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一共涵盖3篇精选的论文范文,关于《冥婚题材当代文学论文(精选3篇)》的相关内容，希望能给你带来帮助!摘要华裔作家汤亭亭采用中国传统题材，通过后现代互文性意义上的拼盘杂烩，创作了大家公认的里程碑式的作品——《女勇士》。这部作品兼容了中、西方文学的基元，展示了人类思想深处的共同愿望，显示了作家个体意识的加工痕迹。
冥婚题材当代文学论文 篇1：
从《丁庄梦》到《最爱》
摘 要：电影《最爱》上映初期，鲜少有人知道剧本改编自阎连科的被禁小说《丁庄梦》，受限于当下严格的审查制度和各方利益考虑，顾长卫的拍摄剪辑过程经历了一步一步地妥协，首先是掩盖剧本来源，其次是淡化抹去敏感内容，然后将两条并行的发展线索剪辑为单向的爱情内容，最后呈现在观众眼前的便是一部强调艾滋反歧视的爱情电影。这种妥协不仅源于严格的审查制度，也来源于导演编剧自身的坚守和追求。
关键词：丁庄梦；最爱；影视创作；局限
作者简介：郝燕萍（1991-），女，甘肃陇西人，四川大学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中国现当代文学。
《最爱》上映于2011年5月11日，这部集合了郭富城、章子怡、濮存昕、蒋雯丽、孙海英等大腕明星的电影从拍摄初期就吸引了大量的关注目光，内容所涉及的敏感题材“艾滋”更是为电影掩盖了一层神秘面纱。电影一经上映的确受到各方关注，然而上映初期，鲜少有人知道这部电影是改变自阎连科的小说《丁庄梦》。本文力图从小说《丁庄梦》到电影《最爱》的改编，探讨导演和编剧是如何一步步妥协于当前的审查制度和商业利益，从而限制了影视创作进一步的空间。
一、掩盖剧本来源
《最爱》在电影宣传期间从未透露其改编于阎连科小说《丁庄梦》，作为编剧之一的阎连科在电影屏幕上也是以“言老施”这一化名出现。在一些采访中，当问到《最爱》剧本的来源时，顾长卫甚至回答“《最爱》就是我们自己编的故事……我们也需要一些很人性的，很趣味性的方式来传递信息，那些消除歧视和防治艾滋病的信息。”[1]在整个宣传和采访期间，顾长卫都强调《最爱》的主题是对艾滋患者的反歧视。从选角上来说，众多主演濮存昕、蒋雯丽、王宝强、李丹阳都曾担任过艾滋病形象大使，电影叙述者“我”的扮演者涛涛更是真正的艾滋感染者。在拍摄电影的过程中同时衍生了一部记录艾滋病患者参与电影拍摄的纪录片《在一起》，明星效应和感染者参演使得观众媒体都将注意力集中到了艾滋反歧视这一层面之上，探讨电影剧本的由来和其中的深意似乎少之又少。
《最爱》对改编自小说《丁庄梦》的回避另有深意。众所周知，《丁庄梦》目前还处于一种被封禁的状态。小说被封禁的原因是“以灰暗的描写，夸大艾滋病的危害和恐惧。”除此之外，如果对小说文本熟悉的话，内容所涉及的政治、权利等对官方意识形态的刻画似乎也是导致小说被禁的另一因素。讽刺的是，阎连科最初创作《丁庄梦》是为了有意讨好北京作协，“我完全是以立功的心态去写《丁庄梦》。因为我刚刚调到北京作协，想写一个能给作协带来荣誉的小说，《丁庄梦》是部计划用来拍马屁的小说。在我所有小说里，没有一部像《丁庄梦》 那样写得纯洁、温暖，恰恰表达我小说中善良之心。我投入了很多的理解和爱。”[2]《丁庄梦》反映了在艾滋绝症困境下人物本性的淳朴和复杂，是一部较有批判性和深意的小说文本。然而当顾长卫打算将这一题材搬上大屏幕时便无法公然地喊出这是一部改编自被禁小说的电影，而是选择了对艾滋病反歧视的宣传这一积极正面的宣传策略，这恐怕也是为了更加便利的通过审查制度。
二、消除敏感内容
《丁庄梦》是一部着力于刻画复杂人物形象的小说，涉及到了政治、权利、伦理等敏感内容。而《最爱》将这些敏感内容全部淡化，甚至是完全抹去了。首先是对“热病”罪魁祸首的更改。电影中所显热病的来源是血头齐全（小说中名丁辉）“就算全村的热病都是齐全采血给染上的”，他可以为了金钱利益卖血、倒卖棺材、配冥婚，可以说影片将一切罪恶都归结在了齐全这个人身上。而小说中罪魁祸首则模棱两可，或许是县教育局局长，这个具有一定象征意味的政府官员，他三番五次的来劝庄里人卖血，“别的县卖血早就卖疯啦，村庄里盖得楼房一座接一座，可你们丁庄解放几十年，共产党领导你们几十年，社会主义干了几十年，你们庄里还是草房一片连一片”[3]，包括卖血之后齐全勾结县领导配冥婚、倒卖棺材来谋求利益等，都有一个隐藏的政府官员出现。“爷问到，那卖棺材的钱是你挣了还是上边挣了呀？爹就笑着说，要是都归了我，我然买下半座城”。小说中所反映的悲剧源头是复杂的，有县领导、有齐全、甚至有老柱柱（小说中名丁老师），这正是阎连科所想探讨的人性，它可能简单又直接，又可能贪婪而复杂。而电影中将这一源头简单化，矛头直指齐全，在减少内容的敏感度时又不可避免的削弱了电影更深层次的表现。
除此之外，四伦叔（小说中名李三仁）被盗的象征权利的“村委会公章”在电影中也更换为一个载有秘密的小本本。而在小说中有强烈反道德伦理的内容诸如“卖棺、伐树、冥婚、挖棺、弑子”等在电影中也只有“卖官”、“冥婚”这两个方面一些简略的刻画。电影结束于小说的第五卷，以得意（小说中名丁亮）和琴琴（小说中名玲玲）的死为终，将小说后三章中村人挖了得意的棺和老柱柱打死齐全等内容完全抹去，据顾长卫透露，影片删减部分的内容中最后也是以齐全的死为终，但是齐全是死于在和他爹老柱柱的争论中，偶然坠井。这样的处理淡化了矛盾冲突，削弱了内容的敏感性，也体现了导演和编剧在综合考虑审查制度和观众接受方面做的第一步妥协。
三、选择爱情线索
电影《最爱》在宣传期间打出的宣传语是“我们结婚吧，趁活着”，而从电影名《魔术时代》《魔术外传》《罪爱》到《最爱》的变化更改中，也可以看出主题内容的愈发缩小，最后甚至可以归结为一部爱情电影。小说《丁庄梦》并不简单如此，从全文来说，赵得意和商琴琴的感情线索出现在小说中后部分，大体占据篇幅的1/3，爱情只是阎连科小说中想要表达的一个方面，甚至可以说并不深刻的一方面。顾长卫既然选择了改变这部22万字的长篇小说，一方面有他必须取舍选择的内容，另一方面，想要选择突出什么就显得尤为重要。透过一些采访我们大致可以看到最早版本的《最爱》是涉及到了一定的社会批判性的。“刚开始，这部电影叫《魔术外传》的时候，故事的规模更大，侧重的面也更广。”[4]这在电影中也有所显，电影中一些原本很出彩的配角，如孙海英扮演的四伦叔、蒋雯丽扮演的粮房婶、王宝强扮演的大嘴、李建华扮演的老疙瘩都是极具复杂性的人物，然而随着影片最后的删减，这些人物全部都潦草收尾，影片的后半部分仅仅突出了得意和琴琴对爱情婚姻的追求，难免给人虎头蛇尾的观影感受。
《最爱》最初排成时长为150分钟，最后上映时长105分钟，其中选择删减了45分钟的内容，这一部分的内容是从哥哥齐全的角度发展而来的，侧重于偏社会性的表达内容。顾长卫在凤凰卫视的采访中说道“首先是篇幅，要么是社会故事性的线大量拿掉，要么是爱情的线大量拿掉，现在这是没有选择的选择，可能这是最有益的选择，是不是迎合商业我不知道”从《丁庄梦》中复杂人性的表达，到最初《魔术外传》中爱情、社会两条线索的并行，到最后《最爱》中爱情线索的独角戏，我们看到的是在改编过程中导演编剧的一步一步妥协。最后，这个本来可以带些深层社会批判的电影演化成了一部爱情商业电影，我们无法单纯的说这种改编是成功或是失败，毕竟电影追求商业化利益、考虑观众接受效果都是合理的考量因素，但从这种妥协中，也反映了当下电影创作过程中自由受限的困境，这种受限不仅来自于当下严格的审查制度和意识形态，更来源于导演编剧自身并不够顽强的坚守，来源于导演在各方考量下做出的一步步退让和妥协。
四、结语
从《丁庄梦》到《最爱》的改编拍摄过程中，我们看到了导演编剧的挣扎和反抗，先是掩盖了电影剧本的真实来源，继而选择了淡化敏感题材和内容，接着在“爱情”和“社会”两条线索的两难选择中，最终妥协选择了商业化世俗化的“爱情”。这也正好反映了影视创作中的局限性，这种局限性表现在受限于严格的审查制度和商业利益的考量，从而带来的后果便是电影深层内涵的削弱。将有批判性的政治背景、权利背景完全淡化；将故事内容中人性的复杂矛盾一步步削弱，最后展露在我们面前的只剩一部纯粹的爱情电影，甚至这个爱情片段可以单独成篇。面对当下严格的审查制度和意识形态，有不少导演提出了“电影分级制度”，这似乎会减少这种局限性带来的不利后果，然而却忽略了导演自身坚守这一重要方面。在热切呼吁更多创作自由，将创作局限全部归因于严格的审查制度之前，影视创作人自身的坚守和追求，似乎才是更为关键的问题所在。
注释：
[1]顾长卫， 许嘉. 顾长卫访谈：《最爱》 既魔幻又时尚[J]. 大众电影， 2011， 10： 031.
[2]阎连科. 《丁庄梦》是部用来拍马屁的小说[N]. 东方早报 2014，04
[3]阎连科. 丁庄梦[M]. 上海文艺出版社， 2006.
[4]顾长卫， 许嘉. 顾长卫访谈：《最爱》 既魔幻又时尚[J]. 大众电影， 2011， 10： 031.
作者：郝燕萍
冥婚题材当代文学论文 篇2：
原型意象的文化意蕴
摘要 华裔作家汤亭亭采用中国传统题材，通过后现代互文性意义上的拼盘杂烩，创作了大家公认的里程碑式的作品——《女勇士》。这部作品兼容了中、西方文学的基元，展示了人类思想深处的共同愿望，显示了作家个体意识的加工痕迹。本文试在神话—原型批评的角度下，深入挖掘《女勇士》中的三种原型意象：“鬼”、“瘋女人”和“流亡者”，帮助读者揭示出这部作品所蕴含的深刻的文化意蕴。
关键词：原型意象 鬼 疯女人 流亡者
华裔女作家汤亭亭以《女勇士》、《中国佬》和《孙行者》三部力作奠定了其在美国文学中的地位，成为了令人瞩目的新兴文学的领军人物。在新的创作灵感的激励下，她从中国民间故事/传说、唱诵及史诗中汲取给养，并糅入大量西方文本，编织了以描述独特生存体验为己任的新的美国神话。她对中国题材的据用和改编招徕了一些汉学家的批评，认为她对中国文化的任意篡改是为了迎合白人心目中模式化的东方形象。对其作品的误读，汤亭亭明确地说：“他们不明白，神话必须改变，必须有用，否则就会被遗忘。神话就像携带着他们漂洋过海的人们一样，也变成了美国式的。我写的神话就是新的、美国的神话。”其开山之作《女勇士》是大家公认的里程碑式的作品。在这部作品里，汤亭亭采用中国传统题材，巧妙地运用西方艺术表现手法，兼容了中、西方文学的基元，展示了人类思想深处的共同愿望，又显示了她个体意识的加工痕迹。因此，无论是在写作程式、结构模式和原则方面，还是在叙事结构、母体重现和原型意象方面，都适合从神话—原型批评的角度去解读它。深入挖掘《女勇士》中的三种原型意象：“鬼”、“疯女人”和“流亡者”，可以帮助我们揭示出小说中所蕴含的深刻的文化意蕴。
一 原型意象
神话起源于蛮荒的远古社会，镶嵌于人类心理底层和种族记忆中，与原型有着千丝万缕的关联。荣格在《集体无意识的原型》一书中写道：“每个人都是有种族的人，在每个人的记忆深处都沉淀着种族的心理经验。自原始社会以来，人类世世代代传下来的心理遗产就沉积在每一个人的无意识深处，这就像低能动物的本能也能通过遗传延续下去一样。这种代代相传的心理经验不是个人的，而是集体的、全种族的，是一种‘种族记忆’。所以在个人无意识之深层，还有集体无意识的存在，而集体无意识的呈现，则通过原型或原始意象。”他把集体无意识的内容称为“原型”，称它是“自从远古时代就已存在的普遍意象”，是不被感知的一部分，需通过文学艺术等间接地得以表达。弗莱沿用了“原型”一词，但和荣格的观点不尽相同，他认为“原型”是作为人类精神实践产物——文学作品的发展流变中提炼出的概念。他说：“原型即一种典型的反复出现的意象，我用原型表示那种把一首诗同其他诗联系起来并因此而有助于整合统一我们文学经验的象征”。因此，我们可以看出，神话就是原型，原型就是神话，它表达了人类的基本愿望，为作家带来了灵感和启示，使读者获得一种独特的深刻感，体验到人类经验的伟大连续性；又因为它始于人类远古时期，不仅有预言的性质，还可从中探寻时代发展的意义。阅读汤亭亭的《女勇士》，我们经常能感受到这种原型意象的启迪和呈现。下面，让我们管中窥豹，一睹华裔女性的风采，思考和感悟这些原型经过“置换变形”后所蕴含的深刻内涵和象征意义，挖掘作品的高层次审美价值。
二 “鬼”的原型意象
中国“鬼”文化源远流长，但有关“鬼”的传说和典籍都包含了不同时期的人文精神。虽然，在基督教的经典《圣经》中不曾出现“鬼”（ghost）一词，只有鬼魔/怪（demon）和撒旦（Satan）的说法，但在西方文化和典籍中对“鬼”的描述俯首皆是。《女勇士》的副标题“一个生活在鬼中间的女孩的童年回忆”奠定了全书讲故事的基调，用鬼影憧憧的意象展示了一个生活在中美两种异质文化中的女孩的童年生活。
该书的第一章“无名女子”讲述的是“我”姑姑在丈夫远走他乡后与他人通奸，引起了大家的公愤，不得已抱着刚出生的女儿投井自杀的故事。无名姑姑是“眼泪汪汪，拖着水淋淋的长头发，皮肤水肿，在水边静静地等着，伺机把人拉下水做她的替身”的“水鬼”的代表。早在蒲松龄的《聊斋志异》“王六郎”故事中，就讲述了水鬼与渔夫故事。这一“水鬼”的意象或原型包含在文学艺术之中，经过不同创作主体的过滤，显示出个体意识的色彩。正如荣格所说，“原型从根本上说是一种无意识的内容，当它逐渐成为意识及可以察觉时便发生改变，并且从其出现的个体意识获得色彩。”汤亭亭继承了前辈们对鬼魂的描述，借“鬼”发挥，通过置换和变形赋予了鬼魂新的含义，从而阐释自己的主题。她不顾母亲的禁令，用文字演说的方式把姑妈的故事公之于众。她把语言作为工具为姑妈祭奠，为姑妈立传，谴责了剥夺女性自由、个性和身份的封建社会，解构了中国几千年来“男尊女卑”的传统思想，颠覆了中国传统的男权中心话语，控诉了传统社会的性别歧视对女性的迫害，并为像姑妈那样受男权社会的迫害而含冤而死的前辈们复了仇。
该书的第二章“白虎山学道”讲述的是“我”在听妈妈讲故事的时候，幻化成花木兰，进山修行学艺，并最终成为了名震四方的女侠。在深山修炼的十五年间，花木兰的家人不知其死活，就用传统的民俗“鬼亲”或“冥婚”为其招魂。在汤亭亭的笔下，花木兰变成了鬼，并结了“鬼亲”。在中国，冥婚是一种古老的民俗，在民间社会顽强地传承不息，以冥婚为题材的文学作品则是篇目繁多，而《聊斋志异》中的冥婚故事是这一题材小说登峰造极的代表。汤亭亭通过对“鬼亲”意象在特定条件下的置换，讲述了华裔女孩在所居住国生活经历的故事。作为在美国出生、成长并接受现代教育的华裔第二代，汤亭亭对中国传统文化和中国记忆进行了独特的关照和反思，对它所包含的陋习进行了揭露和鞭挞。中国传统文化的糟粕让汤亭亭感到愤慨和压抑，那么美国能否为她提供能够追求自我、实现自我价值的阳光明媚的天地呢？答案是否定的。在她的成长过程中，她不仅承载着来自华裔族群内部的性别歧视，还感受到扑面而来的种族歧视。这双重压迫造成了她归属感的危机和时空的断裂，“I”和“here”成了她经常拷问和思索的问题。这种沉闷的环境在汤亭亭的笔下得到了驱遣。在聆听母亲讲述“花木兰”英雄故事的时候，汤亭亭让自己幻化为“花木兰”进行了一次精神上的自由放逐，用驰骋的想象力升华或超越了美国现实生活里华裔遭受的压抑，摆脱了现实生活的个人困扰，她在“花木兰”英雄主义精神的感召下，立志成长为一名具有女权主义意识和后现代意识的华裔女性。正如她在书中所描绘的那样：“历史上还没有谁曾征服并统一亚洲和北美。作为揭竿而起的英雄后代，我就应该信心十足，走在大街，立即着手我的事业。”在先辈英雄的指引下，汤亭亭以期摆脱中国身份和美国身份的纠缠，创作出一种跨越亚洲和北美的恢弘大气的诗篇，建构一种跨越种族、性别之争的全球身份。原来为了维护封建统治而“女扮男装”的勇敢的花木兰，在汤亭亭的笔下成为了一名胸怀大志、富有时代特征的华裔新女性。
三 疯女人的原型意象
“疯女人”是19-20世纪世界文学，尤其是女性文学创作的一个典型特征，它的意象成为了中外评论家们持续热议的一个话题。无论是《简·爱》中阁楼上的“疯女人”伯莎，还是托尼·莫里森笔下的“疯女人”秀拉，以及中国文学史上很多“疯女人”的形象，她们无一例外地表明了在男权话语压抑下女性的悲惨命运。汤亭亭对这一原型意象的挪用无独有偶地暗合了现代或当代文学作品中频繁出现疯子意象的寓意和功能。
《女勇士》的第四部分“西宫门外”讲述了月兰姨妈的故事。月兰姨妈是个柔弱婉顺的中国传统妇女形象。她的软弱无能和对男性的依附使她像月亮一样苍白无力。在姐姐勇兰的怂恿和鼓励下，她开启了千里寻夫的历程，但得到的结果却是指责与再指责、抛弃与再抛弃。当她企图以压抑或摒弃自我的方式来换取丈夫认同的狭小生存空间的想法也幻灭时，她十分羞愧，双手捂住脸，一个字也说不出来，感觉孤身一人来到了鬼的世界。在异域他乡，她疯了，彻底地疯了。她只能到疯人院里寻找“知己”：“在这里我可想而知，我们能够互相理解。我们说同样的语言，完全同样的。他们能够听懂我，我也能听懂他们。”月兰的疯癫是父权制和异域被边缘化的产物。当她展现自身价值的努力得不到正常的社会认可时，她便对自己的身份产生了怀疑和困惑，处于压抑、焦虑状态，最终“发疯”。熟谙“疯子”意象的内在精神机制，汤亭亭不仅借助“月兰”等疯女人的意象揭露了父权制和种族歧视对妇女身心的迫害，尖锐地指出华裔妇女的失语症是被迫的、痛苦的，而且把疯子叙述作为一种书写策略，以“疯”赋予这群女子话语权，使她们能够使用特别的语言来言说自我的经历，展示自己生命欲望的焦慮和角色认同的焦虑，表达了建构华裔妇女的文化身份的愿望。在疯人院中，一向沉默寡言的“月兰”生活得很愉快，像孩子般雀跃，而且也能编出一段新故事，虽与其他族裔的疯子说着不同的语言，却能毫无障碍地与他们平等交流，这一情景其实暗喻了“和而不同”的平等对话文化观是构建和谐两性关系和种族关系的基础和关键。
四 流亡者的原型意象
流亡是人类历史和文学史中永不枯竭的母题。荷马的《奥德赛》、《圣经》里的《旧约·全书》，还有屈原的《离骚》都描述了被迫离开故土的流亡者在异国他乡居无定所、颠沛流离的生活和心灵深处的思乡情结。自20世纪，进入全球化时代以来，伴随新的移民潮的日益加剧，文人作家的自我放逐，使得“流亡”（exile）成为独特的人文景观。米兰·昆德拉更是发出“人永远都是流亡者”的嘶鸣。流亡者这一意象贯穿着古今中外人类文学的历史，尽管有固定内涵，但又因为不同时期不同的人对它感受的差异，而以不同的审美范式表达了独特的审美价值和现实意义。汤亭亭在对“流亡”意象深层语义结构进行了部分置换的基础上，又对其表层符号做了新的组合，以期表达自己对深处其中的两种异质文化取向的思考和理想。
在《女勇士》的第五部分“羌笛野曲”的结尾处，作者改编了流亡者蔡琰的故事。明月皎洁的夜晚，蔡琰备受思乡的煎熬。当听到胡人尖细凌厉的笛声时，她更加心神不宁。于是，她放声歌唱。她唱的是中国和中国的亲人，但胡人也听得懂，也随她唱了起来。“她的歌词是汉语的，可野蛮人听得出里面的伤感和怨愤。”“当她离开帐篷坐到围满蛮人的篝火旁的时候，她的孩子们也随她唱了起来。”汤亭亭借蔡琰的故事隐喻地表达了华裔美国人在异质文化中生存的孤独体验、无根漂浮的痛感和身份认同的艰难。希望总在渺茫中诞生，只要华裔美国人不懈努力，又乐于容纳众多族裔的特色，就像她所说的那样：“她改写‘中国故事’是希望她的故事能够连接上其他的、异国的故事，并藉此连接上全世界的任何文化”。汤亭亭的这种思想充分表达了她对多元文化的态度：不是二元对立，也不是简单的融合，而是各种文化间的共存、交流和对话。只有在这种语境下，美籍华人，特别是华裔女性才能在美国的主流生活中建构起自己的话语权，拥有自己的独特身份，书写不受种族和性别支配的篇章。
注：本文系河南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东方主义”与美国华裔文学中的人物形象建构（2010FWX016）阶段性成果。
参考文献：
[1] 萨克文·伯科维奇，孙宏译：《剑桥美国文学史：散文作品》（1940-1990），中央编译出版社，2005年版。
[2] 荣格，冯列译：《集体无意识原型》，《荣格文集》，改革出版社，1997年版。
[3] 荣格：《卡尔·荣格主要著作选》，纽约出版社，1959年版。
[4] 诺斯洛普·弗莱，陈慧译：《批评的剖析》，百花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
[5] 汤亭亭，李剑波、陆承毅译：《女勇士》，漓江出版社，1998年版。
[6] 单德兴：《对话与交流：当代中外作家、批评家访谈录》，麦田出版社，2001年版。
作者简介：郑海霞，女，1975—，河南周口人，硕士，讲师，研究方向：英美文学，工作单位：华北水利水电学院外国语学院。
作者：郑海霞
冥婚题材当代文学论文 篇3：
被质疑的反思
摘 要：乡土文学自20世纪20年代开始发展至今，在文学史上的每一个阶段都发展出了不一样的特点，然而当今的乡土文学却面临着“乡土终结”的质疑。这一说法虽然有些夸张，但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乡土文学发展所面临的困境与出现的停滞。笔者将从叙事传统的限制、作家身份认同的危机以及当下乡土经验的缺失与乡土的消逝三个方面来探讨“乡土终结说”下乡土文学的问题，对乡土文学未来的发展提供一些思路。
关键词：乡土文学 叙事传统 作家 身份认同
梁漱溟曾在《乡村建设理论》中提出：“中国社会是以乡村为基础，并以乡村为主体的。”在这样的环境下，乡土文学可以说一直是现当代文学的主流。以“五四”为开端，乡土文学至今已有一百年的历史。“五四”时期，一大批作家自觉地将视线放在广袤的中国大地上，如鲁迅及在其影响下发展起来的乡土小说作家群，以现代性思维烛照沉睡的乡土中国。20世纪30年代的废名、沈从文则以审美的方式审视乡土，致力于构建美好纯净的乡土世界。20世纪40年代，赵树理的乡土小说以通俗的语言促进了文学的大众化，其笔下的农民形象及农村生活可以说最贴近现实生活。在“十七年文学”中，乡土文学多是以“政治传声筒”的角色出现，是农村革命在文学作品中的记录。新时期以来，乡土文学以贾平凹、莫言、阎连科等人的创作为代表，他们始终对乡土世界保持着深沉的审视。但是，有着百年历史的乡土文学发展到今天，却呈现出衰退的趋势，甚至有学者提出“乡土终结”的口号。这种说法虽然有些言过其实，但是也表明了乡土文学面临的问题十分严重，主要表现为：叙事传统的限制、作家身份认同的危机、当下乡土经验的缺失与乡土的消逝。
一、乡土文学叙事传统的限制
纵观我国的文学史，乡土文学可以分为三种叙事传统：批判类、抒情类、革命类。“五四”时期，作家们将乡土视为封建思想的滋生与繁衍之地，对其进行批判。鲁迅笔下的农民形象如阿Q、华老栓、七斤等，都深受封建思想的迫害，麻木、冷漠、不觉悟，他们皆是国民性批判的对象。许杰、王鲁彦等在鲁迅影响下成长起来的“五四”乡土小说作家群，也是以批判的眼光审视他们的故乡，致力于揭露封建礼教、封建习俗对人性的戕害，如典妻、冥婚等。沈从文和废名的创作主要体现了抒情的叙事传统。沈从文笔下的湘西世界正是他着力构建的“希腊小庙”，有着优美、健康的人性显现。废名笔下的乡村和谐美好，如《竹林的故事》便是对于乡村恬静安逸的生活书写。革命类主要是指赵树理、孙犁等作家以及“十七年”的乡土叙事，在他们的作品中，乡土书写往往与革命相联系。赵树理以表现农村革命为主，而且农民往往在革命中成长起来。孙犁则是将乡村书写放置在革命历史潮流中，表现的大多是革命情谊。
这三类叙事传统可以说都是对于乡土世界的外化：批判的叙事传统将乡土置于现代化的对立面，通过对其批判实现启蒙、推动社会发展的目的；抒情的叙事传统同样是将乡土放在二元对立的冲突之下，沈从文的“希腊小庙”是他在发现都市阉寺性下设置的理想王国；革命的叙事传统更是把对乡土的书写当作实现政治理想的载体。乡土文学的三类叙事传统都将乡土作为某种广泛的寄托，在这种叙事传统的影响下，乡土主要是作为社会历史的环境出现。如贾平凹的乡土小说大多是以乡村发展中保守与求变两股势力的斗争为出发点，反映时代背景下乡土世界的变化。他的《秦腔》不仅反映出“秦腔”这一戏剧形式的消亡，更是通过两代人的观念差异，表现了经济高速发展背景下传统文化的式微，有一种挽歌的基调。可以说，从社会历史的宏观视角进行描写，乡土文学缺失了个体对于乡土经验的深入阐释。
不论是出于启蒙与革命的目的对乡土世界与国民性进行文化批判，还是表现乡土中国的历史发展进程，或是将乡土置于与都市对立的情境下进行现代性反思，皆是对乡土的能动反映。但乡土文学同样可以成为个人深层经验的表达与精神的输出，可以成为内视角下的庞杂与丰富的世界。在当下乡土文学发展的瓶颈期，表达个体的乡土经验与乡土记忆，也许能够使乡土文学重新散发活力。熊培云在《一个村庄里的中国》中引用甘地的话：“就物质生活而言，我的村庄就是世界；就精神生活而言，世界就是我的村庄。”除了在乡土中发现问题、于乡土中仰望天堂，我们或许还可以赋予乡土书写无边的生长性，在乡土书写中使“世界成为我的村庄”。
二、作家的身份认同危机
乡土作家大都来自农村，有着充分的农村生活经验，但是成为接受过现代教育的知识分子后，他们又与农村保持着一定的距离，表现出对于乡土的反叛与文化上的疏离，有着身份认同和价值认同上的危机。正如鲁迅在“乡土文学”概念中提出的那样，他们是“侨寓文学的作者”，在青年时代离开了自己生长的故乡，寓居现代文化勃兴、开放的北京、上海等都市之中。他们体验和吸纳城市文明，创作题材却集中在闭塞、遥远却熟悉的故乡农村，不论是心理还是创作活动皆受制于传统与现代两种文化抉择的困境。
虽然许多作家都强调自己的乡土身份，如沈从文、贾平凹等都反复强调自己是农民，但是他们徘徊于城乡之间，与土地若即若离，在创作中也是精英视角与平民视角来回切换。一方面，他们将“自我”设置在乡土之外，以知识分子的眼光观照乡土的变迁，对乡土进行审视与批判；另一方面，他们又将乡土视作自己的精神故乡，对于他们来说，鄉土是与城市相对立的一片净土，是失意时的避难所。同时，作家的身份认同危机表现为自我认同与外界认识相矛盾的情况。比如在最近的诗歌事件中，食指说余秀华要写农村的痛苦，余秀华则说她不认为农民的生活是痛苦的。余秀华从根本上否定了个人立场上的乡村感受是痛苦的，虽然获得了大多数人的支持，但大众还是把她的农村身份和苦难经历作为她创作的标签。在某种意义上，她迎合了大众消费“苦难”的心态，造成了身份认同的分裂。
此外，作家身份在作品中的彰显体现了乡土文学创作的另一问题，即知识分子笔下的乡土是否就是真实的“乡土”？知识分子与农民分属于精英文化与民间文化两个系统，他们对于乡土的言说，多是站在自己的立场上对于农村的建构或想象。而农民往往很难书写自己的历史，他们的声音很容易被知识分子的话语所取代，甚至有可能被扭曲或篡改。在《西方的没落》中，斯宾格勒就直接指出，农民是没有历史的，他们的话语权是建立在知识分子的解说之下的。因此，知识分子的权威性大打折扣，他们所建构的乡土世界也令人产生怀疑，而这种怀疑则进一步消解了知识分子的话语。如果说作家自身的精神困境是其陷入身份认同危机的内在因素，那么知识分子话语的消解则从外部加重了这种危机。
三、当下乡土经验的缺失与乡土的消逝
在经济发展的大潮下，乡村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不仅大量劳动力外出打工，妇女、儿童、老人留守村中，造成农村“空巢”的现象，而且农民也不再以土地为生，传统的以农业为主的经济发展模式被各种副业所取代，农村结构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同时，在社会现代化的进程中，科技的发展带来了信息爆炸，农民不再是封闭的田间劳动者。他们对于信息的接受与消化，不仅丰富了自己的精神世界，而且改变了自己的生活。总的来说，当下的乡土社会正在高速城镇化的路上越走越远，而农业文明也在不断地走向衰落。
此外，对于大部分作家来说，乡村的巨变加大了他们与乡土世界的距离，造成了他们与以往乡土经验的断裂，所以他们在面对现今的乡土时多处于失语的状态。就像阎连科所说的：“现在，面对这个转型，给我，甚至是给我这一代的作家带来的困惑是，你所熟知、熟悉的土地和乡村，是过去的，不是现在进行时的；属于你的那个‘本土’和‘乡村’，是昨天的而非今天的。我们仔细考察一下中国20世纪50年代和部分60年代作家写得比较好的‘本土文学’，绝大多数都是‘过去的记忆’，而非‘今天的经历’。这就给写作带来一个问题：当你真正想要透过乡村关注中国今天的现实时，你和现实是‘陌生’的，隔着一层的，是无法真正形成张力和那种我们说的‘紧张关系’的。”所以，作家与当下乡土世界的隔离也是乡土文学发展停滞的原因之一。
文学主体经验的缺失与客体的消亡在客观上造成了现今乡土文学的停滞，乡土作家的创作面临着巨大的挑战。对于作家来说，掌握乡土经验是十分必要的，但是乡村的变化又是急剧且持续的，所以当下的乡土文学的创作需要年轻的新一代作家来实现。他们是年轻的“70后”“80后”乃至“90后”，能够直观感受到现代农村的经济发展，也没有前辈乡土作家承袭传统的负重以及身份认同的危机。他们知识结构完善、理論积累丰富，在乡土写作中相对自由。正如有些学者所说的那样，乡村作为一个自足性的结构，并不需要作家对其进行知识分子的审视与批判，相反，对于乡土世界中某些人类共有的生存经验、情感诉求的关注，可能会促使乡土文学产生新变。
参考文献：
[1] 梁漱溟.乡村建设理论[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
[2] 青屏. “常”与“变”——乡土写作的新质与困境 [J].长江文艺评论，2018（2）.
[3] 程光炜等.乡土文学的创作与中国社会的历史转型[J].渤海大学学报，2010（1）.
基金项目： 喀什大学2019年度校级项目：论“五.四”乡土小说的情与怀（2019KRY005）
作 者： 杨筱，喀什大学在读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中国现当代文学。
编 辑： 赵斌 E-mail：mzxszb@126.com
作者：杨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