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面是小编精心推荐的《双语语言生态环境论文(精选3篇)》仅供参考，大家一起来看看吧。内容摘要：本文将语言生态环境定义为包括语言本身、语言使用者、外部的物质和经济环境、法律制度意识形态环境以及语言和环境间的互动影响在内的复杂体系。在此基础上，基于国家安全和社会和谐的战略维度，提出了建设我国语言生态环境的具体方略，对于构建语言生态文明、促进我国的社会发展及維护国家稳定与安全都有着重要价值。
双语语言生态环境论文 篇1：
生态文明建设与语言生态构建互动论
摘要：生态文明建设和语言生态构建是一种互动关系。构建良好的语言生态环境是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的需要，是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需要，是语言自身的生存和发展的需要．也是人们正常的语言生活的需要。语言生态从历时上看有原始生态和人为生态之分，从共时上看有和谐型和不和谐型之分。语言的多样性、语言的功能定位和语际关系等，都是影响语言生态环境的重要因素。生态文明建设可以为良好的语言生态的构建创造必要的环境，良好的语言生态也可以为生态文明建设提供经验和支撑．二者的目的都是为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关键词：生态文明；语言生态；和谐构建
“建设生态文明”是党的“十七大”提出的新任务。在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中，我们不可忽视语言生态问题。构建良好的语言生态环境是生态文明建设这一伟大工程中的一项重要工作。语言生态学(Ecology of Language，Ecolinguistics)作为一门研究语言与社会生态环境关系的学科，必须将学科定位于现实社会之中，阐释并解决语言生态环境中出现的一系列问题，努力使良好的语言生态环境和生态文明形成良性互动关系，为现实社会的生态文明建设服务，从而在生态文明建设中起到它应有的作用。
一
随着人类社会的不断发展和进步，人们的精神境界、文明素养等都得到了不断的提升，语言作为人类社会必不可少的交际工具，也变得越来越纯洁、优美，越来越规范、和谐。在中国进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构建和谐社会的今天，“建设生态文明”这一战略决策的提出，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语言生态作为社会生态的重要组成部分，语言文明作为社会生态文明的重要支撑点，在生态文明建设中举足轻重，不可忽视。语言生态是社会生态的映射，语言生态与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紧密相连。
构建良好的语言生态环境是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的需要。一个社会的生态文明，既包括社会的政治、经济方面的内容，也包括社会的文化、教育方面的内容；既包括对自然生态环境的保护、利用、改造和美化，也包括对社会的人文资源的存储、积淀、优化和刷新；既具有物质层面上的共享性，也具有精神层面上的公约性。所以，社会的生态文明建设是一个系统工程。在这个系统工程中，上述各个方面都具有一定的地位和作用，都是不可或缺的重要因素。语言在这个系统工程中充当着十分重要的角色，这是由语言的本质所决定的。语言是人类最重要的交际工具，是一个社会须臾不可离开的符号体系，它的功能是无与伦比的。语言与社会的关系是一种水乳交融的“共变”关系，即社会的变化会引起语言发生变化，语言的变化也会现社会的变化面貌。生态文明建设和良好的语言生态环境的构建也是如此。生态文明建设依赖于社会各个方面有一个和谐的共生共长的生态环境和文明环境，社会全体成员每时每刻都在使用的语言，如果处在一种恶劣的生态环境里和极不和谐的状态中，就会导致思想交流和社会交际的混乱，影响社会的文明进程，使社会的生态文明建设受阻。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需要有一个良好的语言生态环境。
构建良好的语言生态环境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需要。良好的语言生态环境是和谐语言产生的基本条件，而和谐语言又是和谐社会的重要支撑点。如果没有良好的语言生态环境，和谐的语言是很难生存和发展的。例如一个国家在选择“国语”上无所适从，在民族语言政策的制定上独断专行，在语言态度上歧视弱小民族和少数民族，在语言规范和语言规划上盲目、随意等等，都是对语言生态环境的破坏，这种破坏的结果必然导致语言自身的不和谐和语言与语言之间关系的不和谐。而语言自身的不和谐和语言与语言之间关系的不和谐势必影响国家的安定和民族的团结等，这种环环相扣的关系恰好说明做好语言生态环境的构建工作，不仅是构建和谐语言的需要，更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需要。
构建良好的语言生态环境是人类语言自身的生存和发展的需要。语言从它产生之日起，就和一定的社会生态环境紧密相连；语言生态环境是社会生态环境的一部分，它对语言的生存和发展影响很大。在一个良好的语言生态环境里，语言会健康地成长并获得长足的发展。秦始皇统一全国，实行了“车同轨、书同文”等政策，改变了原来“言语异声、文字异形”的不和谐的语言生态环境，形成了全国统一语言文字的局面，当时的语言文字获得了实质性的进步并发挥了巨大的社会功能。新中国成立以后，积极推行符合民意的语言政策，推广普通话，制定《汉语拼音方案》，实行汉字规范化，正确地对待少数民族语言，语言生态环境比以往任何时期都好，因而汉语和少数民族语言和谐相处，共生共长。反之，语言生态环境不好，语言不仅得不到发展，而且连生存都很困难。如日占时期的台湾就是如此。日本侵略者强迫台湾人民运用日语，抛弃自己的语言，台湾地区的语言生态环境变得十分恶劣，民族矛盾变得十分尖锐，台湾人民的语言(尤其是汉语)的生存受到极大的威胁，哪里还谈得上发展自己的语言呢!
构建良好的语言生态环境是人们正常的语言生活的需要。在现实社会里，人们每时每刻都在使用语言，良好的语言生态、和谐的语言生活是人们对语言环境的起码要求。一个人的语言生活和他享有的语言权利及承担的义务是联系在一起的，大致包括以下几个方面：一是他享有国家赋予他的语言权利，有使用语言、遵守国家有关语言文字的法纪法规、执行国家的语言政策的权利和义务；二是在语言运用中，在国家政策允许的情况下，他有选择使用语言和文字的自由，有表达他的思想情感、与人交流的自由；三是在维护国家语言尊严和个人语言尊严方面，个人的语言行为必须服从国家的利益；四是人与人、语言与语言等都是平等的，人与人之间的言语交际是在平等互惠的前提下进行的，语言与语言之间也是在和睦相处、协同发展的状态下接触和交流的；五是人所从事的与语言相关的一些活动，应注意遵守语言规范和社会公约等。上述几点如果其中的一点出了问题，人们正常的语言生活就失去了平衡，在语言生活的某个方面就会产生不和谐的音符。因此，良好的语言生态环境是人们正常的语言生活的保障。
二
语言生态是一个复杂的概念，自从上世纪70年代美国学者豪根(E.Haugen)提出这一术语以后，不少学者即开始从事这方面的研究。人们关注的是语言与环境之间的相互作用关系，有的是从语言学的角度研究，有的是从生态学的角度研究，语言学和生态学这两门类属不同的学科就有了结合的可能，于是语言生态学和生态语言学就应运而生。但至今这方面的研究还是很不够的。实际上语言生态学或生态语言学就是环境科学，即研究语言生态环境的科学。弄清语言生态的类型、语言的多样
性、语言的功能定位、语际关系等问题，对构建良好的语言生态环境是十分必要的。
从历时和共时两个角度看，语言生态具有不同的类型。从历时上看，语言生态有原始生态和人为生态两大类型。语言的原始生态是人类社会在初始阶段或人类某一种群、部落、民族等处于原始社会状态下的语言生态面貌。这种状态下的语言虽然是单一的、单纯的(如没有文字、没有语言之间的接触等)，但它能够满足当时、当地的人们的交际需求，所以从生态学的意义上讲，这是一种未被污染和破坏的原生态。如远古时期初民的语言生活、18世纪以前的美洲印第安部落的语言生活即是这种语言生态环境中的语言生活。语言的人为生态则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通过人类的一系列决策和行为，改变原始语言生态所形成的语言生态现实。分两种情况：一种是破坏性的，即语言的人为生态破坏了语言原始生态系统，造成人类语言的不和谐分布。例如，在国家政权产生，殖民主义、霸权主义、种族主义等横行于世以后，语言的自然生态环境改变了，在很多国家和地区形成了人为的语言生态环境，有很多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在官方语言的选择等问题上服从于它们的宗主国，以宗主国的语言为尊，自己的民族语言的地位退居其次。历史上，法语、英语、西班牙语、葡萄牙语等语言大多是通过这种途径得到扩张和传播的。18－19世纪，由于种族主义者大肆虐杀印第安人，美洲印第安部落的语言遭到了严重的破坏，以致美国当时的一些人类学家、语言学家呼吁要保护印第安部落，抢救印第安语。另一种是建设性的，即语言的人为生态对社会、对语言的自身发展和人类语言的和谐相处起到了很好的作用。如前所述，我国历史上秦始皇统一全国之后所采取的语言政策就是如此。“五四”时期的语言运动改变了几千年汉语“言文不一致”的不合理的汉语生态面貌，使汉语做到了“言文一致”，促进了汉语的发展。当前我们提出的构建良好的生态环境也是从积极的意义上讲的语言的人为生态，它是为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服务的，是具有建设意义的。从共时上讲，一个社会的语言生态可分不和谐型语言生态和和谐型语言生态两大类型。不和谐型语言生态的主要特征是语言与语言之间的关系不融洽、语言自身的发展受阻、语言法规不健全、语言政策不合理、语言规范没有明确统一的标准、语言选择无所适从、语言运用混乱和语言污染严重等等。这种不和谐的语言生态必然影响社会的和谐，影响社会的生态文明建设。和谐型语言生态是一种良好的语言生态，它的特征正好与不和谐型语言生态的相反。在这样的语言生态环境里，语言关系、语言发展、语言法规、语言政策、语言规范、语言运用等都是和谐的。这是我们追求的语言生态环境，这种语言生态环境对生态文明建设无疑是有益的。
语言的多样性是语言生态的基础，对于构建良好的生态环境十分重要，正如在自然生态环境里生物的多样性是形成良好的自然生态环境的重要条件一样。从生态学的角度看，单一的生物种群不具备真正生态学意义上的生态环境，只有在生物具有多样性的条件下，各种生物之间才能形成各种不同的“关系”，它们才能共生共长，协同进化，并在这种“关系”的网络里，找到各自合情合理的归宿。语言生态与自然生态惊人地相似。目前世界上的语言大约五千余种。根据谱系分类法，世界的语言可以分为若干个语系，每一个语系可分为若干个语族，每一个语族又可分为若干个语支，每一个语支又可分为若干种语言。根据类型分类法，世界的语言可分为屈折语、黏着语、孤立语和多式编插语等，这表明世界的语言是多种多样的，而不是同类单一的，这为形成一定的语言生态提供了必要条件。以我国境内的语言为例。根据最新资料，我国境内的语言有129种，分属汉藏、印欧、阿尔泰、南岛和南亚等不同的语系，我国各族人民在语言的使用上呈现出多样性的特点，单语的、双语的、多语的语用者皆有之，民族地区采取了灵活的语言政策，如单语制、双语制、多语制等，这使得民族地区的人们在语言运用上自由多变，语言生态环境宽松、灵便，人们运用语言时心情舒畅，灵活度大。语言的多样性还要求一个国家或地区应有一定的语言保护政策。为了维护自然界的生物多样性，人类制定了很多法律和规定，如野生动物保护法、植物保护法等，这是保持良好的自然生态环境所做的必要的工作。对待语言问题亦应如此。世界上的语言已经消亡和正在消亡的形势十分严峻，濒危语言越来越多，长此以往，语言的数量必将大大减少，语言的多样性必将受到威胁。我国的语言状况亦是如此，有许多语言已经消亡了，还有很多语言处于濒危状态。根据戴庆厦先生的调查和分析，如果对语言濒危的情形不采取相应的有效措施，其后果是濒危语言走向消亡，而我国境内语言的多样性将会大打折扣。我们呼吁像制定动、植物保护法，保护自然生态环境一样，制定语言保护法，挽救和保护濒危语言，维护语言的多样性，使语言生态环境处于一个较好的状态之中。我国政府目前的语言政策是将语言的多样性和语言的统一性结合起来，即在“国家推广全国通用的普通话”的同时，保证不同民族有使用自己民族语言和文字的自由。
语言的功能定位是影响语言生态环境的重要因素。交际功能是语言的本质功能，不同的语言在交际功能上有不同的职能分工，通过职能分工体现出它们在功能上的差异性。据此，功能分类法将世界的语言分为国际语、区域语、民族共同语和民族语等，每一种语言的功能定位决定了这种语言的职能范围、交际领域、使用环境和运用群体，虽然有一些交叉情况，但在通常情况下，不能“越俎代庖”，如在联合国，一般只使用联合国的六种工作语言(即国际语)，其他语言在未经许可的情况下，是不能在联合国使用的。语言的功能定位使不同的语言各就其位，各尽所能，使不同的语言处在一个井然有序的境况中，给良好的语言生态环境创造了条件。语言的功能定位不准确，必然造成语言生态环境的混乱。我国是一个多民族多语种的国家，“普通话”是我国的“国语”，也是民族共同语，它是我国各级各类学校的教学语言，是各级各类机关的工作语言，是新闻、媒体的宣传语言，也是人们日常交往的交际语言。我国境内少数民族使用的语言是他们在民族内部进行交际的语言，是民族语。不同的少数民族有不同的民族语，他们的民族语言受法律的保护。汉语是世界上使用人数最多的语言，她的功能具有多重性，即她既是国际语(汉语是联合国的工作语言之一)，又是区域语，汉语除在中国境内使用外，新加坡等国家也使用汉语(他们称“华语”)。同时，汉语既是我国的全民共同语(国语)，又是汉族使用的语言。如果每一种语言的定位都准确，良好的语言生态的构建就非常顺利，如果有的语言定位不准确，良好的语言生态的构建就有阻力。如语言帝国主义、语言霸权主义者企图以自己的语言独霸天下，当然不会有良好的语言生态环境。
语际关系即语言与语言之间的关系，是构建良
好的语言生态环境必须处理好的关系。语言与语言之间的关系包括一个国家与另一个国家的“国语”之间的关系，一个国家内部共同语与民族语之间的关系，民族语与民族语之间的关系等，语际关系涉及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关系、国家与民族的关系、民族与民族的关系等问题，所以，它不仅是语言生态方面的问题，更是社会生态方面的问题。世界上国家与国家的矛盾、民族与民族的矛盾，很多是由语言之间的矛盾引起的。例如原捷克斯洛伐克国于1993年解体，分为现在的捷克国和斯洛伐克国，原因之一是语言上的矛盾，捷克族和斯洛伐克族都想用自己的民族语(即捷克语和斯洛伐克语)作为“国语”，各执一端，相持不下，于是引发民族之间的矛盾，最后干脆将国家一分为二。我国政府十分重视语言与语言之间的关系问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法》等法律文书中对正确处理语言与语言的关系等问题都有明文规定，只要人们遵守这些法律，就不会出现语言与语言之间的矛盾。语言与语言之间没有矛盾，构建良好的语言生态环境就方便顺利多了。
三
生态文明建设和语言生态构建的关系是一种互动关系。这种互动关系，意味着社会的生态文明建设可以为良好的语言生态的构建创造必要的环境；反之，良好的语言生态又可以为社会的生态文明建设提供一个方面的经验和支撑。把握好它们之间的这种关系，对于做好生态文明建设工作和良好的语言生态构建工作都是十分重要的。“当前，生态文明建设是我国的一项战略任务，良好的语言生态环境的构建是落实这项战略任务的重要方面，是支撑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支点，因此，我们必须做好语言生态环境的构建工作，为生态文明建设服务。在具体工作中，抓生态文明建设而对语言生态问题熟视无睹是不对的，抓语言生态环境的构建而不从生态文明建设的大局出发也是不对的。”
生态文明建设包含的内容很广，政治的、经济的、精神的、物质的、社会的、自然的等方面都是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这样一个大的系统工程，应该有一个宏观的、系统的、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总体部署。仅以全球自然生态环境恶化这一点为例，要想真正解决全球生态环境恶化的八大问题，即土地荒漠化扩大、森林资源继续减少、生物多样性丧失、饮用水短缺加剧、温室效应危害极大、酸雨频降森林遭殃、南极臭氧空洞扩大、自然灾害频发等，谈何容易!可见，仅这一个方面的生态文明建设工作就不是一个人、一个国家、一个短暂的时期内能够做到的，它需要全世界所有国家和人民共同努力。我国的生态环境也不乐观，上述八点很多都可以同我国目前的生态情况对上号。“十七大”报告提出在全社会牢固树立生态文明观念的号召是完全正确的。生态文明建设和政治文明建设、精神文明建设、物质文明建设是紧密相连的，它们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标志，也是这个国家的人民的文明程度的体现。
良好的语言生态环境的构建要服从社会的生态文明建设的需要，为社会的生态文明建设服务。在现实社会里，语言生态环境还有很多地方不能满足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的需要，例如有的地方普通话与方言的关系不太和谐，方言优越感和方言消亡论在不同的人群和地区都有表现，人们在语言运用中还存在着一些不文明现象。如吐脏字、说脏话的事情时有发生，语用中还有很多说假话、空话、大话、套话的情况，社会用字中时而见到不规范的汉字出现，广告用语有很多虚假成分，网络语言使用混乱等等。这些现象如果任其泛滥，势必给良好的语言生态构建带来麻烦。笔者所在的城市武汉市最近申报全国文明城市，市政府要做的一项重要工作就是要求市民消除“汉骂”(即武汉人骂人的口头禅)0，这看似一个简单的语言问题，实际上是人的文明素质的体现。消除“汉骂”，提倡说话文明、礼貌，是对一个公民的起码要求。如果连这一点都做不到，那还有什么资格谈城市文明建设!从这里我们看到，人们的语言运用涉及语言生态环境的构建问题，同时也关乎生态文明建设问题。我们应该摒弃不良的语用行为，为良好的语言生态环境的构建和生态文明建设贡献力量。
无论是良好的语言生态环境的构建，还是生态文明的建设，人始终是核心，通过人可以将社会的生态文明建设和语言生态环境的构建紧密地联系起来。人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人与自然的关系、人与社会的关系、人与语言的关系、人与人的关系等，都对良好的语言生态环境的构建和生态文明建设有一定的影响。无论与什么形成关系，人必须从和谐这一点出发，即人与自然的关系是和谐的，人与社会的关系是和谐的，人与语言的关系是和谐的，人与人的关系也是和谐的。“和谐原则是人类社会的最高原则，人类社会要求人与自然和谐相处，要求国家与国家、民族与民族关系融洽，要求语言与语言平等互惠，要求人与人和睦友善等，整个社会都在和谐的氛围里，和谐地得到发展、进步。”良好的语言生态环境构建是在“和谐原则”指导下进行的语言生态环境的构建，生态文明建设的目的也是为了构建和谐社会。从本质上看，二者的目标是一致的。
责任编辑 刘传红
作者：冯广艺 陈 碧
双语语言生态环境论文 篇2：
国家安全和社会和谐视角下我国的语言生态环境建设方略
内容摘要：本文将语言生态环境定义为包括语言本身、语言使用者、外部的物质和经济环境、法律制度意识形态环境以及语言和环境间的互动影响在内的复杂体系。在此基础上，基于国家安全和社会和谐的战略维度，提出了建设我国语言生态环境的具体方略，对于构建语言生态文明、促进我国的社会发展及維护国家稳定与安全都有着重要价值。
关键词：汉语 英语 程度副词 比较分析
一、引言
我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历史悠久，地域辽阔，境内各族人民使用的语言差别很大，在我国56个民族中，有54种民族语言，大致分属于世界十大语系中的五个语系。不仅如此，除了标准的普通话，我国还存在数目众多、各有特色的方言。从外部而言，英语事实上已经形成全球范围内的“语言霸权”，且有通过反馈机制不断加强的趋势（Tsuda，2013）。因此无论从内部环境抑或外部挑战而言，我国的语言问题与语言生态环境建设都任重而道远。
事实上，语言生态（Language Ecology）出现和研究的时间并不长，它与语言冲突和语言规划的研究相关（Hauge，1966），并由Hauge于1972年正式提出，直到最近一二十年才被大量关注（蔡永良，2012）。郝文荣（2016））对于新时代背景下的语言生态研究做了一个综述，范俊军（2005）、冯广艺（2013）、张静（2016））、朗佳（2016）关注语言危机和语言保护问题，张西平（2008）、张治国（2016）着重论述了国外的语言保护状况及其经验借鉴，肖自辉和范俊军（2011）对我国的语言生态提出了检测体系。
本文旨在从语言生态学角度、基于国家安全和社会和谐的战略考量来分析我国目前的语言问题特别是语言生态环境建设。特别指出的是，本文所论的语言生态不仅仅是指语言作为一个“有机体”（洪堡语）所具有的一切生物体的普遍特征，更包括广义的语言生态系统：即语言本身、语言使用者、外部的物质和经济环境、法律制度意识形态环境以及语言和环境间的互动影响。也即本文从系统论和复杂性的视角来研究语言生态和相关语言问题（Kramsch &Whiteside，2008）。
二、语言生态与社会和谐、国家安全之间的内在联系
多语言、多文字是我国语言文字国情中最重要的一个特点，目前已识别的少数民族语言就有上百种。它时刻制约我国的民族关系和少数民族文化教育的演变和发展。那么如何既能
消除语言障碍，又可保护当地独特的文化特色，构建和谐包容的语言生态环境，让各民族都有一个中华大家庭的归属感，这事关民族团结，也与国家安全息息相关。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离不开和谐的社会语言生活。和谐的社会语言生活要求以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普通话和规范汉字为主体，基本克服交际障碍，实现顺畅沟通，能够满足国家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市场化、国际化深入发展的需要。同时，还应充分考虑到少数民族语言文字在维系民族心理意识、传承民族历史文化、开展民族地区与语言文字有关的各种社会活动等方面的重要意义，因此保护和繁荣各民族语言不仅是尊重少数民族权益、促进各民族文化繁荣的需要，更关乎我国的少数民族政策和民族团结，考虑到我国边疆地区多为少数民族聚居区，语言生态文明还和国家稳定与安全息息相关。此外，从深层的学术意义上看，我国各民族语言（包括汉语和少数民族语言）具有极其丰富的语言学和社会人文内涵，无疑是人类语言宝库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们在发生学源流上的多元性，在结构类型上的多样性，在历史和地理分布上广阔的辐射面，无论对研究中国的语言还是世界的语言，都具有十分重要的学术价值。因而，构建和谐的语言生态，不仅对于民族融合、经济发展有益，同时也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三、我国的语言生态环境建设方略
本文一方面旨在研究基于国家安全视角的民族融合与语言政策，从文学和社会学的角度出发，立足国家安全研究领域，为国家语言政策和语言生态构建提供新的思路；同时，基于全球化意识和国际视野，站在国际化的高度，研究语言与经济发展、语言与和谐社会生活构建、语言与国际冲突以及语言与信息安全等问题。基于以上目的，本文从广义语言生态系统角度即从语言本身、语言使用者、外部的物质和经济环境、法律制度意识形态环境以及语言和环境间的互动影响等方面阐述我国和谐语言生态环境的构建方略。。
首先，从语言本身和使用主体而言，要坚持“以人为本、协调发展”的理念。所谓“协调发展”，既是多种语言和方言之间的协调发展，也是语言文字工作自身各个方面的协调发展。所谓“以人为本”，就是我们的工作要要更加注重国民语文应用水平及综合素质的提高，更加注重管理方式的人性化和服务型管理理念的确立，更加注重分类指导、分步实施。
第二，推广普通话与少数民族语言文化协调发展，制定合理的双语政策。关于普通话和少数民族语言之间的关系应该把握两点。首先，国家层面使用汉语普通话，少数民族语言文字的使用和发展则通过民族区域自治法加以规定。其次，国家通用语言主要用于行政、教育、法律、媒体等官方场合，而少数民族语言（及汉语方言）更多地是在一些非官方场合使用，二者之间是不可替代的互补关系。因此在全国推广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和在民族地区使用发展少数民族语言文字在政策上和实践上并没有冲突，而且我们还应尊重传统，保护各民族的语言文化，特别是一些口述语言等非物质文化遗产。
第三，从语言与外部物质及经济环境互动角度，强调保护民族语言的重要性。已有的研究表明现代经济的发展对于语言生态有着重要的冲击，会出现强势语言越强、弱势语言越弱的“马太效应”。普通话作为官方语言会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获得进一步的优势地位，因而对于濒临消亡的少数民族语言确有必要采取有效的挽救保护措施。
第四，从国际大环境而言，英语越发成为“霸权语言”，如何发展和推广汉语已然成为我国语言政策顶层设计中必须要考量的因素。站在国际大舞台，构建我国和谐发展的语言环境，还必须直面英语作为霸权语言所带来的挑战和威胁，经久不息的“外语热”以及我国国民在英文学习上投入的巨大成本表明情况不容乐观。在这种情况下，如何进一步提升国民的汉语语言能力、积极发展对外汉语、推广中华文化、提升国际软实力，这不仅是一个语言和文化问题，考虑到我国经济体的规模与国际地位以及“一带一路”国家战略，它还与我国的经济发展和国际影响力息息相关。为此，我们应该站在国际发展的高度来设计我国的语言政策，增强汉语使用能力与文化影响力，以推进国家发展战略的实施以、保障我国的国际安全和国际发展空间，维护国家和民族的各项权利和发展利益，促进中华民族的复兴和国家腾飞。
四、结语
本文从语言生态学视角，将语言生态环境定义为包括语言本身、语言使用者、外部的物質和经济环境、法律制度意识形态环境以及语言和环境间的互动影响在内的复杂体系，这一定义和Kramsch &Whiteside（2008）提出的语言生态系统论和复杂性思想一致，扩展了对于我国语言问题的研究视角。在此基础上，基于国家安全、国际发展空间和社会和谐的战略维度，本文提出了建设我国语言生态环境的具体方略，这对于构建语言生态文明、促进我国的国家安全、社会发展及国际发展权益都有着重要的意义。
参考文献：
[1] Tsuda， Y. The hegemony of English and strategies for linguistic pluralism： proposing the ecology of language paradigm. The Global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Reader （2nd Edition， Routledge，2013. （1st Edition， 2008）
[2] Haugen， E. The Ecology of Language： Essays by Einar Haugen（ed. A. S. Dil）[M].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72.
[3] 蔡永良. 关于“语言生态学”[J]. 上海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3）.
[4] 张静. 少数民族杂居区的语言生态环境及其保护[J]. 贵州民族研究，2016，（11）.
[5] 郎佳. 英语全球化对语言生态和民族文化的冲击[J]. 新闻战线， 2016，（16）.
[6] Kramsch， C.， Whiteside， A. Language Ecology in Multilingual Settings. Towards a Theory of Symbolic Competence[J]. Applied Linguistics， 2008， 29 （4）： 645-671.
[基金项目：湖南省教育厅科学研究项目（12C0197）：基于国家安全语言战略视角的民族融合与民族语言政策研究。]
（作者单位：湖南师范大学文学院）
作者：傅伟锋
双语语言生态环境论文 篇3：
生态语言学视域下濒危裕固语研究
摘 要：生态语言学作为一个新兴的语言学分支，把语言看成生态环境不可缺少的一部分，旨在研究语言与环境的关系。构成多元文化的许多人类语言正面临濒危与消亡。语言濒危在中国也是一个客观事实，处于弱势或濒危状态的语言种类也较多。裕固族语作为中国濒危语言之一，被文化部和国家民委列为“中国少数民族濒危语言保护工程”全国试点抢救保护项目之一。从生态语言学的视角来研究濒危裕固语，实际是研究裕固语及其所处的社会、政治、人文、自然等环境因素的关系，探讨导致裕固语濒危的宏观和微观原因，进而找出解决问题的方法。根据生态语言学研究的理论与实践，通过推行双语、增强人们的忧患意识、提升裕固语的使用度以及政府制定有利于裕固语生存和发展的语言政策等都是改善裕固语濒危的生态环境、保护和复兴裕固语行之有效的方法和措施。
关键词：生态语言学;濒危;裕固语;研究
生态语言学，又称语言生态学。作为语言学研究的一个新兴学科，生态语言学从生态学的角度，为语言研究提供了一个新的科学视角[1]。在生态语言学的框架下研究一门语言，不仅要研究语言本身，还要研究语言所处的环境，以及语言与环境之间的相互关系。语言生态学的概念最早可以追溯至上世纪60、70年代，代表性的语言学家有特里姆（J. Trim）和豪根（E. Haugen），他们做了大量开創性的研究，为生态语言学理论的形成和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1959年，特里姆发表文章《历史的、描述的与能动的语言学》，首次从生态学的角度研究了语言发展的规律。1970年，挪威语言学家豪根首次提出“语言生态”的概念。两年之后，豪根发表文章《语言生态》，并着重强调语言与环境之间的相互关系[2]。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濒危语言问题一直是语言学界的一个热门话题，也是生态语言学家关注的焦点[3]。我国的语言生态环境复杂，处于濒危状态的语言种类也较多，语言濒危已是不可回避的事实。裕固语作为中国濒危语言之一，已被列为全国试点保护项目之一。笔者在生态语言学及相关理论的启发下，以裕固语作为本文的研究对象，从生态语言学的基本理论出发，研究裕固语的濒危现状，探索造成其濒危的原因，提出改善裕固语生存环境的措施，以达到保护裕固族语言文化的多样性、维护裕固族地区语言生态平衡的目的。
一、生态语言学视域下濒危裕固族语研究
（一）语言生态系统与语言生态环境
“生态系统”指的是生态群中各种生物之间以及生物和周围环境之间相互作用的整体系统。将生态学理论提供的研究范式中的“生态系统”这个概念借鉴到语言问题上，人们使用的每一种语言都与其所在的环境紧密相联[4]。语言系统和其所存在的环境系统是语言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要素。一般说来，语言的生态系统由语言系统、语言的自为环境和语言的自在环境构成。根据生态语言学的基本概念，语言系统由语音系统、词汇系统、语法系统三部分构成;语言的自为环境包括自然环境、社会环境、文化环境;而语言的自在环境指的是语言的主体，即人[5]。
生态学中将“环境”定义为“特定生物群体及其以外空间对其影响因素的总和”。所谓语言的生态环境包括宏观语言环境和微观语言环境，这两者都对语言的生态环境产生重要影响。宏观语言环境因素有社会因素、经济因素、政治因素、文化因素等。而语言使用者的生理和心理等因素可以归结为微观环境因素[6]。宏观和微观语言环境因素都会对每种语言的存在过程起着制约和调控作用。
（二）裕固语濒危的生态学解读
裕固族约有1万人口，主要分布在甘肃肃南裕固族自治县。裕固族有两种本族语言：西部裕固语和东部裕固语，目前都已成为濒危语言。东西部裕固语属于同一语系，但属于不同语族。即使两种裕固语拥有许多相同或相近词汇，但是人们不能使用两种裕固语进行顺利交流，除非他们通晓两种裕固语或者以汉语方言作为交流语言[7]。历史上，裕固族的先民曾创造并使用回鹘文，之后曾使用过藏文，而在裕固族和汉族聚居区，裕固族人经常使用汉文。在新中国成立之后，由于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以及人们之间的频繁交流，裕固族人开始普遍使用汉文。
根据相关文献研究资料，裕固语的活力明显降低，由于人口的频繁流动和语言生态环境的快速恶化等，在日常生活中熟练使用裕固语的人不到1/3。目前裕固语面临着严重的濒危与消亡[8]。在裕固族中，同时掌握裕固语和汉语的双语人数正在下降，而仅仅使用汉语的单语人数在迅速增加。另一方面，使用裕固语的人口呈现出高龄化趋势，而且年龄结构性断裂特征较明显。根据联合国语言活力评估指标和裕固语目前的使用现状，可以确定裕固语为濒危语言[9]。
裕固语濒危的主要原因，首先是由于自然环境和草场的恶化，部分以放牧为生的裕固族人不断迁徙至其他地方，使得裕固语存在的自然环境弱化[10];其次，在语言环境方面，50岁以上的人大部分还会说裕固语，50岁以下的人基本都说汉语，而会说裕固语的年轻人就更少了。学校没有裕固语老师，也不再教授裕固语，因此，裕固语存在的语言环境正在不断缺失;第三，裕固族人对裕固语的未来持悲观态度，他们认为随着社会的进步和发展，裕固族终将被汉族所同化，裕固语也最终会被汉语所替代;第四，裕固语自身的不足。裕固族民族太小，人口太少，说裕固语的人数太少。再加上只有语言没有文字，裕固语一直以来都是通过“口耳相传”来传承，这就在很大程度上增大了传承裕固语的难度。
二、裕固语保持与复兴的生态对策
裕固语作为甘肃肃南裕固族的民族语言，在形成和使用的过程中，蕴含了裕固族人的民族特色和民族文化，是一种独特的语言体系，是中华民族丰富多彩语言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11]。因此，维护和复兴裕固语，改善其生存土壤及生态环境，对裕固族乃至中华民族都有着深远而重大的意义。
第一，增强裕固语濒危的忧患意识[12]。语言的消亡从古至今都有，在工业革命以前语言从产生到消亡是一个漫长的过程，某种语言的消失并不会对使用这种语言的群体造成显著的影响。因此，语言的濒危或消亡很少引起人们的关注。但自从20世纪中期以来，随着全球化和信息化的到来，某些语言的生存环境受到了严重的威胁，语言消亡的速度惊人，这才引起了语言学界的广泛关注。虽然联合国和各国政府针对保护濒危语言采取了相关措施，但是保护濒危语言的意识远不如有形文化遗产那样深入人心。因此，对于裕固语的保护与复兴，要增强裕固族人民、语言学界乃至整个国家和社会关于裕固语濒危的忧患意识。
第二，推行双语，即汉语和裕固语[13]。当前，随着社会现代化和全球经济一体化，语言生态平衡被打破。民族接触使得弱势族群受到外来文化和语言的影响。裕固族作为甘肃少数民族之一，其民族文化及语言受到汉族文化和语言的影响，正在不断地汉化[14]。要保持和复兴裕固语，推行双语是首当其冲的选择。随着经济发展、文化交流、社会开放，裕固族人民在生活中既需要用汉语来开阔眼界，加强与外界的沟通交流，吸收先进的科学技术知识，又需要保持自己独特的传统语言和文化。
第三，提升裕固语的使用程度。濒危语言的复兴与保护，不仅需要最大限度地增强人们语言濒危的意识，更要创造有利于人们学习并使用濒危语言的条件，提升濒危语言的使用频率和范围，鼓励在启蒙教育、家庭成员、民间团体、传统文化传承等方面广泛使用本族濒危语言。这样，语言才能富有生机和活力。因此，保护和复兴裕固语的另外一个途径就是提升裕固语的使用程度。要鼓励裕固族人民在日常生活交流中，比如家庭成员之间、本民族内部以及学校教育中多使用裕固语，不断提升裕固语的使用度，增强裕固语的生命力。
第四，制定相应的语言政策和有效的保护机制。在保护和复兴濒危语言的过程中，语言政策和有效的保护机制是必不可少的[15]。政府要通过制定语言政策、行政立法等保护机制和手段对语言的使用和发展进行宏观调控，为地方语言的教学和使用、有关研究管理机构的设立、有关项目的实施等创造便利条件。对于裕固语的复兴和保护，国家相关部门以及裕固族当地政府应制定明确的保护措施，出台针对保护裕固语的文件，消除制约裕固语使用的壁垒，以传承和弘扬裕固语这种非物质文化遗产，减缓裕固语的消亡进程[16]。
生态语言学把语言看作是自然世界的一部分，强调语言多样性与生物、文化多样性的关系，并且指出语言多样性对人类生存与发展的重要性[17]。然而，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进程中，语言趋同也成为世界语言生态的一种趋势[18]。在这种趋势下，通用语言凭借其广泛的使用群体及范围，在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具有明显的优势，这使得许多语言面临着濒危和消亡[19]。语言的濒危与消亡严重破坏了语言生态环境，语言生态危机又会阻碍生物文明多样性的发展，最终威胁到人类的生存[20]。
本文通过对生态语言学视域下濒危裕固族语言的研究发现，裕固语的濒危现象与其存在的各种环境因素有密切的关系，包括自然因素和社会文化因素等。导致裕固语濒危现象的原因既有自然因素又有人为因素。在经济发展、民族开放、对外交流的过程中，裕固族本民族的语言文化受到了汉族语言文化的影响，不断汉化;裕固语在与汉语发生接触后，受到一定的冲击，使得裕固语的使用群体和范围不断缩小。
因此，从生态语言学的视角来研究濒危裕固语，实际是研究裕固语及其所处的社会、政治、人文、自然等环境因素的关系，探讨导致裕固语濒危的宏观和微观原因，进而找出解决问题的方法。根据生态语言学研究的理论与实践，通过推行双语、增强人们的忧患意识、提升裕固语的使用度以及政府制定有利于裕固语生存和发展的語言政策等都是改善裕固语濒危的生态环境、保护和复兴裕固语行之有效的方法和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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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 姜黎梅）
作者：刘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