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化企业一出生往往都远离城市和人群, 遗憾的是它们因为体量的庞大, 吸引人群慢慢靠拢。然而, 人群的聚集给石化企业带来了灾难, 人群也因靠得太近而受伤。
随着经济发展与民众环保意识的增强, 化工企业逐渐遭到人群的嫌弃, 上海、南京等城市的化工企业已开始了搬迁工作。搬到哪里去?搬迁是否可以解决化工企业带给城市的困扰?若驻守, 石化企业又该如何更好地与城市共存?
天津不是个案
当人们还沉浸在天津港的爆炸中惊魂未定之际, 8月22日山东润兴科技化工有限公司的一声巨响又唤醒了人们的痛苦记忆。
近几年常有化工企业的爆炸报道见诸报端。
山东。2011年5月28日, 位于山东省淄博市桓台县唐山镇的山东宝源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一车间发生爆燃事故。2012年8月25日, 位于淄博市桓台县马桥镇的山东国金化工厂发生爆燃事故并引发火灾。2014年6月12日, 淄博市桓台县果里镇石化南路一辆满载35吨汽油的油罐车突然爆炸起火。一个小县城发生的爆炸多得令人咋舌。
南京。2010年7月28日, 南京栖霞区万寿村15号, 途经南京塑料四厂拆迁工地丙烯管道被施工人员挖断, 泄漏后发生爆炸。2015年6月12日, 南京化工园区德纳化工厂发生火灾, 装置多次发生爆炸。
为什么化工企业事故频发?为什么在事故频发的化工行业, 小化工厂首当其冲?
“投入生产的产品工艺都是成熟的, 处于闭环的生产环境中危险是可以控制的。不过, 一旦脱离管理危险就会发生。”东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副院长、东南大学产业研究中心主任周勤认为, 以利益最大化为唯一目标使得很多小化工厂只看重实际的利润, 罔顾员工及周围民众的生命安全。
近年来化工行业产能过剩, 小化工厂的生存变得艰难。“盈利少了, 企业就会首先减少与生产无直接关联的投资, 比如说安全和环保。”卓创高级分析师高健认为, 经过高速度的发展后, 我国的化工产业到了一个问题集中暴露的阶段。
连番的事故让人们对石化企业的容忍度越来越低, 对石化企业由欢迎变为驱赶。
仍以天津为例。
近年来, 天津尤其是滨海新区的发展是非常迅速的。作为我国北方工业中心, 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制造业一直是其优势产业。天津是我国老牌工业基地, 化工产业也一直是天津的八大支柱产业之一。其中, 滨海新区已经成为国内最大的炼化一体化基地之一, 也是华北地区最大的炼油及深加工基地。
天津化工产业的发展最早可以追溯到1914年。“中国民族化学工业之父”范旭东于1914年在天津创办了久大精盐公司, 1917年依托久大精盐创办了“永利制碱公司”。这两个厂区是赫赫有名的“天津碱厂”的前身, 在天津的近代史上, 和南开大学、《大公报》同时被称为“天津三宝”。
如今再去拜访当时的天津碱厂, 已经看不到当时生产的红火场面了。
2005年12月, 天津渤海化学工业园区暨天津碱厂搬迁改造工程在天津临港工业区正式开工。为中国化学工业立下赫赫战功的“天津碱厂”也不得不因为城市的发展而面临着搬迁的问题。
2011年8月1日, 天津碱厂两座高度分别为150米和100米的标志性烟筒在投入使用25年后被爆破拆除, 标志着天津碱厂的搬迁工作接近尾声。天津碱厂留下的一套设备和一间厂房, 被作为中国近代工业遗存的象征永久保存。当时名震世界的“天碱”地块随着历史的脚步融入了于家堡金融区。
“天津碱厂当时的布局是比较合理的, 选择了离天津市50公里的地方, 服务区也离碱厂有一定的距离。但是后来随着滨海新区的发展, 厂区的选址就被城区包围了, 不得不面临搬迁的问题。”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国土开发与地区经济研究所所长肖金成说。
“化工企业本身的特性决定在其周围会富集一定的生活服务设施, 然后围绕这些生活服务设施又会形成一定的人群聚集。”肖金成说。城区的发展使得人群来到了原本偏远的化工厂附近, 而化工厂规模的扩大也在不断向周围的城区延伸。
民众与石化企业的矛盾不独发生在中国。中国化学标准化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张明森说:“这是工业化发展带来的不可避免的问题, 每个国家都得面对。”曾经, 德国当地的民众用静坐的方式切断了一化工厂与外面的所有通道;曾经, 加拿大民众想方设法逼停了一个高含硫油田。
多远才安全
天津碱厂最终安身于临港工业区, 上海高桥石化也已陆续搬至上海工业园区。南京在今年3月出台了《四大片区工业布局调整三年 (2015—2017年) 行动计划》, 石化企业搬迁箭在弦上。
化工企业搬迁无一例外地赢得了民众的欢呼, 究其原因无外乎安全了、环保了。然而搬迁并非易事, 也并非一朝一夕可以完成。对于那些暂时无法实现搬迁的企业, 要保证多远的距离才安全?
雨果曾在《悲惨世界》中写道:“下水道是一个城市的智慧和良心”。一个城市的规划是否能够保障居住在城中民众的安全, 考验的是当地政府基本的社会治理能力。石化围城与我们日常所遭遇的交通拥堵、城市内涝以及重度污染一样, 归根结底是政府规划能力的问题。
“化工围城严格意义上说不是生产经营过程中的问题, 而是在生产经营活动开始之前安全准入的问题, 所以被定性为典型的安全规划问题。”中国安全生产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刘铁民表示。
安全距离即是规划的一个重要内容。安全距离是中国人的普遍说法, 国外称其为“公众保护距离”。需要设定公众保护距离的一个必要条件就是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中必须存在重大危险源。如果企业里没有重大危险源的存在, 就国外而言, 提供公众保护距离是没有意义的。
瑞海国际物流公司发生爆炸后, “1000米”被看作安全距离的标准。在刘铁民看来, 这个1000米的安全范围的划定有些简单:“国外所谓的‘公众保护距离’是一个动态的概念。这个概念不是对企业内部的安全环境而言的, 主要是评估企业在生产经营活动中, 对厂区周围的公众的生命、健康权, 是否会造成损害性影响。它不是保护厂区, 是保护公众的。”
对于安全距离的确定, 要根据企业的经营危险项目的危险情况, 发生爆炸时的伤害情况, 还有对公共卫生的影响情况来确定企业的安全评估, 然后再根据发生重大事故概率、发生后果严重程度这两个函数得出一个风险度来划出安全范围。
在保护距离内, 不同的情况也有不同的要求。国外划定了危化品保护距离的范围。第一个范围是红色区域, 即重大危险源以它为圆点, 以100米为半径。这个范围内是严禁进行公众活动的, 企业必须设置安全栅栏, 派专人值守, 不允许民众随意进入。第二是100~500米。这个范围不允许民众居住, 但是可以在此进行临时的生产经营活动, 比如说耕种。第三是500~1000米, 允许公众居住, 但是居住数量必须经过风险评估测算。
有些国家还有第四道线。加拿大、美国, 1~2公里或者3公里允许公众居住, 但这个范围内不能有公共设施, 比如说小学、养老院、娱乐场所等。
以城市为“家”
2010年, 笔者应邀参观了南非沙索公司塞空达工厂。工厂旁边有一片草原, 恰逢5匹野生斑马悠闲地漫步经过, 笔者感慨之余也放慢了脚步, 驻足欣赏眼前的美景。
沙索公司塞空达工厂是一家煤制油企业, 原料95%为煤, 5%为天然气。工厂采用高温费托反应, 产品80%为油品, 20%为化学品。因为重视环保, 所有水资源都实现了循环利用。
因为种种原因, 现在所有的化工企业都搬迁、远离城市并不现实, 国外也没有办法做到。那么化工企业与城市如何并存?
“跨国石油公司在收购区块时提倡‘家’的理念, 即走进去深入了解后方可做出决定, 像熟悉自己的家一样了解收购对象。而对我们中国人来说, ‘家’更多的时候意味着爱, 石化企业要在城市中生存就要爱城市、爱居住在城市中的家人。”中国石化石油勘探开发研究院罗佐县说, “提供清新的空气和安全的环境, 是企业义不容辞的责任。”
如何保护家人的清新空气和安全环境?
一天夜里茂名石化安全环保部副部长杨强接到一个投诉电话。电话那头的声音说“闻到了一阵阵的臭味, 请茂名石化解决”。杨强连夜组织公司的监察大队排查问题的出处, 结果发现是附近的一家碳九厂夜间装卸货物, 没做好防护, 发生了泄漏。
“虽然不是我们公司的问题, 但民众认定了是我们, 一发生什么事情就第一个找到我们。是我们的问题主动处理, 不是我们的问题就协助地方政府处理。只有这样, 我们才能和附近的居民相安无事。”杨强说。
为满足800米的卫生防护距离, 2010年起居住在茂名石化硫磺生产装置附近的村民开始了搬迁工作。这次搬迁工作是在当地政府的组织下展开的。平均每户50万元的搬迁费用也由政府承担, 茂名石化负责提供厂区的调查资料以及卫生防护距离的测算。目前已基本完成搬迁工作。
“企业的效益和安全生产有着天然的联系, 安全面前谁都不是旁观者。市场的竞争和历史的教训也使企业认识到, 在公众安全、环保意识日益高涨的今天, 企业要想更好地走下去必须要做好安全生产和环保工作。”江苏宏达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蔡丰说。
环境质量不容怠慢, 安全问题也刻不容缓。
“对现场日常出现的不安全现象, 每位员工都要积极干预, 将安全渗入到文化里, 落实到制度中, 上至最高管理者下到最基层的员工, 每个人都要有高度的安全意识。”蔡丰进一步说。
在石化企业在以城市为“家”的道路上进行探索的同时, 国家也应该采取相应的激励机制。“譬如说, 在法律上确立‘尽职免责’。一旦事故发生, 对于在安全生产和环境保护方面有所作为的企业与不作为的企业采取差异化措施, 刺激企业进一步在安全生产和环境保护方面有所作为。”张明森建议国家予以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