餐饮文化是一个广泛的社会概念，是关乎基本日常行为的文化现象。餐饮文化所涉及到的内容，方式，目的，观念和礼仪等饮食现象，贯穿于人类发展的整个历史时期，渗透到饮食活动到企业经营的全过程里，体现在人类活动的方方面面，是民俗的重要组成部分。
一、清真餐厅的内容特点
中国穆斯林对饮食的界定同国外的穆斯林一样，最基本的出发点皆为严格遵从伊斯兰教的最高经典《古兰经》的相关规定。《古兰经》对于饮食的界定的初衷在于倡导人类有选择的食用清洁的，有益身心健康的食物。总体来讲，《古兰经》规定穆斯林禁止食用自死物、血液、猪肉，以及一切非真主之名而宰食的动物。值得注意的是，在肉类食物方面，穆斯林只能食以真主之名宰食的断喉禽畜。
清真餐厅在中国的分布十分的广泛，绝非仅仅局限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和宁夏回族自治区，大体可分为西北、京津、江南三大领域。如今，全国已有2000多个市县存在清真“三食”的经营者，占到全国市县的97.3%，高达12万余户。以呼和浩特为例，并以其所在的内蒙古自治区的主体民族蒙古族的蒙餐餐厅作为对比可以发现，在呼和浩特的新城、回民、赛罕、玉泉四个市区里，具有一定规模的餐厅共16000家左右，清真餐厅共1200余家，占到7.5%，是蒙餐餐厅的12倍。
由此可见，清真餐厅的分布甚为广泛，甚至远远超过了地区的主体民族餐厅，在一定程度上形成了较为反常的现象，下面将融合民俗角度，从清真餐厅的需求和供给两方面进行分析。
二、清真餐厅高需求的民俗原因
首先，由上述清真餐饮的内容特点可以看出，穆斯林与中国除回族和维吾尔族以外的绝大部分民族的餐饮内容存在巨大的差异。换言之，如果要恪守伊斯兰教的餐饮规则，则在清真餐厅以外的餐饮环境中就餐会很艰难。
不仅如此，长期以来，无论遇到什么压力和阻力，穆斯林始终未曾改变禁止养猪，禁食猪肉的习惯。随着时间的推移，穆斯林对于猪肉的禁忌已经在很大的程度上失去原来宗教戒律中的意义，即不再是仅仅源于认为猪是一种不洁的动物，禁食猪肉可以避免健康风险的初衷，而是变成了一项重要的民俗习惯。
对于这一论断，最为有力的证明在于我国绝大多数穆斯林群众不仅禁食猪肉，禁养猪，甚至从思想意识和感情上产生反感，见不得猪。有些穆斯林见到猪就背身，碰到卖猪肉的铺子、饭馆，就赶紧避开，有一些穆斯林嗅到猪肉的味道就会恶心、呕吐，凡是做过猪肉的锅碗瓢盆、筷子、案板等一律不用，不去接触，在不得已使用时，必须要用火烧，用开水烫过后方能使用，对猪鬃和猪皮制品也避免使用，如不用猪鬃刷，不用猪油制作的肥皂和香皂等，可以说形成了一种带有严重的心理反应甚至是生理反应的民俗行为。
与此同时，在清真餐厅就餐也成为穆斯林彼此间监督的重要内容，可以有效防止其他民族的同化，严重限制了穆斯林群体的日常餐饮甚至是日用品的适用范围，使其在非清餐厅中用餐的可能性降到了最低，甚至是不可能的。随着人口流动成本的日益降低，穆斯林群体难免会因为各式各样的原因离开居住地，到中国各地去长期生活，饮食作为最为重要的日常活动之一，每时每刻都存在着绝对的需求。
因此，在全国范围内，对于清真餐厅的高需求也就不足为奇了。
三、清真餐厅高供给的民俗原因
另一方面，从供给的角度来看，中国穆斯林群体的产业结构是极其不均衡甚至是失衡的，较之蓬勃发展的清真餐饮业而言，制造业，金融业等等其他产业完全无法与之相提并论，产业结构单一。
重要的是，这种现象扩大到全球范围内的伊斯兰世界中也同样存在。在伊斯兰世界中不乏富国，也有很多具有基本制造业水平的国家，甚至许多中东国家还带有石油资源富集的先天优势，然而在伊斯兰世界中拥有发达的工业化水平的国家却几乎不存在，这就不免让人想要从其共有的宗教信仰和民俗观念中寻找答案。
在伊斯兰教中，有八大禁忌，除本文提到的饮食禁忌之外，还有一些禁忌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其他行业的发展，尤其突出的是商业禁忌，禁止重利盘剥，囤积财富，垄断市场等不仅抑制金融业，地产业，等众多行业的发展，还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消费和投资的积极性。对比犹太教的宗教理念来看，犹太律法虽无国家政权支撑，形式上缺乏强制性，但犹太教的契约精神却以宗教信仰和民俗观念的形式在心理暗示上起到了实际作用，并在商业活动中经常遇到的非一般道德伦理能够调解的物质利益冲突中起到了良好的调节作用。不仅如此，犹太教从根本上肯定金钱利益的神圣地位，这与伊斯兰教对谋利行为的约束和对利益本身的怀疑和否定有这强烈的反差，从而使得犹太人视赚钱为堂堂正正的追求和理想，目标清晰明确，在其他民族迫于一些非理性的成见而不肯介入的地方轻易获得垄断地位。
以上，则可以从民俗观念的角度理解穆斯林群体的经济中，产业结构单一，清真餐饮行业独大的特殊经济现象。
摘要：民俗是影响民族经济产生和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本文将从民俗经济的角度,浅析中国清真餐厅的广泛分布现象产生的原因,并由此提出自己的观点。
关键词：清真餐厅,民俗经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