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服务贸易交易费用论文

要写好一篇逻辑清晰的论文,离不开文献资料的查阅，小编为大家找来了《国际服务贸易交易费用论文(精选3篇)》相关资料，欢迎阅读！内容提要：服务外包是当前服务业国际转移的主要内容而且正以惊人的速度发展。

国际服务贸易交易费用论文 篇1：

数字人民币，城市好帮手

6月16日，在北京欢乐谷举行的数字人民币体验活动上，交通银行北京市分行的工作人员引导游客开通数字人民币钱包（陈钟昊/ 摄）

作为满足新型零售支付需求的基础设施，数字人民币在今年9月的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上受到广泛关注。

今年服贸会以“数字开启未来、服务促进发展”为主题，展会上，多种创新数字人民币钱包产品与场景，颠覆了人们对钱包的固有印象，智能SIM卡、电子证、带可视窗的卡片、手环、手表都可以成为钱包载体。

数字人民币由中国央行发行，是全世界范围内第一个由国家银行体系正式发行分配的数字货币，是国家行为主导构建的新型金融基础设施，与之相比，比特币等虚拟币充其量只是数字“代币”，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数字货币。与此同时，数字人民币与其他虚拟币共享区块链底层技术，同样具有“去中心化”的基因和“解构”的力量。

对于数字人民币的普通用户来说，区块链的去中心化理念，更直接地体现为“去中介化”。数字人民币弱化了银行等中间机构的作用与地位，极大地简化了交易过程，給老百姓的生活提供了便利，使人民离“币”更近了。
加强隐私保护

但凡通过银行等中间机构完成的货币交易，其交易信息以及用户个人信息必然掌握在银行手中。数字货币则提供了一种新的可能性：在后果可控的前提下，它尽可能屏蔽中间机构，为个人隐私预留空间。

目前，数字人民币采用的是双层运营体系，即央行先将数字货币兑换给商业银行等金融机构，再由金融机构将数字货币兑付给社会公众。人们可以在银行App上选择开通不同等级的数字钱包，实名强度越高，消费转账额度越大。

不过，对大部分用户来说，最低强度实名认证的钱包已经有1万元左右的人民币额度，足够日常使用。对于这类账户，参与数字人民币交易的中间机构，对交易双方的个人信息是不可见的，只有人民银行掌握全部信息，用于分析资金流向。这一方面有效降低了现钞被用于洗钱、恐怖融资等非法交易的风险;另一方面，使个体可以“有限匿名”的方式完成交易，在个体用户和中间机构之间拉起了一道“无知之幕”。

当然，随着数字人民币的普及以及新的应用场景的开拓，最低等级数字人民币账户的额度可能会显得捉襟见肘。人们可能会为了解锁更高的额度、更丰富的功能，而选择更强的身份认证，更深度地绑定个人信息。如此一来，个人信息也可能暴露给某些中间机构，但这是主动选择的结果，是可控的，人们完全可以设立一个专用数字人民币账户，单纯用来从事那些涉及个人隐私的交易。
8月31日，媒体记者在国家会议中心展馆内探访（ 鲁鹏/ 摄）

点对点交易

在信用卡时代，支付过程是由多方主体配合完成的，商家、发卡方、银联、用户共同构成了一个支付系统，商家要对银联、发卡行等机构支付一定的刷卡服务费，最终由消费者埋单。

支付宝、微信支付等数字支付工具的出现，大幅提升了支付的便利性与敏捷性，但没有改变这种支付系统多中介、多环节的本质。支付宝和微信支付实际只是一个数字钱包，钱包里面装的钱最终还是由商业银行提供，支付宝、微信因为提供了作为钱包的服务，需要收取一笔服务费，银行填充了钱包的“内容”，也要在货币的转出与转进之间，截留一定的费用。

数字人民币的出现彻底颠覆了这种多元架构，数字人民币本身就是一种货币，通过区块链或密码学等技术手段直接进行交易，无须第三方参与。使用数字人民币时，其信息和价值是同步转移，信息上传系统的同时，价值自动转移至交易对方;但使用支付宝电子钱包时，其信息和价值是不同步的，需要银行等中介机构的参与，才能真的实现价值的转移。

同时，数字人民币还支持双离线直接支付交易。只要交易双方都安装了央行数字货币的数字钱包，在没有网络信号的情况下，双方可以通过手机碰一碰实现实时转账支付。这一特点拉近了与现钞交易的距离，并且，方便了偏远地区居民、老年人等弱势群体的交易。

由于减少了中间环节，减少了参与支付的中间机构，数字货币不论是交易速度、交易成本还是安全性上，都优于支付宝和微信电子钱包。

表面上是撒钱，背后则是促进消费以及提升社会福利水准的大文章， 在可预见的未来，“撒钱”将会越来越普遍，购物嘉年华这样的活动只会越来越流行，政府的红包福利也会越来越多。

2020年下半年以来，数字人民币先后在多个城市进行测试。应用场景不一而同。比如，雄安最先尝试用数字人民币支付水电费;苏州最早用数字人民币发放公务员的部分工资;成都将数字人民币与公共出行联系起来，使其应用于公交、地铁，帮助市民实现无感出行;深圳则将数字人民币与5G等高新技术相挂钩，推出可用数字人民币支付的共享充电桩。

上海、北京、长沙等地则直接发放数字人民币红包，涨粉效果更为直接。

2021年6月5日，上海的“五五购物节”扩展为全国性的购物嘉年华活动，几乎在同一时间，上海和北京宣布数字人民币红包发放计划，都和移动、电信合作，凡是手机信号在行政管辖范围内的，不论籍贯和工作地点，都可以参与报名抽取。长沙的行动更快，5月底即启动了以拉动消费为目的的数字红包活动，除了手机信号在长沙之外，还增加了一个长沙社保满一年的条件。

数字人民币的“撒钱”动作技术含量颇高，它可以让货币精准直达“人民”，无须担心被某个“中间人”薅羊毛。除此之外，它还具有与其他数据、信息不断组合的无穷可能性，能够和政府、机构掌握的海量数据组合在一起，识别特定的个体。

货币流通、传导的中间环节少了，受益的自然就是人民。数字人民币的使用过程中，银行、第三方支付机构等主体还是会出现，会承担某种功能，但和以前的货币系统相比，性质完全不同。

以存钱为例，实物货币时代，把钱存到银行去，银行还要搬运、保管;记账货币时代，银行只需要一个账本，但毕竟要做记账的繁琐工作;数字人民币时代，记账都是点对点，自动完成，银行作为中间机构得到的利益可能也会减少，这实际上就是“让利于民”了。

作者：潘斌

国际服务贸易交易费用论文 篇2：

服务外包机理的理论分析综述及其实践指导意义

内容提要：服务外包是当前服务业国际转移的主要内容而且正以惊人的速度发展。服务外包现象的多元性，决定了单一理论不能对其发生、发展和运作机理做出较为全面的合理解释，本文试图运用服务外包所涉及的经济学、管理学理论对服务外包进行多角度探讨，建立综合的理论分析框架，拟对服务外包的运作机理和决策要素作较为全面、系统地阐释，旨在更加清晰、更具层次性地解释服务外包，以达有助于企业基于理论所解释的服务外包带来的众多效应和优势，识别其关键资源和能力，经分析评估作出外包服务业务的正确决策。

关键词：服务外包；理论分析；实践指导

中图分类：F723

文献标识码：A

一、服务外包概述

服务外包指企业将价值链中原本由自身提供的具有基础性的、共性的、非核心的rr业务和基于IT的业务流程剥离出来后，外包给企业外部专业服务供应商来完成的经济活动。其主要内容包括ITO(Information Technology Outsourcing，信息技术外包)、BPO(Business Process Outsourcing，业务流程外包)和KPO(Knowledge Process Outsourcing，知识流程外包)，以跨国公司为实现主体。服务外包商务模式是企业基于发展自身核心竞争力，整合、利用外部优秀的专业资源，优化价值链，以实现降低成本、提高绩效、增强企业的环境应变能力。

根据服务外包承接商的地理分布状况，服务外包分为三种类型：离岸外包、近岸外包和境内外包。服务离岸外移代表着全球生产活动转移的新潮流，开辟了新的服务生产国际分工的前景。随着市场不断成熟及服务承接方掌握更多的流程和商业知识，目前的服务外包由最初的数据录入、采购委托、销售代理等发展到广泛应用于IT服务(应用开发、编程、测试及网络支持)、人力资源管理、项目管理、金融、会计、客户服务、研发、产品设计、数据处理及管理等众多领域，服务层次不断提高，更为复杂的从头到尾整个流程的离岸服务外包也有了快速发展，服务附加值明显增大。

服务外包是经济全球化和国际分工深化的必然产物，也是现代服务业的新业态和国际服务业转移的主要内容，未来几年全球服务外包市场将以30％～40％的速度递增。由著名国际经济学家郑雄伟主笔、亚太总裁协会与国际外包中心联合发布的“2008全球服务外包发展报告”认为：服务外包已成为当今世界全球新一轮产业革命和转移中不可逆转的必然趋势。根据国家商务部统计，在国际经济形势较为困难的情况下，中国服务外包出口仍保持较快增长，2008年1～8月共执行服务外包出口合同金额19亿美元，比2007年同期增长17％。截至2009年6月底，全国共有服务外包企业6673家，就业人员121，5万多人，累计承接服务外包合同执行金额142.4亿美元(国际服务外包占94.9％)。全球服务外包市场2005年规模达到6000多亿美元，估计2008年达到1.5万亿美元。2009年1～6月，我国新增服务外包企业1409家，新增从业人员29.7万人，承接服务外包合同执行金额32.9亿美元(国际服务外贸占77.8％)，同比增长42.4％。

国际金融危机在重创我国货物对外贸易和外资的同时，却为服务外包发展创造了良好条件。

二、服务外包的理论分析综述

服务外包的健康快速发展需要理论的支持与引导，以往的文献中通常只提出了服务外包是国际服务业转移的趋势之一，国内外大多数学者的研究是针对对外直接投资过程中所涉及的国际产业转移问题及劳动力部门转移论、“中心一外围”论、产品生命周期理论。本文认为服务外包的产生和发展主要可从经济学、管理学理论中的传统贸易理论、新贸易理论、产业组织理论以及现代企业理论中得到理论解释与支持。

(一)用比较优势理论分析服务外包

大卫·李嘉图提出的比较优势理论是外包双方获益的理论基础，能有效地解释离岸服务外包现象。比较优势理论认为：各个国家进行商品贸易时是出口自己劳动生产率相对较高的产品、进口自己生产率较低的产品。服务外包产生的最初动因就是降低成本，而服务外包的主要成本为人力资源成本。依据比较优势理论，生产过程的分解可以按照生产过程对劳动技能水平需求的不同进行，不同国家的人力资源禀赋结构及相对价格存在显著差异，发展中国家劳动力成本较低且员工的工作积极性强，可实现较高的劳动生产率。因此，在技术条件许可的情况下，可以将不同劳动生产率水平需求的生产服务模块转移到与其需求相匹配的地区或国家进行，企业将服务生产外包到低成本国家进行，可实现比较优势带来的成本节省或效率提升。经济全球化使得阻碍自由贸易的因素相对减少，信息技术的进步则使跨国使用别国人力资源简单易行，从而使国际分工基础上的国际服务外包得以快速发展。印度就是凭借劳动力的高性价比优势，在短短20年内发展成为软件接包大国。

(二)服务外包发展中的规模经济效应

保罗·克鲁格曼(Paul Krugman)认为规模经济是产业内贸易的主要动力。假设企业不同流程的最佳规模存在差异，把所有生产流程纳入同一空间进行，则整个系统规模可能受制于某个关键环节的最佳规模；而外包可以在不同空间安排不同的生产工序，进行专业化生产并互相交换，多种工序流程可同时达到最佳规模，从而提高资源配置效率。

与工业品生产类似，很多服务生产部门也具有较强的规模经济性，通过服务外包，把自身非核心技术的业务外包出去，从而把其他企业的人才、技术和管理等资源为我所用，以较低成本享受专业化服务，使本企业节省巨额投资用于生产设备等固定资产的投资，发挥规模经济效应而降低成本，取得成本优势。例如，专业服务提供商配备有齐全的技术专家团队，构成了规模经济的来源。在某些经济领域，只有大规模运作的服务提供商才有能力在大范围内提供标准性能和质量稳定的服务，这种能力一般公司难以企及，因而这类规模经济效应具有巨大的市场价值。爱立信公司将手机生产外包给一家总部位于新加坡的Flex-tronics公司，实现了更专业化、产品价格更具竞争优势的目标。

(三)交易费用理论对服务外包的阐述与分析

1　科斯的交易费用理论对服务外包的分析阐述

交易费用思想由罗纳德·哈里·科斯(Ronald H，Coase，1937)提出。服务外包的交易费用指与外包商的缔约费用和管理费用，其高低对服务外包发生广度和深度具有根本的制约作用。科斯认为，通过签署长期合同，企业就可以避免寻找伙伴、谈判等费用，进而可以降低交易费用。在生产成本相同的假设下，企业内部提供服务会增加组织成本，外部购买要支付交易成本，企业的外包决策取决于由规模经济带来的成本降低与交易成本的权衡结果，理论平衡点在边际生产成本与边际交易成本相等的那一发包环节。当交易活动的市场成本大于内部交易成

本时，则该项活动应全部或部分地在企业内部进行，否则就应在企业外部进行。

与服务外包相关的交易费用包括：

(1)商务旅行、信息交流费用。服务外包合同具有难以准确事先陈述的特性，服务生产过程中常需技术和管理人员面对面交流，派生出了商务旅行成本和信息交流费用。

(2)服务项目移交费用。在行使合同的最初阶段，发包企业需花费时间帮助接包方掌握企业的业务。外包的业务越复杂，发包企业的移交费用越高。

(3)潜在的风险费用。在缺乏约束机制的交易过程中，服务发包企业面临服务提供商潜在机会主义行为带来的风险，例如，发包企业不能直接控制流程的风险、商业秘密和技术外泄的风险等，从而构成了发包企业的费用(成本)约束。

(4)其他交易费用。离岸服务外包中还存在服务贸易项目下壁垒因素限制而产生跨境活动的交易费用；不同国家相对制度和商业标准不同、对承接服务外包的政策差异、文化差距等构成了离岸服务外包的交易费用。

2　威廉姆森对交易费用理论的发展与企业的外包决策

威廉姆森(Williamson)发展并完善了交易费用理论。根据威廉姆森的观点，外包能够降低交易成本的本源就在于外包这种企业活动的重复性、长期性和合作性；企业业务外包与否，取决于交易的三个维度：交易频率、不确定性以及资产专用程度。威廉姆森讨论了“三方规制”和“双边规制”等介于市场和企业之间的混合治理结构，如外包、战略联盟等；进而假设不确定性不变，根据交易频率和资产专用性的程度，确定了四种交易类型和与之相适应的治理结构。如表1所示。

交易三个维度的改变对服务外包决策的影响：

(1)资产专用性的改变。远程通讯和控制技术的提高，使得企业服务提供的地点特殊性下降；发展中国家通信、交通等基础设施日益完善使提供服务所需硬件和软件设施的有形资产专用性下降；离岸国家雇员语言技能和专业技能的提高使人力资本专用性日益降低，三个方面综合作用的结果使服务的资产专用性水平不断下降而导致服务更倾向于外包。

(2)交易频率的改变。信息技术和沟通系统使得企业服务外包每次交易的变动成本较小，主要是固定成本的分摊，从而增加了企业对服务外包的采用频率。

(3)不确定性的降低。服务外包过程中的不确定性包括外部环境的不确定性(技术、合作关系中断的风险)和内部的不确定性(供应商不按承诺达到要求)。

综上所述，随着技术的进步和市场环境的变迁，服务外包所涉及的交易三维度的改变，推动了服务外包的发展。当交易存在不确定性且交易频繁时，企业就应该选择内部化外包，反之，当交易的不确定性不高，交易频率不高时，外包或战略联盟就成了企业的最好选择。交易费用理论可以作为企业探讨企业与市场的边界进行外包决策的工具，但因缺少从企业战略角度的考虑，对外包现象的解释并不完全。

(四)全球价值链理论对服务外包发展的解释

近年来，服务外包的动因已从经济层面转向了管理层面，企业服务外包的动力由追求降低成本转变为追求提高经营绩效，价值链理论对此现象给出了合理解释。

价值链理论由迈克尔，波特(Michael E，Porter)(1985)在《竞争优势》中提出，主要用于分析单个企业价值创造的行为链条。价值链理论及其管理思想是将企业的经营活动定义为一条由一系列相互关联的价值增值活动组成的链条，链条上的所有环节分为基本增值活动和辅助增值活动，每一个活动都有不同的成本投入和相应价值增值，价值链管理就是发现企业价值链上的关键环节，分析其主要驱动因素，通过合理地控制这些驱动因素而影响该环节的成本，最终在整条价值链总增值不变的情况下降低成本。由于企业拥有的资源有限，企业的竞争能力决定了其应在价值链中具有比较优势的环节上配置资源，发展自己的核心能力，不同企业应展开合作，使用各自的核心能力组成新的价值链条，达到整体利益的最大化。波特认为，提出价值链可以作为分析评价企业竞争优势新的战略工具，强调价值链分析不仅包括企业内部各链式活动分析，而且更重要的是还包括企业外部活动分析；通过成本分析和差别分析，发现公司在价值生产过程中的利弊。

全球价值链理论在价值链理论和全球商品链理论的基础上创建，解释了产业组织的垂直解体使得跨国公司的价值链向价值体系和价值网络深入发展，并在全球延伸；认为跨界生产在理论上要么垂直一体化进跨国公司内部，要么通过贸易等方式垂直分离出去；随着贸易的发展，全球市场一体化的进程不断加深，这就使得发达国家发现将一些非核心的生产和服务业务分离出去，使发展中国家有了融入全球价值链条中的机会。跨国公司的离岸服务外包行为正是其在世界范围内优化价值链的手段，体现了全球价值链理论强调企业价值链的优化和跨企业集成管理的理论要义。

(五)资源基础理论对服务外包发展的贡献

1984年沃纳菲尔特(Wemeffelt)“企业的资源基础论”的发表意味着资源基础论的诞生。该理论认为企业是资源的集合体，有价值、稀缺而不可完全模仿和替代的战略资源是企业持续竞争优势的来源。资源属性是作出外包决策的出发点，企业的资源层级如图1所示，其中核心资源是企业竞争优势的来源，应准确识别并重点培育；非核心资源包括外包资源和市场资源；外包资源与企业核心业务的关联度强，影响核心产品的质量和绩效，有一定的专用性；市场资源对企业产品或服务无特殊作用，可通过市场购买到质优价廉的标准资源。

邦尼(Barney)(1991)在《企业资源与持续的竞争优势》一文中指出，如果资源能够使企业在其所处的环境中利用机会或抵御威胁，则这种资源对企业来说就是有价值的。有价值的异质性资源是企业成功的关键因素，是企业获取竞争优势的重要源泉。其评判标准为资源的稀缺性(专用性)、非完美模仿性和非替代性。格兰特(Grant)(1991)提出整合利用外部资源的观点，认为企业不仅要关心现有资源和能力的部署，而且为了更好地利用现有的资源和能力并提高竞争优势，必须从外部采购互补资源和获取能力要素，因为任何企业无法掌管和拥有所需的所有资源，资源的稀缺性会促使企业发展与外部组织之间的关系，以充分利用外部组织的资源和力量。

依据资源基础理论，资源的开发、积累、整合与配置构成了一个完整的战略管理过程，企业要想获得竞争优势的重要途径就是提高对构成企业竞争优势所需的关键资源具备识别和管理能力，资源的稀缺性会促使企业充分利用外部资源，通过外包来填补其资源缺口。资源基础理论解释了跨国公司在全球范围内整合外部资源的必然性。结合泰吉(T.T.Tyehjee)和奥兰德(G.E.Osland)等人所提出“战略缺口”假设，(跨国公司的竞争环境客观要求它们必须取得的战略目标与它们依靠自身资源和能力所达到的目标间存在的缺口被称为战略缺口)，服务外包是跨国公司在分析内、外部环境并识别战略缺口后，借助信息网络平

台，整合、利用全球资源，最终实现资源全球网络运营的有效手段。

(六)核心能力理论与服务外包

普拉哈拉德(C.K.Prahalad)和加里·哈默(Gary Hamel)(1990)在“企业的核心竞争力”一文中指出，核心能力是“企业组织中的积累性常识，特别是关于如何协调不同生产技能和有机结合多种技能的学识”；核心能力具有稀缺性、延续性、价值性和难以模仿性的特点。企业间的竞争取决于核心能力、核心产品、最终产品三个层次。

根据核心能力理论，核心能力是企业可持续获得竞争优势与新业务发展的源泉，它们应成为公司的战略焦点，企业具备核心能力、核心产品和市场导向这样的层次结构时，才能在全球竞争中取得持久的领先地位。当代经济全球化背景、市场环境以及技术创新的变化，生产和经营的高度专业化，使得企业面临的内、外部环境愈加复杂，企业立足提升核心竞争力的需要，在企业的能力与资源有限条件下，企业必须整合自己的优势资源和力量，在具有核心能力的业务上进行重点投资，发挥自己核心竞争力所在领域的技术优势或其他方面的优势，将不具备强竞争力的领域进行外包，将相对有限的内部资源集中在实现更能增值的核心业务运作上，发展自身的核心竞争力，对第三方服务供应商产生了更广阔的需求，无疑促进了国际服务外包成长。

服务外包可以使本企业人员集中精力在核心技术或业务上保持前列。例如，NEC公司的数字技术，特别是超大规模集成电路和系统集成技术是公司的立足之本。爱立信详知自己的核心竞争力是在无线电话网络设备方面，所以便从手机生产上脱身，解放出大量的资金和人力资源，并将其用于自己擅长的通讯领域方面，进一步强化了核心竞争力。核心能力理论对服务外包解释局限性体现在难以界定“核心能力”；困难来自于两个方面：首先，对核心能力的识别是管理者对企业的定性分析，必然带有主观性因素；其次，环境不断变化、核心能力也在不断变化，需随着条件和环境的发展变化不断地识别。

(七)商业模式转型理论与服务外包

根据发包企业目标的不同，可以将服务外包大致分为效率性服务外包(利用供应商的规模运营降低成本)、增强性外包(优化业务流程，使公司功能优化)、转型性外包(改造商业模式，获得更大收益)。其中，改造商业模式的转型性外包是最高层次的资源利用关系，直接触及公司商业模式的核心，是企业战略转型的工具。

威尔(Weill，2001)等从模块重组视角对商业模式转型理论进行了研究，结果认为商业模式从本质上讲就是若干模块的不同组合，企业可以通过在自己的商业模式中添加、更换新的模块或改变不同模块之间的联系规则进行商业模式变革。他们提出了“原子商业模式”的概念，并且指出每个原子商业模式都具有战略目标、营收来源、关键成功因素和必须具备的核心竞争力这四个特征。原子商业模式组合方式就构成了各种不同的商业模式。原子商业模式彼此间的交互作用力不同，互相促进、相互补充的原子模式结合后的商业模式会产生强大的竞争力，互不兼容的原子模式组合成的商业模式则可能导致商业冲突而互相消耗，企业可以变换组合原子模式，并评估其可行性以建构最适当的商业模式。技术的不断发展和外部环境的不断变化，促使企业对自己的原子商业模式进行不断地更新与重组。

在企业经营环境复杂多变和充满不确定性的动态变化中，企业以往的盈利模式需要适时改革。跨国公司必须将外部环境与内部战略需求相结合，通过服务外包，优化其全球运作模式，充分利用外包商的经验和即需即用的服务，精简组织结构，实现企业向柔性化生产方式转变，提高竞争能力，这是服务外包潜在利益的来源之一。

服务外包中正在兴起的属于服务外包的高端环节的知识流程外包是商业模式转型理论的典型实践，就是企业基于自身的发展战略，依靠外部的专业服务外包团队，获得整体解决方案，实现企业架构优化和整体升级的战略决策。

三、服务外包相关理论综合分析及其实践指导意义

上述理论从不同视角为服务外包迅速发展提供了理论依据，也揭示了服务外包发展的动因。比较优势理论和规模经济理论解释了企业服务外包的最初动力——降低成本；交易费用理论旨在找出外包的逻辑规律，用于分析企业是否应选择外包这种治理模式；资源基础理论和核心能力理论则说明了资源和能力对企业竞争优势的重要性，强调企业应识别关键资源和能力，注重分析产业竞争环境，同时借助外部资源以增强竞争优势。这几种理论是对企业自身的分析，属于静态和局部的解释。价值链理论强调企业在关键环节的增值能力和跨组织提升整条价值链的集成能力；全球价值链理论则将企业置于全球价值网络体系中，将局部分析拓展为一般分析；商业模式转型理论将外部环境变迁和时间动态因素纳入研究范围，分析的主体是处于价值网络中并处于演进状态的企业，是动态的分析。

企业的外包决策取决于众多因素，每个企业都要根据自己的目标和长期战略来评估这些因索，然后作经营决策。而这个过程又是动态的，随着企业自身发展变化，外包的策略选择也要随之变化。由此可见，上述理论对服务外包的分析载体由企业自体扩展到处于价值网络中的关联企业，再到处于演进状态的企业，在时间和空间两个维度进行扩展，对国际服务外包作了从静态到动态、从局部均衡到一般均衡性的分析。

上述理论对服务外包的解释具有层次性，如图2所示。

从现实分析，经济全球化、信息技术的发展使服务外包快速发展成为现实，市场环境的变迁增强了服务外包的必要性，而降低成本、提高核心竞争力使服务外包成为企业在竞争中的必然选择。

(一)服务外包现象的多元性，决定了单一理论不能对其发生发展和运作机理做出全面的解释

建立综合的理论分析框架，可全面、系统地阐释服务外包的运作机理和决策要素，既能避免单个理论的片面性，又能运用相关理论的互补性。图3为服务外包机理和企业进行服务外包决策的模型。

企业基于上述理论所解释的服务外包带来的众多效应和优势，通过识别关键资源和能力，分析产业竞争环境，权衡服务外包的成本和收益，经过多步骤的分析与评估过程作出外包服务业务的决策，服务发包企业与接包商建立起委托——代理的契约关系。信任是服务外包的基础和共生机制。但是，企业的外包决策需要考虑企业发展战略、业务性质、管理水平、成本优势等许多因素，是一个复杂的决策过程，需要我们进行科学合理的分析与决策。双方利益的分割和目标的冲突、信息不对称和不完全以及由于服务外包涉及地域广使双方的合作关系变得复杂。可以根据不完全契约关系的观点，通过确定长期合作方式并设计适当的协调与激励机制，对双边关系进行有效治理，以此减少机会主义行为，使发包企业与供应商服务外包形成持续信任，保证服务外包顺利实施，实现双赢。

(二)服务外包相关理论对我国服务外包业发展的启示

从当前我国企业承接国外服务外包业务发展实践分析，此次金融危机情势下，很多跨国公司出于降低成本、借助外部资源以增强竞争力、提升其价值链的集成能力以达成其战略目标的需要，都可能对其“原子商业模式”重组，将业务外包到发展中国家和地区，而其正在实施的项目仍将继续，这就决定了我们所接受的外包业务可能出现增长；中国服务外包业务市场相对多元化，欧美等国基于政治、安全、成本等方面的考虑，为分散风险，正在增加对中国的服务外包发包业务，中国可借机在巩固日、韩市场的同时，尽力挖掘欧美市场潜力。

当前金融危机使包括金融机构在内的欧美大型服务型企业破产，我国有可能出现海外人才回流潮，创造我国的服务外包企业吸纳高端人才、充实自身人力资源的机会；根据上述理论体系，从产业竞争环境分析，我国今后的发展强调自主创新，走资源节约、环境保护、信息化带动工业化的道路，而且制造业将向高技术含量、高附加值和关键制造领域升级，这是我国软件和服务外包产业各行业企业大力发展业务的良好环境条件和机会，服务外包企业也应借助商业模式转型理论等服务外包相关理论分析自己优劣势，识别关键资源和能力，做出正确的服务外包的接包或发包业务决策。

作者：刘丁有 张 妍

国际服务贸易交易费用论文 篇3：

中国服务贸易指标体系研究

摘要：近年来，作为国际贸易的重要组成部分，服务贸易为诸多学者关注，而作为科学研究和政府决策重要依据的服务贸易指标亦显得更加重要。本文详细介绍了服务贸易领域的主要经济指标，分类讨论了各指标的计算方法和应用范围，并据此提出了服务贸易指标体系改进的相应建议。

关键词：服务贸易;服务贸易统计;经济指标

一、前言

20世纪90年代以来，服务贸易发展迅速，在国际贸易中所占的比重日益增大，对经济的拉动作用也日益凸显，引起学者和政策制定者的广泛关注。学者研究服务贸易的发展变化规律，政府了解服务贸易运行动态，均需要借助服务贸易统计指标，因此，准确熟练运用服务贸易指标体系便很关键。

服务贸易指标体系是服务贸易统计指标的集合，可以从不同角度反映服务贸易的规模、程度和速度，显示其发展规律及特点。一般可以将这些指标分为总量指标、结构指标、变化指标和评价指标四大类，以下将分类介绍其中的主要指标，并讨论其应用范围和注意事项。

二、服务贸易指标体系

（一）服务贸易总量指标

服务贸易总量指标是综合反映服务贸易总体特征的指标，是构成服务贸易全部活动的体现，主要指标有服务贸易出口额、服务贸易进口额、服务贸易进出口总额和服务贸易进出口差额等。

服务贸易出口额和进口额是服务价值流量测度的指标，由这两个指标的运算可以得到众多用于动态分析的衍生指标。服务贸易出口额显示了国内服务业的供给能力;服务贸易进口额则既显示国际市场的对国内需求的供给能力，也显示了国内市场对服务的需求。

服务贸易出口额和进口额相加可以得到服务贸易进出口总额。服务贸易进出口总额是考察经济体服务贸易总体规模的重要指标。该指标通过计算当年总的交易价值，反映了经济体在一定时期内服务贸易的运营状况。一个经济体服务贸易水平的高低与该经济体的国内生产总值（GDP）、进出口贸易额、货物进出口贸易额、服务业增加值、服务市场开放程度等诸多因素有关，而服务贸易进出口总额作为总体指标，可以体现各种因素对服务贸易的整体影响，因而非常适合宏观经济分析时使用。

服务贸易出口额与进口额相减，便得到服务贸易进出口差额。服务贸易进出口差额，可以是正值，也可以是负值，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一国服务贸易总体竞争力。正值表示服务贸易出口大于进口，为顺差，说明该国服务业竞争力较强;负值则表示服务贸易出口小于进口，为逆差，显示该国服务贸易竞争力较差，供给能力不足。

不同时段，服务贸易状况发生变化，服务贸易指标也会随之变化，以上四个为使用最广也是最基础的服务贸易指标，可以根据这些指标创设新的服务贸易指标。我们也可以将指标按照时间顺序排列成时间序列，据此了解服务贸易的总体发展状况，分析内在特征，是平稳还是形成趋势，情况是向好还是向坏，期间有哪些影响因素发生变化，这些在科学研究和政府决策中都是非常重要的。在实际应用中，可以将服务贸易与货物贸易的相应指标进行比较，以分析服务贸易与货物贸易之间的关系，也可以与国内生产总值进行比较，分析服务贸易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程度。

（二）服务贸易结构指标

服务贸易是综合对比服务贸易实际构成的指标，可以弥补服务贸易总量指标过于宏观的缺点，丰富对服务贸易内部特点的理解，分析和测定社会经济现象总体中各个构成因素对其总变动的影响程度。《服务贸易总协定》（General Agreement on Trade in Services，简称GATS）将服务贸易分为运输、旅游、通信服务、保险服务、金融服务、建筑服务、计算机和信息服务、专有权利使用费和特许费、咨询、广告宣传、电影音像和其他商业服务等十二个子行业。

在获得服务贸易总量数据后，可以进一步研究各行业出口额、进口额、进出口总额和差额。通过分析各行业进出口差额可以了解哪些行业在国际市场上具有优势，哪些行业在国际市场上具有劣势，在制定行业扶持政策方面便可以有的放矢，提高效率。

不同子行业也有一些本行业通用的指标，来表示该行业的数量特征和质量特征。只是现阶段暂时无法将这些指标纳入统一的服务贸易指标体系中，不能综合比较，在时间、地区对比方面也会给我们有益的指导。其中，航空运输业的行业指标包括客运周转量、客运运力、客座率、货运周转量，货运运力、机队规模、航线网络、收入构成等;海运业的行业指标有航线数量、海运货物构成、波罗的海指数、货船载重吨位、有效运力、成品油运价指数、国际集装箱租船指数、港口吞吐量、船舶构成、船队规模等;银行业的行业指标则包括银行总资产、一级资本、资产回报率、贷款构成、不良资产率、存贷比、利润构成、业务构成等;保险业指标有营业收入、保费收入、赔付费用、再保险率等;电信业特有的指标为每百户居民平均拥有各类电信服务数量、先进技术用户量及普及率、电信收入结构等;零售业的指标包括零售总额、零售业态分布、从业人员数、商品零售额等。

（三）服务贸易变化指标

服务贸易变化指标是反映服务贸易变化情况的指标。在实际中，一般先建立基础数据的时间数列，然后使用服务贸易变化指标研究发展变化的方向、速度和规律，可以分析运行特点，也可以用来预测经济走势。服务贸易变化指标可以分为变化量和变化速度两种。服务贸易变化量是指在时间序列中报告期指标水平比基期水平变化的绝对值，它反映了报告期比基期增加或减少的数量。而变化速度也被称为变化率，是在变化量基础上计算出来的相对值，是变化量与基期水平的比值;变化速度又可以分为平均变化速度、定基变化速度和环比变化速度等多种。

（四）服务贸易评价指标

服务贸易评价指标是根据原始数据计算出来的，反映服务贸易变动特点的相对数，可以综合评价其不同方面的特点、变化趋势和规律，比较有代表性的有显性比较优势指数和贸易专业化指数两种。

显性比较优势指数（Revealed Comparative Advantages，简称RCA）是Balassa（1965）提出，首先使用于货物贸易领域，之后众多学者将其应用于服务贸易领域;这一指标通过对某国服务出口额与世界该种服务平均出口额进行比较，可以一定程度反映该种服务的相对优势。该指标的具体计算公式为

RCAij=■

其中，RCAij表示第i国第j种服务的显性比较优势，Wij表示第i国第j种服务的出口额， Yi表示第i国所有服务总的出口量，Wwj表示世界所有国家第j种服务总的出口额，Yw表示世界所有国家服务总的出口额。一般认为，当显示性比较优势指数大于1时，该国在此服务部门上具有比较优势;若显示性比较优势指数为1，则该国在此服务部门处于国际平均水平;若显示性比较优势指数小于1，则意味着该国在此服务部门出口上处于相对劣势。

贸易专业化指数（Trade Specialization Coefficient，简称TSC）又称为贸易竞争比较优势指数（Trade Competitive Index，简称TC）或净出口比率指数，是通过计算一国的净出口占进出口总额的比例来表示该国在某种服务上的出口竞争力的统计指标。该指标的具体计算公式为

TSCij=■

其中，TSCij表示i国在第j项服务上的贸易专业化指数，Eij表示i国在第j项服务上的出口额，Iij表示i国在第j项服务上的进口额。通常情况，贸易专业化指数的取值范围在（-1）和1之间。当指数大于0时，意味着该国在该服务领域具有比较优势，且越接近于1，竞争力越大;当指数小于0时，意味着该国在该服务领域具有相对劣势，越接近（-1），竞争力越弱。如果指数为（-1），意味着在该服务领域只有进口，没有出口;如果指数为1，意味着在该服务领域只有出口而没有进口;如果指数为0，则意味着进口出口相等，存在产业内贸易。

三、服务贸易指标体系的发展方向

商务部会定期公布中国服务贸易统计表组，以满足政府决策和科学研究等需要。统计表组包括中国服务贸易进出口情况（1982年起）、服务出口分类表（1997年起）、服务进口分类表（1997年起）、服务贸易差额表（1997年起）、服务出口和进口分地区情况、世界服务进出口额（1980年起）、服务贸易主要进出口国家（前三十位）、主要国家（地区）服务贸易和货物贸易占比等表格，基本涵盖了服务贸易主要运行情况。

随着服务贸易的迅速发展，现有经济指标的缺点也不断显现：进行科学研究需要分析服务贸易的内在规律，而现有指标过于宏观，缺乏基础微观数据;政府部门制定服务业发展战略，进行经济决策，需要及时掌握动态情况，而现有指标只能提供某一时间段的静态数据。因此，应继续改进服务贸易统计体系，创新服务贸易指标，使统计数据更加准确和细化，以方便数据的使用者全面掌握服务贸易情况，为经济决策和科学研究提供客观依据。服务贸易指标体系可以尝试从以下几个角度推进：

（一）服务贸易模式指标

《服务贸易总协定》将服务贸易分为跨境支付（Cross-border supply）、境外消费（Consumption abroad）、商业存在（Commercial presence）和自然人移动（Movement of personnel）四种模式。这种分类方式主要是按照服务贸易的实现方式、活动成本等内在特点划分的，也顾资产、一级资成、不良资产率、存贷比、利润构成、业务构成等;保险业指标有营业收入、保费收入、赔付费用、再保险率等;电信业特有的指标为每百户居民平均拥有各类电信服务数量、先进技术用户量及普及率、电信收入结构等;零售业的指标包括及服务市场开放过程中涉及的劳工、直接投资、政府采购等议题，在国际经济谈判中具有很强的应用性。世界各国均在对这四种模式的统计进行深入探索，但是现阶段尚无准确、有代表性的指标对这四种模式的数据进行统计。因此，我们应对服务活动进行分类量化，寻找这四种模式的标志特点，建立可比较的模式指标。

（二）服务贸易开放度指标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深化，服务贸易自由化引起多方关注的。但是现阶段，尚缺乏可靠的、通用的指标，研究一个国家（地区）服务业对外开放程度;市场准入、国民待遇、服务贸易壁垒等都是该领域的热点议题，均需要构建可以评价深度和广度的指标作为技术支撑。

（三）服务贸易专有指标

服务贸易具有无形性、不可储存性、异质性等特有属性，而现有的服务贸易指标大多首先在货物贸易领域使用，无法解释服务贸易的这些特征。因此，应该遵循其特性进行创新，单独设定服务贸易指标，例如用服务时间、单位时间收入等衡量服务效率，分析其均衡发展水平和行业质量等。

参考文献：

[1]肖智明，周贤君.经济统计学原理[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14.

[2]沈大勇，金孝柏.国际服务贸易：研究文献综述[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0.

*本文受2012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金砖国家技术创新政策比较研究”（12CGL015）、2012教育部人文社科项目“研发国际化背景下中印技术创新政策比较研究”（12YJC630085）、北京市优秀人才培养资助项目“北京精神践行背景下中关村和班加罗尔技术创新政策比较研究”（2012D005008000001）和北京市教委人文社科重点项目“中关村和班加罗尔相关技术创新政策比较研究”（SZ201310031018）的资助。

（作者单位：刘东强，中央财经大学国际经济与贸易学院;冯丽娜中央财经大学商学院）

作者：刘东强 冯丽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