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小编为大家精心挑选了关于《女性农业人口城镇化发展论文(精选3篇)》，仅供参考，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摘要]我国的城市化与美国的高科技发展被誉为影响21世纪人类发展进程的两件大事。30多年来我国城镇化（也可以叫城市化）的历程表明，它是在农民无处不在地参与建设和牺牲贡献中进行的，这些参与和贡献既包括农民持续不断地在城镇设施建设、经济发展和其他方面的有形参与，也包括被誉为苏南模式、珠江模式等城镇化模式形成中的制度贡献。
女性农业人口城镇化发展论文 篇1：
创新城市社会治理 有序推进农业转移人口融入城市
摘 要：近年来，创新城市社会管理，有序推进农业转移人口融入城市已成为学术界和各级政府关注的重要课题。国家城镇化发展规划提出，要创新城市社会治理，提高治理水平，必须“以人为核心”，有序推进农业转移人口的“四融入”。目前安徽大多数农业转移人口未享受“市民待遇”，城乡“两栖”，是游离于城乡之间的“边缘人”，这是城市社会治理的“肠梗阻”。课题组拟从农业转移人口融入城市现状入手，分析制约安徽农业转移人口融入城市的多种因素，期望创新城市的社会治理，改革政府的体制机制，探寻有序推进安徽农业转移人口融入城市的有效路径。
关键词：城市；社会治理；农业转移人口；城市；“边缘人”
城市社会治理是政府为了维护社会秩序，对城市领域的组织和社会公共事务进行规范和协调的过程，也是政府对行政管理和市场工商管理所“不管” 和“管不到” 的城市社会公共领域的管理。它既强调政府和城市居民都是主体，要多方参与，又强调政府应对城市自上而下的管理体制创新。创新社会治理，关键在体制创新，核心是人。只有市民与农业转移人口共享“市民待遇”，社会才能安定有序。农业转移人口融入城市是农业转移人口在城市实现职业转变的基础上，获得与城市居民均等的身份和权利，能公平享受城市的公共资源和社会福利，全面融入城市社会生活，实现经济立足、社会接纳、身份认同和文化交融。农业转移人口融入城市需要一个过程。它既需要农业转移人口自身素质的提高，更需要城市社会治理的制度创新。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安徽城市中的农业转移人口始终有个特殊而尴尬的身份：他们不是普通的农民，因为他们已离开土地进城从事非农生产；他们又不是市民，因为没有城市户口，难享“市民待遇”；他们或因农村土地财产等原因不愿变为市民——这就是“边缘人”，既带有“农村味”又带有“城市味”，既不利于城市社会治理，也不利于有序推进农业转移人口融入城市。
一、安徽农业转移人口融入城市社会的近况
安徽是农业转移人口的大省，2013年人口城镇化率为47.86%，与全国平均水平比差5.87%。目前全省有农业转移人口1 788万人，其中近三分之一在省内流动，有六个地市的农业转移人口比重在15%以上，阜阳市的人口最多，达32%。虽然安徽已进入城镇化加速期，但土地城镇化仍大于人口城镇化。如何有序推进上百万的农业转移人口成为市民，融入城市社会，不再过着“年轻在城市、年老回农村；工作在城市、保障靠农村”的“半城镇化”生活，已然成为安徽各级政府迫在眉睫的重要议题。我们课题组拟从城市社会治理角度，通过实地调研与抽样调查，探寻如何改革政府主导的城镇化体制机制，创新城市社会治理，有序推进安徽农业转移人口融入城市社会。
（一）调查数据来源
本次调查共发问卷700份，有效600份，合格率85.7%。问卷设计主要从社会治理的角度考察安徽农业转移人口基本情况和融入城市的情况，对合肥、芜湖、马鞍山等市进行了实地调查。采集对象是农业转移人口的主体——农民工及家庭成员。从我们调查样本的基本情况分析可以看出，男性农民工占75.1%，女性占24.9%，农民工的平均年龄为33岁，平均居留时间为7年。农民工已婚者的比例最高，为64%，其余约27.8%为未婚、离婚和丧偶人士。受教育程度以初中为主，占55.8%，其次为小学及以下，占18.8%，高中、大专所占比重为17.3%。月均收入为1 501元～3 000元人群最多，为52.6%，3 001元～5 000元的人群次之，为31.4%，1 500元及以下的人群为10.2%，5 000元以上的人群最少，仅为5.8%。农民工个人迁移的比重比较小，为29.6%，其余超过七成的人都是家庭化迁移（包括部分家庭成员同住和举家迁移）。
（二）安徽农业转移人口融入社会的现状
我们认为，城市社会融入是一个多维概念，指农业转移人口与城市经济、社会、文化、心理等界限不断模糊、融合的过程。我们把安徽农业转移人口城市融入细分为“经济融入”、“社会融入”、“文化融入”和“心理融入”四部分来测定。内容是：（1）工作是否满意；（2）是否办理本地社会保险；（3）是否掌握本地语言；（4）是否认同本地文化；（5）是否认同城市价值观；（6）收入是否满意；（7）是否有居留意愿；（8）与市民交往范围。
从我们的调查分析中得出：工作满意度76.2%、办理本地社会保险61.3%、收入满意度74.3%，这三项指标是与农业转移人口的“经济融入”密切相关；本地语言掌握程度84.7%、社会交往范围76.5%与“社会融入”密切相关；本地文化认同程度64.3%、城市价值观认同74.2%与“文化融入”密切相关；未来居留意愿21.6%，与“心理融入”密切相关。我们以各个方面的信息采集贡献率作为权重，对每种“融入”得分进行加权，然后加总得出“城市融入”总分，即城市融入度，约为73.21%的农业转移人口愿意融入城市社会。
二、分析安徽农业转移人口融入城市面临的多种制约因素
安徽农业转移人口融入城市的制约因素既有农业转移人口、市民自身的因素，又有政府社会治理的体制机制、制度和政策性的因素，其中，根植于城乡二元经济结构制度性因素是起决定作用的。
（一）从农业转移人口、市民自身的因素来分析
1.农业转移人口对融入城市，思想认识上有误区。大多数农业转移之人认为自己生活在被歧视、被排斥、工作没有保障的城市里，主要是受经济利益驱动。他们没有安全感、成就感，更无归属感，真正使他们具有心理归属感的还是乡村。在我们的调查对象中，认为自己“还是农村人”的占51% ，认为自己“已经是城里人”的占18.2% ，“说不清楚”的占10.8%，这说明大部分农业转移之人还把自己定位为农民。另有5%左右的城市郊区农业转移人口“不欢迎城镇化”，基于土地承包、粮农补贴和安全等因素。
2.农业转移人口自身文化、技能普遍不高，难在城市稳定就业。这首先表现在安徽农业转移人口文化程度低，平均受教育年限只有7年，其次表现在缺乏岗位培训，技能素质低。在我们调查的农民工中，小学文化程度的占18.8%，初中占55.8%，高中占17.3%，大专以上学历的仅占8.5%。接受过政府组织的技能培训占比不超过30%。随着城市发展水平的提高和新兴产业的快速发展，对农业转移人口的素质要求也“水涨船高”，一些缺乏岗位技能的农业转移人口就业难度也会越来越大。
（二）我们从政府的制度、体制因素来分析：
1.城乡二元经济结构下的体制机制依然是阻碍了农业转移人口融入城市的主要因素。城乡二元经济结构是指以社会化生产为主要特点的城市经济和以小生产为主要特点的农村经济并存的经济结构。虽然今年国务院已出台政策取消城乡户籍管理，但附属于城乡户籍上的差别依然存在，它使得农业转移人口无法与城市居民享有同等的“市民待遇”。农业转移人口只能在城市奉献劳作，却不能在城市共享发展“红利”，这种城乡分割的体制机制也越来越不适应城市社会治理的需要，已成为农业转移人口融入城市的最大制度成本，也是他们融入城市社会的巨大障碍。从我们调查的情况来看，2013年，安徽城镇人口比重虽然已达47.86%，但非农业人口占户籍人口比重仅为22.9%，两者相差近25个百分点，这表明目前相当一部分人群虽然居住在城镇，但没有同步享受城镇的就业、教育、医疗、住房保障等市民化待遇，有序推进“以人为核心”的城镇化发展仍处于较低水平。
2.城市就业制度没有实质性变化，城乡劳动者平等就业远未实现。农业转移人口进城首先遭遇的是就业歧视。因为很多城市在就业制度设计上把农业转移人口排除在岗位之外，迫使他们只能在“体制外”寻找那些没限制、几乎没有任何劳动保护的边缘职业和底层职业，即收入低、劳动强度大、工作环境差、就业没有保障的最底层劳务市场。这无疑加大了他们的职业风险。即便如此，许多农民工还会面临着随时被解雇的命运。虽然目前安徽的城市就业政策已逐步放宽，但城市内部传统的就业方式、就业观念等并未实质改变，城乡劳动者的平等就业还远没实现。目前，农业转移人口务工还须办理“居住证”、“城市增容费”等各项收费。
3.城市教育制度对农民工及子女的教育有歧视现象。我们在合肥、芜湖、马鞍山的调查显示：有32%的人在工作之余选择继续学习，55%的人希望城市有关部门能组织技能培训，只有10%的人对学习兴趣不大，时常有看电影、电视等低层次的文化消费，他们缺乏父辈那种吃苦耐劳的精神，既看不上低收入的体力活，又没有能力找到高收入工作。另外，有55%的农业转移人口子女反映受到过城市学校老师的冷眼、同学的奚落和嘲笑。主要表现在：一是安徽各城市虽然都开展了针对农民工岗位技术培训，但多数走过场，农民工受益很少。二是城市的教育体制是“分级办学，属地管理”，虽然政府也出台了市民与农业转移人口子女“一视同仁”的教育政策，但实际落实却有各种“玻璃门”、“弹簧门”阻挡。
4.农业转移人口没有城市社保和公共服务，阻碍了他们融入城市。从我们的调查资料来看：有65%以上的农民工被克扣和拖欠过工资，被拖欠工资最短的有1个月，最长的八年，平均被拖欠了4个月，并且没有加班补贴；40%的农民工得不到工伤补偿；50%的农民工未与用工单位签订合同或协议。更谈不上什么住房公积金、养老保险等。而城镇职工却普遍享受医疗、养老、失业、工伤等社保待遇和基本公共服务。农业转移人口几乎都被排斥在城市社会保障和公共服务之外。尤其是“无地农民工”，除劳动报酬外，他们既无“土地保障”，又没有城市社保。因为安徽最低工资制度、医疗、工伤、养老等社保制度设计从一开始就是针对城镇居民制订的，对于农业转移人口的社保几乎没有政府的制度安排。
（三）我们从城市社会治理方面来分析
1.政府是城市社会治理的主体，都根植于城市，习惯于从城市市民角度上来制定政策，作为市民利益集团的“代表”，势必以保证市民的充分就业、市民收入、生活水平提高以及城市社保的完善作为重要目标，不愿与农业转移人口共享城市发展“红利”，自然会对具有潜在“威胁”的农业转移人口实行各种排斥和歧视性的政策。同时，长期以来政府并没重视农业转移人口也是社会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
2.由于安徽城市社会治理组织体系是通过“单位”来实现的，没有单位的人基本上不能组建民间组织，国家规定：民间组织只有挂靠在正式的单位，否则得不到批准。据我们调查，安徽农业转移人口只有不到 7%的人加入了城市中有亲缘和乡缘关系的“商会”组织 。大多数农业转移人口没有城市户口，他们就没有资格在城市组建自己的组织，也没有城市社会组织给他们“撑腰”，他们是没有话语权的弱势群体。这使得农业转移人口的合法权益常常得不到保障。近年来，就有不少城市用工单位肆意违反《劳动工资条例》，任意克扣、拖欠农民工工资；城市各种侵犯农业转移人口权益的现象屡见不鲜。
三、创新城市社会治理，有序推进安徽农业转移人口融入城市的路径
1.在农业转移人口融入城市过程中，要真正打破城乡二元经济结构，消除城市户籍基础上产生的如就业、社保、教育等制度性的弊端，给予符合条件的农业转移人口平等的市民待遇。
首先，改革城市户籍制度，取消以居住地和职业来划分农业居民和城镇居民的制度，保障公民正常迁移和自由择业，使城乡居民不分地域享受平等的待遇。其次，逐步统一城乡劳动力市场，取消对农业转移人口的各种限制，形成城乡劳动者平等就业制度；加强对农业转移人口就业的引导和社会管理。再次，有条件地将农业转移人口转为城市居民，要纳入到城市的各项社会保障中，消除对农业转移人口直接或间接的歧视，给他们“市民待遇”。
2.在农业转移人口融入城市社会过程中，他们要努力提高自身素质，提升技能水平和自身价值，扩展社会交往，努力适应城市生活。
在实现农业转移人口融入城市过程中，农民工自身的素质、技能发挥着重要作用。农民工自身应该具备城市定居的意愿、稳定的就业与拥有城市平均生活水平的能力等三个基本条件，其中，稳定就业最为关键。
随着安徽“以人为核心”的城镇化发展，大量的农业转移人口进城，城市的就业形势日益严峻。农业转移人口只有积极主动地学习城市生活所必需的生活能力、生产技能以及城市社会规范与行为方式，努力提高自身的科学文化水平和专业技能，克服不良习俗，提升自己的人力资本的价值含金量，才能拥有城市基本生活的能力。
3.在农业转移人口融入城市过程中，政府和城市市民都要转变观念，尊重、关心、帮助农业转移人口，同时也要发挥媒体的宣传功能，树立农业转移人口的正面形象。
首先，城市政府和市民要转变观念，尊重、关心农业转移人口，要把他们的教育培训、子女教育、劳动保障等，纳入城市的财政预算。剔除歧视、排斥农业转移人口的政策与心态，优先给予有技能和专长的农业转移人口平等的“市民待遇”。其次，各级政府要主动帮扶农业转移人口，为他们“撑腰”、“打气”。比如，建立健全企业欠薪应急周转金制度。专门用于应付突发性、群体性的欠薪纠纷；建立健全企业支付农民工工资的约束保障机制，提高农民工维权意识。再次，媒体要加强对农民工的正面宣传，客观介绍农民工在城市建设中的突出贡献，打消市民对农民工的排斥误会，使农民工没有城市“过客”心态。
4.多渠道推进农民工市民化进程，让一部分农民工率先在所在城市市民化的同时，引导农民工向家乡城市“回归”，让其在户籍所在地“中小城市市民化”。
在新型城镇化发展中，安徽应多渠道推进农民工市民化，让一部分农民工率先在所在城市市民化的同时，引导农民工向家乡城市“回归”，改变农民工长期城乡两栖的流动方式，避免农民工流动带来的诸如“留守儿童”等社会问题。政府要多渠道投资、引资，建设一批10万～30万人的城镇，让农民工在户籍所在地的“县城市民化”。实现进城农民工与县城居民的平等权，逐步实现进城农民工与县城居民在就业、教育、医疗等方面的公共服务均等化。
5.各级政府要鼓励、帮助农民工实现“创业梦”，大力发展中小微企业，推动农民工以创业带动就业，并加快城镇安居工程建设，让进城农民工安居乐业。政府要把中小城市和县城作为农民工自主创业的重要载体，积极鼓励农民工返乡就地创业，帮助一批具有创业潜能的农民工实现“创业梦”，把城镇化建立在坚实的基础上，避免“空城计”。一是政府要提供创业指导，提高农民工创业能力，降低创业风险和创业成本。二是政府创建各类返乡农民工创业园区，提高农民工创业的组织化程度，使更多的打工者成为创业者，就地城镇化市民化。三是推进农民工城镇安居工程建设，政府要运用土地、财税、金融等多种政策工具，完善多层次城镇住房保障体系。逐步将农民工纳入城镇住房保障范围，让进城农民工安家乐业，“自身融入企业、家庭融入社区、子女融入学校”。
[责任编辑 吴明宇]
作者：胡文静
女性农业人口城镇化发展论文 篇2：
造福农民是中国特色城镇化建设的必由之路
[摘要]我国的城市化与美国的高科技发展被誉为影响21世纪人类发展进程的两件大事。30多年来我国城镇化（也可以叫城市化）的历程表明，它是在农民无处不在地参与建设和牺牲贡献中进行的，这些参与和贡献既包括农民持续不断地在城镇设施建设、经济发展和其他方面的有形参与，也包括被誉为苏南模式、珠江模式等城镇化模式形成中的制度贡献。让这种以农民参与为显著特征的城镇化发展成果反哺农村，让其多方面的民主效应造福农民是其持续发展的内在要求和题中应有之义，因而，我国的城镇化不能简单地照搬西方国家以牺牲农民利益来换取城镇化的快速发展的做法，事实上即使为不少学者津津乐道的美国城市化发展也存在着对农民不公或野蛮劫掠的诸多问题。我们要按照十八大提出的统筹城乡发展的思路，以释放城镇化造福农民的民生效应为重要目标，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新型城镇化发展道路。
[关键词]造福农民；城镇化；农民贡献，必由之路
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前世界银行副行长斯蒂格利茨曾经说过：中国的城市化（urbanization）与美国的高科技发展将是影响21世纪人类发展进程的两件大事。30多年来我国城镇化（也可以叫城市化①）的历程表明，它自始至终都是在农民无处不在地参与建设和牺牲贡献中进行的，依靠农民的广泛参与和牺牲贡献成功完成了快速城市化进程是我国城镇化的一个鲜明特色，这个特点决定了城镇化的发展应是城乡一体化与惠及乡村的历史过程，应在反哺农村与造福农民中彰显其社会主义城镇化的多方优势与获得今后发展的持续动力。
一 、我国各地农民以多种方式推动全国城镇化的迅速发展
20世纪七八十年代我国农村政策重大调整是废除配合与支持城市与工业优先发展战略的人民公社制度，农民向城市地区与非农产业转移成为一个无法逆转的发展趋势。随着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开始向城市和沿海地区大规模地转移，我国城市化悄无声息地进入了前所未有的快速发展时期。1978年我国城镇化率只有17.9%，也就是人们常说的我国80%的人口是农民，2012年我国达到52.6%，全国城镇人口首超农村人口，2015年年底，作为农业大省的河南1.07亿人口中城市化率46.85%，自2010年以来年均城镇化率提升1.61个百分点[1]。我国城镇化的这一快速提升直接受益于农民的广泛参与和牺牲贡献。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城镇发展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1978—1984年），借助乡镇企业“异军突起”与“一飞冲天”的优势国家进行补课性质的发展中小城镇，大城市的发展规模与数量受到严格限制，其发展处于停滞状态；第二阶段（1985—1995年），逐步解除大城市发展多种限制，对农民工进城的态度从政策默许转向鼓励支持，农民以“离土不离乡”的特点参与大城市城区扩张与容纳人口急剧增加；第三阶段（1995年至今），政府首提“城市群”概念与实施“以大带小”和“城市群”为核心关键点的新型城镇化发展模式，形成了京津冀、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等一批城市群，有效地转移农业人口为城镇人口[2]。经过这三个发展阶段，我国城镇化水平迅速拉近了与世界城市化的平均水平。“我国城镇化水平与世界城镇化平均水平的差距，也由1978年的20.5个百分点，缩小到4.3个百分点左右。”[3]不仅如此，30多年来城镇居民住房条件获得了根本性改善，交通运输、道路桥梁、水热气供应、电力电信、防洪排涝、环境卫生、园林绿化等市政工程设施与就业服务、文化教育、娱乐体育、商业服务等社会基础设施都得到同步发展。
在我国城镇化不断向前发展的历史进程中，农民对我国城镇化建设的作用至少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是农民进城创业就业成为城镇化的主动力。据统计，我国城镇人口由1978年1.7亿人增加到2011年的6.9亿人[4]。其中绝大多数新增城市人口都是农业转移人口，这些人口为城市发展创造了巨大经济需求与社会财富。多为农民创办的个体工商户、中小企业在县城和小城镇的集聚更是为县域经济的发展提供了重要的推动力。二是农民是城镇化的主要建设者。农民工占整个全国建筑业从业人员的80%，在城市第三产业从业人员中农民工占52%。所有城市中最脏、最累、最差的基础性工作几乎全部是由农民“承包”的。在30多年连绵不断的城镇化过程中，各地农民在推动城镇化发展中至少创造出如下几种模式：
1.苏南模式。所谓“苏南”主要是指苏州、无锡、常州三个地级市及所辖的12个县级市为主的地域。改革开放造就了农村城镇化发展的苏南模式。在制度创新上，通过发展横向经济联合，自费兴建经济技术开发区，实施外向带动战略，改革土地使用制度，深化农村体制改革，建立和完善社会保障体系等一系列改革措施，使其地区经济得到了快速发展。在政府推动上，从产品经济转向商品经济，从内向型经济转到外向型经济，引进大工业和吸引大量外资，有计划地发展工业园区，使农村城镇化发展走向了“三集中”的良性发展轨道。
2.珠江三角洲模式。珠江三角洲是我国改革开放的前沿地带和试验区，范围北起花都、从化、增城、清远市，东到惠州市，西到肇庆，南部包括江门市的全部地区。改革开放以后，乡镇企业取得了快速的发展。珠江三角洲地区的农村城镇化发展的主要动力来自农村工业化，特别是乡镇企业的巨大发展，使得珠江三角洲地区产生了大批的现代化小城镇以及规模较大、基础设施和公共设施齐全完善的建制。珠江三角洲地区农村城镇化发展的最基本特征是城乡融合发展与接纳了1 000万人的外来打工人员。
3.温州模式。改革开放以后，温州人的经商、手工业才能被激发出来，一开始就形成了家庭工业、专业市场、小城镇、供销员四位一体的市场经济模式，温州的工业化战略是一种劳动替代资本投入的发展战略，资本的原始积累表现为人力资本收益的过程，由此导致了温州地区民营经济的空前活跃，这种经济活跃又催生了以农民自己集资建设小城镇的城镇化模式。这种自力更生的发展模式加快了农业人口向非农化的转移、乡镇企业的非常规的灵活发展。
4.上海模式。1985年由上海市土地局、农委等政府部门提出的“三集中”的小城镇发展模式。“三集中”指的是农村人口居住向城镇集中、农村工业企业向乡镇工业园区集中、农业耕地向农场或农业大户的集中。这是上海市郊区工业化、城镇化发展和建立现代化农业的指导模式，在上海地区取得了很大成功。“三集中”模式既符合“控制人口、节约土地”的可持续发展原则，又使乡镇企业走向产业化、规模化的良性发展轨道，使农村剩余劳动力转向非农产业。
二、我国城镇化的发展包含着农民的艰辛努力与巨大牺牲
从新中国成立初期始，我国农民就为国家工业化起步和对城市优先发展做出了艰辛的努力和巨大的牺牲。据相关资料记载，“早在1952年到1978年，国家就以‘剪刀差’的形式从农村抽取资金9 494.9亿元，相当于同期农业净产值的57.5%。改革开放以后的1979年到1994年间，国家又以‘剪刀差’的形式再次让农村无偿贡献出15 000亿元。农村每年平均向城市贡献938亿元”[5]。由于长期城市本位的“取多予少”或“只取不予”的不合理政策，直接造成农村基础设施落后，农村发展乏力与“贫血”，直至改革开放前夕农民只有求不饿死的基本生存保证，包括农业在内的农村现代化只能成为一个遥不可及的田园梦想。
改革开放后，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即农民工）进城市务工和生活，不仅促进了中国城市经济、社会的发展，也对城镇化的推进和完善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30多年以来，年轻体壮和富有创意的农民源源不断地从农村流进城市，为我国经济起飞持续提供了充裕的优质劳动力，在根本意义上解决了城镇劳动力供给长期结构性匮乏的社会痼疾，实现了生产要素的合理配置与优化组合，而且有效地抑制了劳动力成本的上升速度，降低了工业化的人力成本。“农民工在传统体制之外开辟了一条工农之间、城乡之间交流的新通道，使工业化发展与全国农村劳动力剩余相沟通，为工业化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劳动力，满足了工业化迅速发展对劳动力不断扩大的需求。…… 根据第五次人口普查资料，农民工在第二产业从业人员中占57.6%，在加工制造业从业人员中占68%，在建筑业从业人员中占80%。”[6]
1.在第三产业方面，农民更是以其吃苦耐劳的工作精神与不讲条件的就业姿态遍布各个产业角落。在很多大中小城市和中小城镇，农民成为建筑、纺织、环卫、零售、餐饮、家政等行业的主力军。农民进城务工使第三产业所需要的劳动力得到补充，而第三产业的发展与城市化进程是相伴而生的，农民进城务工是全面推进城镇化必不可少的重要力量。
2.在城市消费方面，农民对城市消费的冲击是直接的。从消费规模上看，农民进城务工扩大了城市消费规模，不仅表现在对住宅、食品、服装、日用品与交通工具的需求，而且也表现在对教育、文化娱乐、消遣等精神产品的需求，这样就有利于拉动城镇消费需求，促进了城镇经济发展。从消费结构上看，农民在城市就业谋生的同时，还在不断改变着城市的消费结构，即以基本生活资料为主体的普通需求在整个城市消费的比重增加，使消费的类别更加多样化和多层次化。从消费水平上看，农民进城为城市居民提供了更多优质廉价的产品和服务，从而使城市居民的消费水平得到提高，农民带去的农村优秀工艺和烹饪等技艺又使城市居民的消费内容更加丰富、消费选择更加多样。
3.在对改革进程的推动上，农民跨地区流动就业蕴含着深刻的体制变革因素，也是我国制度改革与创新的重要动力，这些力量又是市场拉力、内在推力和政策动力共同作用的结果，是改革开放的必然产物。首先，农民的就业流动加速了户籍制度改革进程，即对传统的户籍管理制度和就业制度带来挑战，为冲破城乡隔离的二元社会经济结构，形成统一的城乡劳动关系和就业制度做出了历史性贡献。其次，农民的流动就业促进了城乡之间和区域之间的协调发展。农民工通过城乡之间的双向流动，创造性地把“三农”问题和工业化、城市化、现代化耦合在一起进行自主解决。农民富于创造性的劳动，为工业增加了竞争力，为城市带来了活力，也为改革增添了动力。例如，河南固始县通过劳务输出造就了一批百万、千万甚至亿万富翁，县城及乡村面貌发生了历史性变化，可称得上农民外出务工传递带动发展的典型[6]129。再次，农民进城务工也推动着城市政府不断增加公共资源和公共服务的供给能力，推动着城市化、城镇化的不断升级，使人们的生活质量不断得到提升。
但是，我们也必须看到农民在当前城镇化发展付出的惨重代价与做出的巨大牺牲：一是被统计为城镇人口的2.34亿农民工及其随迁家属，未能在教育、就业、医疗、养老、保障性住房等方面享受城镇居民的基本公共服务，造成巨量的“半城镇化人口”融不入城市社会而处于城乡之间痛苦地摇摆之中，流动人口边缘化、中国特色的贫民窟等词汇的出现就是对这一问题的反映。二是“民工潮”已经成为社会流血的巨大创口，例如，造成留守儿童缺失正常的父爱或父母之爱，留守老人缺乏正常的子女赡养，不少农民夫妻因长期分居而离婚等，再如造成“三五”农民被迫外出流窜打工与生活艰难的社会问题。三是农业经济的“空心化”与农村聚落“空心化”加剧，直接造成农村基础设施、环境卫生条件、公共服务体系更加落后，直接导致农村在经济、社会、文化、医疗和教育等各个领域与城市的差距越来越大，农村现代化进展缓慢甚至农村日益凋敝的问题令人忧心忡忡。
三、我国城镇化应该走出造福农民的特色化发展道路
毛泽东在新中国成立之后不久就倡导创建“工农结合、城乡结合”的新型社会组织来缩小城乡差别与工农差别。邓小平不无忧虑地指出：“农村不稳定，整个政治局势就不能稳定，农民没有摆脱贫困，就是我国没有摆脱贫困”[7]。习近平也多次指出：小康不小康，关键看老乡。十八大和十八届三中、四中全会提出与强调了要通过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建设形成以工促农、以城带乡、工农互惠、城乡一体的城乡关系，2013年年底召开的中央城镇化工作会议指出：推进城镇化是解决农业、农村、农民问题的重要途径。因此，今后城镇化建设毋庸置疑地要走出一条造福中国农民的城镇化发展道路，通过这种新型的城镇化建设不断地解决农村贫困落后这一发展短板问题与增加农民的获得感、幸福感。
我国的城镇化不能简单地照搬西方国家的经验做法，特别是不能以牺牲农民利益来换取城镇化的快速发展。事实上，即使为不少学者津津乐道的美国城市化发展也存在着许多问题。例如，美国西部地区至今犹存的数量庞大的流动季节农业工人和城市贫民窟中没有希望的失业者，他们不少是美国农业现代化进程中失去了家园与土地的印第安人后裔，不时地激发社会冲突的美国种族、失业等社会之痛，实际上也是美国未能消除的农村危机，把他们转移到城市里面而造成的。
目前我国常住人口城镇化率为53.7%，户籍人口城镇化率只有36%左右，二者之所以存在着如此大的“数字鸿沟”，就是因为存在着漂移在城乡之间的1.5亿常年性流动的农业人口，他们未能或者不愿意获得城市户籍而一直处于无法实现永久性迁移的“半城市化”状态。之所以如此，是因为我们吸引农民进城的做法多数是临时性的权宜之计，从而形成了单身型、钟摆式而非永久性家庭式的农业人口迁移模式。这种城镇化方式让流动人口家庭看不到成为城市人的希望，而且直接影响流动人口家庭的正常生活，甚至造成家庭分解而出现诸多的复杂社会问题。近年来涌现的农民工“返乡潮”“民工荒”等现象就是城镇化未能充分彰显造福农民的民生效应的必然结果。
现阶段我们已经有条件把造福农民作为主要的城镇化目标。例如，城镇化重点可以调整为县城、中心城镇、新型农村社区等贴近农民生活实际的段位。当前我国中小城市城市化率为34.9%，远低于世界城镇化平均水平，德国70%的人居住在小城镇，美国50%以上的人居住在5万人口以下的小城镇[8]。考虑到农民工在大城市无法市民化的民生疾苦（据统计，农民工总量65.4%集中在东部地区，64.7%集中在地级以上城市），而667个城市中约2/3出现交通在高峰时段发生拥堵等不堪重负的民生痛苦，因而城镇化的重心下沉是我国改善城乡居民民生的现实理性选择。再例如，许多发达国家城镇化达到我们今天这个阶段后，外来工进城后的住房基本上都是政府集体提供的，香港接近60%的人口居住在公租房里面，新加坡的组屋及其供应办法类似于香港的公租房，这些都值得我们借鉴。
城市是人类多样鲜活文明要素的聚集地，也是改善民生的现代平台。融入城市和成为一名城市居民是亿万新生代农民的共同梦想；有关统计显示，我国目前51.3%城镇化率是按城镇常住人口统计的，其中包括游动于城乡之间的2.6亿农民工群体，如果以户籍为统计口径只有35%，远低于世界52%的平均水平或发达国家70%以上的水平[4]。随着产业转移和新兴产业兴起，城镇化不仅可以成为中西部区域经济快速发展的引擎，而且能够释放出巨大的就业机会、环境优化等可以预期的造福农民的民生效应。当然，要实现这些目标需要我们很好地以人为核心、以造福农民为重要目标来推动今后城镇化的健康发展。
1.城镇化造福农民最实质的意义是实现由原来的农民家庭变成新市民家庭。这个过程应该是按照十八大提出的统筹城乡发展的思路，为新市民家庭创造出足够稳定的家庭收入维持正常的生活水平（考虑到农民家庭子女平均数多于市民家庭子女数，其平均收入不能太低），解决养家糊口之外的养老、子女受教育等家庭问题的政策支持与社会环境。例如，发展大量的能够吸收农村妇女或老人城市就业的低端劳动密集型产业与第三产业。
2.城镇化造福农民的程度与对现有城镇发展去利益化改革紧密关联。要逐步消除户籍人口与非户籍人口之间不平等待遇和差距，还原户籍登记功能和突破以户籍与福利合一的社会管理制度（目前，与户籍制度挂钩的个人权利有20多项），将户籍与福利脱钩，实现城市财政支出和公共产品提供对所有居民无差别、全覆盖，使常住城市农民工家庭迁居城市并安居乐业。目前最有可能市民化的农业转移人口是80后出生的新生代农民工与来自农村的大中专毕业生，他们有着较为强烈的市民化愿望和在城市发展的实际能力，在机会平等、权利平等和规则平等的前提下，可以和城市居民获得相互无几的收入。这个群体市民化的程度与水平是观测未来十年城镇化程度的晴雨表，并直接影响农民对城镇化前景的判断与参与的热情。
3.城镇化需要不断地创造出造福农民的前提条件。例如，城市基础设施决定的承载能力要与容纳足够数量的农业转移人口相适应；提供廉租房或者以土地换住房等社保措施来解决新市民的居住问题；乡镇企业要尽可能地向城镇或靠近城镇集聚为农业转移人口提供就业岗位；第三产业要予以政策倾斜、扶持发展以吸纳农村转移人口中的老年劳动力与女性劳动力，服务业用地与工业用地应该逐步实现基本同价以利于农业转移人口创业就业等。
4.建立农民市民化的自由退出机制，允许市民化后的农民还保有重新选择做农民的自由（不愿意在城市做贫民的权利），应该明确规定户口迁入城市的居民保有农地承包权和集体成员权等。以经济为主导加快行政体制改革，突破“行政化”束缚，改变按行政级别为级差化的资源分配模式，形成经济力量主导的城镇化格局。
5.城镇化造福农民的愿景目标的实现具有长期性、艰巨性和复杂性，今后城镇化不能再沦为一哄而上的“造城”运动，它需要建立在专业分工和持续的劳动生产率改善的基础之上。农村大学生比重的连年下降折射出教育资源的分配不公，城乡居民人力资本的巨大鸿沟需要政府努力去逐步填平。无论是目前农业转移人口在就业方式、价值观念、生活习惯等都要进行以适应城市为特点的转变性适应（马克思称的“惊险一跳”），还是未来“无土一代”农民 90后的一代农民被誉为“无土一代的农民”，他们大多数没有分到土地，也没有农业的生产技能与经验。在他们的成长中，城市生活早就通过电视、手机等大众传媒成为他们当然的生活目标与理想，他们当中很少人想回家当农民，就此而言，打工进城成为他们人生的一条艰难的“不归之路”。在市民化转型中对身份障碍、就业障碍、社保障碍、子女受教育障碍等的跨越中，政府都有着义不容辞援手解决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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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崔家善〕
作者：刘歆立 李文博
女性农业人口城镇化发展论文 篇3：
基于投入产出视角的富平县县域城镇化发展探析
摘 要：县域经济是地域经济发展的重要基础，它是国民经济的基本单元，县域城镇化发展程度直接影响我国社会经济发展的步伐。对于依靠农业经济发展的县域城镇化的地区来说，农业资源的投入产出十分重要。陕西省富平县农业资源的投入产出为视角，分析目前我国县域城镇化的发展存在的问题及解决的对策。
关键词：投入产出；县域城镇化；陕西富平；农业资源
基金项目：2013年陕西省教育厅计划项目：基于投入产出视角的县域城镇化发展研究—以富平县为例（2013JK0161）。
县域经济是我国国民经济组成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是反映国民经济的运行规律及其特点一个基本单元。随着我国对县域经济发展重视程度的提高，县域城镇化研究已经成为学术界研究的一个焦点。县域城镇化研究涉及城镇化建设、城镇化发展的速度与水平、城镇化发展的机制与规律、城镇化发展规模、城镇化发展模式等内容，但是从投入产出视角分析县域城镇发展较少，本文从投入产出视角分析县域城镇发展，并以陕西省富平县为例，研究在投入产出视角评价农业资源配置合理情况下的县域城镇化发展问题及解决的对策。
一、富平县典型资源产业发展的现状分析
富平县位于陕西省关中平原的北部，共辖17个镇，337个行政村，总人口81万人，其中农业人口58万人，耕地总面积为107万亩，属于陕西省第一人口大县，全国有名的柿子之乡、奶山羊之乡。因此，选取柿饼产业与奶山羊养殖业为富平县典型资源产业，采取随机抽样进行问卷调查，并进行个案访谈，针对柿饼产业农户与奶山羊养殖户分别发放200 份问卷，回收有效问卷分别为188份、189份。基于投入产出视角对这两种产业描述性分析，指出其发展的现状。
（一）富平县柿饼产业投入产出现状分析
1、富平县柿子种植加工农户基本特征描述分析
富平县柿饼产业生产经营组织模式主要有农户家庭、合作社与企业经营，本次调查选择的调研对象为农户家庭，随机抽样调查的柿子种植加工农户基本特征：调研对象男性比例为63.3%，女性比例为36.7%；年龄主要集中在40岁以上，50岁以上的达到38.90%；文化程度相对来讲较集中，具有初中文化 程度的比例为47.90%，小学及以下的为20.40%，高中的为21.30 %，中专、大专的6.40 %。上述调研农户基本特征，是本文研究的基础，会成为影响柿饼产业投入产出的潜在因素。
2、富平县柿饼产业投入产出情况描述分析
富平县柿饼产业以富平柿子种植和柿饼生产为主，具有完整的种植、管理、采收和加工程序，经过采摘、折挂钩、削皮、架挂、捏心、下架、出水、合饼、潮霜等工序完成柿饼生产加工。其中少部分需要包装销售出去，大部分柿饼都不包装进行批发销售。
在计算柿饼的投入产出时，根据柿子开花及坐果率情况分为大、小年，因此，从产出的角度，柿饼产出量不同，每年收入也会有所不同。通过调查可知，富平县柿子树2014年为大年，农户家庭柿饼的具体投入情况如下：农户家庭柿子树大多数是在1999年退耕还林时种植，没有近两年种植的树苗，土地基本为农户拥有承包权的土地，土地转入的农户较少，因此投入指标测算时不考虑柿子种植费用与土地转入费，主要投入指标为：田间管理费用，包括修剪除草、施肥、打药所需要的人工费、材料费与机械使用费；采收加工费用，由于农户采收和加工同时进行，因此将这两个部分合在一起测算采收加工费用，包括采摘到潮霜所有工序中所需要的人工费、材料费与机械使用费。通过调查数据计算可知，2014年农户家庭柿饼每亩土地面积上投入的费用平均为3886.17元。
农户家庭柿饼的具体产出情况如下：投入产出通常以每亩土地上的产品产量、净产量为产出变量。本文投入产出注重产出产品的价值，而不是数量产出，并且讨论柿饼的价格，而不是柿子的价格，因此需要将每亩土地上的柿子产量，转化成可加工成柿饼的产量，并乘以当时当地的价格作为柿饼的产出统计指标。通过调查数据计算可知，2014年农户家庭每亩土地面积上柿饼年平均收入为9502.92元，每亩土地面积上柿饼年均纯收入为5616.75元。
（二）富平县奶山羊养殖业投入产出现状分析
1、富平县奶山羊养殖户基本特征描述分析
富平县奶山羊产业经营管理模式主要有奶源基地、合作社、规模养殖场、养殖小区与家庭牧场，本次调查选择的调研对象为家庭牧场。随机抽样调查的奶山羊养殖户基本特征：调研对象男性比例为89.40%，女性比例为10.60%；年龄主要集中在40岁以上，21-30岁也占有一定比例6.9%，31-40岁的26.50%，41-50岁的33.80%，50岁以上的达到32.80%；文化程度相对来讲较均衡，具有初中、高中和大专文凭的比例基本相同，这三项加总到一起所占比例快接近80%。具有初中文化程度的比例为35.45%，小学及以下的为14.29%，高中的为29.63 %，中专、大专的19.99 %，本科及以上的2.64%。上述调研对象基本特征，是本文研究的基础，会成为影响奶山羊产业投入产出的潜在因素。
2、富平县奶山羊养殖业投入产出情况描述分析
富平县奶山羊养殖业，家庭牧场的具体投入情况如下：家庭牧场养殖户奶山羊养殖多年，没有近期购买奶山羊，因此投入指标测算时不考虑购买奶山羊的费用。主要投入指标为：饲料费用，主要包括玉米、麸皮、混合饲料和各种草料；管理费用：喂养、清理羊圈、挤奶和防疫等工作所需要的人工费、机械使用费。通过调查数据计算可知，2014年家庭牧场养殖户每只奶山羊投入的费用平均为1212.5元。
家庭牧场养殖户的具体产出情况如下：本文以奶山羊的产奶量为产出变量，并乘以当时当地的价格作为奶山羊的产出统计指标。通过调查数据计算可知，2014年家庭牧场养殖户每只奶山羊年平均收入为4200元，每只奶山羊年均纯收入为2987.5元
二、基于投入产出视角的富平县县域城镇化发展存在的问题
（一）产业集聚不经济减缓城镇化发展速度
富平柿子种植已经不再是初级农产品，而具有完整的产业链。目前已经有从种植到管理，从采收到加工的合理模式，但是还没有达到规模化经营，规模经济效益低。2009年富平县政府加大政府投资力度，兴建柿饼加工棚，目前由政府出资建成的柿饼加工棚达到1500多个，并且政府鼓励柿饼生产企业和合作社发展，但是大规模企业少，合作社名存实亡，同时由于柿饼加工属于季节性产品，采收与加工集中在1-2个月内就完成，致使该产业吸引不了农民工返乡工作，柿饼产业集聚性不强。
2013年-2014年陕西省与富平县政府大力扶持奶山羊产业，政府对兴建奶山羊养殖规模达到200只、500只、1000只的养殖场进行政府补贴，经过政府、企业、养殖户的投资建设，2014年底富平县存栏奶山羊50万只，10万只、万只奶山羊产业园区的基础设施建设已经完成，200只奶山羊以上规模的养殖场区已经建成，规模养殖发展迅速，但是与全县几乎家家户户养奶山羊的情况相比，奶山羊养殖规模化程度不高，散养户所占比例非常高，奶山羊产业集聚经济效益不高。
虽然富平县还有很多支柱产业，但是农牧业中驰名中国的产业以柿饼产业和奶山羊养殖业为主，在农业大县中这两项产业的发展直接影响富平县城镇化的发展。近几年富平县城镇建设速度加快，但是人口城镇化滞后于目前城镇化发展水平，主要是产业集聚性差，人口很难集聚，不能使其很好发挥城镇化功能。
（二）科技投入力度不高，影响产业强势发展
目前，农业科技创新所面临的问题有：农户主动创新精神差、创新方法单一、农业发展相关部门没有自发的创新内在动力。
在调查中发现，没对核桃树进行常规修剪以及没有进行病虫害防治的农户占有一定比例，导致柿子产量低、质量差。2006年以来，柿子树出现炭疽病，致使柿子树大面积死亡，虽然专家提出了治理和预防炭疽病的方法，但是没有根治的方法，因此需要农户精心护理、科学投入柿子树的日常管理。而且柿子产品主要以柿饼为主，柿果也可以被开发加工为柿汁、柿酒、柿醋、柿脯、柿干、柿子糕、柿子糖等系列产品，但是调查中，98%的农户没有对柿子进行其他深加工，只有很少一部分质量差的柿子加工成柿醋，不对外销售，也不能称之为产品。
奶山羊养殖户中也有部分人对奶山羊防疫工作重视程度不高，没有进行科学喂养，致使产奶量低，一旦发生疫情，奶山羊损失极大。养殖户、政府科技投入力度不够，先进的设备闲置率高，很难实现真正意义的规模化、现代化养殖。
三、解决富平县县域城镇化发展问题的对策
（一）产业集群建设促进城镇化发展
通过扩大产业集群规模，使产业更加发达，来吸引产业链上各个环节更多企业的加入，与此同时，还应该利用产业集群内相关行业的裂变效应，促进产业进一步分工细化与创新，最终从宽度和长度发展大的产业链。
柿子除了柿饼产业外，还要做柿醋、柿脯等相关产业，柿饼也细分普通柿饼与合儿饼。将季节性特征明显的产业，做成全年都可以生产加工的产业，吸引更多的人返乡创业或就业，发挥人口城镇化集聚效应。
奶山羊养殖产业在现有规模的基础上，再整合资源，将众多的散养户集聚到一起，发挥规模效益，同时将规模化投资建设落到实处，真正让规模起到该起的作用，不搞行政任务。利用回归式产业转移与集聚带来了农民收入的巨幅提高，促进环境的重大改善，才能创造良好和谐社会生活。
（二）增加科技投入提高投入产出率
城镇化发展离不开科技创新，柿饼产业与奶山羊养殖业必须在科技创新上下功夫，政府继续与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开展合作，对柿子树推广标准化的生产技术，利用当地土质特点，研发有效的化肥、高效低毒无残留的农药配方，提供精细修剪与病虫害防治等配套技术；在深加工方面上，要依靠龙头企业，研制完整产业链产品，提高产品质量和品牌效应。奶山羊养殖业在扩大规模养殖的基础上，推广先进技术，为养殖户提供全价优质的配合饲料与玉米、麸皮、青草的全混饲料喂奶山羊，提高奶山羊的生产水平，同时实行科学化管理，完善管理制度，提高产奶量获得更大的经济效益；推广繁殖新技术，通过同期发情，做好发情控制从而实行高频繁殖，提升奶山羊品质；最后做好疫病防治，能够确保规模化养殖和乳品质量安全。
四、结论
以投入产出的视角看农村的县域城镇化发展具有理性与科学性，从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的角度解释和分析了农村县域城镇化发展应有的方向。陕西省富平县借助投入产出技术来发展自身的各项经济在近些年来得到了长足的发展，用事实证明了投入产出的科学先进性，也为我国其他地区的发展给出了参考，为中国县域城镇化发展提供借鉴之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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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丽庆：西安外事学院商学院，硕士，讲师。研究方向：区域经济、土地管理。）
作者：张丽庆