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写好一篇逻辑清晰的论文,离不开文献资料的查阅，小编为大家找来了《人民币汇率研究论文(精选3篇)》仅供参考，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摘要：近年来人民币汇率问题一直是国内外关注的焦点，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汇率决定理论分析了人民币升值的内在原因，及其对我国经济发展的影响。
人民币汇率研究论文 篇1：
基于资本回报率的人民币汇率研究
摘要：本文先测算了中国的资本回报率，再从回报率的角度对人民币汇率进行分析。国际经验表明资
本生产率随资本深化而下降，工业化完成后平稳。中国资本生产率在20世纪90年代后持续下降，增量资本产出比自20世纪90年代后持续上升，投资效率恶化，资本回报率下降趋势与人民币汇率走势背离。从中国资本回报率持续下降、中美资本回报率差明显下滑、外商投资企业净出口的表现及中国两部门资本回报率差的缩小来看，都与这一时期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和兑美元汇率的持续上升相背离。本文认为，一方面短期的汇率波动可能受金融资产回报率的影响，特别是应当关注人民币国际化战略的影响，另一方面人民币持续升值还需要有更强的基本面支撑。
关键词：资本生产率 汇率 资本流动
一、引言
已有研究文献及报告对资本回报率的估算凤毛麟角，而尝试用资本回报率来解释FDI流入的更是少之又少。孙文凯等（2010）以跨国资本回报率差异为出发点来解释跨国投资率差异以及中国不断上升的FDI。他们认为，中国之所以在过去三十年拥有较高的投资率正是因为中国具有非常可观的资本回报率。资本回报率与投资率高度相关，说明其对投资率解释力度很强，可能是影响中国高投资率的最重要因素。同时，我国实际利用FDI增长率与中国资本回报率显著正相关。过去三十年中国资本回报率显著高于其他大国，而且并未出现收敛，因此带来了我国FDI较快速的增长。
二、资本回报率的衡量和计算
（一）资本回报率的衡量
在深入探讨之前，我们需要声明本篇文章中的资本回报率是基于国民收入核算框架，从宏观总量来计算的。采用宏观总量角度的原因，一方面是由于样本不持续，缺乏一致性，中国微观的企业数据本身存在统计数据的优化过程，可能会影响最终结果；另一方面是利用宏观经济指标计算得到的资本回报率可以避免因会计方法、税收及所有制不同而导致的不同企业间的非可比性，更能反映一国总体的资本收益情况。在国民经济统计法则全球逐渐趋同的背景下，更有利于进行国际比较。目前可以用来衡量一国资本回报率的指标主要有以下四种：
第一种是资本（平均）生产率（AverageProductivity Of Capital）。它指的是一定时期内（一年内））单位资本存量创造的产出（GDP）。用公式表示则APKt=Yt/Kt，其中K表示实际资本存量，Y表示实际GDP。资本生产率越高，一单位资本存量创造的产出越多，资本回报率越高。用公式表示则很明显，资本生产率是资本产出比的倒数。
第二种是资本增量产出比（Incremental Capital-Output Ratio， ICOR）。它指的是增加单位总产出所需要的资本增量。用公式表示则ICORt=It/ΔYt，近似于资本边际生产率。资本增量产出比越高，可以理解为增加一单位总产出所需要的投资越多，说明资本回报越低。其中，I表示固定资产投资I，ΔY表示GDP增量。
第三种是资本边际生产率（Marginal Productivity of Capital）。它指的是在其他投入不变的情况下，新增加一个单位的资本投入（即新增加一单位资本存量）可以引致多少产出的增加。它是一个更全面反映资本利用效率的指标，其微观基础是充分竞争条件下具有经济理性行为的厂商的投资和生产活动，此时资本租赁价格等于资本边际生产率。在这个反映资本投入和产出的经济（不是技术）关系中，“产出”概念是国民核算中增加值的概念，既包括资本创造的（税前）收入，又包括对资本消耗的补偿。用公式表示则MPKt=dYt/dKt。
第四种方法，我们借鉴白重恩、谢长泰和钱颖一（以下简称“白”）（2007），从中国国民收入核算数据出发，采用资本-产出比、资本份额、投资平减指数增长率、GDP平减指数增长率、折旧率等数据，直接估算了中国整体经济的实际资本回报率。在这种估算方法里，j类资本品的实际资本回报率可以通过Hall—Jorgenson资本租金的一个变化形式来计算：
rj（t）=■
=■（1）
其中，r（t）是实际资本回报率；Py（t）是产出价格；PKj（t-1）是在第t期期初购买j类资本品的价格，MPKj（t）是j类资本品的在第t期资本边际产出；δj是j类资本品在第t期的折旧率；■是在第t期产出价格增长率；■是j类资本品在第t期的价格增长率。
（二）中国资本回报率的变动与解释
我们分别用衡量资本回报率的四种指标进行分析，从不同的角度观察中国资本回报率变化的历史趋势。
趋势1：中国资本生产率在20世纪90年代后持续下降，近年来降速加快，预计在完成工业化过程前仍将下降
图1和图2是通过三个投资序列计算的实际资本生产率及其增速（实际资本存量和实际GDP都是1978年价格），可以看到它们趋势基本是一致的。观察由固定资本形成总额（GFCF）计算的资本生产率，从1978—1994/1995年间，在改革开放的背景下，即使这一时期中国资本积累显著加速，充分利用了劳动密集的禀赋结构，资本生产率不但没有下降，反而提高不少（1978—1994年平均增长率为1.55%），但是在此之后，中国的资本生产率持续下降，而且在2007年后下降速度加快（1995—2011年平均年增长率为-1.8%，2007—2011年平均年增长率为-3.94%），这也证实了中国仍然处于工业化阶段，因此在未来资本生产率仍将下降，直到工业化完成。
由于资本生产率趋于稳定时的数值等于折旧率与储蓄率的比值，则根据5%的折旧率以及1978-2011年按照GDP支出法计算的40.4%的平均储蓄率，中国的资本生产率的这一数值接近于0.12，而2011年中国使用固定资本形成总额（GFCF）序列计算的资本生产率为0.33，因此中国的资本生产率仍存在一个下降空间。
趋势2：中国增量资本产出比自20世纪90年代后持续上升，投资效率恶化。资本生产率与经济增长率呈正相关关系
我们采用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来计算实际增量资本产出比（ICOR），得到图3。从图中来看，资本生产率的下降（对应ICOR的增加）主要表现在1992年之后，1978—1994年资本生产率并未出现显著上升之势。 由于80年代的发展走的是农村工业化道路，上亿农民涌入工业部门，大大拉低了企业的用工成本，这一关键要素和低廉的土地价格、低廉的实际税收一起成就了当时工业化整体的低成本。而到了1992年，中国进行了土地要素和资金要素使用的体制改革，特别是土地要素从无价变为有价。伴随着城市化进程，国家进行大量基础设施投入和社会保障投入，要素价格整体上也被不断推高，资本生产率也自然有所下降。同时由于投资对产出贡献存在一个滞后期，90年代后期对基础设施建设的大量投入，为总产出增长带来的贡献要在若干年之后才能体现出来，这也造成了资本生产率的进一步下降。
趋势3：中国资本边际生产率在持续下降，缓慢的技术进步和快速的资本深化是其下降的直接原因
根据黄先海（2012），即使不区分技术进步类型，影响资本租赁价格（资本边际生产率）变动的主要因素有：资本深化速率■、乘数θKK和技术进步率■。其中θKK是边际资本生产率关于资本的弹性，含义为：资本投入量每变动1%，资本边际产出变动的百分比，根据边际收益递减规律，在其他要素投人不变的情况下，增加资本的投入，资本的边际收益减少，因此θKK<0。具体公式如下：
θKK=■=■=■+■，
θKK=■（2）
我们使用柯布-道格拉斯（Cobb—Douglas）增长模型Yt=AtKαtL1-αt，假定希克斯技术中性，规模报酬不变，其中At=eβ+γt，γ代表全要素生产率（TFP）平均增长率，α代表资本产出弹性，1-α代表劳动产出弹性，0<α<1。劳动力数据来自中国统计年鉴各年就业人数，实际资本存量数据使用固定资本形成总额序列计算的结果，实际资本存量和实际GDP数据都是1978年不变价。通过对模型的变换，使用下列方程对1978—2011年的数据进行OLS回归：
■=■
（3）
回归的结果为：γ=0.027，说明在1978—2011年间TFP平均年增长率为2.7%；α=0.581，说明资本收入弹性为0.581，劳动收入弹性为0.419。1978—2011年将资本收入弹性明显高于1952—1977年间的0.309，说明资本投入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在改革开放后得到显著提升。
根据模型，资本边际生产率■，边际资本生产率关于资本的弹性θKK等于-（1-α）。经过计算我们得到图4，我们发现边际资本生产率在20世纪90年代后期持续下降，并且在2007年后加速下降。
趋势4：中国资本回报率自改革开放以来平均水平在20%左右，在2007年后持续下降。较低的劳动者报酬份额和名义资本-产出比使得中国资本回报率一直高于美国、日本
我们按照白重恩等（2007）方法计算中国实际资本回报率，依旧采用新增固定资产（NIFA）、固定资本形成总额（GFCF）、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TIFA）三个投资序列进行估算，图5为中国税前资本回报率。可以看到，利用固定资本形成总额（GFCF）计算的资本回报率在2005年以前一直都是三者中最低，这主要是因为固定资本形成总额（GFCF）比其他投资流量大。而在2005年后，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TIFA）平均每年比固定资本形成总额（GFCF）高出36%。
经过计算，中国1978—2011年税前、税后（扣除生产税净额）资本回报率均值分别为20%、13.5%。我们可以看到中国资本回报率在1978—1992年间一直上升，这一时期中国固定资本形成率只有28.4%。经历1992—1994年的大幅波动后，中国资本回报率开始缓慢攀升。尽管2000年后中国固定资本形成率平均水平高达40%，在这样的高投资率下中国资本回报率仍在20%左右波动，基本稳定。按照白重恩（2007）的公式，中国之所以在过去三十几年保持较高水平的资本回报率，得益于不断增长的资本收入份额，即不断下降的劳动者报酬份额。而劳动者报酬份额之所以不断下降，主要有两个原因：
一方面在于中国是以制造业为主的经济体，而制造业的劳动者报酬本身就相对于服务业劳动者报酬低，同时在农村劳动力源源不断向城市输送的背景，使得中国在过去三十多年一直享受着非常廉价的劳动力，因此拉低了劳动者报酬份额。
另一方面在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是劳动力供给相对资本更充足，因此资本的边际生产率远远高于劳动的边际生产率。所以，中国进行了快速的资本积累，保持着非常高的投资率（资本形成率），即使资本边际生产率下降，资本收入份额也在不断提高，从而提高了资本回报率。
三、资本回报率与人民币汇率的关系
（一）资本回报率、FDI和人民币汇率
在测算和分析了中国资本回报率之后，我们来考察资本回报率与人民币汇率的关系。那么，在中国仍然实施资本项目管制（即国际资本在中国并不能自由进出）和一定的汇率管制的背景下，资本回报率是如何影响人民币汇率呢？
我们认为，资本回报率对汇率的影响与劳动生产率类似，主要是：一国的贸易品部门与非贸易品部门的相对资本（劳动）生产率差异越大，非贸易品与贸易品的相对价格越高，如果一价定律成立的话，那么该国非贸易品的价格的升高会带动该国总体加权物价水平的上升，导致该国的实际汇率上升。
由于我们的资本回报率是一种基于物质性资本的回报率，而非仅仅是金融资产的资本回报率，因此我们假设中国资本回报率通过吸引外资以FDI形式进入中国，然后借助于对外贸易来影响人民币汇率。
首先，我们通过图6直观地观察下资本回报率与人民币汇率的关系。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来自国际清算银行（BIS）。由于实际有效汇率不仅考虑了所有双边名义汇率的相对变动情况，而且还剔除了通货膨胀对货币本身价值变动的影响，所以它能够综合地反映人民币的对外价值和相对购买力。我们可以发现，资本回报率和实际有效汇率基本呈正相关。在1978—2007年间，中国资本回报率每上升一个百分点，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实际有效汇率就会上升1.13%，即人民币升值1.13%。自2008年金融危机开始，中国资本回报率持续下降，但是这一时期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却持续上升。
我们接着来考察中美资本回报率差与人民币美元实际汇率的关系。实际汇率可以写成q=EP*/P，q为实际汇率，E为间接标价法的名义汇率，P为国内物价水平，P*为国外物价水平。人民币美元实际汇率采用中国和美国以1994年为基期的CPI指数对人民币美元名义汇率进行平减。中美资本回报率差采用两国税后回报率相减。我们发现二者呈显著负相关。经过回归，我们发现1994—2007年间中美资本回报率差在其他条件不变的前提下，每增加一个百分点，人民币实际汇率下降1.24%，即人民币升值1.24%。而从2008年金融危机后，中美资本回报率差开始明显下滑，但是人民币实际汇率却持续升值。这一“背离”与前面相同。
我们继续考察了实际利用外资和资本回报率的关系。很明显，资本回报率是中国吸引FDI不断流入的重要原因，二者呈显著正相关关系。虽然从2005年以来外商投资企业进出口占进出口总额比重逐渐下降，外商投资企业一直是中国对外贸易的主体，外商投资企业的进出口可能是影响人民币汇率主要因素。
（二）两部门资本回报率与人民币汇率
下面我们从可贸易部门、不可贸易部门二分法来探讨它们对人民币汇率的影响。
我们将第一产业（农、林、牧、渔业）和工业（采矿业、制造业、电力、燃气及水的生产和供应业）归为贸易部门，把建筑业和第三产业归为非贸易部门。
为了估算两个部门的资本存量，我们使用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序列。其中，2001年以后有统计年鉴直接公布的各行业固定资产投资数据。1953—2000年投资数据我们用《中国固定资产投资统计数典1950—2000》中第一产业、工业、建筑业、第三产业对应的基本建设投资、更新改造投资（1980年开始公布，1980年数据为估算值）、房地产开发投资（归为第三产业）、城镇集体所有制单位固定资产投资、农村集体所有制单位固定资产投资、城乡个人固定资产投资、其他固定资产投资叠加而成。折旧率都设定为5%。固定资产投资价格指数设定与上文相同。1952年资本存量估算结果见表2，其中可贸易部门资本存量为191.3亿元，不可贸易部门资本存量为579.5亿元，总计770.8亿元，与张军等（2004）以及前文估计资本存量比较接近。
各部门增加值平减指数都通过国内生产总值指数（1978年为基期）分项来计算。然后对名义增加值进行平减，从而得到可贸易部门和不可贸易部门实际增加值（1978年不变价）。两部门劳动者报酬数据整理自《中国国内生产总值核算-历史资料 1952—2004》。2005年后数据通过《中国劳动统计年鉴》中“分行业工资总额”数据的变化趋势进行估算。
图7显示的是计算出的中国可贸易部门和不可贸易部门资本回报率。可以看到，从1996年后中国贸易部门资本回报率一直高于不可贸易部门，这也是一直支撑中国大力发展贸易部门，保持外向型经济发展模式的根本原因之一。尽管在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后中国两部门资本回报率出现了短暂的下降，但是自从中国在2001年加入WTO之后，中国可贸易部门资本回报率不断上升，也带动不可贸易部门资本回报率上升。但是在2009年之后，也就是金融危机之后，两部门资本回报率都发生了大幅下降，同时部门资本回报率差开始收窄。从这个角度看，中国资本回报率自金融危机后不断下降这一结论又一次得到印证。
我们注意到，自2008年金融危机开始，无论从中国资本回报率持续下降，中美资本回报率差明显下滑，外商投资企业净出口的表现，还是从中国两部门资本回报率差的缩小来看，都与这一时期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和兑美元汇率的持续上升相背离。我们认为，一种解释是，由于我们计算的资本回报率是一种基于物质性资本的回报率，而非金融资产回报率，短期来看，金融危机以后的汇率波动还可能受金融资产回报率的影响。特别是应当关注人民币国际化战略的影响。另一种解释是人民币保持升值需要有更强的基本面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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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珊，国家开发银行资金局，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研究所博士生。陈光磊，宏源证券，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研究所博士。詹森强，浙江省德清县发改委）
作者：何珊 陈光磊 詹森强
人民币汇率研究论文 篇2：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视角下人民币汇率研究
摘 要：
近年来人民币汇率问题一直是国内外关注的焦点，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汇率决定理论分析了人民币升值的内在原因，及其对我国经济发展的影响。
关键词：
马克思经济学;汇率货币;货币的相对价值
F83
文献标识码：A
随着我国经济实力的增强和对外贸易的发展，人民币汇率问题从2002年以来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和争议。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多次向中国施压要求人民币升值。我国在2005年的汇率改革中，实行浮动汇率制，人民币对美元大幅升值。因此有必要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角度分析人民币汇率的决定。
1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汇率理论
1.1 货币层面上的汇率决定因素
汇率首先从货币和价值层面上来看主要表现为各国货币之间的比例，也被称作本币的外币“价格”或者外币的本币“价格”。所以，这个“货币的价格”究竟如何决定，就成了一个格外复杂的问题。因此，对于汇率的决定，首先从货币层面来说，应当考虑如下因素：
（1）货币的实际价值。马克思从货币代表一定量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角度，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汇率决定的首要因素，即货币在执行“世界货币”的职能时，其实仍然是贵金属货币的职能。“所有的货币都还原为它们的金或银的含量;同时，金和银这两种商品作为世界货币来流通时，又要归结为它们互相之间的不断变动的价值比率。”而在当代世界经济的条件下，“金和银”这两种商品同时作为“货币本位”的现象大体说来可以认为已经不复存在。所以，此时所剩下来的就只是各国货币的含金量之间的比例或代表的实际价值的比例及其变动。
（2）货币的相对价值。在马克思的价值形式理论中，有“x量商品A=y量商品B”这个公式，这就是“货币的相对价值”。
显然，从价值形式中可看出，在货币与商品交换中表现出的货币的相对价值，其变动取决于两个方面：一是货币本身的实际价值的变动。二是生产商品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或劳动生产率提高或减低使货币的相对价值发生变化，从而也导致商品的价值降低或升高。与此同时，可以表现为某种或某几种商品的价值发生变化或者先进的科学技术在商品生产领域的普遍应用使所有商品的价值都发生了变化，那么这些商品同货币的交换比例就会发生变化，这样就一国国内范围来说，货币的相对价值也发生变动，即此时它表现为更多或更少的商品量。在世界市场上，一国货币的相对价值的变动如何在与其他国家的货币的交换比例，即汇率中表现出来，则要看两国货币的国内相对价值的变动情况。
（3）货币的国内相对价值。“一个国家的资本主义生产越发达，那里的国民劳动的强度和生产率，就越超过国际水平。因此，不同国家在同一劳动时间内所生产的同种商品的不同量，有不同的国际价值，从而表现为不同的价格，即表现为按各自的国际价值而不同的货币额。所以，货币的相对价值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较发达的国家里，比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不太发达的国家里要小。”这就为我们在世界货币市场中，比较两国货币或不同国家的货币的相对价值提供了一个依据。即对于两国货币即使在购买力平价相等的情况下，但由于两个国家的国民劳动强度不同和劳动生产率的不同，因而也会使各国货币在国内所实际代表的国内价值不同。
如果我们假设1美元与6元人民币的购买力平价都相同，但是由于两国不同的劳动生产率水平，美国的劳动生产率和效率较高，我国的劳动生产率和效率相对较低，这样，同量美国商品的实际价值肯定会低于同量中国商品的实际价值。因而货币的相对价值在美国要比我国的相对较低。于是，1美元在美国国内所购买到同量商品的实际价值会低于6元人民币在中国国内购买到的同量商品的实际价值。
1.2 国际支付状态对汇率的影响
在《资本论》中，马克思曾经对影响汇率的因素作了一个总结，其中第一个因素即是“一时的支付差额”，同时指出“不管造成这种差额的是什么原因——纯粹商业的原因，国外投资，或国家在战争等等场合所做的支出，只要由此会引起对外的现金支付。”最终都将对汇兑率产生影响。
（1）对外贸易差额。马克思认为，汇兑率的变动，以及由汇兑率的变动引起的“金属的流出，在大多数情况下总是对外贸易状况变化的象征”，而在对外贸易中，首要的是纯粹商业的原因，即商品和劳务的进口和出口。由于信用制度的发展，信用货币取代了金的位置，商品的进出口通常以信用凭证和支付凭证为媒介，我们以汇票为代表。例如，英国出口商向德国出售商品，会得到体现债权的向德国开出的马克汇票，相反，德国出口商向英国出口商品，则会得到体现债权的向英国开出的英镑汇票。当英国进口商需进口德国商品时，他不是用金，而是在伦敦货币市场用英镑购买马克汇票，再把马克汇票寄往德国作为支付，相反，德国进口商在进口英国商品时，通常是用马克在汉堡和柏林的货币市场购买英锑汇票，用英镑汇票作为支付。这样，如同商品一样，马克汇票在伦敦有一个英镑价格，英镑汇票在柏林和汉堡有一个马克价格，这就是汇兑率。它会随供求变化而发生变动。如果英国对德国的商品出口大于进口，那末在伦敦货币市场上马克汇票的供给就会大于需求，马克汇票的英镑价格就会下跌，英镑对马克的汇兑率便会提高，这对德国来说正好相反，是对英国的商品出口小于进口，在柏林和汉堡货币市场上英镑汇票的供给就会小于需求，英镑汇票的马克价格就会上涨，马克对英镑的汇兑率便会降低。
（2）对外投资。对外投资也叫资本输出。一般来说，资本输出有两种：实物资本输出和货币资本输出。实物资本输出，又叫生产资本输出。实物资本的输出，对于输入国来说，由于不需要对所输入的商品作任何付款，因此也就不会对输入国的货币市场产生任何影响，就不会对其汇率发生影响。
马克思还指出：“只有当这种出口商品的生产需要其他外国商品的额外进口时，才会影响汇兑率（并不影响对得到投资的那个国家的汇兑率）。这时，这种生产不是用来抵消这种额外进口的。”比如，对于我国来说，国外投资在中国办的工厂，如果该工厂所使用的生产设备在美国或其他国家购买，这种情况，就会对汇率产生影响，但此时影响的是美元或其他国家货币的汇率水平。而货币资本输出（对外投资）由于是采用货币方式，直接对外提供贷款。所以货币资本的输出，会直接影响到资本输出国的货币市场，因而会影响到该国汇率水平。以上论述的三个方面的因素，都会导致一国货币的外流，使该国国际收支状况变差，其结果跟贸易逆差所产生的结果一致。
（3）其他对外支付。除了以上论述的对外贸易、对外投资等对国际支付状态产生影响外，在国际交往中，还有一些其他的因素。如：消费资金型的非资本性的对外支付;本国居民到国外旅行时的花费，留学费用等等。诸如此类的一些对外的现金支付，一般不会导致大的支付差额。
2 从马克思经济学汇率理论看人民币升值
（1）从国际收支的角度看，自1994年以来，我国的资本项目和金融项目已经连续多年呈现双顺差的格局，特别是近年来我国国际贸易双顺差呈现不断扩大的态势，引起我国外汇储备过快增长。外汇储备的原因，从根本上来说是因为我国经济的发展，具体原因是：国际贸易顺差，外部资本对中国的产业投资;国际游资集团对人民币及人民币资产的购买，导致大量“热钱”涌入。总之，外汇储备的巨额顺差，在使人民币的相对价值提高的同时，也形成了国际货币市场上对人民币的巨大需求，最终引起了人民币升值。
（2）从利率的角度看，近年来我国的利率水平相对提高，导致使用资金的成本提高，货币市场上借贷货币的供不应求，从而促进了人民币相对价值的提高和其他商品相对价格的下降。这样会吸引大量的外资进入中国市场购买人民币。这样会引起人民币汇率的提高和利率的进一步上升，最终导致人民币的相对价值继续上升。
（3）从根本上来说，我国自实行对外开发以来，取得了巨大的成绩，人民生活水平明显改善，劳动生产率普遍提高，经济整体水平也显著上升，中国成为世界上经济增长最快的国家之一。一系列的发展也使人民币的相对价值得到提高。主要原因有两个：一是人民币先对价值的提高，主要表现为商品的品种的增多以及商品的数量的扩大，以及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使得商品的价值降低;二是货币的相对价值提高，随着经济的发展，也伴随着货币作为支付手段及信用制度也相对发展较快，从而致使货币作为流通手段的流通速度加快。
3 人民币升值的积极意义
3.1 人民币汇率的适当升值有利于优化产业结构
我长期以来走的是外向型经济发展道路，对外贸易增长主要依靠初级产品和低附加值产品的出口。出口企业依靠廉价的劳动力优势，以低价战略迅速打开国际市场。人民币的升值降低了外贸企业的利润空间，加上劳动力成本的上升，有些外贸企业面临生存危机。这迫使一些资金转向资金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也迫使企业加大产品创新的力度和产业结构调整的步伐，加快实现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从而也加快了我国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和企业产业结构调整。
3.2 人民币汇率的适当调整有利于减少对外贸易摩擦
我国外汇改革以来，对外贸易连年顺差，连年的顺差导致中国日益增加与各个贸易伙伴的摩擦，尤其是中美贸易摩擦。而人民币升值有利于减少贸易顺差的数值，继而可增加我国的进口总额。能够缓和与贸易伙伴的关系，也有利于我国外部的发展。人民币的适当升值，有利于我国经济和贸易的和谐发展，也有利于为我国的经济平稳快速发展提供一个和谐的环境。
3.3 人民币的适当升值有利于推动我国区域发展，尤其是中西部地区平衡发展
跨国公司随着人民币的升值在中国的投资成本就会相应提高。但是在沿海地区投资成本升高以后，一些跨国公司不想撤离中国市场，由于我国政府已经加大了对中西部地区的发展，基础设施以及投资环境已经有了明显的改善，而跨国公司为了为了降低成本，会转向中西部地区发展，从而有利于推动我国区域发展，尤其是中西部地区的平衡发展。
3.4 人民币适度升值有利于我们调整收入分配关系
我们要转变发展战略，随着人民币的升值，由外向型经济转向内部需求型。从而在分配上就要求我们调整分配关系，从而能更好的遏制两极分化，实现均衡发展，从而提高普通工人及农民的购买力;与此同时，也会促使政府提高社会保障标准，扩大社会保障范围，更多的惠及农村和农民工。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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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张霞
人民币汇率研究论文 篇3：
ＣＭＥ人民币汇率期货与人民币汇率关系的实证研究
摘要:利用EG两步协整检验法以及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对芝加哥商业交易所(CME)人民币汇率期货与人民币汇率现货之间的关系进行实证研究｡人民币汇率期货与现货之间存在长期均衡关系,人民币汇率现货与人民币汇率期货之间有双向Granger引导关系｡因此,从国外外汇期货与现货关系表现出的特点､数据与方法､实证结果等方面进行了论证｡
关键词:人民币汇率;期货;协整检验
外汇期货是一种由交易双方签订合约在未来某个确定日期买入或卖出外汇,并且在合约到期日之前可以利用相反方向的交易对冲合约的外汇交易工具｡最早由美国芝加哥商业交易所国际市场分部(IMM)于1972年5月16日推出,用于规避浮动汇率制度下日益增大的汇率风险｡我国于2005年7月对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进行了改革,形成了单一的､盯住一揽子货币的､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改变了过去单一盯住美元近乎固定的汇率状况,市场化的汇率一方面带来了更加完善的金融市场､更加灵活的交易机制等诸多优点,但同时也使得我国汇率的波动加大,进出口企业及政府面临的外汇风险加剧｡作为重要的世界大国,我国的汇率波动也对贸易伙伴等造成不可忽视的影响,因此芝加哥商业交易所率先于2006年8月28日,推出了人民币对美元､日元以及欧元的期货和期权合约,为国际贸易企业､金融机构以及投机套利者提供了新的交易工具｡
人民币期货的推出对于人民币汇率产生何种影响,一直是理论界争论､探讨的问题｡那么推出一年以来,人民币期货于人民币汇率之间的关系如何?是否存在长期均衡关系?这就是本文需要研究的问题｡
一、文献综述
国外关于外汇期货与现货关系的研究起步较早,成果也比较丰富,表现出以下特点:第一,主要的研究对象为CME的外汇期货,并且集中于发达国家的外汇期货品种,如:英镑､欧元､日元､瑞士法郎､德国马克､韩元等等,而关于新兴市场国家外汇期货的研究较少,仅对巴西雷亚尔､墨西哥比索以及匈牙利福林等进行了研究;第二,没有得出统一结论,外汇期货的推出可能增大､减小现货市场的波动性,也可能没有影响,因市场而异｡Chatrath(1993)利用VAR模型和GARCH模型对英镑､加元､日元､瑞士法郎以及德国马克的现货和期货市场的数据进行实证研究,发现期货市场交易量大幅上升会引起货币波动性短期内的显著增加｡Christian Jochum 和Laura Kodres(1998)利用SWARCH模型对匈牙利福林､巴西雷亚尔和墨西哥比索的期货市场与现货市场关系进行了研究,认为期货市场的推出并没有加剧现货市场汇率的波动性｡Andreas R?觟thig(2004)利用VAR-GARCH方法研究了澳大利亚元､加拿大元､日元､韩元及瑞士法郎期货与现货波动性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这五种外汇期货交易和现货汇率波动成正相关关系｡Stoll和Whaley(1988)以及Kyle(1985)认为,外汇期货的引入提高了现货市场流动性､降低了其波动性,因而提高了整个市场的深度和信息传递速度｡Theodor(1987)通过实证研究证明加元､英镑､日元､德国马克以及瑞士法郎等货币期货能够有效地预测远期外汇汇率｡
国内外汇期货方面的研究相对匮乏,并且表现出以理论研究为主的特点,基本还停留在必要性和可行性等定性分析方面,韩炜和岳小珍(2006)､潘成夫(2006)､陈中东(2006)､刘纯斌和赵玉(1997)､袁鹰(2006)认为,我国有必要建立外汇期货市场｡尽管定性分析相对比较多,但是定量分析几乎为零,尤其是最新推出的CME人民币期货与人民币汇率的关系,目前为止没有学者进行过实证研究｡因此,进一步研究人民币外汇期货与人民币汇率之间的关系,有利于我国汇率形成机制改革的深化,对于我国利用CME外汇期货以及建立我国自身的外汇期货市场有着重要意义｡
二、数据和方法
1.数据的选取
由于人民币兑美元期货合约相对于其他两种期货合约交易活跃,并且美元在我国经济贸易以及外汇储备中占据重要地位,因此本文所选择的人民币期货数据为芝加哥商业交易所人民币兑美元期货最活跃合约的日结算价｡当该月份合约交易量被下一月份合约超过时,转换合约从而形成连续价格,避免了期货的到期日效应造成价格的紊乱｡人民币汇率期货序列标记为,数据来源于芝加哥商业交易所(CME)日交易报告｡选择的人民币汇率现货为中国外汇交易中心每日上午9点15分公布的人民币汇率中间价,标记为 ,数据来源于中国外汇管理局网站,两组序列的时间跨度为2006年8月29日到2007年8月29日｡
(二)研究方法
1.协整检验
本文采用Engle和Granger(1987)提出的两步检验法,即EG检验来考察期货价格与现货价格的协整关系｡
检验的主要步骤如下:
转换残差序列方程为:
对残差序列进行ADF单位根检验结果如下:
由上表可知,残差序列在1%的显著水平上拒绝原假设,因此残差序列为平稳序列,即｡表明人民币汇率期货序列和人民币汇率现货序列之间存在协整关系,即长期均衡关系｡
(二)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
由于和序列存在协整关系,因此至少存在一个方向的Granger因果关系,以下是Granger因果检验结果:
由上表可知,不能Granger引起的原假设被拒绝,则说明人民币汇率现货能够Granger引起期货序列,但不能Granger引起｡说明人民币汇率现货与人民币汇率期货之间存在单向Granger因果关系｡
四、结论
根据以上实证研究分析,可以得出如下结论:
第一,人民币汇率期货与人民币汇率之间存在长期均衡关系｡人民币汇率期货与人民币汇率序列同为一阶单整序列,其回归方程残差序列为零阶单整,因此根据EG两步法判断,两时间序列之间存在协整关系,即长期均衡关系｡从人民币汇率期货与人民币汇率走势图中也可以看出(图1),人民币现货汇率呈现出下降趋势,原因在于我国经济高速发展以及国际贸易的繁荣,连续的双顺差使得大量外币流入国内以及外汇储备不断升高;同时由于外汇占款的增加使得国内货币流动性过剩,尤其是在2007年以来四次加息､七次上调准备金率,这些汇率影响因素综合推动着人民币现货汇率的下降,造成了人民币的升值;同时由于国际社会对于人民币普遍预期升值,以美国为代表的部分发达国家要求人民币大幅升值,人民币期货汇率略低于人民幣汇率,尽管波动性较大,但与人民币现货汇率呈现了一致的下降趋势｡
第二,人民币汇率是人民币汇率期货的Granger原因｡这与期货两大经济职能之一的价格发现职能有所悖离,但是却反映了我国外汇市场的实际情况｡由于我国资本项目下尚未实现完全可自由兑换,境内与境外人民币市场基本处于分割状态,因而境外的汇率期货并不能完全反映我国境内的货币供求状况,仅代表国际社会的预期,所以对我国人民币汇率的影响较小｡而CME人民币汇率期货交割日结算价是当日人民币汇率中间价,并且市场参与者大多为与中国有着贸易或者金融往来的企业及金融机构,可见境内即期汇率的影响力目前仍然起着决定性作用｡
第三,有学者认为掌握人民币定价主导权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我国政府对汇率走势的影响力;二是境内外汇市场对汇率走势的影响力｡毋庸置疑的是,我国政府对汇率走势具备了足够的控制力,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也在主动､渐进､可控的原则之下有条不紊地进行,但是我国外汇市场亟待改革完善､推陈出新,与政府相配合,这样才能保证我国汇率定价主导权不旁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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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罗孝玲 邓 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