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历史记忆中的长征
宏扬长征精神 传承红色记忆 征文
宏扬长征精神
传承红色记忆
征文
最美的风景
-参观红西路军石窝会议纪念碑
我的爸爸从小在肃南县长大，对肃南的山山水水比较了解。自从我上小学开始，每个暑假爸爸都要带我去肃南的大山深处，看看祁连山一年中最美的风景。每次游玩回来，我都要写写所见、所闻，除了快乐的回记，似乎也没有太多的心情可陈述。然而，这个暑假从肃南游玩归来，我自觉查阅了好多资料，在爸爸的帮助下，终于搞清楚了80年前，在那美丽的大山深处所发生的悲壮的故事。
七月的肃南康乐草原正是一年最好看的时节，极目四望，蓝天万里、远山含云、九排松苍苍翠翠、百花滩彩蝶纷飞，呼吸着清新的空气，信步走在草地上，悠哉悠哉。心中不由得说，啊，这儿真美!
“爸爸，你为什么以前不带我们来这里游玩?”
“以前你不是还没长大么，上山的路好险，怕吓着你，现在你长大了，除了这里，过会我还要带你去看另外一个地方，红西路军石窝会议纪念碑处看看。”
吃过美味的手抓羊肉，爸爸开车带我们去参观红西路军石窝会议纪念碑。山路蜿蜒，越走越高，一个多小时后，转过一道山岗，我们来到了海拔3400多米的石窝山顶上。在这里有座样式独特的纪念碑静静伫立着。最先映入我眼帘的是碑体上那一面飘动的红旗，旗面正中央镶嵌“红西路军石窝会议纪念碑”十一个金光闪闪的大字，我不太明白这有什么含义，只感到一种以往从未感到过的肃穆。看着我一脸的不解，爸爸慢慢给我讲了它的来由：1936年10月至1937年3月，一支来到我们甘肃，我们张掖的红军西征行动部队，后来人们叫这支红军部队为红西路，在征河西的过程中多次受挫，损失惨重。1937年3月初，在经过咱们张掖临泽县梨园口、肃南康乐草原马场滩就是刚看过的那个地方、肃南康隆寺等战斗后，败退至肃南康乐石窝村。3月14日红西路军军政委员会在石窝村一处山崖下召开了最后一次会议，决定主要领导回延安汇报情况，剩余部队分三路突围。至此，红西路军西征行动正式宣告失败。为缅怀红西路军征战祁连山的悲壮历程，1985年肃南县决定，修建“石窝会议纪念碑”。1986年8月1日纪念碑正式落成。2012年8月，鉴于原纪念碑年久残破，肃南县决定在原址重建框架结构纪念碑一座。因为红西路军历史上至关重要的“石窝会议”，这里后来被当地群众叫做“红石窝”。听爸爸这样一说，我终于明白了这座高山上的纪念碑来由。
回来的路上，爸爸问我“知道我为什么要带你来这儿吗?”
我认真地回答说：“知道，今年是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通过参观红西路军石窝会议纪念碑一方面让我了解发生在家乡的历史事件，一方面更加坚定了我好好学习的决心，珍惜先烈们用生命换来的和平美好生活!做一个对社会有用的人!”听到我的回答，爸爸微微笑了，再不作声，专心开车起来，我的心绪却久久不能平静。
就在几个小时前，我以为祁连山最美的风景是康乐七月的草原，现在我才明白，那高原的蓝天、挺拔的雪松、盛开的鲜花不过是自然的造化，这饱含着历史、明示着未来的红军纪念碑才是这山中最美的风景啊!
评语：学生能对自已的所看有所感悟，写得较真实自然。不足之处是对历史事件的来由交待的不是太清楚，导致行文较平淡。
第二篇：红军长征记忆中 有哪些真相被删除？
http:// 2011-01-19 09:53:44
《红军长征记》，最早的长征回忆录
早在上世纪30年代，长征就已中外闻名。苏联和共产国际知道它，宣传它，英美世界也因斯诺的《红星照耀中国》(《西行漫记》)一书的广为流传，对之也很熟悉。1950年1月，出访莫斯科的毛泽东特别指示，对外发布任命张闻天担任中国驻联合国代表的新华社稿件，需标出张闻天参加过二万五千里长征。
“长征”闻名天下，和它的成功有极大关系。当时，还有一个由巴西共产党领袖普列士得斯参与领导的巴西农民的长征，也很有名，但他没有成功，巴西共产党没有开创出新局面，以后更没有夺得全国政权，人们就忘记了它。
长征的叙述在中国共产主义革命的解释体系中占据了特别重要的地位，其作用之巨大和影响之广泛，犹如“英雄创世纪”。“长征”成为一个骨架和桥梁，把1949年前中国革命的两个历史阶段：瑞金时期和延安时期，联结了起来，它对中国共产党及其军队的意义，是不言而喻的。
壹、号召回忆长征的最初目的
红军到达陕北后，困难重重，外有国民党军队的围剿，内部财力物力又极为短缺，陕北地瘠民贫，很难养活几万人的军队和干部，到了1936年的前几个月，情况更加艰难。
高华：南京大学历史系、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著名的现代史、党史研究专家。
1936年下半年，毛泽东就开始号召写红军长征的回忆，直接起因是很现实的，就是争取外国人对红军的物质援助。本来，在长征结束后，党的领导人就有计划，向参加长征的同志征集有关个人日记等，但因1936年上半年东征等军事紧张，此议就被耽搁下来。到了下半年，全国的形势有新的发展，两广发起反蒋运动，周恩来等对张学良的统战已见成效，陕北的局面出现转机，1936年7月初，燕京大学美国讲师、记者斯诺在上海中共地下组织和宋庆龄的联络和安排下前来陕北采访，这是一个向外宣传红军和争取外部援助的极好机会，这样，征集长征史料的工作就被提上了议事日程。
8月5日，毛泽东和军委总政治部主任杨尚昆联署，向参加长征的同志发起征稿：“现因进行国际宣传，及在国内和国外进行大规模的募捐运动，需要出版《长征记》，所以特发起集体创作。各人就自己所经历的战斗、行军、地方及部队工作，择其精彩有趣的写上若干片段。”“文字只求情通达意，不求钻研深奥。写上一段即是为红军作了募捐宣传，为红军扩大了国际影响。”
经三个月的努力，到10月底共收到稿件200余篇，约50万字。恰著名左翼作家丁玲此时已到达陕北，她和另一个著名的左翼文化人，参加过长征的成仿吾，一起参加了文稿的编辑工作，而全部工作则由军委总政治部宣传部部长徐梦秋负责，最后由徐梦秋统稿，并撰写《关于编辑的经过》，至1937年2月22日完成，由朱德题写书名，共收有回忆文章100篇，歌曲10首以及附录等，是为《红军长征记》(又名《两万五千里》)。
斯诺着《红星照耀着中国》的许多素材皆取之于这些稿件。1937年7月，安排并陪同斯诺进入陕北苏区的董健吾，以化名在国内著名的时政文化杂志《逸经》上发表的《两万五千里西引记》，成为在国统区发表的第一篇介绍红军长征的文章，其内容也是取之于这份书稿。
贰、徐梦秋这个人
说起《红军长征记》这部最早的有关红军长征的历史记录文本，就不能不说到它的总编辑徐梦秋。他就是索尔兹伯里在《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一书中多次提到的那个“红色历史学家”，可是他却是一个悲剧性的人物。
徐梦秋是安徽人，于1923年在上海加入中国共产党。1927年后被派往苏联学习，1930年回国进入江西苏区，曾担任红一方面军政治部主任和红军总政治部宣传部长。徐梦秋在长征过雪山时冻坏双腿，到延安后锯掉，这在参加长征的领导同志中，特别是文职领导同志中是唯一的。
众所周知，年近六旬的徐特立和五十多岁的董必武、林伯渠、谢觉哉等“四老”，也没有一个不是安全到达陕北(“五老”中的另一老吴玉章当时在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工作，没有参加长征)。所以毛泽东和周恩来等领导同志对徐梦秋特别疼惜，很快就安排送其去苏联治腿。
徐梦秋的妻子李玉南，是四方面军的红军干部，1937年，组织上安排李玉南和徐梦秋结婚，之前，两人互不认识。李玉南初不愿意，后组织上对其进行劝说，要李玉南“为革命作更大贡献”，才和徐梦秋结了婚，并随丈夫一同去了新疆。到达迪化(今乌鲁木齐)后，徐梦秋听闻苏联正在进行大肃反，不少中国同志也被害，曾一度打消去苏联医腿的念头，留在了新疆，化名“孟一鸣”，担任新疆教育厅副厅长、代厅长及新疆学院院长，和陈潭秋、毛泽民等一同工作。
1941年4月，李玉南陪同徐梦秋去苏联安装假肢。后苏联方面因其伤重，又将其送往德国准备安装假肢，行至边境时苏德战争爆发，1941年冬天，徐梦秋全家辗转经哈萨克回国后滞留在迪化，1942年，盛世才反共，徐梦秋被捕，毛泽东指示要重点营救徐，但徐已投降盛世才。
解放初，徐梦秋在重庆向政府自首，即被长期关押;政府给了李玉南一笔钱，让她带着三个孩子回到四川通江老家。李玉南同徐梦秋离婚，她告诉孩子们“父亲是个坏人，要跟他划清界限”。李玉南从此一直单身，其子徐维陶虽然成绩优秀，但因其父的历史问题“不能升入高中”。“文革”中，全家几次躲进山里，也不知道徐梦秋是何时去世的。
李玉南说过一句话：“长征是自由的，从此就不自由了。”
三、最真实的长征记忆
《红军长征记》整理完毕后，一直未能正式刊行，直到1942年11月20日才作为“党内参考资料”，由总政治部付印，并要求“接到本书的同志妥为保存，不得转借他人，不准再行翻印。”
这本长征的回忆文本的文献价值最高，因为它最真实，最质朴，是迄今为止，所有有关长征回忆的最初形态。它的主题是革命的英雄主义，没有反映党内斗争和“路线斗争”。
通常回忆录都有一个缺陷，这就是写作时因年代久远，事主对当年发生的事件等已记忆模糊。但是，这本书的写作时间就在长征刚结束不久的1936年，作者都是长征的亲历者，又大多是年轻人，对刚过去的事记忆犹新。
主编徐梦秋也是长征的亲历者，完整经历红一方面军长征的全过程，协助他编辑的成仿吾也是长征亲历者，他们的编辑工作基本上是在文字技术性方面，就是删除重复，文字精炼等。更为重要的是，这本回忆录的作者在写作时，思想上没有受到条条框框的限制，不似后来的各种叙述已受到各种有形无形的写作要求的影响。
这样的叙述和编辑方针，即使在今天看，也是正确的。
肆、外界是如何知道长征的?
1934年10月，中央红军离开中央苏区，向西实行战略转移，中外报章都有报道，远在莫斯科的王明就是从日本新闻社的报道才获知红军突围的消息的。
1936年3月，已在莫斯科的陈云，以“廉臣”的化名在巴黎的中共刊物《全民月刊》上发表一篇《随军西行见闻录》长文，假托一名被红军俘虏的国民党军医，细致叙述了中共和红军的政治纲领，以及红军长征至四川阶段大量生动的事例，文中以“赤军”和“南京军”分别指代“红军”和“白匪军”，此文很快在莫斯科出版了单行本，和《救国时报》一样，再通过巴黎—上海的海路，流传到国内，成为最早向世界和国内介绍和宣传长征的重要文献。而董健吾为了适应国统区的言论环境，甚至借用了国民党诬称长征的“西窜”一词，却丝毫没有减低他那篇文章的重要价值。
这是中共和红军自己对长征的叙述，这在当时，外界是不知道内情的，没多久，国内局势发生重大转变，国共在抗日的旗帜下，再度合作，国人通过《西行漫记》和范长江的《中国的西北角》，知道了更多有关长征的史实。
抗战初期，大批左翼青年到达延安，许多是被红军长征的英雄事迹吸引而来的，参加过长征的人，除了“红小鬼”，都被这些后来者尊称为“老干部”，不少在白区坐过国民党监狱，正接受组织审查的同志，更对自己缺少这一段长征经历深感遗憾。从此，参加长征的同志有了很高的荣誉感和自豪感，而在这之前，到达陕北的同志彼此都是参加过长征的，没觉得自己有什么特别。长征的英雄事例也开始作为训练干部的思想教材。
伍、被删去的长征日记
以后有关长征的叙述就如历史学家顾颉刚所说是“层累的堆积”。
随着中国革命在1949年取得全面胜利，党和政府从政治的高度开始了对红军长征事例广泛的宣传。红军纪念碑、纪念馆、烈士陵园，戏剧、电影、歌曲、舞蹈、美术，更重要的是中小学教科书，使全国人民对长征史都有了一个比较清晰的概念。笔者至今还记得小学时读过的两篇课文：陆定一的《老山界》和吴华夺少将的《我跟父亲当红军》。
可是徐梦秋主编的《红军长征记》却长期没有公开出版。1954年，中宣部党史资料室将此书更名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长征记》，在内部发行的《党史资料》上分三期发表。这一次的刊印，最重要的变化是删除了何涤宙的《遵义日记》、李月波的《我失联络》、莫休的《一天》等5篇。1955年，人民出版社出版了选本《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长征记》，仅收入了1942年版的51篇，也没有收入何涤宙的《遵义日记》等5篇。
被删去的主要原因，是依着那个年代宣传工作者的思维逻辑，发现当年参加长征的红军干部的某些叙述和已成典范的叙述程式有不吻合之处!
在人们的认知、记忆和印象中，参加长征的同志每天冒着枪林弹雨，食不果腹，被迫吃草根、啃树皮，而遵义会议则是决定红军和革命前途命运的一个划时代的转折，可是何涤宙的《遵义日记》，却写了干部团(红军大学)的几个红军干部在1935年初进入遵义城后的十天里，经常去饭店点菜吃饭，而店主因生意太好，炒辣鸡的质量越做越差;作者还利用空闲时间，把组织分配的打土豪获得的一件皮袍送去裁缝店改做皮衣，被贪小利的裁缝偷工减料，生了一肚子的气。对遵义会议，反而没一字的描写。
可是这能成为删去这篇文章的理由吗?
红军长征艰苦卓绝是事实，特别是过草地的那一段，红军战士牺牲最多，在川西北藏区，也是红军粮食极度短缺的最艰苦的阶段。但是长征途中，红军大部分时间是行进在汉区，一路革命宣传，发动群众，一路打土豪，补充给养;过贵州，畅饮茅台酒，进云南，大啖宣威火腿，时时有胜利的喜悦。
当年的红军将士绝大多数是二十几岁的年轻人，全身充满活力，洋溢着革命的乐观主义，有记载说：“离敌人很近，或穿过堡垒线，则夜行军很肃静，不准点火把，不准照电筒，不准抽烟，不准谈话。无敌情顾虑，则大扯乱谈，甚至可以并肩而行，有时整连整队半夜高歌，声彻云霄。在总政治部行列中，潘汉年、贾拓夫、邓小平、陆定
一、李一氓、李富春等同志竟然扯出个股份制的‘牛皮公司’，专事经营古今中外的笑谈美谈和奇闻逸事”。
何涤宙的《遵义日记》详细写到他在遵义的十天，既有去学校进行革命宣传，又写到红军干部和遵义学生打篮球比赛，跳舞联欢，处处真实可信。遵义是贵州省第二大城市，也是红军长征中占领的唯一的中等城市，为了给遵义人民留下美好的印象，张闻天特别要求红军战士和干部在进城前要穿上鞋子。
何涤宙的文章虽然没一字提到遵义会议，却是十分自然的，因为作为一般的红军干部，在当时完全不知中央上层的分歧和斗争，要深刻理解遵义会议的重大意义，还得在这之后。
陆、长征叙述的转变
在“文革”十年，长征叙述完全被纳入到“两条路线斗争”的框架，并演变到登峰造极的地步，成为鼓吹个人崇拜的工具和迫害老革命家的棍子，在“文革”的高潮中，竟出现了伪造历史的毛泽东和林彪并列在遵义会议的油画。
“文革”后“拨乱反正”，对长征的叙述发生了重大的影响，1979年12月，斯诺的《西行漫记》在建国后第一次在国内公开出版。1986年，得到中央领导同志支持，美国记者索尔兹伯里的《长征：闻所未闻的故事》一书也正式出版，广为发行。这两个美国人一前一后写的这两本有关长征的名著，提供了红军长征史的丰富细节和场景感。
以1981年问世的《彭德怀自述》为代表，一大批老同志出版了他们的个人回忆录，较为全面、真实地反映了长征的真貌，把过去受一定历史条件的限制而被遮蔽的历史真相揭示了出来，而有关张闻天等老革命家的历史文献的出版及相关研究，又丰富了有关长征历史的叙述。
例如：过去说中央红军“仓促转移”是不完全确切的。
1934年4月28日，中央苏区的门户广昌失陷后，转移已成唯一出路。6月25日，共产国际来电同意转移，随即成立了博古、李德、周恩来组成的“三人团”，着手物资准备，猛烈扩红和加紧训练干部;1934年9月29日，张闻天发表了《一切为了保卫苏维埃》的文章，已就战略转移一事，向中央苏区的干部吹风。
10月中旬，中央红军从南线出发，因周恩来，朱德、潘汉年、何长工等和广东军阀陈济棠谈判成功，彼此商定“互相借道”，对方让出一条四十华里的通道，即第一道封锁线，还有意留下一批弹药和军衣给红军，对这个当时的最高机密，广大指战员并不知晓、中央红军突破
一、
二、三道封锁线都没有打大仗，从而保存了实力，只是到了强渡湘江时才遭到重大伤亡，长征出发时的8万6千人只剩下3万余人，还有许多新兵和挑夫逃跑，但是主力部队全都过江了。
又如，过去因受张国焘错误的牵连，对四方面军长征中的战绩很少提及。上世纪80年代后，出版了许多有关四方面军的史料，肯定了四方面军和西路军同志对革命的巨大贡献。在1938年春被秘密处决于迪化的原四方面军高级干部李特、黄超，也得到了平反。
上世纪40年代后，在长征的叙述中，正面代表只有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遵义会议后党的总负责人张闻天则完全不见踪影;在文革初期，正确路线由毛泽东和林彪为代表;“九一三事件”后，只剩下毛泽东一人;文革后恢复了历史原貌，在毛泽东之外，又补上了周恩来、朱德、张闻天等。对错误路线的代表：博古、李德、张国焘等，在90年代后期也给予了非脸谱化的描绘，肯定了博古等对革命的忠诚。
柒、长征成为重大的精神资产
革命理想主义与党和军队的高度统一，保证了长征的胜利。
1935年9月12日，毛泽东在俄界会议上说：只要保持数百干部，几千战士，这就是很大的胜利。
到达哈达铺，红三军团只剩两千多人，彭德怀在对原三军团干部战士讲话时，流下了眼泪;此时，由红一方面军
一、三军团整编的陕甘支队只有14000人，而到达吴起镇时只剩下7200人。
陕甘支队到长征后期，没打什么大仗，逃兵较多，因为前三个月在川西北的藏区的生存条件极为恶劣，“见不到人”，“没有土豪打”，一路扩红进来的新兵，实在吃不了那份苦。到达汉区后，不少人不辞而别，有的人转回老家，还有一些人就留下给老百姓做了上门女婿，而从江西走过来的红军几乎没有当逃兵的，一路长征过来，更没有听说过哗变的事的发生。
长征从此成了“合法性”的主要来源之一，成为重大精神资产。
长征结束后，毛泽东发话，凡不是党员者，一律入党。抗战爆发后，老红军成为革命的种子，是党和军队的精华。
长征干部也是最受重用的，是解放后党政军领导干部的主要来源，受到党和国家的特别爱护。参加过长征被打成右派的，只有冯雪峰等极个别文职干部。在生活待遇方面，对长征干部也有较多的照顾，都得到群众的充分理解。“文革”期间，许多群众对王洪文不满，就是因为他没吃过苦，是坐“直升机”上去的。1969年4月，毛泽东在中共九大上还说：张闻天、博古、王稼祥是吃过苦的，和当时在国外的王明是不一样的。
参加过长征，以后脱离中共，投降国民党的只有张国焘等少数几个人。
原四方面军第九军军长、红军大学政委何畏，出身贫苦，因对批判张国焘不满，脱离了革命队伍，投奔张国焘，以后又离开张氏，通过自学成为金陵大学农经系讲师。1949年解放军渡江前夕，何畏夫妇在镇江长江边投水而亡。
原一方面军干部郭潜，又名郭华伦、陈然，抗战期间曾担任中共南方工委重要的领导职务，1942年被捕叛变，成为国民党特工，1949年跟随国民党逃往台湾，后为台湾国民党军情局副局长。
原红一方面军干部蔡孝乾，1949-1950年任中共台湾工委书记，被国民党逮捕后叛变，也成为台湾军情局高级特务。蔡孝乾于1970年12月在台湾还出版了一本有关他在中央苏区和长征经历的回忆录，剔除这本书中的国民党的“套话”，对红军长征的叙述还是较为客观的，许多资料也是取自于《红军长征记》。
还有一些人，他们不是共产党和红军，因特殊情况，和长征中的红军结下一段关系。在长征中曾被红六军团在贵州抓获的瑞士传教士薄复礼，跟随红军长征队伍中走了18个月，以后被释放，回到他的出生地英国，他在回忆录中写道：中国红军那种令人惊异的热情，对新世界的追求和希望，对自己信仰的执着是前所未闻的。他们的热情是真诚的，令人惊奇的。他们相信自己所从事的革命是世界革命的一部分，他们正年青，为了他们的事业正英勇奋斗，充满了青春的活力和革命的激情。萧克将军在给其回忆录的中文本写的序中说：“薄复礼先生是被我们关押过的，但他不念旧恶，这种胸怀和态度令人敬佩，这种人也值得交往”。薄复礼对长征的记载，也从另一个角度丰富了有关长征的叙述。
《红军长征记》，如今以《亲历长征———来自红军长征者的原始记录》的书名，已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1954年删去的何涤宙《遵义日记》等5篇已全部补上。
从这本珍贵的历史记录中，人们可以看到当年一群怀抱着理想和热情的青年人，在一场史无前例的征程中，所经历的既有希望和欢乐，也有悲伤和痛苦的战斗生活，在经过70年后，我们终于可以回到原点，从那儿去体会一个真实和感人的长征。(摘自：羊城晚报 作者：高华)
第三篇：红色记忆永驻我心——读《长征》有感
著名报告文学作家王树增精心打造的巨著《长征》是红军长征70年以来，第一部用纪实方式全面真实反映长征的文学作品。在创作前期，王树增查阅了大量史料，实地采访了许多老红军战士，书中的许多重大事件和资料都是首次披露，在大量描写长征的作品中特色鲜明，可以说是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的文学作品中最有阅读价值的一本。书中讲述了在这一伟大壮举中的许多感人小事，让我们通过丰富的细节拉近与长征的距离，认识中国工农红军中杰出的共产党人和行进在这支队伍中的伟大红军士兵，更加亲近地去接触长征的历史，在与之一起体会长征的过程中，细细体味国家统一精神和不朽的信念。
《长征》一书在序言中写到：长征翻越了20多座巨大的山脉，其中5座位于世界屋脊之上且终年积雪。长征渡过了30多条河流，包括世界上最汹涌险峻的峡谷大江。长征走过了世界上海拔最高的广袤湿地，那片人迹罕至的湿地面积几乎和法国的国土面积相等。而更重要的是，在总里程远远超过25000里长征途中，中国工农红军始终在数10倍于己的敌人的追击、堵截与合围中，遭遇的战斗在400场以上，平均3天就发生1次激烈大战。
红军长征是第五次反围后的一次战略转移。在前有险阻后有追兵情况下，在历时两年时间里，各路红军四渡赤水、巧渡金沙江、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爬雪山、过草地，纵横十余省，长驱二万五千里，最后胜利到达陕北。长征是人类历史上罕见的不畏艰难险阻、不畏牺牲的远征，在两万五千里的征途上，各路红军战士生死相依、患难与共，以大无畏的英雄气概和视死如归的精神，突破敌人的围追堵截，战胜无数的艰难险阻。经过两万五千里的长途跋涉，1936年10月红军三大主力终于在陕北山城堡胜利会师。
世界上不曾有过像中国工农红军这样的军队：指挥员的平均年龄不足二十五岁，战斗员的年龄平均不足二十岁，十四岁至十八岁的战士至少占百分之四十。在长征征途上，武器简陋的红军所面对的往往是装备了飞机大炮且数十倍于己的敌人。年轻的红军官兵能在数天未见一粒粮食的情况下，不分昼夜地翻山越岭，然后投入激烈而残酷的战斗，其英勇顽强和不畏牺牲举世无双。在两万五千里的征途上，平均每三百米就有一名红军牺牲。
在这些充满坚定和悲壮，艰苦和勇敢，血泪和激昂的文字和细节中，我更加真切地触摸到这段历史的残酷，更加深刻地领会到长征真正的意义，以及长征留给人类顽强不屈的精神力量。
不断学习并坚持在面临困难和阻碍时依然坚毅和坚定
的长征精神，通过重温《长征》中血和汗的较量，充分认识“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的深刻原因，充分认识“历史和人民选择了中国共产党”这一重要论述的深刻内涵，在工作中增强党建观念。深入学习科学发展观，学习新时期提出的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以不屈与坚强的长征精神努力完成新目标、新任务、新要求。充分认识“未来发展必须坚定不移依靠改革开放”。
中国共产党90年的奋斗历史，归根到底都是为了人民。以90周年为契机，通过翻阅着书中流淌在这一伟大壮举中的许许多多感人小事，感受这不朽的信念力量和伟大的精神，让长征精神深入心底，融入灵魂深处，时刻牢记我党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坚守住对党的忠诚和信念。
第四篇：红军长征历史扫描
1933年9月至1934年夏，中央革命根据地(亦称中央苏区)红军的第五次反“围剿”作战，在中共中央、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简称中革军委)博古等领导人实行军事冒险主义、军事保守主义的战略指导下，屡战失利，苏区日益缩小，形势日趋严重。湘赣革命根据地(亦称湘赣苏区)红军反“围剿”作战的处境，也十分困难。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和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为了给中央机关和中央红军探索战略转移的道路，命令红军第6军团撤离湘赣苏区，到湖南中部发展游击战争，并同红军第3军取得联系。1934年8月7日，红6军团突围西移，经两个多月转战，于10月下旬到达黔东印江县木黄，与红3军(后恢复红军第2军团番号)会师。接着，两军向湘西发起攻势作战，创建了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亦称湘鄂川黔
10月初，国民党军重兵集团继续向中央苏区腹地推进。这时，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博古等领导人，未经中央政治局讨论，即决定放弃中央苏区，到湘西与红
2、红6军团会合。10日晚，中共中央、中革军委率中央红军主力5个军团以及中央、军委机关直属队共8.6万余人，从瑞金、古城等地出发，开始长征(见彩图)。红军第24师和地方部队共1.6万余人，在项英、陈毅领导下，留在当地坚持斗争。
21日晚，中央红军以第1军团为左路前卫，第3军团为右路前卫，第9军团掩护左翼，第8军团掩护右翼，中央和军委机关及直属部队编成的军委第
1、第2纵队居中，第5军团担任后卫，从江西于都县城西南的王母渡、新田之间突破了国民党军第一道封锁线，25日全部渡过了信丰河。此后，中央红军继续以甬道式的队形携带大量笨重的物资器材沿山路西进，行动缓慢。直到11月15日，才先后通过了国民党军的第二道、第三道封锁线，进至临武、蓝山、嘉禾地域。这时，蒋介石以16个师的兵力专事“追剿”，并令粤军、桂军共9个师进行堵截，企图围歼中央红军于湘江以东地区。宜章至湘江之间广大地区的国民党军兵力薄弱，担任“追剿”、堵截的国民党军，因派系矛盾，动作不一。这种情况，便于红军机动作战。然而，博古等领导人一味退却的消极避战，使红军继续处于十分被动的地位。25日，中革军委决定，中央红军分4个纵队，从兴安、全州之间抢渡湘江，前出湘桂边境的西延地区。27日，红军一部突破第四道封锁线，渡过湘江。国民党军南北对进，向红军发动了全面进攻。红军在湘江两岸经过浴血奋战，于12月1日渡过湘江，接着进至西延地区。至此，中央红军由长征开始时的8.6万余人减为3万余人。
湘江之战后，蒋介石重新调整部署，向黔阳、洪江地区转移兵力，企图围歼红军于北出湘西的路上。在此危急时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主席毛泽东力主放弃原定的与红
2、红6军团会合的计划，改向国民党统治力量薄弱的贵州前进。12月1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黎平举行会议，接受了毛泽东的主张，决定中央红军向以遵义为中心的川黔边地区前进，从而使红军避免了覆灭的危险。20日，中央红军分两路西进，连克剑河、台拱(今台江)、镇远、施秉等城，于1935年1月7日占领遵义城。
1月15～1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遵义举行了扩大会议。这次会议，着重总结了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经验教训，纠正了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在军事上的错误，确立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共中央的正确领导，制定了红军尔后的战略方针，从而在最危急的关头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共产党。遵义会议，是中国共产党和工农红军历史上一个伟大的转折点。3月，组成了实际上以毛泽东为首，周恩来、王稼祥参加的三人军事指挥小组。他们以中共中央、中革军委的名义指挥红军的行动。
中央红军进占遵义后，蒋介石以几十万兵力，分路向遵义地区进逼，企图围歼中央红军于川黔边境地区。在此情况下，中共中央、中革军委决定中央红军北渡长江，进至四川西北部创建新的苏区。1月19日，中央红军从松坎、桐梓、遵义地区向土城、赤水方向前进，于29日一渡赤水河，进入川南。这时，国民党军分路对中央红军进行追击堵截，并加强了长江两岸的防御，企图围歼红军于长江以南、叙永以西、横江以东地区。中革军委根据这一情况，决定红军暂缓执行北渡长江的计划，改在云贵川边境地区机动作战。2月11日，红军掉头向东;18～21日二渡赤水河，返回黔北;2月下旬，在遵义地区击溃和歼灭国民党军2个师又8个团。遵义战役后，国民党军改取堡垒主义和重点进攻相结合的战法，企图围歼红军于遵义、鸭溪狭小地区。红军为寻求新的战机，向西转进，于3月16～17日三渡赤水河，再入川南。蒋介石急令其“追剿”部队向川南进击，企图围歼红军于古蔺地区。在国民党军再次向川南地区集中的情况下，中央红军突然转向东北，接着于21日四渡赤水河，秘密折回黔北。27日，中央红军以第9军团在马鬃岭地区钳制国民党军，主力向南急进，31日渡过乌江，逼近贵阳，把“追剿”之国民党军甩在乌江以北。4月8日，中央红军主力从贵阳、龙里之间突破国民党军的防线，乘隙向云南急进，27日进抵昆明附近。29日，中央红军由寻甸、嵩明地区转向西北前进，于5月9日从皎平渡渡过金沙江。在乌江北岸单独活动的红9军团，经黔西、水城西进，于5～6日从东川(今会泽)以西的树节、盐井坪地段渡过金沙江，接着与中央红军主力会合。至此，中央红军摆脱了几十万国民党军的围追堵截，取得了战略转移中具有决定意义的胜利。
同年3月28日至4月21日，红军第四方面军取得了嘉陵江战役的重大胜利。然而，红四方面军的主要领导人张国焘，擅自决定放弃川陕革命根据地(亦称川陕苏区)，向西转移。5月初，红四方面军和地方武装及苏区机关人员等共8万余人，开始长征，于中旬占领了以茂县(今茂汶)、理番(今理县)为中心的广大地区。
中央红军渡过金沙江后，为执行在川西或川西北创建苏区的计划，于5月15日由会理附近地区继续北进。在北进的路上，既有冕宁以北大凉山的彝民区，又有天险大渡河。蒋介石以薛岳、刘湘等部南攻北堵，企图利用彝汉民族矛盾和大渡河障碍，围歼中央红军于大渡河以南地区。20日，中革军委率中央红军迅速北进，顺利地通过彝民区，于24日晚攻占大渡河右岸的安顺场，歼灭守军两个连，控制了安顺场渡口。25日，红军第1团第2连的17名勇士，由连长熊尚林率领，冒着守军的猛烈火力，战胜大渡河的激流骇浪，乘船强渡成功，击溃左岸守军1个营，巩固了滩头阵地。但这里水流湍急，不能架桥，中央红军仅靠4只小船无法在短期内渡过河去，而此时尾追的国民党军已经迫近，情况十分紧急。为迅速渡过大渡河，中革军委决定，以红军第1师及干部团由安顺场继续渡河，沿大渡河左岸北上，主力沿大渡河右岸北上，左右两路夹河而进，抢占泸定桥。沿右岸前进的先头部队红4团，多次击溃川军的拦阻，兼程急进，于29日晨夺占了泸定桥西桥头。泸定桥的东桥头与泸定城相连，由川军第38团主力防守。在红军到达之前，守军已将铁索桥上的木板拆除，只剩下13根铁索链悬在大渡河上，形势十分险恶。经过紧张的准备，红4团于当日16时发起夺取泸定桥的战斗。在该团的火力掩护下，由第2连的22名勇士组成的突击队，在连长廖大珠率领下，冒着守军密集的火力，攀踏着悬空的铁索向东桥头攻击，胜利占领大桥，并冲入泸定城内。红军后续部队紧跟过河，歼灭守军大部，占领泸定城。接着与由左岸北上的部队会合，至6月2日，中央红军全部胜利地渡过了大渡河。至此，蒋介石歼灭红军于大渡河以南地区的企图彻底破产。
中央红军渡过大渡河之后，继续北进，占领天全，并乘胜突破了川军芦山、宝兴防线。接着，中央红军以坚韧不拔的革命精神，翻越了终年积雪、空气稀薄的夹金山，向懋功(今小金)方向前进。这时红四方面军正由岷江地区分路西进，先头部队攻占懋功，一部进到达维。12日，中央红军先头部队在北进达维途中，同红四方面军一部会师。18日，中共中央、中革军委率中央红军到达懋功地区。中央红军和红四方面军会师后，总兵力达10余万人。
早在1934年冬，在国民党军集中40多个团对鄂豫皖革命根据地(亦称鄂豫皖苏区)围攻的情况下，根据中共中央、中革军委指示，红军第25军2900余人于11月16日从河南罗山县何家冲出发，向平汉铁路以西转移，开始长征。12月，红25军转战到陕西省雒南(今洛南)庾家河地区。此后，红25军在鄂豫陕边地区开展游击战争，至1935年5月，经过蔡玉窑、文公岭、石塔寺等战斗，粉碎了国民党军的第一次“围剿”，开辟了鄂豫陕边苏区。7月上旬在袁家沟口歼国民党军1个旅，接着北出终南山，粉碎了国民党军第二次“围剿”。红25军为配合中央红军和红四方面军北上，于16日从西安以南丰裕口出发，经户县、周至县境西进，进入甘肃，攻占两当。转而北进，于 9月16日在陕甘革命根据地(亦称苏区)的永坪镇同红军第
26、第27军会师。接着，合编为红军第15军团。
中央红军和红四方面军会合后，中共中央根据全国形势和当面情况，提出了创建川陕甘苏区的战略方针，而张国焘却主张向青海、新疆或西康(今四川西部、西藏东部)等偏僻地区退却。为统一战略思想，中共中央政治局于1935年6月26日在懋功以北的两河口举行会议，决定了中央红军和红四方面军共同北上，创建川陕甘苏区的战略方针。据此，中革军委制定了夺取松潘的战役计划。7月18日，中共中央任命张国焘为红军总政治委员。21日，中革军委决定以红四方面军的总指挥部为红军的前敌总指挥部，总指挥徐向前(兼)，政治委员陈昌浩(兼)，参谋长叶剑英。另将中央红军的第
1、第
3、第
5、第9军团依次改为第
1、第
3、第
5、第32军。由于张国焘的阻挠，延误了红军北上的时间，松潘战役计划未能实施。8月上旬，中共中央决定恢复红军第一方面军番号，周恩来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为了继续贯彻中共中央的北上方针，中革军委决定进取甘肃南部的夏河、洮河流域。8月15日，红军总司令朱德、总政治委员张国焘率领由第
5、第
9、第
31、第
32、第33军组成的左路军，从卓克基地区出发，向阿坝地区开进;21日，前敌总指挥部率领由第
1、第
3、第
4、第30军组成的右路军，从毛儿盖地区出发，向班佑、巴西开进。中共中央、中革军委随右路军行动。红军指战员历经艰辛，通过人迹罕至、气候变化无常的茫茫草地，左路军先头纵队于20日到达阿坝地区。右路军于8月27日到达班佑、巴西地区。8月29～31日，右路军第30军和第4军一部，采取攻点打援的战法，在包座全歼国民党军第49师约5000人，打开了红军向甘南前进的门户。
在红军右路军向班佑、巴西前进的途中，中共中央电令张国焘，要左路军迅速出墨洼、班佑，与右路军并力东进。红军右路军到达班佑、巴西地区后，毛泽东、徐向前、陈昌浩联名致电张国焘建议左路军迅速出班佑，向右路军靠拢。但张国焘制造借口，不执行中共中央的指示，并命令已进到墨洼附近的部队返回阿坝。接着，张国焘提出红军主力南下川康边天全、芦山、道孚、丹巴等地的计划，对抗中共中央的北上方针，并电令陈昌浩率右路军南下。接着，他又提出"彻底开展党内斗争"，企图危害中共中央。红军前敌总指挥部参谋长叶剑英识破了张国焘的阴谋，机智地报告了毛泽东。在此情况下，中共中央于 9月10日率领红一方面军第
1、第3军(后组成陕甘支队)继续北上，于16日逼近川甘边界的要隘腊子口。17日拂晓，红军一举夺取了天险腊子口，18日占领哈达铺，胜利进入甘南。接着，突破国民党军渭河封锁线，翻越六盘山，于10月19日到达陕甘苏区的吴起镇。至此，红一方面军主力历时1年、纵横11个省、行程2万5千里的长征胜利结束。11月初，红军陕甘支队在甘泉附近地区同红15军团会师。会师后，中共中央再次决定恢复红一方面军番号，彭德怀任司令员，毛泽东任政治委员，辖第 1军团(陕甘支队编成)、第15军团。11月21～24日，红一方面军取得了直罗镇战役的胜利，彻底粉碎了国民党军对陕甘苏区的第三次“围剿”。
张国焘拒绝执行中共中央北上方针，1935年9月命令左路军和右路军之第
4、第30军分别由阿坝、包座地区南下，企图在川康边少数民族聚居区建立苏区。10月8～20日，南下红军发动了绥(靖)崇(化)丹(巴)懋(功)战役，击溃川军6个旅。24日，又发起天(全)芦(山)名(山)雅(安)邛(崃)大(邑)战役;11月13～19日，红军在名山东北百丈地区同川军十几个旅激战7昼夜，虽歼灭川军1.5万余人，但红军也伤亡近万人。1936年2月，红军被迫向西转移，4月进入道孚、炉霍、甘孜地区。至此，红军由南下时的8万余人减为4万余人，张国焘南下行动遭到失败。在中共中央劝导和督促下，经过朱德、刘伯承及红四方面军广大指战员的斗争，张国焘被迫于6月接受了中共中央北上的战略方针。
1935年9月，国民党军集中130多个团的兵力，采取持久作战和堡垒主义的方针，对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亦称湘鄂川黔苏区)和红军发动了新的“围剿”。在国民党重兵的进攻下，中共湘鄂川黔省委和军委分会决定红军转到外线寻求新的机动，开辟新苏区。11月19日，红
2、红6军团共1.7万余人，由湖南桑植地区出发，退出湘鄂川黔苏区，开始长征。红军经4个月转战，于1936年3月30日进到贵州西南的盘县、亦资孔地区。这时，红军总司令朱德、总政治委员张国焘电令红
2、红6军团北渡金沙江，同红四方面军会师。红
2、红6军团遂于31日离开盘县地区，分两路向西急进。4月25～28日，分别从云南西北部的石鼓、巨甸地段渡过金沙江，向北前进，连续翻越了几座大雪山，于7月2日到达甘孜地区，同红四方面军胜利会师。5日，红
2、红6军团和红32军奉中革军委电令，组成中国工农红军第二方面军，贺龙任总指挥，任弼时任政治委员，萧克任副总指挥，关向应任副政治委员。
7月初，红
二、红四方面军从甘孜、炉霍、绥靖出发，共同北进，广大指战员以惊人的革命毅力，克服重重困难，通过了茫茫数百里的草地，击溃了国民党军的拦截，于9月初胜利进入甘南，控制了漳县、洮州、渭源、通渭、成县、徽县、两当、康县8座县城及广大地区。这时，红一方面军主力由宁夏的豫旺堡附近地区南下，接应红
二、红四方面军北上。10月9日和22日，红
四、红二方面军先后在甘肃省会宁县城和静宁县的将台堡同红一方面军会师(见彩图)。至此，中国工农红军长征全部胜利结束。
中国工农红军长征的胜利，是人类历史上的奇迹。在整整两年中，红军转战14个省，冲破了几十万国民党军的围追堵截，经受了艰难险阻的考验，终于胜利地完成了战略转移。红军长征的胜利，为开展中国革命和革命战争的新局面创造了重要条件。
第五篇：历史教案 岳麓版 红军长征
第14课 红军长征
教学目标：
1. 使学生了解中国工农红军长征的经过及意义。
2. 掌握遵义会议的有关知识，深刻领会其伟大的历史意义。
3. 理解长征精神。
教学过程：
一.导入新课：
学生一起朗诵毛泽东的《七律 长征》，课件出示《七律 长征》。
师：毛泽东同志以磅礴的气势为我们描写了中国历史上的这次壮举。作为新中国的儿女，我们都应该了解二万五千里长征，因为这是一部倾注了红军战士对祖国对人民无限热爱的历史，没有这段历史，就没有新中国的今天。今天我们来学习第14课《红军不怕远征难》。 二.出示幻灯片，学生自学，理清脉络：
1.原因：由于
和
等人的指挥错误，红军第 次反“围剿”失利，被迫进行战略转移，长征开始。
2.开始：
年
月，党中央和红一方面军从江西
、福建
等地出发，突围长征。红军冲破敌人四道封锁线，渡过
，但人员伤亡严重，只剩下三万多人。红军采取毛泽东的建议，向贵州前进，渡过
，夺取贵州北部重镇
。
3、遵义会议：
①时间：
年
月;②地点：
;
③内容：会议批评了
等人在军事上的错误，肯定了
指挥红军作战的基本原则，改组了中央领导机构，增选
为政治局常委。
④ 意义：
4、红军长征的路线：
从江西
、福建
出发----强渡
------攻占
(召开会议)---------四渡
(打乱了敌人的追剿计划)——渡过
，(跳出敌人的包围圈)——强渡
——飞夺
——翻过
——通过
——进入
。
5、两次会师：
年
月，党中央和红一方面军到达陕甘革命根据地
与陕北红军会师;
年
月，红军三大主力在
会师，宣告二万五千里长征胜利结束。
6、红军长征胜利的意义：
三.学生再读课文，思考： 1. 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利的原因有哪些?
2. 怎样理解遵义会议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史上的生死攸关的转折点? 3. 你认为，长征精神是什么? 四.学生讨论，代表发言，教师归纳：
(参考答案：1. ①根本原因是博古等“左”倾思想领导人在军事指挥上犯有严重错误。②国民党军队的疯狂进攻、帝国主义对蒋介石的支持等也是其中的原因。2由于“左倾”错误导致了红军被迫长征和长征初期的受挫，1935年1月中共中央在遵义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批评了博古等人在军事上的错误，肯定了毛泽东指挥红军作战的基本;改组了中央领导机构，增选了毛泽东为政治局常委。遵义会议确立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的正确领导，挽救了党和红军。所以遵义会议成为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史上的生死攸关的转折点。3. ①不怕牺牲、前仆后继的献身精神。②勇往直前、英勇奋斗的大无畏精神。③众志成城、团结互助的协作精神。④坚定理想、充满信心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⑤百折不挠、排除万难的革命英雄主义精神。) 五.拓展延伸：
师：如果你在三军会师现场，你会对红军战士说什么? 六.歌谣小结：
33年10月临大敌，五次围剿战火起，博古等人错指挥， 被迫放弃根据地 ， 红军不怕远征难， 实行战略大转移， 瑞金、长汀出发地，突破封锁过湘江， 强渡乌江到遵义， 正确领导才确立， 救党救军救革命， 生死攸关转危机， 过赤水，渡金沙， 大渡河上泸定桥， 爬雪山，过草地， 两军会师在吴起， 36年10月在会宁， 三军会师喜盈盈，长征二万五千里，世界史上是壮举。 七.自我检测：
1.某中学举行“重走长征路”活动竞赛，下列取材不当的是( ) A.四渡赤水河 B.飞夺泸定桥 C.翻越雪山 D.会师井冈山
2.中央红军长征路线是(
)
A.瑞金一遵义一赤水一金沙江一大渡河一会宁
B.瑞金一贵州一大渡河一金沙江一吴起镇
C.乌江一赤水一金沙江一大渡河一雪山一草地一吴起镇
D.井冈山一遵义一大渡河一腊子口一会宁
3.今年是长征胜利75周年，回顾长征之路，追寻红色记忆，当年 中央红军巧渡金沙江，从此(
) A.确立了毛泽东在党中的领导地位
B.使中国革命转危为安 C.粉碎了敌人消灭红军的企图
D.跳出敌人包围圈 4.以下是红军长征中的重要历史事件，它们的先后顺序是(
) ①遵义会议 ②过雪山草地 ③四渡赤水 ④吴起镇会师 A.①②④③
B.②①④③
C.②①③④ D.①③②④ 5.宣告红军三大主力胜利会师、长征结束的事件是(
) A.四渡赤水
B.巧渡金沙江
C.会师吴起镇
D.会师会宁 6.长征途中“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生死攸关的转折点”是指(
)
A.遵义会议
B.会宁会师
C.巧渡金沙江
D.四渡赤水
双峰县第五中学初中部
周杰西
编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