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小编精心整理了《铁路站区食堂食品安全论文(精选3篇)》，欢迎大家借鉴与参考，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2014年，各地区、各有关部门按照党中央、国务院的决策部署，深化改革创新，强化监管执法，着力消除风险隐患，坚决治理“餐桌污染”，巩固了全国食品安全稳定向好的形势。但食品安全基础依然薄弱，问题仍时有发生，与人民群众的期待相比还存在差距。
铁路站区食堂食品安全论文 篇1：
长沙食品安全新印象
编者按：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如何确保食品的质量和安全是从中央到地方各级政府部门所面对的历久弥新课题。长沙市创建食品安全城市的一些经验和做法，为中国食品企业，特别是中小食品企业如何保证食品安全和如何度过目前这场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提供了大量鲜活的案例，颇值得关注。
书记吹响集结号
7月的长沙，大地流火。
亚华乳业的总经理石俊却没有感到市场的热浪：“上半年亚华的销售量同比下降了20多个点。国产乳制品行业刚刚复苏，需要一个过程。”
“三鹿事件的冲击几乎是毁灭性的。”他回忆，“当时近4000吨的奶粉退货，直接损失超过4亿元，仅仅待销毁奶粉的仓库保管费，每月就得120万。”
这一事件，无疑像一场食品安全的大地震，震动了坊间以至长沙市的最高领导层。
事过近一年，第一时间参与向长沙市政府汇报三鹿事件的长沙市质监局食品安全处处长张炼仍记忆犹新：
就在9月12日，三鹿事件曝光的当天下午，长沙市质监局局长余曼云带着分管食品安全的副局长王芳斌和他，攥着紧急汇报材料，直奔长沙市政府。刚推开了会议室的门，便发现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市卫生局等相关职能部门的一把手已悉数在场，一群人都眉宇凝重，如坐针毡。
半个小时后，湖南省委常委、长沙市委书记陈润儿从另一个会议刚下来，来不及吃晚饭，就赶到了这个会场。
在详细了解完“毒奶粉”事件的情况后，陈润儿对在场的人说，这次奶粉事件虽然事发石家庄，但必须引起高度重视。
陈润儿指出，“三聚氰胺事件毁掉的不仅是企业，更是行业、国家的形象，要从中吸取深刻的教训，今后长沙要通过严格的检测措施来维护产品标准的严肃性、权威性，确保食品质量安全，维护人民群众的身体健康。”
“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是时候了，我们应该下大决心、花大力气率先打造长沙食品安全城。”陈润儿紧急下达了食品安全动员令。
张炼心想，这回可是动真格的了。
“不过，当时心里确实没有底，食品行业点多、线长、面广，想要管好真不容易。”张炼对记者袒露了内心的想法。
食品安全亮剑
春节过后，长沙市正式下达了《2009年度建设食品安全城市工作实施方案》，明确“用3—5年的时间，分两步走，建立安全可控、制度健全、责任明确的食品安全体系，把长沙建设成为全国食品安全城市”。
熟食、豆制品、米粉等以手工为主的食品生产加工环节的专项整治，食品添加剂、食用油、酒类、肉类的专项检查，酒吧、食堂、餐馆、建筑工地等流通领域的专项行动相继启动，而且还扩大了生猪屠宰销售的监管范围。
之后长沙市政府出台《关于加强食品安全管理的通告》，强调了食品生产经营者是食品安全的第一责任人，并对食品的生产，经营、流通、仓储等所有环节做出了约束。
不良企业和经营者逐一被纳入失信档案，违法一次者“黄牌警告”，二次者便会被吊销相关部门颁发的许可证。
长沙市委副秘书长、市食品安全委员会办公室副主任孙卫东介绍：截止到目前，长沙市对全市所有涉及食品生产、经营及餐饮服务的企业进行了地毯式检查，共查处销毁不合格农产品600余公斤，查扣、封存潲水油70吨；对全市存栏的39.7万头生猪开展了“瘦肉精”快速检测，没收违法销售的“安钠咖注射液”43盒215支、土霉素26千克。收缴并销毁700多公斤违法添加“日落黄”、“焦糖色素”的腊肉制品，从流通领域(市场)查获的“荧光粉”浸泡过的双孢蘑菇125公斤。
“由危机到转机，食品安全城建设已初见成效，长沙的食品安全也让我们质监人长了面子。”余曼云很自豪地说。
创新监管之道
“以前的食品安全工作更像公安和消防部门，‘哪里有火哪里赶’，疲于应对突发事件、媒体曝光和群众投诉。现在不同了，打造食品安全城市，必须化被动为主动。比如食品添加剂的管理就是个很好的例子，”张炼对记者说。
随着市场化、国际化进程的加剧，食品行业迈入了大工业时代，食品添加剂被广泛使用，但在极大地促进了食品工业和食品科技发展的同时，也带来了使用上的不规范。目前食品行业较为普遍地存在着使用非食用物质(如吊白块、苏丹红和三聚氰胺等)，超限量超范围使用添加剂等现象。
对此，长沙市质监局对每家食品企业进行添加物质备案管理。首先，对每个食品企业进行集中培训，教授食品添加剂知识。然后各食品企业将本企业使用的食品添加剂以申报表的方式提交市、县两级质监部门，内容包括使用何种添加剂、哪个企业生产的、生产许可证编号、配比量多少、管理措施等。最后进行审核，核准后颁发食品添加剂备案登记证书，作为监管的重要依据。
质监部门在日常巡查监管过程中，一旦在企业车间、配料间和原材料仓库里发现企业使用备案信息之外的食品添加剂，将严厉查处。
长沙市质监局还定期举办食品安全培训班，湖南金磨坊食品有限公司的总经理罗光辉就是这个班2009年第3期的学员。一个上午的课时，他记了满满4页笔记。
为了这次培训，长沙市质监局专门编了本关于食品添加剂正确使用的书，详细阐述“什么是禁止添加的，什么可以加，加多少，怎么加”等问题，全书近400页，在课上给每个老总发了一本。
罗光辉一拿到手，喜欢得不得了。“我们自己去网上找，不仅找不全，而且一下子也吃不透，有了这本书，再听几节课，在以后的食品生产中就好规范了。”
“只有检测手段的升级才能更好地推动食品安全的升位。”在质监系统摸爬滚打了13年的余曼云滦知质监背靠的技术检测优势，发挥好了就能找准着力点。她介绍，在融入了湖南大学等众多高校的科研成果之后，长沙市食品质量安全监督检测中心将科技平台提升到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
3月5日，湖南省食品安全生产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在此落户，形成了“检”、“产”、“研”相结合的创新性技术机构发展新模式。
长沙市食品质量安全监督检测中心的微间隙生物芯片快速检测技术已经达到了国际领先水平。记者了解到，一块只有拇指盖大小的芯片，能在10分钟内检测出农药、兽药残留和其它违禁药物。而这些检测以前必须进实验室，上“高”、“精”、“尖”设备，耗费不少人力、物力和财力。
另一项与湖南大学合作研究的湖南省标准化战略项目《白酒指纹图谱鉴别方法》，在浏阳河、金六福、湘窖等白酒企业示范应用，得到了企业的高度评价。“白酒指纹图谱的标准，打个比方就是电子显微镜，能看到物质组成成分和分子结构。”长沙市食品质量安全监督检测中心主任彭新凯解释。
“真伪优劣，很容易区别，它还解决了长期以来白酒按自行设计的酒体或某一调酒师的经验进行勾兑的传统方法所造成的白酒质量、口味的不稳定性问
题。”他补充道。
“站在质监系统内部的角度来讲，按照现有的监管模式和科技手段，我国食品安全的前景还是很乐观的。”余曼云显得信心十足，尽管可能还存在着经济发展水平不高、法制不健全等因素，但食品安全的状况肯定会越来越好。
小作坊的大变迁
十几个人，几口大锅。11年前，鲁智利和他的妻子租了一个小学校的几间教室就开始做起了豆干，这套由制作豆腐衍生来的传统加工方法，已经延续了2000多年。同一时候，长沙市黎托乡聚集了几百家像鲁智利夫妇这样的家庭式食品小作坊。
这些作坊大多加工设备简陋，原料随意堆放，环境卫生状况差，未取得营业执照和卫生许可证，无防鼠灭菌措施，无质量保证能力。“那个时候，随便在黎托转一转，垃圾堆、臭水沟到处可见。”张炼如此形容。
门槛低、附加值低、技术含量低，利润也就低，价格成了小作坊唯一的竞争手段。为了争夺一包熟食几毛钱的利润空间，鲁智利的同行们开始往食品中加违禁防腐剂，甚至有些人用甲醛浸泡原料，而甲醛多应用于尸体防腐。
而且这些食品小作坊都是租当地的房屋做厂房，交了租金，附近居民对执法检查十分抗拒。“他们围车，毁路，将车胎扎破，甚至曾经用暴力对付我们的执法人员。”张炼就经历过这样的危险。
“每次执法检查，业主轻则交点罚款了事，或是打游击，今天在这边被取缔了，明天在那边又开工了。”张炼说。
“食品安全城的建设绝不容许黎托现象继续下去。”王芳斌苦思冥想，终于在一次看到武广铁路规划图时有了主意：按规划武广铁路将穿越黎托。许多食品小作坊将被迫搬迁。这是一个很好的契机，可以利用这次机会将小作坊企业进行整合。但又不能把搬迁变成简单的“转移”，而要从根本上改善食品安全状况。
长沙市质监局工作人员一家家小作坊走访，说服他们去工业园区安家。“我跟老总们开座谈会，告诉他们‘要想做出有市场前景的好食品，一定得上规模，有好的生产环境，消费者喜欢，监管部门压力就小，你们的压力也小。在园区买地，建厂房，不仅有政策扶持、有整体规划、有良好环境，还有服务配套。你企业规模小，征不到地，你可以联合其它的企业一起做嘛。’”王芳斌说。
“这样，便可以集中财力、物力引进先进的食品加工流水线和科学的管理技术，充分发挥集团化、集约化的优势，实现规范化、规模化经营，同时还能整合品牌，提高市场竞争力。”
一次说不通，再去游说。终于，45家业主心动了，决定去看一看。通过实地考察，8家做豆干、鱼肉熟食、调味品的中小型食品企业联合成立了亿农集团公司，在浏阳生物医药工业园联合征地114亩，总投资3个亿，正着手整体搬迁。
自己的公司恰恰是这8家企业之一，罗光辉感到很幸运，他告诉记者，整体搬迁就像是“抱团取暖过冬”。
亿农集团征地时，王芳斌带着食品安全处的人，专程赶到浏阳跟8个老总开了一个现场座谈会。那天大雨滂沱，王芳斌淋了一身的雨，两个裤管全湿了，溅的都是泥，但他毫不在意，依然兴致勃勃。
他在会上说，一定全力抓好服务，重点支持亿农集团，安排专人负责联系，开辟绿色通道，咨询和培训的费用全免。
厂区的规划图最近出来了王芳斌又带着专家跑了一趟亿农集团，按照食品安全的要求对厂区规划再次进行了严格的审核。
罗光辉很感动：“我觉得他们是在想尽办法为我们服务，像长沙市质监局这样全心全力扶植企业发展的执法部门确实很少见。”
一张城市金名片
以前8家企业各干各的，20多个品牌拼得你死我活，现在强强联手，形成了肉鱼熟食、豆制品、蛋制品、酱腌菜、香精、食品添加剂和调味料等的研发、生产、加工、销售于一体的大型食品企业。不仅降低了成本，还大大提高了市场份额，皆大欢喜。他进一步解释。
通过长沙市质监局的引导，入驻到有着集中供热、片区绿化等良好硬件环境的工业园区，“亿农集团就像孔子说的，‘如入芝兰之室，久而不闻其香，即与之化之矣’。”张炼说，这样一来，食品小作坊的区域性问题得到分化，监管难的问题也得到了彻底解决。
“这开创了家庭作坊监管的新模式，有着里程碑的意义。”有当地媒体评价。
11年后，鲁智利和妻子一手创办的口口香实业有限公司，已从小作坊发展成为产值过亿元的规模食品企业，创利税过千万。“口口香”也成为了湖南省著名商标、湖南名牌。
口口香办公大楼入口的墙上贴了一句话：向传统的昨天告别，向规范的明天迈进。鲁智利向记者诠释，熟食离不开手工，这是传统，熟食更需要规范的操作、现代化生产和整洁的环境。
今年7月，为了他的“放心豆腐工程”，鲁智利又花2000余万购置了一条豆干生产线，买了10余台冷藏车，给300个对口超市每家配了一台冷柜。 记者在生产现场看到，整条生产线都是不锈钢质地，大豆由高处从封闭管道运送，经过除脏滤沙装置后，出来的大豆颗颗饱满锃亮，黄灿灿的。身着白色卫生服、卫生帽的工人们将高温杀毒后的豆浆挤压成块，再浸入卤汁中，香味扑鼻而来。每个进入生产车间的人，都必须换装、换鞋、杀菌、洗手，车间里一尘不染。
豆干生鲜产品一出厂立马搬上停在门口的冷藏车，再进超市冷藏柜，产品在整个流通过程都处于低温保鲜状态。
口口香的成长是长沙市食品安全状况改善的一面镜子。要知道，90年代末，长沙除了一些外企和大型的国有企业，几乎还没有上规模的食品企业，98％以上的都是家庭手工作坊，食品安全难以保障。
“现在，黑窝点很难找到了，特别是大规模的制假贩假的窝点、恶性制假事件，几乎绝迹了。跟以前相比，食品企业的质量安全意识也提高了。”张炼打了个比方，很多人对国产奶粉还抱着质疑的态度，但实际上，现在亚华乳业的奶粉质量是建国以来最好的。
不久前，长沙市作为重点迎检城市接受了国家督察组“打击非法添加非食用和滥用食品添加剂”专项整治工作的考核检查，督察组对长沙的专项整治工作给予了充分肯定，认为长沙的专项整治工作领导重视、措施有力、效果明显。
“一定要把‘食品安全’打造成长沙的一张城市金名片，要让每一个人都知道长沙的食品是安全的、卫生的、健康的。”市委书记陈润儿对长沙食品安全的期待，正由“敢为天下先”的长沙人逐步实现。
作者：彭 滔 郭玉蓉 谭祖发
铁路站区食堂食品安全论文 篇2：
2015年食品安全重点工作安排
2014年，各地区、各有关部门按照党中央、国务院的决策部署，深化改革创新，强化监管执法，着力消除风险隐患，坚决治理“餐桌污染”，巩固了全国食品安全稳定向好的形势。但食品安全基础依然薄弱，问题仍时有发生，与人民群众的期待相比还存在差距。为贯彻党的十八大，十八届二中、三中、四中全会和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中央农村工作会议精神，落实国务院关于食品安全工作的部署要求，进一步提高食品安全治理能力和保障水平，现就2015年食品安全重点工作作出如下安排：
一、严格监管执法，着力解决突出问题
（一）加强食用农产品源头治理。深入开展农产品质量安全专项整治，采取完善标准、制定行为规范、加强抽检、建立追溯体系等措施，着力解决农药兽药残留问题。加大食用农产品监管力度，大力推行标准化生产和全程控制，严格管控化肥、农药兽药等投入品使用，推动病虫害绿色防控和病死畜禽无害化处理。探索建立食用农产品产地准出与市场准入管理衔接机制，研究出台指导意见。开展重点食用农产品联合治理行动。加强产地重金属污染、种养殖用水污染、持久性有机物污染等环境污染问题治理。建立超标粮食处置长效机制。严厉打击非法添加有毒有害物质、病死畜禽收购屠宰、私屠滥宰、农资制假售假等违法违规行为。
（二）加强食品生产经营全过程监管。围绕婴幼儿配方乳粉、婴幼儿辅助食品、乳制品、肉制品、食用植物油、“大桶水”、白酒等重点大宗食品开展综合治理。针对超范围超限量使用食品添加剂和食品中非法添加非食用物质、食品中检出塑化剂、食品标签标识不符合规定等突出问题，开展专项治理。加强对大型食品生产加工、流通餐饮企业的监督检查，规范对小作坊、摊贩、网络销售等方面的管理。继续打击无证无照、销售和使用无合法来源食品和原料、侵权仿冒等违法违规行为。强化进出口食品监管和风险管控，严格进口食品准入和回顾性检查，严格实施进口食品境外生产企业注册。
继续推进婴幼儿配方乳粉企业兼并重组。加强婴幼儿配方乳粉质量安全监管，组织对婴幼儿配方乳粉生产企业开展食品安全审计。
（三）加强重点区域风险防控。加大对农产品主产区、食品加工业集聚区、农产品和食品批发市场、农村集贸市场、城乡结合部等重点区域的监管力度。加强对学校食堂、旅游景区、铁路站车等就餐人员密集场所的食品安全监管，对农村集体聚餐进行指导，防范食物中毒事故的发生。
（四）加强风险隐患排查治理。开展食品生产经营主体基本情况统计调查，摸清底数、排查风险。制定并实施农产品和食品安全风险监测和监督抽检计划，加大监测抽检力度，加强结果分析研判，及时发现问题、消除隐患。进一步规范问题食品信息报告和核查处置，完善抽检信息公布方式，依法公布抽检信息。严格监督食品经营者持证合法经营，督促其履行进货查验和如实记录查验情况等法定义务。
（五）持续保持高压严打态势。针对严重危害食品安全的突出问题，强化刑事责任追究，依法严惩食品安全违法犯罪行为。加快出台推进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的指导意见，健全线索通报、案情通报、案件移送、信息发布等工作衔接机制，强化涉案物品处置、涉案产品检验鉴定、证据转换等工作的协调配合。继续推动公安机关食品安全犯罪侦查队伍建设，充实人员力量。
二、健全法规标准，完善制度体系
（六）推动立法进程。继续推进食品安全法及其实施条例的修订出台，推动农产品质量安全法、农药管理条例、生猪屠宰管理条例修订，做好食品安全法与农产品质量安全法的衔接。加快食品安全法规、规章和规范性文件清理。推进食品生产加工小作坊和食品摊贩生产经营管理的地方立法工作。
（七）完善制度规范。制定修订食品生产经营许可、食品生产企业监督检查、食品经营监督管理、保健食品注册及监督管理、食品召回和停止经营、食品标识、食品相关产品监督管理、食品安全风险监测、风险评估等规章制度。研究制定食用农产品经营监督管理办法。完善畜禽屠宰等相关规章。
积极稳步推进食品生产经营许可改革，完善食品生产经营许可制度体系。研究制定食品生产经营企业分级分类管理制度。深化保健食品审评审批制度改革，逐步扩大备案范围。探索建立食品检查员制度，加大企业现场监督检查和现场行政处罚力度。研究建立基层食品药品监管所管理有关制度。推动完善进出口食品安全相关制度。
研究建立餐饮服务单位排放付费及餐厨废弃物收运、处理企业资质管理等制度，加大餐厨废弃物处理利用力度。
（八）制定修订食品安全标准。完成国家食品安全监管体系“十二五”规划确定的食品安全国家标准清理整合任务，加强重点、急需标准的制定修订工作，加快形成符合我国国情和国际通行做法的食品安全国家标准体系。推进食品安全标准的贯彻实施，开展重点标准的跟踪评价。加强食品安全标准制定修订与食品安全监管工作实际、标准执行情况的有机衔接。
（九）加强执法规范化建设。完善食品安全行政执法程序，规范执法操作流程，量化自由裁量标准，统一执法文书，统一执法标识，依法实施行政许可、行政处罚、行政收费和行政检查等行为。加强执法监管信息化建设，建立执法活动全过程记录制度，依法公开行政处罚信息，推动执法联动和区域合作。全面落实监管执法责任制，完善纠错问责机制，强化制约监督，加大问责力度。
三、规范生产经营，全面落实企业责任
（十）健全企业质量安全管理制度。扩大食品质量安全授权制度试点。推动食品企业完善食品生产经营全过程质量安全记录制度，加快形成上下游食品质量安全信息可查询、过程可控制、责任可追究的追溯体系。加大从业人员食品安全教育培训力度。
建立食品生产企业风险问题报告制度。试点推行大型餐饮服务企业风险自查报告制度，在餐饮服务企业推行“明厨亮灶”。
（十一）完善企业主体责任体系。督促企业完善食品安全生产经营者主体责任制度，强化企业主要负责人首负责任，落实食品质量安全授权人员、管理人员、从业人员岗位责任。强化违法违规企业食品安全主体责任追究，依法加大行政处罚力度，推进处罚结果公开。
（十二）推进食品安全信用体系建设。进一步完善企业信用记录，探索建立统一的食品信用分级分类标准，构建守信激励、失信惩戒机制。依法及时公布严重违法食品生产经营者相关信息，加大对严重失信者的惩戒力度，建立跨区域、跨部门联合惩戒机制。
四、强化宣传和应急处置，提高风险管控水平
（十三）加强风险交流。健全风险预警工作体系和专家队伍，建立科学的风险预警和交流工作机制，制订工作规范，加强舆情监测和风险隐患预判。积极发挥第三方在食品安全风险交流工作中的作用，拓展风险交流渠道。建立健全大型企业风险交流机制，强化行业预警交流。
（十四）强化宣传引导。完善新闻发言人制度和食品安全信息发布制度，及时发布权威信息、消费提示和风险警示，曝光违法违规行为。深入开展政策解读，大力宣传食品安全工作重大方针、举措和重要领域专项整治情况。加强与媒体沟通，妥善做好突发事件和热点问题舆情应对，主动回应社会关切。
开展全国食品安全宣传周等重点宣传活动，动员社会力量参与食品安全公益宣传和科普工作，提高公众食品安全科学素养。继续推进食品安全科普工作队伍建设和示范创建，强化食品安全科普网点建设。
（十五）提高应急能力。强化跨区域、跨部门应急协作与信息通报机制，加快建立覆盖全国的突发事件信息直报网和舆情监测网，建立健全上下贯通、高效运转的国家食品安全应急体系。加强应急队伍及装备建设，开展多种形式的应急演练和应急管理培训。督促指导食品生产经营企业特别是大型企业建立事故防范、处置、报告等工作制度。
五、完善治理体系，坚持依法行政
（十六）健全监管体系。加快完成市、县级食品安全监管机构改革任务，抓紧职能调整、人员划转、技术资源整合，充实专业技术力量，尽快实现正常运转。健全乡镇（街道）或区域食品安全监管派出机构，建立重心下移、保障下倾的工作机制，加强基层监管力量，完善基层食品安全网格化管理体系和责任体系，打通“最后一公里”。合理划分省、市、县、乡级食品安全监管事权关系。
综合设置市场监管机构的地方，要把食品安全作为综合执法的首要责任，相应设置内设机构、配备专业人员，提高食品安全监管执法的专业化水平，确保监管力量比改革前加强。
加快推进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体系建设，强化县乡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能力，健全乡镇或区域性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机构，逐步建立村级监管员队伍。将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执法纳入农业综合执法范围，整合充实执法力量。推动地方生猪定点屠宰监管职责调整到位。
（十七）强化综合协调。各级食品安全委员会要充分发挥统筹协调、监督指导作用，督促落实地方政府对食品安全工作的属地管理责任。加强食品安全监管部门综合协调力量，更好地承担食品安全委员会日常工作，健全部门间、区域间的信息通报、形势会商、联合执法、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事故处置等协调联动机制，凝聚齐抓共管合力。
（十八）完善社会共治体系。积极搭建社会共治平台，建立社会共治激励机制，畅通投诉举报渠道，落实举报奖励专项资金，调动消费者、新闻媒体、志愿者等社会各方参与的积极性。支持行业协会制订行规行约、自律规范和职业道德准则，监督生产经营活动，交流沟通食品安全风险信息，加强行业自律。
把公众参与、专家论证纳入行政决策法定程序，积极发挥专家学者咨政启民作用。大力发展基层监督员、协管员、信息员等群众性队伍。促进第三方机构在检验检测、合规性检查和认证等方面发挥作用。
开展食品安全责任保险试点，探索建立政府、保险机构、企业、消费者多方参与互动的激励约束机制和风险防控机制。
（十九）提高依法行政水平。建立健全重大政策、制度和重大事项的合法性审查和风险评估机制。深入开展食品安全法治宣传教育，强化监管人员法治意识，着力提高基层监管人员执法能力。组织开展地方领导干部食品安全知识专题培训，进一步提高食品安全工作决策能力和管理水平。
六、加大投入力度，加强能力建设
（二十）落实“十二五”规划。抓紧实施国家食品安全监管体系“十二五”规划项目，加大预算内基建投资和转移支付投入力度，着力解决基层监管能力薄弱问题。
（二十一）持续开展“餐桌污染”治理。推进食品安全城市、农产品质量安全县创建试点工作，及时总结经验，扩大试点范围。加强出口食品农产品质量安全示范区建设。
（二十二）提高风险监测和评估能力。继续加强风险监测网络和能力建设，完善食品中非食用物质名单，开展相关检验方法研究。制订农产品和食品安全风险评估办法及未来五年工作规划，组织实施年度优先风险评估和应急评估项目。夯实农产品和食品安全风险评估工作基础，全面开展食物消费量调查和总膳食研究。建立部门间风险监测数据共享与分析机制，提高数据利用度。
加强食源性疾病管理，进一步完善食源性疾病监测报告制度与溯源平台，建立部门间信息互通和有效防控工作机制。加大对新发风险、进出口食品安全风险的监测力度，健全风险线索发现、分析、报告、通报和预警机制。
（二十三）加强技术创新和基层执法装备配备。开展食品和食用农产品中危害物监测识别等关键技术研究，加快研发一批适用于快速检测、应急监测的检测方法、试剂、设备，以及适合基层监管执法的移动执法终端。开展食品安全科技创新工程，在珠海（横琴）等地开展区域性示范。按照“适用够用、填平补齐”的原则，重点强化执法车辆、执法装备、执法设施配备，加强基层执法装备配备标准化建设。
（二十四）强化检验检测能力建设。根据食品产业布局和现有基础，统筹加强国家、省、市、县级食品安全检验检测能力建设，扩大县级食品安全检验检测资源整合试点，加快推进农产品质量安全检验检测体系建设，确保监管和打击违法犯罪工作需要。推动食品安全重点实验室建设，建立重点实验室管理制度，提高实验室管理水平。指导食品生产企业加强质量安全检测能力建设。
（二十五）加快信息化建设步伐。建设统一高效、资源共享的国家食品安全信息平台，加快食品安全监管信息化工程、食品安全风险评估预警系统、重要食品安全追溯系统、农产品质量安全追溯管理信息平台等项目实施进度，推进进出口食品安全风险预警信息平台建设，加快建设“农田到餐桌”全程可追溯体系。加强食品安全标准、风险监测、风险评估、日常监管统计数据的采集和分析利用，提升科学监管水平和监管效能。
（二十六）组织编制“十三五”规划。发挥专家智库作用，统筹规划、科学编制“十三五”国家食品安全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建设规划，研究提出重大工程、重大项目、重大政策措施，加快提升农产品质量和食品安全保障水平。
七、狠抓督促落实，强化责任措施
（二十七）加强组织领导。地方各级政府要认真履行食品安全属地管理职责，将食品安全工作列入重要议事日程，加强对本地区食品安全工作的统一领导、组织协调，加大工作力度，强化投入保障。
（二十八）落实任务分工。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制定具体措施，细化任务分工，明确时间进度，认真抓好落实。对涉及多个部门的工作，牵头部门要加强协调，其他部门要积极支持和配合。
（二十九）强化督查考评。进一步完善食品安全督查考评制度，将食品安全全面纳入地方政府绩效考核、社会管理综合治理考核范围，考核结果作为综合考核评价领导班子和相关领导干部的重要依据。建立激励约束机制，强化考核结果运用。开展督促检查，根据任务分工和时间表，一级抓一级，层层抓落实，确保按进度完成各项工作任务。
（三十）严格责任追究。根据食品安全法等法律法规，严肃追究失职渎职工作人员责任。
（省农委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处 供稿）
铁路站区食堂食品安全论文 篇3：
社区大战
还在担心沃尔玛即将一统天下吗？这个《财富》杂志10年前提出的论调曾让不少中小零售业者胆战心惊，但看看现在“山姆大叔”的窘境吧：退出日本，失意韩国，印度甚至都不欢迎它的进驻。在中国，沃尔玛的日子同样不好过。电子商务的冲击，房租和人力成本的上涨，以低价为主要特色的营销手段不再吸引消费者……其实不单沃尔玛一家陷入衰退，它的同侪们，家乐福、乐购等零售大佬们日子都不如以前好过了，在中国也不时传出关店调整的消息。
在这种大卖场模式式微的背景下，一种算不上时新但更贴近消费者的社区商业业态正在反潮流兴起。所谓“社区”的概念，最早由德国社会学家滕尼斯在1887年提出，是指聚集在一定地域范围内的人群构成的社会生活共同体。社区商业最早于20世纪50年代在美国诞生。当时由于家庭汽车的普及，以及城郊新建的发达的高速公路，使得美国城市居民大量向郊区扩散，由此产生专门为郊区新建居住区居民服务的社区商业。
社区商业，这一商业形态成为城市商业的基础，它的服务人口一般在5万人以下，服务半径一般在2公里以内。由于这一商业的属性决定了它的总规模一般应控制在3万平米以内，商业业态的设置也有较强的针对性。在欧美发达国家，社区商业早已成为居民综合消费的载体，约占社会商业支出总额的 60%，人均商业面积达1.5平方米至1.8 平方米。
随着中国城市化进程的加快，人们从早先的平房和四合院住进了鸽子笼一样的小区里，人们之间的社区情感也随同传统街区一并消失。由于水泥森林阻断了人与人之间的互动和交流，再高档的小区也仅能提供住宿功能，无法还原从前的街区。
“传统社区的一个夫妻杂货店就能成为社区空间的生活中心。”清华大学社会学系博士生导师罗家德告诉《环球企业家》。在罗看来，从前的夫妻杂货店由于在一个社区里常年开店，从而能够认识社区里大部分居民。顾客会在店里寒暄，小孩放学会在周围玩耍，老人也可能在店门口支个棋盘下棋引大家前来围观。因为人际关系的连结，“这里变成一个公共空间，大家联络感情的地方”。
在罗家德常年居住的台湾，现代社区的社区情感主要靠社区营造活动重新凝聚。20世纪80-90年代，台湾和今天的大陆一样，因为工业化、城市化与全球化，城市小区成了人们睡觉的地方，居民不再互动与连结，所以社区营造运动兴起，很多NGO或公共知识份子进人社区，靠着各种社区活动把深锁在自己家中的居民找出来，教他们自我组织，自我治理，最后他们能自行解决很多政府做不完整的社会福利工作，如养老、育幼、青少年辅导、成人终身学习等等。
最早看到深度介入社区，通过重构社群关系来推动商业发展的是房屋中介公司。上世纪八十年代，台湾的房屋中介开始学习日本和美国，引进社区深耕的模式，这意味着中介需要像做公益事业一样，培育社区组织日常的互动活动并提供各种便民服务。
以台湾著名的房屋中介公司信义房屋为例，通过建立“社区一家基金会”，经常为社区组织提供资金，让社区居民和NGO提案，基金会给予培训和资金，组织出各式各样的活动，如家庭主妇学习交流的妈妈教室和让小朋友在课后结识交友的儿童剧场，“他们自己组织起来还可以解决图书室、终身教育、养老等问题”，罗家德说道。由于有了社区活动作为交流的平台，社区里邻里间的关系再次亲密了起来，居住地也重现生机。
传统街区邻里概念的瓦解，和围绕它而起的社区商业，在中国显然还没有大规模成型。在我国社区商业领先的北京，人均商业面积目前仅约0.9平方米。“国内没有社区，只有小区，因为国内房地产的发展也就十来年的时间。”上海尚益咨询总经理胡春才对《环球企业家》表示，国外一般把多功能配套的商业设施及居住群体所有机构的集群统称为社区商业，但目前国内要找到这种完整版的社区商业似乎不容易。
“千店千面”
但国内也已经有越来越多的企业将目光投诸到这种社区商业，这“最后一公里”的商机上。
最先瞄准社区商机，希望靠融洽的社群关系带来销售增长的是各种零售便利店和社区超市等。
在城市化演进的过程中，便利店和社区超市其实一直拥有自己的生存空间。“远亲不如近邻”，也许更能表明社区店存在和发展的价值：居民把大卖场比作长辈，偶尔去“看望”一次；社区店是邻居，天天都要见面。也正因此，最具融洽社群关系动力和能力的是这一商业形态。
社区内的小型超市和便利店之所以能在社区生存多年，原因之一就是员工与顾客已经形成了“熟人关系”，一些社区型超市甚至推出了帮助顾客照看老人和小孩等服务。
“那些开在社区的加盟店，由于店员长期固定，他们与街坊邻居已经形成了这样的默契。”全家便利店上海福满家便利有限公司的服务商品部组长金若凡告诉《环球企业家》。全家便利店目前在上海的加盟店比例大约为30%，且通常加盟店的营业额都会高于直营店。这是由于加盟店老板经营自己的生意通常会更加卖力，在维系客源方面也更为用心。在开店前，全家便利店会为店长提供3到6个月的培训，其中的一项培训内容就是熟记老顾客，增强与他们的互动。
在罗森便利店的古北新区店，当员工注意到周围一些打高尔夫的居民每周末都会把这里当做碰头集合的地点时，便在那个时间段把电视屏幕改播了高尔夫相关的内容，之后又与一些高尔夫器材公司联系，将相关的产品和杂志摆在店里销售。据上海罗森给出的数据，通过对商品、店铺和服务的重新设计规划，平均每家店的营业额提高为原来的1.5倍到2倍。
对于便利店业发达的日本和台湾来说，便利店除了是人们购买日用商品的地方，更是享受各类服务的场所。除融洽社群关系的努力外，中国的便利店如今也都正在绞尽脑汁地营造产品和服务的差异性。出身于天津总工会合作社的津工超市所开创的“津工模式”值得称道。
“离消费者越近，离竞争就越远”，从2004年底开始，津工开始实行抓小放大，向社区逐渐靠拢的策略，所开店铺大多是180平方米至220平方米的社区店。津工将蔬菜作为突围切入点，承诺蔬菜价格比市场便宜10%。这在业内人士看来是“自寻死路”的做法，因为社区店销售蔬菜，量小、损耗大，毫无竞争优势。但津工有自己的看法，“顾客进店买菜的同时，可以带动其他商品的销售，总体上的利润并不会减少。”
集中精力发展社区店之后，津工利润快速增长，从2005年至2010年，5年之内增长了10倍。尝到甜头后，津工开始进一步尽量满足居民的多种需求，与国家电网合作代收电费；和铁路合作卖火车票；又和中国银联天津分公司合作，通过门店的POS机为居民代缴手机费和交通违法罚款……它甚至声明，自己不是一家零售企业，而是一家服务企业，旨在打造“社会一站式服务”，通过各种贴身服务吸引顾客、提高竞争力。
事实上，便利店和社区超市代理各种公用事业费的缴费业务几乎并不能给便利店带来多少利润，但他们看重的并非这点毛利。“缴纳公用事业费的人力支出与利润不成正比，几乎就是不赚钱的。”全家便利店上海福满家便利有限公司的行销部经理吴玲玲这样告诉《环球企业家》。在便利店的尖峰时段，顾客买一个便当，便利店能获取几块钱的利润，而一笔公用事业费的缴纳可能才赚几毛钱，可是办手续的时间却大大超过直接卖一个便当的时间。从收益的角度考虑，如果把缴纳公用事业费的时间全部花在购买正常商品上，必然能给便利店带来更多收益。“尽管这项业务的利润微薄，我们也不会因此停掉这些服务。便民服务就是为居民提供方便，不能因为不赚钱就不做了，便利店缺了这项业务就不能称之为便利店了。”吴玲玲说。
“标准化运作不是简单的装修风格统一的‘千店一面’，而是要追求更了解消费者，服务更有针对性的‘千店千面’。”在胡春才看来，社区超市和便利店必须在生鲜商品经营、非实物商品经营的服务类项目开发上多动脑筋，从这些方面去综合地提升消费者的生活质量，从而获得足够的客流和客单来保证自己能够盈利，社区商业最突出的特征就是以差异化来满足消费者的个性化需求。而在消费者个性化需求中，非商品性需求（诸如快递、各种缴费项目、买火车票和各种演出票，甚至是代看小孩和老人等等）和情感诉求的需求（比如到你店里你能够喊得出他的名字，他来买肉，你立刻知道他买多少、想怎么烧着吃、想买哪一块肉等等）最为重要。
大公司小生意
除了便利店和社区超市外，越来越多的企业也开始放下身段，走进社区。
“由传统的被动等消费者自己上门，变为主动的送服务给消费者。”近年来正推动由制造业向服务业转型的海尔则是企业深入社区的典型代表。2008年，海尔开始推动将原先的售后服务中心转型升级为售前、售中和售后服务一条龙的社区店，后来又渐渐吸收有运营能力的经营伙伴组建新店。
海尔公关部负责人告诉《环球企业家》，在发现不少社区居民购买完全部家电后，会面临安装的问题后，海尔推出了集设计、安装、服务于一体的成套精致服务，社区居民只需告知家电使用需求，社区门口的海尔专卖店就会派设计师亲自登门，根据房屋装修风格，提供一整套的家电解决方案。此外，根据社区居民的安全需求，海尔专卖店还推出免费测电、测甲醛的服务，真正从消费者的角度出发，考虑他们的需求，从而完善自身服务，因此得到消费者的热捧。
但他们最开始试点的时候，也遇到了很大困难。“社区店老板和售后服务人员一开始并不主动，甚至是抵触，我们的管理人员就帮着老板来经营，并且引入激励机制，后来服务人员的收入慢慢增加了，他们的积极性就慢慢被调动起来，老板看到了店盈利额的提升，也开始主动推广。”海尔公关部负责人说。
据了解，截至到2012年底，分布在全国各大中城市社区的海尔专卖店已经有2952家，主要分布在一级城市以及二级城市的居民小区附近，是与日日顺渠道（专注于二级以下城市及农村市场）和连锁渠道（国美、苏宁等）互补的销售渠道。海尔通过做社区店，最大限度地黏住用户，掌握更全面的用户资源，由传统的被动等消费者自己上门，变为主动的送服务给消费者，销售也得到了显著提升。
同样在进行类似尝试的还有万科物业近年来针对业主所做的第五食堂、万物仓和幸福驿等多种尝 试。
所谓“第五食堂”，按照万科的定义，是指在家庭、单位、学校、街市酒楼之外，为社区居民开设的第五个就餐空间。第五食堂的最初缘起实则是万科在杭州开发的良渚文化村，由于远离市区，各种配套设施不便，为给业主带来更多便利他们才想出了这个对策。
在杭州良渚文化村开设的社区食堂取得成功后，万科决定在全国范围内推广开来。去年开始在北京、上海、杭州、广州等近十处物业试水，逐渐摸索出一整套标准化、可复制的经营模式，并最终统一命名为“第五食堂”。据了解，万科物业已经专门组建了深圳市第五食堂餐饮有限公司，正在全国近300个楼盘全力推广建设。
实际上，万科物业在涉足这些项目之前也是慎之又慎，做了很多调研和意见的征询。“第五食堂最大的特色是安全，用万科的品牌做餐饮，我们不敢在食品安全上有任何疏忽。再加上方便、口味、环境，形成了客户排队的现象。”万科公司回复说，第五食堂注重文化性，除了解决业主就餐问题外，还兼备了家庭、邻里聚会交流的功能，使社区文化更为丰富，“在中式快餐连锁中，没有一家能像万科物业布局这么广，孵化以后，我们未来更希望与专业公司合作。”
幸福驿站则是万科物业以社区实体店的形式为万科业主提供的“一站式”管家式的生活服务，包括房屋租售、车票代购、水电费代缴、组织团购、业主子女课外辅导、午托晚托、家政服务等，目前在全国范围内也已经有210家。万物仓则是在幸福驿站的基础上，为业主提供的一种自存仓服务，业主可以把一些暂时不使用的日常用品临时寄存在这类地方，并支付一定的租金费用。
“万科一贯认为要建设有人住的住宅才是真正可持续的社区，为了增加同客户更多的接触点，增加便民措施，食堂只是一个小小的举措，未来还会有菜市场、便民诊所等设施。”万科副总裁毛大庆将其归于万科对居住的理念推进。
据了解，自2008年万科物业事业部完成与地产之间的建管分离、自负盈亏以来，一直背负着盈利压力。由于我国的物业管理费实行政府指导定价，大多物管公司的毛利水平只能维持在5%至10%这样一个水平，万科的这些举措也被认为主要目的是增加自身盈利。“万科物业这些举措目的是让客户生活得更便利，更幸福，而物业管理的主要收入还是物业管理费。”万科对本刊回复称。
据了解，除万科之外，绿城房地产集团有限公司目前也正在和第三方在自己的小区开设菜市场，更早还有深圳市彩生活物业管理有限公司向小区内的业主推出过卖米卖油等服务。强调深耕社区的台湾中介公司更是把社区作为了一个重要的金矿。罗家德介绍说，台湾的房屋中介现在全部已经把社区服务当做他们标配，如他早先看到“有巢氏”中介公司就打广告宣传他们的中介门店经理如何深入社区，“小巢”（有巢式门店经理的代号）在社区和家家户户打成一片，扮起了社区服务员的角色。
对地产商和物管公司的这些举措并非都是一片叫好声。“物管公司做这些短期内肯定可以实现盈利，但长期来看还是有较大风险，比如爆发食品安全问题等怎么办？”万科物业创始人，深圳之平物业发展有限公司董事长陈之平对《环球企业家》表示。在他看来，物业管理公司的本质就是应该踏实做好小区内物业的管理和服务，包括设备配套设施的管理维护、延长社区设备的运营时间等，而非舍本逐末去经营其他东西，“当然在小区设施配套不完善的时候做一些还是可以理解。”
但对这些地产商、中介和物管公司来说，他们看重的也并非社区商业单纯带来的收益。更好的服务显然对品牌和其他项目的销售也会带来促进。他们将一个社区营造好以后，这一地区的房价就会因为邻里和睦和居家感佳而提升，而社区业主因为在社区活动中已经和他们熟识，则会出于信任在买卖房屋的时候与其做交易。根据万科早先的内部调查结果显示，客户选择万科产品的前3个理由中，有75%的被访者都勾选了万科物业一项。
“企业家要有社会责任感和胸襟，如果他短视，每天在算短期的利益，他不可能做这个事。”罗家德认为这种社区耕耘则并非朝夕之事，他亦希望内地的房地产业也能将耕耘社区作为一项长期投资。
“最后一公里”难题
对于社区商业，更早显示出兴趣的其实是电商网站。早在2007年，淘宝就曾推出“淘1站”，在全国招线下加盟商。但“淘1站”并没有像当初计划的那样遍地开花，目前剩下的几十家店铺，主要集中在长江以 南。
根据淘宝网的调查数据显示，80%的网购人群年龄集中在18岁至35岁。以至于在很多人看来，网购似乎是年轻人的专利。中老年人因为对电脑的操作、对网购流程不熟悉等因素，往往不能享受到价廉物美、货真价实的网货，但这些人正是社区商业的主要目标消费人群。
在这种形势下，一些针对没有太多时间或不太熟悉网络购物的社区居民，尤其是中老年朋友的线下代购店开始兴起。杭州买吧企业管理服务有限公司就是采取与在社区学校周边各种便利店、杂货店等店铺合作，给这些店配备电脑并接通网络，对店员进行培训，将这些店发展成一个代购终端，帮助一些没有太多网购经验的人，让他们通过代购的模式实现网购。
此外，这些代购店还可以帮用户交水电费、买电、订机票、订酒店等。这些服务都可以通过淘宝网平台和支付宝来实现。另外，代购店还可以帮快递公司代签代送包裹，这样的服务可以从快递公司分取收 益。
有分析指出，电商的社会化本地化或许会成为一种趋势。但一些更加针对社区人群做蔬菜、零食和生活品分类的垂直网站，目前却还鲜见特别成功者。北京一家知名生鲜电商“优菜网”历经2年艰难发展，近日便突然宣布以150万元出售。这个希望“像送牛奶一样送菜”的电商除了没能提供比传统菜市场更好的购物体验外，对于小区住户家门口突然冒出来的大箱子，很多物业都为安全计而无法接受，有的甚至给拆 了。
“这种瞄准社区居民的电商网站，必须提供高端或生鲜产品才能找到自己的出路，要不然就会被这些物流成本费用拖死。”胡春才对《环球企业家》表示。
但对更多电商来说，快递能力不达标，物流成本过高才是“最后一公里”的最大难题。在如今的小区里，撇开寄存钥匙这种关乎家中财产安全的事不谈，就算是接收快递这样的琐事也不甚方便。不少人会在不在家中的时候接到快递送达的电话，偶尔也有在家苦等快递上门却迟迟不来的遭遇，快递员自己也会花太多无谓的时间在送货无人和等客户回家签收上。
但这也成为了为消费者提供待寄待收业务的物流自提点出现的原因。然而这个理应很受欢迎的自提点，如今并没有太大的作为。去年七月，京东关闭了其试行半年的地铁自提点。2010年起，新蛋和宅急送合作建立自提点，但其至今仅分布在18个城市，且每个重点城市2至3个自提点覆盖面规模甚小。2011年底，顺丰从大本营深圳起步，在全国自营了100多家集收发快递和零售业务为一体的便利店，却在去年9月的时候，传出了北京便利店终止零售业务的消息。
从目前诸多电商和物流的自提点中不难看出，网点覆盖面小让这种理应受欢迎的业务成为了鸡肋，而必须布局在交通便利、居住人口多的自提点还需要承受包括租金、管理在内的过多成本，这让自营自提点的大规模铺设更为不利。
“一些比较大的电商做自提点都是各自为政，这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重复投资”，在中铁物流前营销副总裁马珺看来，克服高成本，从而大范围铺设自提点的一个方法便是让几家电商和物流公司形成共同的合作。“每家电商适合自提的订单量是有限的，（各自为政）没法形成规模效应”。
降低自提点成本的另一个方式，则是将物流的最后一公里交给专门的第三方，由他们来做二次投递（上游物流公司交给第三方后，再由第三方在顾客合适的时间送货）和代收发快递。如今，京东与成都wowo便利店、顺丰与北京物美便利店、DHL与上海全家便利店，便使用的这种模式。
更进一步的业务在于，目前在北京和上海已经出现了收货宝这样专门代收发快递的第三方。该公司在北京和上海已有近3000个自提点，与京东、苏宁、当当、天猫、淘宝、顺丰均建立了合作关系，并将合作店面从便利店扩展到了同样选址意在便民的药店、干洗店和杂货店。顾客在填写收寄件地址时可以直接使用自提点的地点以防个人信息泄露，提货时也只需提供自提点发送至其手机上的密码便可轻松取走物品。
然而在马珺的设想中，自提点不仅应该多网点地开设在便民的地方，也应在硬件上有所配备，比如现场需要一台可以上网对比货品的电脑，一个供顾客排队等候的休息区，以及可以储备生鲜产品的保鲜柜。再加上同合作伙伴谈判分成，以及培训、管理的花销，第三方自提点的成本仍然不容小觑。唯有让更多的企业以分享资源的方式加入，自提点才能从网点铺设和硬件配备上得到提高。“但是中国很多行业都非常不愿意去分享，不愿意去共同做一件事。”马珺说道。
作者：伊西科 黄瀚玉 侯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