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小编为大家精心挑选了关于《行为金融投资管理论文(精选3篇)》，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摘要：本文对雅戈尔公司盈余管理行为进行研究，分析了雅戈尔公司进行盈余管理行为的成因以及所用手段，发现雅戈尔公司主要通过操纵金融工具的方式进行盈余管理，此外，本文还提出应对盈余管理行为的相关对策，从受益者目的、会计准则修改、加强监督等三个角度出发，提出治理盈余管理行为的手段。
行为金融投资管理论文 篇1：
金融保险业“营改增”面临的难题与应对方式分析
摘 要：自“营改增”推行以来，各行各业都发生了一定的变化。金融保险业也因为“营改增”的推行而面临全新的发展难题，例如发票开具不合理、增值税模糊等问题。加之进项税缺失、缺乏监督管制等诸多因素的共同影响，金融保险业的发展状况不容乐观。文章就金融保险业“营改增”面临的难题进行了分析，并提出了尝试性的建议，从规范发票开具行为、多元化管理和完善监管机制等几个方面入手，为金融保险业的发展提供了全新的视角，促使“营改增”政策在金融保险业当中发挥正向的积极作用，维护金融保险业的运行状态，确保其有序发展。
关键词：金融保险业;“营改增”;应对方式
在市场经济强而有力的影响下，金融保险行业无法在维持原有的运行状态，被迫进行了经营方式和经营理念上的变革，而“营改增”政策的推行面积逐步拓宽，辐射面越来越大，已经引起社会各界的重视，并成为推动金融保险行业发展的直接因素。事实上，“营改增”的推行利大于弊，有效地为金融保险业解决了重复征税问题，并以政策性的作用规范了金融保险业的管理活动，使其更加规范。因为金融管理活动受到了有效的约束，潜在的风险因素也顺带被解决，降低了金融保险业发生风险的可能性。同时，因为“营改增”政策的影响，金融保险业各个环节之间的联系更加紧密，形成了全新的有机整体，具备协调统一的特征。“营改增”推行的背景下，金融保险业应逐步改善自身发展的不足。彻底解决因“营改增”推行而带来的负面影响，利用“营改增”政策的积极作用加快发展速度，持续进步。
一、营改增的概述
“营改增”政策的制定与推行，悄悄掀起了税收方式改革的浪潮，市场会以全新的标准划分税收方式，控制营业税比重，适当提升增值税，以宏观调控的手段将营业税和增值税整合在一起[1]。对于企业而言，“营改增”政策彻底解决了重复征税、税收比例过大的问题，还从法律层面对税收工作进行了明确的界定，有利于提高企业的收益比重，规避多种潜在性的风险。
二、实施营改增的重要性
金融保险业的运行需要大量资金的支撑，对资金的灵活性提出了较高的要求。“营改增”政策为金融保险企业提供了更加宽泛的融资渠道，使之不必局限在固有的渠道当中，并顺应社会和市场发展形势，为金融保险业的平稳运行提供了政策上的保障。因为，金融保险企业与“营改增”的深度融合，规避了多处潜在的风险威胁，还可使金融保险企业第一时间发现问题，将影响企业持久发展的不利因素扼杀在萌芽之内。
三、金融保险业“营改增”面临的难题
（一）增值税模糊
金融保险业为了更好地满足客户的需求，推出了多种类型的保险服务，不同种类的保险也会面临不同的风险。未实行“营改增”政策之前，金融行业需要按先后顺序缴纳营业税和保险投资金，满足上述要求后，才可对经营保险增值税进行结算。原有的营业税缴纳由企业负责，而保险投资金则由金融行业负责。“营改增”背景下的企业需要完全负责增值税和营业税的缴纳。简单的说，保险企业在未推行“营改增”政策之前缴纳营业税即可，而“营改增”之后企业则需要担负营业税和增值税的缴纳[2]。此种背景下金融保险业极有可能在金融运行过程中发生问题和风险，给金融保险业的发展带来阻碍。
（二）进项税问题
“营改增”背景下，金融保险业需要通过事先缴纳多变资金的方式实施进项税抵制，很难以更加直接的方式完成金融保险资金的直接引入，进项税抵制更是无从谈起。正是因为此种变化才迫使企业转换了保险投资，而金融保险投资与固定资金的相互转换，降低了原有的利润率，资金流动性也受到了极大的限制，最终直接表现在金融保险管理当中，给金融保险工作的顺利开展带来了诸多阻碍，企业也需要蒙受一定的经济损失。因为，投资比例发生了变化，金融保险行业无法再以更加主动的方式参与到市场竞争中。长此以往，整个保险行业都会发生巨大的转变，直接影响甚至阻碍经济发展。
（三）增值税发票开具不合理
企业的经营与利润很大程度上由税负决定，所以，企业会以合理合法的方式来降低税负。而“营改增”政策带来的增值税发票开具，则给企业税负的降低造成了负面影响。金融保险行业具备高成本、高风险的特征，其成本突出表现在硬件成本和柜台成本当中。自国家推行“营改增”政策以来，企业需要通过提供增值税发票的方式来处理进项税，上游企业成功接收增值税发票后，才能为企业提供更加便利的条件，以便企业更好地控制税负。问题就出在向上游企业提供增值税发票这一环节，规范性较差，难度较高，难以为企业提供降低税负的途径，究其源头就是专用发票的开具不合理。
（四）监管不到位
我国经济发展形势一片大好，但是细节上的处理仍有一定的不足，例如管理机制落后、监督管理工作不到位等。各个行业都借助“营改增”推行的机会转变了固有的工作理念和工作模式，但是这是一个较为漫长的过程，以保险监管为代表的工作模式的影响极为深远，很有可能在金融保险监管部门实施工作中出现税收比重提升的问题，这是因为相关部门仍旧采用原有的模式进行监管，削弱了“营改增”的作用。因此，基于金融保险行业进行的监管机制构建显得尤为重要。
四、应对金融保险业“营改增”难题的措施
（一）规范管理增值税发票开具
金融保险业扣除的金额相对较低，如果因增值税发票开具给增值税抵扣带来阻碍，会直接影响到税负控制工作。为此，金融保险业应巧妙地运用处理措施，衔接业务系统和现金税开票系统，消除二者之间的隔阂和矛盾。保障增值税征收满足国家标准和行业需求，为开票工作的顺利开展营造良好的内外部条件。除此之外，一定要想办法规范市场运行秩序，约束金融行为，激发“营改增”的潜在活力，使其在金融保险行业发展中发挥自身的利用价值。
（二）多元化管理
多元化管理是作为“营改增”政策的辅助措施来实行的，意在规范金融保险企业的发展秩序，维持其发展的长久性。实际实施多元化管理的过程中，应直接征收金融保险管理中的企业增值税[3]。直接的说，是在金融保险账户进行金融交易的过程中完成个人增值税的收取，利用收取个人增值税的方式控制企业的增值税比重。另外，一定要提高对间接性增值税管理的重视，基于金融保险中间业务来控制税负，降低企业的税负压力。从金融保险企业来说，应通过与账户银行卡合作的方式控制金融交易金额，并在操作、使用的過程中扣除增值税，保证企业的金融增值税不会超出合理范围，这不仅是多元化管理的实质，也是强化增值税管理的重要举措。
（三）阶梯性划分进项抵税
“营改增”政策对于金融保险业来说是利弊共存的，为了解决这一问题，权衡利弊，也为了改善税收管理效率，保险行业制定并推行了阶梯性划分的策略，以此来解决进项抵税管理问题，规范保险企业的税收行为。进项抵税管理的阶梯性划分真正起到了强化投资，提高社会效益的作用，对于金融保险企业而言是一个重要的缓冲期，为“营改增”税收制度的推广营造了良好的环境。总体上说，进项抵税管理的阶梯性划分，使得金融保险行业的制度更加灵活，可以更好的状态应对“营改增”政策带来的难题。
（四）规范管理国际金融
当前，经济一体化已经成为一个不可逆转的趋势，各个国家之间的经贸关系日渐紧密。我国为了更好地应对国际金融市场的冲击，不断完善金融货币兑换管理政策，在资金和政策上加大对大型跨国企业的扶持力度。为大型跨国企业的资金运转提供了坚实的后盾。而大型跨国企业的运转资金则来自于金融保险业，是其金融投资扩大化的结果。在此背景下，大量跨国交易的低税率政策推行并实施，这给跨国企业的制度管理提供了政策上的保障，以便其在国际金融市场中处于领先地位。这样有助于营改增政策发挥自身的价值，助推国家经济发展，加快经济现代化建设。
（五）制定完善的监管机制
伴随着“营改增”政策的落实与推广，监管工作的弊端日益暴露，如不加以约束，一定会给金融保险行业的发展带来负面效应。从国家角度来说，应在金融保险行业发展过程中发挥政策性的扶持作用，利用宏观调控的手段提高金融企业的管理水平与监督力度，保障企业金融经济效益不会出现过大的波动，稳步提升。最重要的是，一定要强化政策的监督与管理，严厉打击偷税、漏税等不法问题。同时，我国还要将“营改增”政策的税收标准进行明确化，加大政策实施力度。
所有行业在发展一段时间后都会涉及到改革与重组的问题，“营改增”政策的推行，刚好为金融保险业的改革与创新提供了契机。“营改增”推行的背景下，金融行业不断进行结构与产业上的重组，并为各项金融保险活动的顺利开展开辟了全新的路径。这是金融保险业应对时代发展趋势的重要做法，也是避免风险的有效途径。虽然，“营改增”为金融保险业带来了巨大的利益，但是，通过深层次的探索可以发现，在巨大的利益中仍旧藏有难以解决的问题，要求金融保险业深入了解“营改增”政策，顺应时代发展潮流，掌握“营改增”政策的核心，发挥其正向作用，站在长远的角度为行业发展谋划，在满足行业发展需求的同时做好准备与防范，令金融保险业在“营改增”的过程中取得颠覆性的变革。
参考文献：
[1]朱华.不动产租赁业营改增问题与合理应对方式解析[J].财会学习，2016（14）：163.
[2]王琦.金融保险业“营改增”：问题分析与制度设计[J].财会月刊：上？财富，2015（8）：19-21.
[3]曾东辉.试析不动产租赁业营改增存在的问题与应對方式[J].财会学习，2017（3）：155.
作者：唐波
行为金融投资管理论文 篇2：
操纵金融工具的盈余管理之术
摘要：本文对雅戈尔公司盈余管理行为进行研究，分析了雅戈尔公司进行盈余管理行为的成因以及所用手段，发现雅戈尔公司主要通过操纵金融工具的方式进行盈余管理，此外，本文还提出应对盈余管理行为的相关对策，从受益者目的、会计准则修改、加强监督等三个角度出发，提出治理盈余管理行为的手段。
关键词：金融工具 盈余管理 雅戈尔
一、引言
企业为了实现如增加利润、降低税负、避免退市等盈余管理目标，会在准则规定的范围中选择有利于企业的方式进行会计处理，甚至利用准则漏洞，来实现企业自身的需要，达到盈余管理的目的。
为避免这种现象的发生，我国的会计准则也在不断的修订。然而，随着中国经济形式日趋复杂，会计准则难以保证在所有重大方面没有漏洞，为企业进行盈余管理提供了契机。因此，本文将上市公司的盈余管理行为作为研究对象，探讨了在盈余管理方面具有代表性的雅戈尔公司盈余管理的动机和手段，以小见大，浅析现有准则的漏洞以及不合理之处，对我国相关部门应对企业盈余管理具有借鉴意义。
二、研究设计
（一）研究对象
本文选取雅戈尔公司进行案例研究，原因系雅戈尔公司的盈余管理手法兼备典型性和创新性，故本文以代表公司雅戈尔为例子。
（二）研究思路
本文通过研读雅戈尔公司2007年至2018年的财务报告，辅以相关文献资料，寻找雅戈尔公司进行盈余管理的手段，并分析盈余管理对雅戈尔公司的影响和雅戈尔公司进行盈余管理的原因;最后总结对雅戈尔公司作出的分析，得到案例启示，提出相关的解决措施。
三、雅戈尔公司盈余管理案例分析
（一）雅戈尔公司概况
宁波雅戈尔服饰有限公司成立于1995年，主要从事雅戈尔衬衫、西服、T恤、休闲等服饰的生产、销售工作。该公司衬衫连续10年、西服连续5年全国销量第一。衬衫、西服、西裤相继被评为中国名牌。2007年，雅戈尔实行品牌服装、房地产、金融投资多元化发展，其金融投资业利润更成为其总利润的重要组成部分。
（二）雅戈尔公司盈余管理动机
雅戈尔公司进行盈余管理，可以实现其受益主体的特定目标。通过对雅戈尔公司2007-2018年相关财务报告进行分析，笔者发现，雅戈尔公司实行一项高管薪酬考核制度，报告期内，公司会依据当年的利润、净资产收益率等指标对公司高级管理人员进行考核并制定薪酬方案，这使得雅戈尔公司高管有理由通过盈余管理行为使公司的利润净资产收益率达标以获得薪酬补偿;另外，雅戈尔公司参与了《宁波市总部企业发展激励实施办法》，政府根据企业规模、税收贡献、利润收入等指标予以企业补贴，为获得政府补贴，雅戈尔公司治理层有理由进行盈余管理以达到相应指标;雅戈尔公司作为上市公司，公司相关利益者更关心其股价能否平稳增长，而平稳增长的利润可以向外界投资者传递公司经营利好的信号，推动股价的稳步上升。为了实现这一目标，雅戈尔公司要避免利润产生大幅波动，该公司有可能因出于平滑利润的动机进行盈余管理。
雅戈尔公司主要是通过准则中含糊不清、给予管理层自主决断机会的条款进行盈余管理。准则上的漏洞使得雅戈尔公司大肆进行盈余管理却不触犯准则底线。另外，雅戈尔公司2008年设立上海凯石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注册资本10亿元，斥巨资吸纳了来自基金、审计、会计、投行及专业研究机构的资深人才，凭借这些专业人员，雅戈尔公司可以轻易发现准则的漏洞并加以使用，使得其盈余管理操作能游刃有余。
（三）雅戈尔公司盈余管理手段
利用金融资产进行盈余管理是雅戈尔公司平滑利润的重要手段，笔者整理汇总了雅戈尔公司2006-2017年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和交易性金融资产的金额。
雅戈公司的可供出售金融资产金额明显高于其持有的交易性金融资产，雅戈尔公司偏向于将金融资产划分为可供出售金融资产，甚至在2012-2016年不将资产划分为交易性金融资产。雅戈尔公司通过以后年度处置可供出售金融资产以调高利润进行盈余管理，通过对其财务报告的分析，雅戈尔公司2006-2017年均有通过处置金融资产获取投资收益以提高利润的行为。2008年的投资收益更是占其利润的90%以上，向外界传递出雅戈尔公司当年经营业绩良好的信号。然而，2008年，雅戈尔公司的金融资产投资实则步履维艰，受金融危机的打压，雅戈尔公司持有的金融资产大幅减值，使其金融资产公允價值上升实现的资本公积减少70亿元，减少了75%;因金融资产减值产生的资产减值损失增加了13亿元，增幅达6254.33%。同年，雅戈尔的服装纺织业务由于用工成本增加、原材料价格上涨等影响，其营业利润率急剧缩水。致使其2008年经营性净亏损2745万元。雅戈尔公司在其服装业、金融投资业均下行的压力之下，仍能实现业绩的扭亏为盈，原因如下：雅戈尔公司通过以前年度的金融工具投资，实现金融工具大幅增值，因分类为可供出售金融资产的缘故并未计入利润。2008年，为平滑利润，雅戈尔公司出售其持有的中信证券1亿余股，将以前年度实现的增值全部确认为投资收益，金额达25.78亿元，通过这种方式，雅戈尔公司最终实行营业利润约20亿元，实现了扭亏为盈的会计魔术。利用同样的操作方法，雅戈尔公司2017年通过处置相关金融资产，使得金融资产投资收益甚至达到了利润总额的261.26%，这也充分体现了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利润“蓄水池”的作用。
改变合并报表主体，合并利润较好子公司，剥离利润较低子公司也是雅戈尔的盈余管理手段之一。上市公司主要是通过减少董事会成员以丧失控制条件，来剥离旗下子公司。而对于全资子公司，除非对其进行处置，否则毫无疑问是要并表的，而雅戈尔公司2013年的操作，竟将其旗下全资子公司剥离合并报表范围。根据2014年雅戈尔公司年报披露的信息，雅戈尔公司已将其旗下两家全资子公司——针织内衣有限公司和法轩针织有限公司通过签订协议的方式承包给一名自然人翁素妃，在承包期间，公司不参与这两家全资子公司的财务和经营决策，故母公司对其既不达成控制也没有重大影响，从而避免了两家亏损子公司的母公司合并报表的影响。
四、雅戈尔公司盈余管理的治理探讨
其一，可改善业绩评价指标。大多数上市公司对管理层的考评方案多以财务指标为主，管理层有理由为实现其目的进行盈余管理来完成业绩考评指标，单纯地以财务指标进行业绩评价会助长管理人员的短视性。中国大部分上市公司高管报酬结构与公司财务指标相关，授予管理层的股票期权、限制性股票工具等股权激励手段，其解锁条件也与财务指标相关。在对管理层的考核指标或是其股权激励解锁方案中，企业可以引入客户满意度、市场占有率、企业增长规模等非财务指标，改善企业指标结构，使得其中的某些指标的可操作性降低，能减少管理层进行盈余管理的动力。
其二，会计准则的修订和完善是限制企业盈余管理的重要因素，既然会计准则中不可避免地存在含糊不清的条款和会计政策、会计估计，给予企业管理层会计确认计量时的高度自由，那要解决这一问题，准则可以对企业可选择范围做出修订。例如，在新修订的金融工具准则中，改进了旧准则企业可以根据管理层意图自主分类金融资产的做法，引入了合同现金流量测试和管理层意图相结合的方法，只有符合相应的合同流量测试，才能将金融资产进行相应的分类，防止了企业滥用管理层意图进行盈余管理。另外，准则可以设定相关条款，规定企业的某些经济利益流入只能转入留存收益而不计入损益。例如，在新金融工具准则中，对于企业基于权益工具而指定为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其他综合收益的金融资产，即旧准则规定的部分可供出售金融资产，新准则中规定处置该资产时其他综合收益不能进入损益而是调整留存收益，限制了企业利用金融资产盈余管理的行为。所以，不断推进会计准则的修订和完善，及时通过企业盈余管理行为发现准则漏洞并及时填补，虽然无法从根本上遏制盈余管理行为，但能够起到很好的限制作用。
其三，可加强健全“三道防线”的相关监督。上市公司的盈余管理“三道防线”指上市公司的内部管理制度、外部审计制度，以及政府监督制度，加强健全“三道防线”的建设能够减少上市公司的盈余管理行为。
上市公司的内部控制制度是对盈余管理的第一道防线。健全有效的内部控制有助于限制上市公司管理层的盈余管理行为，独立董事、审计委员会的设立，加强相关职务的监督与相互制衡，能在一定程度上限制管理层滥用职权，防止其为实现自身目标而做出与企业目标相违背的盈余管理行为。然而，若一项盈余管理行为的最终目的使得管理层与治理层均受益，即管理层、治理层目标一致，那内部控制就无法很好地限制这类行为，需要有其他监管形式对其加以监督限制。
外部审计是盈余管理的第二道防线。外部审计是上市公司进行盈余管理的重要监督对象，加强对外部审计的监督可以遏制上市公司做出盈余管理行为。会计师事务所自身要对项目组成员进行监督，事务所可以在质量控制要求中向项目组成员强调对上市公司盈余管理的防范，要求注册会计师在执行工作时，在涉及上市公司进行盈余管理的领域中保持高度的职业怀疑并将其定义为高风险领域，例如企业的高度会计估计，管理层凌驾于内部控制之上所做出的会计分录等，质控部门要对这部分工作底稿进行更严格地复核，不仅要复核这些会计处理是否有支持性文件，还应该考虑针对该笔业务是否影响相关利益者利益、是否有更加合理的处理方式等，以防止项目组成员对企业上市公司盈余管理行为进行不正当的处理。例如，我国某会计师事务所质控部门会着重复核有关盈余管理内容的工作底稿，该所项目组成员在审计永辉超市2018年年报时，发现该公司高管业绩与利润挂钩，并且在审计过程中发现其存在盈余管理行为，项目组成员调整了不合理的盈余管理行为并与该公司管理层达成了共识，在质控的监督下，项目组成员对上市公司盈余管理行为的防范意识明显提高。
证监会等政府机构是盈余管理的第三道防线。首先，证监会对上市公司的监管着重于虚假陈述、舞弊等违法行为，对盈余管理的监督不够重视。证监会可以建立一个更加科学的监督体系，不仅对上市公司的违法行为进行监督，还应对其盈余管理行为做出一定的限制，并考核会计师事务所是否在执行工作时对上市公司的盈余管理行为做出合理判断，证监会可以点名批评对上市盈余管理行为作出不合理判断的事务所，以提高事务所执业水平。另外，证监会等部门可以加强事前监督，对上市公司披露的公告以及有关核算方法中可能存在的盈余管理的行为进行问询，施加压力。例如，2018年3月20日，雅戈尔公司为增加其每股净资产和股票估值，欲图将其持有的中信股份股票用长期股权投资权益法核算进行盈余管理，雅戈尔公司买入中信股份一千股股票，使其持股比例由4.99%变为5%，雅戈尔公司当即宣称其向中信股份分派一名董事，对中信证券产生了重大影响，符合权益法确认条件，随即改变会计核算方法。2018年4月25日，证监会向雅戈尔公司发出监管问询函，质疑雅戈尔公司的处理方式，并给予施压。第二天，雅戈尔公司迫于压力发布公告，取消之前修改的会计核算方法，理由为中信股份董事会成员较多，一名股东影响力不足。对上市公司涉嫌盈余管理业务的问询具有立竿见影的作用，那么，为了遏制上市公司的盈余管理行为，证监会等政府机构可以将工作重心适当地转移至盈余管理的事前管理之上，在年报披露前就将上市公司的盈余管理行为扼杀在摇篮之中。
五、结论
本文主要研究上市公司进行盈余管理的行为，选取了上市公司中的雅戈尔公司作为盈余管理的典型案例。案例分析围绕雅戈尔公司，先对公司做了简要的介绍，再剖析雅戈尔公司的盈余管理的动机和手段，最后得到案例启示，对上市公司盈余管理现状提出了一些对策建议。基于以上分析，本文得出以下结论：
第一，从盈余管理的成因来看，会计准则存在固有缺陷，使得上市公司可以凭借准则漏洞进行盈余管理，常见的手段有修改合并报表主体，利用资产减值和金融资产等。此外，内部控制的缺陷，外部审计的忽视，以及政府监督的不完善都助长了上市公司的盈余管理行為。
第二，从上市公司自身的角度来看，上市公司进行盈余管理并未违反准则规定，这为上市公司实现节约税赋开支、提高公司股价、帮助企业融资等目标提供了捷径。
第三，从外部报表使用者角度来看，会计信息使用者容易受盈余管理粉饰后报表误导，进行错误的决策，这对会计信息使用者来说是不合理的。
第四，从会计准则的角度来看，盈余管理行为损害了会计准则的权威性，会计准则应当进一步完善相关制度，以减少模糊性，减少上市公司管理层、治理层盈余管理的操作空间。
第五，从外部监督的角度来看，会计师事务所要提高自我监督意识，在质量控制要求中对盈余管理相关的审计工作做出规范，证监会等政府部门可以对上市公司盈余管理行为做出一定的限制，并考核会计师事务所是否在执行工作时对上市公司的盈余管理行为做出合理判断。另外，还可加强事前监督，必要时，对上市公司披露的公告以及有关核算方法中可能存在的盈余管理的行为进行问询，施加压力。
本文以具体案例为线索，分析了上市公司的盈余管理行为，本文的不足之处在于所选案例较少，上市公司盈余管理情况未做实证研究，缺乏普遍性。
参考文献：
[1]Scott，W.R.Financial Accounting Theory[J].Prentice Hall，1997.
[2]Katherine Schipper.Commentary on Earnings Management [J]Accounting Horizons.1989，10：131-15.
[3]陆建桥.中国亏损上市公司盈余管理实证研究[J].会汁研究.2003，9：25-35.
[4]孙铮，王跃堂资源配置与盈余操纵之实证研究财经研究[J].2004，4：3-93.
[5]顾兆峰.论盈余管理[J].财经研究，2006，3：33-38.
[6]宁亚平.盈余管理的定义及其意义研究[J].会计研究2010，9：62-66.
作者单位：湖北省武汉市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作者：林泽洋
行为金融投资管理论文 篇3：
企业“脱实向虚”对债务风险的影响
【摘 要】近年来，我国企业的金融投资行为屡见不鲜，在一定程度上导致经济整体“脱实向虚”，使资金在资本市场空转，无法驱动实体产业的实质进步，企业单体债务风险通过资本二级市场转化为系统性债务风险。为研究该行为是否会带来债务风险，论文选取2010-2019年沪深两市上市公司的年度数据，通过实证研究表明，金融投资行为会对企业债务风险带来负面影响，这对企业债务风险的预防化解具有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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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脱实向虚”;债务风险;經济不确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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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2021年是十四五规划的开局之年。十四五规划报告中指出：“要提高（金融机构）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能力，健全实体经济中长期资金供给制度安排，创新直达实体经济的金融产品和服务，增强多层次资本市场融资功能。”对实体企业来说，金融投资行为的泛滥会使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之间的风险联动增强，系统性金融风险积聚，不利于宏观经济环境的稳定（彭俞超，2018）。与此同时，具有不同规模、位于不同行业的企业所具有的资源禀赋是不同的。故本文对企业金融投资行为对其债务风险的影响进行研究。
2 文献综述
2.1 企业金融投资行为的现有研究综述
企业投资行为可以分为金融投资与实体投资2种形式。本文研究对象主要为后者。现有文献对企业金融投资行为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动机和影响2个角度。对金融投资行为动机的研究主要有以下几个角度。李超（2020）、彭俞超（2018）认为企业杠杆率所引起的投资转移效应、企业追求金融收益率是导致企业“脱实向虚”的重要原因。杜勇（2017）、李超（2020）提出的蓄水池效应和挤出效应指出，金融投资对实业投资既有替代效应也有互补效应。张成思（2016）发现非金融公司通过金融渠道获利会显著降低企业的实业投资率。彭俞超等（2018）通过研究分析得出结论，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会减少金融投资总额以及减弱对金融资产配置造成影响。“脱实向虚”对企业自身影响的研究通常从以下几个角度展开。张昭（2018）通过研究发现，对实业投资效率的影响呈现出非线性特征。杜勇（2017）在研究中发现，企业金融化会使其主营业绩恶化，同时，对实体投资和研发投资产生挤出效应。而且高管股权激励能弱化企业金融化与研发投资的负向关系（晋盛武，2017）。
2.2 企业债务风险的现有研究综述
企业债务风险主要是指企业通过股权、债券融资等渠道获得的贷款在经营中无法产生足够的利润，当债务到期时出现偿债困难的现象。对企业债务风险的研究方向主要集中在企业内部缺陷导致企业债务风险。刘晓光等（2019）、刘慧等（2016）、李萌等（2020）、申香华（2014）分别研究了企业杠杆率、企业诉讼风险、企业内部控制能力以及财政补贴对企业债务的影响。相较于以上文献，本文在如下几个方面作出的新的贡献。本文将研究对象聚焦于我国上市公司，探究企业金融投资行为对其债务风险的影响。本文采用了巴萨利指数作为风险衡量指标，将企业内部控制能力以及总资产利润率作为中介变量。
3 理论研究
马克思认为货币资本与产业资本相结合，一起参与社会平均利润的分配。这也成为当代产业资本金融化研究的理论基础（谢家智，2014）。本文提出以下研究假设：①金融投资行为对企业债务风险的影响需要一分为二看待。其中，挤出效应主要是指企业在进行金融投资时，投入过多的资金、人力以及时间，由此干扰到主营业务的发展。谢家智（2014）、杜勇（2017）、张成思（2016）通过研究证实挤出效应在我国起到主要作用。基于此，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1：企业金融投资行为将导致企业负债风险上升。
②传统制造业的定价模式是成本定价，而投资金融资产的企业是依据观念支撑的价格系统。相较于制造业可以将部分产成品以及生产链作为抵押，获得短期融资，其他行业的定价机制部分缺失，面临债务风险时现金流承受的压力更大。基于此，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2：随着金融投资行为的增长，相较于制造企业，非制造业企业所具备的债务风险更高。
③国企在改革中逐渐自负盈亏;中外合资企业通过引进现代化企业管理战略降低了企业管理层的代理成本;民营企业由于委托-代理、管理者专业素质不够等问题，会导致其主营业务发展受阻时，将资金转投到利润更高的资本市场中。基于此，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3：随着金融投资行为的增长，相较于非民营企业，民营企业债务风险上升更快。
4 样本选取和数据来源
本文选取2010-2019年中国沪深两市A股上市公司作为研究样本，对具有以下特征的企业予以剔除：①依据证监会2012版行业分类剔除金融业124家上市公司;②剔除了ST及ST*公司;③剔除相关数据缺失的样本。本文使用的宏观经济数据以及企业财务特征数据来自CSMAR数据库，部分数据来自Choice金融终端、DIB数据库系统，并进行了缩尾处理。
4.1 模型设定
本文为了检验企业金融投资行为对其债务风险的影响，借鉴了黄贤环（2018）的研究，构建模型如下：
DRit=α0+α1Finassetit+Controls+∑Year+∑Industry+vt+ui+εit
其中，vt代表时间固定效应;ui代表行业固定效应;下标i代表各个研究样本企业;下标t代表年份;Controls代表所有的控制变量;εit代表残差项;DR代表债务风险;Finasset代表金融资产总额;Year和Industry分别代表年份和行业的虚拟变量。
4.2 变量解释
①被解释变量。本文参照李婷婷（2017）、王冀宁（2010）的模型构建方法，采用以Z计分模型为基础，由Alexander Bathory建立的巴萨利模型。其优点在于能适应样本横跨多行业，并且适用于规模差异较大的企业比较，其定义为：FRit=SZLit+SYit+GLit+YFit+YZit。其中，SZL为（税前利润+折旧+递延税款）/流动负债;SY为税前利润/营运资本;GL为股东利益/流动负债;YF为有形资产净值/负债总额;YZ为营运资本/总资产。此外，本文参照刘晓光（2019）选取“风险融资者体征”作为稳健性检验的虚拟变量：当税前利润/债务利息的结果小于1，则说明企业的税前利润无法覆盖利息，存在较大的债务风险，此时该变量赋值为1。②解释变量。本文借鉴彭俞超（2018）的做法，选取金融资产总额取自然对数作为解释变量，本文选取了金融资产收益率作为稳健性检验的替代变量。③控制变量。为进一步提高研究的准确性，本文把企业规模用企业总资产的自然对数进行衡量;将企业的股权集中度用最大股东的股权占比衡量;用企业市盈率代表企业的成长性;用企业的财务杠杆表示企业目前的负债状况;用企业的固定資产占比衡量企业的经营杠杆。
表1为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可以看到不同企业的巴萨利指标具有较大差异。不同样本之间的金融资产总额也存在很大的差距，最小值为11.48，最大值为23.33。股权集中度最高为74.82%，最低为8.57%，均值为34.68%。内部控制水平存在较大差额，可见各上市企业之间的内部控制能力存在差异。
5 实证研究
5.1 基础回归
表2报告了企业金融投资行为对企业债务风险影响的基准回归结果，第（1）列未加入控制变量，金融资产的系数为-0.197，在1%的统计水平上显著。说明企业的金融投资行为越多，企业的债务风险越大。从第（2）列可以看到主解释变量的显著度略有下降，但总体与被解释变量呈负相关。
5.2 异质性分析
企业的金融投资行为受到多因素的影响。企业所有权不同会导致政府背书力度差异化，故债务风险不同;在货币政策环境收紧时，信贷渠道的收缩会降低企业的资金供给端预期，金融投资行为会更加谨慎;行业不同也会对企业配置金融资产的行为造成影响。①企业产权性质的影响。本文将企业的所有权性质分为中央国企、地方国企、民营企业以及中外合资企业4类，探究对不同所有制企业的影响。表3中，如第（1）（2）（4）列所示，金融资产对债务风险的影响并不显著。在民营企业组中，企业金融投资行为对企业债务风险的负向驱动作用较明显。结果表明，民营企业的信贷渠道保障性较差，管理者不具有现代化企业管理能力，对企业发展做出短视行为。②行业的影响。借鉴何德旭（2021）对企业是否为高科技企业的分类，本文探究行业不同也会使其金融投资行为对债务风险造成不同程度的影响。参考证监会2012年行业分类，本文将样本分为制造业与非制造业。结果显示，在非制造业企业组中，企业金融投资行为对债务风险的负面影响显著。而在制造业企业中负效应不显著。制造业企业由于自身特性，即使发生金融投资行为失败的情况，也有充足的固定资产用作偿债，降低了发生债务风险的可能性。③货币政策的影响。实体企业的金融投资行为在近年呈逐步上升的态势。信贷资金来源决定企业投资行为。本文借鉴任羽菲（2017）选取的变量，考察企业融资行为对货币增速剪刀差的影响从而影响企业债务风险。当货币剪刀差越小，货币供应量存款活期化倾向越高，经济活力越高，其定义为△M1t /△M1t-1-△M2t /△M2t-1。其中，M1是流通中的货币加上单位活期存款;M2是M1加其他形式的存款。如表3所示，货币增速剪刀差为负时，企业金融投资行为所造成的债务风险在5%的水平上显著。结果可能由于M2中企业定期存款的增加所致：定期存款的灵活性不及活期存款，企业无法及时动用资金偿债，也无法顺利在债券市场上通过融资以借新还旧。
5.3 机制检验
本文参照温忠麟（2005）对中介效应的检验方法，检验企业金融投资行为是否基于企业内控制度以及主营业务收入而对企业债务风险造成影响。根据前文假设研究中对影响机制的分析，本文依次检验方程的回归系数显著性，本文认为企业金融投资行为对企业债务风险的影响可能通过内部控制能力和企业总资产收益率这2个途径传导。①企业金融投资行为的强弱会根据资本市场的繁荣程度以及投资收益率的高低而发生周期性的变化，本文参考张会丽（2014）的研究方法，将内部控制指数作为代理变量，指数的数值越大，表明企业内控水平和风险管控能力越高。表4报告了以企业内部控制能力作为中介效应的模型估计结果。从结果来看，企业内控能力在金融投資行为与债务风险之间存在中介效应，且投资行为降低了企业的内部控制能力。金融投资行为在投资收益率增加时会为企业带来超额利润，但管理层过度重视企业在资本市场的得失，会降低对主营业务的关注度，缺少营收来源支撑，会造成债务风险的积聚。②企业绩效的恶化使企业的自由现金流更加拮据，以此对增加企业债务风险有所影响。本文参考段军山（2021）的金融投资短期财富效应路径分析以及资源挤占效应分析，选取企业总资产收益率作为公司绩效的替代变量。从表4可知，企业金融投资不利于企业绩效的增长，存在部分中介效应。企业管理层的金融投资行为会通过对企业收益率的影响间接导致企业债务风险的增加。对此可能的解释是，管理层热衷投资逐利的行为或许在短期可以带来超额收益，但金融投资天生具有的不确定性会使管理层投入更多的精力，削弱了对主营业务的关注。
5.4 稳健性分析
本文采用更换被解释变量、更换解释变量以及对样本量年份缩减的方式进行稳健性检验，上述稳健性分析结果均未改变本文的主要研究结论。
6 政策建议
本文通过实证结果表明：①企业金融投资行为会使企业债务风险显著增加;②在民营企业以及非制造业企业中，金融投资行为对债务风险的促进作用更显著;③当整体信贷环境处于流动性不佳的阶段时，债务风险对金融投资行为的增加更加敏感。
本文结论对于重新认识企业金融化的负面影响提供了新的思路。本文对于现实的指导意义在于，要解决企业债务风险频发，应该着眼于降低企业金融投资行为。①通过政策倾斜鼓励实体企业将资金用于研发创新;②完善资本市场准入制度，提高准入门槛以及完善收益结构;③对于企业来说，对金融投资行为不能一刀切，要建立健全的内控制度，规范金融投资行为。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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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张会丽，吴有红.内部控制、现金持有及经济后果[J].会计研究，2014（3）：71-78+96.
作者：何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