、稳定增长。
发包方与承包方之间是相辅相成的互动关系，发包方的客观经营状况与主观发包意愿从源头上决定了承包方的业务数量和发展规模，而承包方的诚信度和履约情况又反过来决定了双方继续合作的可能性。同时，双方在文化传统、商业惯例等方面的异同也影响着服务外包的顺利进行，如果交流不畅、难以融合，也会给服务外包带来无形的障碍。
从外部环境来看，当发包国经济繁荣时，对外发包的业务量就多；当其经济萧条时，发包业务量就会相应减少。例如，由于金融危机的影响，美国政府采取保护主义政策，为保护本国就业，对外减少了外包业务，直接导致印度（美国最大的外包承接国）的外包业遭受重创，这也反映出服务外包业的依赖性和脆弱性。
从内部管理来看，外包中出现的一些负面效应也引起了人们对外包实际效能的质疑和反思。Michael Skapinker认为，外包并不意味着管理的结束，而是另一种管理的开始，这甚至比内部管理更加困难，因为不能借助于企业惯用的内部奖惩手段，发包方将很难实现对承包方的有效激励与控制。以美国两大零售巨头为例，凯玛特曾将其物流业务外包出去，虽然短期内降低了运营成本，但由于业务长期失控反而使公司的总成本大幅上升；而沃尔玛则自建配送中心，拥有包括通讯、车队等设施健全的物流体系，不仅有效地控制了成本，而且成为战胜凯玛特的重要因素。由此可见，外包并不必然等于效率或效益的提高，而是可能伴随着一些管理的风险和难度。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成本的控制
在我们的印象中，外包最直接的好处就是可以降低成本，但有调查表明，外包并未带来明显的成本缩减。Michael Porter认为外包成了赶时髦的行为，企业本希望借此削减成本，但往往事与愿违，因为习惯于依赖外包后，发包方逐渐对原有业务失控，承包方会逐渐占据议价的有利地位，如果承包方中途加价或者续约抬价，那么成本就会增加。根据科斯的理论，成本问题的关键就在于外包前后费用的对比，如果企业外包后的费用小于外包前内部的相关工资开支，那么外包是划算的。但是外包除了业务本身的成本之外，还会附带发生一些费用，比如联络沟通、谈判签约、调整维护等的支出，这些项目加总后往往导致企业外包后的总成本不降反升。
2.质量的把握
服务外包经常涉及软件问题，它不像是硬件看得见摸得着，因此服务的质量很难衡量，最终的效果和满意度就更难测度。目前业内尚无公认的服务质量评估和考量标准，一般只能通过双方订立的合同进行约束，但由于事前合同不可能预见到所有问题，也不可能载明所有细节，因此如果承包方责任心不强或者交付能力不足，就必然影响到服务的质量和发包方的利益。
3.知识产权的保护
服务外包的技术含量较高，所涉及的知识产权问题也较多。如果发包方对此管控不严、保护不力，承包方缺乏商业道德，或者行事不谨慎，就可能导致各种信息外泄和知识产权纠纷，例如，企业经营方案、客户资料、技术数据等商业机密的泄露，专利侵权、商标盗用等事件的发生，都可能会给发包方带来不可估量的损失。
4.企业的应变创新
一般认为，企业将非核心业务外包出去后，就可以节约人财物力、集中精力提高核心竞争力。然而有时却很难界定某项业务是否核心、关键，例如企业经常将“客户服务”外包出去，以便专注于技术和生产，但是在顾客至上、市场导向的时代，把握市场走向及客户需求往往要比产品和技术本身更为重要。虽然承包方也会按约例行提供一些信息，但由于二者的根本利益不同，出发点不一致，信息的实际价值也会大打折扣。缺乏直接的客户交流和及时有效的市场信息，企业将难以在竞争中灵活应变。短期看企业失去的可能只是某些商机和利润，但长此以往企业将失去探索市场、锻炼人才的机会，研发原动力以及内部学习的机能逐渐减退，环境应变力及资源整合力相应弱化，最终影响到企业创新能力的提高。
综上所述，在服务外包的实际运作中，由于外部环境的变化和内部管理风险的存在，使得发包方可能会缩减发包业务量甚至停止外包交易，订单的减少将直接影响承包方的生存和发展。只有那些能够适应环境变化、及时调整经营思维、积极配合发包方需求、有效降低成本、提高交付质量的承接商才能在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并实现双方的合作共赢。
五、科学发展我国服务外包业的策略思路
理性地看待服务外包是为了促进其更好地发展，我们应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结合我国的具体情况，把握其中的关键环节，政府企业共同努力，铸造我国服务外包业的综合实力。主要策略思路如下：
1.循序渐进发展
在科学理解服务外包内涵，遵循产业发展规律的基础上，我们首先应克服急功近利的做法，制定循序渐进、切实可行的发展规划。微软首席技术官克瑞格•蒙迪也曾建议中国不要看中短期的服务外包，而应放眼长远，提高软件和IT能力，进而带动各行业的发展，走出不同于印度模式的中国道路。从目前来看，我国应从基础的ITO做起，逐步向BPO和KPO过渡；从产业链的低端发展到高端环节；从单一业务发展到复合业务，循序渐进地提高企业的资质水平与交付能力、扩展海外市场份额、提升服务外包的层级、培育品牌信誉度，逐步做大做强我国服务外包业。
2.提高管理水平
目前我国涉及服务外包的管理机构包括商务部、工信部、科技部、海关总署等多个部门，权力分散、多头管理，影响了工作效率；还有一些地区性的行业机构，也多为务虚性质的，实际功能并不强。因此，我国亟需组建具有实际协调和管理职能的全国性统一机构。同时在具体管理中，还应保持外包政策的可行性、透明性与稳定性；尽量简化办事环节和审批手续，提高行政效率；增强政府服务意识，建立公共服务平台，为外包企业提供信息共享、技术交流及人才培训的便利条件。
3.优化市场环境
为促进我国服务外包业健康地发展、提升行业整体竞争力，需要创建和维护统一有序、公平竞争、开放规范的市场环境。为避免地区间的重复投资与恶意竞争行为，可由中央进行统筹协调，把关审批各地区的项目规划。健全有关服务外包的法律法规，有效保护各类知识产权；⑤制订统一的行业标准，规范外包操作流程，严格控制服务质量，监督合同履行情况。适当放宽市场准入条件，按照世贸组织的要求，逐步扩大服务业的开放度；同时增强企业防范风险和应对摩擦的能力，以适应复杂的国际市场环境。
4.落实资金支持
资金支持对于外包企业来说至关重要，可以从三个方面加以落实：（1）财税方面。政府可以加大财政资助力度，设立服务外包专项资金，鼓励企业进行研究开发、资质认证及市场拓展等相关活动；适当减征企业所得税，免征营业税，并给予关键人才以一定的个税优惠。（2）信贷方面。由政府出面为中小企业担保，并进行贷款政策倾斜，适当增加融资额度，以缓解其资金压力。（3）利用外资。适当放松服务业准入限制和外商参股比例，灵活运用收购兼并、风险投资等方式，吸纳外资注入我国外包企业。
5.培育人才队伍
国家应制订统一的评价标准，以便于对外包人才进行考核和聘用；逐步建立起多层次的培养体系，高校、职校与海外培养相结合，低中高层次合理搭配，有效保证外包人才的质与量；通过“订单式”的短期培训，增强外包人才的实用性与针对性；实行灵活的用工与薪酬方式，如弹性工时，绩效工资、协议工资等，以便充分利用时间，发挥人才能量，提高工作效率；注重软技能和综合素质的提升，培养具备开放思维、交流技巧及团队精神的外包人才队伍。
6.积极开拓创新
在稳固国内市场、保持日韩市场的基础上，积极进军欧美市场，并且适应不同地区的特点，采取差异化的营销策略；注重质量管理的稳定性与可靠性，增强发包方的安全感和信任感，以建立长期合作共赢的业务关系。同时，以市场为导向，加强产学研联动，推动科技成果的转化与应用；鼓励企业进行自主创新，拥有自主知识产权，打造自主品牌。通过市场外延的拓展与业务内涵的创新，不断提升我国服务外包业的竞争力。□
注 释：
①“千百十工程”是指十一五期间在全国建设10个具有一定国际竞争力的服务外包基地城市，推动100家世界著名跨国公司将其服务外包业务转移到中国，培育1000家取得国际资质的大中型服务外包企业，并实现2010年服务外包出口额在2005年基础上翻两番。
②十一五规划纲要中提出,要建设若干服务业外包基地,有序承接国际服务业转移,转变对外贸易增长方式。
③依据国际外包专业协会（IAOP）2009.2.18.在其官方网站上公布的2008年全球外包100强名单资料。
④中文含义分别是：开发能力成熟度模型认证（ＣＭＭ）、开发能力成熟度模型集成认证（ＣＭＭＩ）、人力资源成熟度模型认证（PCMM）、信息安全管理标准认证（ISO27001/BS7799）、IT服务管理认证（ISO20000）、服务提供商环境安全性认证（SAS70）。
⑤世贸组织要求其成员国必须保护的知识产权有七项：版权、商标、发明专利、外观设计、地理标记、半导体集成电路设计、商业秘密。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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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浩 宇
作者：韦东 刘厚俊 李莉
我国特色国际经济学论文 篇3：
中国医药企业国际化特征分析
[摘要]本文基于战略组的视角，将选择的31家医药企业划分为4个战略组。通过对战略组以及从战略组中选择的典型医药企业的分析，总结了在新的时代背景下我国医药企业在国际化进程中的特征。尽管从总体上看，我国医药企业国际化还处于初级阶段，但少数医药企业已经具备了向纵深层次国际化经营拓展的能力。日趋多元化的国际化策略将推动我国医药企业的国际化进程。
[关键词]医药企业；国际化；战略组
一、导论
战略组(strategic Groups)这一概念介于行业整体分析与企业个体分析之间，将某一行业中的企业分成特征不同的群体加以研究。行业内战略组被视为研究企业竞争战略的有效工具，通过战略组的分析，按照行业内各企业战略地位的差别，把企业划分成不同的战略组，并分析各组间的相互关系和组内的企业关系，从而进一步认识行业及其竞争状况。战略组构建了在行业整体与企业个体间一个有益的中间分析框架。战略组概念自从被Hunt(1972)提出以来，在战略管理和产业组织经济学研究中引起了广泛的关注。战略组已经应用于各类行业的研究，如美国的保险业、制造业，也包括医药企业在内。Cool和Schendel(1987)对美国医药产业1963—1982年的相关数据进行了分析。Bogner、Thomas与McGee(1996)分析了欧洲医药企业进入美国医药市场的策略选择。Thomas和Venkatra，man(1988)认为战略组并没有一个统一的理论，一般来说战略组具备三个标准：一是每个战略组成员遵循相似的战略；二是战略组成员之间比非成员之间更相似；三是成员企业对外部的机会与威胁的反应将相似。因此，战略组研究的第一步就是要确定划分战略组所需要的战略维度。选择不同的战略维度，将会得到不同的战略组。
近30年来，我国医药工业增长速度一直高于国内生产总值，成为国民经济中发展最快的行业之一。据商务部统计，目前我国已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原料药生产国，维c、青霉素工业盐、扑热息痛等大类原料药产量居世界第一，制剂产能居世界第一。我国药品市场地位不断提升，占世界药品市场的份额由1978年的0.88％上升到2008年的8.25％。近年来，我国已有越来越多的企业获得了进入国际市场的通行证，部分医药企业通过了欧美原料药和GMP认证。我国凭借其医学科研基础和临床试验资源，不断承接国际药品研发外包。一项调查结果显示，目前我国承接的国际药物临床试验数量已跃居亚洲第三位。可见，我国医药企业在国际化方面取得了一定的进展。与此同时，我国药品出口额仅占全球药品出口额的2％。在全球新一轮医药产业转移的推动下，跨国医药企业在新兴市场的投资行动愈加频繁，其深度和广度也在不断拓展。在新的时代背景下，需要我们深入掌握分析我国医药企业的国际化状况与问题。
二、研究方法与数据
(一)研究方法
本文以战略组的方法来探讨我国医药企业的国际化战略特征。通过一系列战略维度的定位，根据获取的相关数据，依据组的内部具有“最大的相似性”和各组之间具有“最小的相似性”原则，划分为不同的战略组。
根据上述思路，结合我国医药企业国际化的特征以及相关的文献综述，确定适当的战略变量，形成不同的分组，进而分析出我国医药企业的国际化特征所在。在此基础上，从战略组中选择典型的医药企业，深入探讨我国医药企业国际化进程中的关键变量。通过这种定量与定性的研究，较为完整地了解我国医药企业的国际化状况。
(二)数据的收集与案例选择
我国医药生产企业包括原料药、制剂生产企业与医疗器械生产企业。文中关注的医药企业主要是原料药与制剂生产企业。截至2008年底，全国实有原料药和制剂生产企业4749家。研究中以2008年我国制药工业百强、我国药企百强名单为依据，其中排除了在华的大型跨国制药公司、集团公司与其子公司的重复部分，以及未能有效收集其国际化相关信息的医药企业，最后选择其中的30家企业(集团)为战略组分析的依据。此外，考虑到新兴高技术企业的规模，虽然没有进入到我国药企百强名单，但这些企业的国际化发展路径具有一定的代表性，所以在我国医药企业百强名单之外。还补充了我国的高技术医药企业1家。
(三)变量的选择
在战略组的维度变量的选择上，参照了已有的医药企业战略组的研究，以及我国医药企业实际状况与国际化变量的可获取性，最后选择的变量如下：
1、R&D投资强度
R&D视为医药企业在国际市场竞争的重要因素。我国医药企业产品创新和研发能力还处于较低水平，研发资金投入不足。我国医药企业新药研发投入平均只占销售的1％左右，发达国家生物医药行业研发投入占产值的比重都在10％以上。较高的R&D投资强度是一个开辟新产品与进入发达国家市场的指示。
2、新化学实体与新药开发
创新研发是医药企业生存和发展的生命线。支撑医药行业快速发展的主动力就是发达国家不断研制开发的各种新药。新药研发是一个高投入、高风险、长周期的系统工程。从选题立项，到临床前研究，再到临床试验的实施、药效和安全性评价、最后申报生产、药品上市推广，其中任何一项失误都可能导致整个项目的失败。近年来，新的化學或生物实体研发过程成本上升，2006年新的化学或生物实体研发费用高达13.18亿美元，约为1975年的10倍。目前，我国自主创制、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一类新药品种极为有限，自主创新能力的强弱也将成为我国医药企业在全球竞争的重要支撑。
3、低附加价值产品的出口
我国原料药产业的崛起为下游制剂国际化提供了可能。发挥在全球医药制造业中的成本优势，我国成为全球医药产业链中的一员。按照医药制造业产业升级的路径，经过多年原料药的国际化，对我国制剂出口也将产生积极影响。原料药的出口份额及其在企业销售收入中所占的比重将反映出企业在国际化产业链条中所处的方位。
4、集中关注发达、发展中国家的市场
在进入国际市场的过程中，必然面临“走出去”的区位选择问题。按区位进入顺序的不同，一种是循序渐进、逐步拓展模式，即不断积累资源与经验，先易后难；另一种是跨越开拓模式，即先占领高端市场、再顺势而下，先难后易。此外，还有一种是多元区位组合模式，实行对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区位的逐渐渗透。三种区位模式本身无所谓优劣，但优先区位的选择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企业所具有的相对优势、国际化战略动机及其所处的国际化阶段。
5、制造、研发外包
随着成本、研发压力的加剧，合同制造外包(contract Manufacture Organization，CMO)、合同研发外
包(Contract Research Organization，CRO)已經成为大型制药企业国际竞争中的一个重要元素。通过承接海外生产、研发外包订单，可以加快我国医药业的国际化步伐。因而，也将CMO、CRO在我国医药企业业务中所占的比重作为划分战略组的指标之一。
三、分析与发现
依据上述选择的变量，对我国医药企业国际化特征进行分析，可以划分为四个战略组，分别表述为：
战略组1：由20家医药企业构成，海外市场销售额在总体销售收入中占较小的比重。在其出口收益中，主要以原料药为主，出口主要集中在少数几个国家与地区；新药申请很少，没有新化学实体药的研发；制造、研发外包收益占较小的比重；平均R&D程度在这些战略组中处于低水平层次，在销售收入中所占的比重低于3％；其国际化竞争主要体现在成本优势上。可以将其称为国际化进程中的初试者。
战略组2：由5家中医药企业构成，依托我国传统医药的优势，在全球视野下，建立特色的研发、制造、营销模式。海外市场销售额在总体销售收入中平均达到10％以上；出口遍及数十个国家与地区；注重科研能力对传统医药的改造，R&D强度较高，平均约占销售收入的6％；在推动中药现代化与国际接轨的过程中，突出了自身的品牌影响力。可以将其称为国际化进程中的传统医药优势的拓展者。
天士力以现代中药研发和生产开始，2008年实现年销售额66亿元，海外销售额约为总销售额的10％。通过符合世界药品应用标准的检测程序和产品，目前已进入非洲、欧洲和美洲等16个国家及地区的主流医药市场，主要产品在34个国家和地区进行了商标注册。
天士力集团每年科研经费约占销售收入的10％左右。国际申请PCT专利30件，其中有15项在20多个国家和地区获得授权。与国内外著名大学和研究机构进行广泛的产学研合作。
天士力通常以一个主导产品拓展国际市场。确立了从发展中国家向发达国家拓展的方式，形成了以马来西亚、韩国为中心的亚洲区；以荷兰、法国为中心的欧洲区；以美国为中心的北美区；以南非、尼日利亚为中心的非洲区；还有“一点”即俄罗斯。
战略组3：由5家医药企业构成，这些企业在全球的原料药领域占有重要地位，其海外市场销售额在总体销售收入中占较大的比重；出口遍及多个国家与地区，在出口收益中，原料药出口仍占一定比重；注重美国、欧盟等一系列国际认证注册，其新药申请占企业药品种的一定比例；平均R&D强度较高，研发投资占销售额的5％以上；注重科研能力的全球整合，增强了与其他国家科研机构与企业的合作；更加融入全球产业链，分享全球药企生产和研发大转移的优势，合同研发制造在总收益中占有一定比重；在具备传统国际化竞争优势的基础上，开始由原料药的出口、OEM、COM等形式转向关注国际高端医药产品，注重对成药、新药、专利药的研发。围绕实现国际化战略，提高企业自主创新能力，在原有的原料药及化工中间体优势的基础上，形成新型制剂、新型专利药以及特色原料药等具有高技术含量、高附加值的产业链，使企业国际竞争力增强。可以将其称为国际化进程中的探索者。
2009年石药集团实现销售收入106亿元，出口创汇达4.5亿美元。已发展成为我国最大的“化学原料药生产基地”和“综合制剂生产基地”之一，产品销售遍及全国和世界六十多个国家和地区。
石药集团启动了多项国际认证及国际注册工作，取得了进军欧美等国外高端市场的通行证。建设中的石药工业园，全部以美国FDA和欧盟COS为标准，目标瞄准欧美国际高端医药市场。石药集团与美国尤尼金实验室公司合资建设生物技术的高科技药品。通过借力美国研发外包机构，加强在研一类新药的临床注册工作，成为国内首家在美国做专利新药的公司，为我国医药企业真正实现国际化开创了一条新路。
战略组4：由1家企业构成，海外市场销售额在总体销售收入中占较大的比重；注重科研能力，平均R&D强度很高，与国际平均水平接近。主要业务集中在产业链较高端的一类服务外包业务——研发外包。与跨国公司合作，通过与海外CRO共同建立研发机构，或者直接跨入成熟市场收购国外企业，实现技术升级。可以将其称为新兴国际化企业。
药明康德新药开发有限公司于2000年12月成立，是全球领先的制药、生物技术以及医疗器械研发外包服务公司。目前，全球排名前20位的制药企业中19家成为了药明康德的客户。2008年，药明康德完成了对美国生物制药和医疗器械服务供应商AppTec实验室服务公司的收购，使药明康德能够迅速获得生物服务产能及专业技术，掌握重要的美国业务，并扩大其客户基础及市场规模。
四、讨论
(一)从国际化战略实施过程中的竞争能力来看，以上战略组体现了我国医药企业国际化竞争能力的不同层次
战略组1主要基于现有的资源实施国际化战略，关注企业已有的低成本产品，依赖传统的生产技术，嵌入跨国公司的产业价值链低端，将产品打入与本国市场环境类似的另一些海外市场。他们的国际化竞争力多基于自身生产的低成本，供给的主要是附加值较低的原料药，很容易被模仿替代，陷入竟相仿制、恶性竞争的怪圈。
而战略组2、3、4中的医药企业积极、系统地获取、开发一系列新的能力，研发新产品，拓展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的市场。或者说，除了开发类似市场之外，还积极地探索，开发新的产品，或进入新的发达国家市场。这些医药企业最初以发展中国家打开市场，并以原料药、非专利药进入发达国家市场，不断增强自身的竞争能力。探索型医药企业、新兴医药企业可以是市场开发者，也可以是新产品的研发者，开展对外直接投资或跨国并购，在发达国家设立研发机构，积极追踪世界先进的药物研发技术，掌握新药研发的最新动态，整合全球制造研发资源。这些企业更能获取新的能力，具有可持续竞争的优势。包括那些新兴医药企业，通过其在整个价值链获取价值能力由低到高，最终将出现全球性医药企业。
(二)从国际化的整体战略过程来看，以上战略组体现了我国医药企业海外经营战略步骤的“连续”、“渐进”性
1、从企业跨国经营方式的演变看，通常的类型是纯国内经营一通过中间商间接出口一直接出口一设立海外销售分部一海外生产。我国医药企业进入国际市场的具体模式包括：出口、合资、制造研发外包、设立子公司、跨国并购、许可等。从以上四个战略组来看，我国大多数药企进入国际市场主要依赖的是原料药出口，而在国外设立子公司、跨国并购或进行专利技术许可等方式较少涉及。
我国医药企业已经涉足CMOs、CROs，但医药外包市场起步较晚，尚处于初级阶段，还没有形成一定规模。由于我国生产和人力成本相对低廉，目前的研发成本尤其是临床研究阶段的成本比较低廉，同时又拥有大批受过欧美专业教育的人才，知识产权保护也日益规范，这些都对欧美企业形成了极大的吸引力。在全球医药制造中心向亚洲转移趋势的带动下，可以预见我国医药企业将会以外包的形式，更广泛地参与国际分工与协作，融入全球医药产业链。
2、从企业市场范围扩大的地理顺序看，通常是本地市场—地区市场—全国市场—海外相邻市场—全球市场。我国医药企业进入国际市场的区位选择主要集中在亚洲、欧洲和北美洲，其中亚洲稳居第一。从出口目的国或地区看，美国、日本、印度、德国和韩国占据了我国对外出口46.7％的市场份额。制剂的出口主要集中在亚洲、非洲。而市场范围扩大的地理顺序基本遵循着发展中国家到发达国家，从非规范市场到规范市场的拓展原则。
总体来看，目前虽然已经出现了一批初步具备国际化经营条件的企业，但与国外大型医药企业相比，我国医药企业国际化经营水平尚处在初始状态。少数医药企业集团产品在国内有很强的竞争力，部分产品在国际市场上有一定竞争力和优势，已具备了向纵深层次国际化经营拓展的能力，但是要成为全球性大型跨国医药企业，以全球市场为坐标制定企业战略规划，还需要进一步发展。多元化开拓国际市场将成为我国医药企业国际化拓展的必由之路。
作者：王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